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银河 王小波波、许知远都被叫做“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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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今天,是许知远的不幸,却是这个时代之幸
​文/芈十四
一日之间,朋友圈都在diss许知远。
起因是前几天他做的访谈节目《十三邀》第二季上线了,而第一期嘉宾请了这个世界上似乎没人讨厌的马东。
《十三邀》第一季是我唯一追完的访谈节目,马东和许知远的这一期,我当然也第一时间看了。马东在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醒目的数字理论:“95%和5%”。
这个“95%和5%”理论,一如马东式的鸡贼,在面对许知远追问他如何定位《奇葩说》时,马东说,我们一直忽视了一点,在不久之前,中国的识字率一直没有超过5%,漫长的岁月烟尘里中国文化的传播就仅仅由那5%的享有。但da普罗大众并没有知识分子的情怀,市场上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如许知远盼望的精英文化。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5%的人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那95%的人就是在活着,就是在生活。只是今天有了技术通道,所以他们的声音被你看到了。你就不应该知道他们,你自己是5%,你就关注你们那5%就足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两个人始终在95%和5%的问题上不断角力,而许知远步步紧逼的提问方式,这种提问方式背后的预设立场,以及这种预设立场背后的文人惯病,就成为这一次diss大战的主要内容。
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期。
其实马东和许知远,代表的,就是民主和古典。
曾经和哲学系的朋友讨论过:你觉得学过哲学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而我那位准备去德国读哲学博士的朋友扶了眼镜:自以为是吧。
谈话恰逢今年毕业季,在那之前,媒体领域风声鹤唳,微信里公号被封了大片,微博上李银河正在被禁言。北大各院系的毕业典礼引起了很大关注。国发院做了“追求民主与自由”主题的发言,这个演讲隐晦曲折,但出于某种敏感共知的原因,被转发到了各路新闻的首页。过了两天,哲学院做了一个发言,主题是“自由的边界以及不可滥用”,警惕我们盲目追求自由。
我和朋友讨论,哲学院的发言是不是太过锱铢必较,毕竟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国发院能有勇气把主题定为“民主和自由”,就足以令人击节赞叹了。
朋友严肃地回答:可是你不认为他的论证方法,充满了可怕的逻辑漏洞吗?
我:是啊,但那也是为了避开……
朋友严肃地打断我:错了就是错了,管他目的是什么,哲学院存在的目的,不就是批判一切自己认为错的东西吗?
而这种极端的态度,或许就来源于希腊古典哲学。
为什么我说马东代表的是民主,而许知远代表的是古典呢?
马东和许知远,都承认95%和5%的分野。而在许知远的世界里,有明确的好和坏;但在马东的世界里,一切好和坏,都是辩证的。
我们被现代观念先入为主,都容易认为辩证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语法,也会认为民主,天生就是一个褒义词。民主的本质是平等,而平等的本质,是无条件的平等。
马东就秉持着这样的观念,他认为莎士比亚和《奇葩说》没有任何区别,认为刘德华与周杰伦和梅艳芳与程砚秋大底类似,也认为所有的时代都不可救药地走向宿命的沉淀。
但许知远却不断地,以询问地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你真的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和之前所有的时代,并没有优劣之分吗?”——而马东回答他的,是一声肯定的“是”。
所以马东悠闲自得,坐在对面就是个心舒体泰的成功商人;但许知远,仍然像个人到中年的中二愤青。因为他无法停止批判,而所有批判者都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好坏的”。无论他采用什么理由矫饰,他的根本态度都一定是:而我就是好的那一方。
这种古典的立场,是没办法用任何谦虚、同理心和试图寻求理解的努力来掩盖的。
只要你批判,就注定了格格不入。
其实马东和许知远,毫无疑问都是那5%,但马东选择给95%的人送上迷幻剂,而许知远,却总“自以为是”地试图将95%的人拉出洞穴。
但我喜欢身上拥有这种与世界格格不入气质的人,有时候甚至偏执到,相比于中庸,我宁可选择追随那些无条件地与主流作对的一方。因为他们始终充满危机感,但这种危机感的来源,并非是自身,而是对当代个体认知和审美精神缺失的忧虑——这种本不应该承担的过于自负过于傲慢的沉重感,是我容易对一个人着迷的诱因。
许知远就是这么一个人。
去年的冬天,他曾经和陈嘉映对谈。
陈当时说过:希腊精英分子的基本追求是Arete(卓越),这种生存的卓越,简单来说像太阳,而正是这种对卓越的追求与现代人要求平民化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和张力。
那是《十三邀》里我最爱的一期,作为主持人的许知远,在陈嘉映面前,第一次像个坐立不安的孩子,本该是许问陈答的访谈,却变成了许的举手提问时间。
他沮丧地问陈:“我觉得我的自我太多了,我真恨我这一点。”
陈露出仿佛过来人的一笑,好像在安慰,又好像在叹气:“你真的觉得这样不好吗?”
维特根斯坦早就警告过我们:“凡不可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但许知远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爱讨论那些永远讲不明白的主题。在明星结婚离婚出轨劈腿的流量足以引爆微博服务器的今天,他可以坐下来,喝着酒,慢悠悠地,和你聊上一天一夜“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要不要追求自己认为‘好’的人生”。
在这一期里,许知远问马东: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马东说:我可没那么自恋。
许知远哈哈大笑,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马东对许说:其实,你管好你那5%的人就够了。而95%的人,不需要这些。
然而马东也忘记了,5%的人其实本就不需要管,但他却把95%和5%放在同一个位置上;而许知远,明明白白地指出,95%的人就是比5%,更远离他心中的“好”。
看到这里,你或许能隐隐约约地明白,为什么我说马东代表了民主,而许知远,代表了古典。因为古典精神里,始终有一条线,叫做卓越,这种对卓越标准的坚持,贯彻在希腊人对生活的每一道选择中,有的时候被叫做“贵族”,有的时候被叫做“荣誉”,有的时候被叫做“理性”。
而现代社会,弃置了这套标准。民主无条件的平等,消弭了由古典支撑起来的一切垂直次序。
如果我问你,你更喜欢马东还是许知远呢?
或许会有三种回答,第一种是更喜欢马东,第二种是更喜欢许知远,第三种是觉得两个人都挺好的呀。
但我要告诉你,其实第一种和第三种,属于同一种人。
三种回答,只能区分出两种人。
其实许知远与马东的分歧,与第一季的许知远与罗胖之间的分歧一模一样。只不过比起罗胖的老奸巨猾,因为坐在对面的是宽厚淳朴的同龄人老大哥马东,才会更令人觉出许知远这种与时代脱节的尴尬与不适。
我知道有很多人讨厌许知远,讨厌他人到中年的中二式愤怒,讨厌他对影自怜的知识分子式做作,讨厌他沉溺在商业与深刻之间不能更矫情了的矛盾纠结,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我,同时喜欢着他,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
当然,节目肯定有效果的成分,没有人是纯粹的民主,或者纯粹的古典,它们潜藏在我们心底的每一次选择和挣扎里。
《十三邀》的这期节目,展现了价值观里最经典的一个冲突:民主与古典的冲突。
这种冲突来源于柏拉图《理想国》,苏格拉底对荣誉政体的坚守就是古典时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从苏格拉底被毒死之后,民主就占据了毋庸置疑的绝对上风。
我刚上本科的时候,不知道菩萨为什么成不了佛,是法力不够强还是修行不够横吗?直到有一天,我去一个地藏王庙,左右各书四个大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突然明白了,菩萨并非不能成佛,而是不愿成佛。因为佛不动心不动情,早已四大皆空,对凡人的短视与无知,就像天地存在一样自在。但菩萨做不到,他们放不下众生,所以有情;想渡遍众生,所以慈悲。
很多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许知远、陈嘉映,还是马东,他们都明白,只要放下所谓对真理的辩证,自己的人生就会很快乐,只要放下度己度人的执念,就可以去过世俗利己的生活,只要放弃填补心灵上的缺口,就会拥有最珍贵最难得的平庸的圆满。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还在纠结。
尽管有些人表现以坦然,有些人表现以焦虑,但感谢这个节目,让我看到了这种珍贵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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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因为《十三邀》被疯狂diss的许知远,到底知多远?因为《十三邀》被疯狂diss的许知远,到底知多远?新周刊百家号
作家许知远。 昨天一大早,一篇《许知远为什么是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让许知远与马东的对谈火了。作者认为,许知远是一个“对当代生活现象及其本质毫无常识,也缺乏体认、理解和耐心的网红公知”,而他对马东的采访纯粹是“无休止的自我表达,无休止的通过偏见预设去diss对方并不断失败,同时卖一个观察者、陪伴者的人设”。
随后,许知远遭遇了《十三邀》开播以来最大的一次争议,很多人认为他的采访毫无新意,仿佛对每一个嘉宾都用同样的套路。许知远的“公共知识分子”标签,自然也免不了被“群嘲”。
许知远对马东的采访,被认为与他对罗振宇的采访并无二致。
看起来动静不小,不过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半,这篇diss许知远的文章仍然没有迈过10万+的门槛。也许,正如马东所说,95%的人都不关心严肃文化,95%的《奇葩说》粉丝也还没有读到这篇卖力撑《奇葩说》的文字。
许知远的采访形式固然有许多可议之处,可他对消费主义、进步主义、虚无主义等潮流的怀疑和警惕,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许知远的采访显得尬,反倒说明他知识分子的本真没有垮掉,他仍然愿意带着不合时宜的偏见去追问这个时代。
将主张“精致化”的知识分子打成“精英主义者”,一直是反智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误解和攻击。将人分成5%与95%,并且断定5%的精英文化不能下移,95%的人只能接受通俗文化,反倒是一种歧视大众的精英主义。
《十三邀》第二季第一集,许知远采访《奇葩说》团队。
知道分子苟且,知识分子诗意
“第一个人说的,叫‘知识分子’。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不知道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辈,俗称‘八杆子打不着的’,都叫‘知道分子’。”“知道分子”一词,最早见于王朔写于2000年的杂文《知道分子》。他给知道分子的人生画了幅像:拿来主义,无真见识,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放眼望去天下事无所不知,却终究不知自己真正知道什么。他不无刻薄地写下分辨“知道分子”的小常识――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次一等的,是“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他甚至列出了“知道分子”的代表刊物《读书》和代表作《管锥编》。
王朔作品《知道分子》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这是“知道分子”第一次以“知识分子的另一面”的形式出现。通过“凶猛的王朔”,人们惊讶地被提醒,那些看上去很有知识的文化人“原来什么都不知道啊”(借木心语)。但真正把“知道分子”重新提炼、阐释成一个社会学概念并广泛传播于大众的,是《新周刊》2002年的一期封面专题“向知道分子致敬”。它重新解读了“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涵义,第一次把“知道分子”刻画成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态的存在,并使这种命名的影响力持久不衰。那十年间,“知道分子”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锐并带有明确褒义的身份认定,它成了基于(或效仿)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精神附加值甚至新姿态的呈现。
木心。 然而,十多年过去,连“知识分子”都在西方语境中不断历经批判性的重新解读,“知道分子”在它诞生的文化土壤中,也一层层地被剥去那些意义的幻影,在网络碎片化时代,逐步又被消解为“知识分子的反面”。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就曾发声:“我们常常以为,中国拥有12.5亿部智能手机的时候,已经和世界靠得很近了。但是这些手机很大程度上创造了许多‘知道分子’,而中国需要的是知识分子。”新媒体观察者魏武挥也放言:这年头要在微博上扮演一个学富五车、经常说点格言的人实在太容易了,百度一下即可。对社会事件不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也无法满足众多粉丝期待。很多人实际上是“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他的专栏签名常年设为:多歧为贵,不取苟且。(“百度一下会死啊?”“会。”这个段子,如今已成为“苟且而活”的嘲讽解释。)
社会 需要知识分子。
“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的鸿沟到底有多深?曾被《新周刊》提名为“年度知道分子”的许知远,就曾公开声明:我最痛恨这个词了!在他看来,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差别,就是苟且与远方的距离。 有人也曾列出知道分子的五大评判标准:1.知道分子喜欢网络,任何一个都是杂家,随口即可说出无数概念、原则、定义、理论,所涉领域广泛。2.知道分子不甘寂寞,与媒体关系密切。默默无闻和知道分子是一对矛盾的词汇。3.知道分子对于批评比原创更热衷更有想法,在驳斥对手的过程中,他们最懂得享受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快感。4.知道分子追求自由,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秀的事。5.知道分子很少会安静下来慢慢写一本书,他们最大的特征是“不为”,最大的特点是“到处开花”。相较而言,知道分子属杂家,凡事都知道一些,追求信息获得的广博与速度。板凳无须坐十年,但需及时知晓板凳的数量与种类。他们爱问:“茴香豆的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知识分子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广度之外更追求深度,是在知识体系内凿井挖掘水源的人。他们爱问:“苹果为什么往下落?”
许知远始终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词被污名化了。 知道分子急于知道“是什么”“有什么”“说什么”。知识分子更关注“为什么”“还有什么”“怎么说”甚至“怎么办”。不那么刻薄地去看,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只是不同智识与不同选择的人对知识获取的不同程度与不同呈现。研究《时间简史》或量子物理的人,未必不会有一刻也去好奇茴香豆的“茴”到底有几种写法。但知识分子确乎是有传统的。“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王小波在那篇《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中写道,“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他还拉拉杂杂援引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定义:“《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王小波在美国。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见得也跑去住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他们要么在书斋里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么住在微博(社交媒体)上和大众视野中,善于高谈阔论,成为随时发声的“常识捍卫者”。在他们眼里,即便被称作知道分子,也丝毫不比知识分子低三分。他们坚持的“知道”,是先要知道常识。英国学者弗兰克弗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明确探讨了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界定:“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而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就索性把几个世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活跃于美国媒体上的知识分子(或许也可以叫知道分子)嘲讽了一遍,气势并不亚于王朔当年对“知道分子”的揶揄劲儿。
理查德波斯纳。 在中国,崔永元曾这样谈论知识分子:“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这段有力量的发声,是在社交媒体上逐渐传播开来被人知道的。有位画家说:“我一直不承认我是知识分子,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教育。然后我试图变成知道分子,我觉得能变成知道分子不容易……你们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分子?”这种自省式的自嘲,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一边知识分子着,一边又嘲讽着知识分子。这是知道分子的智慧,也是知识分子的传统。或者说,更像一种智者的声音。 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新周刊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有一种丧叫许知远的“十三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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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通研究院
在公众面前,许知远成为广义上的名人,就是从本周开始的。
而他在知识界和文艺圈爆得大名,大概是从做经济观察报主笔开始。多年之后的今天,许知远仍然对经济观察报期间的职业生涯抱以初恋般的感念。
而后,许知远从忧伤的年轻人,变为祖国的陌生人,再变为游荡者、抗争者,一路走走看看,念念叨叨,执拗地探寻着他眼中的那些粗鄙的、不着边际的情绪与忧伤。
满世界找人对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许知远的日常。他捕捉那些时代深处的隐痛,试图勾连起一个断简残篇的时代。在很多时候,他成功了。
这大概成为《十三邀》的伏笔,也铺就了今日这场大争论的核心要点。
先说说《十三邀》,这是腾讯和单向空间联合制作的访谈节目,是原央视制片人李伦加盟腾讯操刀的第一档节目,称得上是腾讯的代表作。
不过,也有不少腾讯内部人对这档节目和许知远颇有微词甚至是十分反感,当然,这种反感大多来源于商业考虑。
有腾讯员工吐槽,许知远的气质可以拉垮一切奢侈品。确实,许先生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穿着人字拖上节目的派头实在与当下的商业观念大相径庭,所幸,第二季《十三邀》获得了奔驰总冠。
也正是在第二季的《十三邀》,许知远遭遇了当年余秋雨的名声之难。
日,公众认为许知远与马东的对谈非常失败,继而将对节目的不满迁怒于许知远,开始了对这位公知轰轰烈烈的批判,一些言论不可谓不恶毒。
许知远估计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体认一把公议的焦灼、庸俗与见风使舵。
梳查种种“倒许”言论,我们不无遗憾地借许知远的话,讲出这个公众围攻他的因由:“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为固执,而你批评的对象……傲慢地我行我素。”
客观地说,如从采访和主持的技艺来讲,虽然许知远顶着著名主笔和媒体人的光环,但在主持上真真笨如《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很多被称之为真诚的东西其实有点土,很多被称之为执拗的举动其实就是许三多般的钝感,而在采访技巧上,不要说被白岩松、王志等人甩上好几条大街,即使和当下许多纸媒的资深深度记者比,也不会好太多。
媒通社判定,公众对许知远的围攻只是刚刚开始,他在名利的道路上或许将持续遭遇余秋雨式的尴尬,喜欢的人照样喜欢,不喜欢的越来越多,只不过,喜欢的或不喜欢的,恐怕都会拿许知远调侃、玩弄甚至攻讦。
无疑,以上种种,都是尬,都是丧。今日媒通社将其排布开来,列述于此,其中有得体的劝慰,有无礼的指摘,也有我们自己的半吊子见解……总之,它们更多是情绪性的展示,而非振振有词的解读,由之可窥得的是许知远模糊的背影与公众(包括我们)真切的情绪。
第一丧&&忧伤的中年人
“许知远也有40了,他还有少年气,也只能有少年气,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进入大师的赛道。”有媒体人为年至不惑的许知远感到惋惜,对比40岁的陈寅恪、梁启超或周树人,他的困惑太多了,少年气太多了,忧伤太多了。
当时代的沉重感穿透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忧伤,表达成了一件特别看不到前途的事情。许知远说“忧伤是思考的本质”,可事实上,忧伤只是褪去了这个中年男人身上的油腻感。躺在深沉的忧伤底色之上,他显得有些自恋成瘾了。
所以,纯粹的许知远逃得掉中年危机吗?未必吧。“岁月是把杀猪刀,每个人都保不齐有个保温杯等着你。”
第二丧&&不靠谱的作家
这是许自己定的标签,恰如其分。读他的文字,会有一种错觉:他把时代当成了撒气筒。他的随性、愤怒、偏执、大胆浮于字表,常令读者拍案。但“熟悉了他的懊丧与偏见之后,冲击感会变淡。”
尽管他直言拒绝提供现成的解决办法,并对此类高见抱有警惕,但我们还是企盼他在挑逗起读者对这个时代的不满之后,能够给予一些改良或者独善其身的方式。但是,他没有!这位不靠谱的、“后劲不足”的作家“惯于输出厌倦的情绪而无建树”。
第三丧&&勉勉强强的创业者
许知远坦言自己不相信商业上的逻辑,但又渴望商业上的成功。他显然不是那种遗世而独立的人,他不甘心被世界和粉丝遗忘,对名声保持着巨大的渴望和野心;但他又对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抱持着执拗的敌意和拒斥。
没错,他内心希望,通过文艺的、阳春白雪的方式,获得世俗的认可。但这注定他只会是一个小众的、圈层文化的精神领袖,或许能匹附上一点助其商业成功的名望,但终究无法像罗振宇、高晓松那样游刃有余地在商场上自处。
不过,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一个不问盈利模式,不问PV和UV,不问股权和融资,只问好奇心和创造力,拷问时代精神和内心丰饶的许知远,依然让我们看到了某种希望和闪光。
第四丧&&“失败”的对话者
“低俗的采访,虚伪的关怀”的批评有些过分,但以节目呈现来看,尴尬的气氛确实隔着屏幕都能嗅到。“没有形成对话”,是很多人对十三邀这档节目的感受。
在历史与现实,在古典与后现代之间,许知远试图弥合某种鸿沟,试图展现出某种历史感与深度,试图把握某种平衡,但观众从中却找不到任何确定的线索、明晰的脉络,把握不住他飘忽不定的思路。他的自我意识太强烈,过于寂寞,过于渴望找到高山流水的知音。
但王冉说,“作为一档访谈节目,被访谈者聊精彩了,访谈者怎么能说失败呢?反过来如果许知远聊嗨了马东聊颓了,那才是许知远的失败。”
第五丧&&老派的知识分子
对于精神世界的强调、对于大众文化的批驳,构成了许知远话语系统的基础,而这些内容在一些貌似前卫的人眼中却是陈词老调、顽凝不化。其实,事实上很多人炒作“许知远被马东玩坏了”这个梗,是因为其骨子里乐见执拗的老派丢丑,乐见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在实务派面前低人一头。无聊的把戏!
诚如一位KOL所言,“他表现出了精英文化,当然这个精英文化更多是一种老派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基因……许知远的老派跟表演型公知的最大差别在于,许知远希望去追问为什么,去追问真实的历史与时代的个体选择。”是呀,所谓偏见,在很多时候,也不过就是不想顺流而下罢了。在这一点上,许知远值得敬重,而不幸的是,却丧在为刻薄的人所不相容。
第六丧&&高傲的表达者
在词锋上,许知远常表现出巨大的侵略性和占有欲,他把控谈话内容的方向,并常常预设话题,试图引出自己想要的答案。这一点全然违背一个采访者或对话者应有的素养,因而也饱受观众诟病。“高傲的表达者”形容许知远是恰当的,但并不必然要从肤浅的、反面的、批驳的角度去讲。
在媒通社看来,《十三邀》根本就不是一档采访节目,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一个对话节目,不能以主持人的标准来要求许知远。这档节目的核心要旨不是采访嘉宾,而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外显一位对世界充满偏见与好奇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从这个角度来看,预设性的问题、过多的旁白、不自觉的露怯以及高傲的表达都是应有的,因为,主角本身就是在寻找印证和答案的许知远,而非分享见解的嘉宾。
第七丧&&格格不入的落伍者
去年,在《十三邀》第一期许知远与罗振宇的对话中,罗振宇直戳唱挽歌的人简直是浪费生命,许知远笑着说:“我就是唱挽歌的人,但你不觉得它很美吗?”
今年,马东在节目里大谈技术进步的核心驱动,但许知远对此却抱以恐惧和怀疑。
这种话语间的格格不入,和菜头为其做出辩解,“许知远没有在新媒体上斩获足够多的名望和金钱,所以任何在这浪潮里有所斩获的人都可以在他面前获得一点心理上的优越感。”
但也有人不买账,坚称许知远已经不合时宜。
无论如何,像许知远这样的访谈者,当他面前坐着一个向前冲浪并高喊“好爽”的人时,的确会凸显出落伍的姿态。就好比在访谈中,他总是试图把握某种平衡,但似乎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第八丧&&价值观上的“暴君”
《十三邀》并不是一个傲慢者的集会,但许知远算得上是一个价值观上的“暴君”。
媒体人马立明评价:“&许知远没有想过还原世界,他将世界内化成自己想要的模样,然后呈现给读者。”
在内心深处,他其实想改变世界,影响那95%庸众的价值观。他直言,“每一代人如果对于上一代人缺乏足够的好奇心,这代人绝对不会有特别大的可能性。”
如此专断的言论是会遭骂的,许知远或许没有察觉到,这一代人不仅对上一代人保持着好奇心,而且更对还未出现的下一代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九丧&&雅痞的异类
留着长发,满脸坑坑洼洼,永远一身单色衬衫、牛仔裤打扮(牛仔裤后裤兜里时常还夹着一本来路不明的书),常常愤怒,偶尔脸上浮现笑意,行走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圈,许知远绝对算是一个异数。
在十三邀的节目中,他常趿拉着拖鞋,翘着二郎腿,动作夸张地喝着啤酒,加之飘忽不定的问话方式、尴尬的对话氛围,都让这个节目弥漫着怪异的雅痞气质。这使得十三邀的场景化意涵比内容和对话本身更吸引人。当然,这一点也多为好事者大肆批驳,扣罪之“不尊重采访对象”。
第十丧&&执拗的唱衰者
“许知远与马东最大的差别不是文化水平,而是格局。”对于许知远与马东的对话,网友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前者的弱点。
《十三邀》是一档标榜偏见的节目,从第一季开始,许知远便急切地重复强调要带着顽固的偏见与这个时代碰撞。他执拗地对各种意象保持怀疑,但过度的进击,暴露了这个“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与唱衰对象之间巨大的疏离。
许知远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抱持偏见的东西太多了,但具体的东西太少了。如果唱衰是知识分子的特权,那么许知远将这一特权发挥到了极致。
第十一丧&&被抛弃的偶像
马东说《十三邀》的粉丝主要是70后,其实言之过早了。
第一,节目千万级的流量绝对不是70后受众能够提供的。第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1990年前后出生的大批年轻人,曾将许知远奉为精神导师。
但这种崇拜取向是阶段性的。16岁时迷恋余秋雨,18岁时信奉许知远,20岁时追随王小波……许知远的思想定位和文化属性,决定了其会从为数众多的90后的精神世界路过,同时也决定了其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归根结底,他是一个不断被抛弃又不断被迎接的偶像。
第十二丧&&喋喋不休的“牛虻”
“本质上咱俩是一样的,就你表现成为愤怒,我表现成为悲凉。” 马东在采访结束时对许知远说。
某种意义上,“愤怒”这两个字,比“焦虑”“忧伤”更能表现出许知远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状态。他有时候真像牛虻,以前是喃喃自语,如今是满世界地喋喋不休。
而当他的愤怒过于瞩目时,自然会收到“陈腐”的评价。但其实,“牛虻”许知远是很可爱的,那些潮湿气质,那些争议与群嘲,最终都可以归结于喧嚣的大众传播之魅力所在。
第十三丧&&虚张声势的理想主义
有人在知乎上这样评价许知远:“他用繁覆绕口的语言抒发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但却远离大地,不通实务。他的观点基本上也对,但都是无意义的废话。”
往好处讲,许知远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一个无药可救的理想主义者。往坏处讲,在偏见的渲染下,他的世界观已然固化,过多超越现实的表述反倒显得无病呻吟,给人以虚张声势的感觉。
在与马东的对话中,许知远为什么会表现出很幼稚的一面?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个是很笨拙的坦诚,一个是很高明的遮掩。
对于那些批评者来讲,许知远试图传递的情绪和思想已经显得轻盈。然而,他那些裹挟着浓郁个人色彩的言行,仍带给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情绪以另一种无处安放的可能。
真的,所谓偏见,抑或所谓“丧”,在很多时候,也不过就是不想顺流而下,不想被风吹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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