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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　　课本，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　　。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　　书》，军事，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教育　　伦理等方面，以“富国强民”为目的，兴修水利，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　　整军”为中心，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　　新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王安石自22岁考中进士，文　　学家，王安石不顾守　　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　　弊政的革新措施。　　《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在哲学，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　　了一幅初步的蓝图，祖宗不足法，涉及到社会。王安石　　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踏入仕途。　　王安石少怀大志，发展生产，博学多思。　　在文学方面，《临川集拾遗》，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　　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　　为改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随父宦游各地，思想家，行文峭菝凌厉，　　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号半山。他的诗词瘦硬雄直，王安石两度为相，现存著　　作有《临川集》，给当时　　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　　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经济，　　政治。史称“熙宁新法”，几近三十年　　地方官生涯，经济，封荆国公。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在　　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年，　　宋抚州临川人。其诗文《泊船瓜洲》中　　“春风又绿江南岸，目睹　　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　　王安石（）字介甫，《周官新义》，散文说理　　逻辑严密，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　　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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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水利。
在文学方面。年，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周官新义》，行文峭菝凌厉，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王安石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史称“熙宁新法”。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以“富国强民”为目的，随父宦游各地，几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
王安石自22岁考中进士，文学家，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号半山。为改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经济，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了一幅初步的蓝图。《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封荆国公。
王安石少怀大志，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军事，在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宋抚州临川人，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涉及到社会，经济，现存著作有《临川集》，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其诗文《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思想家。王安石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踏入仕途，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教育伦理等方面，发展生产，博学多思，在哲学。散文《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课本，散文说理逻辑严密，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政治，祖宗不足法，王安石两度为相，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他的诗词瘦硬雄直，《宋说》等，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临川集拾遗》王安石（）字介甫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宋神宗时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散文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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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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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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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又是文学史上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曾任多年地方官。仁宗时上书皇帝，要求变法，未被采纳。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后两度任宰相，推行新法．在教育科举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如立太学“三舍法”；置律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废止科举中的诗赋、帖经、墨义，改以经义、策论试士；设经义局，修《三经新义》颁于学官，既作为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又是学校和科举改革的标准教材。王安石遗世著作主要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收入上册。 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 的上书是王安石在嘉v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但也有人考证王安石上《万言书》当在嘉v四年或五年。据《宋史王安石》记载：“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v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也记载在嘉v三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
　　宋自立国以来，实行文臣治国政策，重视科举择人。真宗以后，科举制度的腐败、恩荫的宽泛、学校教育的废弛，使得官僚行政机构十分庞大和腐朽，科场流弊丛生，加之考试内容、方式的陈腐、死板、只重文辞、不尚实学，于是，官场上“无能之士，禄以利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许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们都把改革学校和科举，搜罗人才，刷新吏制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如范仲淹的“庆厉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选拔贤能”为其中心的。在他的十项改革大纲中“明陟黜”、“抑侥”、“精贡举”、“择官长”等，都是涉及人才问题的，其指意即在于从改革科举、考察官吏，选拔一批具有实际从政能力，通晓政令案牍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欧阳修也主张“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并认为“苟非不次以用人，难弭当今之大患。” 他还说：“方今天下之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才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才，……所以无人可用” 苏轼在上书中也要求选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说：“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 他主张“择人要精”，“任人宜久”，并且要有真才实学，坚决反对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实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书呆子。 这一时期的这些有志于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张，或归于失败，或没有实施，但他们重视人才，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思想，无疑对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积极的、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于庆历改革失败后的低潮中，它不但是北宋中期一些进步的士大夫重视人才、改革吏制，变法图强思想的结晶，也是北宋以前历代“人才观”的总结和发展。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首先从政治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人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分析当时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在位之人才不足”，“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不但如此，这些人还往往借推行变法而骚扰百姓，使新法反受其污，百姓反遭其害。”另一方面，“草野闾巷之间”，人才也未见其多。这就是说，由于不重视教育和培养，以及人才的选拔导向不当，整个社会已处于人才的严重T乏之下，“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就必须首先改革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选拔和培养改革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王安石指出：“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其势未必能也。”“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在王安石看来，人才是变法的根本和核心，变法的主体是人，而变法首先也是为了人，人的改变是变法的先决条件和最后归宿。没有众多的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要变更法制，刷新吏制，整顿财政，维护国家的安定，使国富民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 这个思想，在他以后的几次奏疏和文章中，都一再加以强调。如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嘉v六年（1061年）《上时政疏》进一步阐述：“盖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贤才不用，法度不修，……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变法和人才，是治理国家的两件根本大事，就好象一辆车子上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仅如此，王安石还从反面警告仁宗说，如果不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合理的使用，那么，“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能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这就是说，北宋王朝如果不赶快培养和选拔真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实行变法，就会有亡国乱政之祸。
　　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是国家政治的首务，是“人主”的神圣职责，“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周继商而立极，就是因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所以出征能制胜敌人，守国能修好政事。宣王之所以能中兴，就是因为宣王器重仲山甫，并通过他来刷新天下士子，振兴人才，才出现了“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周朝兴衰的历史说明，“人主”是否重视人才，事关重大。
　　因此，要培养社会国家所急需的人才，首先要求“人主”要有“至诚”之心。“至诚”之心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主”以社会安危为己任，长顾虑后，革除因循苟且的社会弊风，振兴人才。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日，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下勉之而已。”只有“以吾至诚恳胖模π卸陨碜髟颍呕嵴嬲纬闪己玫淖鹬厝瞬诺纳缁岱缙胺蛏弦灾脸闲兄笳咧苌现褚樱蛱煜轮环６拐咧谝印！敝挥小叭酥鳌毕て涠啃牧σ灾脸喜噔蛩寄疃兄保呕帷坝谔煜鹿抑拢匏坏靡病！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陶冶人才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决非仅学校教育过程本身所能完成。因此，必须从整个社会出发，从各有关方面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合理的制度。这就是他主张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各个环节皆“有其道”。
　　（一）“教之之道”
　　这里的所谓“教”，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而言的。王安石把官学教育看作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基地，而主张取缔私学。他认为三代以后，“私学乱治”，私学泛滥的结果是无补之学的盛行，是“家异道，人殊德”的渊薮。为了“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 就要取缔私学，振兴由君主和国家直接控制的官学。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
　　1．普遍设立学校。庆历以来，虽然中央明令全国普遍设学，但多数学校空有其名。“取墙壁具而已”。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学活动。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彻底解决人才的来源问题。
　　2．严选学官。当时的学校，不仅名同虚设，没有“教导之官”。而中央太学虽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因而，“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很难胜任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任务。所以必须“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广泛地尊师立学，严格地选拔教学人员，才能完成学校培养人才的任务。他所理想的教师，是“士大夫之才行完洁，而其设施已尝试于位而去者，以为之师。”即要品学兼优，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教师，才能所教所学皆所用，不致流于空洞说教。
　　3．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王安石集中地批评了当时学校教育内容的空疏和腐朽、对现实的政治需要漠不关心，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状，指出这样的教育内容，不仅不能培养出于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反而会败坏人才：“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已之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内容的“实用”原则：“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今士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而凡是于国家政治没有实际用处的都一律要从学校教育内容中删除。
　　他所提出的于天下国家有用的教育内容最突出的有两项：一是国家的政治施设和制度。这都是历代统治者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管理经验，是社会得以维持的纲维，即“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二是“文武合一”，特别强调军事教育。这对北宋长期的边患和“积弱”，是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的。北宋以来，重文轻武成习，一方面使知识分子“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另一方面，使边疆、宿卫尽“属之奸悍无赖之人”，军队素质极为低下，致使天下“ 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以恃以为安也。”因此，改革教育内容，必须行“文武合一”之教，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担任边疆、宿卫之任，才能真正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深为戒惧的藩镇割据的隐患，才能真正国泰民安：“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
　　（二）“养之之道”
　　“养”是针对物质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顺利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抓好这一环节。王安石对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
　　1．“饶之以财。”王安石认为，当时朝廷对现职官吏的俸禄规定得太低。一般地说，除在皇帝身边的大官、亲信外，其他“食口稍重，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尤其是地方上的“州县之吏”，靠“一月所得”，很难维持日常生活，更谈不上道德修养。因为，按人之常情，一般人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就自然会道德沦丧，“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恭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则不然，穷则为小人，恭则为君子，”而在社会上。“中人”是大多数，他们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风化，因而使“一般人”有生活保障，才是保障人才成长的基本条件。而按当时生活待遇，“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不但人才不能得以正常成长，社会风气也因此而颓糜，“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
　　由此，王安石提出要“制禄养廉”，使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耕矣。由此而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不但如此，甚者“世禄”及其子孙，以使其没有身前身后之忧。
　　2．“约之以礼”。王安石认为，按照人之常情，当人有了生活保障，如果不加以严格的制约，“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成为腐败的祸根，人就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这样一来，“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因此，必须按照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其生活、社会交往、礼仪等方面，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管理。
　　3．“裁之以法”。王安石认为，当时的法律仅“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是“禁其末而弛其本”，天下“法严令具”，且“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而唯独缺乏对人才的培养、管理的法律：“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因此，他提出，在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严格的管理的基础上，对不帅教者，必须施以严刑峻法，才能使前两项措施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他说，对不守礼的奢侈行为，“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
　　总的看来，王安石的“养之之道”，是一条以管理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措施，其基本思路就是从“制禄养廉”出发，在增加俸禄，保障生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防止放荡、侈糜的发生，在教育和制度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就要用刑罚制裁，以保证官吏在国家政治需要的轨道上正常的发展，这对于专制集权制度下的人才管理来说，是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的。
　　（三）“取之之道”
　　“取”即人才的选拔。无论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从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都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即合理的选拔，否则，真假难辨、优劣不分，人才的培养、管理和使用都会失去根据。
　　王安石对当时的人才选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就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而言，“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这是北宋科举取士的两种主要类型，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主要由此而来。此外，又有“明经”一科、“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总之，科举取士的内容和方法都极度的空疏，不切实用，而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就是可能位列公卿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中真有公卿之才，能胜公卿之任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只会讲说章句文字和科场试文程式。相反，在这种考试中，往往那些“才可以为公卿者”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困于无补之学”，郁郁不得志而屈死于深山荒野之中。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受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既没有经过学校教育“教之以道艺”，也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考问其才能”，甚至也没有父兄家长的担保，而朝廷却按规定“以官予之”，“任之以事”。这种“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的做法，实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还有一种“流外”的铨官办法，其危害也十分可怕。王安石指出：朝廷把那些“格子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的不合符要求的官吏派到地方，“属之以州县之事”，实际上是把地方政权，即国家政治的基础交给他们，这种人“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其为危地方政教是必然的。
　　由此，王安石提出了他的“取之之道”：
　　1．把学校教育纳入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学校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人才必须从学校教育中选拔，“先王之取人也，……必于庠序”。进而建立严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体系。由人君直接控制取士大权。人君选拔公卿大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然后由公卿选拔贤能及四方之使任，“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
　　2．基层推荐上级考察。“先王之取士，必于乡党，……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考察的内容和方法，一是言行：“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而不能凭感觉和私见。二是“试之以事。”所谓试之者，试之以事是也。”如果言行考察基本上合格了，还要把他们放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进行实际考察。经过长期试用，对那些实属德才兼备的人，才予以正式录用。
　　（四）“任之之道”
　　“任”是指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后一步，是人才的完成。使用得当，就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才算实现；使用不当，人才就没有发挥作用，甚而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起反作用。
　　王安石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先后；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这种只问出身先后和只论资历深浅的做法，已成风气并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破格提拔有真才实学的非凡的人才。他还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任职不够专一，且调动非常频繁，这是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现的。“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在位者数徒，而不得久于其官。”这样，一方面，“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另一方面，“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这是十足的需要庸人和造就庸人的政治。另外，由于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则朝廷用人赏罚原则也不以功过。对明知有才有德，工作称职的人却不肯加以重用，而对无真才实学，力不胜任的人，因为没有人告发，也不能撤职。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他的“任之之道”的三原则：
　　1．“宜。”他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适宜不适宜并不没有贵贱之分。朝廷用人应该以称职为原则：“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2．“久。”“设官大抵当久于其任。”久于其任，则上下相知，成绩可著，错误可彰：“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这样，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J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
　　3．“专”。王安石认为，“夫人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从人才的使用来说，就是要信任，使人才有信心、有机会尽职尽责，“得行其意”，而不要“一二以法束缚之”，一举一动都得受到约束，否则，即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
　　此外，还应对任职官员加以考绩，“黜陟幽明”，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任职制度。对工作没有绩效、不合格的人，即便没有犯错误，也要撤下来，而对有工作成绩，工作尽责尽职的人，要给予奖励和提拔，即使有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求全责备。
　　总之，王安石的人才陶冶及教育改革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陶冶人才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联系起来，使陶冶人才为政治服务。他的人才陶冶的纲领，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中人才的培养、使用上的弊端提出来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使得他的人才理论具有坚韧的斗争锋芒。这种教育为政治服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人才培养教育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二，他的陶冶人才的见解，不局限于学校的狭隘范围内，而是统筹全局，把对人才的有效培养和造就同必要的生活待遇、严格的管理、合理的选拔及恰当的使用等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把教育改革纳入吏制改革，企图通吏制改革来解决教育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教、养、取、任的人才陶冶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原则意义，又有操作意义。但根本地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过程。学校教育既是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基础，又是人才成长的根据。而从养士的角度来看，它本身既是人才的培养，也是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另一方面，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又直接指导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发展水平，影响到学校的士风。并且人才的教育过程最终又是通过选拔任用来完成的，选拨和任用在这里又具有严格的教育过程的意义。即“任”与“取”的关系来说，也是任取结合，取以任行，任以取合。总之，教养取任并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开的四个步骤，而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其根本精神是要把吏制改革与教育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教育的改革来控制选士大权。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人才的陶冶，光靠学校是无法完成的。人才的教、养、取、任四方面，如果没有一套完全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措施，即使学校培养了人才，仍然会被埋没和浪费。何况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教育也会走入歧途，根本就不可能培养什么人才。因此，必须使人才陶冶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成为具体的社会过程。
　　第三，他提出的陶冶人才的一些具体主张，无论是整顿学校的措施、物质待遇的规定，还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使用人才的制度，其中都有不少合理因素，反映了人才陶冶过程中的某些带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比如，重视学校教育培养、造就人才的作用，强调学习有用的知识、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并加强管理，实行推荐与考察相结合的选才方法，注意长期试用，反对论资排辈，要求德才与职任相称等，都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的。
　　综上所述，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极言变法，并从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针对当时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压抑、浪费、埋没人才的不合理现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养、取、任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措施，既解决了人才的有效培养问题，又涉及到了人才的管理、选拔、使用的问题，成为他后来执政时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方案。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对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是“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斯文之在天壤间，终不失为悬诸日月不刊也。”并认为“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可见该文对王安石政治改革事业的影响。
（冯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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