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
十七世纪初至明治维新之前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是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从文学史上看，相当于中国文学史上的明清时期，是文学世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有三人，即俳人松尾芭蕉、戏剧文学家近松门左卫门、小说家井原西鹤。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继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之后，形成了日本古典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井原西鹤、“浮世”与“浮世草子”
井原西鹤（1642—1693）出生于大阪的一个町人富商之家，父母早逝，继承家业，青年丧妻、丧子，家庭不幸，彷徨苦闷，曾一度出家，将家业托付他人管理，游历日本各地，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十五岁时开始曾热衷于俳谐创作，俳号（俳人的名号）“鹤永”，师从著名俳人、谈林派的西山宗因学习俳谐，并改俳号为“西鹤”，特别擅长连续不停飞速吟咏的所谓“矢数俳谐”，发表了《一日独吟千句》（1675）、《俳谐大句数》（1677），编辑俳谐集《飞梅千句》（1679）等，但由于他的俳谐只追求句数，不免粗制滥造而招致了批评否定，四十一岁时便转向了小说创作。
那时，日本流行的市井通俗小说一般称作“假名草子”。“假名”指的是日本字母，“草子”即“册子”、“书册”之意，“假名草子”就是主要用假名书写的通俗小说。由于读者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町人，所以作品几乎全用假名书写，很少用汉字汉词，故称“假名草子”。西鹤在世时，他的小说还被称为“假名草子”，如北条团水在为西鹤晚年的作品《西鹤织留》所写的序言中，就称《西鹤织留》为“假名草子”。西鹤去世后十余年，即十八世纪初，人们开始用“浮世草子”来称呼西鹤的小说。当时的评论家之所以称西鹤的小说为“浮世草子”，一方面是因为西鹤作品独具特色且影响日益增大，“假名草子”这一概念已经难以涵盖，另一方面是西鹤的作品总体上也确实体现了“浮世”观念，而且他的作品中经常大量地使用“浮世”一词，也有“浮世女”、“浮世比丘尼”、“浮世狂”、“浮世寺”、“浮世小纹”等词组。现在看来，所谓“浮世草子”，是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描写江户时代町人社会生活、世相风俗的通俗小说，在性质上有似中国的“三言两拍”。
“浮世”，本来是汉语，指的是飘浮无定的人世，也就是现实的人间社会，后来日本人在佛教的层面上使用“浮世”，相当于汉语的“尘世”这个词，但作为岛国环境中的日本人，不像干燥环境的大陆人对“尘世”之“尘”的感受那么深切，倒是对漂浮不定、流荡无着的流水，有更深的感受，所以不使用“尘世”一词，而更倾向于使用“浮世”。所谓“浮世”，既有“浮尘之世”，也有“浮华之世”的意思。“浮尘之世”含有佛教的厌世观念，与佛教的“尘世”、“忧世”同义；“浮华之世”则表现了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江户时代町人（城市工商业者）阶层的世界观，包含着町人的享乐意识乃至“好色”的追求，是佛教的虚无主义与町人的现世主义的矛盾统一。
“浮世”，西鹤在作品中有时简化为“世”，表现了西鹤对町人现实世界的一种本质的认识，“浮世”就是“无常之世”。这个世界是无常的，起伏荣衰、生死无定，全是宿命。西鹤“好色物”在有关作品的开头结尾，一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既是佛教思想影响的表现，也是町人的人生阅历的总结。在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四民制”（四个等级）之下，作为工商阶层的町人处在社会最下层，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不像贵族那样有权威，不像武士那样有权利，而且，贵族武士阶层如果不是赶上幕府政权更替，是相对稳定的。而町人所直接从事的工商业活动，除了靠个人本事、努力之外，还取决于市场、取决于社会环境，风险和变数都很大。井原西鹤在专门描写町人经济活动的“町人物”中，描写了町人是如何在发家致富和倾家荡产之间剧烈变动的悲喜剧，充满着令人无奈的偶然，使他们痛感在“浮世”上的“无常”。为了在无常中追求相对的“有常”，町人们就拼命劳作，努力赚钱，寻求安全感。
在西鹤笔下的町人们看来，人既然生在“浮世”，既然是生于“浮世”之草，就要及时行乐，享受生活；要享受生活，就要有钱；要想有钱，就得赚钱。这就是町人朴素的“浮世”人生观，也是贯穿“浮世草子”的基本思想。西鹤在专门描写町人经济生活的《日本永代藏》开篇第一段就有这样一段议论：
人生第一要事，莫过于谋生之道。且不说士农工商，还有僧侣神职，无论哪行哪业，必得听从大明神的神谕，努力积累金银。除父母之外，金银是最亲近的。人之寿命，看起来虽长，也许翌日难待；想起来虽短，抑或今夕可保。所以有人说：“天地乃万物逆旅，光阴乃百代过客，浮世如梦。”人也会化作一缕青烟，瞬间消失。若一命呜呼，金银在冥土有何用处？！不如石块瓦砾。但是，把钱积累下来，可留给子孙使用。私下想想，世间一切人的愿望，不使用金钱就不可能实现。用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天地间只有五种，那就是万物之本的地、水、火、风、空，此外别无他物。所以，世上胜过金钱的宝物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浮世”观建立在佛教基础上，含有一种淡淡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也含有及时行乐的必然逻辑。在西鹤看来，活在“浮世”，必须赚钱，但赚钱本身并非最终目的，除了留给子孙之外，就是享受“浮世”之乐。“浮世”之乐是什么呢？无非吃喝玩乐。而最大的游兴和乐趣，无非“好色”。这种“浮世”观也决定了“浮世草子”的性质，决定了西鹤对两大主题和题材着力最多，一是对町人的“好色”即爱欲生活的描写，叫做“好色物”（“物”即“题材”或“作品”的意思），代表作是《好色一代男》《好色二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等；二是专写町人的经济活动或经济生活，叫做“町人物”，可以说属于“经济小说”，代表作是《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西鹤织留》等。“好色物”和“町人物”在西鹤的“浮世草子”中最重要、最有特色，本书所选译的，正是这两类作品的六部代表作。此外，还有以武士为主人公的“武家物”（代表作是《武道传来物语》），以讲述各地奇闻异事的“说话”（代表作有《西鹤诸国奇闻》）等。
二 西鹤的“好色物”
发表于1682年的长篇小说《好色一代男》（亦译为《一代风流汉》）是西鹤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好色物”代表作。《好色一代男》分八卷五十四章，以编年体形式描述了主人公世之介一生爱欲生活的经历。世之介是一个色鬼与岛原的“太夫”（高级妓女）的私生子。七岁就懂得恋爱。在那年夏天拽着一个女佣的袖子说：“你不明白恋爱要在暗处搞吗？”从这时至十九岁期间，他与上了年纪的女用人、表姐、有夫之妇及各种妓女发生关系。十九岁那年，父亲因见他放荡过度，一气之下断绝了父子关系。世之介一边做些小买卖，一边浪迹四方，追求色情享乐。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世之介回家继承了巨额家产。其后凭借金钱的力量，更加为所欲为。在京都、大阪、江户三城与第一流的名妓结交。六十岁时，他已对狭小的日本失去兴味，便约好友七人，乘所谓“好色丸”船，到“女护岛”追求新乐去了。继《好色一代男》之后，西鹤又发表了《好色二代男》（1684）、《好色五人女》（1686）、《好色一代女》（1686）、《男色大鉴》（1687）等艳情小说。其中，《好色二代男》可以看作《好色一代男》的续篇，但相对独立，更进一步表现了西鹤的“好色”观念。《好色五人女》收有五个短篇，有四个短篇以当时社会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素材，描写了主人公的爱情和婚姻悲剧，比较深刻地触及到了町人阶级的生活欲望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好色一代女》则描述了一个女人充满辛酸的卖笑史。
“好色”是个汉语词，《论语》中就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一句，早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式的表达方式是“色好み”，两个词的意思完全一样。这个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在汉语的语义情感判断中，无疑是个贬义词。但是在日本，“好色”却是个中性词，至少到了近世时期，随着对日本“国学”及对“好色”之书《源氏物语》研究的深入，“好色”甚至变成了一个褒义词，在意义上接近“风流”和“风雅”。此外，在汉语中，“好色”一般只就男性而言，但在日语中，既可以说男人“好色”也可以说女人“好色”，于是就有了西鹤的《好色五人女》和《好色一代女》。这样一来，日语中的“好色”一词，就基本上剔除了汉语中的否定的道德价值判断，而仅仅是一个情感状态的描述性词汇。
从社会伦理上理解“好色物”，当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层面。若从否定的立场上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嫖妓卖淫都不能谓之高尚，甚而可以说是一种堕落和糜烂的生活。这样的站在道德批评立场上的评判是最为简单、最为省事的。然而，另一方面，西鹤的“好色物”是站在“好色”本身的立场上的，正如日本学者阿部次郎所说：西鹤的“恋爱观中缺少狭义上的伦理的要素”[1]，因而在其“好色物”中，道德伦理意识是整体缺席的。这与中国的明清小说中的类似作品如《金瓶梅》《肉蒲团》中无处不在、君临一切的伦理道德，形成了鲜明对照。既然缺乏伦理道德意识，那么研究和评论者从伦理道德角度加以考察，就不免有缘木求鱼之嫌了。当然，从正面的、肯定的角度说，在西鹤的“好色物”中，即便是花街青楼卖淫与嫖妓的男女，也有真挚的爱情存在。事实上西鹤写了许多这样的故事，然而他们最终都被金钱社会、道德社会所毁灭。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西鹤对社会现实直接、间接加以否定的一面，这也是其作品的价值之所在。以上即是站在“社会学批评”的立场上所能得出的一般看法。
或者，再进一步，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如笔者在近三十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好色一代男》等作品，“未能在积极的意义上产生自觉的反封建意识，但它所体现的反理性与反道德的倾向，却是对传统封建道德的一个冲击。……西鹤所描写和表现的固然是一种‘恶劣的情欲’，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在反封建的最初阶段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西鹤肯定人的情欲追求，是在物质本能意义上发出的解放个性的先声。当封建的理学思想在日本江户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这种解放情欲是与‘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观念相对立的”[2]。然而，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不能说是不靠谱的，但这却不是西鹤本人的创作意图，而是我们的“后见之明”。这样的评论只能是外围上的清理作品，却难以穿透作品。因此，对于“好色物”，还是要从日本独特的“好色”观念、“好色”美学乃至“色道”中寻求理解。
据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光夫在《“好色”的构造》一书中的看法，在平安王朝时代初期，由空海大师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真言密宗及其经典《理趣经》，将男女交合视为神圣之事，带有印度思想的强烈印记。当时的宫廷贵族受真言密宗的很大影响，“按当时的真言密宗及其经典《理趣经》的看法，男女性欲本来是‘清净’的东西，男女交媾时进入恍惚之境，使人获得了在人世中的最高的自由，达到了菩萨的境地，在性欲高潮的瞬间，便进入了控制这个世界的超越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达到了解脱的境地”。同时，根据从中国传入的汉译学而汇集编纂的《医心方》等性学书，在王朝贵族中也流传甚广，使得当时的日本人更多地从自然与养生的角度看待男女与好色问题。[3]例如紫式部在《源氏物语》的《夕雾》卷中，借源氏的口议论说：“多么大好的年华啊！真实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干出那种风流好色之事，别人也不该说什么，鬼神也会原谅他。”[4]中世纪僧侣作家吉田兼好在《徒然草》中也认为，不好色的男人，就像一个没有底的玉杯，是好看而又不中用的东西。一些本来是禁欲修行的和尚，也以“好色”为荣，花和尚的风流破戒，成为日本文学作品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室町时代一位名叫一休（一休宗纯）的和尚，以其风流好色的行径与诗篇，而被人广为传颂。到了江户时代，在町人享乐风气的带动下，人们对于“好色”持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例如“俳圣”松尾芭蕉在《闭关之说》中写道：“好色为君子所恶，佛教也将色置于五戒之首。虽说如此，然恋情难舍，刻骨铭心。……恋情之事，较之人到老年却仍魂迷于米钱之中而不辨人情，罪过为轻，尚可宽宥。”[5]他认为老人沉溺于恋爱比沉溺于金钱要好得多。
然而在“浮世”中，在现实生活中“好色”，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西鹤的《好色五人女》描写的五个“好色女”的故事，除了最后一个以喜剧收场外，都是为了“好色”而付出了惨重的乃至生命的代价。这些“好色”有的是有夫之妇的出轨，有的是青年男女的恋爱，但结果却都是悲剧性的。《好色五人女》表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伦理道德乃至法律习俗，对男女的“好色”构成一张防范和惩治的大网，一旦触动这张大网，就要酿成灾祸。即便在性道德相对宽松的日本，情况也是如此。《好色五人女》似乎说明了：“好色”不能是无条件地社会化，“好色”必须是有空间制约，有条件限制的。换言之，好色必须有其“道”。
在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求“道”最殷切的时代，几乎所有传统技艺都被“道”化。例如武士有了“武士道”，插花有了“花道”，剑术有了“剑道”等等，“好色”也不例外。当“好色”堂堂皇皇地入了“道”，便有了专门阐述色道的著作，如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镜》、柳泽淇园的《独寝》，还有《湿佛》《艳道通鉴》《心友记》等等。所谓“色道”，概言之就是为“好色”设定前提和条件，具体而言就是把“好色”行为局限在花街柳巷中，在此基础上，对“好色”加以伦理上的合法化与道统化，哲学上的体系化，形式上的艺术化，价值判断上的美学化，从而使“色”这种“非道”成为可供人们追求、修炼的，类似宗教的那种“道”，而只有成其为“道”，才可以大行其“道”。
那么，西鹤的“好色物”是怎样表现从“好色”中修炼“色道”的呢？根据藤本箕山《色道大镜》及《色道小镜》的要求，进入“色道”正如进入佛道一样，是需要一步步修行，方能最终登堂入室。藤本箕山仿照《法华经》“二十八品”，将“色道”的修炼过程分为由低到高的二十八个品级。总体上就是先满足好色之欲，甚至是过度满足（用日语表达就是“满足以上”），然后厌腻、超越。《色道小镜》中的色道二十八品的最低的等级，是沉溺于好色而难以自拔，然后逐渐在好色中加强自身修炼，在花街柳巷的交际中熟悉规矩规则，逐渐做到举止潇洒，应对自如，乐而不淫，持之有节，到最后看透了男色女色，能够入乎其内、超乎其外，在“好色”中彻底悟道，“悟到此处的人，舍弃已有的修炼大功，而不再踏进青楼之门，是‘即心即佛’也”[6]！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二代男》中，都提到或援引了藤本箕山的著作，可以看出在色道方面，西鹤是深受其影响的。
事实上，西鹤的“好色物”系列作品，仿佛就是在“色道”修炼的不同阶段展开的。最早的《好色一代男》处在色道的初级阶段上，主人公世之介一生沉溺于好色，到了老年，也只是对日本之色感到厌腻，而对外部的世界仍充满跃跃欲试的探求欲望。可以说“一代男”只是好色，只是享乐，而没有达到“色道”。《好色二代男》中的“世传”及其他好色人物则进入了较高的层面。他们仍然沉溺于好色，并且悟到“浮世”之中没有比“好色”更高的享乐了，没有比妓院的“太夫”更好的女人了。但与此同时，似乎少了些“一代男”那样的以肉欲驱动的疯狂与亢进，对花街柳巷、人情世故的冷静观察，甚至常常对好色表现出悲观的态度。同时，更多地表现男女交往中各自的心性与审美的修养，强调好色中的精神层面的重要，欣赏那些作为花魁、作为当代都市文化之风向标的“太夫”们的美的言行与举动，并有意识地接受她们的熏陶。这些都属于“色道”的修炼。在这样的熏陶与修炼中，那些原本来自小地方，虽有钱但见识不多的嫖客们，便逐渐由拙笨的、土气的或半土不土（所谓“半可通”）的人，变成了在妓院的复杂人际交往中，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中，能够得心应手、礼貌有节、善解人意、不卑不亢行事的“通人”，再进而变成内外兼修的“帅人”。所谓“帅”，是当时“色道”中最高的价值判断用词，西鹤“好色物”中通常写作“帥”，读作“すい”（sui），也读作“いき”（iki），江户时代其他相关作家也写作“粋”或“意气”。“帅人”其实就是从内到外都把握了“色道”真谛的人，就是将妓院中的买笑卖笑的功利关系转变为审美关系的人，就是把花街柳巷变成审美场所的人。“帅人”对“太夫”的关系不能以婚姻为目的、指向，不能动不动就想把自己中意的太夫娶回家中为妻，而只是“游”（游玩消遣），只是寻求“慰”（抚慰、慰藉），并且把“游”和“慰”变成有规则规矩的、有审美价值的行为。这不仅是一般的色道修炼的标志，而是色道修炼到相当高度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好色二代男》比《好色一代男》更多地体现了西鹤的色道观，因而学者们在阐释色道的时候，也更多地援引《好色二代男》中的案例和描写。
相比于“一代男”世之介六十一岁仍去海外做渔色冒险，“二代男”世传却在三十三岁的盛年便“大往生”，解脱了。《好色二代男》的最后一卷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二代男将三十三岁的三月十五，作为在世间的最后期限。没有后嗣，一切都花光用尽，以便得以大往生。这样做，是为了告诉那些享尽世间奢华的男人：事物是有限度的。
一位知情的和尚说：“二十岁以前的游乐，都是进入色道的阶梯。”然后在下一个十年，才能达到登堂入室的境地，才能欣赏太夫的可贵可爱之处。假如四十以前不适可而止，那就会陷入无尽的深渊。
作者说“二代男”是“大往生”了，就是死了，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自杀的，并没有明写。但这似乎不重要，显而易见地，作者让二代男在三十三岁上，即在“四十岁以前”，以这种“大往生”的方式解脱而进入“色道”。
如果说《好色二代男》是以莫名其妙的方式通过早夭摆脱了“好色”而入了“色道”，那么以“好色女”为主人公的《好色一代女》，则通过“一代女”一生的好色体验和履历充分表现了忏悔之情。“一代女”是一个在好色人生中随波逐流，一辈子都没有入“道”的人，到了六十岁后，才隐遁山中，从早到晚念佛，并且面对前来请教的三个男子，忏悔了自己好色的一生。这也算是一种悟道和入道了。
总之，西鹤“好色物”，从《好色一代男》到《好色二代男》，再到《好色一代女》，都有一个由“好色”的沉溺到好色的解脱的过程，而贯穿其中的即是“色道”。“浮世”的快乐莫过于“好色”，但“好色”须有“道”，“色道”就是将“好色”加以特殊限定，就是要好色者领悟到“好色”的可能与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成为有“色道”修炼，有人生修养的“帅人”，最终洞察人生、超脱浮世，使“好色”有助于悟道和得道。这就是西鹤“好色物”的真义。
三 西鹤的“町人物”
西鹤是町人出身，对町人的生活十分熟悉，他写“好色物”实际上写的是町人，而以“町人”的商业生活为题材的“町人物”写得当然也是町人，读者对象，也主要锁定町人。
日本町人作为一个“阶层”，是城市生活的产物，日本中世时代的商人与所谓“町众”则是其前身，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町人阶级”，则形成壮大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期的江户时代。江户时代的町人是属于“士农工商”四民制身份等级中的“商”，与欧洲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的市民阶级有相似之处。但是日本町人在四民制的身份等级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是不依附官吏（贵族武士），不与官吏勾连，不做“官商”（这一点与中国传统商人“升官发财”、“发财升官”的哲学大相径庭），只服从官府法律，而不认同、不践行官方伦理道德，特别是不认同武士统治阶级提倡的禁欲主义，即“清贫”的哲学，而提倡适当享乐人生的反禁欲主义。在这样的条件下，町人有着明确的身份自觉与社会定位，就是不关心政事，不羡慕权力，而只把追求财富金钱、适度消费与享乐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目标，因而提倡重商主义的伦理，而在经商牟利中，又提倡以“诚”（诚实、信用、率直）为中心价值观，以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为荣的商业道德。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町人阶级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如西川如见、石田梅岩、富永仲基、山片蟠桃、海保青陵等；产生了自己的文学艺术家，如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喜多川歌磨等。他们都从不同方面阐释、宣扬、表现町人的思想哲学、伦理道德与审美意识。而井原西鹤则是文学领域町人思想与行为的最重要的描写者和表现者。
发表于1688年的《日本永代藏》是西鹤“町人物”的代表作之一。题目中的“永代”，有“永远”、“世世代代”的意思，“藏”是“库房、仓库”，又可引申为“财富”的意思，“日本永代藏”意即“日本永远富有”，亦可以译为“日本致富经”。
《日本永代藏》全书共五卷二十章，由许多小故事合成。其主观意图是讲述町人的成功诀窍及失败教训，以供世人借鉴。在西鹤看来，町人要发家致富，首先必须经商，这表现了他浓厚的重商主义思想。《日本永代藏》卷六第五节强调：“家世和血统无关紧要，对町人来说，只有金银才是氏系图。即使有大官显贵的血统，而住在蓬门筚户，穷困潦倒，那就不如一个耍猴的人。总而言之，町人希冀大福大贵而成为财主，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西鹤认为，善于经商是立身之本，处世之第一要谛，也是町人最可贵的才能。作为町人，即使对各种雕虫小技十分精通，也无益于生计。只有会拨算盘，记好账目，能识别银质好坏才有出息。因此西鹤极力提倡町人的道德伦理主要有四：一是勤奋节俭，二是精打细算，三是聪明才智，四是诚实守信。关于勤奋节俭，西鹤笔下的成功者都是从点滴做起，靠勤奋节俭逐渐致富的。破产者也是由于奢侈过度、吃喝嫖赌所致。勤奋节俭的精神，为日本人民世代发扬光大，成为日本实现现代化并跃入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精打细算”即所谓“算盘精神”，也是由日本町人阶级首创，并在《日本永代藏》中得到集中具体的反映的，它已成为日本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日本人。精打细算的算盘精神又与重视个人的聪明才智是相辅相成的。福泽谕吉指出，古来日本人所谓道德，涵义非常狭窄，不包括聪明才智在内。[7]把聪明才智作为对町人的一项基本要求大加提倡而首先发声者，或许就是西鹤了。强调个人的才智，也就是强调个人的作用和价值，本质上是与封建的等级身份观念不相容的。关于“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日本永代藏》用了正反两方面的许多例子反复加以申明，纵有勤奋节俭、精打细算、聪明才智，但若没有商业道德，最终也将一败涂地，不得长久。卷四第四节强调：“因为有利可图，用废弃的东西以假乱真捞取金钱，用冒牌货骗人，用不正当手段娶来带有陪嫁钱的女人，借的寺院祠堂的钱因破了产就不予偿还，参加赌博，购买毫无用处的矿山，强卖人参，有夫之妇与其他男入通奸以取得钱财，套狗剥皮，买来婴儿却让其饿死，捞取溺死者脱落的头发而卖给假发店，如此等等的勾当，虽说是为了生计，但做违背道德之事，一时享用却难以长久度世。这些事一旦染身，就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恶劣，这实在是令人切齿。所以，过日子还是应当循规蹈矩，这样才不愧为人。试想，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五十年左右，只要不做恶事，做什么不能生活呢？”
在《日本永代藏》中，也表现了西鹤町人思想中许多矛盾之处。他希望町人在金钱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与特权阶级抗衡。同时，他却找不到町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独立发展的道路。西鹤看到了金钱的巨大作用和威力，他指出那个时代是“银生银”的时代，也详细描写了放债、借债及利息，还有交易所、兑换所等方面的情形，并对高利贷资本赢利予以肯定，但他尚未看到高利贷资本对町人社会的消极作用，他的有关主张只是为少数上层町人服务的。西鹤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基本上是以获得金钱作为价值标准的。这样，他一方面主张“正直”，谴责不义之财和投机取巧；另一方面又认为靠正常手段不能致富，有时不免津津乐道于运气、机遇、偶然性甚至旁门歪道。他既主张町人要靠自己劳动，又认为家里不雇用人不体面，表现出剥削意识；他既主张勤奋努力，不得懈怠，又认为四十五岁以后可以闲居，吃喝玩乐，颐养天年；既提倡技术改良与发明创造，又认为像研制钟表那样耗费三代人时光，对过日子不合算，还反对购买和开采矿山，表现出浓厚的小市民意识和急功近利的实惠主义观点。这些积极与消极、进取与保守的矛盾，都反映了日本町人阶级的特质，反映了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1692年，西鹤发表了另一部描写町人经济生活的作品《世间胸算用》（一译《处世费心机》）。这是西鹤晚年的不朽名著，标志着他在创作上的新的飞跃。小说由五卷二十个故事构成，副标题是“除夕日一日值千金”。小说以一年中经济生活的结算日——除夕日——为背景，描写了町人，主要是中下层町人的生活情景。除夕前后对町人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他们要在此期间进行收支结算，要收回或支付利息和欠账，还要花钱购物准备过新年。总之，这是町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子，也是颇“费心思”的日子。西鹤抓住了这个典型环境，也就是抓住了为金钱所左右的町人社会生活的核心。
《世间胸算用》是《日本永代藏》在逻辑上的必然发展。如上所述，《日本永代藏》强调“银生银”的高利贷的作用，并把它作为致富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当中包含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世间胸算用》对由此产生的矛盾进行了集中而具体的揭示、描写和反映。在这里，首先是债主与债户双方的矛盾斗争。讨债者四处出动，有的态度强硬、咄咄逼人，有的精心策划、巧施计谋、欲擒故纵、无孔不入。而债户更是狡如兔狸，绞尽脑汁对付债主。或蛮不讲理、赖账不还；或外出躲避、逃之夭夭；或施偷梁换柱之计，互换男主人以蒙骗要债者；或夫妇佯装吵架以拒债主于门外；或磨刀霍霍、装疯卖傻借以吓人。债主与债户的金钱之战，在西鹤笔下绘声绘色，精彩生动。这一切都说明，高利贷资本固然对传统生产方式起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瓦解作用，但它加剧了町人阶级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如西鹤所指出的，这世界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虽有家藏万贯的富商大贾，但更多的是穷得难度年关的下层町人。小说中有贫困潦倒而耍无赖的“浪人”（失去主子的流浪武士）之妻，也有为了糊口丢下婴儿而给人家当乳母的妇女；有铤而走险、拦路抢劫的浪人，也有因借不到钱而被妻子赶出家门的跑脚商。
还需要指出的是，西鹤在《日本永代藏》和《世间胸算用》中，还写到了对中国的看法及中日两国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本永代藏》卷五第一节中说：“中国人平心静气，从容不迫，处理家业也不忙忙碌碌、急于求成。伴随琴棋诗酒度日，秋天在滨边赏月游玩，春天去山里观看海棠开放。三月的节日也不提前准备，过得悠闲自在。这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在日本，若想仿效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愚蠢行为。”表明了中日两国的差别意识。西鹤还在许多地方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赞扬中国商人“正直”，批评日本某些商人在对华贸易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行为。例如《日本永代藏》卷四第二节写道：“中国人是正直的，他们决不自食其言。在卷起来的丝绸里面没有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之类的事情，中药材之中不掺杂物。木是木，银是银，分得一清二楚，哪一年去取也不会有变。而狡猾的却是日本的商人。针的长度越来越短，织布的宽幅越来越窄。雨伞上不涂油，无论如何都以省钱为第一；货卖出去不承担责任，只要自己淋不着，甚至可以让亲爹亲娘赤着脚在大雨滂沱中行走。什么事都是雁过拔毛，捞它一把。”并以在烟草中兑水增加分量欺骗中国商人，却被中国商人识破，而自认倒霉，以此强调，“骗人是长久不了的。倘若正直，神也颔首；倘若洁白无瑕，佛也安心”。《世间胸算用》卷四第四节说到一些日本的精明商人“枕边离不开算盘和小账本，终日挖空心思，想方设法企图欺骗中国人中的马虎人，做笔漂亮的生意。可是，如今的中国人也学会使用日语了，即便有多余的银子，除了以房产抵押以外概不出借，而且他们认为首先应购置合算的房产。所以中国人也不是赚大钱的对象。况且日本人在一般的事情上耍心眼儿，无孔不入，中国人是不会净让日本人占便宜的”。此外，他还提到了我国的生产业技术对日本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南京的“金饼糖”及其生产方法。
从世界文学史上看，西鹤的“町人物”即“经济小说”，是十分独特的。在印度古典文学例如《五卷书》中，在阿拉伯的市井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在西方古典文学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在中国的“三言两拍”中，都有商人及经商的描写，但像西鹤的《日本永代藏》《世界胸算用》《西鹤织留》这样的通篇专门以商人的经济生活、经商活动为题材和主题的作品却是十分罕见的，西鹤的“町人物”在世界古典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十世纪后半期在日本很繁荣的“经济小说”可以说是西鹤“町人物”的现代发展。在东方各国的传统社会中，为什么只有日本出现了作为社会上一个特殊“阶级”（等级）的“町人”，并且出现了像石田梅岩、富永仲基那样的町人思想家或哲学家，井原西鹤与近松门左卫门那样的町人文学家艺术家？日本的“町人”与欧洲的市民、与中国明清时代的商人，有哪些相同及不同之处？这些都是饶有兴趣的课题，而井原西鹤的“町人物”不仅是我们欣赏阅读的作品，也是日本历史文化、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重要文本。
四 西鹤小说艺术的特色与审美价值
西鹤的文学，不仅题材主题上极富特色，而且艺术上也极有特色。
西鹤小说的艺术，与物语、和歌等日本传统文学是密切相通的。日本传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写儿女人情，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博大精深的气象，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寓意，无非男欢女爱、风花雪月，貌似很简单、很好懂，但是它又很日常、很原态、很人性、很情绪，与既定的观念、通行的道理、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离得很远。读者无法套用现成的道理、观念来加以理解与说明，这就容易造成一种感觉：乍看上去浅显，甚至叫人无话可说，但要真正弄懂它，彻底说透它，实在很难。在一千多年前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种情况就很明显了。例如古典名著《伊势物语》作为短篇物语集，均由两三百字的男女恋爱的小故事加一两首和歌构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反而叫人觉得简单得不简单；著名的《源氏物语》在刚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读者也觉得此书结构松散，篇幅虽相当于《红楼梦》，实际上是多个短篇故事的连缀，而且写喜剧不够滑稽搞笑，写悲剧不够悲怆深刻，过于平淡无味了。但如今细心的读者却发现，《源氏物语》的平淡实则是表面的现象，自然天成而不着痕迹的简单，比起一看上去就是刻意精心的结撰，更叫人有感而难言。与《源氏物语》齐名的清少纳言的散文集《枕草子》，无非是写一个敏感的女性在宫廷中的狭隘的见闻与感受，而且在论事论人写景抒情的时候，张口一个“をかし”（有趣），闭口一个“をかし”，絮絮叨叨的，但仔细读去，却觉得绝不是“浅显”、“单调”或“絮烦”可以概括的。
日本文学从平安时代的《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发展到室町、镰仓时代僧侣与武士的文学，再发展到江户时代的市井文学，在作者阶层、作品类型等方面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一点是始终未变的，那就是外貌的单纯简单，而且简单得变本加厉。例如，三十一个字音的“和歌”，到江户时代演变成了将和歌的“发句”（首句）加以独立成体的十七字音的俳谐（俳句），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体；在小说方面，虽然江户时代出现了《八犬传》那样的结构相对“复杂”的所谓长篇“读本小说”，但那是直接学习了中国明清小说写法的。本来，在平安王朝时代就出现了的叙述技法高度成熟的《源氏物语》的基础上，后来的作家有可能变得更“复杂”些，但事实上江户时代除了读本小说之外的其他市井文学固然在人物设置等细节方面也受到了《源氏物语》的一些影响，但在叙事手法上却整个抛开《源氏物语》而另辟蹊径，于小说体式上返璞归真，更求简单。这样一来，以“假名草子”为名的妇幼读物、以市井町人为读者的“浮世草子”，在小说体式上都显得相当“幼稚”，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被今人公认为“世界最早的成熟的长篇小说”的《源氏物语》早在此前七百年就已诞生，不由得不给人以“退婴”之感。
说起井原西鹤小说的简单或单纯，首先表现在结构体式方面。《好色一代男》，现代日本学者一般称之为“长篇小说”（其实只能算是“中篇”，但日本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非长篇即短篇），但基本上采用按主人公世之介从七岁到六十一岁逐年成长体验的编年体的结构方式，这是相当原始的一种叙事结构。而且，场景与人物也随着世之介的足之所至而随时转换，除了世之介这一个人物贯穿始终之外，没有第二个贯穿全书的副主人公。《好色一代女》的结构也是如此，全书是“一代女”从小到老的好色的体验史，不同的是采用了“一代女”晚年回顾以往的倒叙结构，而这一点叙事技法，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是从中国唐代张文成的传奇小说《游仙窟》学来的。《好色二代男》在结构上则更随意。“一代男”的私生遗弃子——名为“世传”——被人捡起收养，成为步生父之后尘的“二代男”，这个结构似乎是受《源氏物语》中源氏与儿子薰君两代渔色经历的影响，但《好色二代男》全八卷四十节，只有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写的是“世传”即“二代男”，其他的则是与他完全无关的一个个单独的故事。在结构上，井原西鹤看似完全不讲究、不用心，读者在阅读时，也完全不必前后照应。
西鹤“好色物”的貌似简单，首先就体现在这样散漫的、无结构的结构上。他面对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与町人的日常生活，只是用他的眼睛去看，用他的耳朵去听，然后原样加以描写、反映，他的描写与反映的方式是日本式的纷然杂陈、不加整理、照原样形诸笔墨的“物纷”[8]方法，是一种无结构的结构。因此，看西鹤的“浮世草子”，如同看万花筒，随意一摇动，必有可观之处，但又是无头无尾，任你随处着眼。这种“物纷”的写法，也使得西鹤在语言叙事上自成一体，我们可以称之为“饶舌体”。“饶舌”这个词，在日语中与汉语的意思一样，一是爱说话、爱废话的意思，二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意思。换用日语固有的词汇来说，就是“瞎掰”（しゃべる，音shaberu）的意思。这样的话看似啰嗦无意义，但又说得毫不造作，信口道来，兴致勃勃乃至自成一体即“饶舌体”。“饶舌”的时候不必费心思量章法结构、遣词造句，而是心口同步，甚至口比心快。这种“饶舌体”是如何形成的呢？原来，西鹤早年曾以俳谐创作知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一个人连续吟咏俳谐，“五七五”、“五七五”的三句十七字音，不打腹稿，不断地吟咏，中间尽可能地不停顿，可以一日独吟千句，据说最终创造了一昼夜23500句的最高纪录。这种俳谐吟咏的最大特点就是流畅快速，因而有“矢数俳谐”之名，形容像箭头飞得那样快。“矢数俳谐”除了快速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首俳谐都是各自独立的，并非长篇叙事诗，因而每首俳谐的话题都需要重新转换，只是转换的幅度有大有小。不管转换幅度大小，反正必须转换。“矢数俳谐”这样的灵活转换话题、东拉西扯、说南道北、天马行空、飞鸟行云式的表达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西鹤的“浮世草子”写作，可以说，“浮世草子”的漫无结构、杂然散漫的叙事方法就是“矢数俳谐”手法的一种移植。虽然，无论是《好色一代男》还是《好色二代男》，都是分卷、分章、分节的，而且卷数节数都显得很整饬，但是这些分章分节，基本上是按篇幅字数来划分的，就像切豆腐块，切成块只是为了方便接受，而与叙事章法结构无甚关联。这样的无结构的、自然散漫的、极为简单的结构，最大的好处就是松弛、放松，仿佛与人聊天，就在当下，不用瞻前顾后，说话人不累，听话人也不太累。
西鹤的“浮世草子”及“好色物”的简单、单纯，不仅表现在结构叙事上，也表现在题材上。所谓题材的单纯，就是将当时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生活内容分开来写，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同一个舞台。西鹤的小说有专门写町人的，有专门写武士的（如《武道传来记》与《武家义理物语》）。在专门描写町人生活的作品中，再析出“町人物”与“好色物”。“町人物”与“好色物”两方面的题材，概括起来就是“赚钱”和“享乐”两条。他是把町人的经济生活、男女的情欲生活分开来写了。“町人物”写町人怎样发家致富的，或从反面说是如何导致倾家荡产；“好色物”则是专写町人有了金钱以后，如何消费，如何嫖妓玩乐的。在“好色物”中，西鹤又进一步将“好色”的形态加以单纯化。例如，写“好色”题材中，又把“男色”与“女色”分开来写。于是有了专门描写男色（又称为“众道”）的《男色大鉴》；将以花街柳巷为舞台的男女卖淫嫖妓题材单独来写，就有了《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将日常町人家庭中的男女悲剧故事专写一书，就有了《好色五人女》。
这种题材的单纯化，与日本传统和歌、连歌、俳谐的题材分类有很深的关联。在日本“歌学”、“连歌学”的众多论著中，题材分类甚细致，使用规矩甚多，不同的题材以及相关词语不能随意乱用。其要旨是题材使用的细化、单纯化，目的是用最细小的题材来适应和歌、俳谐这种世界上最短小的诗体。西鹤是俳谐（又称俳谐连歌）出身的，他从俳谐创作转向了小说创作后，题材细分的意识迁移到小说中来，是自然而然的。西鹤的“浮世草子”乃至整个日本江户时代市井小说中的题材的单纯化，与中国明清小说颇有不同。中国的明清小说虽然也有题材类型的划分，但那些类型是后代的研究者给划分出来的，而且也多少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较早将中国传统小说加以系统分类，便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启发。明清小说家并没有明确细致的题材分类意识，在创作实践中也是采用全方位、全视角综合表现的方法，例如《金瓶梅》，虽被后来的小说研究者归为“言情小说”一类，但却非仅仅“言情”，而是把那时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家庭伦理、男女私情、身体与心理等多样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可谓纷纭复杂；《红楼梦》既曾被人视为“言情小说”，也曾被视为“政治小说”，可见其题材内容的复杂性和交叉性。
与题材的简单化、单纯化相辅相成，人物性格同样简单、单纯。西鹤的“好色物”中的人物，无论是“一代男”、“二代男”，还是“一代女”、“五人女”，都是性格极为单纯的人物，只是“好色”的化身而已。通常所说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些人物身上不能体现，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极其简单和单纯，无非妓女与嫖客或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他们的行为指向也一样简单和单纯，就是买春与卖春的金钱与肉体交换的关系；他们的性格特征极其简单和单纯，就是对唯美的、唯情的追求，都是为了男色女色、为了身体之美而义无反顾，哪怕倾家荡产，哪怕付出性命，都不计后果。
或许为了使人物的社会关系简单化，西鹤的“好色物”就把人物写成了“一代男”和“一代女”。所谓“一代男”、“一代女”就是没有老婆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又没了（死了）父母，孤身一人，只活“一代”的人。“一代男”与“一代女”就是为了“色”和“好色”，宁愿绝后，而终其一生的人，用中国话来说就是“绝户”。至于“二代男”，实际上也是“一代男”，因为他是“一代男”一不小心生出来的遗弃子，他也和“一代男”一样，终生好色，不同的是“一代男”六十一岁的时候往海外“女户岛”继续探求色道，而“二代男”却在三十三的盛年时，“一切都花光用尽”，而完成了“好色”的一生。《好色五人女》中的那些女子，虽然都不是青楼女子，而是寻常町人家的年轻女子，但在西鹤的笔下，“五人女”都是凭着“好色”的直觉而行事的人，她们会以莫名其妙的原因爱上一个男人，然后不管不顾，去冒险甚至去死。这样的人物只是“好色”的化身，太单纯了，太平面了，甚至单纯得有些太抽象了，不具备复杂的社会内涵。
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名著几乎都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井原西鹤等日本作家却非如此。西鹤笔下的“一代男”、“二代男”和“一代女”、“五人女”，这些人物都不是作为常人被描写的，因此也不能使用“典型人物”这一通常的文论概念加以理解。一般认为，中国早期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与西方近代小说的“典型人物”相比，因为人物的善恶忠奸过于分明而具有“类型”的特征，但即便是这种具有类型化倾向的人物，其性格也是丰满复杂的。如果拿井原西鹤“好色物”中的人物跟中国的小说中的“类型”人物相比，则“好色物”中的人物基本上没有“性格”与“个性”的刻意描写，而是将人物单纯化为某种特殊行为（例如“好色”）的符号与代表。与其说是写人物，不如说是写“好色”；与其说是写“好色”的人物，不如说是写人物的“好色”。写“好色”并非为了写人物，而是为了写“好色”而必须设计一个人物。这样的人物不是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中塑造的那种立体、浑圆、复杂的人物形象，而是某种“异常偏执”行为的流动着的扁平的人体符号。这似乎不仅仅是井原西鹤“好色物”的人物特点，也是日本文学许多名作中的人物特点。例如《伊势物语》中的美男子在原业平是风流多情的化身；《源氏物语》中光源氏是情种的化身；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富美子的脚》中的男主人公是异常性癖（拜脚癖）的化身；《痴人之爱》中的男主人公是痴汉的化身；川端康成《一只胳膊》中的老人是性幻想者的化身……日本文学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大都是这样“变态”，作者突显人物某一方面的异常性格与行为表现，其描写常常忽略人物性格的多面复杂性，而只是表现人物某方面的“气质”。“气质”（日语写作“気質”，音“きしつ”）一词不同于“性格”，“气质”具有一定的滞定化、外在化、符号化、单面化的特性。日本江户时代市井作家喜欢描写“气质”型的“单面人”，着力表现某一类人、某一类行为，而不是表现复杂人物的复杂性格。
不仅题材是单纯的，人物性格是单面的，小说的环境也是单纯的。西鹤“好色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极力简化人物活动的环境，使之极其单纯。“好色物”的舞台是“游廓”、“游里”，即妓院。“一代男”、“二代男”、“一代女”等人物即便一生中走南闯北，从关东到关西，从南部的九州到北方的北海道，走遍了整个日本列岛，但环境却依然是单纯的，不出妓院及与妓院相关的场所。妓院当然也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但那却是一个不受世俗社会道德约束的特殊环境，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町等有名的游廓都是政府允许经营的，在这里有与普通社会完全不同的规矩法则，来到这里，便是暂时切断了与一般社会之间的关系。单纯的“好色”人物也只能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才能有单纯的“好色”举动。
就这样，西鹤“好色物”中，看似简单而单纯的散漫的叙事，看似简单而单纯的题材，看似简单而单纯的人物及人物性格，看似简单而单纯的环境设置，都是貌似的简单与单纯，要真正理解它、说明它、评论它，却很不简单；要研究它、说透它，甚至比一般貌似复杂的作品更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伪浅化”来概括。伪浅化，就是看似浅显而实非如此，是貌似浅显而实则复杂。因为对这类作品，运用我们所习惯的产生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理论来解读，虽然并非完全不可行，但常常使人感觉隔靴搔痒，有时甚至显得方凿圆枘。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角度来说，西鹤的“浮世草子”为小说究竟该怎么写、怎样评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