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皇帝年间重校字典长啥样?

刚刚过去的这场大雪,历史罕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在古代,也经常有极端天气发生,那时人们的境遇又如何呢?遭遇暴雪降温 清朝人也“打车难”-东亚经贸新闻数字报-吉和网数字媒体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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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场大雪,历史罕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在古代,也经常有极端天气发生,那时人们的境遇又如何呢?
遭遇暴雪降温 清朝人也“打车难”
  崇祯本《金瓶梅》第46回插图——元夜游行遇雨雪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到底是现代冷还是古代冷?具体比较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史料记载,清朝时确实经历过一段时期,天气极寒,常下暴雪。&&清代“小冰期”暴雪频现&&1550年至1851年,明代嘉靖至清代道光年间,中国曾发生了大规模类似于现在的极寒天气,被称为“明清小冰期”,而清代受影响更大。历史学家谈迁写过一本叫《北游录》的书,书中的一段记载,可以还原小冰期时中国江南的寒冷程度。1653年(顺治十年)阳历7月底,谈迁从家乡杭州出发,由运河坐船前往北京;11月7日,他到达天津,到18日运河就封冻了。谈迁在北京住了三年,(顺治十三年)阳历3月,等到3月7日,运河开冻,他坐船南返。由谈迁的记载可以推算出,顺治年间,北运河每年封冻的时间长达110天,比上世纪50年代,华北最冷冬天时北运河封冻的时间还要长。&&小冰期时代,不仅中国北方受到影响,就连江南,也因为气温的异常,出现了河面结冰的情形。谈迁提到,1654年(顺治十一年)阳历11月,吴江运河冰厚三尺多,而且从吴江一直冻到嘉兴,要壮士凿冰,每天才能前行3-4公里。阳历11月南运河封冻,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可见顺治年间,江南天气的寒冷。另外,当时也出现了长江结冰的记载。&&明清小冰期时,由于温度的下降和干冷天气的持续,中国的农业经济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究竟有多严峻?从清朝初年叶梦珠编辑的《阅世编》中可见一斑。书中提到,江西的柑橘,向来是贡品,家家户户广泛栽种。然而,在明清小冰期最盛的顺治、康熙年间,橘子常常被冻死,受到打击的橘农吓得不敢再种橘子了。&&气温下降是一个方面,大规模的降雪更是“小冰期”的一大特点,据史书记载,清代规模较大的降雪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邢台大寒,大雪盈丈。”(《清史稿·灾异志》)平地积雪一丈。&&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腊月,“河北大雪,深四五尺。”(《同治灵寿县志·灾祥》)平地积雪四五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腊月,“盐山大雪五日,平地深至丈余。”(《民国盐山县志·故实》)连下五天,平地积雪一丈多。&&道光十年(1830年)腊月,“雪深数尺,禽鸟冻死无算。”(《同治灵寿县志·灾祥》)没说具体厚度,只说“数尺”,“数尺”肯定超过两尺。&&道光十一年(1831年)腊月,“连雪三日,雪深四五尺,举家冻殍者数百。”(《民国元氏县志·灾祥》)大雪连下三天,积雪四五尺,光元氏一个县就有几百户居民被冻死。&&不光北方,连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撰写的《阅世编》、清朝中后期人陈其元撰写的《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那几场大雪,都发生在小冰河时期,小冰河时期要比现在冷得多,小冰河时期的雪比现在还大。&&暴雪阻隔&新人“望空交拜”&&现在的雪灾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不便,小冰河时期的雪灾会对古人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古代路况差,道路要么未经硬化,要么崎岖不平,有雪时路滑,雪化后泥泞,难走得很。《老残游记》第八回描写了清朝人走雪路的情景:“这路虽非羊肠小道,然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头路径,冰雪一冻,异常的滑,自饭后一点钟起身,走到四点钟,还没有十里地。”仨小时走五公里,平均一小时不到两公里,比前几天石家庄都市白领步行上班的速度慢多了。&&现在一下雪,也有租车涨价的情况,清朝时也是如此。嘉庆年间,某文士客居沧州,适逢大雪天,本来在沧州地面雇一驴车,一天只要四百文钱,因为下雪,车价涨了一倍,该文士感叹道:“雇驴冲雪非容易,日费青钱八百文。”(《燕台竹枝词》其一)有时候你多掏一倍车价,也不见得能雇到车,因为下雪天车夫生意极好,“雪地呼车时辰久,靠着门旁叫腿麻。”(《蓟北杂咏》其一)跟前几天市民出门一直打不到车的情形何其相似!&&古人雪天出门,一样容易滑倒。《清稗类钞·棍骗类》记载,道光年间,某镖师从北京去山东,途经河北某镇,下起大雪来了。镖师冒雪前行,“忽闻有呻吟声”,瞧见路边有一孕妇倒在雪地里。原来她从娘家回来,骑了一驴,结果“雪深冰滑,驴仆人坠”,差点儿流产。&&《清稗类钞·棍骗类》还记载,某户人家定在腊月初八那天娶媳妇,谁知那天下了大雪,走陆路,“雪深没胫”,走水路,“冰坚如石”,迎亲队伍望天兴叹。可是这吉时不能耽误,男方急中生智,雇了一不要命的家伙顶风冒雪去给女方送信,说雪下这么大,天又这么冷,新郎新娘见不了面,干脆“望空交拜”好了。女方没法,只得让新娘跟新郎隔着几十里拜了天地。七天后,雪化了,路能走了,这对小夫妻才圆了房。&&雪灾耽误婚事,这危害还算小的,比较大的危害是耽误运输。清朝盛行漕运,也就是使用运河的船只把粮食送进京城,雪灾一发生,陆路不通,运河也被冻住,粮食运不进京城了,北京的粮食价格立马上升,小百姓买不起粮食,就有可能饿肚子。&&道光年间,还真有人因为雪灾被活活饿死。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0记载,浙江湖州安吉山上有一小庙,庙里有四个和尚,每天靠化缘填饱肚子。道光二十年冬天大雪,山被封了,这四个和尚没办法下山化缘,全部饿死在庙中。&&下大雪皇帝给大臣放假&&现在发生雪灾,政府会积极应对,组织人力物力解决各种问题,清朝政府怎么就不采取些措施呢?其实清朝政府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首先,政府会安排人扫雪。皇宫的雪是太监去扫,内城的雪是侍卫去扫,外城以及其他各大城市主干道的雪,一般会让驻军去扫。至于各商铺、各社区门口的雪,自然是老百姓自己动手。你不动手也行,可以雇人,道光年间华北各城市都有一种职业叫“扫街”(也有叫“清道”的),雪一停,他们就扛着铁锨扫帚冲上街头,等着被人雇走,打一阵子零工。&&其次,政府会安排人在官道上垫土。垫土的目的是为了防滑,但是限于财力和人力,一般只把土垫在特定的官道上,比如说皇帝出巡或者大军凯旋时可能经过的官道,以及运送军粮军饷的官道。把这些紧要的官道垫了,别的官道就不管了,随便它滑,随便它泥泞。&&再其次,政府还会给某些官员放假。康熙二十四年,北京闹雪灾,康熙说:“路滑,诸位爱卿不用来上朝了。”(《康熙实录》卷121)雍正四年,北京再次闹雪灾,雍正也说:“在京官员不必来圆明园,朕自改期另传。”(《雍正实录》卷42)。&&又其次,政府还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尽可能地减少雪灾期间的交通事故。&&《大清律例》第296条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劳改三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埋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最后,清朝皇帝非常虔诚,一有雪灾,他们就到天坛祷告一番,“祭天谢雪”,意思是老天爷您别下了,雪已经够多了。很明显,这是迷信而已。&&据《河北青年报》&&核心提示:&&刚刚过去的这周,我省遭遇暴雪,降雪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为历史罕见。回顾我国古代,清朝时期也有几次关于大雪的记载,那么,清朝的雪灾对古人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清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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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道光年制 碗 官窑 && 筛选条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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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描述:藏品尺寸/规格:碗口直径15CM;高7CM。 道光本朝,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一条红色立龙腾跃于云中,神态威严,身形矫健,趾爪尖利,呼之欲出。外口沿以紫、黄、绿诸彩绘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八吉祥纹饰,其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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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描述:藏品尺寸/规格:口直径16.5cm 清道光粉彩花卉诗文碗:其胎质细腻白釉润泽,画意精致自然疏放。诗文书写工整,布局缜密沉稳大气,画面虽繁密却不乱,花叶分布各有主次婉转舒展,彰显出皇家的华丽与尊贵。底书大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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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13.8cm、底径8cm、高2.8cm 盘内满绘缠枝莲五朵,此青花发色分层次,为清代中晚期所常见。盘口沿有条极细微冲纹(如图),其中有只盘中刻一小字,瓷质坚细洁白,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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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描述:藏品尺寸/规格:口径18高7底径7 撇口,圈足,底渐收,外壁以粉彩绘花鸟纹,色彩鲜艳,器形工整,整体庄重大方,修胎规整,底书“大清道光年制”篆书青花款,字体规整,应属道光本朝官窑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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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描述:藏品尺寸/规格:高9CM 口径9CM 底有大清道光年制款 碗身上有景福堂制~口有小磕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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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描述:品名:道光官窑粉彩轧道开光四时花卉纹碗
年代:清-道光 (AD)
尺寸:高 6.2 公分 直径 14.5 公分
简介:胎坚实细腻,釉色润。主体碗身各方向开四开光,内分别绘四季花卉,晶莹粉嫩,娇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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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描述:藏品尺寸/规格:口径16.5厘米;高7.7厘米; 底径6.8厘米 该碗器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温润,粉彩绘无双谱人物,绘画生动传神,配以诗文描述所绘人物事迹,由于这些历史人物事迹举世无双,故此称为《无双谱》,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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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描述:藏品尺寸/规格:直径约16.8厘米,高约7.6厘米,底座直径约6.1厘米 本件收自福建漳州本地,大开门清道光宝象花缠枝纹官窑大碗,画工细腻,发色极为清丽漂亮,器型老气,釉色莹润,底款“大清道光年制”,包老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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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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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贡院又称南京贡院、建康贡院。位于南京城东南隅,南京学宫东侧,是组成部分,夫子庙地区三大古建筑群之一。江南贡院始建于1168年(宋四年),清同治年间,江南贡院达到鼎盛。仅考试号舍就有20644间,加上附属建筑数百间,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冠,创中国古代科举考场之最。1905年(清三十一年)、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从此江南贡院便结束了它的使命。从贡院落成到晚清废除科举江南贡院为国家输送了800余名状元、10万名进士、上百万名举人,明清时期全国半数以上官员都出自江南贡院。江南贡院是中国唯一反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还原放大缩小别&&&&称南京贡院、建康贡院始建年代1168年(宋四年)主要建筑明远楼、飞虹桥等景区级别位&&&&置夫子庙学宫东侧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
江南贡院曾经占地约三十万平方米,东起姚家巷,西至贡院西街,南临,北抵建康路,为地区主要建筑群之一,秦淮河畔也因贡院、夫子庙的存在而一度繁荣起来。1912年春江南贡院,右前方可见南京城墙
“清同治时,江南贡院东接桃叶南抵淮, 西邻状元北对牌,风水宝地贡院起, 送过千般翰林派。”达到了“号筒二百九十五字”、“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的规模,呈扇形。
2009年,江南贡院荣膺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创造了古代科举考场中国之最。贡院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是省试的管理机构和考试场所。进入宋朝,随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不断增多。到南宋孝宗朝,州郡创建贡院才开始逐渐普遍。1920年江南贡院明远楼
1168年(宋四年),建康知府史正志建造建康府贡院。由于当时只是建康府、县学的考试场所,因此它的规模还不大,只有房屋110间,应考人数亦不多。若遇考生增多时,则借用僧寺举行考试。据记载当时建康府贡院面秦淮,接青溪,远挹方山,气象雄秀。
1191年(宋二年)建康府知府“以贡院湫隘,修而广之”。江东转运副使杨万里为此撰写了一篇《重修贡院记》,其中描写贡院的布局与规制道:“考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廊四庑,爰拱二掖。可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堧,中闑以南,前后仞墙,内外有闲。自闑之表,缄封之司,写书之官,是正之员,左次右局,不肴不并。”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虽然规模还不算大,但贡院内的房屋设置已经是有些讲究的了:官员有办公场所,考生有应试考场,内帘区、外帘区之间砌筑有垣墙,相互隔离开来。1910年的江南贡院及明远楼
元朝的时候,由于统治者不重视科举,而且对“南人”实行歧视政策,据《至正金陵新志》中记载,元至元年间建康府贡院这一带已成为管理丝织工匠的东织染局了。
1368年(明元年),明太祖定都南京后,集、于南京的江南贡院举行。
1421年(明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为留都。因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参考士子日益增多,原有考场便越来越显得狭小。明成祖朱棣便便将犯臣的府邸,又取怀来卫指挥陈彬家人,忠勇伯家人等人的房舍以及府尹黄公永元祠、秦桧之子贝喜祠等改建“江南贡院”。
1453年(明四年),应天府尹马谅筹建贡院。在选择地址时,得知“秦淮之阳有地廓如,前武臣没入废宅也,鞠为氓隶之圃久矣,若葺而理之可办也”。于是上疏奏请以其地为贡院新址民国时期的南京市政府。得到批准后,他立即筹措经费,鸠工聚材开工。新贡院落成后,适逢大比之期。这一届中式者多于往届,盛极一时。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们在放榜后“相与列宴于新堂之上,时《鹿鸣》兴歌,笾豆有践,流观焕彩,文物交并,京闱科贡之盛,于斯为备矣”。
1534年(明十三年),建造明远楼“楼凡三层,作四方形,下檐出甍,四面皆窗”,明远楼是贡院的中心建筑,也是最高建筑,既可号令、指挥全场,也是监临、监视考场之处。也是中国保留的最古老的一座贡院考场建筑。“明远”二字取自《大学》中“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之意。科考期间,监临、骆试、巡查等官员昼夜登楼查望,“白天摇旗示警,夜间举灯求援”,以防考生骚乱、作弊。
清康熙年间,始划分苏、皖两省,而政治、军事仍为一体,乡试仍沿用南京市政府明远楼明南京近畿制,两省举子都来南京应试,但不是各县所有的秀才、廪生都可以参加考试,而是要事先通过预试录取。
1853年(清三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江南乡试被迫停止,江南贡院建筑也遭毁灭性破坏。
1864年(清三年)曾国藩的湘军攻克南京时,除明远楼、衡鉴堂、至公堂等建筑尚存外,“监临主考官及各所片瓦无存”,一派衰败景象。为笼络士子、争取民心,曾国藩果断决定立即修复江南贡院,不仅要把贡院的规模加以扩大,还希望当年就开科考试。其时正是乡试之年,全国各省都已在八月按期举行了秋闱,唯独苏、皖二省例外。经曾国藩多次到工地视察督促,十月底江南贡院按期修竣。“遂定本年(1864年)十一月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消息一出,“两江士人,闻风鼓动,流亡旋归,商贾云集”,当年就有2万考生涌进江宁城。
1867年(清六年),继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续在江南贡院增加号舍数百。
此后,贡院于同治八年(1869年)、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经1937年明远楼几次增扩,规模达“房屋四百九十九间,披厂七十四间,号筒二百九十五字,共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经过量算,江南贡院全盛时占地面积实际为十二三万平方米,可供两万多名考生同时应试,为南京城里占地最大的建筑群之一,也是清代全国十七座贡院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1905年(清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从此江南贡院便结束了它的使命。中国的科举制一直到清代的初期传到了西方,形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被称为对世界人类进程有巨大影响的中国第五大发明。
1918年(民国七年),江南贡院大部分被拆除,只保留了明远楼、至公堂、衡鉴堂及少量号舍。除作为历史文物外,余下部分全部拆除,辟为市场。抗战时曾是汪伪政权的行政院、最高法院所在地;解放后交南京市中医院使用。改革开放后,政府挖出了1000多平方米的遗址,成立了我国唯一反映科举历史的专业博物馆。
1927年(民国二十六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占领南京后,南京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明远楼成立了南京市总工会。6月1日,南京市政府成立后,明远楼成为市政府大江南贡院一度为汪伪政府的司法院和行政法院门的门楼。当年明远楼拱券形大门上方悬挂着“南京市政府”匾额,大门两侧挂有“首都建设委员会”等门牌。南京市政府成立后,仅仅对江南贡院的旧屋进行了修葺,作为各局办公室,所以显得异常拥挤。
抗战时期,江南贡院一度沦为汪伪政府的司法院和行政法院。
1950年后江南贡院被南京市中医院占用,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市中医院让出“明远楼”到“至公堂”的范围作为江南贡院遗址保护,飞虹桥则仍在南京市中医院内。
明、清两代,江南贡院不断扩建,江南贡院已形成一座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另有主考、监临、监试、巡察以及同考、提调执事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园、桥梁、通道、岗楼的用地,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
2009年,江南贡院荣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创造了古代科举考场中国之最。历史上,江南贡院大门为三阙辕门,木结构,中通人行,两侧平时封闭。正门五间大小,正中门上为朱匾黑字“贡院”。左额“辟门”,右额“吁俊”。门前石狮一对,两旁有牌坊各一座,书曰江南贡院全图:“明经取士”、“为国求贤”。门内有二碑亭,碑曰:“整齐”、“严肃”。东西有官房各三间,为府县官员休息之所。略西为二门,门对盘龙雕照壁,照壁背后(南面)为贴“金榜”之所在。金榜为御制,主考出京时皇帝颁发,四周有龙凤飞舞,彩云呈祥,正中上方印有皇帝玺印,以示国家重视人才。
江南贡院,堪称中国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一度因为考生太多有点“吃不消”。历史上,它曾数次扩大规模,受秦淮河、孔庙和学宫的制约,它的重心逐渐东移,最终形成了一个不规则扇形。这种形状在众多贡院中绝无仅有。
清代18个贡院,除了江南贡院,其他贡院建筑群的形状全部为规整的长方形或正方形。所以,不少人都存在误解,认为江南贡院一直都呈正方形。晚清以前的确如此,不过随着考生越来越多,江南贡院不断扩建,形成了一个不规则扇形。明远楼始建于1534年(明十三年),明远楼是江南贡院的主体建筑,清道光年间重建。是中国保留的最古老的一座贡院考场建筑。
明远楼平面正方形,三层木结构建筑。明远楼名称取自《大学》中“慎终追远,明德而归厚矣”,底层四面为墙,各开有圆拱门,四檐慎终追远,明德而归厚矣柱从底层直通至楼顶,梁柱交织,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一览贡院,它当时起着号令和指挥全考场的作用。
登临四顾,整个贡院一目了然。它是考试期间考官和执事官员警戒,发号施令的地方。现在明远楼为贡院正大门,大门两侧分别刻有:“明经取士、为国求贤”八个大字,道出了贡院的真正意义。
楼下南面曾悬楹联,系清康熙年间名士所撰并题:“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器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从联中也可看出明远楼设置的目的和作用。大门上悬有横额“明远楼”三个金字,外墙嵌《金陵贡院遗迹碑》,记述了贡院的兴衰历史,碑文最后叹道:“今则娄百年文战之场,一时尽归商战,君子与此,可以观世变矣!”号舍在明远楼东部和西部,为士子考试食宿之所。号舍左右两壁砖墙在离地一二尺之间,砌出上、下两道砖托,以便在上面放置上、下层木板。1888年江南贡院举行戊子科考试
白天考试,上层木板代替桌案,下层木板为坐凳,供考生坐着答题,夜晚取出上层木板并入下层,用来当睡觉的床。但因号舍长度只有四尺(相当于1.33米),人睡下去连腿都无法伸直。而且号舍没有门,考生需自备油布作门帘以防风雨。
在考试的九天七夜里,考生答题和食宿全在号舍里。在每排号舍的尽头有一间粪号,谁去上厕所不能说话,只能用牌子来表示,牌子正反两面都有字,一面写着“入静”,另一面写着“出恭”,现在还有不少老年人以“出恭”指上厕所,就是由科举而来。
由于秋闱时南京天气非常炎热,考生们吃住全在狭小的号舍里,因此,经常有考生因中暑生病、食物中毒导致意外死亡,还有的则是被藏在号舍屋檐等处的毒蛇咬死。
每号巷门楣墙头上大书“字”号,排号以“千字文”文序来定。古代对士子参加考试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政策,号舍内有年龄最小的考生才13岁,最大的考生已有103岁。无论什么年龄层的都可以报考。但因考试所涉四书五经等海量诗书典章,因此,能通过预试到江南贡院进入乡试的,极少有“ 神童”。在江南贡院的考生中,年龄最大的状元是唐朝的尹枢,“应试时年已七十有余”,与其弟先后中状元,时人称“梧桐双凤”。
号舍充分体现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因为考生不论高低贵贱,不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可参加科举,科考不仅是考核成绩,也是考核考生的人品。考生面前有一些考篮,是考生进考场时带进来的,里面装了一些干粮和考试用具如笔、墨、纸、砚等,但考生带的干粮必须切开,以防考生作弊。
此外,士子进入考场时,为争先入场,拥挤不堪,曾经有人在入场时被挤下考场大门内右侧水池中淹死。直到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江南贡院担任主考官时,这一状况才有改变。林则徐通过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明定入场规则,并将各县士子何时何门点名先期布告,使士子按部就班入场,改变了入场混乱状况,因此留下“三度亲临棘闱中,雷厉风行革弊政”的佳话。飞虹桥是江南贡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历史遗存,号称江南贡院的“三宝”民国时期江南贡院飞虹桥旧影之一,其它两宝分别是江南贡院明远楼与贡院碑刻。飞虹桥是科举时考试和阅卷的分界点,是古代科举防止营私作弊的见证和特别建筑,日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在江南贡院帘门外,横有一条宽约十余米的清水池,池水将江南贡院拦腰分作两段。池上架有一座石桥,即“飞虹桥”。飞虹桥宽6米,长约15米,用巨石筑成。两侧的桥栏护板之上,以高浮雕的手法,铭刻出象征“一路连科”、“青云直上”的吉祥纹饰,其构图之美、刻工之精让人称绝。
此桥虽经历了五、六百年的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飞虹桥在科举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和作用,它是江南贡院内、外帘的分界点。为防止外帘官员即监考官员与内帘官员即阅卷官员相互勾结舞弊,贡院立有严格规定,考试期间任何人员不得逾越“飞虹桥”半步。不仅如此,即使是熟人隔桥打个招呼也不允许。
正如至公堂内楹联所称“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当时有一句俗话说的是“卷子过了飞虹桥,举人一半拿到手”。其意思是说,如果某人的乡试经过外帘官员的誉录,对读、初选、分卷、弥封之后送过飞虹桥,交到了阅卷官员的手里,这时,他就已经有了百分之五十被录取为举人的希望。为防止考场内外的串联作弊,江南贡院的外面建有两道高墙。两墙之规模庞大的江南贡院建筑群间留有一丈多宽间距,形成一圈环绕贡院的通道。围墙的四角又建有四座两丈多高的岗楼,围墙的外面也留有一圈空地,严禁百姓靠近和搭建,这就是著名的“贡院街”。
在乡试期间,贡院围墙的内外还布满了兵丁,戒备森严。因在贡院内外两层围墙的顶端布满了带刺的荆棘,所以贡院又被称作“棘闱”。考生进入考场有三道门,每道门都要对考生及其携带的衣服、笔墨、油灯等严格检查,为防考生在食物 (为防变质一般都带大饼或月饼之类糕点)中夹带作弊答案,在进考场时,卫兵会用刀将糕点全部切成一寸见方。最后一道叫龙门,如果最后查出夹带违禁品,则前面两道门的兵丁都要被治罪。而违禁的考生则将被革除一生的功名,即一辈子不可以再做官,还要被捆绑在贡院门前的木柱上示众两个月。  但由于科考事关仕途官运,作弊就成了科考挥之不去的阴影。江南贡院发现过飞鸽传书,当时有考生家里训练了只鸽子,鸽子晚上就飞进考生的号舍,考生把考题写得很小,拴到鸽子腿上带回,家里请了答卷高手,然后让鸽子再送进考场。家人为了提醒考生不要抄漏了,就在正面的下方注了“背面还有”几个小字,哪知这位老兄竟也照抄不误,结果被考官发现。明远楼与至公堂之间的道路两侧悬挂着八面旗帜,分别是:明经取士、为国求贤、青云直上、天开文运、连中三元、指日高升、鹏程万里、状元及第等,这些名词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吉祥如意词语。贡院主展厅叫至公堂。至公堂是指这里是最公正、公开、公平选拔人才的地方。馆内陈列了我国科举制度的介绍和科举相关实物等。  柜内展出的是103具小泥人,反映的是当时士子考上进士后跨马游街的一个情景,中间三位披红挂彩的便是进士前三名(三位中间骑白马的是状元,两侧分别是榜眼和探花)。馆内陈列了一张全国各个省份夺取状元、榜眼、探花情况的表格,通过这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清代,江苏最多,第二名是浙江,第三是安徽,所以人们常说江南出才子。唐伯虎、郑板桥、、吴敬梓、、、施耐庵、、、、、李鸿章、等历史名人均为江南贡院的考生或考官。中国最后一个状元也出于此。
(1296年~1371年),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江苏人。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代表作是长篇古典小说《》。施耐庵19岁中秀才,28岁中,36岁与同榜中进士。
(),中国明代画家,文学家。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唐生、南京等,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二十九岁到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正当他踌躇满志,第二年赴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交恶运,绝意仕途。
(),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字克柔,号。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
(),清代小说家,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号粒民。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
(),清代重臣,倡导者,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有《》。
(),清代名臣,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翁心存之子。六年(1856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光绪,罢官归里。卒后追谥文恭。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文天祥() 汉族,吉州(今属江西)人。原名云孙,字履善,又字,自号文山、浮休道人,南宋杰出的和爱国诗人。著《文山全集》,名篇有《正气歌》《》。宝佑时进士。官至丞相,封信国公。危急时,他在家乡招集义军,坚决抵抗元兵的入侵。后不幸被俘,在拘囚中,大义凛然,终以不屈被害。他晚年的诗词,反映了他坚贞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风格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有《文山先生全集》、《文山乐府》。
(),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他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同志在谈到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至公堂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是我国唯一的一座以反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它坐落在闻名遐迩的地区原“江南贡院”遗址上。
贡院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为当时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起初只供县、府学考试,占地面积也不大,后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鼎盛时期仅考试的号舍就拥有20644间,加上官房、膳房、库房、杂役兵房等数百间,占地近30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冠。明清两代在江南贡院应试的部分著名人物就有唐寅、郑板桥、吴敬梓、施耐庵、翁同龢、张謇、陈独秀等。
复建后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仍保留有“明远楼”、“贡院碑刻”等重要文物古迹。陈列馆大门“明远楼”,原为江南贡院的中心,也是贡院最高的一座建筑。登临四望,秦淮风月,历历在目。“明远”二字取自《大学》中“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之意。楼内有清康熙年间著名词人李笠翁所题对联一副:“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科考期间,监临、骆试、巡查等官员昼夜登楼查望,“白天摇旗示警,夜间举灯求援”,以防考生骚乱、作弊。
明远楼两侧是碑廊,陈列着省级文物明清贡院碑刻20余块。其中有康熙御题碑、两江总督铁宝碑、重修扩建贡院碑等,是研究明清贡院建制沿革和科举情况的实物资料。为再现昔日考试景观,馆内复建有考试时考生所用号舍40间。西面20问号舍,内部除陈列有古时考生所用文房四宝、油灯、食品外,还专门制作有电动模拟考生塑像。他们有的得心应手,有的抓耳挠腮,还有的正在伺机作弊。观者不由被这些生动的人物形态景观带入到那逝去的岁月中。东边20间号舍是举行、模拟“江南乡试”的场所,中外游客可以着古装,入号舍,答考题,亲身感受科考之艰辛和中举之喜悦。
东西号舍之间有花圃,这里鸟语花香,修竹婆娑。由花鸟市场遁入贡院的小松鼠在游人脚下戏耍、觅食。奇特的考场建筑,将院外夫子庙那吵杂之声完全消溶。难怪当年应试士子,身在号舍而能不为十里秦淮的喧嚣所侵扰。
穿过花圃,便是“至公堂”。此堂原为监临与外帘官聚会办公之地,现为陈列馆的主要展厅。这里,以文字为主配以图片和实物资料,向观众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历史沿革。
自隋朝以来,直至清末,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1300余年,其社会影响十分深远,因此,了解和研究古代科举制度是有必要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的宗旨即是广泛征集和展出有关科举制度的实物和资料,研究这一制度在历史上的得失和现实意义。同时该馆又充分注意知识性、观赏性、娱乐性的结合,真正做到寓教于乐,使科举遗存在当代文化教育和旅游事业中发挥作用。江南贡院牌楼明洪武三十年三月五日,会试发榜。榜上有名者共52人,均为江南考生,是为南榜(春榜)。北方举子开始议论纷纷。三月殿试又取福建闽县陈某为状元,北方举子大哗,认为主考官、白信蹈是南方人,因此袒护南方人。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赶来镇压。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
接到奏报,震怒异常,亲自查问主考官刘三吾。刘三吾对朱元璋说:“元朝统治北方一百多年,使其文化遭受极大摧残。近年来,北方远不如南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南优北劣也为正常。”朱元璋却不听他的,找来侍讲张信,命他带领侍讲戴彝、右赞善、司直郎等人,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但经复阅后上呈的北方试卷仍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张信向朱元璋如实禀告复查结果,认为南北考生成绩相差确实悬殊,就连最末一名也比北方的优秀者高出许多。并且认为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是国家科考的惯例,不应有地域照顾。如今北方举子成绩仅能列后,因此不能更动。
这时,有人秘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随即安排刑部调查。刑部在严刑逼供下终于搞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名单及证词。朱元璋竟然称考官及先前负责调查之人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有牵连,于是做出了决定: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派充军,以老戍边。所选52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名列榜首的考生陈某以行贿罪问斩,至于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同年五月,朱元璋又亲自圈点出六十一名贡士,第一名是河北的韩克忠,第二名是山东的任伯安,六十一名贡士中竟无南方举子一人,是称北榜(夏榜)。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熙元年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60%,北卷取40%。至此,全部终结。江南贡院内部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顺治帝派方犹、钱开宗主持江南乡试。丁酉年江南乡试放榜后,落第士子们群集江南贡院门前抗议。江南书坊中还刻了一部《万金记》。方字去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万、金二字,指的就是方犹、钱开宗二主考。书中极力描绘了科场中行贿受贿的情状。顺治得悉江南科场丑事后,当即下令:“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速拿来京,详审。”为鉴真假,顺治帝决定亲自在北京主持复试该科江南中举的全部考生。参加复试者每人都身带刑具,并且派遣大量军士在现场看守每一位举人,已经把他们全部当成罪犯了。考场气氛极其紧张。当时已值冬天,考场的举人们冻得浑身发抖,但也不敢吱声。就是这次复试的结果使人觉得此案有冤情在内。复试结果,24人被罚停会试,但因成绩勉强通过,被准做举人;只有14人未获通过,革去举人;共有74人准许参加会试。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但顺治一看结果,反而认定江南乡试有假,于是下令将方、钱二人立即正法。另外8人也受到全家流放黑龙江宁古塔的处分。
江南名士看不惯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别是当他走进瀛台,看到考场像刑场的感觉后,将笔一扔,竟当场交了白卷。这下可激怒了顺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宁古塔。如今,这一案件已被众多史学家称为“科场蜚闻案”,意思是这应该是一场冤案。88人参加复试,74人的通过率,应该算不错了。并且落第的那14人中,不乏吴兆骞这样的江南名士。贡院内部石刻清朝康熙年间,江南贡院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科场舞弊案。这件案子涉及面广,把部省一级的官员都卷进来了,案情忽明忽暗,扑朔迷离,轰动一时。
原来,江南乡试的主考官受贿出卖举人功名,阅卷人通伙作弊,为此江南士子大哗,出于义愤,把考场匾额上的“贡院”两字涂写成了“卖完”;还有的考生将财神泥像抬到夫子庙里。此事传到皇帝康熙耳里,龙颜大怒,立即派大臣火速赴江南,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然而此案牵涉到封疆大吏和,故一拖再拖,两批饮差大臣都未能完成使命。最后还是康熙亲审科场案,才判决两江总督革职听差,科场舞弊人员一律处斩。陈独秀,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当年也曾来到江南贡院参加科举考试。而正是这次考试,成为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考场中那“一两个钟头的冥想经历”,成为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他以自传体形式记录下这次经历,今天读来十分有趣,发人深省。
除八股文之外竟有如此活泼的文章
陈独秀,1879年出生,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字仲甫,谱名庆同,科举名乾生,留学日本时名由已,办《安徽俗话报》时名三爱,辛亥革命后始名陈独秀,其笔名重甫、仲子、实庵、由民、顽石、撒翁、独秀山民等。
陈独秀从小就在祖父的启蒙下读书。思想守旧、脾气古怪的祖父,在陈独秀的脑海里印象十分深刻。在《实庵自传》中,他写道: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并不像祖父那样对我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
但未等陈独秀参加科考,祖父陈章旭就去世了。家人又为陈独秀请来了多位塾师,但都不满意。后来,陈独秀便随哥哥陈庆元继续读书。哥哥庆元长独秀5岁,是府学廪贡生,为人忠厚老实,有一定才识。他知道陈独秀不喜八股文章,因此,除经书以外,还教陈独秀《昭明文选》。
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主持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录选先秦至梁800年间诗文、辞赋和杂文的代表作。陈独秀从《昭明文选》中领悟到,“除八股文之外竟有如此活泼的文章”,于是就越发憎恶八股文。
蒙住了博学的主考官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中举人、中状元是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一个人不追求功名,必将遭到别人的白眼。
在封建文化氛围的钳制和高压下,陈独秀只得走上前人所走的老路。不久,陈独秀初考童生被取为案首,但是他厌恶八股之心不泯。参加院试时,进了考棚,揭开题目一看,考题相当古怪,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对这种不通的题目,陈独秀“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搜肠刮肚,“把《昭明文选》上关于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佶屈聱牙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陈独秀回到家中,把底稿交给他大哥看。大哥看了文稿后,“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他们本以为必然落第,谁知文章的艰涩难懂蒙住了“博学”的主考官,竟然录取陈独秀为第一名。捷报传来。他母亲乐得掉下眼泪,家人和亲朋好友也赶来庆贺。人们都夸赞陈家“祖坟风水好”,还煞有介事地称赞安庆城外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的一管巨笔。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1897年,甲午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这一年,光绪加试“江南乡试”恩科开考在即。陈独秀随哥哥陈庆元等人,各怀复杂的心情前来南京。在他们乘坐的轮船上,一面挂着写着“奉旨江南乡试”6个大字的小黄旗在随风凛凛起舞。
三场九天的考场之怪现状
到了南京,陈独秀跟着大哥由浦口上岸,渡过江来,经仪凤门(今兴中门)入城。高大的城楼及平阔的街道,使陈独秀这个初次进城的乡下秀才大开眼界,惊叹不已。原先那座曾经很让他崇拜的安徽省城安庆,相比之下简直就是个江边小镇,显得十分土气。不过,南京街道两旁房屋矮小破烂、人烟稀疏、市景荒凉,这景象却和安庆差不了多少。陈独秀后来回忆道:“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颈上一串铃铛的叮当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哒哒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
因乡试开考在即,南京街头骤然增加了许多背着大包小箱的人,加上受甲午战败巨额赔款的影响,这里物价也日见高涨。陈独秀驻足在夫子庙秦淮河畔,贪婪地望着这块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的水散发着阵阵水腥气,河面上泊着游舫,有的精致,窗棂子雕龙镂凤;有的破烂,乌篷船似的。船头船尾三三两两立的、坐的大姑娘小媳妇,花枝招展,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初来乍到的陈独秀怕走散,看了会景色以后便随大哥一起离去。
在《实庵自传》中,陈独秀以辛辣的笔触,生动刻画了3场9天的考场之中形形色色的“怪现状”: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
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两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考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的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里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自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
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着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摇头晃脑、“今科必中”的胖考生,竟让年轻的陈独秀呆看痴想了一两个钟头,把应试一事丢在了脑后。后来,陈独秀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颇为感慨地记道:“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现状;由这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两足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揄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毛病。……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几十年的行动。”
此次江南乡试,陈独秀当然名落孙山。他不仅不懊丧,反觉“意外有益”。第二年,他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后因有反清言论被逐回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正在南京陆师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等人。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逐渐步入了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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