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的科学人生：从偏科生到物理专家
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起先，他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后来由于家乡失火，他又陆续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但学习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13岁时，他来到了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随在苏州中学任教的叔父钱穆读书，学习到了数理化和西洋史，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叔父生活。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起初，物理系主任根本不收他，经他软磨硬泡才勉强同意，但只能试学一段时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他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极度用功。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5年，钱伟长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为呼吁抗日救国，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平沦陷，他到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初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是英国人安排的行程，先让他们在上海等着。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不久他就和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与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一本文集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学习才刚刚一年。
　　1942年，钱伟长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此后的4年里，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一起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成果卓著。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教授。
　　戴着右派帽子的“万能科学家”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钱伟长因5个月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大辩论，而成了备受打击的对象。于是清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批判钱伟长的文章，并最终把他打成了“右派”。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共有6个人，只有他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原因是毛主席保了他。毛主席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所以钱伟长就成了一名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继续待在清华园里。但他那时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
　　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于是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的9年间，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
　　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又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在那里，他同样做出了贡献。
　　炉前工很苦，用的铁棒足有52公斤重，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但他发挥了自己懂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铁棒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好，于是就把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子，钱伟长一时成了发明家。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科教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钱伟长和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一样，沐浴着春天的阳光。他精神抖擞，准备为祖国科教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1982年底，正在一家研究所讲学的钱伟长突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央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十分珍视中央对他的信任，以独特的眼光和魄力对上海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这就是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习负担，他提出推行短学期制，精简教学大纲。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
　　“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
　　前不久，笔者得到了一张钱老的作息时间表。
　　钱老每天上午8点半左右开始工作。他首先要浏览当天的各种报纸，读完报，秘书要向他汇报一些工作。接待来访者、开会一般都安排在9点以后。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钱老对教育的现状、学校的发展、院系的设置还经常惦念着，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们也信任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人，遇到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请他出个主意。
　　下午3点到5点又是钱老的工作时间了。除了外出开会和听取汇报，老人一般在这段时间里要处理各种来信。由于钱老是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因此来信多是向他表示问候，也有人向他请教问题，处理每一封信老人都不厌其烦，而且非常认真。
　　晚上6点半至7点半是钱老的散步时间。过去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要走3000步，但近些年身体状况有所下降，虽然走不到3000步，但这个习惯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9点半休息之前，钱老通常会在家人的陪伴下看一会儿电视。除了新闻外，老人最喜欢的当属体育频道。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就是个体育健将，现在仍是个体育迷，他说：“现在动不起来了，就看看人家比赛。”碰到喜欢的赛事，老人也会提前把闹钟上好，半夜三更的爬起来看直播，那种痴迷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小伙子。
　　钱老现在最关心的是三件事：一是如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人才的培养；三是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自主创新。钱老说：“自主创新，就是自己国家的问题自己解决，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来源：《中国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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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钱伟长的传奇人生
　　钱伟长91岁留影 Y
　　日，95岁高龄的钱伟长回到无锡市荡口中心小学，和孩子们在一起。Y　　　　钱伟长逝世　　享年98岁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同志，因病于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一生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正如钱伟长自己所说：“有人说我是‘万能科学家’。其实不是万能，……我懂得爬在人家肩膀上，我要永远爬在人家肩膀上。”　　为强国　　历史考满分却要学物理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做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贫寒，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薪水略有提高。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不久，又投靠叔父、后来成为著名国学大师的钱穆。　　而此时，父亲突然病逝。接着，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夭亡。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家里更困苦了，他依靠叔父钱穆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　　在18岁那年，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　　这个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此时，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钱穆不同意钱伟长学物理，钱伟长“曲线运动”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钱穆于是不再反对。　　家庭这一关通过后，还有学校这一关。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允，而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又到处打听这位历史满分的学生为何不来报到。于是，陈寅恪处由钱穆去商量，吴有训处由顾颉刚出面通融。　　后来，吴有训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的话，再改学文史不晚。”　　钱伟长接受了这个条件。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等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已经非常器重钱伟长，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博士论文：让爱因斯坦为之感叹　　1940年夏，钱伟长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求学。钱伟长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为这本文集撰写论文的，大多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　　据说，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论文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1942年底，钱伟长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　　二战期间，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钱伟长仔细研究了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目前的最大射程也就如此了。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技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钱伟长。　　历经波折：坚持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　　1946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机械系的一名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赞誉为“三钱”。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全面照搬苏联模式。1957年&1月，钱伟长发表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明确反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3个月的大讨论。在“反右”运动中，他也因此被打成了“右派”。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做了一名炉前工。　　1983年，钱伟长到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了现在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直至逝世。　　担任校长期间，钱伟长提出“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这些当时看来十分“前卫”的教改措施，如今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方式。他还倡议拆掉各系科、专业、部门以及教育和科研之间的“四堵墙”。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64岁以后学计算机……”　　1985年，他独创了宏观字形编码法，俗称“钱码”。“钱码”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为IBM所采用。　　钱老始终觉得，学习应当涉猎广泛，不拘一格。在教育理念上，他积极倡导“拆除隔篱，教研相长”。　　长寿之道：每天步行三千步　　从念大学起，钱伟长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体育锻炼。他幼时家境清寒，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　　直到古稀之年，钱伟长仍是以长跑作为锻炼形式的。到八九十岁后，虽然长跑已不太合适，但钱老依然“规定”自己每天要步行三千步。　　说起长寿的心得，钱老认为，靠药补，靠食疗，靠遗传，这些都只能是一些辅助的措施。他认为，长寿关键靠自己。要有自信，相信自己能长寿；面对生活中的坎坷，要说服自己，不断调理心绪，真正驾驭住自己的命运；要发现自己，发现生命中的巨大的潜能，不断地调整自己；要征服自己，不要盲目羡慕他人，仿效他人，要能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去面对挫折、疾苦和不幸。　　钱伟长语录:　　我要永远爬在人家肩膀上　　——我不是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的终生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　　——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今天干这个，明天又干那个。我说我是看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我的基础好一点，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做。有人说我是“万能科学家”。其实不是万能，不过我会去学一类东西，我会看人家的东西，看懂了我自己能下结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下去。我懂得爬在人家肩膀上，我要永远爬在人家肩膀上。　　——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我们要培养这种人，满肚子都是问题的人，这种人是我们国家需要的。培养博士生就是使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变成有问题的人，也懂得力所能及来解决问题。　　——什么是应试教育？就是学校忙于应付考试，小学应付考中学，中学应付考大学。现在的考试非常刻板，数理化都是硬碰硬的，差一分就落选，家长就要交许多钱。搞到最后，成了哪个学校升学率高的，哪个学校就是好学校。即使仅就智育而言，这也是片面的。　　网友悼念：　　“三钱”国宝铸栋梁　　网友“李红A”写下了一首题为《悼钱伟长》的诗：自强不息钱伟长，老骥伏枥恨更长。爱国爱民赤子心，坎坷一生历沧桑。学富五车冠中西，“三钱”国宝铸栋梁！“力学之父”西游去，求解方程到何方？　　（编者注：日，钱三强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Y&&&&&据新华社、广州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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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生活报钱伟长的科学人生:从偏科生到物理专家
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起先，他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后来由于家乡失火，他又陆续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但学习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13岁时，他来到了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随在苏州中学任教的叔父钱穆读书，学习到了数理化和西洋史，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叔父生活。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起初，物理系主任根本不收他，经他软磨硬泡才勉强同意，但只能试学一段时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他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极度用功。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5年，钱伟长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为呼吁抗日救国，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平沦陷，他到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初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是英国人安排的行程，先让他们在上海等着。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不久他就和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与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一本文集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学习才刚刚一年。
　　1942年，钱伟长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此后的4年里，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一起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成果卓著。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教授。
　　戴着右派帽子的“万能科学家”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钱伟长因5个月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大辩论，而成了备受打击的对象。于是清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批判钱伟长的文章，并最终把他打成了“右派”。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共有6个人，只有他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原因是毛主席保了他。毛主席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所以钱伟长就成了一名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继续待在清华园里。但他那时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
　　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于是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的9年间，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
　　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又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在那里，他同样做出了贡献。
　　炉前工很苦，用的铁棒足有52公斤重，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但他发挥了自己懂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铁棒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好，于是就把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子，钱伟长一时成了发明家。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科教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钱伟长和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一样，沐浴着春天的阳光。他精神抖擞，准备为祖国科教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1982年底，正在一家研究所讲学的钱伟长突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央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十分珍视中央对他的信任，以独特的眼光和魄力对上海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这就是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习负担，他提出推行短学期制，精简教学大纲。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
　　“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
　　前不久，笔者得到了一张钱老的作息时间表。
　　钱老每天上午8点半左右开始工作。他首先要浏览当天的各种报纸，读完报，秘书要向他汇报一些工作。接待来访者、开会一般都安排在9点以后。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钱老对教育的现状、学校的发展、院系的设置还经常惦念着，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们也信任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人，遇到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请他出个主意。
　　下午3点到5点又是钱老的工作时间了。除了外出开会和听取汇报，老人一般在这段时间里要处理各种来信。由于钱老是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因此来信多是向他表示问候，也有人向他请教问题，处理每一封信老人都不厌其烦，而且非常认真。
　　晚上6点半至7点半是钱老的散步时间。过去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要走3000步，但近些年身体状况有所下降，虽然走不到3000步，但这个习惯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9点半休息之前，钱老通常会在家人的陪伴下看一会儿电视。除了新闻外，老人最喜欢的当属体育频道。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就是个体育健将，现在仍是个体育迷，他说：“现在动不起来了，就看看人家比赛。”碰到喜欢的赛事，老人也会提前把闹钟上好，半夜三更的爬起来看直播，那种痴迷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小伙子。
　　钱老现在最关心的是三件事：一是如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人才的培养；三是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自主创新。钱老说：“自主创新，就是自己国家的问题自己解决，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来源：《中国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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