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明代陈继儒隐居后常周旋于官绅间
《张子房留侯赞轴》金笺 行书 横35.7厘米
纵147．7厘米。此轴行笔流逸，字形体势多出于米芾。南京博物院藏。
行书诗卷（局部）此卷行书，是他77岁时所书，倔强秀丽。
行书书薛文清语轴
洒金笺纵112.5厘米，横51.6厘米。此作品系作者五十八岁时于白石山所书。
陈继儒《行书五言诗》扇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继儒（），明代文学家和书画家,与同郡董其昌齐名。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屡被荐举，坚辞不就。工诗文、书画，书法师法苏轼、米芾，书风萧散秀雅。擅墨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其山水多水墨云山，笔墨湿润松秀，颇具情趣。论画倡导文人画，持南北宗论，重视画家的修养，赞同书画同源。有《梅花册》、《云山卷》等传世。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
　　年二十九，忽将儒生衣冠焚弃，隐居小昆山，构二陆祠及草堂数椽，焚香静坐。父亡后，移居东佘山，在山上筑“东佘山居”，有顽仙庐、来仪堂、晚香堂、一拂轩等。自此闭门读书，然仍与三吴名士来往，其中亦有高官豪绅。他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并喜爱戏曲、小说。所藏碑石、法帖、古画、砚石、印章甚丰。在东佘山居内，树立的碑刻，有苏东坡《风雨竹碑》、米芾《甘露一品石碑》、黄山谷《此君轩碑》、朱熹《耕云钓月碑》等。得唐颜真卿《朱巨川告身》真迹卷，遂将住处命名《宝颜堂》。收藏书画有倪云林《鸿雁柏舟图》、王蒙《阜斋图》、梅道人《竹筿图》、赵孟睢陡咭萃肌罚约巴贝奈尼缑鳌⑸蛑堋⒍洳热俗只挥≌率詹赜兴斩卵┨糜　⒊录境Ｓ〉取Ｋ鼓】獭锻硐闾盟仗贰ⅰ独匆翘妹滋罚獭侗ρ仗妹伢拧6集。对古玩、书画撰述有《妮古录》四卷、《珍珠船》四卷、《皇明书画史》、《书画金汤》、《墨畦》等。
　　曾隐居小昆山，得了隐士之名，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一些人所诟病。诟病者认为隐士就要声闻不彰，息影山林，而不应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魏阙（指朝廷）之下。直到清乾隆间，蒋士铨作传奇《临川梦&隐奸》的出场诗，不少人就认为是刺陈眉公的。全诗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松江古称云间，故有刺陈之说。
延伸阅读（一）
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
“学而优则仕”是我国古代士子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目标，“学而优”者步入仕途后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具有极大推动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学而优”者并没有机会出仕，他们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归隐之途。大量士子归隐无疑是人才浪费，一个使士子失去发展的社会无疑是一个失去希望的社会，晚明社会即如此。有明一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入学生员大量增加，众多士子沉滞，无望步入仕途。在新社会思潮影响下，很多士子弃儒成为山人，山人群体的大量涌现成为晚明社会一种特有现象。陈继儒作为一代山人之首，其仕隐生活及心态颇具典型意义。本文拟从陈继儒仕隐人生轨迹入手，通过对其仕隐生活及心态之把握，凸现晚明社会士子不愿为朝廷所用这一特有现象。
&&& （一）
在儒家思想中，士子出仕的目的是为了尽社会义务。《论语·微子》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即认为士子出仕是为了“行其义”，也就是要尽君臣之义，归隐而不尽君臣之义，则是“乱大伦”。孟子更直接提出：“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2]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士子只有出仕才算是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其终极目的就是要步入仕途，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志。然而许多士子并不能享受金榜题名的美事，他们只能走向归隐。孟子指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范仲淹也提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独善其身”与“忧其君”是对士子归隐的要求。儒家思想中，士子归隐的前提是君主无道。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4]。同是归隐其情况又有所不同，《新唐书·隐逸传序》将之分为三类，称：“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5]层次较高的隐逸者虽身隐却德显，万乘之君知其名而征聘；另一类隐逸者虽有治世之才，却因无法施展而狂狷不拘，面对君主征聘也不为之心动，逃迹于丘园；还有一类隐逸者也因才华不能施展，爱羡山林之乐，走向归隐。三种隐逸者，其共同之处在于皆有经世之才，却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发挥，以走向山林，表示对社会之不满和逃避。“隐”还有“身隐”、“道隐”之分，“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6]诚然，归隐是要远遁俗世，望峰息心，这是一种真“隐”，但也有人以“隐”为进阶之梯，走终南捷径，这种做法为历来正史所不齿。《新唐书·隐逸传序》云：“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7]可见对以“隐”为求利求仕之徒，人们是鄙夷不屑的。
出仕与归隐本是士子所拥有的权利，然而封建社会发展至明清，已进入高度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明初统治者视士子归隐为与朝廷不合作，故用强权和刑罚来限制士子隐逸。《明史·隐逸传》有这样记载：“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其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纲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瑰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8]士子“不为君用”就会受到惩罚，这种归隐权的被剥夺，可以说是人权发展史上的倒退，为此遭到士子强烈反对。明初方孝孺对此提出批评：“君臣之际有常礼，上不以尊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于上，道合则仕，否，则隐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惧之也。”[9]这是士子对归隐权的一种要求，也是对人格独立的一种要求。士子归隐与否，也可以说是君王是否有道、社会政治是否清明的一面镜子。
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入学生员不断增加，此时科举制已陷入危机，大量生员沉滞，“天下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而得者，不过十之一二”[10]。文征明通过对苏州一郡参加科考及录取人数之对比，更加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生员沉滞的现象：“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材鲜少，隘额举之而有余，顾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羁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牅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11]八股取士，因名额所限，大量生员无法步入仕途，很多生员却因一心攻读“制艺”而毫无生计能力，若科考不第，只能“老死牅下，志业两负”，着实可悲可叹。晚明土地兼并严重，士子退学已无田可耕，若从商又无资本且有风险，故很多生员没有退路，只能一心从事科举，“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12]。社会没给士子提供更多的出路，在求仕无望情况下，许多士子弃儒成为山人，奔走豪门，山人群体大量涌现是晚明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晚明众多弃儒者中，陈继儒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一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13]陈继儒甚至在周边少数民族中也享有盛名，并为酒楼茶肆、穷乡小邑普通民众爱慕的对象。对此，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七一《静志居诗话》也有类似记载：“仲醇以处士虚声，倾动朝野。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诗文之佳恶，冀其一顾。市骨董者，如赴毕良史榷场；品书画者，必求张怀瓘估价。肘有兔园之册，门阗鹭羽之车。时无英雄，互相矜饰。甚至吴续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14]朱彝尊对陈继儒虽颇为不恭，但指出陈继儒未步入仕途却在朝野间、诗文书画界甚至小商贩间享有盛名。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今天透过陈继儒所走仕隐之途，可以窥见当日社会世态之一斑。
据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15]陈继儒天资聪颖，四岁即知字学，五岁其父陈濂石膝上授书，辄成诵。六岁入小学，九岁从塾师周云汀，受艺文熏陶。十岁时，“毛诗、书、义”已皆通达。十一岁，就学绍儒。十三岁，始习时艺，旁及五经、子、史。十六岁，知识已相当渊博，绍儒向其父陈濂石请辞曰：“大弟今日非我所能御也。其天姿英敏，才情横发，吾且当拜下风，敢冒师耶？幸择名师，无负重委。”陈继儒遂入城，受业于何三畏。何三畏为万历十年(1582)举人，长陈继儒八岁，二人相互唱和，谈文论艺，甚为相得。陈继儒十七岁已“博综六籍百家”，其读书十分刻苦，“晚必挑灯手一编，不鸡号蠡竭不就寝”。陈继儒二十一岁参加童子试，华亭邑侯奇赏之，取为第一，入县学。当朝首辅徐阶，亲为延见，陈继儒因讲时习之学，徐阶叹服不置。这年冬天，参加科考，以第七名的成绩取得乡试资格。万历八年，因家里经济窘困，陈继儒就馆于王翼明家，与唐文恪、董其昌、力学宪、何士端等切磋艺文。二十五岁赴南京科考，不第。二十七岁，馆于娄江王锡爵家。次年，陈继儒与王衡同赴应天乡试，科录见遗后，遂视功名为嚼蜡。
科举不第，陈继儒重新审视、规划自己人生之路，最终决定放弃仕途，走向归隐。其二十九岁弃巾，郡侯等人再三慰勉，不能夺其意。其《告衣巾呈》云：
例请衣巾，以安愚分事：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己厌尘棼。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既禀命于父母，敢告言于师尊。尝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复命归根，请从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犹宽。偕我良朋，言迈初服。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16]
陈继儒以惊人之举，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反叛和颠覆，与仕途决裂。科举考试对陈继儒来说，可以说是在儒家观念下的一种“他我”行为。在一种集体意识支配下，陈继儒同其他士子一样想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实现人生价值。但科场多次失利，使其对科考这一行为产生反思与怀疑，并失去信心，遂视功名为镜中之花。又因父母年迈家庭贫困等原因，故愿“抛蜗角”，“读书谈道”率性而为，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人生之路。弃巾是陈继儒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自我”行为，其绝进取之路，求快意自适的思想和心态，与晚明特有的世风有着密切关系。
陈继儒弃巾的主要原因是科场失利，而失利的原因又在于其读书太杂，不以科考为读书第一义。有明一代，多数士子是以科考为读书终极目的，对此，吴宽《容庵集序》有这样记载：“乡校间士子以举子业为事，或为古文词，众辄笑非之，曰：是妨其业也。”[17]谢肇淛也有类似说法：“今之号为好学者，取科第为第一义矣；立言以传后者，无一焉；至于修身行己，则绝不为意。”[18]在当时如果从事“古文词”，就会被视为妨碍举业的不务正业。读书只是单纯地为了科举，其意义变得十分狭隘。对此，陈继儒批判云：“以经义取士，士呕心枯髯，毕意于公车业，往往有技成而勿奏者。”[19]科举一旦成功，士子多年呕心沥血的“时艺”也就一无用处。
陈继儒弃巾还有较深刻的家庭及社会文化背景。晚明一些有见识者已对科举有了新认识，吴宽指出：“业儒固善，然猝不成名，不若业贾，可朝夕养生”[20]。李维祯也有类似观点：“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科举制的种种弊端，生员的大量沉滞，加之价值观念的转变，因此，当时已有人清醒地认识到科举不第还不如从事农商。这种观念也影响到陈继儒之父陈濂石。在陈继儒为弃巾举棋不定时，其父云：“咄！鸡肋在而口，欲吐则吐耳!”[21]“丈夫自有志，长安尺寸地，人取尔须弃，……少可一月十朝醉，我醉儿扶，儿寒母衣，有儿在膝，花在眼生，愿与儿共脯糜。”[22]陈继儒弃巾后，有人安慰陈濂石云：“翁慎无戚戚，如翁之未有仲醇时也。”陈濂石笑曰:“不然，吾今日始有吾儿耳。”[23]陈继儒之父对科举有如此认识，其深层原因还在于明代实行薄俸制，官员收入微薄，在商品经济得到广泛发展情况下，出仕已不再有原来的吸引力。于慎行称：“唐世俸钱，自会昌以后，不复减。三师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左右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盖计一岁言之也。万当为十缗，二百万则二千缗矣。至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己为大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
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24]微薄俸禄使许多官员生活相当贫困，洪武间，曾秉正官至通政使(正三品)，其去职时，竟“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25]吏部尚书刘崧，“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26]有些官员向别人借贷，甚至至死仍无力偿还。[27]正统元年(1436年)，左副都御史吴讷曾称:“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御史刘准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二十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除了官俸低，晚明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士人多求自保。陈继儒《文娱序》云：“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28]政治黑暗，人心惟危，在如此环境下，陈继儒以“不求得福，亦宜远祸”[29]为处世之道，弃巾归隐。
弃巾后，陈继儒仍有较多出仕机会，陈继儒都弃之不顾。据陈梦莲所编《眉公府君年谱》、姜绍书《无声诗史》等资料，向朝廷荐举陈继儒者有杨廷筠、章允儒、何乔远、闵洪学、吴甡、吴用先、吴水顺、沈演、解学龙等人。崇祯三年(1630)，光禄寺卿何乔远荐举陈继儒，称其“博综典故，谙通时务，真有用之才。”[30]崇祯五年(1632)四月，吏部尚书闵洪学奏疏称：“陈继儒，江南名士也。识通今古，学富经纶，盖有用处士，不徒以笔墨文章妙天下者。但其人抗节烟霞，忘情轩冕。荣心仕进，非其志也。诚令其一吐胸中之奇，规画当世之务，计其所言必有堪备借箸者也。”[31]面对朝廷征召，陈继儒不为所动，一一辞谢。崇祯六年(1633)陈眉公上书辞曰：“……某每见后生辈慷慨而谈经纶，揣摩而窥时局，心窃骇之。以次久遁荒山，自安樵汲，岂有嘉谟谠论，足以佐庙谟而济时艰者乎？记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某，一介草茅也，师友不多，见闻不确，何敢以草茅意安攘大计?又云：‘老者谋之，少者断之’。某七十五老农也，精力日减，疾病日增，何敢以老农谋安攘大计？”[32]陈继儒绝意仕途，力图远离政治漩涡，对东林党的聘召也一概回绝，“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33]
面对动荡政局、激烈党争，陈继儒选择明哲保身的归隐之途，不愿为朝廷所征。这一行为背后还有社会思想观念更新，价值观念取向转变，世风发生重大变异等重要原因。
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市民阶层涌起，社会思想观念更新，伦理道德与传统相悖离，士子阶层纵欲享乐之风浸盛。张瀚指出：“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34]，士子阶层快意于享乐自适。与陈继儒同时代的袁宏道曾有这样一番话：“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妇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35]袁宏道虽言词偏激，欲作骇人之态，却也说明晚明士子阶层与儒家思想相背离，追求快然、纵欲享乐的一面。袁中道《咏怀》一诗甚至还称：“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乐极欢乐，声色穷情欲。”[36]这种纵欲享乐思想在晚明已成为一种世风。
明代士子阶层多以出仕为苦。在新社会思潮影响下，士子追求享乐自适，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这样，出仕对他们已不再是济苍生、安黎庶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而是一种欲去之而又不能的苦差使。袁宏道在与友人信函中极力渲染其为县令之苦：“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当尽矣。苦哉！毒哉！”[37]为官之苦不仅在于要应对八方，更主要的是无法保持人格独立。特别官场风波更让人生畏。袁宏道在与友人书牍中对此有进一步揭示：“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38]可见官场风波让人避之不及。为官苦，袁宏道却又有名根思想，[39]因此，常在仕隐间徘徊。其居官十九年，正式出仕却仅八年。而在这短短的八年中，又三仕二隐，故仕隐问题一直是困扰其终生的矛盾所在。造成这种情况之症结，主要在于晚明政治之腐败。袁宏道称：“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因此，仕隐矛盾心态在晚明一直盘踞在士大夫阶层心中。他们既想实现个人的社会理想和价值
，又想生活在安逸自适快意的状态，为此，多在仕隐间徘徊。
陈继儒弃巾后，经济上并未穷困潦倒，其通过多种途径使自己生活富裕起来。陈继儒结茅小昆山之阳，买乞花场，乞四方名花以祀二陆(陆机、陆云)，修竹白石，焚香宴坐，怡然自得。陈继儒性格随和，善于处世，其《笔筒铭》云：“中虚外圆，避文士之笔端，吾法子以自全。”[40]“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须要事理圆融。”[41]因深得“圆融”之妙，故能处理好与达官显贵之关系，其先后曾就馆于沈太仆、杨继礼、徐阶、王士骐、项扈虚等家。陈继儒又因文采出众，也时常为人代笔，收润笔之资。同时又有好友慷慨馈赠山田，故得以构亭筑园，终日以诗文书画自娱其间。在声名隆盛之后，陈继儒编书刻书，行情看好，其家境也逐渐殷实起来。
陈继儒归隐后过着一种很舒心的生活。其生活状态，可从其诗文中加以寻绎。“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书，或校雠四五字，或参讽一两章，茶不甚精，壶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无曲而有弦，长讴无腔而有音。激气发于林樾，好风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嵇、阮兄弟之间。”[42]名士归隐，讲求生活的雅致，追求人生的品味，力求生活的情调。陈继儒《山居二首》有这样描画：“高梧修竹，隐者之居。风飘不鸣，梦亦清虚。客至有酒，客去有书。且醉且歌，且樵且渔。”（其一）“披裘种花，着屐采蔬。南山雪霁，北牖风切。如此不乐，岁亦云徂。”(其二)诗中表现出一种恬然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调。陈继儒《山中作》一诗云：“话隐惬中年，山庐枕墓田。心空鄙章句，骨傲薄神仙。”另有诗云：“湖上扁舟酒一瓢，芦花影里衣云遥”。其《自咏》云：“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连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黄庭高枕”。[43]从诗中不难发现陈继儒那种飘然不拘，任性而为，恬然自处的个性。当然，生活情调之有无主要在于隐逸者之品位，隐逸者首先要有学养，其次还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归隐后陈继儒生活在一种恬然安适状态，其归隐心态可从其为自己所作《空青先生墓志铭》中折射出一斑：
或问：先生曷不著书？曰：自伏羲一画之后，太极碎而文字滋兴，我方笑此老为千古后生酿成猖狂笔端，我何褰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与之十指，宁尽令握毛锥之老也。曰：何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规矩准绳靡不习焉。主人勿呼则退，而束手与妻孥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捨一榱一题，日剜月削之，曰吾梓工若是而何不以召我，则非狂必愚。……曰：曷不为儒者？曰：儒至人之称也，我学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于斯？曰：吾貌癯而削，而衣田衣，而冠山冠。以投于缙绅中，则笑其太质；以入于鹿豸中，则疑其太文。我处于不质不文之间，使缙绅鹿豸交相迷失，而不知吾为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若干年，诸深交先生者，或言先生有大志有大略，狎而交先生者，以为天下之无文莫如先生也，以为天下无他亦莫如先生也。[44]
文中可以感觉出陈继儒那种追求“称性而出，率性而止”的心态，其对著书、出仕、为儒都弗从，要处于“不质不文”之间。这种追求本我、自适的心态，是晚明社会思潮的产物。陈继儒这种洒脱自任、放诞无羁心态在《艺苑赘言序》中有更充分表现：“余宇宙之赘人也！方其翩翩为儒生也，近儒；及其毁冠绅，游戏于佛奴道民之间，近二氏；醉卧酒炉，高吟骚坛，近放；遇人伦礼乐之事，扣舌屏气，斤斤有度，近庄；好谭天文禽道及阴阳兵家言，近迂；浪迹山根树林之傍，与野猕瘦猿腾跃上下而不能止，近野。故余之游于世也，世不知其何如人，余亦不自知其何如人。其五行所不能束，三教之所不敢收者邪？盖宇宙之赘人也！”[45]这里所描绘出的是一副狂狷者形象，“五行所不能束，三教之所不敢收”，任心自适，快然自足。这与晚明世风颇为一致。
陈继儒虽归隐，却并非四根清静、放弃社会责任。其归隐是一种朝市之隐，“吾隐市，人迹之市；隐山，人迹之山。”[47]弃巾后，陈继儒依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特别有关地方旱潦转输等事，其往往慷慨上书官府，洋洋千言，委曲条辨，切中肯綮，当事者常常为之动容，最后按其意愿付诸实施。陈继儒也由此被冠以“山中宰相”之名。
陈继儒归隐固有明哲保身的避世思想，但其内心深处仍有“舍我其谁”的济世情怀。为此，对陈继儒的评价历来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为肯定，一为否定。卢洪澜称：“知先生定见定力，迥自天成。少年扩开风尘，腾翔千仞，贞不绝俗，和不随风，非惠非夷，亦狂亦狷。”[48]这种不绝俗，不随风，亦狂亦狷的性格，是晚明特定社会思潮下的一种产物。吴梅村视陈继儒之隐为“通隐”，其《陈征君西佘山词》云：“通隐居城市，风流白石仙。地高卿相上，身远乱离前。客记茶龛夜，僧追笔家年。故人重下拜，酹酒向江天。”[49]叶方蔼为陈继儒赋诗云：“岩栖谷饮一生中。瞬息高名付太空。今日岁星应尚在，凭谁寄问大王公。”“阶上苔痕雨更青，无人载酒过玄亭。五株松顶千年鹤，留得先生旧日形。”[50]诚然，对陈继儒持批评者亦不乏其人，《四库全书总目》称，隆、万以后“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51]这主要是从陈继儒文学影响方面加以批评。清蒋士铨《临川梦》有《隐奸》一出讽刺陈继儒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后世甚至以“翩然一只云间鹤”作为陈继儒游走达官显贵的代名词。其实，这仅为一面之词，是对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之曲解。
透过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可以感受到晚明社会士子阶层躲避政治漩涡，追求人生快意自适，不愿为世俗尘网束缚的个性。众多士子归隐山林，不愿为朝廷征用，又是晚明社会新思潮影响下一种特有现象。山人群体的大量涌现，除说明科举制之危机，更表现出士子阶层欲摆脱传统价值观的一种新价值趋向。
[1][4]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95、163页。&
[2][3]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50、524～525页。
[5][7]欧阳修等：《隐逸传序》，《新唐书》卷一九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页。
[6]沈约：《隐逸传序》，《宋书》卷九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75页。
[8][33]张廷玉：《隐逸序》，《明史》卷一百九十八、卷二九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页。
[9]方孝孺：《周礼辨疑一》，《逊志斋》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归有光:《曹子见墓志铭》，《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文征明：《三学上陆冢宰书》，《文征明集》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叶盛：《水东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
[1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7页。
[14]朱彝尊：《明诗综》卷七一，影印文渊四库全书本。
[15][30][31][32]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
[16]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
[17][20]吴宽：《容庵集序》、《戴母庄氏墓志铭》，《家藏集》卷四十三、卷六八，《四库全书》集部，第1255册。
[18]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四库禁毁丛书》子部，第37册。
[19]陈继儒：《赵无声全集序》，《陈眉公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0册。
[21][22][23]王衡：《寿陈濂石先生序》、《赠陈濂石先生歌并序》，《缑山先生集》卷六、卷四，《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78册。
[24]于慎行：《俸禄》，《谷山笔尘》卷十二，《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87册。
[25][26]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三十九、一百三十七，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页。
[27]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十五，《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65册。
[28]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172册。
[29]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九，《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66册。
[34]张瀚：《张恭懿松窗梦语》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1册。
[35][37][38][39]袁宏道：《龚惟长先生》、《丘长孺》、《沈广乘》、《何湘谭》，《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42、272页。
[36]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1页。
[40][43][46]陈继儒：《芙蓉庄诗序》，《白石樵真稿》卷十五、卷六、卷十二，《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66册。
[41]陈继儒：《读书镜自叙》，《读书镜》，《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88册。
[42]陈继儒：《岩栖幽事》，《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
[44][45]陈继儒：《空青先生墓志铭》，《陈眉公集》卷十五、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0册。
[47]宋如林修，孙星衍、莫晋纂：《松江府志》，卷七十七《名迹志·第宅》称：“陈征君宅，在慧灯桥西北门，有额曰‘山中宰相’。”
[48]陈梦莲：《陈眉翁先生形迹识略》，《眉公府君年谱》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
[49]吴伟业：《诗后集六》，《吴梅村全集》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50]叶方蔼：《陈征君墓下作》，《读书斋偶存稿》卷二，《四库全书》集部，第1316册。
[51]永瑢等著：《续说郛》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 　
延伸阅读（二）
陈继儒：药可延年亦可折寿
&&&陈继儒好养生，而辑《养生肤语》，记录了很多养生家的轶闻趣事，并加入自己的理论而成。全书主要阐明并论述了关于养生的三个问题。
　　1．咸多伤生，淡食延龄。陈继儒以自己的所闻所见，列举了实例阐明多吃“咸”能伤生损命。宫廷中的人寿命多短，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吃盐太多，五味太盛。现代科学进一步证明，吃盐过多会引起高血压，说明陈继儒所举“咸多伤生，淡食延龄”的实例是可信的。
　　2．药可延年，亦可折寿。陈继儒对药物与长寿的关系，根据所闻实录，既肯定药物的延年益寿作用，又指出服用药物不当所造成的伤身损命的弊端。他曾遇一僧人，介绍服用茯苓长寿的经验以及终南山有以黄精、苍术、白术为食，活到二三百岁的例子。
　　3．欲绝延寿，劳神损命。戒色节欲，是历代养生家的一贯主张，但多从理论上讲得多，陈继儒则以绝欲延寿的实例来证实。劳神损寿，也是养生家所公认的。陈继儒列举下棋、作诗一类娱乐活动，若用脑过度，也会丧生损命。所以他非常感慨地说：“伤生之事，岂止独在酒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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