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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签到天数: 1267 天连续签到: 101 天[LV.10]以坛为家III
　　从明亡看金融工具的避险作用　　金融市场惠及的不只是老百姓个人，也能影响国家的存亡、朝代的兴衰。当风险不能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交易分散时，君臣可能也难以左右国家的命运。　　我们从明朝末期的李自成起义说起。一般看法是：官场腐败导致朝代灭亡。长期而言，政府权力失控、制衡不够所造成的腐败泛滥最终会导致王朝灭亡。可问题是“长期”到底是多长呢？腐败政府持续十年甚至几十年不垮的例子历史上有的是，现今世界上也多的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明朝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嘉靖朝()的后期已经腐败了，十七世纪初明朝可能更是遥遥欲坠，但如果不是自然灾害“帮忙”，李自成们、张献忠们的起义也不见得能摧毁明王朝。事实上明朝除了应对农民起义挑战之外，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那么，李自成的成功、明朝的灭亡到底跟气候风险有何关系？或者说，如果十七世纪的中国也有现代金融市场帮助各地社会、不同个人之间相互配置风险，明王朝是不是能免于灭亡呢？　　1606年出生的李自成，青年时期本来有正规工作，在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做驿卒。可是，由于朝廷财政吃紧，1628年(崇祯元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因此失业回家，并开始欠债。同年陕西(李自成的家乡)和山西发生大旱灾，生存困难。冬季时，李自成因不能还债，被告到陕西米脂衙门，县令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好在亲友把他救出，接着他跑去杀死了债主，之后被迫投奔起义军。　　而朝廷在1628年前后出现财政危机，主要是由气候灾害所致。十六世纪中叶，明朝已建立近200年，加上嘉靖朝廷本身也越来越腐败，上下开支出现某些失控，属预料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郑景云、萧凌波、方修琦等学者的研究，1550年代华北气候总体变冷、变干，旱灾也越来越频繁。这些旱灾一方面挑战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增加他们攻打中原以求生存的压力，威胁明朝；另一方面也使明王朝在北方的军屯军田难以耕作、产量大减(郑景云等学者考证：由于气候危机，十六世纪中期河北每公顷产粮1168公斤，到万历年间为584公斤，而到1620年后下降到每公顷230至350公斤)。　　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威胁和屯田荒废、减产，迫使朝廷扩大军队，同时也造成政府财政更多地用于军队。在1550年前，军事开支占朝廷岁出的31%左右，而到1590年后上升到90%。尽管明朝名臣张居正在万历年间推动的改革改善了财政，但不足以填补快速上升的军事开支。军队开支占朝廷岁出90%左右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明朝终结，以至于1628年崇祯皇帝一上位，就不得不缩减财政开支、裁撤驿站。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自成参加起义跟气候灾害有很强的关联。郑景云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年的农民起义基本都发生在旱灾县域。　　气候危机，尤其是旱灾，把李自成推向起义；但如果不是后来更多更大的旱灾，李自成的起义也未必能活下来。至少有两次，他的起义军几乎被灭，都是大规模旱灾成就了他。　　第一次是1633年末，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的农民军被曹文诏的明军铁骑队在山西击败，余兵逃到河南，又被多路明军包围在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眼看起义军随时被清光，可是由于那年底河南超常寒冷，黄河水面被完全冰冻，给了李自成等的军队越过黄河逃跑的机会。接下来，年间河南和周边省份又发生大面积严重干旱，千千万万农民面对生存危机，谁给他们饭吃就愿意跟谁跑，这些饥民又给李自成、张献忠提供了大规模招兵的机会。就这样，李自成的起义军很快扩大到60余万人，比1633年之前更强大。　　到1636年，农民起义军规模庞大，威胁明王朝，迫使朝廷加大平息起义的力度。那年8月，主要农民军领袖之一高迎祥被明军击败，次年张献忠兵败投降。1638年，在明军集中武力攻击下，李自成军队也败下阵来，最后他带着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这是李自成第二次几近灭迹。　　但是，年的旱灾不仅更加严重，而且还覆盖了更多省份，饥民数比之前更加巨大，这又给李自成提供了所需要的机会。1640年，李再次回到河南，收留饥民，重建起义军。郑廉在《豫变记略》这样描述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栗，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撲。”到1641年3月，他的起义军增加到100多万！那次旱灾持续三年，不仅让李自成、张献忠东山再起，而且严重中断了明军的粮食供应，使政府军无力对付农民起义军。1644年明朝最终被李自成击败！　　虽然长期而言腐败王朝会灭亡，可是，短期来讲不一定必然会垮，关键要看是否有风险事件引发危机，也要看朝廷是否有应对风险冲击的手段。明朝最后的几十年是旱灾频发的时期，尤其在年，干旱程度达到历史之最，那十几年里河南、河北、陕西等有七到九年干旱！这不仅给李自成们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机会，而且极大地考验朝廷，使腐败的王朝难以为继。　　前面主要从军事上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实力如何不断通过旱灾得到支持，两次起死回生，最后击败明朝。可是，实际上，如果明朝当时的财政没有每况愈下，起义军未必能成功；也就是说，如果换成现代，明朝的结局可能会大为不同。前面说过，明中叶之后政府财政逐渐吃紧，到十六世纪中期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银，少者百万两。1567年时，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开支。　　这种财政赤字大概有多严重呢？当时一年财政收入在2000万至2500万两银之间，是4到5亿两银GDP的5%左右。这样，即使按照最多的400万两银赤字算，也不到当时GDP　的1%，远低于今天2.5%左右的财政赤字。可是，我们说中国今天2.5%财政赤字是非常健康的，而原来1%的财政赤字却严重到可以把朝廷压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关键在于明朝那时没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债券市场或长期借贷市场，而今天不仅可以发债，还可以发行30年甚至100年才到期的永续债，能把今天的财政赤字摊平到未来100年慢慢还、逐步还。　　债券是现代政府抵御财政危机、国家生存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在没有借债手段的情况下，明朝廷只能在加税、拖欠、货币成色上找活路。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突发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加税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30、100年的财政收入上，后者只有长期限债券等证券才能作到。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9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张廷玉《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但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朝廷的财政危机，到1628年崇祯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　　据王昊先生在《论崇祯帝》引证，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165万两。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达680万两。但是，农民战争在气候灾害的帮助下势头不断猛进，朝廷军费开支不断上升，而屯田收成继续下降，财政赤字压力仍持续扩大。如果再加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已达520万两。　　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在崇祯十一年更大旱灾的冲击下，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也进一步恶化，“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加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的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其它办法缓和财政危机，包括要求富室勋戚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均不成功。在传统中国朝廷只注重“节流”存银子而不是通过负债发展、把“饼”做大的大背景下，债券市场所需要的销售体系在平时没机会发展，等亟需发债融资时又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所以，崇祯皇帝发现债务融资之路走不通，不足为奇。　　实际上，中国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社会动乱都发生在冷气候、高旱灾时期，　气候变化是影响中国朝代循环以及大乱—大治交替的因素之一。除明朝之外，中国其它朝代的灭亡也大致如此。在王朝灭亡之前几十年一般会经历异常气候风险，在没有现代借贷市场帮助的情况下，它们都难以应对气候灾害带来的国家存亡挑战。根据龚启圣、白营、陈强、贾瑞雪等学者的研究，自秦朝以来，旱灾年份里，中原汉族王朝一方面会面对更多农民起义等内乱，另一方面也更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因为在旱灾带来的生存压力之下，游牧民族更有可能攻打中原农耕社会，掠夺物资，以求活路。　　中国之外，古埃及及其它中东国家、美洲、欧洲等，在远古和近古时期，气候灾害也都曾经是战争、社会动乱的最重要起因之一。公元250年至公元600年间的气候变化，促使西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过去一千年中的寒冷期期间，冲突频率明显高于平常时期。　　而在人类进入现代后，旱灾、水灾等气候灾害和其它风险事件也会发生，但我们不用担心北方游牧民族是否会攻打中原，不必担心是否会有下一个李自成或其它社会动乱，更不会引发国家存亡的挑战。原因当然跟现代强势政府的形成以及正规军的武器优势有关系，但是，金融市场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提供的抵御存亡风险的金融工具，个人和国家在面对风险事件的冲击时可能还会求助于暴力。　　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如果一个王朝本身已经腐朽，只要不发生旱灾、水灾或其它大风险事件，只要粮食收成还多少能凑合，那么，腐朽不一定马上拖垮王朝；但如果遇上自然灾害，特别是百年不遇的旱灾，腐朽王朝的宿命可能在劫难逃。而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后，规避风险事件冲击的工具大大丰富，即使旱灾等风险发生，腐败王朝也未必会垮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金融市场不仅改变社会，给个人更多自由，而且也打破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延长了政府的寿命。　　金融的发展与社会的未来　　不管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未来的历史都会因为金融而不同。自2009年以来，中国社会对金融的认识和金融工具的应用，已经进步很多、很快，金融品种丰富多彩，金融市场规模日新月异。但是，似是而非的认知还是太多，尤其在谈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时，从下到上，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当然要重点发展实体经济”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种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的陈述，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逻辑的推敲。　　很显然，中国许多实体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金融的供给则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发展的边际价值很低，甚至是负的，往实体行业做更多投入，与往火堆里扔钱无异。但金融发展的边际价值很大，甚至是无穷大，因为金融供给短缺，多一些金融服务就可以多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多配置资源到高边际价值的行业，减少对边际价值为负的行业的投入。所以，我们要做的恰恰是跟很多人讲的相反——要重点发展金融经济，淡化实体经济，而且实体经济要多为金融经济服务才对！　　之所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经济为辅”的观点大有市场，是因为从本质上看，人们还没有走出短缺经济、农耕经济的思维。对于总处于温饱边缘、物质总是短缺的农耕社会来说，所有经济活动的价值都围绕填饱肚子的需要来定义，而不能生产“物”的虚拟经济活动就无价值。是的，当东西总是不够吃、不够穿的时候，只有“实”的东西才有价值，只有这些才能让人活下去。但是，医生不生产物质，我们却能接受医生服务的价值。实际上很多时候医生要割掉这个那个的，是要毁掉物质。但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在治病、在延长人的寿命，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所以，我们接受“医生服务有价值”的陈述。而且在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增加对医疗与健康的支持。　　既然我们能够认同医生服务的价值，为什么不能认同金融的价值呢？前面谈到，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一旦发生灾荒等风险事件，许多家庭会被迫买妻卖女卖地以求活路；有了金融工具之后，人类社会可以更主动地利用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进行跨期价值配置，更好更主动地安排规避风险，让人们不用担心生老病残，日子过得更加安稳。
来源：金融观察家
To hedge or to speculate，that ’s a problem.
accumulation 发表于
　　从明亡看金融工具的避险作用　　金融市场惠及的不只是老百姓个人，也能影响国家的存亡、朝代的兴衰。当 ...按照最后一段的观点，即使有了金融市场又怎么样，没钱治病的人还是没钱治病，金融市场说的好听是资金跨空间跨时间配置的市场，但事实上也仅仅是少数人借钱不还（发股票）的地方，普通人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了不起的大叔 发表于
按照最后一段的观点，即使有了金融市场又怎么样，没钱治病的人还是没钱治病，金融市场说的好听是资金跨空 ...的确，金融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资本的回报，相应地降低了劳动的回报；对此，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金融系统扩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而金融危机却恰恰起到了降低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功能。
很显然，中国许多实体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金融的供给则严重不足。可惜逻辑不清楚，因为金融业是依赖于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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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为什么我们需要量化历史研究发布时间：　　来源：　　作者：陈志武
儒家文化就是这样促使社会稳定、减少暴力冲突的。
或许我们可以对他们的量化研究提出质疑或者提出改进建议，但是，他们的创意价值显而易见，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清朝历史的理解，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儒家文化以及其它文化的新方法。
另一个用量化方法研究文化史的范例是针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学说的研究。在1905年出版的这部经典著作中，韦伯基于个案定性论述了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是因为16世纪“新教改革”。但是，他的学说在当时没有得到量化检验，只是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发生在西方的众多学说之一。
如何检验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呢？由于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的新教国家，所以，只能大致上按新教徒是否占比最高把基督教社会分为“新教”和“天主教”两组，同时在量化研究中尽量以新教徒占人口之比为反映新教文化的代理变量。这样，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和新教改革发源地德国等，这些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构成“新教”国家组，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受加尔文宗影响尤深；相比之下，欧洲南部国家及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南部，还有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前殖民地，都以天主教为主，这些国家构成“天主教”国家组（亦即拒绝16世纪新教改革的社会）。
到20世纪，这两组国家的差别显而易见：新教国家的人均收入最高、金融市场最发达、民主法治最完善。天主教国家虽然总体上也富有，但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新教国家，尤其是西班牙，直到1975年才走出长达几世纪的混乱！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中，从多个维度比较了16世纪以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表现。在20世纪里，每百万人口得诺贝尔奖人数、20世纪人口密度与城市化、政府清廉指数以及综合竞争力这些指标上，新教国家都排在前面。
为什么20世纪新教国家超越天主教国家那么多呢？历史学者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对其做了深入阐释。16世纪新教改革前，天主教主导并规范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连笑都受管制，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和金融就更受罗马教廷的规制了（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商务印书馆，2005年。其中，第5章专门介绍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的各项禁令，包括封斋期、四季大斋日、所有礼拜五的戒笑）。
在哲学层面，对人际间的互助与社会关系，天主教跟儒家的主张基本相同，就是以“义”而不是以货币化的市场交易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助，这就导致天主教对商业和金融的排斥。在《圣经》《申命记》第23章中，第20段说“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如果教义不松动有关商业利润、出借获利的金科玉律，经济尤其金融市场是难以突飞猛进发展的。但是，到了16世纪，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离不开商业甚至金融，尽管这些活动只能在教会禁令的阴影下进行。这个背景加上罗马教堂的腐败为16世纪的新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历史学者看到新教伦理跟传统天主教的主要分岔在于两方面：一是新教允许甚至鼓励信徒发挥才华去经商，追求利润，包括从事金融放贷事业；二是鼓励信徒接受教育，让自己有能力读《圣经》并与上帝对话。根据这两点，量化历史学者得到的假说是：在16世纪之后，新教国家的识字率和一般教育水平开始超前于天主教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取得优势，由此之后几个世纪里，在人均收入、社会综合发展等各方面超越天主教国家。
这样，研究的焦点就集中在比较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之间人力资本，即识字率的差异上。但问题是识字率、教育普遍性这些历史数据如何获得呢？历史学者查到欧洲各社会婚书档案，看个体在婚书上是正式签名，还是只画了个“十”字或干脆声明“不会签字”，这跟中国人以前不读书识字的人画押签字一样。如果一个人能签名，就认为他能读书；否则，就认为他是文盲。根据佩雷菲特《信任社会》中图表的数据，可以看到，新教为主的瑞典、丹麦、荷兰、德国以及英国一些地方在1700年以前就达到半数男性脱盲，而英国北部、法国北部、比利时、奥地利则是18世纪完成半数男性脱盲，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这些天主教社会半数男性脱盲则要等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了！
另外，佩雷菲特《信任社会》中的数据还表明，到1850年为止，文盲人口占比跟新教徒占比之间是严格负相关的。由于新教教义反对教会的垄断，主张教徒自己读《圣经》，其对教育的重视就显得很自然。
针对分别受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影响的两类国家做的量化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主要因为两个体系对教育的态度和政策决然不同而导致这些国家在16世纪后发展路径的大分流。也就是说，韦伯命题得到了教育历史数据的支持。
当然，我们可以列举更多文化史量化研究的著作，但基本结论是一样的：有许多表面看上去不能量化的研究课题，其实只要我们发挥想象力，还是可以找到代理变量，或者通过创造性研究设计把不容易量化的研究变得可以量化。
不仅仅是“用数据说话”
1950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如果历史学者能用数据说话，那可能就算很前沿的量化历史研究了。诺斯、麦迪森、西波拉等历史学家，以及中国史学界的吴承明、何炳棣、赵冈、郭松义、李伯重等史学家，都是这方面的开拓者，包括估算GDP、收入、识字率、经济规模、耕地面积、城市化率、家庭数据等等。他们通过收集资料、量化各种指标，然后计算相关系数或者通过画图展示相关性，并把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得出结论。相对于早期的定性研究而言，他们做的已经是非常量化的研究。当然，我们知道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他们做的主要是描述性的，完全的量化研究必须做更多，需要对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检测。
也正因为以上原因，许多历史学者就说“量化史学只是把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结论用数据说一遍”！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误解。统计检验的价值之一是让我们在针对同一历史现象的多种假说中排除一些假说、支持一个或几个其它假说，而如果没有量化检验的方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比如，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高利贷，解释就很多，既有剥削论，也有道义经济论、市场供需关系论等等。那么，到底哪一种假说更接近真实呢？以前，许多历史学者通过个案做了解释或佐证，但不管哪个朝代，借贷交易全国每天有那么多，交易关系和交易结局千差万别，佐证学者自己观点的例子应该都能找到。哪种假说最能反映其中的主要规律呢？
笔者与林展和彭凯翔利用清代年间刑科题本中近5000命案记录（参见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也参见林展、陈志武：《阶级身份、互联性交易、季节性与民间借贷》，《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为60%，而且利率越高，被打死的是贷方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贷方面对包括生命风险在内的违约成本是不对称地更高。这一发现与传统“高利贷剥削”论和放贷者“超经济强制”论的推断相反。道义经济论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因为在他们的借贷命案大样本中，如果借贷是无息，被打死的一方更可能是借方，借贷利率越高，被打死的一方越可能是贷方。而之所以是这样，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哪一方有“道义制高点”、“哪一方理亏”。
这些基于量化研究的结论，一方面说明历史现象远比简单假说要复杂，另一方面说明高利贷的成因之一是民间借贷背后包含了不小的生命风险，这些高生命风险迫使借贷利率必须高，否则没有人愿意把钱放贷出去，这符合我们今天熟悉的市场逻辑。如果忽视契约执行时可能的暴力冲突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人们可能难以完整解释民间借贷的高额利率。
再回到欧洲何以崛起的话题，Acemoglu、Johnson、Robinson于2005年发表了一篇经典著作《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在经济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轰动，也大大强化了笔者对经济史话题的兴趣。
关于欧洲的崛起或说西方的兴起，有许多不同学说，到底哪个学说更站得住脚呢？Acemoglu、Johnson、Robinson从大西洋贸易的角度提出新的假说并对其进行系统量化验证。首先，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和城市都在同时同步崛起，欧洲从1500年到1850年的兴起主要是因大西洋贸易国家（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而起，跟没有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欧洲国家或地区关系不大。
第二，同一时期，大西洋海港城市的增长远高于欧洲内陆城市的增长，而地中海海港城市的增长跟欧洲内陆城市并无明显区别。
当然，仅仅这些结果还不能完全告诉我们这种大分流背后的形成机制。尤其是他们注意到，O’Brien　等历史学者估算到来自大西洋贸易的利润实在太小，即使把黑奴以及从美洲运回的金银财宝包括其中，总的利润也太小，其本身远远不足以给欧洲带来大幅经济增长。鉴于这一点，Ace-moglu、Johnson、Robinson提出新的学说，认为大西洋贸易带来的直接利润只是一个方面，对长久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利润培植了一批新富商人群体，这些新富会推动制约王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变革，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有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那么，大西洋贸易模式以及16世纪之前各国的制度就很重要。这三位作者接着把英国、荷兰跟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进行对比。西班牙、葡萄牙从15世纪末开始海洋贸易探险，就是完全由王室垄断，只有王室和利益相关者才能参与大西洋贸易，利润由他们独享，难以培植新的商人群体。相比之下，在16世纪之前，英国、荷兰的王权不是那么绝对，王权不能轻易侵犯私有产权或禁止私人参与大西洋贸易。这样，在英国、荷兰，大西洋贸易更能培植王室圈子之外的新富商人群体，由他们自发产生限制王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压力，促成体制变革。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三位作者把各欧洲国家在
、年的制度进行量化打分，一国制度中每增加一项对王室权力的限制（比如，只有议会通过才能加税，大西洋贸易权由议会而不是国王控制）就加一分。结果，他们发现，一方面，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在16世纪后对王权的限制显著增多，而且越往后增加越多；另一方面，在考虑到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差别后，大西洋贸易继续是非常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新教和大西洋贸易都对16世纪后的西欧产生显著影响，但彼此又不相同。
Acemoglu、Johnson、Robinson　进一步通过加入“16世纪之前对王权的限制指数”跟“大西洋贸易量”交互项的回归证明：欧洲崛起的主要驱动力是大西洋贸易和16世纪之前的制度条件。欧洲崛起的主力是那些16世纪初就不那么集权的、濒临大西洋并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海洋国家。其中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通过参与大西洋贸易培植了一大批新富商人，他们推动建立了有利于长期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了对王权的制约。相比之下，新教改革发挥了一些作用（韦伯学说），但不如贸易与初始制度条件的交互作用那么显著。
因此，量化历史方法不仅仅是“用数据说话”，而是提供一个系统研究手段，让我们能同时把多个假说放在同一个统计回归分析里，看哪个解释变量、哪个假说最后能胜出。相比之下，如果只是基于定性讨论，这些不同假说可能听起来都有道理，无法否定哪一个，使历史认知难以进步。
[责任编辑：王富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