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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
）社会主义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我国正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以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作为改革的历史前提，是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作为改革的历史起点的，而不是对这一成果的否定。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得益于一开始就强调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苏东剧变，归根到底是改革走错了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2）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就需要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旧有的生产关系，就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启
）社会主义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我国正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以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作为改革的历史前提，是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作为改革的历史起点的，而不是对这一成果的否定。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得益于一开始就强调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苏东剧变，归根到底是改革走错了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2）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就需要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旧有的生产关系，就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启动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创造了前提。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离开社会主义改造不行，离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更不行。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和环节，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一目标，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2、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和成功，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和偏差。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既是对这些缺点和偏差拨乱反正，更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和发展。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业合作化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发展
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业集体经济在经营管理方面主要采用了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管理方式。它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由于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问题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对农业合作化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发展。
①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经营方式。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生产力的这种状况，反映在经营规模上，就不具备大规模集中经营的客观必然性。同时，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为使人尽其力，地尽其用，必须精耕细作，这就要求经营方式具有分散、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生产经营权适当交给农户，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开。这种经营方式的改变，使各承包户获得了经营自主权，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充分的活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②创造了联产计酬的按劳分配好形式。
（1）不论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70年代末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摸索，是两个不同的阶段的探索。
（2）社会主义改革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否定，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再探索，它继承了过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成果，又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遗留问题以及其后出现的偏差和失误进行了纠正，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3）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都统一于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道路，有着内在的、历史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不能赞成用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来否定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同样不赞成用50年代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观点来否定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
在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时，有人用指导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观点来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人用指导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观点来否定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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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无比正确性
08-10-07 & 发布
1956年，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这表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但是，探索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党也经历过挫折，发生过失误。然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后来者继续探索提供了借鉴。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背景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对共和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是共和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开端。它一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已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新中国建立后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建设，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急于进入社会主义，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这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而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就其社会发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来说，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介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特殊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经济遗产相当可怜。建国后，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开展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达到1957年的535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43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1.3亿吨，粮食从1949年的2264亿斤增加到1957年的3700亿斤，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达到1957年的193.4亿度。1957年全国的铁路通车里程为29900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为25万公里，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一个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看，从经济实力上讲，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刚刚迈进社会主义门槛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42元。不少地区的人民，特别 是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多数人还在为吃饭问题而奔忙。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状况，说明了我国仍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而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既有现代化的工业，也有手工操作的工业和原始的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占的比重少，农业和手工业占的比重大，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43.3%。生产力布局也极不合理，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70%在沿海，仅有30%在内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种状况，短时间难以改变，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极为不利。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改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夕，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虽然我们还有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继续肃清反革命势力和完成祖国统一等艰巨任务，“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主要任务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矛盾的表述，不仅是对斯大林曾经提出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观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表明了我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论十大关系》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十大矛盾，但没有提出主要矛盾的问题。而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则弥补了这个不足。八大决议的分析和判断，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实际上提出了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三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无论从具体的制度上看，还是从运作程序上看，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还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突出的表现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生活都不很健全，封建主义遗毒和小生产的影响还大量存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方面还存在许多弊端。人们对新社会还不够习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对社会主义还不熟悉。旧社会的痕迹和缺陷还明显地存在。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欢迎新制度，一方面又还感到不习惯，甚至有些人还留恋旧社会。政府工作人员的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于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和探索。由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已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如何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相互矛盾，就成为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四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还有广泛的影响，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还很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也已经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观念也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体规范。但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并同社会主义思想争夺意识形态阵地。教育、科学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从全国来看，文化事业还不够发达，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还很低，文盲半文盲几乎占全国人口的1/4，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还根深蒂固，并有着广泛的市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没有完全提到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位置上。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所以，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主要成果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前无古人的光荣使命。它既不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取得胜利，从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同于俄国的情况。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教条主义地摘引共产主义的文献，也不能单纯地仿效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创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努力摸索一条“自己的路”，尽管道路曲折，但仍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一）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诚然，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毫不犹豫地认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一条现成的道路。因为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唯一参照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苏联的经验，但不迷信苏联的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苏联革命的经验）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正是运用这种体制，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开创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经验，启发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应由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的，对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 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打破神化主义，这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一报告，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之后形成的。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2& 这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的根本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的十个问题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其中，前五种关系主要涉及经济建设的问题，后五种关系则主要是如何在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谈了苏联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第一、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肯定了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但要避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3& 这样做，不仅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第二，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要积极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同时要争取和利用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这样使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对发展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害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第三，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国防不可没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但是，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因此，要加强国防，就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第四，在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上，必须兼顾三者的利益，处理好三者的关系。要避免苏联过去的做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4& 第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5& 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地、市、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总之，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六，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妥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七，党和非党关系。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我们要改善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压反革命，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第九，是非关系。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6& 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针对苏联所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应当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7&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毛泽东后来多次回顾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走自己的路，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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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地推向二十一世纪。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本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八十多年的奋斗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扎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顺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形成并发展具有鲜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实践。正因为我们党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准确把握了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比较科学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才找到了一条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道路。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必然选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随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壮丽情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今天，期间经历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艰辛探索。总体来说，这些探索成果辉煌，但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也曾出现重大失误。这些重大失误加上传统社会主义在体制方面的种种弊端，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酝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苏联模式由于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逐渐衰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在回应时代挑战中蓬勃兴起。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深刻思考和总结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最终找到了一条引领中国发展的伟大道路。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29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中心工作战略转移、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团结稳定、社会进步的成功之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它带来了中国社会广泛深刻、彼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兴旺起来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程中，在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以及自然界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风浪和挑战面前，始终保持了政治局面的团结稳定和社会的全面进步。29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探索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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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历史必然性之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和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初，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了中国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将“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发展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制度，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　　但是，随着建国后头三年国民经济的奇迹般地恢复，一系列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条件和因素迅速生成，历史把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课题，提前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第一，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顺利完成和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巨大成功，，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强大起来。人民民主专政的上层建筑，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并为这一改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先有上层建筑，而后有经济基础的。按照一般政治教科书的解释，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恰当，就当时的现实来看，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其能动作用的巨大，的确是超乎寻常的。　　既然新中国一开国即已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国体相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那么，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势必要求与其相匹配的根本经济制度迅速建立起来，以为其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换言之，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产生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也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一经确立，就必须着手建立、巩固并扩大自己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否则，这个政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于是，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驱动之下，新中国开始了经济制度的变革。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　　第二，正是在上层建筑的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之下，作为恢复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对官僚资本的全面没收，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而迅速地建立起了坚实的国营经济基础，一开始便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具有了最现实的可能性。　　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权一方面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管制对外贸易，实行外汇管理，用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接管了上千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使其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采取“原封不动，完整接受”的办法，全面没收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经营的一切工厂、矿山、商店、银行、仓库、铁路、码头、船舶、邮电及其他企业，把它们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其中包括2400多家银行，2858 个工业企业，十几家垄断性商业贸易公司，2万多公里铁路等。这些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约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对于这笔巨大的垄断资本的完整接收，使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建立起来，并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巨大成功，甚至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料之外。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占到37.7%，而到经济恢复工作完成的 1952年，这一比重增加到了56%。国营经济一开始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经济恢复工作中，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空前统一，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这一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因素。　　1950年2月，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根本扭转当时全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实行“三个统一”：（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将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以争取财政收支平衡；（2）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集中由中央管理使用，以调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与投机资本进行有效斗争；（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所有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减少社会上货币流通量，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　　这“三个统一”，是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所必须的。而且，它对经济恢复工作的成功，也切实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这种由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经济实施高度统一的集中管理的做法，实际上是新中国经济对于“计划手段”的第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由此，整个国民经济开始被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而计划经济在当时被绝对地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因此，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的第一个路标。　　第四，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国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摆脱了停工歇业的困境，但同时也把它们初步纳入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使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现实条件。　　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在现代经济中力量十分薄弱。解放前夕，在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肆意兼并之下，民族工商业日趋衰落，大多濒临破产或半破产的窘迫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依照政协《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一系列调整政策，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包括：扩大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促其恢复生产；协调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保障企业的生产的正常秩序；统一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以销定产，指导经营。通过这些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达到了发展生产，这种调整，也使得私营工商业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需的联系。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管理与监督，其中还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使它们别无选择地被逐步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已由此拉开了。　　第五，也正是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一些资本家惟利是图、危害国家的各种非法行为暴露出来。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由此引发了“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在调整工商业之初，多数资本家还是守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他们惟利是图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各种违法犯罪的经济活动，到1951年前后，私营工商界偷税漏税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其他诸如行贿欺诈、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也屡见不鲜，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　　为此，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把清理党政军机关内部的腐化现象和打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紧密结合起来，惩处了一批大“三害”（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和有“五毒” 行为（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不法资本家。　　运动给了资产阶级一个沉重打击，同时，也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早在1951年7月，刘少奇在向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表示：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的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的情况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1952年6月，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由此，反对资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任务，已经提上了日程。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更加促成了这一任务的施行：经过“五反”运动，“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　　第六，作为朝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开始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不仅存在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在最初阶段上，也确实是由中国农民自愿的互助合作要求所引发的。　　作为经济恢复的一个主要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剥削制度。它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的产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已经突显出来。　　在当时，为了抗御天灾人祸和采用农业机械发展生产，以及集中人力兴修水利等，个体经营状态下的农民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而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经开始，初级形式的互助组，很好地体现了“自愿”、“互利”的精神，受到较普遍的欢迎。当然，后来的出现了“一刀切”现象的高级社阶段超出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情形就不同了。应该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是农民自己发动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向来不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毛泽东把这种落后形象地称之为“尾巴主义” ）的中国共产党，便顺理成章地走到群众的前面去，领导中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除了上述生成于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之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持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及其对中国建设的支援，加之西方世界对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围攻，都成为影响中国向社会主义迅速转变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总之，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新中国在20 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改变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这个改变是历史的选择，并非毛泽东个人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放弃。　　二、几点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如果我们已经得出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由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结论，那么，关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否“来得过早”的讨论，就显得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了。但是人们似乎仍不免对这一转变的“提前”到来感到遗憾，认为它不符合《共同纲领》所设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认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曲折，也是由此而引发的。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沿着某种事先设想好了的轨道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既使这种设想是现实的，是有确切的客观依据的。诚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设计了新民主义纲领几十年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奇迹般地顺利完成之时，如前所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条件已然成熟并且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时的毛泽东，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果断决定改变新民主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不是对历史的误会，相反，是对历史要求的及时顺应。当然，在今天看来，如果按照毛泽东最初的设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使资本主义得到“广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打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会更加稳健，或许会避免后来的曲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历史条件，已不允许推迟这一历史性转变启动的时间。所谓“历史的选择”，实际就是别无选择。　　其次，回顾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得失，我们看到，它的确既有成就，又存在问题。对于成就，我们不必重述，其问题主要表现在：转变过程太急，形式过于单一，公有化程度过高，相关因素协调不够，形成了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计划经济，造成了长期集中控制的僵化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本文无意分析它们的形成经过，但要强调说明的是，这些问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特别是在这一过程的后期，出现的各种失误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的“提前开始”所引起的。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这个“过渡时期”、也即实现历史转变的过程，本应该更长一些（从1953年算起，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过渡）。结果，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于，这个长度被大大地缩短了（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过渡时期应该开始得更晚一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用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表述，可以说：经过三大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非不足月的“早产儿”，而只是由于接生过程的草率，才留下了我们已知的那些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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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时候考过这个问题:下面是我网上找的,给你参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成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这是一段全面建设、曲折发展、伟大转折、走向辉煌的历史过程。要面对当代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和未来可预测与不可预测并存的发展趋势，对这段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和科学准确的理性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何面对新世纪新形势的机遇与挑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与定位思考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28年的风雨历程，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计划经济理念迅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并随即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干部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当时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毫无质疑，理论界、学术界和党的高层领导者都坚信计划经济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然性。当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道路曲折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发现，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必须搞清楚。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等等。经过对历史的科学总结和理论的深刻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答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与理论总结之后，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定位与基本结论。 二、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与模式主导下，虽然生产力的发展充满艰辛与曲折，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主要标志是：一是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和国民经济极其落后局面；二是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高科技实现了零的突破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和技术的基础；三是壮大了人民军队和加强了国防力量，正在走向具有高技术装备的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国防现代化；四是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我国开始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实践证明，计划经济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有计划地办大事，计划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存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计划经济模式也是如此。而我国虽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落后，不具备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计划经济模式，无视价值规律，势必束缚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势必束缚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事实证明，我国实施传统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运行，已经不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必须结合国情实际进行改革。作为生产关系中的经济管理模式——计划经济，同其他事物一样，总是在不断的变化，总会在完成固有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发挥固有的历史作用之后，被新的模式所替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表现和根本途径 新千年伊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关键时刻，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面前。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对这一课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 第一，“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的根本总结。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集中表现和根本途径。 第三，坚持“三个代表”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根本标准和思想保证。 历史总是给人以思考，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才能科学准确地结合现实，更加实际客观地把握未来，才能坚持“三个代表”，坚持与时俱进。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方位的科学定位；计划经济曾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选择，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根本途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伟大道路。这是本文历史分析与理性思考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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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思想精髓，也就是其中最具时代要求，被称之为“精神精华的东西”。它是整个思想理论体系赖以成立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揭示了坚持解放思想对于党在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继续解放思想。这就昭示我们，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也是理解这个理论体系的钥匙。只有牢牢把握这个精髓，才能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坚持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和理论结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创立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这既是一个批判旧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和克服自身内在矛盾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本质，坚决反对鼓吹迷信和把具体理论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坚持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条件所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它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批判和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解放思想中创立的，是在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的基础上揭示了贯穿上述领域的基本规律。人们推崇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称之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解放思想的，它的基本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党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论断，进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与解放思想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突破“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是因为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之所以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内容，就是因为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羁绊，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传统观念；党的十四大之所以能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也同样是因为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的传统思维定式，等等。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成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的新解放。第 1 2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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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能做到的事.阶级矛盾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权利.因为权利永远脱离不了与利益之间的关联.高与低之间.权利属:高无权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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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被封建皇朝统治了几千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实行真正的MZ,所以就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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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方位的科学定位；计划经济曾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选择，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根本途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伟大道路。 我国地域大，人口多，要因地制宜，客观，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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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 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 国4 0 多年特别是近2 0 年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科学概念。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文化形态的全新的文化，具有突出的特点。首先，鲜明的时代性。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虽然有其超越时代的共同性，但作为一定文化的总体而言，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 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浓郁的民族性。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它，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化民为俗”的东西，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家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成果，形成了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全新的文化。第三，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正确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了同自然观、社会观中一切非科学的文化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高度的民主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 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继承优良民主传统，增强民主意识，同封建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残余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使民主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贯彻“三不主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讨论、自由创作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体系，是这一文化民主性的重要表现。第五，深广的群众性。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又用健康的文化成果教育人民、服务人民，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四有”公民。第六，勇于改革的创造性。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强大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深化改革文化管理体制，这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改革要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保证国家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既有竞争激励又有责任约束的机制。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作用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不仅要看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且要看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要看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化，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建设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建设是现代化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 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早在1 9 7 9 年1 0 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 国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要求，指出“ 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三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到了十四届六中全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强调指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进而指出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贯穿于新时期以来的 党的一贯思想，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这一手 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 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物质文明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点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在 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可以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形成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如果没有革命的精神、理想、信念，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先进的教育、科学、文化，给人以知识武器，成为一种智慧的力量，推动人们有效地建设现代化事业。智力文化水平的高低，集中反映着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总体水平。其发达程度同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并常常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智力水平的提高。而人的智力的提高，又要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制约，受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要有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在一个文盲、科盲充斥的国度里，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很难有物质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长。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保证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正确的思想价值导向，从思想上保证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并不只是人和自然简单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在人与人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为要以科学的思想为先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如果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不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听任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侵蚀，听任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泛滥，人们就将陷入思想混乱和精神危机，物质文明建设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建设现代化事业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通过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国无宁日，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在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方面，文化具有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展开的。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 “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文化是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开展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十五大报告将其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极其精辟的概括。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是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之势所必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表现在物质力量上，也表现在文化和精神力量上。某些西方国家搞强权政治，基本手段之一，就是运用思想文化的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如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呈现强势状态， 在国内治理和国际斗争中就难以掌握主动权。因此， 必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去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才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才能从根本上重视它、实践它，使之真正成为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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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你的提问，以本人多年前在高校求学期间的一篇论题作答吧：论题：简论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创立共产主义的学说，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以及必定实现的理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且揭示了人类社会达到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意识条件下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自由，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任何伟大理论的创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着理论的和历史的渊源，时代的需要和深刻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行严谨、科学的逻辑性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对象和使命等方面所进行的变革，在人类哲学史上、认识史上是极其深刻的，显示出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标志着同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1、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称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准确地表达了它的内容、它的基本主张，显示了内容的科学性和理论结构的严整性。就是说，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以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科学统一，辨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科学统一，代替了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在思想内容、理论体系上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2、从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束了那种企图包括一切具体科学并凌驾于其它的“科学之科学”的统治，正确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又是关于哲学对象的一个深刻变革。哲学和其它具体科学一样,作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在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的相互作用中，以及它们的辨证统一中前进的。3、从作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哲学。实践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灵魂。科学的实践必然具有革命性，突出地表现为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世界。故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声明自已的阶级性，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办不到的。它的任务是为以全人类解放为目的的共产主义事业作论证，同社会的发展规律相一致。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条件人类社会是特殊性的物质体系，同自然界有着质的区别；但是，它又是统一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其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物质世界发展中一次巨大飞跃，而劳动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物质要素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关系到人类切身利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1、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既是社会物质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又是社会物质生活本身的具体样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而要进行物质生产，一方面，人们就要以一定生产力作用于自然界，从事有目的、有意识的生产劳动，以获取社会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人们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又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只有在这种社会结合中，物质生产才得以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这种社会形式，就构成了生产方式。任何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都是指一定生产方式的活动，离开了一定的生产方式，就不会有物质生产。马克思说的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最根本的就是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就可以说，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和地位。2、既然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那么，就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以及辨证运动的矛盾规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并同生产力发生尖锐矛盾，成为它发展的阻碍时，生产力就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而建立起与之相互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即发生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有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重大反作用；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物质的、技术的要素的总和，主要是由劳动资料（以生产工具为主）、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要素构成。而在生产力中，主导要素是劳动者。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工具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劳动对象则要由人去驾驭，离开了劳动和劳动者，再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再好的劳动对象都不能发挥作用。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结构，其构成可概括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以及由它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复杂的生产关系的体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决定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因为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在生产中居于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就决定产品的分配形式，并且以所有者的身份剥削和占有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相互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保证，如果这种关系和地位了生了变化，就会影响所有制的巩固；而分配关系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分配领域中的具体化，它体现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并影响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在决定社会发展的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3、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除了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外，还必须进一步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因为，社会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生产组织，而是十分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必须通过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对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来起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反映社会结构的两个相对应的基本范畴。1）所谓经济基础，就是指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一般指一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有两层意思：首先，经济基础是指同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应于生产力来说，它是生产关系；而对应于社会上层建筑来说，它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比生产关系更深一个层次，它决定生产关系即决定经济基础，而不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此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与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来发展着的。其次，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不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混合，而是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的总和。所有这些方面就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成是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也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多种社会形态，其性质所以根本不同，根本的原因就是每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从历史所呈现出的现实情况来区分，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封建制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2）所谓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上层建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另一部分是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哲学等等观点。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简称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属于国体，它规定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相互关系。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还有政体，即国家政治组成形式。设施即国家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府机构等。政治上层建筑基本上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因为它是人们根据经济基础的要求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当然，这种思想关系与属于这种关系的意识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它不是纯意识的东西，可以把它看作是思想的“物质附属物”。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对应的范畴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重大的反作用，但归根到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变化，当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就会或迟或早地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4、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所构成的复杂的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因为：第一，这两个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它们各自的运动及其交互作用，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故此，把握了这两对矛盾，也就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了整个社会的性质。这两个矛盾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故此，抓住了这两个矛盾，也就全面地把握了社会的本质特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辨证运动着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两个矛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又有所不同。1）两个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构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产生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比较起来,更为根本，前一个矛盾不仅对后一个矛盾起主导作用，而且后一个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其根源又来自于前一个矛盾。2）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总是有赖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即解决后一个矛盾对于解决前一个矛盾有着巨大的作用。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如果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究其原因总是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着它。要解放生产力就力不从心，就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但是为了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又必须先要变革仍在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3）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既然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的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就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就会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当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它就要求建立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便保证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这时，社会就处于相对稳定的量变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再进一步发展，先前变革了生产关系又会不适应再次发展的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又会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前进的阻碍，而曾变革了的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仍然在维护已经又陈旧了的经济基础，从而阻碍着又成为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要继续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再一次的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以及维护它的又旧了的上层建筑。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三、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正是通过阐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通过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也就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括三点主要思想：第一，人类社会并非神秘观念或上帝的创造，它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第二，人类社会虽然是不同于自然界的复杂特殊的运动形式，但它同自然界一样，也是统一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体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社会的物质或物质关系，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支架、框柱，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也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第三，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并不象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幅杂乱无章、由偶然事件堆积起来的画面，或者是由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天才人物随意支配的玩物。而是同自然界一样，在它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推动下，存在着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而呈现出客观的、辨证的发展过程。四、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社会发展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又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体现出来的，二者是辨证的统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认识了必然规律并在实践中驾驭它，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应该看到，和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进行活动的，都是有自觉意识、追求一定目标的进行活动的人。每一次历史活动无不打上人和人的自觉意图的印迹。同时，支配人们行动的动机、意图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人的自觉活动的存在并不能抹杀人类社会的物质性，也不能否定或改变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具体的讲，这主要是因为：1、人的思想动机、意志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物质生活之外，而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人的自觉意图、动机和愿望，并非是纯粹主观自生的，它们总是有着社会的物质动因、经济根源。2、人的思想、动机、意志等实现的程度，人的自觉活动的成就，也不是由他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的思想及其所支配下的活动是否体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要求，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符合的程度。3、人的自觉活动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给社会历史的发展点以特点，但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阶级都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总进程，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并不是贬低人和人的自觉意识的作用，而正是为了把人的自觉活动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以便充分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须知，人的自觉活动、自觉的能动性，不能改变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应该是自觉地去认识和利用社会的发展规律。五，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了深刻的揭示，以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所实现的变革，最根本的就在于它第一次正确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起，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富于革命实践意义的伟大贡献。在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与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指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它使人们再不象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把社会主义只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愤慨上，而是建立在以科学的历史观对资本主义的客观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并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状态中找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与战略。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必然会在全世界普遍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就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碍和困难，但是不愿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平等自由的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一定会努力奋斗。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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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22日电，中国驻英大使查培新在招待会上致辞说，新中国成立55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军阀混战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从一个备受列强欺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国家。回顾建国55年的历程，我们对作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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