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红军将领] -
李特 （）原名，又名徐希侠，曾用名徐李特。
李特&一九○二年生于石店区白庙乡徐家老楼（今刘庙村）。一九二二年，考人交通大学一年级预科班。一九二三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秋，赴入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后被选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一九二八年，进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军事。一九三○年秋，毕业回国。一九三一年四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彭（湃）杨（殷）军事干部学校教育主任。一九三二年十月，任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参谋长。同年十二月起，历任红军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任参谋长。同年十一月，任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任西路军工委会委员。一九三八年春，于新疆迪化（今）牺牲。 1996年6月，填发通知书，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
李特[红军将领] -
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冯井乡牛庙村徐家老楼东院。李特兄弟妹5人，排行第二。其父徐浴亭系清末秀才，早年参加，曾随柏文蔚讨袁。李特有未婚妻名，寿县人。杨父与徐浴亭同在湖南为官，两家相处很好而订亲。后来李特外出求学后，曾多次写信回来，让杨子英莫在等他，以免误其终身。1930年李特由苏联回到上海，曾写信回家，说他已与两江总督罗松听之女结婚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然而经调查，罗松亭实有其人，但不是两江总督；此外，经走访与李特在苏联留学的师哲和他在鄂豫皖及长征时期的一些老战友，都说他未曾结婚。因此，里特婚否有无子女，笔至今仍是个谜。&&1921年，里特考入唐山预科班。交大是著名学府，有英美两个的教授，他们讲课都用英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只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况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路矿大罢工运动波及各界，交大师生采取罢教、罢课、组织募捐等形式，声援工人。十分恐慌，派一个旅的士兵前往镇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分歧反抗，并选派代表集体赴北京请愿，致使军阀内阁倒台。在这次斗争中，李特不仅表现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
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乔装打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新的征程。&&李特个子不高，胖脸。到苏联以后，人们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语戏称“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他是1924年秋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的。李特在校进步很快。
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中国旅莫斯科部调李特、和另一名华侨，以当翻译的名义到的去做学兵工作。基辅中级军官学校的中国班有32多人，其余是国民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发展党组织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由联系，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苏中兆等汇报工作。李特在留学期间，发展了不少党员。
1926年入党，李特是他入党的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指挥人员的正规学校，苏联元帅朱可夫曾在这里学习过。这里有中国学生十多人，除李特外，还有，、、、、、、等。他们在这个学院度过三个春秋。
1930年夏毕业。& 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于是就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李特在鄂豫皖苏区，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２５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可喜成绩。&由于发动的鄂豫皖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
1933年初，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５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３１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地区，长征胜利结束。 在长征途中，中央就有在适当时期派遣一部打通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意向。 ，由、、、签署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宏四方面军》指出，“（甲）为着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日，中央和军委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批准车工努力军政委，政委、总指挥徐向前，李特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西路军参谋长。 西路军下辖红5、9、30军，加上西路军总部共21800人。而面临黄河西岸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包括国民党的嫡系中央军及封建军阀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正规军９个旅，、部队及青、甘保安民团。同时，这个地区气候寒冷、荒凉，物质缺乏，群众基础薄弱。 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质。11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陈昌浩：“统一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准备中。”在此前后，西路军主力迅速西进，袭占古浪，攻克永昌，进占山丹。西路军在占领山丹后，数次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激战。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地形不利等原因，虽歼敌８０００余人，但自身也有很大伤亡，陷于被动局面。在这之后的四个多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仍竭力奋战 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早用完，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马敌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相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仅剩下400多名将士的西路军，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向西行进，于4月底才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由党代表、把他们接到（今乌鲁木齐）。 从1936年10月到次年5月，红军西路军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喋血搏斗，虽在消灭马家军2万5千余人后惨遭失败，但在战略上，却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路军包括李特在内的高级指挥员，始终执行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余下的四百多名西路军将士带回到党中央身边，这是不容抹杀的功绩。 日，、李特等率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总支队长、政治委员，下辖干部队和一、二、三、四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总支队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西路军总部及左支队军师级干部、、、、、、、、、、、等没有在总队安排职务。&1937年11月，李先念奉命调回延安，李特、、等都到机场送行。1938年初春，李特、黄超被诬陷为托派，被暗暗地处决了。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发出通知，为李特平反。
李特[红军将领] -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的高材生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只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次斗争中，李特不仅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党组织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乔装打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个子矮小，在苏联留学期间，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1924年秋，李特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李特在校进步很快，于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中共旅莫斯科部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的基辅去做学兵工作。基辅中级军官学校的中国班有32余人，其余是国民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开展发展党组织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联系，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等汇报工作。李特在留学期间，发展了不少党员。1926年师哲入党，李特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这里有中国学生10多人，除李特外，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院度过了三个春秋，于1930年夏毕业。 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为此，李立三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 盲从追随张国焘李特在鄂豫皖根据地，成为的亲信并得到张国焘的重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李特从苏联留学回来，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时间和张国焘、、等几位大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时间差不多。李特懂军事，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水平都很高，有留学苏联的优越背景。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来说，李特和张国焘等一样，他们都是后来人、外来人。这自然成为走的近的一个重要条件。李特自身所具备的才能，也符合张国焘急于培植自己势力的条件。李特性格倔强、脾气刚烈，属于那种城府不深、心直口快比较容易驾驭的人，这也应对了张国焘一贯的用人标准，所以李特能很快进入张国焘的视野，成为张国焘所倚重的亲信。而李特也唯张国焘马首是瞻，成了张国焘至死不喻盟友。&& 张国焘到鄂豫皖不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便以中央分局和鄂豫皖军委会的名义将撤职，改由陈昌浩任四方面军政委。搬开了曾中生之后，张国焘随即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肃反运动。按照张国焘的思想，鄂豫皖根据地肃反对象重点放在三种人身上：一是投诚的官兵；二是出身不好的；三是学生知识分子。通过肃反运动，把原来的大部分他们认为控制不了和提过不同意见的人都杀了，四方面军的几个创始人几乎无一幸免。红军四方面军的创始人，著名的红军将领、等都以不同的理由相继的被害。包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被以改组派的名义处死。政委陈昌浩的夫人张秋琴从一个军级干部被处理为医院的护工。在这场肃反运动中，李特、黄超等都是积极的参入者。徐向前在后来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的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不满中央红军，他和遵从张国焘指示，拉拢分化一方面军的干部，黄超曾给送钱送米送兵，被彭德怀严词拒绝。在《永不磨灭的回忆》里记述了李特在一方面军中拉拢干部的一件事：李特对莫文骅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那意思是在一方面军升官慢，毛泽东不如张国焘重视和使用人才。当莫文骅不同意李特的说法，并谈到了一件事的时候，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说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莫文骅一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里只要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在红四方面军里，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向严加监视、特殊对待的。建国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中将曾有这样的回忆：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徐向前说：徐深吉都是听我说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这才保住了徐深吉没有划进知识分子行列，没有成为张国焘重点监视特殊对待的对象。& 张国焘本人就是大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最警惕。张国焘提拔和使用的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或者带有浓厚工农色彩的小知识分子。就在《记叛徒张国焘》里说，张国焘主政鄂豫皖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四个必然”的定论：“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必然要杀。”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用中央分局机关报的名义发表社论，对党内异己分子规定了一个识别标准：“什么是党内的异己分子，就是那出身、、而没有真正无产阶级化了的分子，他们多数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都成为肃反对象，列在应杀范畴之内。李特作为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应知道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动机和信念，知道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巨大的作用，但他出于对张国焘的愚忠，为了表示紧跟张国焘，他的见识就跟张国焘如出一辙了。&& 正是因为四方面军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像、、、这类文化不高的将领是很受欢迎的。多年之后，军史研究者刘统在撰写《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资料证明&“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作战勇敢，但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也就是说，简单粗暴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常用的一种手段。红四方面军对西北军起义过来的红五军一直心存怀疑，甚至谩骂红五军是“戴眼镜说漂亮话的反革命、假革命”。为了加强对红五军的控制，黄超担任了红五军的政委。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高台县城战斗中，黄超否决了军长董振堂适时撤退的意见，致使全军3000多名将士多数阵亡，年仅42岁的军长董振堂也壮烈牺牲。有一次李特看到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时，竟然指责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当时红军给养困难，部队首长带头找吃的本来是寻常事，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的李特公然给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可见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对人对事的评价是非常草率的。&& 李特对张国焘的忠诚可以说是没有分析的，不讲原则的，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日，张国焘在脚木足的白赊喇庙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突然提出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所有的入会人员包括陈昌浩都对张国焘的行为感到吃惊，认为张国焘走的太远了。就在大家为这突然的消息面面相觑，惊诧不安的时候，时任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突然大声说：我们不再信任原来的中央了！李特紧接着第二表态说：中央既然丢下我们，我们也不再跟中央跑了。张国焘对入会人员一个一个的问。结果除黄超、李特几个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赞成和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以李特的政治水平和认知能力，他还不至于糊涂到连基本的党的纪律都不明白，连张国焘的图谋也看不透，但他还是支持了张国焘。随后，李特成了张国焘临时中央的中央委员。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在、等人的积极工作下，两个方面军六万多人并肩北上，再次进入茫茫草地。北上红军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怀，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9月18日，正当徐向前调动部队执行党中央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了的行动计划时，张国焘突然提出停止北进转而西渡黄河的主张。张国焘的主张在岷州军事会议上没有得到支持，便匆匆忙忙赶到漳县徐向前的指挥部，找到没有参加会议的李特，李先念等人，阐述他西渡黄河的主张。李特还没等张国焘说完，就表态说：你的这个计划不是更好嘛，可以减少损失，又可以另辟新的根据地。（注2）其实张国焘的用意被毛泽东一语点破：张国焘总想离开中央远远的。而李特这样一个文韬武略的高级将领，在张国焘面前除言听计从之外，竟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成果和见积，可见这种盲从和愚忠以入骨髓。&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李特等人做了这样的评价：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在他们去鄂豫皖苏区之前，我原不熟识，中共中央却推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很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的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在这里对李特、黄超的评价还是很中肯很切合实际的。有些中共历史的研究者认为，是李特、黄超被杀导致了张国焘的叛逃。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些道理，李特、黄超被害和张国焘出逃发生在前后不长的时间里，从事情的因果关系上看，亲信被杀主子出逃也有可能。但把张国焘叛逃完全归结到这里，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张国焘叛逃最根本的是在于他信仰的动摇和缺失。一个有着坚强信念的人，是不会因为两位同志被错杀而放弃自己信念的。当然，李特、黄超被杀，对张国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了一次和王明的对话：“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能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自己承认，说“虽不是托派，但他支持了托派”说法和王明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让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加上张国焘还背着一个另立中央的包袱。（注1）苏联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和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都让张国焘感到了一种恐惧。这些众多的因素才使得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持枪追赶中央红军和毛泽东&李特在苏区时，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 让李特在党史上备受指责的，是日他奉命去追赶率领红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红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红一军团困在甘肃迭县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队中，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红三军团。此时，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中央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党中央毅然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干部团联合组成的，任校长，任政委，任教育长，任政治部主任。凌晨3时，红军大学接到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的出发命令。 在阿坝的张国焘得知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北上后，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红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接着，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派人给送来亲笔信，要求红三军团停止北进。彭德怀看了陈昌浩的信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拿着信幽默地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陈昌浩从何畏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秘书长前去传达命令，让红军大学停止前进。李特带人快马赶来，追到红三军团后尾。他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 对李特等人的行为，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予理睬。彭德怀很生气，站了出来，出面与李特讲理。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在红军大学的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 正当李特与毛泽东对峙的时候，原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与李特发生了冲突。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 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 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泽东后，李特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但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然而这一次持枪阻拦红军北上，就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先念就攻打安西失败为李特洗冤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日，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与追敌血战竟日，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大家都明白，毕竟失败已成定局，谁也无力挽回了。大家心里都很悲痛，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眼含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一）、离队回，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张荣（占云）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很多书刊把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之前打的最后一仗——的失败归咎于李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进至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石堡城，准备攻打安西县城。此前，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似将向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严令各路人马尾追堵截。4月23日，驻州的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于当晚进驻安西。原在石堡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发现敌人增兵，便赶忙出城向红军报告。但西路军多数工委委员一致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增兵”之说有诈，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李先念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他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利守难攻。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但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队向城西门进攻，也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红三十军政委程世才回忆说：“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商贩）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李先念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攻打安西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未弄清敌情的变化，以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在进行防守。李先念晚年曾为李特“洗冤”，他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生死抉择：去延安还是苏联日，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总支队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技术装备，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当场指出李特说的不对。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李先念传》介绍，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并就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在西路军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到今天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有人不相信他们被杀。两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居然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李特[红军将领] -
被杀的过程
众说纷纭，大致有：
其一：据红四方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成员赴新疆掉访资料证实：1938年初春的一天，“新兵营”正在学习，忽然外面来人喊利特和黄超到总队去。此后，李特、黄超再也没有回来。调防人员还查阅西路军余部人员去苏联学习的名单以及去延安人员名单、被盛世才分配到新疆各地任职的名单，都没有李特和黄超。 & 其二：《西路军往事漫记》（二）中，说是在西路军惨败之后，有人问李先念：“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李先念不假思索地回答：“去延安”。后来的历史告诉李先念，那次问话，曾是一次生死的选择。如果他要去苏联，将是另一番情景。因为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将领，都被暗暗处决了。 & 其三：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第三册（下）中写道，“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回忆录中还说：“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重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
其四：高华在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只提陈云知道这件事，然而几十年守口如瓶的话，同时提出两种可能，处死李特一是、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二是得到延安的密电。这里面顺便提一句，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对讲过邓发的工作去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222页）。&曾经在邓发手下作工的老党员讲过，他当时在新疆办事处，这件事很复杂，档案里面都有记载，以后慢慢的说吧，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所以，李特尽管被处死，然则过程始终扑朔迷离。被杀的原因李特被处决的原因何在？他是托派吗？不是。通过查阅全国的托派名单上，根本没有李特的名字。何况，既是在“名单”之内的，也并非个个都是托派，例如俞秀松、、等。&李特是反革命、叛徒吗？不是。&李特是张国焘的死党吗？也不是。张国焘的问题由他个人负责，李特的确与张国焘在鄂豫皖、川陕一起工作，但组成西路军后，李特是忠实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方针政策的。&李特在长征途中最大的过失，是日，他奉命去追赶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毛泽东，以至和彭德怀吵架一事。关于这一事件，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第20辑中撰文回顾说：“（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我们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公里路，天快亮了，忽然从后面传来命令：传令兵通知，部队原地停下。……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这时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编著的《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一书中关于这段历史时这样记载的：“……李特把陈昌浩的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李特回去向陈昌浩做了报告。”&&李特、黄超去追赶毛泽东等，是奉命行事。追上彭德怀、毛泽东以后，李特言行过火、过激，但当毛泽东等人晓以大义之后，李特还是听毛泽东的话服从党中央的。难道这就是李特遭杀身之祸的原因吗？ 他们两个年轻人思想单纯，言行左倾，说些过激的话都可以理解，终不能为此而丧命？王明、康生作为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途径迪化，没有权利下令枪毙红军的高级将领，何况邓发也不可能听他们的，再说王、康11月就离开迪化，李特、黄超是第二年的1月份或更晚才被枪毙，时间也对不上，所以还是高华说的“可能”有道理！但只有猜测没有证据。
烈士通知书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到今天也无从知晓。千秋功罪终有定论&李特离开人世已半个多世纪。六十年来，与他一起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对李特怀着发自内心的呼唤和深深的怀念：&& 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元帅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据说李特是师哲的老师。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说：“根据我过去对李特的了解，他是政治上有一定的修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的。据说把它处死了，一些人说了李特许多坏话，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说李特不好。”&&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时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因该平反了。”&&中将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它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 原中顾委委员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越的环境下，工作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1994年10月，86岁高龄的魏传统将军应笔者要求挥毫题写怀念李特同志的诗句：　 & 西征费苦研 转战甘北间 石窝一分手 长忆祁连山 & 最令人欣慰的是，在1996年12月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物分册》和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刊登的李特辞条中，客观地简单地介绍了李特的一生，最后一段文字是：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军政委，西路军参谋长。参与部队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到新疆。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错杀。
李特[红军将领] -
李特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艰难的平反&1996年下半年，从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获悉，已批准李特为，将由总政拟填发革命烈士通知书通知原籍人民政府。随即赴合肥，到安徽省民政厅优抚处向负责烈士方面事宜的某科长查询，是否接到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回答说没有。
1997年，再次去省民政厅优抚处某科长查阅，回答仍说未接到通知。日，无奈赴京求助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虽因负责烈士方面工作的同志赴抗洪前线，未立即得知结果，但返回霍邱县的第四天，即8月27日下午2时31分，便接到总政治组织部电话：“总政组织部于日填发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通知书，以军烈字（96）001号寄往安徽省民政厅。” 尘封2年多的通知书日再至霍邱至合肥的头班车赶赴合肥，站在优抚处某科长面前，述说解放军总政组织部的电话内容时，得到的回复竟然是，“谁叫你上北京的？”答：“通知书寄出两年多，当地政府未收到，又到你处查不到，不去北京查行么？”把档案柜打开，一眼就看到一个下署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大信封，抽出一看，正是李特的烈士通知书。竟然把烈士证尘封了两年又一个月，毫不感到羞愧，反说：“总政应直接寄到霍邱县，何须由我们转。”&&面对年轻的科长，又怨，又气，还能说什么？泪水滴在脸上，我喃喃地说：“年轻人，李特沉冤60载，以鲜血换来的只有一张烈士通知书，他无儿无女，连接受烈士证的亲人都没有。他的老母思儿成疾。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霍邱准备渡江时，李特的老母端个板凳，步行8华里，到白庙集上，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走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她做梦也想不到，早在11年前她儿子李特就魂断天山了！”
历史在呼唤人们的良知。
李特[红军将领] -
为了唤起人们对李特的记忆
在，76岁的刘士洪家喻户晓。大伙都知道，这位老人在离休后的20年里，为一名不曾相识的故去同乡，36次上北京调查资料，冒着大雪远赴新疆寻找同乡尸骨，12次到合肥争取到资金重修其故居。为此，当地女作家为刘士洪写了一本书，鲁彦周题书名为《决不放弃》。&&“让刘老不停奔走的同乡，是红军将领李特。”霍邱县副县长说。昨日，记者拿到了刚出版的《李特烈士画传》，厚厚的一叠画册，其中记录了刘士洪老人的艰辛。一直到今天，老人的精神支柱之一，就是宣传李特。&&
刘士洪（右）与李特的堂侄在李特故居
据霍邱县民政部门介绍，刘士洪是中国搜集整理李特资料的第一人，“他让人们重新记起李特，不止是付出汗水，还需要勇气。”局长黄曙说，从1987年开始，老人四处走访史料整理成文，提供给中央相关部门作参考。1996年6月，下发文件，追认李特为烈士。&&&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李特刘士洪与李特仅是同乡。老人说，他的下半生全为了李特。&&25岁时，刘士洪在霍邱报社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林场劳动。1962年，刘士洪回到县城，但是没有工作，只能靠拉板车谋生。1978年，结束了动荡生活的刘士洪被调到县广播站当编辑，重新与文字打起交道。&&&在被借调至县党史办工作后，他发现当地军史经常提到一个人——李特，出于好奇，他开始研究起李特。“李特是红军的高级将领，许多人却不知道他。”老人说，他决心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李特。&&1949年，解放军路过霍邱准备渡江时，李特的老母亲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3天3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回到家中。“她哪里知道，早在11年前，李特就魂断天山了。”刘士洪说，每思此处，感想万千，觉得要为李特做些什么，为这一个决定他付出了20年。访问老将军差点被扣押&&为了搜集李特的资料并加以佐证，刘士洪进行了大量艰难的走访，走访对象有些是李特昔日战友，“我只是平民百姓，访问这些将军真不容易。”&&日，。刘士访到李特当年战友傅钟上将的住处，有人告诉他，上将病重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他于是从北京东城区步行几十公里到。&&&刘士洪走进病房的时候，一位军人模样的男子走过来，厉声问道：“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并立即打电话给门卫，要扣押刘士洪。刘士洪见状说明来意，并拿出介绍信说，是的秘书许中智告诉他来这里的。军人于是拿起电话转告刘士洪的话。不久，电话响起，是傅钟的儿子打来的：请安徽客人到北太平庄找某某接谈。&&&&&三访黄火青终于遂愿首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也是李特当年在的战友。&&&刘士洪说，1990年，最终能见到黄火青并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得益于他早年在霍邱报当记者的经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前两次采访要求都遭到拒绝。第三次，他通过黄老的秘书递了一个纸条：“……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西路军的稿子，您老对西路军当年的背景比较了解，希望能够接见我5分钟！”丝毫没提李特一事。&&黄老在自己家里接见了刘士洪，5分钟谈话很快就要结束了。刘士洪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您老知道李特吗？”“当然知道！”关于李特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黄老回忆了李特当年的艰难处境和传奇的战斗经历，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45分钟，刘士洪获得了大量真实资料。&&&&&冒雪赴新疆寻李特尸骨&为了寻找李特尸骨，日晚，刘士洪冒着鹅毛大雪赶赴新疆，坐火车到达乌鲁木齐时，由于时差和气候原因，他穿着单衣蜷缩在站台过了一夜。&&天亮后，他直奔纪念馆，并且在知情人的带领下，找到了李特当年被逮捕的地点。虽然尸骨没有找到，但在这里他查到了李特唯一一张和红军领导人在一起的合影，并根据当年李特坐骑的饲养员所描述，请画家绘制出了李特的画像。&&四处奔波重修李特故居20年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在刘士洪心中李特已是自己的益友，他决心要重修李特故居，并将一些宝贵的资料保存起来，以永远留存于人们的记忆。&&李特生于霍邱县冯井乡牛庙村徐家老楼东院，故居由于常年失修，之前破烂不堪。&&“为了调查走访，我几乎没有存款。”刘士洪于是联合其他4名离退休干部，向上级申请款项重修李特故居。&&“当时省里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很支持我们，帮我们向省财政厅进行申报。”刘士洪说，他自费到合肥12趟，最终通过合法手续，争取到10万元资金，重修了李特故居。日，洪学智上将为其题名。&&“到2008年，我为李特奔走已经20年了。”刘士洪说，虽然自己是个小人物，但是穿越了时间、空间与李特内心的沟通，让他觉得李特是自己的益友，只能义无反顾。
李特[红军将领] -
直到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发出通知，为李特平反。通知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在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时，洪学智看到名单后，特地打电话约谈。他着重介绍了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和曾任川陕苏区政府与军委秘书长、红五军政委的黄超的情况。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到达了新疆，但不久即失踪，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被错杀的。洪学智认为应当把这两位烈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发了平反文件，李特和黄超载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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