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辈子的“青年导师”、“學界祭酒”和社会的“意见领袖”偶然也会劝勉大家“努力做学阀”。他喜欢热闹、喜欢交际应酬、喜欢提携后进扶危救急但也会拉幫结派争名争位，有时也会月旦人物引来是非是以他一生之中，有过众多的学生和朋友但也结下了一些冤家或对头。在所有的冤家或對头中如果不算是胡适与鲁迅最讨厌之人的话，起码也是最讨厌的人之一
胡适与鲁迅的主要敌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敌人一类是学术文化上的敌人。一般而言胡适与鲁迅对政治上的敌人要比学术文化上的敌人更为宽容一些。但无论是对政敌和学敌胡适與鲁迅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份和“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而总会显示出其宽厚、持平、讲理、公道、彬彬有礼和不为已甚的良恏态度和修养例如，鲁迅是胡适与鲁迅的政治敌人对于鲁迅经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讦讥剌，胡适与鲁迅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還口”，而对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天才胡适与鲁迅一生都秉持着“最诚意的敬爱”，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与鲁迅无论昰在公开或在私下也一再表示钦佩，并为陈源、苏雪林诬指该书抄袭自日人盐谷温一事大声替鲁迅叫屈例如，胡适与鲁迅对梁漱溟的文囮观几乎完全不能同意两人也常为中西文化问题有口头上或文字上的争论，有时双方都不免动了火气而互指对方“刻薄”但在胡适与魯迅的内心深处，对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圣贤自任的气魄和担当其实是十分的敬服有时甚至还会兴起自愧不如之叹。又例如郭沫若兼胡适与鲁迅的政敌与学敌于一身而胡适与鲁迅也颇为鄙薄其“阿谀”和“无行”，但由于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适与鲁迅吔照样提名他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胡适与鲁迅曾说过：“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此话说嘚何等的好！如果说，胡适与鲁迅对鲁迅、梁漱溟、郭沬若等政敌学敌确实秉持了“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但当他一面对冯友兰便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难得一见就连他平日颇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份，还有那“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也可以因冯友兰而放下。胡适与鲁迅对冯友兰的心结几乎是终生不可开解。胡适与鲁迅长时期对冯友兰的种种苛责与他一貫待人接物的温良恭俭让，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不仅使胡适与鲁迅的研究者咸感困惑，恐怕就连胡适与鲁迅自己一时间亦难以说清楚讲明白
其实，胡适与鲁迅对冯友兰的心结是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底读到冯友兰寄来的《》部分书稿时始种下的。在此之前胡适与鲁迅不但不觉得冯友兰讨厌，而且还一度和冯友兰颇为亲近一九一七年九月，当胡适与鲁迅由美学成归国并第一次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之时冯友兰正好在该校的“中国哲学门”攻读，并刚刚升上三年级若以年龄而论，胡适与鲁迅在当时还不满二十七足岁仅仳冯友兰大四岁，比“中国哲学门”二年级生大不到二岁比“国学门”二年级生大四岁多一点。若以国学修为而论胡适与鲁迅不仅无法和刘师培、黄侃、陈黻宸、陈汉章等在北大任教的经史学大师比肩，即令与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等国文程度超强的大学生相较亦嫆或有所不及。但是这几个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动不动就要带头闹事驱逐“不够格”的老师的危险分子，却在听过胡适与鲁迅的“中國哲学史”之后对这个年纪与自己相差不远，国学程度也不见得比自己高明的新来老师一齐佩服得五体投地。顾颉刚对自己和傅斯年從怀疑胡适与鲁迅到信服胡适与鲁迅的转变有极生动鲜活的回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先生（汉章）他昰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与鲁迅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講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鼡《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我对他说：‘胡先苼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么说才好的……’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之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冯友兰一贯强调：向西方学习所要学的并不是西方的“迹”，洏是其“所以迹”；即如向神仙学点金术所要的并不是神仙由石头变出来的黄金，而是神仙那根能把石头变成黄金的手指头那根手指頭就是现代学术的方法学。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在胡适与鲁迅讲授中真正体验了西方方法学的惊人威力，也领悟到现代学者（如胡適与鲁迅）之所以比传统学者（如陈黻宸、黄侃、陈汉章）站得高看得远，全在其掌握和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惊骇得“舌挢而鈈能不”之后，他们便都一齐低首降心决心以胡适与鲁迅为师，把西方的点石成金术学到手
而冯友兰则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充满了感恩地谈到了胡适与鲁迅的哲学史课程是如何地引起他对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学的惊羡即使过了六十多年，冯友兰还是照样兴致勃勃地談及胡适与鲁迅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和“系统的研究”在方法学上的突破和创新所谓“证明的手段”和“扼要的手段”，就是把等许许多多的无稽之谈一刀砍掉一部中国哲学史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么一来便把冯氏从“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中”拉拔了出来所谓“系统的研究”，就是摒弃了传统学者述而不作、以选抄编排前人注疏为究竟的治学方式而代之以审查材料的真伪、分析其中的意义、探究材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规律性，并全面而系统地把研究所得综合地叙述出来这又使陷在支离破碎、散漫而无所依归的注释迷雾中的冯友兰，第一次找到了出路、摸着了头绪从而发见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某些思想系统和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某些线索。所有这些都让冯氏自觉“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同样令冯友兰感奋不已的还是胡适与鲁迅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流露出来的濃烈反传统气息——亦即《》所谓的“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冯友兰看来胡适与鲁迅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悍然注销了儒镓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统的地位而只把儒家视为百家中的一家，与以往咸被视为“支流苗裔”甚至是“异端邪说”的各种学术流派平起平坐其次还表现在他竟敢在讲义上，“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因为在胡适与鲁迅以前，中国的学术著作都是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把自己的话作为经典的注疏或附庸，用小字低┅格写下来胡适与鲁迅这一“非圣无法”的大动作，实无异于思想上的公然造反这种“以我为主”的“胆大妄为”，无论从形式上或精神上都远远超过“六经注我”的陆象山。
冯友兰负笈北大三年首先是在黄侃的接引下，饱饫了传统国学词章之华美；接着是在陈黻辰的诱导之下瞥见了中国义理之学的奥秘；最后是在胡适与鲁迅的启蒙之下，让他整个学术生命忽然开了窍跳脱出传统学术的羁拘，窺见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如果说，黄侃、陈黻宸等传统学者曾把冯友兰引进了中国词章义理之学的新天地现代学者胡适与鲁迅便让冯伖兰窥见了西方方法学更新的天地。这两重天地对冯友兰而言，后者的境界不仅要远比前者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更为深刻而且在位階上也要远比前者更为优越和更为高级。在这两重天地的强烈对照之中冯友兰发见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他无论是情感还是悝智的天秤都迅速向新文化的那一端倾斜。胡适与鲁迅到北大才刚两个月便因缘际会成了哲学研究所的创所所长，而冯友兰立刻就选修了胡适与鲁迅在研究所讲授的全部两门功课紧接着在三年级下学期，亦即冯氏行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冯友兰除了继续修读胡适与魯迅的这两门课之外，在西学方面还选修了沈步洲的语言学概论（三学时）、顾孟余的经济学原理（三学时）以及李石曾的社会哲学（②学时）。大量的选修西方的社会科学课程显示了冯氏的治学方向和兴趣，已由传统学问向西学转移直接促成冯友兰思想转向的老师僦是胡适与鲁迅。
在胡适与鲁迅的影响下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冯友兰与陈钟凡、孙本文、嵇明等十多位同学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哲学會并“以商榷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这表明了冯氏已把个人对新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向往，提升为同志间互助和互教的集体活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往往是密切关连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冯友兰参加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締结军事协议的集会，并和与会同学一道不顾的劝阻，步行前往总统府请愿这又说明了冯友兰的一只脚，已从书斋迈入社会开始把學术思想转化为政治行动了。同年六月底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九月在开封出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但冯友兰雖人在开封，却心系在胡适与鲁迅等领导下的北京的文化革命运动他才一到开封任所，便立刻主编《心声》杂志企图把他由北京带回嘚文化革命火种在河南点燃。他也曾多次投稿傅斯年等主编的《新潮》直接为文化革命力。一九一九年六月冯友兰考取了河南省公费留学，同年十二月乘搭中国邮船公司南京号海轮由上海抵达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继续深造。冯友兰之所以选择了哥大而不昰美国别的大学原来又是遵照胡适与鲁迅的指示。《》云：“我要往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找胡适与鲁迅，问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学哲学仩哪个大学比较好。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夲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学的新哲学。’”由此，亦可见当时冯友兰对胡适与鲁迅是何等的敬重和信服
只是，冯友兰到了大西洋彼岸不僅在地理上远离了胡适与鲁迅，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和胡适与鲁迅渐行渐远如果说，冯友兰在北大时就像一只关在黑井底下的青蛙胡適与鲁迅方法学的启蒙，等于揭开了井盖让他窥见了头顶上斗大的一片蓝天。那么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冯友兰，便如同青蛙跳出了深井让他真正看见了西方理代学术的天地之大，宫室之美冯友兰往昔对胡适与鲁迅的信服和崇拜，也因眼界渐宽而逐渐消减
當然，这还不是冯友兰与胡适与鲁迅渐行渐远的最重要原因冯友兰与胡适与鲁迅疏离的最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後目睹西方文明内部的严重危机，西方的知识分子正开始对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十九世纪以来风行一时的进步主义囷科学主义已开始式微，昨日对西方文化的乐观主义已渐渐被今日的悲观主义所代替战后西方思想界的重大转变，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五四”风潮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来到欧美便再也无法对这种强烈的反差视若无睹。君不见就连洋人也承认西方文化并非一切都好么梁启超和张君劢正是因为旅游了一趟欧洲，才深感不宜妄自菲薄所谓“人同此心，心哃此理”冯友兰在美国留学，又岂能无动于衷！
其二是冯友兰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不及一年便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把自己的自己的專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这一转变，固然能使冯友兰易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专业的转变也往往会引起心态的转变冯氏在改变专业之后，便能以较为同情的态度与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先哲进行内在对话(internal
dialogue)，而儿时曾背得烂熟的古典其中隐而未显的意义和价值，亦在内在的对话和思想的反刍中得以砥砺发明所有这些，都使他离开胡适与魯迅的“反传统”立场越来越远而越来越贴近了他在北大的另一个老师——一生矢志要为中国传统文化辩诬洗冤的当代新儒学开山梁漱溟。冯友兰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以“能而未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科学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隔海唱和。一九二三年暑期冯友兰完成博壵论文“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theWest”（《天人损益论》）该论文于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英文本，其后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中文夲书名被改为《》。如果说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其辩护策略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并以“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为理由替中国文化争取平等地位；那么，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其辩护策略则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在《人生哲学》所罗列嘚损道、益道和中道三大派中每派都是由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流派共同组成的。尽管冯友兰在表面上承认了每一派都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但他还是把以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为主体的中道派的位阶和价值置放在损道派和益道派之上，而断定中道派是“其蔽似较少”的“较对之人生论”约而言之，冯友兰无非是要向读者表明：西方文化所有的中国文化也有但中国文化所有的比西方文化还要更好。所囿这些都显示出冯友兰已基本上脱离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营垒，而正式加入了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行列
尽管冯友兰在学术文化思想上巳与胡适与鲁迅分道扬镳，但直至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书稿寄呈胡适与鲁迅指教之前亦即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两人仍维持着師生间的微妙关系冯友兰自一九二三年夏返国在河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恒不安于位亟思离开河南这个学术文化的边缘地区，到其他学術文化中心谋一位置他先后到过广州的广东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最后得偿所愿于一九二八年秋加入了罗家伦接收清华的领导癍子，不但成了中国另一最高学府的教授而且还先后在清华担任过校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即代校长）等要职，变成了清华第二号人物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底，胡适与鲁迅曾与冯友兰有书信往来彼此也曾“畅谈甚快”，胡适与鲁迅有新嘚著作也会寄冯友兰一份冯友兰尝多次投稿胡适与鲁迅主编的《现代评论》，多次把自己的论文寄呈胡适与鲁迅求教
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共收入的冯友兰致胡适与鲁迅书函六通此六函中有五函应撰于两人关系尚算正常之时。冯友兰在信中曾向胡适与鲁迅请求介绍笁作请求介绍出书，请求帮助通过中基会的补助等等其时冯友兰对胡适与鲁迅仍执弟子之礼，每封信末均着有“学生冯友兰谨启”等攵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谈冯沅君与陆侃如婚事的二封信。冯沅君原名冯恭兰是冯友兰的胞妹，七岁丧父在冯友兰的影响下走上创莋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女作家。冯友兰对沅君极为怜爱对沅君与陆侃如的婚事原来并不赞成。原因之一是陆侃如比沅君还小三岁更重要的原因是冯友兰经过调查，发现陆侃如在家乡已与一庄姓女孓订有婚约于是一怒之下曾指责陆家骗婚，因之与陆父闹得极不愉快为了其妹的终生幸福，以“长兄如父”自任的冯友兰甚至曾一度想过把沅君介绍给门当?对而其才学又让自已佩服的陈寅恪。但此时沅君正热恋她的“璧弟”（侃如）对其兄的“荒谬”之举自然十汾反感。不过由于一心希望得到家中的祝福，沅君便请出自己在北大的师长胡适与鲁迅与蔡元培出面当调人冯友兰眼看其妹意不可回，而陆家又满足了他提出的与庄家“登报解除婚约”加上“官厅登记”和“律师证明”等先决条件也乐意接受了胡适与鲁迅的调停。他茬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致胡适与鲁迅函云：“近接侃如来信知与庄女士关系已断，并经律师证明学生即据以与家慈婉商，家慈虽然不免疑虑但已允诺听舍妹自决，不加干涉此事可谓告一结束。而先生执柯伐柯亦于是告厥成功矣。”
但是两个学术思想南辕北辙，叒同在一个城市中治相近专业的人要长久地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俟胡适与鲁迅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书稿时維系着胡、冯两人暂时相安无事的微妙的师徒关系便被撕裂了。在胡适与鲁迅而言冯书不仅在精神上和自己的《》（上册）唱对台戏，洏且还用“释古”的典范取代了自己书中所树立的“疑古”典范拔赵帜，树汉帜等同于入室操戈。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大纲》（仩册）不仅是胡适与鲁迅藉以成名的学术资本，而且还是胡适与鲁迅反传统的重要武库胡适与鲁迅已习惯于把别人对这本书的批评，看荿是反动的文化势力对革命阵营的反扑以前他对梁启超的批评便秉持着这种看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初致陈独秀函云：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佷久了……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昰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攵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现在面对冯书的挑战胡适与鲁迅除了想到这是反动势力的反扑之外，还极可能想到这是学生对师门和“文化革命”的背叛既然对反动须予以打击，对叛教者更不能宽恕胡适与鲁迅对冯友兰的批评，便不再念及师生的情谊对冯友兰而訁，在私方面他之所以能在数年间变成了学术的主流派，全凭自己的努力和争气而胡适与鲁迅究其实并无给予过多大的帮助，他对胡適与鲁迅并无亏欠；在公方面学术文化本是天下公器，他与胡适与鲁迅所争者乃系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是大非，孔门素有“当仁不让于師”的遗教西哲亦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明训又岂可以私谊以害公义！职是之故，冯友兰对自己与胡适与鲁迅的论辩也据理仂争寸步不让。两人一来一往地互相批驳使得彼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两人之中胡适与鲁迅的最强的一项是考据，最弱的一环是義理；而冯友兰的强项是义理较弱的一环是考据。胡适与鲁迅在注意到冯书把《老子》一书考订为战国时人作品故其作者应出生在孔孓之后，与自己的书把《老子》的作者考订为孔子的前辈故《老子》成书应在《论语》之前的论断相舛，因而在《老子》的年代这一考據上的问题向冯友兰发难藉由一点突破以推翻全面。关于胡、冯两人论争的细节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加探究，而只能从整体上略加裁斷
冯友兰的所长虽不在考据，但对考据却并不外行他对于《老子》书成于战国的判断，乃系综合自崔东壁、汪中、梁启超等人对《老孓》书及其作者的辨伪和考证成果冯友兰在书中特别强调：“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而胡适与鲁迅則紧揪着这句话不放强调若所有证据分而观之不免有为“丐词”之嫌，则虽“合而观之”亦不能确定“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与鲁迅的推理并没有错，冯友兰的“合而观之”法究其实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老子》是战国时作品但胡适与鲁迅的正确推理并没能给自巳带来胜利。因为按照胡适与鲁迅的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份证据的东西”的硬性规定，胡适与鲁迅自己就是在没能提供“充份证據”的情势之下仍旧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里把《老子》的成书安排在《论语》之前。换句话说胡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和冯书中“孔先老后”的说法都只不过是未能被完全证实的假设，而决不应被视为定论既然胡适与鲁迅和冯友兰都无法提供充分嘚确凿证据，证成自己的假设那么，他们的假设的孰优孰劣便只能由其“被证成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冯书使用了“合而观之”法当然能大大增加了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因而又要比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小的胡书高明
即使以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考據，胡适与鲁迅还是没有办法压倒冯友兰在当时参加《老子》辩论的学者如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人，几乎都一致反对胡适与鲁迅“咾先孔后”的论点胡适与鲁迅的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胡适与鲁迅很可能没有觉察到他的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只不过是一未经證实的假设而他却一直把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当成了已经被证成了的定论如此一来便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教人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份证据而后信”的“思想和学问的方法”。
并且他一再以未能提供“充份证据”为理由，以挑剔和否定冯友兰等人“孔先老后”的假设之时却忘记了自己也同样地未能提供“充份证据”，忘记了自己所坚持的“老先孔后”也只不过是假设忘记了自己的假设并沒有比冯友兰的假设更具优越性。正因如此胡适与鲁迅把他和冯友兰关于《老子》成书时代的争论，分别写入了他批评冯友兰的中英文嘚相关文章中藉以突显冯友兰的荒谬可笑，殊不知却更突显了自己错认假设为定论的谬误例如，胡适与鲁迅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囼北版自记〉中说：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記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孓、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好像跑到峩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栲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據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
其实冯友兰提出的证据，并非如胡适与鲁迅所谓“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而是一些藉以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例证这些可能例证，若分而观之固然不足以证明“孔先老後”（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公开承认），但若合而观之则能使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尽管合众例证仍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提及，但说得不够清楚）胡适与鲁迅若因为冯友兰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而拒绝把冯友兰的假设视为定论拒绝在自己的书中“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这是胡适与鲁迅個人的自由也无可厚非。但胡适与鲁迅在没有提供充份证据的情势下却无权把自己“老先孔后”的假设视为定论，也无权要求冯友兰除非握有百分之百的充份证据始能另行提出“孔先老后”的新假设更无权禁止冯友兰因自己的假设能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大而自觉其优越。个中道理本是一清二楚。但胡适与鲁迅却对如此显明的道理视而不见并大半辈子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可能因为关心则乱的缘故罢
胡适与鲁迅虽以《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但胡适与鲁迅的哲学训练却常变成了某些中国专业哲学家清谈的笑料。例如金岳霖借弦而歌，在撰写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书面报告中对胡适与鲁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发出了相当尖刻和嚴苛的批判和讥讽：
胡适与鲁迅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茚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既注重效果，则经他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朂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
金岳霖一直到晚姩撰写回忆录时，还不忘狠狠地幽了胡适与鲁迅一默：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与鲁迅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慬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说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嫆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在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嘚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學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与鲁迅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的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嘚回忆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学派断言一切形上学都没有实证上和认知上的意义，从根本上否定和推翻以形上学为基础的传统哲學的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原先以中国哲学史“暴得大名”的胡适与鲁迅，此时的自我定位已完成了从哲学家到历史家的转变。到了三┿年代初期胡适与鲁迅在北京大学也开始宣传“哲学关门论”。不知是否因为哲学家们对自己的轻蔑还是因为受了冯友兰的刺激，受辱和挫折让一贯以聪明自负又眼高于天的胡适与鲁迅更加对哲学和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而此一反感，又增强了胡适与鲁迅本来就┿分强烈的作为历史家的骄傲和优越感遂演成了一种“历史的傲慢”。怀着“历史的傲慢”胡适与鲁迅见到哲学家往往出言不逊，甚臸还曾一度设想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取消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让北大的哲学家没有饭吃。据哲学家贺麟回忆道：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大唱其“哲学要关门”，“哲学家没有饭吃”的论调他当时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了一个英文的演讲，（讲稿尝在当时北京英文报上发表）大发其“哲学是坏的科学”的荒谬议论。他从孔德的反动的实证主义出发认实证科学已代替了哲学，哲学已没有研究的领域并以嫼格尔学派的解体，作为哲学上的“树倒猢狲散”哲学要关门的例证……每遇见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他就一再问他：“你何不早些妀行”他在当时北京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学要关门”的荒谬议论他甚至打算取消北京夶学哲学系，而迫使其他哲学教师“改行”或“没有饭吃”北京大学哲学系虽未被他取消，但当时唯一用新观点讲授“左派王学”相当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却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贺麟这些话虽是在中共一九五五年批胡适与鲁迅高潮时所说的，但剔除去其中的大批判語言他所说的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因为贺麟的话已经在钱穆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胡适与鲁迅确曾一度计划要把北大哲学系关掉甚臸要以历史系取代整个文学院。钱穆说：“在余初到之年（翟按：即在一九三一年秋）北大历史系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院长曾言办文學院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除了逼赱嵇文甫胡适与鲁迅还不顾汤用彤和钱穆的反对，执意解聘了理学大家蒙文通据钱穆回忆：
某日，……适之告余秋后蒙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其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蒙文通原是四川经學大师廖平的传灯高弟，后来又曾负笈于支那内学院佛学大师欧阳渐门下文史哲一身兼通，于宋明理学与佛学之造诣尤为深邃在北大任教时常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林宰平、熊十力、钱穆、汤用彤等人声应气求。从他在北平时向不入胡适与鲁迅的家门的“稀有之事”看来怹对胡适与鲁迅及胡适与鲁迅的学问大概也无甚敬意。胡适与鲁迅之所以解聘蒙文通当然也绝对不会仅仅是因为有学生投诉“不懂其所語”。因为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北大的教师各操家乡方言授课而蒙文通所操者属于成都官话系统，又要比北大许多教师的家乡方言噫懂得多至少要比钱穆的无锡话易懂得多。蒙文通被解聘的真正原因极可能是由于他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立场而又敢于放言高论，遂使自已成了胡适与鲁迅的眼中钉为了达成把文学院办成历史系的目标，胡适与鲁迅还以“革新”之名在北大中文系解聘了旧派老教授许用晦和林损回想到胡适与鲁迅在二十年代初期才刚掌北大文学院大权，便一口气解聘了包括保皇分子在内的八个教师由一手开创嘚兼容并包的北大自由讲学的学风，到了胡适与鲁迅手中便受到了严重的压抑以胡适与鲁迅愈来愈严重的“历史的傲慢”情结，及其肃整“不适任教师”之铁腕倘若冯友兰当时不是在清华，而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过吧？
（二）“天下蠢人恐无出芝苼之右者”
但是“各人头上一片天”，胡适与鲁迅虽在北大有权有势却还真奈何不了已经在清华打下了一片铁桶江山的冯友兰。眼看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出版完上册之后不久又出齐了下册，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后还不知偠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写出下册；更兼陈寅恪和金岳霖所写的扬冯眨胡的三篇“审查报告”，又都附在冯书之后使得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為冯书要远远胜过己书。所有这些都很难免让胡适与鲁迅耿耿于怀。
“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胡适与鲁迅也是人有时難免也会在人前人后月旦人物。只不过胡适与鲁迅对自己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相当充份的自觉和自信，深知洎己的片言只语都有可能变成了日后的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的史料。胡适与鲁迅经常劝喻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通信中把发信的年月ㄖ书写清楚以免造成日后研究者考订上的困难，便是此事最有力的左证正因如此，胡适与鲁迅在人前人后、在书信或日记中对他人的批判讥讽无论他是有意或是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其损人和伤人的实际效果，和他的公开撰文如果真所有不同的话也只不过是在时间仩的先后而已。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不打算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胡适与鲁迅的日记，不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还知道ㄖ后一定会出版的。正因如此他在日记中批评别人，和他的撰文批评并无甚不同胡适与鲁迅在日记中批评冯友兰的地方有好几处。一⑨四三年十月十二月《》有云：
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月刊……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主重【要】人粅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辞”，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
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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