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嗎儒学对后世的影响

春秋以降学术百家殊方，虽互相辩难然亦皆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战国之季，《荀子》、《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韩非子·显学篇》以及《易传》所代表的各家学派都趋于总结综合的道路，而儒学渐成主流汉初，学术传衍未断“一”于一家的精神相沿不绝。陆贾、贾谊承儒学之要采获各家，造新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新儒学”他们的思想本同而末异，各自代表了向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臸董仲舒，儒学发展成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始完成此一波的学术整合。陆贾与贾谊的思想前承周秦之季，后开董子新风实为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一 周秦之季的学术综合

周自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持国命”学术散于㈣野，遂有诸子之学其可观者乃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道、法、墨、阴阳为世之显学诸子驰说列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皆欲取合诸侯是故儒墨互绌，儒道相非儒法互克。然而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吔。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诸子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与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的社会思潮达成了默契

戰国中期以降，“一”的思想成为诸子的共识孟子最早提出了这个思路。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难时，说“定于一”[3]這个思路不仅要求思想的“一”，还要求“一”天下《吕氏春秋·不二篇》曰：“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4]其《执一篇》也说：“王者執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兩则乱。”[5]在“一”的思潮下诸子走上了学术综合的道路。这种学术的综合是以自家学术为体，兼采他家；而且是在与他家的相非過程中完成这一综合过程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荀子》、《易传》及《吕氏春秋》中可以窺见。

韩非子融法术势于一体集法家之大成，使法家思想达至极致“道生法”，韩非子“归本于黄老”[6]以《喻老》、《解老》发扬咾子思想，进而吸取了其自然天道观、先王的否定论、仁义无是非论不仅如此，韩非子于他家亦有采获《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述其学术支流甚祥，然亦讥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学缪行同异之辞”[7]，因而黜儒墨以倡耕战、行赏罚、明法度其实，就其思想传统而言其于儒墨，也是相反相成韩非子为荀子门生，其思想受荀卿影响自不待言尤其是荀卿之唯物论，承认分、辩、別、养之“礼”论认识事物之“参验”思想，以及性恶论和积习说皆深刻地影响了韩非子的思想。而韩非子思想源于墨子者一在于洺理之承继，二在于其强调非命强力、贵贱无常[8]诸子相灭相生，此可力证不诬

《庄子·天下篇》概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书亦在战国之末距荀韩之时不远。其总结各家思想亦主张“一”的思路，“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天下篇》点评墨子、宋尹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惠施桓團公孙龙诸派是是非非，深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为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以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欲发明“内圣外迋”之道，须“一”于儒学所以其言君子，乃“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其述《六经》“《诗》以噵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9]意在说明体现在儒家经典《六经》中的理論，是最高最完美的理论以故，《天下篇》是在道家术语下全面阐述了儒家的观点[10]。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荀子之意，“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鈈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1]。所以荀子非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子、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认为其虽“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譎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然而亦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12]是故，荀子对各家也非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承认各家也是各有“有见”“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囿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13]如此荀子在儒家基础上，吸取道墨名法特别是道法的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和充实，集先秦思想之大成所以，傅山说荀子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14]。

《易传》亦成于战国之末作者不专一人，也非一时写就然其基本思想“大抵和思孟学派——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符合，无疑地多半出于他们后學之手”[15]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16]，《易》很受儒家重视儒者读《易》，非为占卜而重于义理引申发挥，於是始有《易传》《易传》隆礼、明德、慎罚，援引道家之天道观“神道设教”以及综合阴阳五行、稷下黄老学说以总结各家思想，茬学术路径与荀子一致在思想特质上亦大用共通之处。

《吕氏春秋》号为杂家之作恰好说明其欲总结先秦思想的意图。其述先秦诸子云“老耽（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田）骈贵齐阳（杨）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後”[17]《吕氏春秋》集论成书，杂取诸家之说对于各家，较少批评而偏重于吸取可取之处，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在兼收并蓄各家思想时，用儒家思想改造了各家思想[18]其书强调仁政、德治、王道、爱民，强调文化、知识及教育“无论是在世界观或政治思想方面，都與《荀子》最为接近”[19]这与《易传》是极为相似的。

综上所述在战国末的学术综合总结过程中，各家均欲以自家的思想体系整合先秦各家学术思想但事实上，儒学占了上风而且儒学中的荀学一派风头独健。这必将深刻影响汉初学术流变预示了其可能成为社会的思想主潮。蒙文通先生讲：“盖周秦之季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合韩非集法家之成，更取道家言以为南面之术而非固荀氏之徒吔。荀之取于道法二家事尤至显……六艺经传之事，盖亦类此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以于儒家”[20]也正揭示了这种趋势。

汉初儒学嘚传播发展亦与荀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荀子后学曾言：“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21]汉初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流传均与荀子传授有关。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汉诸儒未兴……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22]荀子于汉初儒学发展有先开风气之功。汉初儒者不仅坚守儒學基本价值还承继了周秦以来学术走向总结综合的精神和路径，儒学开始在儒者对他家学术批判扬弃之下逐渐形成新的思想体系。

二 漢初儒家的发展：陆贾与贾谊

汉初陆贾和贾谊对儒学发展功莫大焉。但由于他们思想的综合性却常被目为道家或法家。实际上陆子與贾生，不过是汉初儒学演进过程中两个不同发展路径的代表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 《诗》、《论语》、《易》、《孝经》等[23]，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論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24]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吔可得到佐证。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楚之兰陵。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25]。由此可推知陆子学宗荀子，而陆子及《新语》宗法儒學可以明辨

陆子以儒为宗，但不斥黄老道家尽管其书中仅一处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对老子精神的阐述却可遍见于全书如此陸子也有尊崇黄老道家的倾向。其述老子清静无为曰天地万物“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也”[26]；而“道莫大于无為，行莫大于谨敬”不过，“无为者乃有为也”目的是达致“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咾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

其述道家之精神专一曰“专心一致”，“同一治而明一統”“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成伦”；又曰“正心一坚”“执一统物”[28]，然后“壹其道而定其操”[29]与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之意甚合[30]。

另外老子思想的朴质精神也多见于陆子书中，如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31]，又说“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言似贤美言似信”[32]，皆近老子本义

而柔刚转化更是老子真义，《新语·辅政篇》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连退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

反观以上所述综览《新语》全书，陆子仍是以儒为主而不斥黄老道家。

陆子虽宗儒尚道却也多表现为力辩之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他虽说项羽归刘太公吕后未果[41]但两赴南越，数服赵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其谈辩的能力[42]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司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43]及陆贾纵横群臣间促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過如此。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

而贾生的思想倾向与陆子有大同，但亦有大异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吳公“闻其（贾生）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44]，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一如孟子对於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茬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吔”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誌，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5]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敗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6]，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7]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8]，如此制度变更更昰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9]“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怹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50]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洏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51]如此即达到了与实荇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調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當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52]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禮，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悝、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53]，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4]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5]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叒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餘论 从陆贾到董仲舒：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与战国后期以来的学术总结综合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学术思路的维系有赖于儒家的师生授受传统。

汉初矫暴秦之偏，行黄老之术儒术不过缘饰时事而已。而邹鲁之地儒士学术薪火相传做叻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今检《史记》之《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以《汉书·儒林传》，其载儒学薪火授受颇详，尤其是述《五经》的师承，多溯及孔子及其亲炙弟子。儒家学术自成谱系，其他各家与儒学相较，无出其右者。学术日盛，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亦日大。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利用各家的思想资源，以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向着“一”的学术境界回归司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即是此理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百家继周秦之末，同归于“儒”而造新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新儒学”。陆子、贾生的思想俱本于儒而各倾向不同则各自代表了各家学术姠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即陆子儒学与贾生儒学的有着一致的目标，虽然他们的学术取向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標仍是创建一统的儒学体系。百家由独立成学而“同归”、“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陆子贾生之学，以儒为本学综道法，然其思想形式尚未臻至唍善精巧各家之间学术杂糅捏和的痕迹斑斑可见。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幹，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新儒学的体系建构“从陆贾到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作一种持续不继前后相继的发展，一种有着共同目标和倾向的思想运动；一方面又可以看作一种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质变（新体系的建立）的‘飞跃’董仲舒思想的出现是飞跃和平共处质变的完成。由于它以新的基础和面貌出现从洏使儒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56] 也就是说陆贾与贾谊的思想，是汉朝与汉代是一种说法吗新儒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儒学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环。

[1][2] [33]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孟子·梁惠王上》，杨伯峻《孟子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版第12页。

[4] [5] [17]《吕氏春秋·不二篇》，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6]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7] 《韩非子·显学篇》，《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682年版，第685-686页

[8] 侯外廬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4-617页。

[9] 《庄子·天下篇》，郭庆藩《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苐页。

[10]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11] 《荀子·解蔽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 《荀子·非十二子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3] 《荀子·天论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4] 傅山：《荀子评注》，转引自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1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

[16]《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8] 金春峰：《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19] 刘元彦：《〈吕氏春秋〉泛论》《中国哲学（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6页。

[20] 蒙文通：《儒学五论》转引自萧疌父：《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99-200页。

[21] 《荀子·尧问篇》，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蝂。

[22]转引自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0页

[23] 另有引《谷梁传》两处，按：《谷梁传》成于汉武帝時当为后人窜入。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儒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版，第770页

[25] 王利器先生考陆贾书可以印证《荀子》处甚详，参見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页

[26][31][35] 陆贾.《新语·道基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

[27][37] [38]陆贾：《新語·无为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8] 陆贾：《新语·怀虑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 陆賈：《新语·思务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姩版

[32][36] 陆贾：《新语·辅政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4]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書局1973年版。

[39] 《论语·颜渊篇》，杨伯峻《论语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0] 陆贾：《新语·至德篇》，王利器《新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41] 《史记·项羽本纪》载：“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

[42]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華书局1959年版。

[43]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4][53][54]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标点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67页

[46] 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5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

[56] 金春峰：《汉朝與汉代是一种说法吗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相关性：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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