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位期间有哪些著名的功绩？_百度知道
康熙在位期间有哪些著名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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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 第一，削平三藩，巩固统一。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
第二，统一台湾，开府设县。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三，抵御外侵，缔结和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第四，亲征朔漠，善治蒙古。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
第五，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
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
1.削三藩；
2.统一台湾；
3.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抵御外部侵略；
4.亲征朔漠，善治蒙古；
5.重农治河，兴修水利；
6.移天缩地，兴建园林；
7.兴文重教，编纂典籍；
8.吸纳西学，学习科技。1654年 1岁 5月4日生于紫禁城景仁宫，姓爱新觉罗，名玄烨。
1658 5 入书房读书，极勤奋。
1661 8 父顺治帝死，玄烨即位，改年号为康熙，鳌拜等4大臣辅政。
1663 10 生母佟佳氏死。
1665 12 大婚，册立内大臣葛布喇之女赫舍里氏为皇后。
1667 14 亲政。
1669 16 实行“更名田”，智擒鳌拜。
1670 17 颁布《圣谕十六条》，宣布以儒学治国。
1673 20 吴三桂反于云南，“三藩之乱”爆发。
1677 24 以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河。
1679 26 清军攻克岳州，平叛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平藩收土弥边患
康乾盛世千秋传
康熙，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具响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君临天下六十一载，励精图治，勤奋不懈，建树颇多，对于当时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会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姣姣者之一。
康熙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帝的第三子。公元1661牛顺治帝去世。他临终前留下遗诏，传位于皇三子玄烨，庙号为圣祖，年号为康熙。用康熙作年号，是因为这两个字满文的意思是“安定太平”。后来人们为实现安定太平这个愿望，就将康熙作为皇帝来称呼了。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三月十八日，康熙降生。按照清代宫廷的规...
希望对你有帮助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东北边境一百五十多年的边界和平。在雅克萨战役，康熙派遣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成功驱逐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此战清兵三千多人,在中国东北与远离后方的俄罗斯数百哥萨克作战,然而久战不下,最后以围困战术迫使沙皇同意和谈,一定意义上显示出了清朝在军事科技上与西方的差距)，收复了雅克萨城（现俄罗斯联邦斯科沃罗丁诺）和尼布楚城。他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将其作为蒙古、西藏、哈萨克等部王公贵族觐见的场所,但是也为清朝大规模的修建皇家园林开了先河,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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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回归――《康熙王朝》及其热播现象辨析 转
帝王的回归――《康熙王朝》及其热播现象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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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１月，中央电视台同时播映着两部历史题材连续剧，一套节目播《孙中山》，八套节目播《康熙王朝》，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事情凑巧，总之形成了一种对收视率的争夺。结果看《孙中山》者寥寥无几，勉强看了几集的人也说无趣，多数观众每晚都坐在电视机前，眼巴巴地守望那位“千年一帝”了。２月，央视网站公布了调查数据，《孙中山》的收视率为6.9%，而《康熙王朝》的收视率则高达62.66%。【1】
《康熙王朝》的热播让人侧目，有学者在报上撰文，指出《康》种种与历史事实不符之硬伤的同时，对该剧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观也提出了批评，对其可能形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表现忧虑，可这种冷静的声音怎敌得过市场的喧嚣？《康》的高收视率意味着能招来更多的广告，更多的广告，则能给电视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有人统计，《康》在中央电视台播映20余天，为该台净赚人民币１亿多元。【2】中央电视台才将《康》播完，全国各地方台蜂拥而上，竞相将此剧播映权购去，康熙大帝于是在黄金时段携大量广告再度荣归故国，巡行于大江南北，东边西陲。据保守的估算，到今年5月，全国观看《康熙王朝》者已不下3亿人。
前几年就有人着文称当今为“盛世”。盛世当有佳音伴，前朝好梦须重温。一些电视剧制作者豪情盈怀，那气势是非要将“康乾盛世”摆上荧屏完整再现不可的。《雍正王朝》才“火”了不久，《康熙王朝》接踵而来，果然又大红又紫万众争睹，经各级电视台反复播映后，《康熙王朝》产生的社会效应令人叹为观止：报刊杂志上除少量批评文字外，多为喝彩之声；陈道明着龙袍扮演的康熙剧照遍登大报小报；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正上初一的儿子看了几集《康》，连续多日“朕”不离口，并把班上几位漂亮女生分别封为“皇后”或“贵妃”；市民家中，公共场所，工厂车间，机关大楼，关于此剧的议论此起彼伏，许多人在回答为何喜欢看《康》时，都说“一是好看，二是可以了解历史”；【3】《康》的热播，显然也引起了上层的注意与好奇，春节期间，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部级干部研讨班”上举办《论康熙盛世》讲座，许多高级干部兴致勃勃赶来聆听。【4】
3亿观众和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社会现象，即使称为一次文化事件亦不为过，然而，《康》在创作思想、价值取向乃至历史观等方面的问题却多矣大矣。前面已经提到，有学者撰文对这些问题做了分析与批评，可这些文章多为杂谈或短论，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我迄今也未见到对《康》确有份量的批评文字。也许，日益“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对诸如《康》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兴趣不大，闲时稍加留意已是“垂顾”，写些短论更属“高看”，如若劳心费神写长篇论文，便不屑为之了。当然，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正式著文评《康》，很可能“反助其势”，不如沉默，让其自生自灭为好。
然而，依笔者所见，《康》似不应如此轻看，也不该受到这般“冷处理”。此剧着力铺陈了多幕豪华壮观的场景，调用各种艺术手法，设计了一个接一个惊魂动魄的故事情节，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作了重组及构造，在皇威煊赫的氛围中，编创者成功地刻画了康熙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再现了他60余年叱咤风云的辉煌，以昂扬的激情奏响了一曲盛世颂歌，让人心驰神往，及至最后几集，一首凄凉却不乏悲壮的挽歌缓缓升起，诉说着对康熙老去和中华帝国日后没落的惆怅与无奈。人们可以看出，此剧有一种近乎宣言式的坦率，对历史剧不免带有的“当代情结”，编创者不屑于隐讳，他们用让人印象深刻的叙述方式，将300年前的历史陈迹与当下现实紧紧扭结一处，有意让人看到他们是在用历史比附当代，是在以“时代要求”演绎和讲述过去。我想说，此剧及其热播现象出现在今天，显得既异乎寻常又合情合理，似乎难以理喻又带有某种“应然性”。这起文化事件，展现着这个背负着太多历史和现实“债务”的大国在动荡年代的种种情状，它对昔日“盛世荣耀”的回望，夹杂着剧作者和观众的怀恋、钦慕、伤悼等等万般苦衷。同时，此剧显示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话语权”的争夺已是心急火燎，所谓“大众文化市场”，正在受到用意深远的塑造和控制。剧中剧外，权力再次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种权力经过一番刻意包装，以“媚俗”的面目进入市场，颇富心计地为“王道”和专制主义评功摆好，想方设法阻遏大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拦截中国社会迈向公正和民主的进程。此剧的高收视率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说明它对社会和民众的高度有害，我实在想不出，眼下还有什么比披露这种“有害”更重要的工作了。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审视与解说，那么，历史连续剧的创作,肯定也会带有当代的思绪，是当代人心态和情感的流露。如果说，生活在信息发达交往频繁的现代社会的人，每个人都有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这种认识限制了现代生活题材的电视剧对时代的改写空间及权力，那么，由于一般观众历史知识的缺乏，《康熙王朝》（以及《雍正王朝》）的编创者们对历史的编撰可能便要大得多，其虚构空间也广阔许多。他们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他们决定把怎样一种历史、怎样一种皇帝形象、怎样一些事件和怎样一些士子臣民拿给大众来看――他们成了历史的创造者！
在《康熙王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几乎全知全能的皇帝，一位近乎完美的君主。他知识广博，聪慧好学，对民众体恤宽厚，临强敌毫无畏惧，平三藩收台湾，亲征噶尔丹，而且思维缜密，知人善任，处事果断，洞鉴万里，虽小有微瑕，但终归是一位独步中华的“真命天子”，空前绝后的“千古一帝”，值得“再活500年”。
不仅如此，考虑到消费时代的市场需求和大众口味，编创者还时而把康熙“请下神坛”，杜撰了康熙、苏麻和伍次友之间的儿女情长及伤感故事，让康熙在执政之初怯对困局“欲行退位”，甚至还有去妓院“偷情”之举。于是，不少观众有了如下认识――康熙不仅伟大“圣明”，而且与常人一样“食人间烟火”，有弱点，有七情六欲，这是一位深谙人性，通情达理，与民同苦同悲同乐的“好皇帝”。
一位好皇帝，凝聚着中华民族多少世代的希望呵，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痴情的梦想，在美丽的幻觉与憧憬中，“好皇帝”就是全国民众的“慈父”，就是芸芸众生的“家长”，他体察民情，仁爱宽厚，勤政尚实，又智勇双全，文武兼备，料事如神，他笑纳忠言，重用贤良，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且一眼识破奸臣贼子……在这位好皇帝的关怀和爱抚下，全国人民生活美满，欢乐祥和，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天山青水秀阳光明媚，于是可以象婴儿一样幸福而安祥的熟睡。
显然，普通民众的这种心结迄今也未解开，“明君英主”的幻梦仍在中华大地延续，《康》的编创者们太了解这一点了，他们颇为慷慨地制作出这样一位好皇帝献给大众，《康》广受欢迎的事实，比任何社会学理论分析都更有说服力地证明着当代中国与几千年历史的复杂关联。
那么，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属性是什么呢？历史上的康熙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考虑到有些书刊称康熙为“封建帝王”，称康熙治下的中国为“封建社会”，我以为，在展开对《康熙王朝》的分析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封建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并对真实的康熙做出恰当的评价。
人们通常把自秦朝（公元前２２１年）至１８４０年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主义社会，而中国史学界经过多年讨论，对中国此段时期的社会属性仍难下定论，可有一点，学者们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中国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在性质上明显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封建社会是指西方国家自古代社会后多由蛮族入侵产生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5】在这种制度下，根据“土地无不属于领主”的原则，封建地主是直接的剥削者，不受国家的限制，“国家并不担负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职能，权力是分散的，所有各种相应的任务都由封建领主承担。是他――而不是君主――提供防务、征收税赋、在各级法庭审判执法，甚至操有生杀大权。每一个封建领主就是自己那片领地上的统治者，没有在他之上的专制君主”。【6】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封建时代城市的发展及其功能演化对社会进步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欧洲的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很不相同，这些城市相对于国家具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商人、工匠和各种行业协会的势力相当大，顾准曾经写道：“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7】在城市中，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渐渐成形，法权体系、契约观念、个人权利和政治参与意识都逐步发达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准备了主、客观条件。马克思本人写道：市民社会树立起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观，允许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润，“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8】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大相径庭，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隶属关系上，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来，国家一直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农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使用者，所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等量齐观，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9】马克思写道：“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与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10】在他看来，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象中国这样的亚洲社会也就没有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里的那种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功能也与欧洲城市相差太远，虽然，中国在唐、宋、明朝都产生了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繁荣城市，但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出现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11】。
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家中央集权主导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皇帝在一切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站在官僚等级的顶峰，监督着国家机器的运转”。由于干旱、水灾等自然灾害，历朝历代的君主都要兴办大型水利工程，“他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也是土地收益的主要获得者，他有责任使土地肥沃，防洪治旱”。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由于农业的和手工业的密切结合，由于国家严格控制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城市功能的演化，从而阻止了“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自主领域的出现，“国家把任何含有变革种子的异常因子都同化了”。庞大国家的存在，使这个制度象一架自动调节的数控机一样稳定，“它的适应性和整体化的职能--这种职能来自极为辽阔的领土和分散的小村社，并由于其对于水利的控制而得到加强――客观上转化为维护现秩序和生存方式的职能”。【12】黑格文这样评价说，那种没有自豪感和社会关系一成不变的情况出现在中国，是由社会结构本身造成的，“没有独立的个人、等级或阶级去照料自己的利益，每件事都是从上面加以管理、指导和监督的，因此，他们全都象受保护的儿童似的”。【13】由于这些明显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的特点，马克思把中国称为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社会形态，他写道：这种生产方式“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4】因此，他又把亚细亚社会形态称为“东方普遍奴隶制度”。【15】
有人统计过，自秦始皇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共产生过200多位皇帝，在这些君主中，康熙的确是出类拔萃的。17、18世纪之交的中国，由于长期战乱，民不聊生，人民渴望天下太平，生活安宁。康熙因势利导，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主要有停止圈地、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开放矿禁、开海贸易、蠲免钱粮、改革赋役制度、赈济灾荒等，康熙51年，他还宣布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因而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地亩加多，人口增加，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景象。他重视治理黄河水患，每次南巡都把巡视河工作为要务，使黄河50年未发大难。他勤勉务实，“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16】而且珍惜民脂民膏，在宫中“截减奢费，力倡俭约”。康熙12年，年仅20岁的他，面对“三藩之乱”，并不惊慌，调兵遣将，历时8年予以平定，接着又耗时数年，收复台湾，康熙22--27年，他边打边谈，将深入到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者驱走，然后三度亲征，将气焰嚣张的噶尔丹打败。在康熙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国不仅实现了统一，且将版图扩展到现今贝加尔湖附近，这种丰功伟业至今仍让国人倾慕缅怀。
康熙之文治武功，罕有与其匹配者；他的勤勉、好学和博识，也少有人及。作为满族统治者，康熙热心学习汉族文化，重用汉臣，他还与西方文化交往，接纳传教士。但是，作为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的君主，他也必然是专制的、擅权的，他的蠲免地丁钱粮、治河赈灾、截减奢费等举措，从另一角度看，乃维护其统治之所为，这些政策是汲取了明朝崩溃的教训后采取的“校正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具有消除战乱、平息民怨、恢复促进生产等社会效果，但从本质上说，专制主义君主并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社会其它劳动阶层的利益。查康熙一生理政之轨迹，贯彻始终的正是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之策，这种政策使分散在广大乡间的各个村庄少有联系，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社会阶层保持单一化，商人和商业受到压制、歧视，并遭到各级官吏的百般盘剥。这种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保证农民自给自足的同时，严格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限制了农民的活动空间和思维、视野的拓宽，将他们紧紧约束在土地上。在这些驯服、保守、迷信的农众之上，耸立的却是统治者无边的专制权力。在康熙治下，这种权力一边剥削农民，一边宽宏大量地减免赋税，一边遏制民间的活力，戕灭农民的创造欲望，一边动员组织他们整治黄河，以保护他们的家园。
今天回望康熙，在他丰碑式的功勋前礼拜后，我不禁仰天长叹了。如果说，中国近代以前的发展在康熙治下达至辉煌的巅峰，那么，中国历史的悲剧色彩也极浓重地涂抹在康熙身上。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康熙调整了前朝不合理的土地和分配关系，发展了农业生产，扩展了疆土，统一了各民族，“文治武功俱佳”。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能量”释放完毕，政策边际效益渐渐收缩以后，伴随着康熙本人的逐渐老去，国内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再呈动荡之势。其时各地贪官污吏横行，肆恶虐众，东南沿海“海寇”骚扰不断，湖南、广东、四川等省矿民动辄“聚众几万至十余万，强梁争竞”，【17】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康熙难有往日的英奋进取，他想的更多的是“守成”和“传位”。为制止矿民闹事，康熙43至58年，他将上述各省的矿业“逐一封闭”，造成矿业生产严重衰退；为杜绝“海寇”和防范西方势力渗透，康熙56年又宣布“禁海”，使沿海数省“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作业”；【18】同时在文化领域采取镇压措施，大兴文字狱。由康熙肇始的“禁海”闭关政策，自此被清朝定为“国策”，及至乾隆，都自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9】这种夜即自大式的骄傲，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颟顸和保守，加固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昂首迈向政治舞台，“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旧格局渐被打破，全球第一次被纳入同一时空中。英、荷、法等国占得先机，他们率先异军突起了，其最有战略眼光、也最富扩张性的人士的目光，已在向遥远的东方张望。这时的中国，非常需要一位俄国彼得一世式的人物，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祖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谦虚自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大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产品，同时效法西方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在这个“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不致落伍，才能使中国免遭日后的侵略和欺辱。可是，尽管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两人却迥然相异。为真实了解西方，彼得大帝亲赴英、荷等国考察，回国后仿效西欧，强力改革，励精图治；而康熙此时却闭关自守，盲目乐观，欣赏自己的长寿和多子多孙，说与历代帝王相比，“在位久者，朕为之首”，【20】除了“传位”之事让他苦恼，似乎一切都好。强大壮阔的中华帝国，就这样在歌舞升平、其乐陶陶的沉醉中一天天走向衰退，一步步落后于他人。事实证明，有清一朝衰败乃至最后没落的祸根，恰恰是在其最“圣明”的康熙皇帝执政期间种下的――历史上还有比这更具有悲剧意味的事情吗？
至此，我们也终于能够看清“康乾盛世”的真相了。在此“盛世”中，虽然四海承平，天下归一，物产丰富，人口增加，可是繁华的外表无法掩盖基本的社会矛盾，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寻求发展的愿望与执政者统治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康熙执政后期就相当严重，并且由于各级官吏对民众的盘剥和掠夺而趋于激烈。在康熙晚年，整个朝廷已没有了开国时的“锐气”，专制主义权力体系日渐滑向腐败和堕落，皇子、权臣、太监之间拉帮结派，争权夺位，营私舞弊，卖官鬻爵，各地无良官吏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勤勉务实之人渐少，矫奢虚伪之风日盛。这种情形虽在雍正即位后受到严厉整饬，略有好转，可是到了乾隆年间，由于皇帝本人便浮华铺张，仅六度南巡就耗费巨资无数，朝中权臣和各地方官“上行下效”，奢侈淫逸，挥霍浪费，贪贿成风，加之地主阶级通过兼并大量占有土地，多数农民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导致民怨沸腾，社会急剧动荡。【21】18世纪的最后一年，在全国各地农民起义的呐喊声中，统治大清60余年的乾隆龙驭上宾，这位太上皇临终前也许已感到大清国命运多舛，他拉着乃子嘉庆的手，“濒望西南，似有遗憾”。【22】他知道自己托付给嘉庆的，绝非一个太平中国――在这些历史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辛酸的承认，繁华一时的“康乾盛世”也无法使专制王朝走出由盛至衰的历史规律，无法挣脱这种政体必然趋向腐败没落的命运，它与其它朝代一样将中国封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不会引导这个国家走上光明的前途，不会为中华民族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人民大众在这种“东方普遍奴隶制”下，永远处于任人欺凌宰割的无权地位，永远是屑小臣民和卑贱的奴仆，永远要受王朝由盛至衰周期率的折磨，人民，永远是人民，是这种专制主义制度的最终受害者。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年，《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相继问世，在一个被誉为“盛世”的年代回味“康乾盛世”，甄别其长短，披阅其功过，借鉴其经验，不仅可以增加观众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的创作者均不屑于“戏说”，他们志向高大，都要把作品拍成“小说加历史事实、时代大背景的正剧”。《雍》的制片人刘和平极为自负地说：“用历史学的观点、哲学的观点来指导创作，我自认为是我的一大优势”，他进而阐释：“我想把《雍》写成传神史剧，现代人看这部戏能感到强烈的现实感，可谁又不能说它不是历史剧……就是因为它传了历史之神，我追求的就是这个神”。【23】《康》的制片人刘大印和编剧朱苏进的气概同样不凡，刘大印说：“《雍》着重表现权谋，《康》则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喜欢历史剧，喜欢历史中的英雄。康熙王朝是中国空前统一的王朝，我特意渲染了&#039第一张地图&#039的戏，统一的宏图确实激动人心啊”。【24】朱苏进说：“从康熙的功业来看，我甚至觉得他把两三千年中国皇帝的王道推想了一个很成熟、很颠峰的状态……刻画这个人物的最大难度就是‘帝王情怀’”。尤为可贵的是，朱苏进对电视剧非同寻常的社会影响有清醒的认识：“电视剧建立在民族的精神脊梁上，植根于最朴素的土壤，电视剧的观众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电影、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者，观众的看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它的内涵很丰富，每一双眼睛都是一只火把”。【25】
的确，近年来充斥荧屏的各种“戏说”以及《还珠格格》这类电视剧，将严肃的历史游戏化，将捏造的谎言加上情爱佐料商品化，向大众倾销了成堆的假古董，早已让许多观众（特别是成年男性观众）生出厌倦之感。我们的电视剧制作者果能象刘大印、刘和平等人表示的那样，在一种广阔、成熟的历史学、哲学观点的指导下，创作出几部描述“康乾盛世”的正剧以正视听，通过人物性格塑造和戏剧冲突，在将“盛世”真相告知人们的同时，展示中华民族恰恰在&鼎盛&之年走向衰落的悲剧命运，披露专制主义对人民的戕害，批判皇权、王道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阻遏，揭示潜藏于中国历史深处的兴衰规律及其秘密，其意义会非比寻常，对中国文化、社会之进步将居功至伟。
然而，《康熙王朝》的编创者是怎样向全国观众讲述皇帝故事的呢？&康乾盛世&在他们笔下是用何种笔法和色调描绘的？他们演绎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帝王情怀”？传达的又是怎样一种“历史之神”？
让我们来欣赏《康熙王朝》的几个故事片段：
其一，《康》第6集中，太监吴良辅为讨好权臣鳌拜，从宫中偷些珍宝欲去送礼，不料被康熙逮个正着。康熙对鳌拜恣肆弄权早有察觉，非常不满，正想找个机会敲打一下。此时他虽年幼，还未正式登基亲政，可对权力的重要却已心知肚明，简单审了几句，便令人廷杖吴良辅。吴血肉横飞惨叫不止，康熙却在一边的树荫下喝茶，待鳌拜赶来，康熙讥诮地说：“吴良辅偷些宝贝……竟然说为鳌中堂而偷的，说过些日子是你的生日，他要送你做寿礼。”鳌拜赶紧否认，康熙故做宽宏大量说：“你是他的主子，你既然来了，朕就赏你个面子，不打了，交你发落吧”。话音刚落，有人来报，吴良辅已被打死了。
其二，第36集中，康熙南巡途中接施琅奏报，称近期台湾海峡风信不至，无法出海作战，请求朝廷准许将收复台湾的日期推迟，康熙声色俱厉：“不准！”他严令前线将士按时登船出海，打败郑氏水师，在8月31日前光复台湾。
康熙如此急切收复台湾，是因为此次南巡要驻跸南京，他要前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墓祭扫并在那里宣布台湾光复，证明大清帝国胜过前朝。对福建前钱一再借故拖延战期，康熙虽不高兴，却已多次让步，并接受水师提督施琅的奏请，授予他“专征大权”。此时，康熙要显示皇帝的权威了：收复台湾的日程表不容再改。
剧情进入到38集。接到皇帝严令的施琅，在海边翘首以待，望眼欲穿，祈祷风向快快转变，南风一起，他即可率兵出海作战了。军情如火，君令如山，岸上将士摩拳擦掌，“气可鼓而不可泄”呵！最后时刻，雷云滚动之间，风向大变，南风骤起，施琅兴奋地大叫，他一边感叹皇上“圣明”，法力无边，一边指挥部队乘风进军，经过苦战，终于打败郑氏水师，拿下澎湖，进而收降郑克u，按期光复台湾。
其三，第42集中，康熙亲率大军远征噶尔丹。草原上，两军已排好阵势，战事一触即发。突然，嫁给噶尔丹的兰齐格格策马赶到两军之间，大声喊着：“别打了，别打了！”消息传到中军大帐，康熙声色不动，令将士立即开火。兰齐格格的生母容妃神情恍惚，鬓发散乱，不顾康熙严令，跑到两军之间与女儿抱头痛哭，母女二人边哭边喊：“别打了，别打了！”康熙大怒，厉声喝道：“大战在即，谁挡在朕的面前，谁就是朕的敌人。”为了剿灭噶尔丹，康熙置容妃母女二人于不顾，严令太子率军立即进攻。大炮轰鸣，弓箭手万箭齐发，两支大军在两个柔弱的女子面前展开了血肉搏杀。
我们来逐个分析：
在第一个故事中，小小康熙政治早熟，吴良辅偷宝一事，为他提供了敲山震虎之机。少年天子初露锋芒，歇凉喝茶间便夺走人命一条。借这条人命告诉鳌拜，康熙虽小，尚未登基，却并不愚笨，也下得狠手，你鳌中堂须小心伺候，好自为之。
在第二个故事中，康熙的权力已大的无边无际了。皇帝一怒，地动天摇，其权威足以令江山改色人神俱畏，台湾海峡的风向，也要听从康熙的意志。在剧作者的安排下，康熙脚下不仅跪满了满朝文武，桀骜不驯狂野无度的自然界也乖乖跪下了，“天”与“人”在此达到和谐的统一，这个“一”，是“王道”，是至高无上的君权。无论你是才高八斗的士子，还是水中游走的鲤鱼，无论是高山大川，还是春雨秋风，全都是皇帝的统辖之物。皇上只要愿意，天上的云彩可以取下织入锦绣，东海的万顷波涛也可踏平。在中国这片疆域，一切俱在天子掌握之中。
在第三个故事中，所谓的“帝王情怀”展现了。康熙为了在军中建树威信，不惜置爱妃和女儿的生命于危难之境。他可不是一般的男人和父亲，他是皇帝，是政治家和全军最高统帅，他时刻为国家利益操劳，相对于社稷安危，儿女情长不足挂齿，纵然是爱妃和女儿挡在阵前，此时也不可引兵不发丧失战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冷血的君主，却又是一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伟大皇帝，于是，康熙的冷酷和专横获得了理解，并披上了一层崇高的华丽包装。而且，这里蕴含了更多的用意是，为了国家安全，康熙既然可以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顾惜，那么，牺牲一些将士的生命，或对一些敢于犯上作乱的臣子痛下杀手，又算得了什么？
《康熙王朝》中，诸如此类对皇帝权势的渲染，对其权威的刻意营造，俯拾皆是，处处可见。权力，成了康熙的“第一天性”，成为“帝王情”&的中心。在编创者的运思导演下，康熙大帝不仅统领万里河山，而且是上天属意和垂青的“真命天子”，是时间的主人，是一切重大社会事件的推动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仔细辨析编创者的这种“权力崇拜”，我们会看到构成其思想背景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君主至上”论。
熟悉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先秦诸子中除“庄学”外，多数都是为“千世主”而作的，【26】都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中庸》说：“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荀子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27】在古代思想中，“圣”与“王”虽在理论上并不完全一致，但“王”可以超越限制通过修养而致“圣”。《礼记》说，礼乐是圣人根据天地的本性而制作的，“故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28】经过圣人构制，天地人终于和谐相配了。这就把君主抬到了“超人”的位置，皇帝被“圣化”了，被“圣化”的皇帝掌控着自然万物和社会进程，“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始终也”。【29】“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30】这些“历史悠久、意蕴博大”的思想，显然极其深刻地影响乃至主导了《康熙王朝》的编创。我们看到，不论是剪除鳌拜，平定“三藩”之乱，还是光复台湾，征讨噶尔丹，康熙都是在“扫荡妖孽”，“行王道正气”，都是“顺应天命”、“替天行道”之举。质言之，由于康熙是君主，是皇帝，掌管着国家最高权力，他就成了“正气”和正义的化身，他代表着“天命”，是“道”在人间的体现。权力，将康熙推上神坛；权力，将康熙“圣化”。康熙自登基亲政之日起，便掌握了“道”，掌握了真理，而且掌握着“风向”，掌握着胜负，掌握着一切。
我们应该展开自己的批评了。
我们当然承认，政治权力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着重要位置；我们当然也承认，权力和权威确曾在中外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皇帝的权力更是至高无上。问题是即使是这种权力也并非超凡入圣、法力无边、不受限制，而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称。今天，不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康熙，或是用艺术手法塑造这个人物，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要看康熙是否尽到了一个统治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是否正当地运用了手中的权力，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社会生活，是否对权力的合法性有足够的认识。 权力合法性问题，可以远溯至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由那时肇端，中间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洛克、杰克逊、汉密尔顿、麦迪逊、马克思等，及至近现代的韦伯、罗尔斯等人，都从不同层面、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扩展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此问题是社会政治理论和人权学说的基本问题。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阐述而形成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生而平等”、“三权分立”等诸原则，揭示了权力的发生、本质及来源，将权力从人类蒙昧时期的神秘状态和“克里斯玛式”人物的手中转移到人民中间，权力必须代表民意，权力也应该代表民意。人权学说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具有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存在于个人的尊严和本性之中，这些权利（或称自然权利）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人民为了保障其天赋权利，才成立政府，赋予政府保障它们的权力。这些理论和主张对于近代立宪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构成了现代立宪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石。今天，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只要珍惜国家声誉，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想维护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尊严，无不认同这些政治理论原则并签署《人权宣言》，中国也不例外。
从这样一种现代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权力观”，我们方能引出符合当代价值观念的“历史观”。现代政治理论原则和人权学说提示我们，康熙手中的权力的最终来源是民意。而不是“天意”，他虽是皇帝，却并非“神明”，他无法“呼风唤雨”，也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对他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都应该置于是否代表民意、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意义上来认识，他采取的恢复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举措，我们当然要肯定，他颁行的有利于改善人民社会生活的各项政策，我们更要给予褒扬，但对其“禁海”、“禁矿”、屡兴“文字狱”等有违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行为，我们则要揭露和批评。他正确地使用了权力的地方，我们赞赏之；他武断、自私地使用权力的地方，我们抨击之。不为尊者讳，也不为尊者妒。
《康熙王朝》的编创者对权力的认识及思想方式，显然与上述思想立场不同。他们在“民主已成为全球民众共同要求”的时代崇尚“君权至上”，阐扬“王道无处不在”，并将这种“权力崇拜”作为主题贯穿全剧。这种对权力的膜拜和营构，显然与现代政治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对权力的认识相悖。《康》的编创者无视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轻佻地对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他们眼里，康熙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并且与“天道”同一。在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大背景下，他们不得不面对康熙是否代表民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腐、轻率和武断，在他们的描绘和导演下，康熙不仅代表民意，而且简直就是天下百姓的慈父，他不但照料他们眼前的利益，并且在为他们的将来和国家的长远利益食不甘味、呕心沥血，所以，这是一位完全可以信赖以致崇拜的伟大皇帝，他手中的权力已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而且代表着正义、天命、价值，是衡量一切人、事件、事物的标尺。看来，《康》的编创者的“哲学思想”、“广阔视野”及其对民族精神的理解，都没有能使他们把康熙及&康乾盛世&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予以比较和清醒认识，都没有使他们形成一种契合现代价值观念和政治理论原则的历史认知，都没有使他们认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人权学说，他们迷恋于康熙的“个人英雄主义”，钦佩康熙的“英明”、“果断”、“威震万里”，夸大、颂扬政治权力在社会事物中的作用，似乎康熙手中的权力真是上天所授，充满神意，皇帝略施仁政，便是“皇上圣明”、“皇恩浩荡”，于是不仅自己感激涕零，还非要拉着观众一起三跪九叩。
《康》的编创者会说，我们写的是历史剧，剧中主要人物是康熙，当然要强调康熙在社会政治事件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要表现臣民们对皇帝的服从和敬仰，并且鉴于康熙在历史上确有丰功伟绩，我们当然可以用各种艺术手法烘托他的伟大，营造他的威风，这都应该属于“创作自由”的范畴。
的确，这是电视剧编创者的创作自由。他们有权依据自己对历史和当代的认识来塑造康熙，他们有权根据剧情的需要设计人物性格和命运安排，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摈弃历史细节而大胆虚构，所以，笔者无意关注《康》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所谓“硬伤”，讥讽编创者历史常识的缺乏。以笔者之见，这些“硬伤”均属小节，电视剧毕竟不同于历史学论文论着，没有必要刻守历史真实，正如朱苏进所说，如果真要按照历史原样来写康熙，那样的电视剧肯定不会好看。电视剧是文艺作品，它的多数受众是普通人，应该允许它在某些细节处脱离历史真实，应该允许编创者参照市场需要和大众口味虚构与设计人物故事。但是，编创者的思想立场和历史观应该正确，他们应该对康熙和“康乾盛世”的功过是非有准确而公正的认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应该符合基本事实，特别重要的是，剧作者应该对皇权的合法性有清醒的认识，应该知道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民意和人民的认可。在此基础上，他们尽可以施展自己的文学和戏剧才华去“自由创作”。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还没有过不受约束的“自由”，正象从未有过不受限制的权力。电视剧编创者的创作态度和立场，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是受这种社会地位影响并受建立在这种地位上的世界观及思想方式支配的。让人不能不有所考虑的一点是，《康熙王朝》编创者的主要人物的社会身份为转业军人或现役军官，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在他们的创作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显然是应该注意的。如果囿于自己的社会身份所带来的限制，他们无法认清时代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准确地认知自身的社会责任，那么，“创作自由”只怕会引他们走向“创作的歧途”。而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康》的编创者们有自己对历史、现实和中国前景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纠葛在一起，使他们观察事物与人生的目光与常人迥然不同，这种目光总是游弋和停留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关注的是社会上层，是领袖人物的事功，是权力的角逐，是战争的风云，却极少有对经济民生等社会一般问题的关注，更少有对普通人和劳动者真实生活及其不幸遭际的同情。在这种目光中，充满了果敢、断然的军旅色彩，写满了对权力的毫不犹豫的服从，写满了对权力及其权威的崇拜，写满了对权谋、治术和胜利的倾慕与认同。
依据这样的认识，并依凭这样的目光，他们编创出的《康熙王朝》居然热播全国，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如果我们考虑到观众在职业、社会阶层和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那么这种热播现象内在的社会机理和大众接受心理，就是应该予以十分关注的了（本文第五节将对此进行分析）。在此需要马上指出的是，剧中对康熙的形塑，对其“文治武功”的渲染，对“康乾盛世”的描绘，是在伪装和美化“吃人”的中国历史，是不符合16―17世纪中国社会的真实场景的，是在为虽有丰功但舛误深重的康熙文过饰非，是在为专制主义权力辩护乃至评功授勋。
与对权力的崇仰和对权威的营造相对应，《康熙王朝》（以及《雍正王朝》）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反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轻篾，特别是对康、雍年间“文字狱”暴政的漠视乃至无视。
众所周知，“文字狱”一词即出自清朝。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清朝自顺治、康熙、雍正及至乾隆帝，都对汉族知识分子施以高压政策，对反清思想严加防范和打击，或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或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或图谋加害、蓄意制造，“文字狱”惨案迭起，罗网撒向全国，一案动辄牵涉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杖毙凌迟，株连九族，死人也要“锉尸枭示”。残酷的镇压，令士子学人200多年噤若寒蝉，纷纷避祸于考据之学。
据史家考证，康熙在位期间有近十起文字狱，比较著名的有两起。其一，康熙十五，六年间，湖北人朱方旦著书两部，讲修养身心，练气聚功。书中根据意念运气生功的事实，提出了脑的作用。朱认为，脑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人的意念、思想、记忆均藏在脑子里，并从那里释放出来。这个观点向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理学提出了挑战。理学把“心”看成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朱方旦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龃龌，遭到朝廷一些人的围攻。康熙20年，王鸿绪上疏参劾朱方旦“诡立邪说，煽惑愚民，诬罔悖逆”，第2年，经康熙御批，朱方旦被斩，其著作“尽行销毁”。【32】
其二，康熙50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妄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所谓“私刻文集”，指康熙40年间，戴名世的学生尤云鹗检老师“平日所藏钞本百余篇刊而布之”的《南山集偶钞》，该书对历史、社会、人情、风俗均有记载和议论。触犯了当朝大忌的是，书中在写到有关南明的人物时，都以南明各朝如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而此时清朝已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戴名世平时恃才傲物，不喜与达官贵人交结，已得罪不少人，这回终于被赵申乔捉住了短处。康熙览奏后，降旨“严察，审明具奏”。此案审理历时近两年，牵连者甚众，康熙51年2月，戴名世被处斩。【33】
可是，近50集的《康熙王朝》，对这两起著名的“文字狱”只字不提，好象康熙为政一生就没有过这种事情。这种对“文字狱”暴政的无视和有意隐瞒，虽让人吃惊，可略一思忖，也好理解。编创者意在塑造康熙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他的宽厚恤民和丰功伟绩，如果依照历史写他杀了一些写书的孱弱文人，岂不有损“圣祖”形象？所以须“为尊者讳”，所以要“扬其善而隐其恶”。平心而论，这属于编创者的“创作自由”范畴，指出即可，不必多议。而且，相较于《雍正王朝》，《康》毕竟还没有称颂&文字狱&的暴力。1998年间热播并获得全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的《雍》，在描写吕留良、曾静案时，不顾历史基本事实，将阴鸷、残暴的雍正刻画成一位勤勉、公正、廉洁的好皇帝，而一些“无良文人”竟对其极尽诬陷和攻讦，真是罪该当诛――如此这般颠倒是非，实为对“文字狱”暴政的公开翻案，当年即引起文化界人士一片哗然。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在对知识者的敌视、轻篾与挖苦上，《康》与《雍》却颇为类似，剧中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位“士子”的艺术形象，勾勒出编创者的这种思想态度。
让我们先来看姚启圣。
早在顺治2年，姚启圣即官至福建巡抚，然此人自恃才高，能言善辩，屡屡与上司争吵，被一再降职，康熙5年又遭裁撤，被贬至盛京（现沈阳）郊区一马场任九品“司厩”。不过，康熙重用的盛京提督周培公对姚很赏识，周临终前向康熙力荐姚启圣。
康熙找人打听姚启圣详情，待查明底细后，他下令关姚入牢：“好吃好喝供着，3个月任何人不得同他说一句话，朕要把这只能言鸟憋个半死”。由沈阳回京途中，康熙让姚在冰天雪地里坐在四处漏风的囚车上，待其吃尽苦头，才让其进入龙辇，赏点心吃，又让其读御书。在行营一侧的简易牢房中，黎明时分，姚仍在读书，忽听一声咬牙切齿的诅咒：“朕真想杀了你！”姚抬头一看，康熙正隔栏站着，姚慌忙叩首，康熙接着说：“你心中仇满，因而几十年来，故作愤世嫉俗之状，嘲骂达官贵人，讥讽皇亲国戚，以大清之予，击大清之盾，却又屡屡游离法网之外。你并非不能做官，而是篾视满清官员，故意不守常道，情愿在荒原饲马，不愿入朝为官……朕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在心里已把你杀一千次了”。
长达3个月的幽禁，回京途中的一冷一暖，特别是这番“黎明谈话”，让姚启圣着实领教了康熙的驭臣之术，也体会了康熙的“知人之深”。康熙一行进京时，姚启圣已学会了奉承：“皇驾进京，好比雷霆万钧，却又寂静无声，难得啊！”康熙笑了：“这马屁嘛，拍得朕很舒服”。第二天，养心殿“经筵日讲”上，姚侃侃而谈，纵论宋明理学和安邦治国之道，而后献上收复台湾的“三必剿与三必抚”之策。虽然大臣们不满姚之“轻狂”，康熙却十分赞赏姚“见解深远”，他“封姚为福建总督，专务平台政略与战略”，执行“迁界禁海”之大政方针。姚连连叩首，自此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命，后来果然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立下大功。
查《清史列传》，姚启圣乃康熙2年举人，授广东香山知县，由于“擅开海禁”，被罢官，后随康亲王征剿耿精忠有功，“授浙江温处道”，后又协助打退海贼来犯，升为福建布政使，几年后，又被委以福建总督职。史料上虽说姚“素性乖张，举措轻妄”，可并无被贬去“饲马”以及和康熙面对面接触（特别是担任福建总督前）的记载。【34】可见，剧中姚启圣和康熙之间的种种故事，系由剧作者编创，如此，倒也更能看出剧作者的心计和用意。 我们看到，康熙对姚启圣简直痛恨到了极点，在心里居然将姚“已杀了一千次”，即使对郑经和噶尔丹，康熙也没有如此深仇大恨。为什么呢？因为未从内心归顺朝廷的姚启圣，代表的是一种知识者的清醒，是一种对满族皇权的轻篾和对官场陋习的厌恶。这种“明道救世”、“从道不从君”的清介之气，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很不舒服的，而如姚启圣之巧舌如簧，冷嘲热讽，擅议朝政，在康熙看来便是妖言惑众，扰乱臣子之心，有动摇朝纲之害，他怎能不觉着如芒在背？以剧作者笔下之康熙的内心想法，天下士子应尽归朕用，不归朕用之士子，不如没有，或者干脆除之。可偏偏姚启圣的确才华超人，又熟悉福建情况，康熙正在筹措平台大计，此姚又非用不可，真让康熙烦恼不已。为了能让自姚身心俱归朝廷，康熙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软硬兼施，冷暖交加，恩威并用，多管齐下，最终将姚启圣整治得服服帖帖，甘愿效犬马之劳。 再来看李光地。
容妃携女儿兰齐格格回福建省亲，遇上一位领着一群孤儿给皇帝上万言书的人，此人便是李光地，这些孤儿是执行“迁界禁海”政策的官吏们克扣朝廷赏银造成的。李光地乃当地学界名流，长得一表人材，甚得兰齐格格芳心。可李光地自恃清高，并不愿做官。康熙举办“博学鸿儒”考试，意在举贤用能，李光地不肯参加，被人五花大绑送来京城，可他还是不愿应试，意欲走脱，被兰齐格格当道拦住，几声娇骂，才如梦方醒。康熙早闻李光地大名，令后者不必考试，授其福建布政使衔，去解决“迁界禁海”的遗留问题。
收复台湾后，李光地奉召入京，任上书房大臣，书呆子气仍是不改。索额图与明珠两位朝廷重臣明争暗斗，在提名各省新任巡抚一事上，两人竞相拉拢李光地，都想让李把自己拟的名单报给皇上。李夹在索、明争斗之间，手足无措，左右为难，痛苦不堪，留下一份辞呈又想走人。被惊动的康熙召李光地及索额图、明珠入对。李如实秉告，索、明看情势不对，立即反攻，联合起来弹劾李光地：李在福建时的过失，来京后的疏漏，特别是“丁忧”期间竟与一女子私通，生下一婴，还是索额图代为收养，更不能容忍的是，李与此女私通时，竟能日日与兰齐格格情书来往……这些不仁不义不孝不情之举，被一一历数，件件坐实，李光地满头大汗，跪地告饶――秉公办事自命清高之人，原来也非正人君子。
查各种史料中关于李光地的记载，与《康熙王朝》对李的描绘几无共同之处，李在剧中的种种故事，多源于编创者的构想。真实的李光地，得到过康熙如下评价：“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35】不想到了《康熙王朝》，他竟成了这样言行不一用情不专之人，竟敢欺骗皇帝女儿兰齐格格。
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个人物形象的寓意是，相对于国家大计和政治需要，知识者的人格和品性无足轻重不须挂齿，知识者的“清醒”和“清高”，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世务中是“无用的”，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有害的”，同时，知识者的“孤芳自赏”与“恃才傲物”，也是可疑的和可笑的，是“穷酸”和“不识时务”。知识者的才干、见识与思想，只有获得皇帝的认可与赞赏，才是才干和“学问”，才有价值，才有发挥和付诸实践的可能，也才有其社会意义。这当然道出了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的几分真实，也绘出了知识者在这种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同时也将中国社会对知识者的真实看法坦露了一半。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所谓“士”）的看法就呈矛盾纠葛状态。知识者经常被赋予重大的社会责任，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孔子倡导“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余英时指出，孔子的言论“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36】“士”的卫道者的形象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敬。同时，社会各界对“士”又偏见极深，知识者被认为是“会说不会做”的眼高手低之人，是木讷迂腐的书呆子，知识者的洁身自好、持重守节被看作是“故作清高”，更有人认为这是“士”的“佯装伪饰”。这似乎也有历史根据。战国时许多“士”散布于贵族门下，难免文人相轻，相互争斗，一些心术不正之人混迹其间，沽名钓誉，败坏了士子的形象。荀子说：“今之所谓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而唯权势之嗜者也……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37】在普罗大众中，对知识者的尊崇与篾视奇妙地混杂着，他们指望自己的孩子熟读四书五经，研习孔孟之学，将来考取举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同时又看不起读书人，认为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满脑子诗书文章，却无半点实用，“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还想对他人指手划脚……凡此种种，如余英时所言皆可被称为一种对“智识者”的态度，或可归为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所言的“反智主义”范畴。我们今天回首年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这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社会“反智主义”倾向的大发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始，中国的电视剧制作就出现了反智主义倾向，其中以《渴望》和《围城》为其代表，知识分子在这些电视剧中被塑造为“极端自私”、“虚伪”、“弄虚作假”的小人，承受着广大观众的鄙夷和愤恨，及至1998年，《雍正王朝》将这种对知识者的轻篾和敌意“光大”到顶点，以致可以公开为“文字狱”暴政翻案。到了《康熙王朝》，这种“反智主义”再度凸现，并再度获得不少观众的认可。然而，今日非昨日，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被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已成为各界共识，在这种时候，具有浓重反智主义色彩的电视剧一再热播，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让人吃惊的同时，显然应该引起更多的思考。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知识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决定了他们多数人的复杂人格及其命运。专制统治者懂得，欲坐稳江山，先要聚拢人心，“人心之中，最重要的又是士子之心”，朱元璋说的简洁：“治天下以人才为本”。这是因为知识者有思想、有见解，在民间具有影响力，执政者要巩固政权，使政权获得人民的认可，取得“合法性”，必须先争取“士”的认可与支持。同时，“士”的才智和能量又让统治者感到恐惧。为了保证君主的权威和君权的永恒性，统治者不惜动用暴力镇压&士&的理性精神和反抗欲望。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始，法家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的方针，被历代王朝继承了下来。
在中国社会，多数士子学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财产来源，统治者给他们预留的生存空间，只有“学而优则仕”一途。为了有出头之日，士子们只能读死书、死读书，以求科场中举，一展才学，光宗耀祖。然而，不少人皓首穷经，读了一辈子书，却在科场上一无所获。而科举不中，一切努力就全是白搭。可以想见，古时的读书人承受着何等巨大的压力。《儒林外史》描写范进中举以后高兴地“发疯”，显非凭空虚构。即使中了举人，加入官僚队伍，也不会从此一帆风顺。在清规戒律繁多、等级森严关系复杂的专制政治结构中，士子们须时时处处看上司眼色，谨小慎微理事，循规蹈矩办差。要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就必须有铁石心肠，敢于蒙骗和欺诈，还必须察言观色，善于逢迎，攀附权势，投靠在达官贵人门下，最好加入某一朋党。
当然，这仅是就士大夫的一般情形而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总有一些不甘于沉沦，勇于担当道义和社会责任的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的智能，对不合&正道&的社会政治进行反思批判，而且，社会越黑暗，统治者越残暴，知识者的这种反抗和批判越顽强，越坚韧。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从司马迁、嵇康，到柳宗元、辛弃疾、文天祥，再到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这样的“士”代不乏人，他们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格。中国古代思想之精华，智能之结晶，于今日仍有其重要价值者，恰恰是在这些具有坚韧意志和高贵品格的“士”的手中产生的。
平心而论，许多中国文人身上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诸如虚荣、自私、故作清高、拉帮结派等等，但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毛病和缺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其窘迫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是由“士”所处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是他们无法自主选择的社会地位的副产品。让有些人尤为看不惯的所谓“穷酸”，许多时候不过是知识分子在外界巨大压力下的“自我心理平衡”之策。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在精神和人格上的不健全和“污点”，恰恰证明了文化在中国专制主义社会中的奴婢地位，证明了士子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无权和“从属”。无权则无“独立性”，从属于王权则处处受掣，有何尊严与人格可言？所以，被指责和批评的不应仅仅是“文人”，“士子”，更应受到批判的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的政治－社会结构，是残暴的君权统治，是建其于亚细亚社会形态上的“普遍的东方奴隶制”。
《康熙王朝》的编创者不去分析和体会“士”的生存境遇，不去批评这种恶劣的社会境遇对“士”精神及人格的摧残和压迫，而是揪住“士”的“小辫子”不放，通过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个人物形象，讥嘲“士”的自私、虚伪、轻狂、“不识大体”，反衬康熙的精明、宽厚、“知人善任”、博大胸怀和“驭臣之术”的高超。我始终不明白，《康》（以及《雍》）的编创者们既然了解一些历史，又能编写剧本，似乎也可归入“文人”范畴，他们怎么就对自己的前辈如此缺少同情，如此刻薄无礼？同时，怎么就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如此亲近，如此厚爱？作为&知识者&，他们不可能对自己的这种“反智主义”没有察觉，那么，为什么不对这种思想倾向予以审思，而是任由其在一部自称为“正剧”的作品中“发挥光大”？也许，对权力的过度亲近，使他们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文人”属性；也许，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傲，对于他们已经意味着一种鄙夷，让他们不舒服；也许，知识分子对“道”的坚持、理性态度和对社会不义的审视，对于他们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构成了一种批判，一种不认可与不合作的立场，这些都让他们既恼火又厌恶而且无奈，于是，便在这样一部历史剧中来渲泄这种种复杂的情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不忘借用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思想资源。而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社会从未得到过认真清理的“反智主义”，时常被专制君主用作打压“清流”、“清议”的舆论工具，有些“慧眼独具”的统治者，尤其擅长调动民间的“反智主义”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尽人皆知，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人的诗句，似乎惟有将这几句诗引在这里，才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此时何时，今夕何夕？人类现在已经迈入21世纪，这注定是一个纷争叠起、歧义多出的世纪；今天，我们已经与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迎头相撞了，这个时代繁华而又繁乱，充满机遇又荆棘密布。中国，这个伤痕累累、步履蹒跚的国度，背载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庞大的人口数量、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难题，正站在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正处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期。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向，不仅对自身至关重要，而且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影响巨大。许许多多国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关注国家命运，担忧民族前途，同事之间、朋友聚会、亲戚相见，关于政治问题的议论总是难免。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团体间的不均分配，中国社会阶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化得很快，【38】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国家应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虽然开放的公共舆论环境至今尚未形成，可近年来一批相对于“官办报章”具有更大“言说空间”和更灵活文化策略的报纸杂志出现了。在这些报刊上，除了娱乐性和服务性的报道文章外，偶尔也能见到一些政治、经济见解较为深刻犀利的文章。这些文章有时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有时则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发展极快，一些网络高手利用论坛主贴和跟贴短语以及“无厘头话语”的消极修辞，发挥其瓦解性功能，挑战主流文化并对传统传媒构成了一定威胁。在当代拥有最大影响和最多受众的电视业，其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官方对于电视的控制相对于互联网和某些报刊要严格许多，其中对新闻、社会事件报道节目的监管最强，而对娱乐和服务类节目的控制则相对轻松（这并不表明官方不想通过娱乐节目向大众传播正统观念）。由于看好电视的传播和宣传效应，某些国外资本十余年前便介入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国内许多企业和经济实体也十分乐意与电视台合作，以借助后者扩大自己的产品及品牌的社会影响。一些较松散和不正规的文化团体或“边缘文化人”，则聚拢在某个大电视台周围，利用各种关系，设法参与、进入甚至主导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这些文化团体和文化人的性质及身份比较复杂，他们制作出的节目、栏目的内容和风格也很不一样。有的栏目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某些时候却也能从中听到一些“民间的声音”，有些则是纯娱乐性的，某些电视节目带有编创者明确的政治意图和思想倾向，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编创者不过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观点的代言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先后问世了。这两部电视剧，当然也代表着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抱负和历史观、哲学观，这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两部电视剧也能赢得其它社会阶层的欣赏与赞同？
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随着正统意识形态事实上的瓦解、当代权力体系运作的难如人意以及为世人诟病的腐败现象的蔓延，权力在许多国人眼中早已失去了曾经具有的道义价值，其合法性在一些社会边缘群体中受到更多的质疑，对权力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深刻地存在于社会和民间之中。可正是这个通常被称为“民众”的庞大社会群体，却又如此痴迷于表彰权力和颂扬权威的《雍》与《康》，津津有味地观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对剧中康熙、雍正专权擅断，王子、大臣们之间相互玩弄的阴谋权术，许多观众都抱着钦羡、赏识的心理，被深深地卷入剧情中。在不同的场合，我询问过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对于《康》的看法，这些人包括工人、农民、私营企业经理、退役军官、机关工作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师、报纸编辑等，除少数人对《康》持批评态度外，多数人对《康》报以激赏与好评。说实话，正是这众多的赞赏声才引起了我对《康》的格外注意，并不断地加重着我的忧虑，这种忧虑逼迫我追问：《康》热播现象的社会机理和大众接受心理原因是什么？
本文第三节曾详细分析了《康熙王朝》的“权力历史观”和“君主至上”思想，并指出，贯穿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是对权力和权威的崇拜。显而易见，吸引多数观众注意力的正是康熙大权在握的皇威和气势，正是一位“明君英主”在南征西讨统一中国时的果敢，以及在整肃朋党清除“奸臣”过程中表现出的杀伐决断和机智。质言之，中国民众对一位既至高无上又代表道义的好皇帝的不灭梦想，构成着《康》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基因。
孙中山先生对于国人心中的“帝王思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过：“当我提倡革命之初，来赞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有一种帝王思想的，”他还指出：“现在虽然推翻帝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孙先生的话当然一针见血，可这些话是80多年前讲的，从那时起，中国又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路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刚刚经过了“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上上下下都感到有必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历史闪出的短暂空隙”，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向社会和民间阐扬“民主”、“人道主义”、“科学”的诸般好处。虽然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转折，可是，如果80年代的“启蒙运动”确有成效，又经过“市场经济”（据说这种经济天然导向民主）十年来的熏陶，按道理，中国多数民众已经应该具备一定的公民意识，已经对权力的合法性有较清醒的认知，并懂得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被随意侵犯，同时，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也应保证公民能够有效地监督、制约各级权力的运行。这些主、客观条件如果具备，那么多数民众对《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这样的电视剧，只能是不屑一顾或哄然洒笑。
可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却恰好相反--《雍》和《康》先后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虽让人忧虑，但也将以下两个重要事实显示出来：一、它在宣告了80年代启蒙运动破产和失效的同时，证明多数民众的思想意识正处在一种驳杂状态中，使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有所指向；二、它证明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着太多与&权力&相关的要害问题。
我们知道，相对于不断强化的经济领域内的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呈严重滞后状态，权力至今仍然在自我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在现实中一直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里的权力，基本上不受民众的制约。【39】权力的分配和决策过程，仍然是神秘的、普通人无权过问的，法律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制约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落实贯彻，各级政府官员的任免和奖惩，一直由其上级机关决定，下级官员和民众无法干预。正是因了权力运行的这种封闭性，许多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无所忌惮地四下“寻租”，在承包、股份制改造、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等历次经济改革中，不少官员借机贪占公有财产，“享受社会主义免费午餐”而一夜暴富。【40】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些人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将其贪贿所得的一部分送给上级官员，“拉其下水”，一般情况下便可确保太平无事。在对上级毕恭毕敬的同时，对待下级属员和基层群众，许多官员却露出了本来面目，动辄指责和斥骂，有些人更利用权力对民众百般盘剥，滥收各种费用，以中饱私囊。这些人早已不是什么“人民公仆”，而是地地道道的贪官污吏，他们与古时的贪官没有本质差别，只是更贪婪，贪贿的手段和花样更多而已。
近年来，迫于公众和舆论的压力，同时也是出于维护执政党政治声誉的考虑，权力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自我矫治”，一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官员被绳之以法，受到严厉惩治，但这无法改变腐败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局面。而且，相较于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组织化腐败，【41】被查处的官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且多是一些平时不加检点，为人张狂，也没有更深政治背景的人。显然，腐败在今天已不是个别或一批官员“个人素质差”的问题，而是现今社会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的定律，在当代中国再次得到应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许多腐败官员的劣迹逃不脱民众的目光，可是，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群众虽有满腔义愤却又无可奈何，告状投诉往往石沉大海，许多人还受到打击报复。久而久之，中国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近年来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不少人对腐败已经能够“理解”甚至“宽容”，他们认为“当官的贪点占点很正常，只要给大家也带来好处”。一些被看作是“能干、实干、有开拓精神”的官员因贪贿严重被查处时，许多人会念这些官员给大家曾带来的“实惠”而感到惋惜。【42】仔细想想，这种心态上的变异，既可以从中国历史上“贪贿文化”的深入人心上找到出处，又可以从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中找到症结。对不受自己监控、反而操纵自己的&权力&，民众只能是既恐惧又艳羡，并充满种种期待，希望阳光洒在自己身上，当权力果真将一些“实惠”和“好处”施予大家时，民众怎能不欣喜激动感恩戴德？可谁都知道，这样的“好事”太少了，多数腐败官员都是只顾自己并损害民众利益的。当拿这些官员毫无办法，当现实中的权力不能惠顾自己反而欺压自己时，民众只好幻想和盼望有一种更大更高的权力来整肃身边的权力，惩罚那些千夫所指的贪官污吏，并在这种幻想和盼望中混生活。而《雍》、《康》此刻适时出现了，这两部电视剧塑造的两位“好皇帝”，将民众的幻梦艺术化和具像化了，观众对这两部戏的热衷，可以说是做着好皇帝梦的观众与屏幕上的皇帝的&对视&，观众期待的正是这种手握生杀大权、又代表正义和“道德裁判”的君主，观众对现实中腐败官员的愤恨，在看戏的时候得到了渲泄，而在现实中无法制裁和清除的贪官，在剧中被皇帝及时察觉并被杀头了。长期压抑在观众心头的愤懑，似乎得到了缓解，黄龙飞舞的青梦，在某些夜晚减轻了生存的焦虑，许多观众就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他们需要大量的安慰，他们终于得到了这种安慰”。
观众和读者欣赏文艺作品时的这种复杂心态，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中受到了重视和研究。依据这种理论，一部文艺作品的意义，是在观众或读者的接受过程中最终实现的。文艺作品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观众和读者也不是单纯和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积极参与作品意义的产生，他们是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德国著名文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在任何特定时刻，文艺作品的具体化都需要接受者的想象发挥作用，每一位接受者都填补作品中未写出的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填补作品的空白或不确定的地方。【43】美国学者诺曼•霍兰德更认为：“接受者在一个连续不断不可分割的交往过程中创造意义和感情，无法把产生自作品的部分和产生自接受者的部分分开……”，【44】勿庸赘言，这些理论主张将有助于我们对《康》热播的大众接受心理有更深的认识。
但是，无论民众中的“好皇帝”情结如何根深蒂固，无论在观看《康》、《雍》的过程中，观众怎样参与了电视剧主题的创作和完成，这些一点都不减少这两部电视剧编创者的责任，相反，倒更凸现了他们的编创意图及其用心。作为知识者，他们早看穿了国人心中的“帝王思想”，他们对民间的“好皇帝”情结了然于胸，他们把握住了大众的心理和期待，也把握住了当下中国的社会情状和文化市场需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期待与口味，颇为慷慨地先后制作了两位“好皇帝”以飨民众。表面上，是观众在看戏和做好皇帝梦，实际上，是编创者在操纵大众的“看”和“做梦”，他们实施并完成了一种“幕后的牵引”。在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和刻意营造出的梦境中，编创者熟练地调用各种手法，强化了大众的权力主义意识，强化了大众对权威的畏惧和敬仰，加固了自我贬抑的“臣民”心态，培植了更多的专制主义文化因子，并成功地为现实中难以如人意的权力作了辩解。在特定的时候和特定的情景中，许多观众意识中对权力的戒备和抵触，被有效地剔除了，至少是减轻了，在这些观众的心目中，《康》、《雍》的编创者们发现和清理出一片对于权力的认同空间--我得承认，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创者是成功的，他们借用当代文化传播手段和意识形态构造技巧，实现了对大众意识的控制与操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权力和权威的崇仰外，一些观众在看《康》时获得满足的，还有一种对鼎盛时期大清王朝的怀恋之情。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其中既有对昔日强大中央王国的“帝国怀想”，又有对这种强盛已然不再的伤感与惆怅。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康乾盛世”是中国在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顶点，当时的中国确有雄厚的实力足以傲视邻国。可是现今的中国，虽经上下共同努力，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率，可是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欠发达和落后状态，在偏远的乡村，至今尚有数千万人温饱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这种“不如他人”的感知，让许多国人很不是滋味，在另外一些国人心中则引起了更多的涟漪，这些人多为年轻人，由于所受教育的实际导向和经历与前辈人明显不同，他们更看重成功、财富和实力，中国目前的窘困使他们难以在感情上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感，他们的民族认同、社会认同都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乃至疏离。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迷惘、焦虑的中国，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陡然发现自己已站在&险境&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夜垮台”，独霸全球的美国开始把战略重点指向东亚，一系列有损中国尊严和危及中国安全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特别是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4月中国军用飞机被美国飞机撞毁，美国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美国和北约盟国借口“反恐战”向中国西北邻国派驻军队等等，这些事件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随后，还引来了其它一些反响。首先，是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张扬和鼓励；其次，是一些人开始用较复杂的眼光打量世界，他们远望大洋彼岸的目光有了几分清醒，而对民族和祖国则在感情上亲近了一些。不管怎样，大家“希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心愿是一致的。然而，由欠发达到强盛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仅有良好的希望和祝愿是不够的，欲使中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赶上发达国家，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非一朝一夕即可达到。在这种情势下，一些人又当上了阿Q，“老子先前阔多了”的心态再度发作，他们开始到“盛唐”和“康乾盛世”中寻找昔日辉煌，以慰藉内心的感伤，平息胸中的愤怒。《康熙王朝》在此时的出现，正满足了国人的这种心理需要。“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康熙大帝雄才伟略，叱咤风云，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驱逐沙俄，亲征噶尔丹，那时的中国，是何等的强盛和“无敌于天下”啊！国家一统，疆士广袤，边塞稳固，“万国来朝”，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无比光彩和荣耀。
显然，这些是《康》的编创者们所愿意看到的。在竭诚为权力和权威“开辟认同空间”的同时，他们鼓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倡导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想方设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公正”、“公平”、“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对社会进步紧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上引开。他们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和“荣耀感”，赞美“康乾盛世”的丰功伟绩，他们想把人们引回到300多年前的大清去，在回味和留恋中度日，在虚假的荣耀中忘却身边的不平与烦恼。当然，观众如果能在他们营造的氛围中体会和认识到，中国的进步应走集权主义或曰“全能主义政治”之路，那便更好！
中外历史均表明，民族主义思想虽然能在特定时期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可是，和平时期过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会将国民引向歧途，会让他们或沉迷于“光荣的历史”，或深陷在“复仇”和怨恨中难以自拔；而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常常使人们过于关注宏观问题，诸如外交、边疆安全、国家发展战略等等，却妨碍了人们对身边事物的注意，干扰了人们对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的关注。马克斯•韦伯当年对德国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深表忧虑，他认为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可怕的危险，即一个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状态由于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新的权贵们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一再错失政治改革的良机。由于被排斥在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德国下层民众无法形成把握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的能力，不久后，在希特勒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多数民众沉湎于对“帝国荣耀”的遐想，充满了“复仇”的渴望，丧失了对“民主”、“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兴趣，偏执地追求国家的强大和“民族优越感”，任由纳粹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导致了民族大灾难。
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些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持过度的国家主义立场的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所谓“政治成熟”，依我的理解，就是应该确认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认识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可，认识到一个民族或社会在特定时期应着力解决的主要政治、社会问题，而不被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所误导和迷惑。这就要求我们从自然状态下的“民众”成熟为“公民”。所谓“公民”，就是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知道自己在人身自由、政治参与和私有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也知道自己对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义务，他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与自由，而且有勇气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被政府或其它社会团体侵犯。
国内学者许前席先生撰文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通过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利落实到公民，“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否则国家就无法承受种种冲击和震荡。”【45】他进一步指出：“大众民主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整体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渗透力，使各个阶层和人群同时具备对&#039全国性政治&#039的基本意识，使国民养成&#039责任共担的习惯&#039，从而具备落后民族所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46】
我非常赞同许先生的上述论断，同时认为，正是这种“高度政治凝聚力”，才是社会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才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基础。而这种“凝聚力”的产生，是需要特定的社会政治土壤的，它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上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在今天这种关键时刻，“国家政治主导层”是否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国家前途具有清醒正确的认知显得无比重要。他们应该已经具备这种认知，并以坚韧的意志，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说到底，中国能否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前途是否光明，全赖于对“人民主权”的确认和整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全赖于“公民意识”的及早普及和提高。
康德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完美的公民”的塑造过程：“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47】他深知，这样的过程将会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启蒙和自我教育的阶段，他担心人容易受贪欲和虚荣心的引诱而脱离这个过程，去追逐权势和物利，他尤其不愿意看到国家统治者“徒劳而又残暴的扩张计划，阻挠公民培养其内心思想方式的漫长努力”。【48】
美国建国之初，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揭示了现代国家的根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他强调：“我们必须明白，政治权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来自人民”。【49】
“人民主权”和“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支撑点。人类400年来的发展历史证明：只有那些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国民作为“公民”能够参与社会政治进程，社会事务实行法制化管理，权力体系平衡并相互制约监督的国家，才能获得长期稳定，才能保持长时间的繁荣和发展。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现在致力于全速“追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和GDP总额成为许多人的关注焦点，20多年来，“经济决定论”一直是政治上层的主导思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点被反复强调。然而，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并不自然意味着发展，发展，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进步于一体的概念。多年来“单兵突进”式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表明：它们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总是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剧增、犯罪率上升和腐败盛行等等。这些问题在一些地方已经严重到社会日常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的程度。【50】如果我们不能在近年内启动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尽快建立起对权力运作进行有效制约监督的制度，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贫富不均、腐败现象猖獗等社会难题，那么，中国社会很可能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将吞食多年经济增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将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再度拖进万劫不复的苦海。
在此关键时期，知识者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对人类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知并确认“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原则，应该懂得只有在社会普及“公民意识”，将社会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我们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保持长久的繁荣与发展，才有可能逃离“苦海”走上光明之路，社会才能安宁，人民才能幸福。所以，帮助人们尽快树立公民意识，向“政治主导层”和社会各界呼吁确立“主权在民”原则，实为每位知识者的“天职”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再次把这种责任放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肩上，他们仍然需要做“五•四”时期的前辈已经做过的工作――启蒙。
而在这种情形下，在这种极不寻常的时刻，《康熙王朝》的编创者却制作出这样一部张扬“王道”与君权，为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与权威歌功颂德的电视剧。也许，是他们认为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得太早太快了，所以要锻造这样一枚“王权主义功勋章”来搅乱大众的思想；也许，是他们认为中国就该走集权主义发展道路，所以推出“千古一帝”康熙来证明“权力集中”的伟大与光荣；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很成熟了”，中外政治史的演进即民主理念和民主体制的普及与推进之过程的事实已不足以说服他们，他们才如此自信，如此着迷于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并去体察所谓“帝王情怀”。此时此刻，我已不想去叩问他们的良知，我只是对他们的“政治成熟”抱有怀疑，我怀疑他们的这份自信，我怀疑他们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我尤其怀疑他们的政治成熟是一种政治上的极不成熟――他们想把中国引向哪里？按照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想把这个苦难的民族带往何方？如果将中国引向了动荡与动乱，如果将社会带向了危机，那么，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能从中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吗？
行笔至此，本文可以结束了。我希望这篇文章已经能够证明，《康熙王朝》编创者的创作态度是欠妥的，是很不严肃的。他们忘却了“文化的内在使命”，他们的作品，对历史、对现实社会，特别是对未来，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1】《文化月刊》2002年第6期
【3】《羊城晚报》日第6版
【4】《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3月
【5】《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48页[意大利]翁•梅洛蒂著商务版
【6】同上。第78－79页
【7】《顾准文集》第3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10】同上。第25卷第891页
【11】《顾准文集》第315页
【12】《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15－116页
【13】《历史哲学》黑格尔著第1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15】《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第223页刘启良着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16】《清代通史》第一卷815页萧一山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康熙帝》第423页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18】同上。第434页
【19】《康雍乾三帝评议》第41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20】《康熙帝》第435页。
【21】《清朝史话》第206页。夏宗骏著北京出版社会1985年第一版
【22】《乾隆朝东华录》王先谦著
【23】《中国电视》1998年第12期
【24】《南方周末》日第23版
【25】同上。第21版
【26】《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7】《荀子•王统》
【28】郑玄注：官犹事也。见刘泽华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29】《管子•正世》
【30】《遗书》卷11
【31】《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5页[美]马丁•李普赛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2】《清朝文字狱》第108－115页郭成康林铁钧著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33】同上。第123－137页
【34】《清史列传》第二册582－587页。中华书局
【35】同上。第三册718页。
【36】《士与中国文化》第3页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37】同上。第73页
【38】参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9】近些年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采取的改革步骤和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多数市民只能被动地承受和适应这些改革，却对改革措施的是否得当没有发言权。
【40】参见《现代化的陷阱》何清琏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41】参见《书屋》2000年第3期何清琏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42】笔者居住的石家庄原市长张二辰，因贪贿严重被查处后，许多市民、包括一些机关干部对张的去职感到“惋惜”，认为张“能干、为市民办实事”，“这样的干部现在太少了”。
【43】《最新西方文论选》第36页漓江出版社
【44】同上。第100页
【45】《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第2页。
【46】同上。第3页
【47】《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8页康德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一版何兆武译
【48】同上第15页
【49】《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第2页
【50】据研究分析，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14%，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构成了社会治安不稳定的根源。有关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现在，刑事发案率逐年上升，自1996年开始的&第五次犯罪高峰&至今未退。笔者手边的资料表明：河北省蠡县、衡水市年期间黑社会性质犯罪猖獗，一些犯罪团伙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对稍有不从者即刀棍相加，甚至枪击，许多原来在这两地经商务工者不得不远走他乡，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受到明显干扰。此外，轰动多时的远华集团走私案对厦门和福建省一些地方经济社会生活的破坏性影响，更是尽人皆知。有关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可参见何清琏著《现代化的陷阱》和曹风著《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
后记：这是我近两年前写的文章，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发表。这几天，又看到一些电视台在重播《康熙王朝》，我在文章中讲到的一些问题现在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此文仍有意义。将文章发于网上，希望与我有同感的人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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