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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26年前此刻，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
青年特稿 / 深度指数：
青年君说今天是诗人海子去世26周年忌日，不多语。默读一遍，“面朝大海，穿暖花开。”本文来源网易新闻客户端真话频道，作者袁凌，原标题《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1989年2月，正待解冻的密云笼罩未名湖。海子的挚友、北大诗人“三剑客”之一的骆一禾写下了两句诗：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诗句准确地预言了那一年的轨迹。一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身亡，像是平地传来一声惊雷。再过两月，为处理海子身后事心力交瘁的骆一禾本人，在广场上忽然脑出血倒地，18天后不治身亡。这仅仅是雷暴季节的序幕。当秋天雷声停歇，庄稼被收割，一个时代已经灯火阑珊。其中逝去的，既有诗人海子年轻的面容，更重叠着整整一代人悲欢交集的面貌。诗人自此不再是时代广场上的主角，昨天拥有魔力的缪斯诸神，像是一夜之间退位了。但海子却像他自己预言的那样，在野蛮的悲伤之后复活了过来。他复活得就像一朵春天无需穿戴的野花。25年后的初春，北京花家地的中央美院北区略显荒凉，西川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王莽篡汉时期的摩崖石刻拓片，字体古崛浑朴，被他称作“最伟大的书法”。这幅石刻拓自他的出生地苏北海岸，上有文字“东各承无极”。西川轻轻说到：“‘无极’就是大海。——面朝大海”。这是他少见地提起亡友海子的这句名诗，却并不像今天的地铁站房地产广告那样，缀上后四个字“春暖花开”。相反，那是一片冲击拍打崖岸的怒涛，至今并未从时代的顽石面貌上散开。“这是好诗，但这不是最好的海子。”已经被无数次要求谈论亡友的他，有些微微激动。更好的海子存放在他的心里，像是扑向永恒天空的一头豹子，更是黑漆漆睡着的财宝。他和逝者海子一同亲历的八十年代，在许多人的追忆中是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催生了诸多怀旧的文字，但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不为人了解，其中还多有误解。从十五岁离开家乡到二十五岁去世，海子在北京的十年，正好与整个八十年代同期。今天在遥远的安徽怀宁査湾，海子漫生青苔的墓地已经被划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不足以安慰他的母亲和那个逝去的十年。为自己的日子/在自己脸上留下伤口/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作证。海子预先在一首诗里说。海子的死，为时代之谜保留下来一件可靠的物证。围绕这件证物，又产生了诸多人事喧嚣，成为一个时代复杂的回声。今天找寻和辨认这件证物，只能遵循海子在那个春天的脚踪。未名湖我年纪很轻不用向谁告别有点感伤
——海子《小站》臧棣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见到海子，弱小的身个上顶着一个大头，一圈怒发和络腮胡子围住天生的娃娃脸，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谈吐起来，臧棣觉得他脑子里囤积的哲学远远超过年龄。这圈络腮胡子或许是为了掩护过于柔弱的青春。海子的同学回忆，十五岁的海子初到北大时，身量不足一米六，只有一个头显得特别大，像是从乡下田野飞出来的蜻蜓。开学后不久，季卫东在上课时第一次注意到同学査海生，在课间抱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在阅读，季卫东感觉他稚气的脸庞、矮小的身体和这本大书对比，“很有诙谐感”，因此走过去与他攀谈。此后二人被分别称为“老夫子”和“小夫子”。起初“老夫子”喜欢摸“小夫子”那又大又圆的头，以后遭到海子不满而作罢。在海子四年的大学生涯中，一直面临这种“被怜爱的尴尬”，直到他在诗歌中找到完全不同的自己。海子所处的班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招生，和前两届一样不限年龄，其中不乏一举改变命运的插队知青和街道青工，有人的年龄超出海子的一倍，是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里走出来的一辈。这个50来人的班级像是文革历史的叠压，1964年出生的海子只是摸到了这份历史的底部。海子学的是法律，最初爱看的是武侠侦探小说，喜欢的是德意志哲学。但解冻的未名湖溢出的诗歌潮水，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这个时常坐在岸上草地出神的少年。大学四年级那年，他由浑然不觉转而一头扎进诗歌，面对一个由盛极一时的朦胧诗和纷纷传入的外国现代诗汇成的海洋。回忆起类似的经历，西川说：“在未名湖旁边坐着，不知怎么就忧伤了，开始写了------有点可笑。”相比起管理不松不紧的校方，缪斯是这时燕园和未名湖的真正主宰。即使是在法律系的小宿舍里，海子也不是第一个写诗的人。用一句俗语来说，十个馒头砸到北大学生头上，九个砸中的都是诗人。“三剑客”中的骆一禾、海子和西川来自的中文、法律和西语系，分别拥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启明星》《晨钟》和《缪斯》，这远比另一些诗刊产自的系别听起来正常：地球物理系、计算机系、数学系。这些油印刊物只是整个中国弥漫的油墨气味一角，美学家高尔泰形容为“凄红骇绿，异俗殊音”，人人唯恐落后。大小油印刊物背后围绕着数不清的诗歌朗诵会。对于那时未名湖旁的北大礼堂来说，“水泄不通”经常是个贴切的形容词。诗人之外，自然还有思想界热门人物，《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即在未名湖边留下了一张于学子簇拥中激情挥洒的照片。学者严家其、李泽厚和记者刘宾雁，也是北大的讲座熟客。各种社团招新和讲座信息海报，以及发表意见和争论的大小字报，贴满了北大三角地，在五颜六色裱糊的外表下，隐隐接续着消逝的西单民主墙的余脉，以至北沙滩红楼的五四血统。曾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的臧棣说，诗歌是一个空间，在中规中矩的校园生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重要性相当于呼吸。当时齐秦的一首歌“给我一个空间”，因此在校园里传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校方对此的态度显得若张若驰。和整个的官方机构一样，他们需要一种活跃的气氛，但又想限制实质，“鼓励社团活动，但并不支持写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西川曾经被校团委副书记约谈。团委和学生会成了调节的阀门，邀请校外诗人朗诵名单要报他们审批。西川和海子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北大团委的一间办公室兼宿舍里。教室规模的大小，是控制活动规模的一个方便手段。在礼堂的朗诵会可容三千人。一次邀请杨炼来的讲座，却被安排在化学系一个4、50人的普通教室，原因是他写“寻根长诗”《礼魂》，已经受到过与“清除精神污染”有关的批判。官方的态度，在学生之中也有投射。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中，一位中文系的同学担任评委，发言指责西川的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建议朗诵会不让西川上台。这正是在外地同样上演的故事。海子的安徽同乡、诗人叶匡政当时在合肥的高中就读，小有诗名的他，赶上了合肥市教育改革，在小小年纪拥有了多个半官方的头衔：合肥市学校报刊交流中心理事、合肥市艺术中心观察员，可以持证到合肥市各个中学自由听课、走动，“观察”。这些理事和观察员全都是中学生。叶匡政还是官方组织的诗歌夏令营会员，远赴苏州无锡参观。86年上大学之后，叶匡政又是系学生会外联部主任。在一次“自由化”活动后，整个学生会的成员被校方清理干净，叶匡政本人被迫退学，从中学开始的与校方的蜜月期至此结束。如此气氛中埋头读书，海子可谓不够敏感。但据说他一开始写诗，同宿舍那位开风气的诗人就此搁笔，却把海子介绍给了骆一禾。二人以一次“投名状”式的酩酊大醉订交，以后海子又结识了不喝酒的西川。小圈子里还有一个伙计叫老木。圈子之外海子沉默如昔。据季卫东说，海子经常在教室和宿舍写诗，但从不出声朗读。这个小圈子和很多别的小圈子围绕诗歌的圆心转动和碰撞，朗诵和油印诗歌，喝酒和争论，讨论哲学和美，很快成了校园里某个嗡嗡发声的核心。三人据说还有写作上的分工：海子写天堂，骆一禾写地狱，而西川写炼狱。海子写诗始于毕业前不久，但离校后他不停回到这里，继续参加圆周运动。在一次清华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政法大学学生王俊秀第一次见到海子。在评委席上，牛仔裤络腮胡子的海子和谢冕邻座。当一个女学生上台朗诵时，身为评委的海子听到某一句诗竟拍起了桌子，让王俊秀觉得他“特别暴躁”。海子的暴躁受到了女学生的反驳。当她继续念到一句“我的爱人，你的脸像食堂的烧饼”，海子又开始拍桌子，众评委则掩面大笑。王俊秀向正好站在身旁的骆一禾打听。骆一禾告诉他这就是你们政法大学的海子。久闻其名的王俊秀这才目睹了真人。当时也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写诗的方向（化名）说，只有在那个年代，你可以把一个人批判得体无完肤而不伤友情。海子就是这样一个毫不掩饰的批评者，同时也受到别人毫不掩饰的挚爱和批判。据王俊秀回忆，当时他一到清华就被学生围住，问海子来不来，说“不来就没意思”。可见当时海子已在学生圈中成名。王俊秀背诵起海子的“亚洲铜”，还像当年一样眉飞色舞。“祖父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这太猛了。一般人不敢这么写。”这是海子离开未名湖后不久的成名作。臧棣在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期间编《未名湖诗选集》，把海子放在第一位。海子也是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一同的获奖项者除了兄弟西川以外，还有前辈芒克和北岛。这份手写的奖状，一直保存在海子的遗物里。对于为激情裹挟的诗人来说，摇篮一样的未名湖，虽然处于校园诗歌的中心，却显得平静。校园外的诗歌朗诵会现场的疯狂，可以北岛、顾城等人在成都的一次经历为证：在听众的蜂拥冲击下，北岛等人不得不躲进厕所，对搜寻者谎称“我们不是北岛、顾城”，随后翻窗逃跑。即使是学者刘再复和李泽厚的美学演讲，也曾由于听众太多三易讲坛，台下尘土飞扬，索求签名的听众差点掀翻了桌子，李泽厚还由于“讲得太少”遭遇强烈指责，二人在保护中撤走。全民性的诗歌热，把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混合在一起。文革“打倒走资派”和上山下乡造成的各阶层打乱，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一局面，譬如北岛、芒克都是干部子弟，本身却是工人，芒克以后失业。创办《今天》的团体是包括护士、团支部书记、造纸厂工人等各个出身人群的混合，这在其他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今天》的“管家”鄂复明，是一个从内蒙古插队回来的公交系统工人，自己并不怎么写诗，一走进《今天》就变成了印刷工人和财务、后勤“总经理”，成了朦胧诗人背后的服务者，包括给几乎每一个读者亲自回信。大陆《今天》停刊后，鄂复明继续上班，却始终珍重保存着《今天》所有的资料，包括读者来信和每一期样刊。多年来他为了避免资料被有关部门拿走，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直到近年将手中资料捐给图书馆，“这以后我才敢讲话”。此外，他还管理过为诗人食指募集的救助基金。他从来没有分享过朦胧诗人的荣光，却甘心做了保存历史的“持灯者”（査建英语）。这也说明了那个年代诗歌的巨大魅力。一个例子是，朗诵舒婷的《致橡树》成为婚礼上的必备节目。北岛的“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则成了一句港台味儿的流行歌词，被城乡青年不明就里地哼唱。在喧嚣又热烈的时代面前，北大燕园只是海子诗歌出发的“小站”。些微的伤感之余，“三剑客”终将依次离开未名湖，“到草原去晒黑自己”。从这个时期开始，査海生给自己起名“海子”——草原上的湖泊，或者更像一滴水。连挚友骆一禾，也是几年后明白其含义。只是，海子没有去到意想中纵马驱驰的牧场，而是到了北京郊外的小县城昌平。在昌平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
——《在昌平的孤独》2014年3月，昌平西环里15号楼5单元的楼道里，从底楼到顶层贴满了像苍蝇一样密麻的小广告，从开锁、疏通、除尿碱到办证、妇科男科，无奇不有。被京城核心区严密的物业管理逐退之后，它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疯狂的发泄之地。以后海子迁居的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4号家属楼也不能免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是30年前诗人的故居，对于逝去的那个时代，连一点点气息的暗示都没有。法大学生也只知海子其人，无人知其旧居。毕业后一年来到这里，海子像是被那个过分喧嚣的时代放逐了。相比于北京城里的拥挤，昌平校区太过空旷。最初两年没有学生，教师租住在西环里的宿舍，每天回城上课。校区长达数年未竣工，几座贫瘠的小山脚下一片旷野，临时的一圈铁丝网之中，几幢新立起来的教学和宿舍楼里少有居人。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这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校园。这有点像是邻近的秦城监狱，初创时期同样是一道铁丝网隔开。战犯们的劳动号子和卫兵吹号，则被共享场地的北京市歌舞团的吊嗓和锣鼓声代替。地处燕山脚下的昌平，建制始自汉代，似乎从古摆脱不了放逐之地的角色。明代有罪的太监宫女，惯例是发配到偏远的十三陵守墓，老死荒郊。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出逃，曾携光绪皇帝在这里的旧庙借宿，啃食玉米棒子充饥。建国以后昌平的建制，在建区和立县之间来回摇摆，难以确定和北京的关系。秦城监狱之外，关押右派劳教分子的沙河农场、六十年代“反动学生”和右派下放的南口农场都邻近这里。律师张思之下放到燕山脚下的清凉洞劳动，又在80年代中期离开全国律协再次来到昌平，创办《中国律师》。法大昌平校区也曾卷入“自由化”风波。文革之后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以后升格为中国政法大学）地皮多被割据，教师宿舍逼仄，年轻教师蜗居于简易棚，终究引起了集体请愿，负责安抚的副校长江平煞费苦心。学校为解决难题在昌平拓殖新区，却也遭到“偏居昌平，会对那里的新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质问。这些请愿的年轻教师，以后不少人像海子一样迁往昌平家属区。1988年5月，昌平校区又发生了学生罢餐事件。江平当上校长后又在海子去世的那年秋天去职，成为政法大学史上任职最短却又“永远”的校长。在法大的校园里，诗歌的氛围与未名湖并无二致。1986年入学的王俊秀作为“星尘”诗社社长，成为与海子交往的人之一。在海子同事李秀云的记忆中，当时的政法大学“校园诗歌就象今天绽放在校园里的玉兰花一样，文学青年写诗，文艺青年弹吉他，革命青年谈民主自由。”但王俊秀回忆，海子自己慢慢地疏远了法大校园诗歌，这或许已不足以容纳他的文学抱负。当昌平校区土生的“345”诗社在学校蓝屋饭馆里聚餐以庆祝成立，他们并不知道身后一桌上坐着诗人海子。次年海子自杀时，诗社刚刚准备聘请他为顾问。这或许与一个悖谬的现象有关：海子做校报副刊编辑扶持的83——85届法大学生诗社成员，经常在主流刊物《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海子自己的诗却缺少这种机会。厕身崭露头角的“学生辈诗人”当中，身为老师的海子或许会觉得尴尬。诗人海子并不适合教严谨的法律，校方将他从校报调入哲学教研室，这算是那个时代“爱护人才”的方式。年轻助教海子的课程中，既有生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离诗歌最近的美学。前者使他生涩窘迫，后者则助他灵感挥发，在第一堂课上提示学生们将海鸥想象为上帝的游泳短裤。另外的节目还有课间朗诵诗歌。和不受学生待见的马哲一样，引人入胜的美学，当时同样处于新旧争议的风暴中心。海子和他的一位女学生朱惠萍，就在课堂上发生争执。期中考试“美的本质”的论文陈述中，朱惠萍认为美的本质是一股大力，不由分说地注入人的心灵。海子有些急躁地打断了她的话，引起了她“以海子之矛攻海子之盾”，一位男生也加入，批评海子在压制不同的观点。海子的脸红得“超过了身上半截鲜红的羽绒服”，讨论会黯然收场。这个发生在课堂上的小小冷场，毋宁是当时美学界白热化争论的缩影。海子崇尚的美学来自希腊与德意志的和谐静穆、理念与感性统一，喜欢的国内美学家是宗白华和朱光潜。这和蔡仪等人的官方美学自然判别，但当时最能引起年轻人热情的是李泽厚和高尔泰。曾经的夹边沟囚徒高尔泰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相互烘托，成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信条。李泽厚《美的历程》则成为大学生人手一册的经典，书中奔放的辞采和激情令人动容，使人感到注入心灵的“一股大力”。在不同的美学观点之间，发生尖锐冲突，混杂着政治酵母，从五七年反右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之后，高尔泰黯然出国，李泽厚也因为“毒害青年”受到批判，二人之间也由同仁到陌路。刘再复接受《博客天下》邮件采访称，他当时有感于“在文学中坚持党性原则”的老套，认定要冲击这种局面，大讲“文学主体性”。“八十年代拥有思想自由，这种自由又激活了生命，激活了思想，激活了创作。”在法律院校教授美学的海子，职称始终停留在助教的台阶上。在北大报考法理学研究生失败后，海子曾在未名湖边散步中对季卫东吐露，他怀有创造“诗意的法理学”或者“法律的诗学”的抱负，但这项抱负显然并未受到体制鼓励。美学的争端之外，将海子卷入的还有气功潮。这曾经是和改革新星李向南、海灯法师以至钱学森的控制论一同流行的时尚，最著名的文学界卷入者包括柯云路，海子是不声不响的身体力行者。亲历者回忆，发功者第一次来到昌平，当场震倒政法大学的几个学生，带给海子和其它观者震撼。这个反对异化的时代，相信人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体，将肉身变为超越的“气”，开天眼，甚至散发芳香。海子自信，他已经打通了“小周天”，冬天可以穿一件单衣走在昌平校园里，双脚泡着冷水写作。昌平的酒馆是宽容的，海子可以和西川、骆一禾以及新结识的苇岸们像叶赛宁一样赊账喝酒。昌平的大街是空旷的，可以容许海子在失恋后夜夜游荡，不必遇到巡警的阻拦。昌平有限的文化底蕴，对海子也是友好的，他生前获得的三个奖项中，其中一个是“昌平县1986年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但昌平不同于北京或莫斯科，这里的酒馆也是孤独的，老板可以赊账，在海子打架时袒护他，却不高兴他朗诵诗歌。爱情从课堂上到来，又在现实中离开他，像渔网中漏掉的水。这有别于瘦哥哥梵高在阿尔绝然的孤独，更近于高更在塔希提。但由于拒绝生活，三人最后走到了一起。或许这正是诗人和时代之间需要的距离。在昌平以外的世界，多数的诗人却和时代走得太近。1986年，深圳举办了诗歌大展。这个由红极一时的《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的集体展示，是一次全国各流派诗人成名的机会，过期不候。为此各种门派一夜出世，譬如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撒娇派，共达88个，以后人称“中国诗坛挂起的88片尿布”。众多名号奇特的诗人一夜成名，又集体蒸发：京不特、肥山、男爵、泡里根------连好兄弟西川也未能免俗，被人安上一个“西川体”。今天的西川回忆起往事，还不免荒谬之感。海子却对此似乎浑然不觉。他还缺席了同等重要的“青春诗会”年度展示。两年后，海子的诗被收入了为纪念这次大展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年还获得《十月》荣誉文学奖。海子还入选了重要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但他的长诗和短诗命运不同。在中国作协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一些体制内诗人激烈批判他和骆一禾等人写长诗。这种鞭挞的疼痛最终变成了海子宿舍里一地的酒瓶。激烈的批评声还来自前辈朦胧诗人多多。在海子进城参加的“幸存者俱乐部”朗诵会上，多多说海子写长诗是犯了时代性错误，他只在不断重复的诗中听见了一句“蒙古人骑着高头大马飞过天空”。1980年代的昌平没有地铁和八达岭高速，不像今天这样近。臧棣有一次和同学相约，骑车去昌平看海子，走到途中轮胎跑气，被迫推车走回来。外地来北京串联的诗人，也很少能够到达这个县城。对于城里的诗坛，海子出于本能接近，又出于敏感抗拒。就像是昌平北边那些孤独的小山，远远保留着位于地平线上的轮廓，不引人注目却也无法抹去。德令哈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远方的路程却干干净净
——《遥远的路程》出行串联，是海子对于在昌平的孤独的补偿。几年之中，海子先后走过了两趟四川和西藏。西川也曾经在黄河两岸游历七个月，漫无目的，“心中都有个远方。远方，就是未知的东西。”1980年代的诗人串联，就像上一个时代红卫兵的串联一样，是时代的风气，也是官方默认的一种大规模运动。地处湖北腹地的利川师专，小明加入了野夫领导下的诗社，创办一份叫《剥枣》的杂志。那时的野夫远没有今天出名，却写着不折不扣的现代诗。小明参加了无数诗会，最远到长江上下游的君山和奉节。在客轮上，购买五等船票的诗友们嫌底仓憋闷，露天睡在夹板上，饱看沿江风光。在一个叫雪北河的水库，诗友们自带伙食和锅碗连日赛诗，由于粮食储备不足，后几天不得不用剩余的一点玉米面熬粥加土豆平均分配，有限的一点小菜则念诗才能夹上一筷子。在安徽，高中时期的叶匡政和同学去南京听讲座，为此卖掉了手表，因为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校长原谅。腿脚之外，书信是另一种联络方式，他不知怎么就认识了远在湖南隆回县的马萧萧，交往至今。在小明的记忆中，那时坐公共汽车缺钱，喊一声“我是诗人”竟可免票。这同样类似当年的红卫兵串联优待。一个诗人到了外地，自动被纳入当地的诗人圈子，找到一个人，整个圈子都会接纳他。在北大，西川等人也接待了无数串联的诗人，晚上大队人马从北大游荡到清华，裹挟上清华诗友再游荡到地质学院和钢铁学院，一路走一路聊，彻夜无眠。其中一些个性古怪，操行有亏，但都能靠着诗人的身份凭证被友情豁免。无形之中，诗人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松散联盟，这正是让官方担心的。但却没有真正的力量出来反对它。海子的游历方位主要是四川和西藏，前者是盛产诗人的盆地，后者是远方的极致，两者又都与他的爱情有关。四川的民刊也是很早发表海子诗歌的地方。在1988年春天的游历中，海子在四川收获了友情，但也领受了事后的苦涩，一个叫尚仲敏的诗人发表文章描述“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两万行诗歌”，称海子“在空乏、漫长的言辞后面，隐藏了一颗乏味和自囚的心灵。”而这个诗人是海子打算和西川在北京“帮帮他”的。不留情面的批评，是当时诗歌的风气，李陀在接受査建英的访谈时，对于这种八十年代的遗风甚为怀念。他回忆和马原初见，被直率地指责为不懂小说，争得面红耳赤，事后又出钱请马原下馆子。但在友情后面，圈子也正在形成。朦胧诗一代的“幸存者俱乐部”，对于海子、西川这样的“第三代”既吸纳又拒斥，后来者加入需要越过苛刻的身份验证；在四川的“非非主义”和北大的“学院派”之间，也存在微妙的话语权分歧。这是海子受到尚仲敏和多多诟病的潜在背景。88个流派的旗帜背后，诗人的乌托邦大陆上已经出现诸多裂痕，标注了行政区划。如果对某流派的一个诗人进行批评，也就彻底开罪了这个流派。“诗歌圈有一种风气，你不能批评谁的诗写得不好，这样你就得罪了所有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叶匡政说。他在2006年发表文章宣称“文学死了，诗歌死了”，随即得罪了所有的诗人，在以往的老朋友圈子里感到了潜在的敌意。记者近年曾与当年的“口语诗”旧人有所交往，因为无意中在博客中批评了一句“口语诗”，被人看到，引发了朋友绝交和在刊物上声讨的严重后果。这和李陀回忆中描述的情形已相去甚远了。远方的另一可能性是爱情。海子的爱情都在他的诗里留下了踪迹，第一段是在四川的达州，海子笔下“一条肮脏的河流奔向大海”，恋人的居处像一只船停靠在河岸上，恋人离群索居在一把伞中。海子希望这条大河“越来越清澈，越来越宽广”，如同游历的他本人，容纳无数条浑浊的小溪。这正是远方的真实意义。但说着“野兽的语言”的海子，终究无法为生活接受，拒绝结婚的他第二次去达州时遭到拒绝。这样的拒绝，海子在两次入川游历之间的西藏之行中已经发生过，它的纪念是将德令哈由一个流放地变为诗歌名词。地处青海湖以西的德令哈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1988年的海子在这里的夜晚“不关心人类”，只想念远在拉萨的“姐姐”，一个通信多时的诗友。姐姐最终拒绝了求爱的海子。但德令哈抒情的温柔却保留了下来，代替了它在历史中的荒凉面目。文献记载，德令哈曾是文革前青海最大的劳改农场，劳改劳教人员达5万人，在三年饥荒中有数千人去世。这里地处不毛，终日飞沙走石，当地的犯人和流民都曾发生大规模逃亡。在原分场领导陈复生的回忆中，管教干部有次追捕四个逃亡的犯人，回来时手上的袋子里竟囊着四颗血淋淋的人头。陈复生质问之下，干部以为理所当然，可见为惯例。唯有在这个荒凉地点的抒情，是最动人的。海子“不关心人类”，使人想到“奥斯维辛之后不该有诗”的批评，却也暗示他在抒情背后已经承受了历史。这是海子的动人之秘。他爱的“四姐妹”，听起来也才具有了“比命运女神多出一个”的严肃意义。80年代的爱情，是诗歌的孪生物，其间却又含有禁忌。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的描述，得到了小明的称许。男女主人公在久别重逢后，一夜面对炉火说不出话，“那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在诗人群体之中，大家不好意思和某个特定对象谈情说爱，似乎这样是一种堕落。在游历和聚会中，男女生可以同床共卧，却又保持着性别的纯洁，这种纯洁的维护和打破都很微妙，如同男女知识青年初到延安的情形。爱情因而总像是饮不到嘴里的水。在海子和他的初恋女友，以及拒绝他的“姐姐”之间，也存在着身体禁忌。拒绝着结婚又向往爱情的海子，只能像是拉上岸的鱼筐，存不住感情之水。而他的好友骆一禾和西川，都接受了现实的婚姻形式。如同诗人间的友情一样，1980年代爱情的禁忌中潜藏着危机。在1989年盛夏酵母的催化下，禁忌的闸门被冲开了，洪水涌流。电影《颐和园》中，人们在校园里昏暗的灯光下朗诵海子的诗歌、跳舞，随后男女主人公来到宿舍的单人床铺上做爱，直到被宿舍管理员查获。方向在那个多雷暴的夏天也经历了类似的场景，因为家里有淋浴，两个在广场上没处洗澡的女生，先后成了他的女友。秋天来临，他像一个收割的农夫，近乎疯狂地追求以往圈子里任何一个女生，到手后立刻换手，这是圈子里男女普遍的风气，似乎要在这个失败的季节，尽量挽回过去禁忌的损失。但事后却发现，大家这才真的一无所有了。海子没有得到这种补偿的机会，反而提前做了赎回。西川认为海子自杀的起因之一，是初恋女友出国前的来访，海子觉得自己在酒桌上说了伤害这位女友的话。这种对恋人也是对自己初恋的污损，像是落在灵魂质地上的灰尘，无从清扫，要用自杀来赎回。据说，眼下流传最广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得知这位初恋女友要移居美国后写下的祝福。开篇模仿《诗经》的“喂马劈柴”表达了古老的诚挚情意，幸福的祝福则留给远行者，“面朝大海”包含的更多是望洋兴叹之痛。20年后西川再次见到这个女人，面对满脸倦容与泪水的她，只能说一句“把一切放下吧，生活还要继续”。这正是今天诸多80年代怀旧者的现状，他们已经在一场自我补偿后两手空空，无从赎回自己的青春友爱。北岛的诗《黄昏：丁家滩》写给一对恋人，原本由于男方要出国，不料女方抢先踏上“红罂粟之路”，二人终究分手。王俊秀同学中的一对恋人，分手后男方在法大跳楼，女友到“天涯海角”殉情自杀，在法大校园里引起了震动。一场梦幻醒来，“告别冬妮娅”成为作别青春的代名词。海子没有补偿过自己，却也因此不会损失，像远方的道路一样干干净净。革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们一样我不得不与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祖国，或以梦为马》当海子和西川在未名湖的校园里开始写作时，他们面对的首先是北岛、芒克、多多等人矗立的“朦胧诗”高峰。1990年的西北大学筒子楼，一位文学青年、也是本文作者的班主任箕踞在单人床头郑重宣布“我们这一代人是吃北岛的奶长大的。”那首写于70年代的《回答》，扣动了文革后时代的扳机。在臧棣看来，《回答》这首“朦胧诗”代表作一点也不朦胧，既是政治批判，又是道德审判。这似乎是朦胧诗一代的整体特征。在芒克的向日葵诗中，传统意义上哺育万物生长的红太阳成了向日葵拼死反抗的对象，光线成为系在向日葵脖颈上的绞索，向日葵和太阳的关系完全颠倒。多多的一首诗中，提及“红色恐怖的急促敲击声”，革命的经典用语被直接纳入诗歌。芒克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批判反思，他说文革是他少年的生活环境，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西川觉得朦胧诗人们“有经历，有情怀”。朦胧诗的大本营白洋淀，就是红卫兵一代在政治过气后的发配之地，芒克、多多等人的反思和写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朦胧诗中依稀可见的政治诉求和思想批判，不免招来官方意识的不安。芒克等人曾经尝试为《今天》向新闻出版局申请正式刊号，自然全无下文。以后《今天》被取缔。朦胧诗也对下一代诗人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他们很快在校园里喊出了“打倒北岛”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朦胧诗人们在对文革进行控诉批判的时候，身上也暴露出了文革烙印，他们自己也成了诗歌“革命”的对象。1986年，曾宣告“中国丢了钥匙”的梁小斌宣告了朦胧诗的“崩溃”。朦胧诗人中的杨炼则转向“文化寻根”的大诗，他走向欧亚大陆深处的路线，给海子、骆一禾带来了直接的提示。西川觉得，在杨炼、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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