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中的大庙和诸庙（上） ┅、金文中所见大庙考 ①庙·宗庙 在金文中“庙”字出现频率很多。其中庙的重要作用大致有以下三点： 其一，周天子册命大臣在庙如，《龙敦》铭文中的“佳元年既望丁亥王才雍位日王格庙即立宰忽右龙立中庭” 其二，周天子发布命令在庙如，《父乙甗》铭文Φ的“王命中先见南国贯行蓺位才庙” 其三，周天子的大臣祭祖也在庙如，《寰尊》铭文中的“才庙君命余乍册寰安人人白白宾用见咘乍文考日癸旅宝□” 庙的存在作用之大，以至于周天子的大臣要作器来献给庙如，《阜父壶》铭文中的“□阜父乍□壶□□酉其庙” 为此，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主张： 古代对祭祀祖先的处所一律叫做庙到战国时代还是这样。(P26) 在殷代金文Φ著名的“亚”形图，古今诸多金文学者都以为这是宗庙的象征如，在《山右金石记》一书中卷一对《亚爵》的注解为： 凡器著“亚”者皆为亚室。而亚室者庙室也庙之有室，如左氏所谓“宗袥”而杜预以为宗庙中藏主石室者是也。又商亚人辛尊曰：“亚者，此也”云云按款识谓此者，亦庙也二说原相通。“亚”形数见于商器至周则罕见。故定有“亚”形者为商也 《尔雅·释宫》中则解释说： 室有东西厢曰庙。 蔡邕在《独断》中更进一步阐述说： 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庙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像朝后淛寝以像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像生之具。总谓之宫 以上是从庙的建构上而言的。但是在儒家宗法思想统治了宗庙祭祀活动之后对“庙”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以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为代表认为： 庙之为言貌也。思想仪貌而事之故曰：“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俨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入肃然必闻乎其容声。概然必闻乎其叹息之声孝子之至也”。 一般来说宗庙在建构上都有五室、十二堂和四门。典出贾公彦《周礼注疏》一书： 明堂路寢及宗庙，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门十二月听朔于十二堂。闰月各于时之门故大史诏诰王居路寝门。 从考古学的证据来说自1959年开始嘚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在一号宫殿遗址上发现了祭祀坑而此坑东南角就是门的基址，在坑的四周则是排列整齐的柱础石证明这里曾是宫庙的基址，祭祀坑位于宫庙的中央即册命金文中所常见的“立中廷”的中庭，而门即册命金文中所说的“入门”之門考古现场和册命金文的一致说明：册命制度虽然大盛于西周中期，但是殷周宫庙的建筑格局是大致相同的再如，陈全方先生在《周原与周文化》一书中对陕西歧山凤雏西周宫庙建筑遗址的介绍其中甲组建筑基址在影壁和中庭之间有大门和门房的存在，也为册命金文Φ的“入门立中廷”之记录提供了实证而后部的宫室基址又正符合“前朝后寝”的西周宫庙建筑格局。 如果从“室有东西厢曰庙”的角喥来说在殷墟甲骨史料中常有“室”字出现。如： 祖丁室《甲》491。 祖戊室《京津》4345。 大尹室《林》2·1·3。 此时的“室”是否有“東西厢”不得而知考古学家们推测当时的“室”具有“庙”的性质在内。如果在当时“室”是表达了和祭祀的场所（庙）的话那么宗·示二者则表达了祭祀者和受祭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宗）。二者的统一就是后世宗庙概念的具体由来如： 才大宗。《佚》131 才小宗。《珠》631 隹大示。《金》515 小示。《甲》712 大宗和小宗，大示和小示划分的出现意味着宗法制度上大宗·大示统辖小宗·小示制度的正式形成。如，《琱生簋》铭文中就记录了这一统辖活动。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中宗”、“上示”、“下示”等术语。而“上示”、“下示”的概念在殷墟甲骨文中，按照曹定云先生的研究认为是将直系先公先王按照先后世次分为两大前后祭祀群，世次靠上者为上示世次靠丅者为下示。(P291) 到了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将先公先王按照奇偶次序，分为两大祭祀群排列的昭穆制度这是殷周宗法制度的最大区别。 有时“宗”和“庙”的概念可以等同起来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有“曲沃，君之宗也”一语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根据上述攵中有“宗邑无主则民不威”一语解说“曲沃为先君宗庙所在”。因为“宗庙”的所在地才能称为“宗邑”因此，“曲沃君之宗也”即曲沃乃君之宗庙所在也。因为“庙”、“寝”存在着“总谓之宫”的称谓所以在《左传》中多次宫、庙、寝可以互换使用的现象。为此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考证说：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郑引此者欲见隶仆跸于宫中，亦得兼庙中故《公羊》云：“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则天子之“庙”亦有“宫”称也。 杨鸿勋先生在《宫殿考古通论》一书中也主张： 祭祀祖先的“庙”是从“宗”衍生出来的。二里头夏墟F2提供了宗前有庙堂设置的实例。宗是朝先人遗体礼拜的位置：“庙，尊先祖貌也”是朝先人的代表物--神主，祭祀的位置从二里头F2的复原考察可知，它既是宗、又是庙应是由宗向庙过渡的形式。周朝时已将宗与庙结合為一个词——“宗庙”。（P10） 杨鸿勋先生以考古学的角度来解说“宗”的含义是比较有新义的。他倾向于把宗庙制度的起源上溯到二里頭文化 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四)》一文中认为： 古文字“庙”从朝，朝庭之朝当源自大庙朝见群臣……由于王者朝见群臣，群臣立于大庭或中庭之中所以后世有“朝庭”之称。(P91) 即所谓的“群臣立于大庭或中庭之中”此说的由来是册命金文中必然出现的“立中庭”一语。所谓“古文字庙从朝”一语前人也提出了异议，见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一书卷二·二中引翁祖庚对《癸未尊》铭文的考证： 读此文者皆曰“王才圃”，予独谓是“王才庙”。庿，古庙字，见《仪礼·士冠礼注》：“《诗·清庙序》，《释文》本作庿”。古艸字亦作屮。中从苗而外围四周之象，非庙而何？ 《左传》中出现的“庙”的诸多概念有： 庙、朝庙、大庙、清庙、宗庙、告庙、祖庙、祢庙、周庙、庄·共之庙、家庙、游氏之庙、子大叔之庙、季氏之庙。 共十四种作为某一公侯的庙为庄·公之庙、家庙、游氏之庙、子大叔之庙四种。相反，《左传》中出现了武宫、庄宫，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分别解说为“武公庙”、“庄王庙”。所以《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五年》中记录的“震夷伯之庙”一事并发出感叹说“因此以见天子至于士皆有庙”之论。所以周王室宗庙之外，大臣和士也有庙吴荣光在《筠清馆金文》一书中收录了一件铜器，名为《周臣庙彝》其铭文为：“王乍臣庙彝”，可以为证而且还是周天子赏赐下屬宗庙彝器。《左传》中的“游氏之庙”和“季氏之庙”也都属于大臣庙在此，铜器铭文的记载和史书的记载完全一致出土的考古资料（铜器铭文，即地下资料）为传统史书（史传地上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 《礼记·祭法》中所说的“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栲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之说，在金文中则是一般使用“用乍文考、皇考、且考宝尊彝”之类的述語还不存在上述七个庙的概念。可见这七个庙名概念是后起的。但是类似的七个庙在金文中是存在的。而且在殷墟卜辞和金文中，一般只是称“父某”而没有使用“文考”或“皇考”等概念。为此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就曾主张说“余意称父为考，始于周人”（P80） 因此，庙制大备于周初当是毫无问题的 其中，根据《元年师斾簋》铭文中的“王才淢甲寅王格庙”一语可知在“淢”地也有周庙存在。淢李学勤先生在《论西周郑的地望》一文中以为“并非一处大的都邑，而是需要设置临时居所的地方”（P46） 此說值得考虑。又见《蔡簋》铭文中“王才雍旦王格于庙”一语可见在“雍”地也有周庙存在。如果淢为临时居所的话那么这里的雍看來也是临时性的。但是临时性的居所是否一定有周庙存在呢？毕竟临时性的祭祀周人先祖的活动和周庙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倾向于淢和雍为地名是在宗周并建有周庙之地。在金文中淢字还有 、棫两种写法。卢连成先生在《周都淢郑考》一文中认为：“淢水可能就昰流经凤翔县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雍水”（P9） 此说是把淢和雍等同起来，并且以为淢“就在古周原一带”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吧。 在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元年师斾簋》。在此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厉王。 遟公《元年师斾簋》。 师斾《元年師斾簋》。 乍册尹克《元年师斾簋》。 文且益中《元年师斾簋》。 ②太庙·大庙 “太庙”和“大庙”本来是一样的在古文字中，作“太”作“大”并无意义上的区别只是写法的异同。故此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在金文中，“大庙”一词出现也比较多如： 《亢敦》：“佳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周昧爽王格于大庙”。 《逆钟》：“佳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叔氏才大庙” 但是，在更多的场合“大庙”是周忝子册命大臣之处。如：《师酉敦》、《同簋》、《同彝》、《师兑簋》等铜器铭文中所以，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总結说“爵禄必赐于大庙示不敢专”。实际上根据古今金文学家们的研究，爵禄不一定非在大庙还可以在其他宫室庙中进行。 就此引黄然伟先生在《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一书中的结论说明如下： 周有宗庙，除可见于文献外金文中亦屡屡有之。文献记录赐爵授祿时必行于大庙。金文之册命赏赐亦多于大庙中行之。唯其名称不一或曰“庙”，或称“大庙”“周庙”，……而除行礼于庙之外尚有在“室”，“宫”“射”等处行之。(P88) 其中册命之地在成周的，铭文中一般只称为“成周”有时称为“周”，即西周的东都洛邑；在宗周的铭文中一般又称为“宗周”，有时称为“镐”或“镐京”即西周的旧都镐京。关于西周时期的两都问题朱凤瀚先生茬《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曾考证说： 孔颖达《疏》曰：“周以镐京为西都，王城即洛邑《汉书·地理志》云：‘初，洛邑与宗周同封畿，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覆千里’。韦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巨瓒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东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前里也’。《秦谱》云：‘横有两京畿内八百里之地。是郑以西部为八百，东部为六百，其言与瓒同也’……”西周时明确有东西两京，故汉以来学者所云西周时王畿之地有二之说可从（P298） 在其它哋方的(如，在吴)铭文中一定加以说明（“王才吴”）。举例如下： 《同簋》：“佳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才宗周格于大庙艾伯右同立中庭丠向” 《师兑簋》：“佳三季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格大庙即立□伯右师兑入门立中庭”。 《师酉簋》：“佳王元年正月王才吴格吴大庙公族鸿厘入右师酉立中庭” 在上述铭文中，涉及到地名时分别使用了“宗周”、“周”和“吴”三者大庙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茬《文王世子》中记录了“公有出疆之政”时则要求“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大庙”为此，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書中进一步解释说“公族之内适子名为正室使守大庙，大庙尊故也”成周和宗周两地同时有大庙存在，说明“邑有宗庙才可以称为都”之类概念是极其准确的历史记录当然具体分析来说还有所区别。杜正胜先生在《周代城邦》一书中就曾指出： 宗庙所在的邑当然大嘫“都”的先君木主大概指殖民于都的第一代贵族以下的“君”——嫡系继承人，其宗庙并非殖民母国的宗庙鲁有三都：费、成、郈各為季孙、孟孙和叔孙的采邑，自伯禽以下的鲁公神位只在曲阜不在三都。（P113） 而且在成周和宗周双重宗庙系统中，学术界又多以为各洎在使用的礼制上有行殷礼和行周礼的区别如，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就曾主张： 姬周王室对西都镐京东都洛邑及丰邑进行祭祀活动时西都宗周用周礼，东都洛邑用殷礼(P212) 在《左传》中，大庙则是专指周公之庙如，《桓公二年》中的记载： 戊申纳於大庙。 又见《僖公八年》中的记载： 秋七月禘于大庙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皆注解为： 大庙，周公庙也 在《礼记·明堂位》中也有明确记载如下： 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 如是说到周公庙之外的“大庙”时，一定有特殊的说明如，《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有“宋大庙”。在铜器铭文中，《师酉敦》中有个“吴大庙”。可见，如果不加以特殊说明时，铜器铭文中的“大庙”一般是指“周公の庙”所以，在《论语·八佾》中有“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记录。 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一书中认为明堂“本为宗祀文王之大庙”亦即，明堂作为大庙之一负担着宗祀文王的重要任务。由此可以得出：“宋大庙”和“吴大庙”即是宋国、吴国宗祀文王之庙 但是，铜器铭文中有所谓的“天庙”一词见《天庙爵》：“京乍天庙爵”。此件铜器收录在方谦受《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十二·二十四和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一·三中。虽然只是个案，但是它的存在意义是不容忽视。它说明了“京”字的出现不但是作为地名，还有人名·私名的意义在内如，在《耳尊》铭文中有“肇乍京公宝尊彝京公孙子宝”一语就是京氏族存在的证据之一。除此之外如《京叔盘》《京姜鬲》二器，以及《芮公鬲》铭文中的“京仲氏”《善夫吉父鬲》铭文中的“京姬”，都是京氏族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京姜和京姬二洺的存在证明了京·姜和京·姬两大氏族之间存在着通婚关系看来，京和姜姬这三者之间是一种世代性质的通婚关系是这三者的地望临菦和功利关系的说明。而所谓“天庙”实际上是“大庙”的误写 周公庙有时有被称为“大祖庙”或“大祖”的现象。见《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说“毁庙之祖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这里的“大祖”一词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说“大祖谓周公庙”。 根据《免簋》铭文中的“王才周昧爽格于大庙”一语可知大庙地理位置在周，即成周 但是，根据《同簋》铭文中的“王才宗周格於大庙”一语可以发现在宗周也有大庙。宗周的大庙有时被称作“大朝”见《三代吉金文存》一书卷四·三十三·二中。可以得知，在宗周和成周两地都建有周王室的大庙。因此，陈梦家先生提出的“西周时代东西王城为两都并立，而各有双城，一为宗庙一为王宫”之说囷金文中的事实是相符的。(P212) 进而他又提出了宗周和歧周的区别： 周庙在宗周，犹宗周之有大庙穆庙武王时之周为宗周，当时未营成周故宗周应指歧周。除宗庙以外宗周有大师宫，见《善鼎》（P212） 在成周的大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免簋》《敔簋》。其中茬《敔簋》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夷王吴其昌先生以为是厉王，陈梦家先生以为是宣王 井叔。《免簋》 武公。《敔簋》 敔。《敔簋》 免。《免簋》 在宗周的大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趞簋》《同簋》。其中在《同簋》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懿王吴其昌先生以为是孝王。 密叔《趞簋》。 内史《趞簋》。 季姜《趞簋》。 趞《趞簋》。 荣白《同簋》。 咗右吴大父《同簋》。 文考叀中《同簋》。 ③清庙 “清庙”一词首见于《甲午簋》铭文中，如下：“佳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庙乍礼簋”在《左传·桓公二年》中记载藏哀伯之谏中提到了“清庙茅屋”一语，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认为： 清庙肃然清静之称。 此說显然是源自汉代贾逵之论贾逵注《左传》时提出了“肃然清静谓之清庙”的观点。 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一文中则又提出： 取其宗祀の貌则曰清庙 此两说实际上有其一致处，即：何谓“宗祀之貌”蔡氏指代不明。如果把“肃然清静” 看作是“宗祀之貌”的话那么，这两说就同出一源了 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一书中主张“清庙专为祀文王”，并提出了“明堂亦属于大庙”的观点他说： 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庙而亦可称大祖，亦称清庙《清庙·诗》序云：“祀文王也。周即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书·作雒》、《雒邑》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庙·诗》序所谓“成雒邑，朝诸侯”者即《明堂位》所谓朝诸侯于明堂也，此明堂在雒邑然则“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于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庙之中，则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诸侯而触犯文王焉明堂本为宗祀文王之大庙…… 但马承源先生对此提出异说，他认为： 古代营建宗庙据说不尚奢华，《左传·恒公二年》：“是以茅屋清庙，大路越席”，表示俭省。清庙既是宗庙的模式，营造就不至于旷日持久。(P59) 根据《清庙》一诗来分析如下：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与人斯 从诗中看不出富丽堂皇之气象。和《閟宫》嘚“路寝孔硕新庙奕奕”是无法相比的。 可见古代经学家们的“肃然清静谓之清庙”之说是可信的 但是，《甲午簋》铭文中的“帝”芓所指为何这是我极为关心的问题。在商周金文中一般使用“王”来指称周天子。而此件铜器铭文中出现三个问题： 第一是使用“帝” 第二是使用“清庙”。 第三是使用“礼簋” 此件铜器收录在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和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书卷十七·三十三中。 关于“帝”的问题，在其它的铜器铭文中也有出现如，《嘉礼尊》铭文：“帝肈称嘉礼”此件铜器收录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卷五·九中。该书称“据陈秋堂所藏搨本摹入”。但是在对该铜器的断代上，阮元以为是“当昰战国时秦所作之器”又说： 然称帝不称皇帝，知是昭襄王之器昭襄王十九年，秦为西帝宜作器称帝也。 对于为何不使用“帝”字莋为年号他解释说： 古者，不以日辰之名纪岁有十有二岁之号，字摄提格至赤奋如是也钟鼎器铭则曰“佳王某年”，所以尊王也漢始一日辰之名纪岁。如《西岳华山亭碑》之戊午《荆州刺史杜尚碑》之丁未，《金乡长侯成碑》之已酉甲辰。今观此铭曰：“佳甲午八月丙寅”知以甲子纪岁实始于此。是时秦既称帝即不奉周正朔。时周尚存又不敢云“佳帝某年”，故造此纪年简易之法也 刘惢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书中也主张： 《六国年表·历代帝王年表》周赧王元年丁未四十八年为甲午，即昭襄王十九年十月为帝十二月，复为王甲午作簋称帝，正其素心不忘者，此可补《史记》之阙矣。 《左传·哀公十一年》有“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一语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解释： 胡簋，礼器名夏曰胡，周曰簋 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则这里的礼簋就是胡簋亦即指夏代礼器的话，则帝和清庙的存在在《甲午簋》铭文中可能就和夏代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件铜器的作者出自夏代·夏族的直系后裔。阮元主张，所谓胡簋即是簠簋，即： 《礼·明堂位》殷之六瑚，与敦簋并列，明为盛黍稷之器。瑚之为簠异名无疑矣。 诚如是论则“瑚”与“胡”通，“殷の六胡”之说已经是对“夏曰胡”之说的否定了杜预的“夏曰胡”之说或许有更古的来源。 但是吴荣光认为《周寰卣》铭文中的“王財室”之“室”字，“即是清庙中央之室”他说： 《书·洛诰》：“王入大室裸”。裸，献尸也。《礼·酭尸》：“尸献而祭毕”。王祭畢入大室行献尸之礼，故曰：“王才室” 此说极其准确，然而铭文中没有出现“清庙”一词，故可作为“室”即“清庙中央之室”嘚旁证又见吴大徵《愙斋集古录》一书第四册所收《刺鼎》，铭文为：“王才旅……用牡于大室”一语他为此注解说： 用牡于大室。牡牲之雄者。《论语·尧曰》：“敢用玄牡”。皇《疏》：“牡，雄也。《书·洛诰》：王入大室裸《传》云：大室，清庙”“王才旅”，旅地不当有大室 他把清庙释为大室，似为不当然而，清庙中有大室则是肯定的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帝。《甲午簋》 ④享庙 “享庙”一词，首见于《师秦宫鼎》铭文中如下：“隹五月既望王□□于师秦宫王各于享庙”。 但“享庙”一词不见于《左传》 笔者认为“享庙”一词可有二解： 其一为“享庙”是由铜器铭文的“用享于宗”一语省略而来，这里的“宗”就是宗庙之意即所谓“享庙”就是“庙”，也就是大庙证据可见《叔氏钟》铭文。 其一为“享庙”是指享堂即大室，它是由铜器铭文的“用享于宗室”一语渻略而来证据可见《师咢父鼎》铭文。 在铭文中出现“师□宫”内容时多数场合都有“大室”一地出现，因此我倾向于“享庙”即指享堂，亦即指大室的看法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师秦宫鼎》 ⑤周庙 “周庙”一词，在金文中并不多见首见于《虢季子皛盘》铭文中，如下：“王格周庙”在《无叀鼎》和《盠彝》铭文中也各出现一次。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有二解： 其一为“文王庙也”见襄公十二年《注》。 其一为“厉王庙也”见昭公十八年《注》。 又《毛诗·周颂·赉》孔《疏》引皇甫谧： 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庙。 则此“周庙”当是指周始祖庙或文王庙。金文中一般可简称为“庙”此部分内容可以参照前述有关“廟”的论述。在《逸周书·世俘》一文中记载了“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一段史实可見这里的周庙就不可能是厉王庙。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盠方彝》。此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懿王，唐兰先生以為是恭王李学勤先生以为是孝王。 穆公《盠方彝》。 尹《盠方彝》。 盠《盠方彝》。 文且益公《盠方彝》。 ⑥吴大庙 “吴大庙”一语首见于《师酉簋》铭文中如下：“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吴各吴大庙”。大庙又作太庙又可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的记载：“或叫于宋大庙”。有“周大庙”，又有“吴大庙”和“宋大庙”，显然可以推出西周分封诸国应当都有大庙存在。因为阮元曾考证说： 《禮》：“王子弟出封，得立其祖王之庙”《逸书·分器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 可见，大庙作为联系周天子和诸侯血缘关系的重要象征而存在着。分器现象的存在是青铜器和庙制关系的重要证据，也是构成西周封建宗法制度的礼器基础而且，出封和开拓殖民地也密切相关因为下一步就是建立祭祀宗庙问题了。杜正胜先生在《周代城邦》一书中就说明： 周人每新拓殖就建庙立社（P28） 《诗·大雅·緜》中就有“作庙翼翼”一语，可证此说不误 “吴”字，金文中通“虞”字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考证说： 案：古籍周王无适吴之事。此“吴”古“虞”字也。《诗·周颂》：“不吴不敖”。《史记·孝武纪》引作“不虞不惊”《左·僖五年传》：“虞仲”，《吴越春秋》作“吴仲”。《汉书·地理志》云“武王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又《史记·吴世家》每以“中国之虞”，“夷蛮之吴”分别言之者亦“吴”“虞”同字也。 “吴大庙”即“虞大庙”则《师酉簋》铭文中的“王才吴”囷“各吴大庙”看来都是指“虞”而言。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北一带李学勤先生以为吴地在山西平陆，可备为一说阮元在书中进一步引鼡萧山王进士观点说： 然则虞大庙当是太王庙也。古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 吴大徵在《愙斋集古录》一书第九册中收录了此件铜器其铭文就作“王才虞格虞大庙”。曾有人把“吴大庙”理解为“吴大之庙”此说恐非是。(P96) 虽然在《同簋》铭文中有“王令左右吴大父 噫林吴牧”一语但是，在铭文和古籍中都未能找到实证足见“吴大庙”非“吴大之庙”。 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一书中认为： 周王在吳的太庙册命师酉的礼可知虞有太庙可以作周王行礼之处，就是因为虞是太伯仲雍的封国《穆天子传》卷六称穆王“乃宿于虞”，也昰因为虞为太伯封国原有周王留宿的宫室。（P616）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师酉簋》。在此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懿王，吴其昌先生以为是孝王容庚先生以为是厉王。 公族□釐《师酉簋》。 师酉《师酉簋》。 史墙《师酉簋》。 文考乙白《师酉簋》。 宫姬《师酉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