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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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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 && && &[内容提要]
& & 独生子女，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它诞生并只存在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此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有效并较大幅度地控制人口的持续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无庸讳言，无论从家庭和生育个体的角度讲，还是从人类生态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讲，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独生子女的独立人格、智力与心理的均衡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早已经被社会所广泛认识和关注。
& &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随时都可能危及任何一个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未被多数人所重视，那就是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疾病、车祸、火灾、水害、自杀、他杀……等等，所有这些潜伏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横祸一旦夺走独生子女的生命，独生子女的父母（尤其是那些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父母）将如何面对如此的灭顶之灾和精神打击？断子绝孙的他们在日渐年老且孤苦无助时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残生？而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这种危机感一旦普遍存在于独生子女的家庭之中，将会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乃至未来社会的职业结构和国防力量带来怎样的影响？
& & 据专家推算，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竟有40万-50万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我国有16000多名中小学因食物中毒、溺水、交通事故、自杀等非正常原因死亡，平均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 & 计划生育等于只生一个孩子吗？农村超生游击队何时能够真正根治？长期以来城乡之间计划生育的失衡何时能够得到真正控制？城市里的育龄夫妇何时能够获得生二胎的权利？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该如何救助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家庭那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妥善安置不能再生的独生子女父母？……面对所有的这一连串重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在大声疾呼，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反复论证，全国总数将近一亿的独生子女家庭在急切期盼答案。
& & 这部副标题为“对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一次伤心采访”的长篇报告文学，是有史以来我国第一部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全景式采访，也是一部含泪带血、饱醮激情与理性深度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在长达数年的采写过程中，通过对一系列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艰难而伤心的寻访，将一个早已潜存、却尚未被普遍认识和重视的重大人生问题、重大社会问题血淋淋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读后，你不能不为之伤心，为之掬泪，为之颤栗，为之震憾，为之警醒，为之思索，为之辗转反侧居安思危……
& & 这是一部关乎命运，关乎人生，关乎家庭，关乎你和我，关乎中华民族人口结构、人口生态以及国家前途命运的警世之作。相信一旦出版，将会极大地震憾读者并将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切思考。全书约2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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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晓升，男，广东潮汕人，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文化版主编、社会版主编，现任《北京文学》杂志社长兼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各类作品近200余万字，长期以来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和大众文化问题，所著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和挑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中国教育，还等什么》（《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等曾先后在社会畅销，反响强烈。《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先后获2004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第三届（年度）徐迟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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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目录
第一章&&张晔：眼看着就要上大学却梦断车祸
& && && &&&17岁，豆蔻年华。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一年后准备考大学
& && & 的北京女孩张晔，一如含苞待放鲜艳欲滴的美丽花朵，在冬天
& && & 里的一个早晨却突然血溅街头，永远地凋谢了。父母那整日充
& && & 得满满的人生希望、那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无限梦想，随之像肥
& && & 皂泡一样在最美丽的时刻异常残酷地彻底破灭……
1·血色清晨
2·不该雕谢的花朵
3·谁在往受伤者的伤口上撒盐
4·难以解脱的噩梦
5·迟到的孩子梦
第二章 郭宝臣：厄运撞得他的晚年如此凄凉
& && && & 命运是什么？是永远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灵，还是可以任由自
& && &己把握的方舟？似乎都是，也似乎都不是。有时候，人是可以把
& && &握自己的命运的。但有时候，人又是显得那么地渺小、脆弱，那
& && &么地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比方当厄运降临的时候，恐怕任何人
& && &都会猝不及防并最终徒叹命运的乖张……
6·生命曾经如此辉煌
7·屋漏偏遭天不测
8·风烛残年，谁解孤苦滋味
第三章 马&&旻：泪飞顿作流星雨
& & 也许你还记得1998年寒冬那个预测有流星雨的夜晚，也许你曾亲
眼目睹一颗流星划过灿烂的夜空，然而你是否记得，还有一个曾与流
星一起消逝的女孩，一个如流星般美丽的女孩，她就是马旻。
& & 马旻真的走了，却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与无限的思念。她实在太单纯了，单纯得让人不敢想像。她的生命仿佛如一颗流星，虽然在天空的光芒只是一瞬，却又无比光辉，无比美丽。
& && &有这样一个传说：地上死去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如果我还能等到下一次流星雨，我一定会对夜空中很亮却又很小的那颗星，默默地问：马旻，你现在可好？
& && && && &&&——摘自马旻同校的同学一篇怀念马旻的作文
& && && && && &&&9·仰望星空，怀念一个灿若明星的女孩
10·天上流星与人间悲剧
11·艰难的寻访
12·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
第四章 　何羽飞：上学路上无归期
& & 生命是那样的神奇。当一个人的生命从母体中分娩出来，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一天天长成活蹦乱跳、聪明伶俐的少年时，父母脸上那种怜爱之情和得意之情，会让人对生命、亲情和生活产生多少无限的眷恋！
& & 生命又是那样的弥足珍贵。当一个活蹦乱跳、聪明伶俐的生命突然间被飞来的横祸残酷毁灭时，做父母的——有谁能承受如此惨不忍睹、撕心裂肺的打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痛苦呢？
13·回家的路有多远
14·世界上有一种伤痛难以医治
第五章& &张穆然：生死之间说坚强
& & 16岁，花季少女的她爱说爱笑，一双美丽聪慧的大眼睛凝聚着对生活与生命的无限憧憬与渴望。然而有一天，可恶的病魔却偏偏让她在劫难逃，她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到医院做手术。
& &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 &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记者采访时的讲述。
15·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6·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
17·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
18·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
第六章& &林为忠：补生孩子的艰辛
& & 聪明懂事的儿子长到16岁时，却在上学的路上被一场意外的车祸无情地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像当今中国都市里许许多多的夫妇那样，儿子可是这对普通夫妇唯一的生命延续啊！如今，抚养了16年的儿子却突然夭折了，16年总共5840个日日夜夜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希望通通都付诸东流，痛定思痛，思儿心切的这对中年夫妇决意要重新生一个孩子。&&
& & 费尽周折，他们如愿意以偿地重新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却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儿子。身为人父、身为人母，所有的艰辛、所有的付出又无可奈何地重新开始、又进入一个新的重复与轮回——个中滋味，此间艰辛，又有谁能够真正体味到呢？
19·世纪之交，16岁的儿子却突然夭折
20·痛失儿子的日子到底有多难
21·人到中年，他们决意要重新生一个孩子
22·新生儿带来的新问题
23·补生孩子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24·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
第七章：意外伤害，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利剑
● 我国0-14岁儿童意外死亡专项调查显示：在各种死亡原因中，
意外死亡已占第一位，占总死亡人数的31.3%。
● 据推算，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竟有
40万-50万人之多。
●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我国有16000多名中小学因食物中毒、溺水、交通事故、自杀等非正常原因死亡，平均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 我国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率为发达国家的3-11倍，由此造成的各
种损失可想而知。
25·花季年华，有多少生命如花瓶那般易碎
26·集体罹难，花季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
27·触目惊心的数字
28·执著的“补生族”，可叹的老孕妇
第八章：都市里的二胎族
& && & “我知道生第二胎是违反政策的，可政策是人为制定的，不可能一成
不变，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历程也只有一次，错失了就永远不
可能重来。所以，我必须抓住机会生第二胎，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兄弟
姐妹之间的那种手足之情，我也不能将家庭的未来全押在一个孩子身上，
那不跟下赌注一样吗？要赌输了谁为我负责？话说回来，二胎足矣，多了
我养不起，也不需要。说心里话，我主张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但只生一个
是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就不是计划生育了？当然，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
那我就认罚好了。”
& && && && && && &&&——对一个都市二胎母亲的采访实录& &
29· 王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0· 巴兰兰：我不忍心扼杀已经存在的生命
31·都市里什么人在生二胎
第九章 一对夫妻究竟能不能生第二个孩子
& && &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此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有效
地较大幅度地控制人口的持续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无庸
讳言，无论从家庭和生育个体的角度讲，还是从人类生态学和教育
学的角度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些问题，二
十多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践也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
问题越来越困扰着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因而也越来越紧迫地凸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
32·2002：涟漪阵阵说二胎
33·“独生子女”政策回眸
34·“独生子女”问题种种
35·全国政协委员的呼吁
36·中国人口结构的困境，人口学者的说法
37·计划生育不等于只生一个孩子
38·计划生育的法制化与中国公民的期盼
尾声：保佑生命，祈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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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和温在位的几年是昏庸的，在人口政策上不作为，必将成为民族和人民的罪人！ ...
同感。而且他们俩都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出来的，怎么连人口代际指数衰减这样的危险都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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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和温在位的几年是昏庸的，在人口政策上不作为，必将成为民族和人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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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看完了！
支持主编！
十几年前的报告，十几年的呼唤！难道唤不醒哪些没有人性的计生独裁者的一点悲悯之心吗！
也许是吧！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支持立即取消计生恶政，还人民最基本的人权--生育权！清算相关政策制定者的历史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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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界上有一种伤痛难以医治
我是在京城的报纸得知11岁的何羽飞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不幸被撞的消息的。从 ...
我几乎是边读边哭,边哭边读.我们无法预料生活中的苦难.只有一个孩子使许多家庭无法面对这一切,孩子没了,一切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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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孩子
& && && &——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晓升
& & 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在我看来，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 & 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如今在中国比比皆是，一家三口的家庭乍看是幸福而稳定的，殊不知却时刻潜藏着危机。只有一个孩子，你可以宠爱他（她）也可以不宠爱他（她），但这个孩子又是你生命唯一的延续、家庭里未来唯一的希望，如果这唯一的唯一突然遭受什么不测，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吗？这个失去唯一一个孩子的家庭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那失去唯一一个孩子的父母又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地呢？
& && && && && && && && && && && &&&——作者采访札记
我一向认为，揭人家的伤痛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情，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但这一次，我不得不去做有生以来第一件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因为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情，不像那些天生好奇的人那样只满足于寻找街头巷议的佐料而不惜幸灾乐祸地去窥探人家的隐私。我所要做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牵涉到那些不幸地遭受到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而且关系到当今中国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乃至关系到中华民族自身的生态现状以及中国的未来。所以，即使我认为不应该去揭人家的伤痛，即使这件事情做起来极其艰难甚至是艰苦卓绝，但我还是决定要做。
我之所以下这么大决心，其实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了。那时候，也还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个案震撼着我、撕扯着我非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只因为我这个被朋友和同事认为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其实首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俗人，我的血脉里天生涌动着与绝大多数人一样的七情六欲。我非常热爱生命，非常热爱生活。我尤其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憨态可掬或天真无邪的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频频注目，胸间无限温柔地涌动着喜爱与怜爱之情。
记得在我尚未结婚、还恋爱阶段的时候，有一次与女朋友上街，途经一家幼儿园时，我对隔栏而望的一群孩子喜不自禁，默默注视，留连忘返，几乎忘了身边期待陪伴的女朋友。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不仅丝毫没有影响女朋友对我的爱恋，我喜欢孩子的特点相反却更坚定地促成了我俩之间的婚姻。待到我们有了自己聪明伶俐、漂亮可爱的女儿，我更是无可救药地喜爱无比。只要一到下班时间，我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牵挂自己的女儿，恨不能早一点见到女儿，与女儿一同嘻戏玩耍。堂堂的七尺男儿，竟然如此儿女情长，这在如今我的许多同龄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甚至是很没出息的事情，但对我来说纯属生性使然。而“喜欢孩子”这一点，在妻子看来却偏偏成为我身上最大的优点，用她的话说，“这才有人情味”，所以她愿意跟着我。
然而我毕竟又是搞文学的。搞文学的人喜欢胡思乱想。当我像中国繁华都市里许许多多三口之家的家庭那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忽然间却害怕失去什么。以至于后来，当我接二连三地从媒体上获悉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时候，我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言状的颤痛与同情。联想到街头上随处可见的“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公益广告，看着广告上那对年轻夫妇那么忘情、那么心花怒放地呵护着怀里那唯一的掌上明珠——那一个如花似玉、活泼可爱的孩子，我不知怎么地就生出一个极不应该、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假设：那对年轻夫妇倾注了无限心血、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唯一一个孩子，假如将来的某一天因为某种不可预测的因素、某种无法抗拒的外力的摧残，不幸地如花一样夭折、似玉一样破碎，这对原本无比幸福的夫妇将如何面对这种灾难性的打击？假若这对夫妇因为年龄或健康的原因从此不能再行生育，他们又将如何面对生老病死、度过那风烛残年的余生呢？
我为自己这种近乎荒唐的设想不寒而栗！
但在中国，自古就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说——谁能否认我这种近乎荒唐的假设存在着变成现实的可能？所有追求幸福、祈求平安的人们，哪怕是达官显贵，又有谁能保证自己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不受天灾人祸的随时袭击呢？
没有，从来没有。
所以，面对那不幸遭受灾难的家庭，我无比痛心，也充满同情。我不忍心触痛他们，可同时又渴望走近他们，甚至带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渴望着进入他们的生活，以自己多少有些不自量力的关心、同情与开导去抚慰他们那受伤的、至今仍汩汩滴血的心灵。我想从他们所经受的打击，所面临的困境中考察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家三口、“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的血缘生态现状，乃至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影响。
所以，我想对那些我渴望采访、被我无意触痛的家庭和当事人说：原谅我吧，我走近你们，不仅仅是为完成我自己认为此生不得不做的一个社会使命，更为了你、我、他——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家庭，从现在开始直至未来，能生活得更加美好！
&&第一章&&张晔：眼看着就要上大学却梦断车祸
& && && &&&17岁，豆蔻年华。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一年后准备考大学
& && & 的北京女孩张晔，一如含苞待放鲜艳欲滴的美丽花朵，在冬天
& && & 里的一个早晨却突然血溅街头，永远地凋谢了。父母那整日充
& && & 得满满的人生希望、那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无限梦想，随之像肥
& && & 皂泡一样在最美丽的时刻异常残酷地彻底破灭……
& && && && && && &1·血色清晨
　　　　　　　　
1999年元月19日的那个早晨，北京的冬天一如往年日短夜长。
已经是6点半了，但天仍灰蒙蒙的。正在上高二的女孩张晔像往日一样推起自行车走出家门，与邻居的另一位女同学一道冒着瑟瑟寒风，骑着车前去上学。今天，是学校期末考试的第一天，身为学习委员、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张晔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对这次考试充满了信心。
天空的东边，朝霞如血。街道的中央，人影幢幢，你来我往。
张晔与同伴一前一后，一路说笑地朝学校的方向驶去。行至离家不远的拐弯处，一辆面包车突然如脱缰的野马从侧面疾驰而来，两位如花少女还来不及躲闪，便先后被撞倒在地，血溅街头。
这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色早晨。这时候，天色依然朦胧。两位少女的青春热血却染红了北京的街头，这骇人的血色透过氤氲朦胧的晨色，与天边的如血朝霞渐渐融成一体。天地间顿时红成一片，空气中刹时间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各种路过的机动车不约而同，“呜呜”地发出凄然的哀鸣。
在两位少女的出事地点——北京南郊南苑机场附近的那条依旧昏暗的小街上，过往的路人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了，人们纷纷停止赶路，有的惊呼，有的哭喊，有的观望，有的则焦急地张罗着打110报警。
那位肇事的司机，经过一夜的疲劳驾驶，困顿麻木的神经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震醒了。他先是惊恐，接着是懊丧，面对众人的围困和指责，他别无选择地在好心人的督促和协助下，将两位被自己撞倒的、鲜血淋漓的少女匆匆地送到附近的七一一医院。
父亲张立军是在女儿被送到七一一医院抢救之后才得到消息的。
事实上，女儿出事的地点距离自己的家门口也就几百米远，可张立军和妻子王俊玲对此一无所知。女儿离开家门之后，张立军也上班去了。妻子刘俊玲虽然下岗在家，对此却浑然不觉。张立军大约是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才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当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才又想起早上刚上班时，有一同事说起早晨距家门口不远处发生的那桩车祸。但那时候晨色朦胧，那位同事并未看清被撞的人到底是谁。张立军于是也没太在意，那样子就如报纸和电视新闻上时常报道的车祸新闻一样，听起来虽然令人伤心，但毕竟与己无关。他总觉得，那样的不幸事件离自己毕竟很远很远。而现在，张立军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以往看似遥远的不幸已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当他的另一位同事、好友马秀魁将女儿车祸的消息告诉他时，张立军心一沉，忽然间便有一种不祥之兆。
其实，马秀魁在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张立军的时候，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作为张立军多年来最好的同事和朋友，马秀魁知道张立军患有心脏病，经不起外来的严重刺激。所以，在将张晔出事的消息告诉她父亲张立军时，马秀魁竭力地搜索着适当的词句，尽量地轻描淡写。
马秀魁对张立军说：“立军，听说你女儿让车给撞了，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吧。”
张立军一听，虽不大相信，但也顾不上多想，匆匆地跟着马秀魁赶路。此时此刻，虽然他内心隐隐约约感觉到大祸临头，但同时还心存侥幸。他想：女儿被撞伤了，但不见得会那么严重吧？
张立军是被马秀魁架着走进医院的。一路上尽管他尽量往好处想，但仍然感觉到内心发慌，两腿发软，以至于无力爬医院的楼梯了。马秀魁好说歹说，才说通了医院里的电梯司机，架着张立军坐上了电梯，到了医院的急救室。妻子刘俊玲这时候已先他一步赶来了，是街坊告诉她的消息。
女儿被撞的情况比张立军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张晔出事至今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张立军的另一位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在向我描述车祸的惨状时，仍感到毛骨悚然：“这孩子满脸是血，头发全撇了，脑浆汩汩地往外淌。我一看都傻眼了。立军的同事好友几乎都赶到医院来了，见这阵势都纷纷恳求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孩子救下来！”
同事和好友都没敢让张立军夫妇进急救用的隔离室，怕他俩受不了。
直到医生让看拍出来的X光片子，张立军夫妇才知道女儿已经不行了，医生尽可能平静、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说，“张晔的生命最多能维持3天”。但夫妇俩仍声泪俱下地恳求医生全力抢救，说哪怕是个植物人也要留下，因为张晔是他们的唯一一个孩子啊！这个已经长到17岁的“唯一”如果都没了，自己这一辈子还会有什么指望呢？
七一一医院的医生是善良而负责任的。这所远离闹市、位于京城南郊，平时并不为京城多数人所知道的医院，无论是普通护士、医生，还是科室主任乃至院里的领导，都对张晔这朵突遭蹂躏、行将雕谢的少女之花以及她的父母投以深深的同情。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毕竟只有一次，既然这年轻生命之火并未彻底熄灭，既然这生命的父母如此痛不欲生地渴望留住这年轻的生命，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全力抢救呢？
手术与护理在这所医院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医护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力投入了对张晔的救护行动。
一天，两天，三天……张晔的生命之火在风雨飘遥中顽强地燃烧着，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满怀希望地祈祷着这羸弱的生命之火能永久地持续下去，期待着这无限宝贵的青春生命能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发生奇迹重获新生，这种祈祷与期待一直进行了9天。当第九天的如血朝霞照常映现蓝天的时候，张晔这盏燃烧了17年零265天的生命之火，还是无情地、令人遗憾地彻底熄灭了。
与张晔一同被撞倒的那位同学却很幸运，虽然留下终生残疾，但毕竟保住了生命。
& && && && && && && &2·不该雕谢的花朵
我是在距离张晔出车祸的数年之后才开始对她的家庭及亲友进行采访的。实际上，张晔1999年元月19日早晨出车祸之后，我便在同年3月29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读到了张晔出车祸的简短消息。我之所以留意这则简短消息并且小心翼翼地将那则消息保存下来，是因为我早就开始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事件的关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思考。
从开始关注到进行实质性的采访，为什么有那么长的时间距离呢？
我想除了自身公务缠身，其他的原因也许不言而喻。与记忆中一部文艺作品的篇名《不要惊醒死者》意思截然相反，我内心深处一直是诚惶诚恐地不忍惊扰生者的。我这里所说的生者，当然是指那些受难家属。我所说的不忍惊扰，则是指不忍心早早地惊扰——当受难家属伤痛未愈的时候，有谁忍心再去触痛他们心头的创伤呢？
几年过去之后的2002年元月的某一天，我却不得不进行这项对任何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都将是极其艰难的采访。
当我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地按照114查号台得到的号码拨通北京电器元件厂的电话，期望查阅到张晔父母张立军和刘俊玲的联系方式的时候，不想事情进行得比我预想的顺利得多，因为接电话的恰好是张立军的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先生。余小云听我说明意图，其所流露出来的热情令我意外。他说您想了解张晔车祸事件的来龙去脉，那好啊，我们正在帮助她父亲张立军忙乎打官司呢！余小云立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另一位同事、同样是张立军好友的马秀魁。他们仨都是同事和好朋友，现在工厂不景气，他们仨都下岗了，自己都在外面找活路。余小云说马秀魁更了解张立军一家目前的情况，而且能说会道。余小云还自告奋勇地说我跟马秀魁打个招呼吧，让他安排个时间接受您的采访。我说我想和你们俩人都一块聊聊，余小云爽快地满口答应。
过了两天的一个下午，两位中年男子应约来到我的办公室。从外表上看，余小云清瘦，马秀魁魁梧。但俩人都古道热肠，说起张立军的事，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既痛心惋惜，又忿忿不平。
几年前张晔出车祸被送进医院救治的那段日子，余小云和马秀魁都极其仗义，他俩自始至终奔前忙后。时至今日，他俩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的事打抱不平并忙碌呢。
说起张晔的夭折，俩人都痛惜不已。
马秀魁说：“张晔那孩子学习可优秀啦，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她学校的同年级中都能进入前十名。那孩子一米七二的个儿，大眼睛双眼皮，要个儿有个儿要盘儿有盘儿，唉！太可惜了……”
不过要说张晔的学习成绩，余小云更有发言权，因为他儿子是张晔的同学。
余小云承认：“张晔学习成绩真的是好，比我儿子好多了。这么说吧，要是张晔考五百九十分，我儿子顶多能考五百八十分。她原本是要上清华附中的，就是差那么一分两分的没考上，最终上的十八中也非常不错。我儿子成绩都不如张晔，可我儿子现在都已是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张晔要是不出车祸，现在也该是名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啊！唉……”说着，他不住地叹息、摇头。
马秀魁接着说：“张晔这孩子真的是很灵气，很懂事，干什么都很有热情。那年放暑假，她去推销化妆品，干得蛮像回事。有一次她去我家，跟我女儿一起唱卡拉OK，嘿——我发现她唱得很不错！她的书也看了不少，一部美国小说《飘》她看得很入迷，看完了还津津乐道地向大伙讲那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好。”
我问马秀魁：“你女儿也是张晔的同学吗？”
马秀魁答：“不是。我女儿比张晔大多了，现在在《电子时报》工作。”
听着他俩对张晔的描述，张晔的形象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张晔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不但形象挺拔出众，而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就是在出车祸前的高二那个学期，张晔既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又是学校里的升旗手。她的人缘很好，学校得知张晔被撞的事后，组织学生捐款一万多元。同时，张晔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纷纷前往医院探视，为张晔叠了一千只纸鹤，为她祈求平安……可想而知，这样一位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17岁少女，做父母的在她身上寄托着多少希望和梦想啊！
张立军是知青出身，属于人们说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搞技术的，在市政公司工作，修过天安门和北京站广场，文革时也挨斗。他母亲是家庭妇女。张立军那时兄弟姐妹一共6个，就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大。
1968年12月底，张立军刚满16岁，就跟着他哥哥到山西太谷县农村插队，在农村整整干了14年，回城时已经30岁了。刘俊玲也已28岁。刘俊玲的家境比张立军好些，她兄弟姐妹4人，父亲在建筑公司工作，母亲则在外贸公司任职，刘俊玲在家里排行最小。张立军和刘俊玲是回城后在工厂里认识并自由恋爱的，1980年结婚。日，张晔出生。张晔出生时脐带盘在脖子上，差点出了危险。但老辈人说，小孩出生时脐带盘上脖子，那是背着书包呢，长大了一定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是一个有出色的读书人。这虽然有点迷信之嫌，但张晔的成长历程又多多少少正印证着老辈人的这种说法。假若不发生意外，张晔是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份不错的工作的。两位被文革耽误，都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中年父母，平日里恩恩爱爱，不玩牌不吸烟，满心欢喜全身心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指望着这唯一的女儿一年多后能顺顺利利考上大学。
可天有不测风云，谁曾想到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和睦幸福的三口之家，会被一场飞来的横祸无情粉碎呢？
如此沉重的打击，对任何一个三口之家来说都是致命的。
马秀魁讲：“出事那天，我在医院一直守着张立军，怕他受不了打击，因为他有心脏病。孩子就在医院的隔离室中抢救，他想见又不能见，也不敢见。临告别时才见了一眼，那时医生已给张晔整了容，不然张晔那血淋淋的惨状，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都受不了，何况她的父母？”
马秀魁叹了口气，又接着说：“张晔的丧葬和骨灰的安放也费了一番周折。火化时我们都没让张立军他们夫妇去，那时他俩都哭成了泪人，本身身体又都不好，再有个三长两短可受不了。我们只让他外甥去帮着料理，张晔的同学来了一百多个，也都跟着去参加告别仪式。对于骨灰的处置，他们夫妇俩开始坚决不留，既想空（航空）撒又想海（大海）撒。但那时他们精神都处于非常状态，我们怕他们将来反悔，就悄悄留了下来。后来他们也明白了，就先寄存在张晔的姥爷那儿，因为他姥爷信基督教。第二年她姥爷也去世了，她姥姥说放在一块吧，最后张晔的骨灰和她姥爷的骨灰一起安放在西北望一块基督教的基地上……”
& && && && && &&&3·谁在往受伤者的伤口上撒盐
张晔车祸的肇事司机叫朱银友，是安徽省来京打工的农民。出事的那天早晨，他是疲劳驾驶，在出事前的那一瞬间由于打盹将急刹车错踩到油门上酿成了惨祸。
在路人的督促下，朱银友还算知趣，他在众人的帮助下将两位被自己开车撞倒的少女送进了附近的七一一医院，还主动拿来了1万元医药费帮助救治。
交通大队的调查结论是：司机应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他们将朱银友开的那辆白色小面包车扣在了交通大队。
那时候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悲痛欲绝，他们在亲友和同事的帮助下全身心投入到对女儿的救治上。由于交通大队已介入处理车祸事件，车祸刚发生时司机也在配合救治，所以他们并未意识到肇事者在经济赔偿上会发生什么意外。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张晔17岁的生命之火彻底熄灭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仍难以在丧女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却发现肇事司机朱银友不但再也没有露面，而且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为抢救女儿，张立军夫妇倾尽了一辈子的积蓄，将家里的三、四万元全花光了。这区区的三、四万元当然不够，张立军的哥哥给拿了2万元，山东的一位朋友送来了1万元，加上肇事司机拿来的1万元，还不够，七一一医院出于人道与同情，也减免了一些医药费。
实际上，张立军不是那种不明事理、得理不饶人的人。相反，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尽管女儿的不幸夭折给他带来无尽的创痛，但他并不想对肇事者做过分的纠缠和苛求。他认为孩子既然死了，再不能复生，对方该怎么赔偿，都按法律认定的办。肇事司机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人，生存也不容易，“咱也别扼人家”。他还将女儿学校从学生中募捐送来的1万余元的捐款送回学校，执意让老师们退还给学生。他说大伙儿活得都挺不容易的，“咱干嘛去增加人家的负担？”&&
然而，面对逃匿的肇事司机，张立军无法沉默。
一纸诉状送到了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丰台区法院也受理了此案。
一审判张立军胜诉，由肇事司机朱银友和车主李秀华共同赔偿车祸并致死张晔的医疗费及家属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11万余元。李秀华是北京大兴人，他是因做熟肉生意与朱银友成为朋友。据李秀华讲，朱银友是借他的身份证买的车，法院根据法律判11万余元由肇事司机与车主共同赔偿。
李秀华不服，他说我没撞人，凭啥要我赔偿？为此，他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经调查，二审维持了原判。但也略有调整，因为肇事司机朱银友畏罪跑了，判车主李秀华先代为垫付赔偿金。但车主拒不执行。
张立军花了数百元手续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两三个月后，张立军和朋友马秀魁、余小云等跟着法警，驱车来到位于京郊的大兴县李秀华的居住地，但李秀华已人去房空。周围的人都说，已经好长时间没看到李秀华了，他也没回来。显然，他是负案逃匿了。
望着那空空如也的房屋，张立军的心如行将下雨的天一般，刹时间阴沉下来。这种郁闷的心情与丧女的悲伤夹杂在一起，一直萦绕于胸。
直到2000年，法院的法警才在青海抓住了肇事司机朱银友。朱银友身无分文，但他拿出了购车保险单，交给了交通大队。按保险单上的保额，保险公司最高能赔5万元。张立军心想这保险额连同那辆肇事白色面包车的价值，这回有希望拿到赔偿金了。于是，他随朱银友拿着保险单到北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索赔。但人家拿过保单一看，说这不是北京的保单，是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下属一家营业公司开的保单。经查询，方知1998年该公司在北京中保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前后也就一个多月，弄了些保费走掉了。北京的中保公司还告诉了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的联系电话。打电话一问，人家承认有这回事，但说办保单的那个机构解散了、那些人都不在了。但明眼人知道这不是理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这保单是你们中保公司的。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来到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但对方说必须是当事人、车主李秀华，再说那张保单的有效期是一年，现在已经失效，即使有特殊情况需要履赔，也须由车主本人经办。可车主不在呀，连影儿都找不着！很显然，保险履赔是没希望了。一行人毫无办法，一脸的怨恨，一脸的沮丧。最令他们不解的是，外地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易地到北京来开办保险业务呢，这样做履赔能有什么保障呢？！
保险履赔的路看来被堵死了。张立军心想先将那辆白色面包车卖了吧，那11万元的赔偿金能先拿回一点算一点。回到北京，他去找交通大队，说明来意。但交通大队的说法让张立军一下又傻了眼：凡交通大队扣押的车辆，按规定每天须交纳30元的存车费，那辆白色面包车已经被扣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须交给交通大队的存车费少说也得两万多元吧？可那辆白色面包车买的时候车价也就是4万余元，加上折旧，扣除交通大队两万多元的扣车费，这车还能卖几个钱呢？
无奈之中，张立军又找到法院，要求进一步对车主李秀华强制执行。但接待他的法官说，不是去过一次了吗？他人不在，我们也没办法。你能找到他吗？找不到怎么执行呀？
张立军一听，如骨梗喉。他从没打过官司，从不知道打官司这么艰难。自己是打赢了官司的呀，可执行起来怎么这么难呢？判决执行不下去，这责任难道只能让当事人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负责任了吗？张立军怎么也想不通。
时至今日，张立军打赢的官司仍搁在那里，能否执行遥遥无期。判决书上那白纸黑字写的11万余元的赔偿金，张立军仍一无所获。女儿车祸致死花去的那笔巨额救治费、葬丧费，至今仍分文无补。
人到了倒霉的时候，真的是一路不通便路路不通，干什么都不顺啊！
丧女的痛楚，打官司不断奔波的辛苦，索赔不成带来的无尽烦恼……这一切的一切几乎是席卷而来，一古脑儿地落到张立军和刘俊玲这对中年夫妇身上。他们感觉自己眼前的生活一如雪上加霜，异常灰暗、冷入骨髓；自身的伤口像被谁又撒了把盐，阵阵抽搐、疼痛难忍……
& && && && && && && & 4·难以解脱的噩梦
我是在马秀魁和余小云的热心帮助下才采访到了张晔的父亲张立军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采访完他们俩，便提出请他们帮助与张立军联系一下，讲明我的意图。我若自己找张立军，怕太冒失了，希望让马、余俩人同张立军事先沟通一下，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毕竟他们仨人都是好朋友，自打张晔出事，马、余俩人为张立军奔前忙后，直到现在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索赔的事奔忙操心。
腊月里，北京的天异常寒冷。寒风冷嗖嗖的，不时裹夹着混浊的尘埃，在孤寂落寞的胡同里蹿荡，让人感觉到人生的几分凄凉。
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现在居住在宣武区距离长安街不远的一个大杂院里。这处约莫二十来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是刘俊玲的嫂子暂借给刘俊玲住的。
痛失张晔这唯一的一个孩子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俩宛若惨遭严寒摧残的庄稼，原本生机勃发、挺拔昂扬的头颅一下全蔫了下来，精神的支柱几乎全垮了。
尤其是刘俊玲，面对女儿的突然离去，多少次她都哭得死去活来，多少个日日夜夜她都以泪洗面、噩梦重重。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女儿、那眼看着就要上大学的女儿忽然间便没了身影，永远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只要一回到南郊自己那套原本与女儿朝夕相处的楼房里，她便精神恍惚。她一会儿觉得女儿正在水房洗脸，那洗漱的水声清晰入耳。一会儿，她又仿佛见到女儿在写字台前学习功课的身影，灯光下女儿那熟悉亲切的身影历历在目……这样的错觉日夜出现，让刘俊玲一直精神恍惚，似梦非梦，亦真亦幻。这种状况连续不断，使得刘俊玲无法自已。往日贤惠利索、精神清爽的她忽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只要一回到屋里就时常发呆，枕食不安，神经兮兮的，精神几近崩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挥、挥不去，赶、赶不走，不仅使丈夫张立军日夜担心，就连刘俊玲自己也不免害怕。亲戚朋友看她这个样子，也都伸出关爱之手，劝他们俩不如暂时离开那个环境，到外边散散心。夫妻俩一商量，觉得在理，便搬到市中心的这处简陋狭窄的平房来了。春节的时候，夫妻俩还应表姐之邀到河北保定一带散了散心。
虽然住到了市中心，夫妻俩却也时常要回到南郊的那套两居室的楼房去看看。为了纪念女儿，将女儿音容笑貌永远地留住，那套楼房中女儿专用的书房，所有的用物、陈设，至今都过去两三年时间了却都纹丝未动。那张床，那张桌，那盏灯，那个书包，那些书和笔，以及女儿生前喜欢听的录音机和歌曲磁带……这一切的一切，让做父母的一见，就仿佛又见到了女儿，眼前又满是女儿的音容笑貌。因此，虽然女儿早已一去不返，但张立军和刘俊玲，从未商量，却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谁也不忍心去动女儿的那些东西，唯恐惊动女儿那渐渐安息的灵魂似的。每次打开女儿的书房，夫妻俩只是默默地看一会儿，然后各自拿一起块干净的抹布，小心翼翼地擦去女儿遗物上的那些尘埃……
虽然住到了市中心，但女儿生前的同学好友仍时不时前来探望张立军和刘俊玲这两位长辈。夫妻俩也很喜欢女儿生前的这些孩子，每次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倍觉亲切。张晔的这些同学好友，有的后来到城里来上高中，上下学路途遥远，张立军和刘俊玲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一直送他们上了大学……
在张立军现在住的那套平房里，张立军一个人接待了我。由于工厂不景气，妻子刘俊玲提前退休之后在外面找了一份零工，那天她在外面打工，都到傍晚六点多钟了，可她还未回家。张立军自己几年前下岗之后，跟着一同下岗的好友马秀魁在外面打零工，帮人家推销低压电器产品。俩人的收入加起来，勉强能够度日。
眼前的张立军跟我想像的差不多：宽肩大脸，典型的北京汉子。丧女的打击和岁月的磨砺，使这位年刚半百的北京汉子，容貌上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面对我的来访，早有准备的他仍愁云满面，心事重重。
问及小时候的张晔，张立军的声音缓慢而低沉——
“张晔这孩子刚出生时瘦长瘦长，几乎是皮贴着骨头。我还担心，这么瘦弱的孩子不知该怎么长大呢，可没想到一转眼十几年过去，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而且还很聪明，成绩一直很好。小时四年级时，老师就让她上讲台给别的同学讲数学。小时候，她还喜欢绘画，后来因为学习紧张，就没什么时间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孩子学习从来甭我们操心，特自觉，我们都看好她考大学。这孩子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人缘还特好。出事后同学纷纷来看望她，都以为能救活，都想看上她一眼。
“唉！发生这事儿，要说起来还有点迷信色彩呢。她出事的前一天，她骑的那辆自行车脚蹬莫名其妙地折了轴，我给她修好了车。头一天晚上，她去同学家帮同学复习，很晚才回来，我和她一块等她妈妈回来吃饭，饭菜我都做好了。她妈妈从姥姥家回来时，饭桌上三副碗筷都摆好了，叫她妈吃她妈不吃。她妈过来把其中的一副碗筷收了，不想刚拿过手就掉到地上，那碗碎了。当时我觉得心里哪儿好像不太对劲，可也没吭声。到了晚上，张晔进了里屋，说妈今晚我跟你一块睡吧，平时她都是自个儿在她的房间睡的，我见此状便说行，说着便到外边去睡。
“张晔她姥姥信基督教，平时她家里的人都爱跟着带十字架。考试前的那天晚上，张晔说妈你那个十字架给我戴着，明天我考试考好点儿——嗨，怎么说呢，这些事说起来是有点儿迷信。但回想起来，似乎又都是前兆……”
回想起女儿的车祸，张立军依然是满脸的懊悔。
据张立军讲，张晔出生于日，6岁时她开始上学。
我问：“张晔以前上学，你们做父母的接送吗？”
张立军说：“小学时当然要接送，那时候她还小。后来大了，就不怎么接送了。上初中她自己骑自行车。上了高中，因十八中路比较远，开始我们也不放心，接送了一段时间。我先骑车送她到南苑，然后坐我们厂里的班车去上学。再到后来，她自己就骑自行车了。”
“你们原来对女儿有什么期望呢？”
“我对孩子的要求是学习要好，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她从小特佩服周恩来总理，说将来我也要出国留学，想当教师或者律师。可真的是没想到……唉！现在说什么也没什么用了。”
说起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成长历程，张立军也不住摇头，感慨良多：
“我与俊玲相爱的时候，她的父母并不乐意，原因是我家庭出身的成份高。她父亲出身虽然也不算好，但他们毕竟怕女儿将来吃苦。那时候家庭出身不好，在社会上就抬不起头来，哪想到社会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啊。
“孩子出生后一直住在她姥姥家，因为她家有房，宽敞。孩子十一个月时我住在她家，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我被她父母打了出来。我这人脾气不好，到现在我都不去她家。那次被他们打出来后我半年多没见到孩子，待到元旦的时候我爱人才抱着孩子到厂里看望我。后来，孩子基本上是在她家长大的。所以孩子跟她姥姥姥爷都有感情。姥爷现在不在了，可姥姥还在，三头两天的要惦记外孙女。张晔出事之后，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敢让双方老人知道，怕他们都受不了。
“孩子出事后，带来的打击真是太大了，好长时间我俩都没缓过劲来。尤其是我媳妇，精神都快崩溃了！所以我特别紧张，生怕家里再出什么事。她受打击到了何种程度呢？她能说我到我妈那儿去，我说大冬天的咱们这里有暖气他们那里没暖气呀？她说我就得去我就得去！没办法，我只得找一位开车的朋友送她去。可到了那儿刚进屋门，她又会打电话来说你快来接我吧你快来接我吧——她真的是精神恍惚、六神无主了！在原来的那套楼房里住，我们真的是老有错觉，一进家门就总感觉到孩子就在跟前。尤其是我媳妇，老有一种幻觉，老觉得眼前有女儿洗脸的动作，要么就是发现女儿在跟前看电视。到了晚上更是老睡不着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床上老想着将来老了该怎么办呀？想得浑身发紧，因为想到老了要是病倒在床上，行动不方便了，拉一裤兜子屎啊尿的都没人给洗，那时候可就惨了……”
张立军哽噎起来，几乎没能再往下说。我心头一时也掠过阵阵凄凉。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可这唯一的一个孩子眼下却没了，永远不可能复生。没有孩子带来的骨肉亲情，他们的晚年能有真正的幸福吗？
显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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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迟到的孩子梦
张立军和刘俊玲也曾想到重新要个孩子。那年刘俊玲45岁，觉得还不大呢，再生孩子没准儿还行。孩子的名字也都想好了，还叫张晔这个名。
张立军说：“政策要许可当初我们就会多要一个孩子，因为张晔的姥爷姥姥都喜欢孩子，我爱人什么花呀鱼呀狗呀猫呀的，一概不喜欢，就是喜欢小孩。”
张立军说着摇了摇头，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液，语调充满懊丧：“唉！现在想要孩子，真的想极了，但毕竟年龄不饶人。我俩都一样，身体状况不行。前几年我心脏病时恨不得每分钟才跳十几下。孩子没了之后，我觉得心里没什么可想的了，没什么惦念。孩子在时我能辅导她到初一。我上学时数学比较好，我父亲不是也搞技术吗？所以我一直辅导她数学。”
说到能否再要孩子的问题，张立军似乎酸甜苦辣一下子全涌上心头，话儿又多了起来。其实，那天采访他的好友余小云和马秀魁，他俩就讲了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在女儿夭折之后，想重新要一个孩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大约是张晔夭折两三个月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在痛失爱女的极度悲痛之中日日夜夜煎熬着。忽然有一天，他们似乎醒悟过来，人死不能复生，与其沉湎于对女儿夭折痛悔之中，莫如再试试看能否再要个孩子呢。这一念头冒出来之后，他们便开始身体力行，日夜盼着能重新怀上一个孩子。遗憾的是，他俩的愿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一年过去，两年过去，盼子的愿望不断折磨着这对年近五十的夫妇。夫妇俩弄不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按说，张立军身体还行，刘俊玲的身体当然是大不如前，经历了丧女的打击之后，她大伤元气，整天病怏怏的，总是提不起精神。但刘俊玲每月还是来例假的，只不过例假现在不太正常，经常提前，最多的时候能提前七天。问题会不会出在这里呢？
夫妇俩于是到中医医院检查，结论是子宫内膜脱落。医生的解释是，例假周期准是因为有排卵期的支撑。没有排卵期的支撑，例假周期自然不准。这种情况可以服药调理，但能否彻底调理好，各人有各人的身体状况，只能试试看。
虽然医生没说有把握能够治好，但刘俊玲还是满心虔诚地从医生那里买回了药，一心一意地服着，只是总不见效果。于是，刘俊玲情绪低落，天天郁闷。
这期间，刘俊玲从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海淀区某医院有一大夫，治妇女不育症很灵验，人称“送子观音”。这消息刹时点燃了刘俊玲内心的希望，她如获至宝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并迫不及待地提出去那所医院看看。张立军看了看报纸上的那则消息，将信将疑，不太支持妻子去。但妻子死活要去。自打医生查出是她自己的问题，她内心总是充满内疚。其实，在孩子的问题上，丈夫并没有责怪她，还安慰她说不能要就不要了吧，可她比丈夫更迫切。结果她自己先跑了一趟。
刘俊玲回来时面带喜色地告诉丈夫：“那大夫说行！你跟我去吧，我怕有些大夫光骗钱。”
张立军蹙了蹙眉，还是不大相信。他将这事告诉了好友余小云，余小云很仗义地一挥手，说：“嗨，不妨去瞧瞧呗！”于是，他陪着张立军一块去探了个究竟。结果，俩人都认定那个所谓的“送子观音”是个骗子。因为那大夫开一个月的药就得1500元，还不知道管不管用。张立军一听头都大了，内心一细想，说算了吧，咱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张立军认定，好医院的大夫绝不口出狂言，口出狂言的所谓医生只是想骗钱。后来有朋友告诉他，那个“送子观音”的药实际上真不管用，听说没多久就被抄了。
这期间，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还一同到妇产医院询问能否申请生试管婴儿的事。医生向他们解释说，试管婴儿是35岁以下还没孩子的夫妇才合适，到你们这种年龄啊，成功率低，医院也不愿意干，因为要是失败就影响了原有的成功指标。再者费用也高，假如做，得3次取精、授精，每次2万元，3次就得花6万元——哪儿来这么多钱呀？听了医生的一席话，夫妇俩基本死了心。
后来，夫妇俩又不死心。张立军的另一位同事对他说，护国寺中医医院有一老太太，是治疗妇女不育症的专家，像刘俊玲这样的症状她能够治疗。于是，刘俊玲又开始到那所医院看那位专家，并开始吃那大夫开的药。
总之，为了能再生一个孩子，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几年来东奔西颠，四处求医，心操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可时至今日仍不见成效，夫妇俩于是心灰意冷。刘俊玲更是大受打击，整天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自打女儿离去，没几年时间，原本身体壮实的她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不到五十岁的人，她的白头发却忽然间增添了不少，笑容不见了，皱纹爬满双颊。尤其是那层无尽的忧郁，像一层瘟疫，顽固地罩在她原本那精力充沛、满是笑容的身上，想挥挥不去，想赶赶不走。张立军看在眼里，疼在心中。尽管女儿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但他毕竟是男人，男人天生要比女人坚强些。要说盼望能有个孩子，张立军心情更甚。只是相比于妻子，他更内敛些，碰了钉子也更想得开些。他总是想，要不了就不要了吧，想也没用，急更没用，还是顺其自然吧。他这样想，也这样去开导妻子。眼看丈夫如此豁达，刘俊玲虽心存感激，但也依然内疚，依然忧郁……
2001年夏天。有一次，张立军应朋友之邀在南苑的一家饭店吃饭。
刚落座，一位女服务员走了过来，张立军抬头一看，忽然眼前一亮，无意间发现眼前的这位女服务员挺像自己那已经不在人世的女儿。他心头不由一热，一股暖流涌了上来，慢慢地弥漫全身。席间，朋友们劝酒说笑，异常热闹，张立军一个人却心神不定，眼睛总是瞅准机会左右端详那位年龄、长相、身材都十分像自己女儿的女服务员。
回到了家，张立军将这事跟刘俊玲说了。俊玲一听，也按捺不住好奇，非要丈夫带她去瞧一瞧他所说的那位女服务员。张立军经不住妻子动员，就带她去了。
到了饭店，夫妻俩前寻后觅、左瞅右瞧，终于找到了那位女服务员。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她，盯得那服务员不得不开口说话：“叔叔，阿姨，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呀？”不说还好，这一说，倒让两位长辈不好意思起来。
张立军的头刹时摇得像拨浪鼓，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话一出口，又觉得心存不甘，禁不住又补了一句：“实话跟你说，我们觉得你有些像我们的孩子。”
女服务员纯真地笑：“是吗？”再一转眼，却发现眼前的这位阿姨已经低下头哭泣。女服务员那笑僵住了，转而蹙了蹙眉。
张立军见这阵势，心也酸溜溜的，只好如实将女儿已经不在人世的情况告诉给眼前的这位女孩。
女孩听罢，出乎意料地说：“阿姨您别哭，要不我给您俩当孩子？”显然，这孩子很善解人意，她是想安慰眼前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但这话说得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俩心里热乎乎的，而且不约而同地萌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希冀：这孩子长得这么像张晔，她要是真能做咱们的孩子，那该有多好！
刘俊玲抹了抹眼泪，试探着问女孩：“你——你说的当真？”
女孩望着两位伤心的长辈，眨了眨眼，抿了抿嘴，最终笑了：“您二位要不嫌弃，我可以考虑考虑。”这话进一步勾起了两位长辈的欲望，刘俊玲也破涕为笑。夫妇俩紧紧拉着女孩的手，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事情给说成真的了——女孩愿意当他俩的女儿。
女孩叫刘红兰，家在东北农村。事情说成之后，他的父母还特意来北京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见面，因为他们家里还有其他孩子，所以对刘红兰给张立军和刘俊玲当女儿的事也表示认同。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喜出望外，当时就让刘红兰辞掉了工作，跟着到市中心这边来住，并且专门给她腾出平房中的里屋，还买来了一台电脑，让她参加电脑班。衣食住行，夫妇俩对她也都百般呵护。很显然，他们一开始就将刘红兰当作自己的女儿、而且当作张晔来对待，对她也投入了全部的爱心。刘红兰也感受到了来北京之后从未有过的温暖，她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把张立军和刘俊玲当作自己的父母，“爹”前“妈”后的叫得很亲切。张家的日子忽然间又恢复了生机。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子又渐渐平淡起来。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刘俊玲脸上那难得的笑容又逐渐暗淡下来。自打刘红兰走进这个家，她便将她完完全全等同于自己那已经不在人世的亲生女儿张晔，她将刘红兰看成是张晔的再生。刘红兰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刘俊玲都要拿她与张晔作对比。这样的一种心态和对比，使刘俊玲对刘红兰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越看越觉得刘红兰处处都不如自己的新生女儿张晔。
事实求是地讲，刘红兰许多方面的确不如张晔。她毕竟从小生长在农村，书也只读到初中、而且是乡村里的初中，无论是教育水平、生活水平还是文化环境都没法与北京相比。但身体和智力而言，刘红兰也不笨不傻，电脑学了两个多月之后，她打字的速度每分钟都已达到了七八十个字，这对一个从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女孩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一点，张立军看得比较清楚，可妻子刘俊玲却不然。妻子总是拿刘红兰与张晔比，越比越觉得别扭，越比越觉得不顺眼，越比越觉得刘红兰哪方面都不如张晔。渐渐地，刘俊玲开始从内心拒绝刘红兰，对她的爱和呵护渐渐冷淡下来，她也开始在丈夫张立军面前发泄对刘红兰的各种不满。而在怎样看待刘红兰的问题上，张立军却显得比较理智客观，他不同意妻子总拿刘红兰与张晔比。他希望妻子对刘红兰能多一些包容，但妻子却总听不进去。为此，俩人没少争辩，没少争吵。但妻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执是惊人的，这种固执让张立军异常苦恼。张立军的心情也渐渐烦燥起来，脸上那好不容易恢复的笑容也日渐消失。到了后来，张立军也不与妻子争论这个问题，他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但他不希望让刘红兰走。
刘俊玲的态度却早已让刘红兰看在眼里，她开始苦恼起来。自打来到张家，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作为农村来的孩子，她当然希望能在北京的这个家生活下去，希望北京的这对父母能一直对她好，自己也愿意作为他们的女儿，将来尽自己的职责和孝心。但现在，她已看出刘俊玲对自己的冷淡，也已看出张立军与刘俊玲之间的分歧，她不想勉强，不想让他们尴尬和为难。留与走的思想斗争一直困扰着这位农村来的女孩。
终于有一天，当张立军和刘俊玲都不在家的时候，刘红兰给张立军留下一封信，走了。严格地讲，刘红兰留下的不是封信而是一张字条，那字条简简单单地写道——
& & 我走了。我花你们的钱以后会还给你们。
& && && && && && && && && & 刘红兰
张立军回家发现刘红兰留下的这张字条时，内心“格登”一下，酸溜溜地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反正这滋味让他极其难受。毕竟当初是自己主动让人家来的，还让人家辞了工作，现在刘俊玲内心却又拒绝人家，怎么说他都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位农村女孩。这么想着他内心火了，冲妻子大声嚷嚷，夫妻俩为此又吵了一架，都在怄气。但事已至此，张立军也没有要主动再找回刘红兰的意思，他觉得妻子这个样子，留是留不住人家的。他也想刘红兰也这么大了，在北京也都有过工作，现在又学了电脑，她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
自此以后，刘红兰没再回来过，甚至连电话也没打过。刘红兰的父母倒是给张立军来过电话，说要劝刘红兰回到张家。张立军回答说，她要有意回来就回来吧，不就添一口饭吗？从内心上讲，张立军是希望刘红兰回来的。毕竟，他们渴望着能有一个孩子啊！
刘红兰在张家的几个月，张家在刘红兰身上花了数千元钱，这数千元钱是张家为数不多的一点积蓄。虽说刘红兰自己说以后会还，但张立军并不希望这样，因为钱毕竟是自己主动为人家花的。
现在，下岗和提前退休的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都在外面找活路，打打工挣点钱。这一方面是为了糊口过日子，另一方面是为了再攒点钱，过些年干不动活了，生活能有所依托。经历了如此大的打击和生活变故，他们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对于能否再生孩子，张立军的态度是能有更好，碰上就要；碰不上，急也没用，一切顺其自然。至于收养，刘俊玲是绝对不要了。对此，张立军是一脸无奈：“认命吧，还有那么多人结了婚不要孩子呢！”说完，他苦笑，摇头。
让张立军和刘俊玲伤心的是，张晔车祸的赔偿金，法院判决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时至今日却仍未拿到。说到如今的法院执行难，张立军愤愤不平而且不以为然：“被判赔偿的车主真的找不到吗？他不是有身份证吗？他当地不是有派出所吗？公检法在中国难道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吗？”所以，他认为不是执行难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执行的问题。如此下去，中国的法律能有什么威信呢？
张立军的话当然是值得沉思的。执行难在中国如果任其成为顽症，且不说这样下去法律没有权威可言，对于像张立军和刘俊玲这样失去唯一孩子、生活遭受惨重损失的年已半百的夫妇来说，其打击却更为实际也可能极其致命。因为他们晚年赖以生存的根基异常单簿和脆弱，一旦他们没有足够的积蓄，谁来支撑他们风烛残年的晚年生活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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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郭宝臣：厄运撞得他的晚年如此凄凉
& && && & 命运是什么？是永远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灵，还是可以任由自
& && &己把握的方舟？似乎都是，也似乎都不是。有时候，人是可以把
& && &握自己的命运的。但有时候，人又是显得那么的渺小、脆弱，那
& && &么的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比方当厄运降临的时候，恐怕任何人
& && &都会猝不及防并最终徒叹命运的乖张……
& && && && && && && & 6·生命曾经如此辉煌
在文学界，郭宝臣的名字许多人都不陌生，因为他是著名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的资深编辑。假如再追溯到文革刚刚结束之后新时期文学那一次次的轰动效应，你肯定会记住郭宝臣这个名字的，因为他与杨匡满合作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发表在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创刊后的第二期杂志上，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部反映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为纪念逝世的周恩来总理与“四人帮”的血星镇压展开不屈不挠斗争（后来被评反并称为“四·五运动”）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一经发表就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单行本一印再印。这部报告文学一举夺得1979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掌声与鲜花，名誉与光环，一下子从四面八方聚焦到两位作者的身上。
事实上，郭宝臣是一个平静的男子，平静得像一滴水，波澜不惊，泰然自若。这位上世纪50年代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男子，1965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工作，不但成了令人羡慕的北京人，而且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务院直属部委机关的干部。不过从性格上讲，郭宝臣秉承了中国传统农民那种内敛、老实的基因。他身材不高，瘦削，戴一副眼镜，见人总是谦和地笑，一副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样子。用他同事的话说：“他任何时候都不具攻击性，任何时候都不对人构成威胁。”即使他在国家机关当了“官员”、在名声显赫的《当代》当了大编辑、在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大奖之后，他仍旧没有改变他内敛、老实、谦逊的本色。当然，这些并非郭宝臣性格的全部，他的另一方面是勤奋、内秀，写作、书法、绘画他样样都会，而且大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
文革期间，郭宝臣跟许许多多的机关干部一样，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干了几年的农活。1972年返回北京时，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编辑小说、诗歌等书籍。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创刊之后，他到了《当代》杂志当编辑。
从机关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当编辑，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使郭宝臣性格悄悄开朗起来，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多起来，他逐渐适应了办杂志当编辑所应有的工作节奏，看稿，编稿，接待作者或读者，与外界联系或找作家组稿。尤其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他与众多的国人一样衷心欢呼中国迟来的政治生活的春天、迸发出了巨大的激情与热情。他满腔热情地与同事们一同投入新的生活、新的工作中。
他刚到《当代》杂志的那一年，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成为当时全社会的主题。国人关注的目光，首当其冲地投谢到天安门广场——1976年清明节前后那场震惊中外的对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与反悼念、镇压与反镇压的“四·五”运动身上。那年10月，“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人民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迫切盼着有一天能为清明节的那场血腥事件平反。两年多后的1978年初冬，中共北京市委终于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中国人民心头的闷气一下子吐出来了，无数的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无数人的笑声、泪水、喜与怒、哀与乐，一下子也都奔涌而出，纷纷汇聚到“四·五”运动的这个热点话题上。然而，“四·五”运动真正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样？“四·五”运动那无数的英雄是如何不畏强暴、与“四人帮”的极左势力进行抗争的？全国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刚刚创刊的《当代》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题材，决定派自己的编辑将这个题材采写成报告文学，这个重担落到了杨匡满和郭宝臣这两个中年男子身上。
从开始采访到完稿，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郭宝臣是如何投入到这项重大任务中去的呢？现在，我们不妨读一读他们在《命运》这部报告文学的《后记》中所写的一段文字——
& & 在上海一家小厂积满尘土的防空室里，在北京一位青年画家拥挤不堪&&
的斗室里，在南京的一座破旧得连厕所都没有的院子里，在科学院某研究
所敞亮的会议室里，我们同许多素昧平生的被访者，像阔别的知己那样促
膝长谈。不需要介绍信，甚至都来不及通报姓名，我们就受到热忱的款待。
我们和被访者一起欢乐，一起流泪，一起思考，一起回首往事。就像当年
一起走上广场一样。我们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变得更成熟一些的……
从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里，我们不难感受到郭宝臣和杨匡满在采写《命运》这部报告文学过程中的激情与激动、征尘与忙碌。可以说，这个时期是郭宝臣生命旅程中的黄金时期，是他内敛的性格中，看似平静的心灵与激荡的时代碰撞之后，迸发出生命的无限激情与热情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以《命运》为开端和标志的时期，郭宝臣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年编辑，其激情与才华在20世纪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与施展。
《命运》获奖之后，郭宝臣并没有更多地投入创作，而是甘当为他人架桥铺路的编辑，全身心地投入《当代》杂志的编辑工作之中，主要负责编发报告文学作品和诗歌作品。只要你留心一下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杂志，就不难发现他留下的一长串闪光的足迹与业绩：《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家庭问题纪实》、《生死青藏线》、《悲剧的诞生》、《中国山村教师》、《平型关风云》、《走出老屋》、《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让生命更美好》、《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等一系列报告文学，与他众多同事们的业绩相交辉映，从而铸造了《当代》杂志自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学中的辉煌。除此之外，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郭小川诗选》、《李瑛抒情诗选》、《田间诗选》、《适夷诗选》和《穆旦诗选》等名家诗选。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组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郭宝臣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多少甘为人梯的工作。
日晚，我是在翻阅刚刚寄来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002年第1期的《作家通讯》时，从《文艺报》著名女记者胡殷红写的一篇题为《我知道我是谁》的文章中，才无意间发现了郭宝臣在《当代》编辑部工作时，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去当好一个编辑的。胡殷红在这篇畅谈自己成长过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 & 1993年下半年第一次为写报告文学做准备状。采访，是我的强项，结
构大题材我没有能力。我求教于《当代》杂志的老报告文学编辑郭宝臣。
他为了让我这个门外汉弄懂一些文学写作的基本技法，说不明白的时候，
竟“肢解”了几部作品，把书分线索撕开，分别剪贴，加上说明，一点点
帮我分析、认识。在我写作前定好每一章节的基本内容，我写一章他看一
章。1993年的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整整10天，
我交出了4.5万字。1994年《当代》第一期报告文学栏目头条发表。发表
后，一位资深的报告文学评论家打电话对我说：“作为题记的那几句话不
错。”我听出了话外音，我一点不隐讳地告诉他，那是我的恩师、我的责编
郭宝臣在编辑时加的……
后来我查阅了1994年第一期的《当代》杂志，知道胡殷红的那篇报告文学名字叫《让生命更美好》，写的是一位治疗烧伤专科医生在专心攻克治疗烧伤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艰难。这篇报告文学的题记这样写道——
谁懂得痛苦
谁才能懂得人生
谁理解痛苦
谁才能理解别人
谁能解除痛苦
谁就会成为人们最忠实最真诚的朋友
这样的文字，对于《让生命更美好》这篇报告文学来说，当时算得上画龙点睛之笔。
当然，这仅仅是胡殷红对郭宝臣描述的一个小小侧面。作为一位优秀编辑，郭宝臣在组织每一篇作品、培养每一位作者的背后，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呢？性格内敛的郭宝臣不愿意向我讲述。但郭宝臣所有那些已为人知的业绩，已使他在同事中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敬。这种认可和尊敬，使得他在1996年申请评聘编辑系列中的最高级技术职称——编审的申请中，获得了评审委员会的通过。作为编辑，这一年已经54岁的郭宝臣，眼看着就要走向本职工作的顶峰，完成此生业务工作中的一项宿愿。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完会时，评审委员中有人已先行向他透露了评审的结果并向他表示祝贺。郭宝臣也焦灼地期待着，尽管他对自己已充满了信心。
出乎意料的是，说不清是什么原因，郭宝臣最终却没有如愿。对此他没有料到，他的许多同事也没有料到。获悉此一情况，生性内敛的他从此开始郁郁寡欢，一蹶不振……
& && && && && && && &&&7·屋漏偏遭天不测
在北京，郭宝臣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芦秀珍在北京某绣花厂工作，是典型的北京人，她生性开朗泼辣，贤惠能干。也就是在郭宝臣编审职称的评聘被行政否决的那一年，女儿郭缨已26岁，早已参加了工作。
郭缨上的是中专，学的是机械制造。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她的性格像她的母亲，开朗活泼，干什么都不肯服输。中专毕业后，因为不甘满足于现状、为图谋更好的发展，她先后换了好几个单位，学过电脑，干过文秘。她最后选择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干的是推销。尽管她干得不错，薪水不菲，却还是不满足现状，她渴望继续深造，向领导提出要报名参加外语学习班，进一步提高外语水平，不想这一要求得不到领导的认可。郭缨陷入了苦恼，一气之下，生性要强的她又辞掉了工作，在外面报了个英语培训班，专心学习起外语。
郭宝臣有两处房子，一处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是北京旧式的两居室，一大一小，没有厅，只有狭窄的过道，所以总面积不大，顶多只有四十来平方米。对于工龄很高、资历很深的郭宝臣来说，只居住这种面积的房子当然是委屈了他。按规定，出版社后来又在分配新一批职工住房时，为郭宝臣补了一间，格局也是两居室，但与别人合住，厨房、厕所与别人共用，地点位于朝阳区东二环路十条立交桥东北角的东中街。
有了这处房子，郭宝臣便将书房搬到了这里来，读书、写作、看稿、编稿、绘画和练习书法，这一切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与此同时，这里还成了与同事们聚会的好去处。闲暇时间，《当代》编辑部的许多同事总要汇聚到这里来，聊聊天，打打牌，说笑打闹的，气氛十分融洽。同事们紧张的神经在这里得到了放松，思想与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交流。郭宝臣原本沉默寡言的性格，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潜移默化，稍稍地发生了变化，稍稍地活跃起来。他留恋这样的氛围，从中他充分享受到了工作之外的乐趣、感受到了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亲切与融洽。
可自打编审职称评聘受挫，郭宝臣的性格一如点燃的火苗突遭暴雨，刚刚活跃起来就被无情浇灭了。不是自己资历、业绩不够，不是职称评审委员会未获通过，仅仅凭某位领导的个人成见而被否决——郭宝臣对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于是，他由愤怒而苦恼，由苦恼而陷入沉默，原本高涨的情绪一落千丈，原本已经开朗的性格又回归沉默。他郁郁寡欢，自我封闭。他不再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了，他再也没有心情与同事们一起说笑聊天、打牌下棋了。除了按规定必须上班，其余时间他都闭门不出，将自己禁闭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距离单位不远处的那套旧式居民楼里，默默地品尝自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和由此所带来的苦恼。
这段时间，女儿郭缨要抓紧学习外语。她见父亲心情压抑、足不出户，便提出自己要到朝阳区东中街的那处房子去住。女儿的理由很充分：其一，那里安静，有利于专心学习；其二，我已经长大了，该有自己独处的地方；其三，反正现在爸爸也不去那儿。这三条理由，父母当然没有理由否决。毕竟，女儿已经26岁了，而且已经有了男朋友，她当然不愿意总挤在家里这狭窄的空间里。
于是，女儿的这个要求，做母亲的同意了。做父亲的由于终日苦恼，自顾不暇，也没有反对。
于是，郭缨离开家庭，一个人住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平时郭缨很少回家，至多是三天五天的往家里打个电话。一般情况下，她每周才回一趟家看看父母。
作为父亲，郭宝臣过去是很关心女儿的学习的。特别是她小时候，他教她写作文、辅导她学绘画，即使是她长大之后，他也时常与她聊天，过问她的工作与学习。女儿辞职学外语，也是事先征求了父亲人意见、并得到父亲支持的。但现在，因为职称问题受挫，郭宝臣自顾不暇，苦恼不已。此种状态，自然而然地使他在不知不觉中疏于对女儿的管理、很少过问女儿的事了。
问题偏偏就出在对女儿的疏于管理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郭宝臣对女儿不管不顾，不闻不问。因为女儿长大了，潜意识中他对女儿也比较放心。何况女儿总是三头两天的打电话回家，询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但现在这段时间，记不清是多少天了，却总不见女儿来电话，更不见她的人影。老伴芦秀珍觉得狐疑，她有些坐不住了，不断往女儿的住处打电话，电话却总没有人接；不断打女儿的呼机，也总是得不到回应。
一种不祥之兆倏忽间涌上心头，老俩口开始不安起来。
事实上，悲剧早已发生。时间是日。
自打郭缨辞职之后，她的心情也一直不舒畅。因为她本来是希望能在职学习的，现在辞职，她是被迫无奈、万不得已。毕竟自己已经长大了，辞了工作，自然没有工资收入。郭缨原本就有轻度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这种病不应该喝酒。但那一天，心情不舒畅的郭缨偏偏独自一人喝了点酒。然后，她独自一人进安装有煤气热水器的公用厕所洗澡（那时候合住的邻居也不在屋里）。迷迷糊糊的她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迷迷糊糊的她于是在热气、雾气和一氧化碳交织升腾的世界中，渐渐地丧失了知觉……
阳春三月，金黄的迎春花、洁白的玉兰花已经争先恐后地在北京的街头上稍稍绽放。可悲的是，北京女孩郭缨——这朵正芬芳四溢、灿然开放的生命之花，却在1997年这个春天到来的时节，永远地凋谢了！
悲剧发生之后，首先是同住一楼的居民发现的。最初是有人上下楼经过郭缨住的那套楼房时，透过虚掩的房门，发现衣冠不整的郭缨趴在房间的过道上艰难地蠕动。但由于是衣不遮体的女孩子，路过的人又不明实情，不便上前看个究竟。后来时间久了，郭缨却仍一动不动，大家都觉得不太对劲，才知道应该探个究竟。可惜一切都已晚了，当人们从发现到报警，进而将郭缨送进医院抢救时，所有的努力都已无济于事，郭缨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最初的时候，人们不敢将事情告诉郭宝臣夫妇，怕他们经受不了这种致命的打击。待到不得不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时，这个原本幸福安宁的三口之家一如天塌地陷天旋地转，老俩口精神和身体全线崩溃、瘫痪，一下子都不省人事。芦秀珍的亲戚、郭宝臣在《当代》编辑部的那些好心的领导、同事，将老俩口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是精神受到高度刺激之后，压抑和痛苦相互交织所产生的一种半昏迷状态。
没有经历过的人，当然是很难想像出人在遭受这种悲剧发生的惨痛打击之后精神上的那种惨状的。
汪兆骞是文学界知名的资深编辑、《当代》杂志原副主编，当时是他与《当代》的常务副主编何启治一同将郭宝臣夫妇送到医院的。说起当时的情景，比郭宝臣年长两岁、一直与郭宝臣在《当代》杂志共事的汪先生如今仍心有余悸。
汪兆骞说：“那情景确实太惨了，他（指郭宝臣）迷迷瞪瞪的，一下子变得谁都不认识了。而且不说话，我跟他说话他一句都不回应。虽然不回应，可我心想他不至于听不到我说话吧？于是我安慰他，跟他说你现在要紧的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能把身体搞垮了，搞垮了又会造成新的悲剧，毕竟事情已经改变不了……”这么说着，就听郭宝臣突然间“哇哇”地哭出声来，哭声异常凄凉，几乎是声嘶力竭。这么把年纪这么个哭法，汪兆骞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有些受不了。以致后来的日子里，汪兆骞都不敢去医院看他了，他承受不了那种凄凉的哭声。
哀莫大于临近晚年时丧女或丧子。
郭缨的死对郭宝臣夫妇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其精神上的惨状难以言状。那些日子，他们俩一直住院，而且一住就是几十天。后来虽勉强出院，但精神的支柱全垮了。
那年，郭宝臣55岁，远未到退休年龄。可他痛不欲生，精神恍惚，已经无法上班。单位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同意他提前退休。原本还有5年的工作时间，原本还有5年的创造与奉献，就这样随着悲剧的发生而宣告毁灭。
那年，妻子芦秀珍也55岁，刚好退休。原本她开朗的性格、硬朗的身体，使她打算再找份工作做。但突如其来的打击，却无情地将她美好的一切彻底粉碎。她一病不起，身体出现半身不遂，而且终日以泪洗面，时至今日，日夜唠叨着要见女儿郭缨……
& && && && && &&&8·风烛残年，谁解孤苦滋味
就像认识《当代》编辑部的其他编辑一样，我与郭宝臣的认识，其实也很多年了。当然论年龄，我同他是两代人，该称他老师的。那时候，我还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一次到《当代》编辑部串门，偶然间还见到郭宝臣的毛笔字写得很是悦目，便请其为《中国青年》杂志的标题题过书法。当然，后来我们之间联系也不多了。
及至从《当代》编辑部的其他人那里听到郭宝臣女儿出事的消息，我先是感到意外和震惊，继而是内心深处深深的同情与哀痛。无论如何，我是最听不得善良的人遭受不幸的，更何况是我原本认识的人呢？
可除了内心的同情与悲哀，我并未去看望郭宝臣，甚至连打电话都没有勇气。因为我除了能像别人那样说几句安慰的话，别的都无法给予。而人在悲痛欲绝的时候，任何安慰的话对他（她）来说都苍白无力。与其给予他苍白无力的安慰，勿宁让其痛痛快快地发泄痛苦吧。所以，几年的时间，我未去打扰他。只是从内心深处给予他和他的老伴以默默的祝福。
2002年春节到来之前，我才决意要去探望他。因为我已开始了对这部关于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报告文学的艰难采访。而且我已从《当代》编辑部的朋友们那里，知道郭宝臣经过几年炼狱般的情感煎熬，其情绪已渐渐从痛苦中走出，时不时的到编辑部来了。正巧那天给《当代》编辑部打电话时，朋友告知郭宝臣也在编辑部。于是我与郭宝臣直接通了电话说明意图，并约好上他家去看望他、与他聊聊。
冬日的下午，我提前离开办公室，前往位于朝内大街203号大院内南楼郭宝臣的家。
眼前的居民楼，约有六层楼高，虽然外面粉刷一新，却难以掩盖楼道里的昏暗破旧，像是五六十年代盖起来的。很显然，郭宝臣生命中的大部分历程，就是从这栋楼里度过的吧？
尽管是事先约好见面的，但敲门的时候，我还是有几分忐忑。因为我听说郭宝臣的老伴芦秀珍，至今仍未能从丧女的噩梦中解脱，而且身体异常糟糕。在我的想像中，她的身体也许就像年代久远却又遭遇一次地震打击的大厦，虽未倒塌却摇摇欲倾，经不起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惊扰与撞击。幸好开门的是郭宝臣，他动作敏捷，蹑手蹑脚地将我引入他的书房，然后一转身，迅速将老伴的房门关上，返身又将自己书房的门关上。在做这一连串动作的同时，他尴尬地笑着，并不断地向我摆手，示意我们所谈的话题绝不能让老伴知道，因为她实在不能再提女儿的事，她经不起打击。
尽管如此，我进门时还是见到了他老伴芦秀珍的身影。那是一位面容虽不瘦削、却满脸皱折与愁容的老太太。她身材不小，却浑身乏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其中的一只手还随着挪步的节奏不时画着圆圈。那样子，看着都让人揪心。
郭宝臣歉意地对我说：“她身体太糟了，不能……”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沙哑，令我感到他此时内心的苦楚。
我明白他的意思，便问：“她以前身体怎么样？”
“可硬朗了！”郭宝臣说，“以前家里的什么活都是她干，就连单位分东西都是她去扛回家的，哪儿用得着我呀？可现在，她的身体全垮了，右手都不能动。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什么的，全倒过来了，都得靠我。”老郭说这些的时候，蹙着眉，苦着脸，发音时不断地漏气。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年不见，经历了一系列生活变故的他，门牙都掉没了，满脸皱纹与沧桑，比几年前显然老了不少。此时我不由地想起他的同事汪兆骞，虽然汪兆骞比眼前的郭宝臣还大两岁，但退休后的他至今仍少见皱纹，且谈笑风生活力四射，而眼前的郭宝臣却瘦小干瘪，虽只有60岁的年龄，却活脱脱已经变成一位风烛残年的小老头！
问及女儿出事时他们老俩口的情况，郭宝臣不断摆手，头摇得像货郎鼓。他苦着脸说：“唉，别提了，当时我们俩一下子都被击垮了！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在医院的时候我都是糊里糊涂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能思维，真的不能思维……”
从他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的讲述中，我慢慢了解到，他们老俩口得知女儿出事之后，精神和身体刹时间全线崩溃，很快便都被送进医院。郭宝臣住了一个多月，老伴芦秀珍住了两多月。好在芦秀珍是北京人，兄弟姐妹都在北京，一共九个，六女三男，芦秀珍排行第二，郭缨的后事和照顾郭宝臣、芦秀英夫妇住院的事，大都是芦秀珍在北京的兄弟姐妹和亲戚张罗着操办的。出事的时候，郭宝臣在石家庄市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全过来了，甚至连侄子也都过来了。
——真是患难之际，方显骨肉亲情！从这一点上讲，遭遇不幸的郭宝臣一家还应该算是万幸的。设想一下中国将来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吧：如果谁遭遇像郭宝臣一家这样的不幸，一人毙命全家瘫倒，那时候又何曾有什么骨肉亲情可以接济遭遇不幸的家庭呢？！
晚年丧女，真是苦不堪言。
如果郭缨不出事，她现在也该结婚生子了（据说郭缨的男朋友很不错，而且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条件很好）。而郭宝臣和芦秀珍老俩口现在也该是帮助带带外孙子或外孙女、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谁曾想眼前的这老俩口，如今会如此孤苦伶仃？
事实上，郭宝臣这种年龄的人，当时还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是可以生两胎的。之所以没有生第二胎，郭宝臣说是因为经济上的限制，因为夫妻双方家庭和父母都需要接济。相比之下，他的同事汪兆骞就生了一男一女，而且都已成家立业，他们一家可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现在想来，郭宝臣当然是既羡慕人家，又对自己当时未能生第二胎不免后悔。假如有两个孩子，即使走了一个，但毕竟还有另一个——有了骨肉亲情的寄托，他们的晚年又何至于如此凄凉呢？
郭宝臣说，他们老俩口勉强出院之后，精神和身体一如被瘟疫所缠绕，一直陷入悲痛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可以说万念俱灰，而且总是浑身乏力打不起精神，甚至连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不得不请来保姆，打理他们的起居饮食。
这样的时间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有一天，痛苦与沮丧的郭宝臣才忽然间猛省过来：“女儿没了，只有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了，我们不能倒下，我们要倒下了就全完了！”尤其是看到老伴半瘫的身体，他开始感到后怕，感到责任的重大。
他强迫自己，必须尽快从痛苦从解脱出来。
老伴仍卧病在床。他辞掉保姆，一个人打起精神去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他必须照顾身体已远不如自己的老伴。此外，他也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闲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写字、绘画，甚至开始看书、写作。他还走出家门，三头两天地到《当代》编辑部，看书看报，与原来那些年轻的同事们聊聊天。到了后来，他还在《作家文摘》报社找到了一份事做，帮助他们看稿编稿。主要倒不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是想找一份精神寄托，让生活充实起来。他想以此种状态来延缓自己生命的衰老，更想以此种状态去影响精神和身体至今仍一蹶不振的老伴。
经济上，他们老俩口倒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双方都有退休金，虽然数额不大，但还是够养老的。毕竟作为老年人，他们生活简朴，没有更高要求。而且因为发生了不幸，双方单位对他们一直是比较照顾的，尤其是在医药费的报销上，仅芦秀珍一人，每次看病开药，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单位能给报销百分之九十。这一点，老俩口都感到欣慰，也感到庆幸。
如今最让郭宝臣担忧的是老伴的精神身体。虽然女儿离开已经满5年时间了，虽然郭宝臣在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之后也不断地开导老伴，可老伴就是无法从噩梦中解脱出来。毕竟女儿是从这套房间长大成人的，半身不遂的老伴如今又无法走出这套房间。在自己这个熟悉的环境里，只要一闭上眼睛，女儿的音容笑貌，女儿的喜怒哀乐，便都会不约而来，历历在目。
提起女儿，郭宝臣又不禁满脸苦楚、连连摇头。他声音喑哑、语调低沉：“唉，在一块生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觉，突然没有了，才觉得可惜。老伴做梦都在想她。平时只要是我跟她在一块，她都免不了要唠叨，说女儿怎么怎么的……”
不难想像，丧女的悲痛与绝望，已深深地刻进这对老年人生命的最后岁月，驱，驱不走；抹，抹不掉。尤其是芦秀珍，精神和身体都已一蹶不振的她只好每天蜗居在屋里，在生命的风烛残年中咀嚼着命运不幸所带来的无限苦涩……
好在郭宝臣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尚可，俩人平时的饮食起居都由他顶着。但假若有一天他真的老了，身体和精神也都垮了，俩人都双双活动不便甚至都不能动弹的时候，谁来支撑起他们的这个家？谁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亲戚？保姆？单位抑或是什么社会福利机构？
我不敢往下想。在与郭宝臣告别的时候，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愿这老俩口能平平安安、健康长寿，好好地多活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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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旻：泪飞顿作流星雨
& & 也许你还记得1998年寒冬那个预测有流星雨的夜晚，也许你曾亲
眼目睹一颗流星划过灿烂的夜空，然而你是否记得，还有一个曾与流
星一起消逝的女孩，一个如流星般美丽的女孩，她就是马旻。
& & 马旻真的走了，却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与无限的思念。她实在太单纯
了，单纯得让人不敢想像。她的生命仿佛如一颗流星，虽然在天空的光
芒只是一瞬，却又无比光辉，无比美丽。
& & 有这样一个传说：地上死去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如果我还
能等到下一次流星雨，我一定会对夜空中很亮却又很小的那颗星，默默
地问：马旻，你现在可好？
& && && && &&&——摘自马旻同校的同学一篇怀念马旻的作文
& & 9·仰望星空，怀念一个灿若明星的女孩
马旻的名字据说是她的姑姑给她起的。
马旻的“旻”字，《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注解是“秋天”、“天空”的意思。我猜想，在给她侄女取以“旻”字为名字的时候，马旻的姑姑最初一定是想取“旻”字的“秋天”和“天空”中所包含的辽阔、高远的意思，期望马旻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侄女将来能有无可限量的前程，能有多彩美丽的人生，能有秋天里那样硕果累累的收获，为她的父母、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争光。
从人口的严格意义上讲，马旻不属于独生子女之列，但从她家庭的实际情况看，她又是按照独生子女的有关政策生下来的，属于不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
在马旻之前，马旻的父母也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事实上马旻有一个姐姐，叫马丽，生于1980年。但马丽生下来后没多久，父亲惊恐地发生这孩子的发育并不正常，个儿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而长大了，可言谈举止不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相反是愚钝古怪，智力发育几乎是零，被医院鉴定为“弱智”。弱智的孩子不但没有给父母带来快乐和希望，反而成了一块无形的石头重重地压在长辈的心头和生活中，让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作为家长，原本的希望宣告破灭，新的希望又是那样迫切地渴望点燃。
按照独生子女的有关规定，马丽的父母费尽周折才获得允许，重新怀上另一个孩子——马旻。
1984年的一个冬日，随着马旻的呱呱坠地来到世上，马旻的父母乃至他们的整个家族那高高悬着的心，才纷纷稳稳落地。因为他们惊喜地发现，马家的这第二个孩子，不但聪明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