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销机构困境：合法难定 牟利还是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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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牟利还是公益，反传销机构困境传销组织黑幕再度引发政府和公众的强烈关注。近日来，天津、河北等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开展了连续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除了政府对非法传销的打击，民间也活跃着一批反传销志愿者和
原标题：牟利还是公益，反传销机构困境传销组织黑幕再度引发政府和公众的强烈关注。近日来，天津、河北等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开展了连续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除了政府对非法传销的打击，民间也活跃着一批反传销志愿者和组织。他们以解救被迫进入传销组织的受害人为主要工作，也与政府形成合力共同打击传销组织。但由于传销组织不断变种升级，反传销组织与公安机关一样面临着认识和手段上的困惑。与此同时，一些反传销组织因为缺乏法律对其定位的规定，组织形式游走在法律边缘。网上名目繁多的反传销组织多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也引发了公众对他们敛财的质疑。传销模式升级李旭是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被网友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他来自四川阆中，个子不高，经常会陷入一种沉思的状态。李旭认为，综合近期多起事件基本可以认定，传销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是&杀熟&，也就是发展熟人，但这两年&杀熟&开始变得困难。因为亲人朋友都知道传销害人，所以他们开始通过网络招聘把人骗过去。&李旭认为，这些年实体经济在转型期，就业压力大，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找工作困难，但求职心切缺乏防范意识，因此被传销组织利用。在为什么选择大学生群体为传销对象上，李旭解释，虽然说大学生没有经济能力，但是大学生90后很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比较娇惯，所以他去向家里要钱很方便。&我亲身经历过大学生被卷入传销组织的事件，有的被骗一两万甚至十几万。&李旭说，父母一方面比较支持子女创业的需求，以为子女在做实业，因此容易上当受骗。按照中国反传销协会的说法，这一类型传销的洗脑模式在于，传销组织会教大学生如何向父母提出资金要求，而父母往往心疼子女，也比较相信子女。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一次性给个十几万，条件相对较差，就忽悠父母去借。李旭称，针对90后求职大学生而言，以招聘为名的传销更具有强烈欺骗性。同时，传销由线下向线上的转变，受众目标更加不特定，跨区域性更强。这让反传销组织对传销受害人的解救手段变得异常艰难，也让反传销的成本倍增。反传销市场由于李旭曾经一度陷入传销组织，因此其对传销受害过程了如指掌。&由于越来越多地通过线上来招纳传销组织成员，因此传销活动也更加隐蔽。&李旭表示。为此，中国反传销协会一方面是借助网络平台和公共媒体宣传传销危害;另一方面是帮助受害者家属解救陷入传销组织的亲人。李旭的反传销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寻求帮助，随着他的声名远扬，许多人也加入到了反传销的志愿者队伍中。目前，李旭在北京四环边上租用了一间办公室，建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它的运营实体是北京的一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传销&跨区&特征愈加明显，因此解救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成本也更高。互联网上的反传销机构也开始盛行起来，他们多以收费盈利为目的，在解救时往往采取暴力手段。李旭告诉第一财经1℃记者，&我们的解救与警方的解救有很大的区别，警方对传销窝点采取的策略通常是依法取缔，集中打击。我们没有执法权，只好确认人员目标后，采取报警的手段，通知警方来现场解救。一旦警方来得不够及时，人员将再次找不到踪影。我们也白费功夫。&中国反传销协会会员赵龙(化名)告诉1℃记者，数年前他得以成功从传销组织脱身，是因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了李旭帮助。如今，赵龙经常潜伏并卧底各类传销组织，行走在全国各地，寻找传销活动的线索。除了直接解救被害人以外，还向警方提供情报。赵龙表示，亲历这行多年，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一些受害人家属，往往找不到正规的救助途径，无奈之下只能找到民间的反传销组织。李旭认为，反传销组织一旦从事&商业解救&行为，收费在数万元至十多万元不等。中国反传销协会则定下了&家规&，主动上门求助者可以分文不取，一旦受害人家属要求异地解救，那么就要收取2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差旅费。同时，协会也欢迎自愿捐助，以资助打击传销。由于各类反传销组织鱼龙混杂，目前并没有一个行业的收费标准，因此难以规范和监管。李旭称，传销受害者群体的确很大，保守估计就有数千万人。反传销组织目前也只是在起步阶段，收费营救的比例并不多，目前虽然有需求，但是因为缺少&职业规范&和&法律支持&，所以暂时形成不了&市场规模&。但也正因为反传销协会&收费&，他们遭到了质疑：这是打着反传销协会的旗号在敛财。合法身份难确定2006年，李旭从传销组织脱困后，一直从事反传销活动。李旭强调，反传销协会的行为是出于&公益&目的。但严格意义上，&反传销协会&这个组织目前并不&合法&。虽然志愿者们凭借着一腔热血，参与全国各地的解救行动。然而，社会上对&协会&的诟病也有所耳闻，首先是质疑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合法身份。目前，民政部的网站并没有收录该协会组织的名单。换句话说，所谓的中国反传销协会的确没有合法的身份。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行业协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为维护共同的合法经济利益而自愿组织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李旭之所以想成立协会，目的是为了在各类反传销组织中起到引领作用。但他的协会目前不符合基本条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成立民间非赢利机构必须要得到相应监管部门的认领。然而，上海交通大学行政法教授朱芒认为，目前这类反传销行业并不在我国的行政许可范围内，没有相关的名录，所以也无法进行登记。对此李旭表示无奈，&其实，许多政府机构非常欢迎我们这一组织，认为我们是政府行政职能的有利补充。比方说，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没有办法判断一些组织是不是在做传销，就会来请教我们，甚至请我们去给传销受害人上课。&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反传销&对于李旭这样的反传销行为，华东政法大学的王俊民认为，传销行为是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对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举报。所以案件中的公民，带领司法机关抓获犯罪人员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且，一般公民也可以对受害者进行法治宣传教育，让他们迷途知返。一些志愿者得到家属的委托，对涉案当事人进行劝说的行为，应当得到肯定。&李旭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来购买服务，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向求助者索要差旅费。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样的机构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对此，华东政法大学马贺教授也表示：&因为这个行业缺乏监管主体，所以反传销专家的资质认定就没有任何根据。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被政府购买服务的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民事责任能力。如果没有进行注册，实际就无法为政府提供有偿服务。&同时，王俊民教授也认为：&无论是反传销的个体或是协会，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国家治理上的拾遗补缺。虽然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协会没有经过成立，就不得以协会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
[责任编辑：洪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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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益”，后牟利？
有的公益场地一开始就是形象工程，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后就干脆撒手不管了；还有的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狸猫换太子”，监管方与经营方合谋，借公益名目大发其财 据昨日《深圳特区报》报道，近来，多位市民向媒体及相关部门举报，作为南山区最大的便民公益停车场之一的新屋村停车场，打着升级改造的名义，兴建了上万平方米的钢结构棚屋，并且装修了一批“房中房”，准备将其改成二手车交易市场。 尽管经营方对此进行了否认，解释说只是在加建遮阳棚，但从报道内容来看，这一公益停车场沦为牟利工具的嫌疑确实很大。记者现场采访发现，停车场内不但在大搞装修，招商广告也已经大张旗鼓地张贴了出来，与“社会公共停车场”的标志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关部门也表示，将对加建遮阳棚一事介入调查。 便民公益停车场是南山区特有的惠民工程，借力财政补贴等优惠财策，以相对低廉的收费服务公众，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与认同。而与其他公益停车场多利用闲置土地不同的是，新屋村停车场是通过毁林挖山的方式“腾”出来的土地，建设成本不菲，并且先于规划“早产”，本来就一直饱受非议。仅仅过了四五个月，倘若变成了私人牟利工具，将是对“公益”的莫大嘲讽。 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乃至公共文明指数的重要标志。但事实上，类似这样的“公益”变脸并非个案。先“公益”，后牟利，以公益之名行牟利之实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比如，深圳少年宫曾因“培训机构太多、商业气氛太浓”而遭到家长诟病；而曾经六上消防黑名单的深圳科学馆，也因培训机构过于密集而被称为“培训馆”。今年6月有媒体报道，深圳不少公园内都设有茶馆，但喝一壶茶动辄几百元，这样的价格与公园的免费身份并不相称，等于是占用了公共资源进行商业经营。 公益场地为何屡屡遭侵占？为何总是有人变着法子打公益场地的主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常见的监管不到位乃至监管缺位外，有的公益场地一开始就是形象工程，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后就干脆撒手不管了；还有的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狸猫换太子”，监管方与经营方合谋，借公益名目大发其财。 按照南山区查违办的说法，早在7月份就有市民投诉新屋村公益停车场在搞违建，经过调查，得到的反馈是在加盖遮阳棚——但问题是，那么明显的“房中房”及招商广告，为何没能跟进发现？看来，不管是哪种原因，建立畅通的公众监督机制、强化问责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环。经营牟利岂能打着“公益”旗号_网易新闻
经营牟利岂能打着“公益”旗号
（原标题：经营牟利岂能打着“公益”旗号）
2014年开始，在杭州许多社区门口都出现了废旧衣物回收桶，成为市民捐赠旧衣物给有需要的人的主要渠道。这个由环保组织、废品回收企业以及民政、城管委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公益项目大受好评，自启动后废旧衣物回收桶的数量从最初的20只增长到了目前的近2000只，几乎覆盖了整个主城区。可是，有媒体暗访发现，这些废旧衣物并没有实现老百姓的爱心心愿，流向困难人群，而是被企业变卖牟利，一时间废旧衣物回收桶“蒙尘”，质疑声、愤怒声不绝于耳。（4月2日《北京青年报》）
不少人家里都有一些穿不着的衣物，就放在那里，或者干脆丢掉，造成了浪费。而那些困难群体，实际上非常需要这些衣物。此前两者之间缺少联系的渠道和桥梁，没能让旧衣物充分发挥作用，也没能很方便地满足市民献爱心的愿望。在此背景下，打着爱心捐赠旗号的废旧衣物回收桶出现在社区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捐赠的热情非常高。没想到，这些满含市民爱心的捐赠衣物，却并没有完全交到需要它们的困难群体手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企业变卖牟利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废旧衣物回收项目的运营机构解释说：“我们是一家专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把能够捐赠的较新衣物拿出来做公益是公司业务衍生出的‘附属品’。”原来如此，经营盈利才是主业，公益只是“附属品”而已。可问题在于，在企业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放大公益属性，甚至只宣传公益却对经营行为避而不提的现象？这是否侵害了市民的知情权，甚至有忽悠、误导之嫌？
更值得追问的是，此类挂羊头卖狗肉的废旧衣物回收项目，是如何堂而皇之进入社区、得到推广的？相关部门在其中又充当了什么角色？面对民众提出“企业把公益和经营混淆，到底是谁的责任”这样的疑问，相关管理部门各执一词。那么，是管理上存在漏洞，还是另有其他问题？据了解，这些旧衣物经过倒卖，一吨可赚四五千元，除了涉事企业，是否还有其他人也从中分了一杯羹？
现如今打着“公益”旗号赚钱的现象却并不罕见，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更是精于此道，他们或借助社会福利机构、或干脆公关某些政府部门，通过精心包装给自己的经营项目穿上公益外衣，藉此牟取暴利。拿爱心赚钱最可耻，不仅亵渎了爱心，也伤害了社会诚信和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其中还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公权为经营活动背书等更严重的问题。
捐赠衣物不能被企业变卖牟利，经营牟利活动也不能打着“公益”旗号，所谓的“废旧衣物回收项目”存在的问题值得警醒。首先，监管部门要对现有类似项目进行摸查，哪些是纯公益项目，哪些是经营、公益两者兼而有之，哪些是挂羊头卖狗肉，及时面向社会公示，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坚决取缔。同时，更要对类似行为出台管理规范，到底是经营行为还是公益项目，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予以认定，更不能轻易就以行政手段为其经营推广提供便利。
本文来源：红网
责任编辑：黄欢_NN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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