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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東遜：一位几乎全被遺忘的思想家
張東遜：一位几乎全被遺忘的思想家
&&& 简言：今年的六月二日，正值被尘封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爱国学者张东荪先生逝世35周年(暨诞辰122周年)。敬读他的思想著作，心绪依然难以平静。他的真知灼见，决非是虚涉空谈。从八月末流落到新浪网至今，我想以介绍张东荪先生和他的著作，以及我的一篇演讲、年度PONTO奖发布，作为我来新浪第一个阶段（來自自由、愛與夢想）中的重点介绍。虽然存于我心底里的世界文化名士数以千计，但像张东荪先生那样以哲学为生命的骨气和精神，实在世所罕见。他无论为人还是做学问，都值得天下有心人仰慕。未来，我将以一种新的眼光同大家一道，在友好的探索中不断向前。愿各位朋友们各臻妙境！话不多言，诸君请看正文。
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盟代表（从后排起，每排左起，依次为：辛志超、周新民、楚图南、周鲸文、罗隆基、胡愈之、章伯钧、张东荪、李文宜、李相符、费孝通、刘王立明、张澜、沈钧儒、丘哲、史良）
纪念张东荪先生诞辰122周年暨逝世35周年文选
共三篇：张东荪生平介绍、思想著作和咏西哲诗
&&& 张东荪（日-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社会学家、爱国学者。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 张东荪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张裴曾任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及泰州知州。父张上和，曾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兄长张尔田，近代著名学者、词人，曾官刑部主事、知县、候补知府，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并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
张东荪及全家于北大朗润园（50年代中期）
&&& 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06年，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学术月刊《教育》，以哲学、伦理学为主。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南京政府解散后，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进步党骨干。此后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1918年，与梁启超共同领导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尝试成为第一大党，但被段祺瑞皖系军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所败。从此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转入思想界。
<font color=#7年起，《时事新报》主笔。1918年3月，创办该报副刊《学灯》，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新思潮三大副刊。
<font color=#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并任主编。1920年3月，与梁启超成立讲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
<font color=#0年，与人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任大学部主任。
<font color=#1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
<font color=#4年，不再担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
<font color=#7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
<font color=#0年，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font color=#2年，与张君劢组织成立国家社会党（“国社党”），并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
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曾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张东荪被捕，被关押半年之久，从未屈服，曾自杀四次以示抗议。后被判缓刑保释出狱。
<font color=#4年，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
<font color=#6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秘书长。
<font color=#8年底，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实现了12月24日北平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仍担任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教授。
<font color=#1年，被“指控”向美国出卖国家情报，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文革"中于1968年1月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直至病逝。
其长子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同时逮捕，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次子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1969年于中关村宿舍自杀。三子张宗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1966年与妻吕乃朴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两个孙子张鹤慈（张宗炳子）、张佑慈（张宗颖子）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关押劳改10余年。
张东荪与孙子张鹤慈于大城坊37号（60年代初）
早年好佛学，研读佛经，由此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
在日本时，接触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思想开始转变。
五四前后，一方面反对旧思想，提倡“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一方面宣传改良社会主义，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影响有限。
<font color=#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支持玄学派，反对科学的人生观。
<font color=#9年的论文集《新哲学论丛》中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尝试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人。
<font color=#1年12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提出了“认识的多元主义”。
他对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的介绍，曾引起较大反响。1930年代，张东荪已被公推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
<font color=#0年代，他曾发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font color=#0年代末《观察》杂志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中，他提出“社会的计划性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存”的主张。
<font color=#9年之后，他不再发表文章。
&&&&张东荪，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两界声名赫赫的人物，当代人已然忘却乃至陌生了。但是，这位爱国学者的风雨人生及其心路历程，读来仍发人思考。
&&& 留学东洋觅新知
&&&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名东荪，浙江钱塘县人。在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1886年，他出生于一个县官家庭。父亲张上騄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张上騄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并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加上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出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
&&& 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 “五四”后，在梁启超、张东逊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论战。梁、张的主要观点是：
&&& 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经济窘困，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
&&& 以死抗日的爱国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给小渔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张东荪爱护青年，又为祖国而不惜以死抗日的爱国主义行为符合他的文化信念所贯穿的道德精神。
&&& 政治与文化
&&&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舟赴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滋生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
&&&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炳，先后自杀。 1949年后张再没有写什么，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70多首旧体诗，一代不凡的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
&&& &张东逊是一个深受基尔特社会主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先天不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张东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4卷，2期).
部分参考书目：&
《张东逊传》左玉河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逝去的年代》谢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负暄续话》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郭湛波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童谚&编录)
張東遜：一位几乎全被遺忘的思想家
& &博主简言：今年的六月二日，正值被尘封了一个时代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和爱国学者张东荪先生逝世35周年。再次敬读他的思想著作，心绪依然难以平静。他的真知灼见，宝贵且令人垂暮。八月末，由于暂时没有写作的地方，我沦落到新浪网，经历了150天的博客流浪之旅，现已兴味索然。由此，我想以介绍张东荪先生的著作，（以及我的演讲文稿、年度发布和合作计划），作为我来新浪的第一个阶段（來自自由、愛與夢想）的终结。虽然留在我心目中的文化名士数以万计，但像张东荪先生那样杰出的，的确罕见，无论为人还是做学问，他都值得天下有心人仰慕。我的明年，一切只能回到创作中，在新浪，我愿意默默无闻，当然，还会常来看看我的兄弟和朋友们。话不多言，请诸君看正文。
张东荪先生的介绍共分三个部分
（张东荪简介、著作和诗歌）
& &张东荪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诗人。1911年留学（日本）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毕生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我国历次重大的文化论证和政治运动，他几乎无役不与，并总是其中要角。无论是研究中国历史、还是思想和文化史，他都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
& &但张东荪本质上是知识分子、学者，而不是政客。他一生屡遭磨难，国民党时代，他作为“学阀”被通缉，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抓进大牢，自杀4次以示抗议，终不屈服。（燕京大学洪业教授曾诗赞：张公谩骂如狂癫，。厠败帚执为鞭，佩剑虎喷孰敢前。）20世纪50年代，他因“叛国罪”待罪家中。熟料“文革”期间，终难逃牢狱之灾。在83岁高龄被关押，至死未恢复自由，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历史自有公正的结论。所幸的是，近年来，张东荪研究在国内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他的哲学成就，首先在引进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输入西洋哲学方面，范围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83页，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版）
& &张东荪先生不仅学贯中西，且能融会贯通，除研究哲学，还长期在大学教授西方哲学，他的学生康奉回忆：“他为了及时了解海内外在哲学和其他有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他尽量不依靠译本，每悉有重要的，特别是经典性原著，尽可能设法尽快购买到手，经他研读后，即分发给学生研读，他事先只作扼要提示，一面束缚学生的思想。”（见：康奉《春风绛帐溯当年》，《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二期，第九页）。但，1952年以后，他失去了公民权，不能再上杏坛，这对一个视哲学为生命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 &但他，并没有因处逆境将哲学置于脑后，尽管门庭冷落，少人问津，内心之孤寂与痛苦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哲学仍在他心中，并留下了近50首咏西哲七绝诗。张东逊所咏的都是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到今最重要的哲学家，按他们的历史顺序排列就是一部西方哲学史。
& & 笔者在大学教授西方哲学有年，素来钦佩张东逊先生的道德文章，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张东逊先生的人格学问，本人不揣浅陋，作一本事注。张东逊是最出色的现代中国哲学家之一，他对于哲学和自己信念的忠诚，与任何哲学家相比，都无愧色。这种忠诚，才是哲学的希望所在。（详见：张汝伦教授所著《诗的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张东荪（日-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盟代表（从后排起，每排左起，依次为：辛志超、周新民、楚图南、周鲸文、罗隆基、胡愈之、章伯钧、张东荪、李文宜、李相符、费孝通、刘王立明、张澜、沈钧儒、丘哲、史良）
& &张东荪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张裴曾任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及泰州知州。父张上和，曾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兄长张尔田，近代著名学者、词人，曾官刑部主事、知县、候补知府，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
生平& &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06年，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学术月刊《教育》，以哲学、伦理学为主。[ul][li]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南京政府解散后，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进步党骨干。此后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1918年，与梁启超共同领导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尝试成为第一大党，但被段祺瑞皖系军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所败。从此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转入思想界。[/li][li]1917年起，《时事新报》主笔。1918年3月，创办该报副刊《学灯》，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新思潮三大副刊。[/li][li]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并任主编。1920年3月，与梁启超成立讲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li][li]1920年，与人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任大学部主任。[/li][li]1921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li][li]1924年，不再担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li][li]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li][li]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li][li]1932年，与张君劢组织成立国家社会党（“国社党”），并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li][li]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曾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张东荪被捕，被关押半年之久，从未屈服，曾自杀四次以示抗议。后被判缓刑保释出狱。[/li][li]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li][li]1946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秘书长。[/li][li]1948年底，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实现了12月24日北平和平解放。[/li][l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仍担任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教授。[/li][li]1951年，被指控向美国出卖国家情报，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文革"中于1968年1月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直至病逝。[/li][li]其长子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同时逮捕，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次子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1969年于中关村宿舍自杀。三子张宗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1966年与妻吕乃朴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两个孙子张鹤慈（张宗炳子）、张佑慈（张宗颖子）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关押劳改10多年。[/li][/ul]思想[ul][li]早年好佛学，研读佛经，由此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li][/ul][ul][li]在日本时，接触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思想开始转变。[/li][/ul][ul][li]五四前后，一方面反对旧思想，提倡“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一方面宣传改良社会主义，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影响有限。[/li][/ul][ul][li]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支持玄学派，反对科学的人生观。[/li][/ul][ul][li]1929年的论文集《新哲学论丛》中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尝试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人。[/li][/ul][ul][li]1931年12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提出了“认识的多元主义”。[/li][/ul][ul][li]他对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的介绍，曾引起较大反响。1930年代，张东荪已被公推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li][/ul][ul][li]1930年代，他曾发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论战。[/li][/ul][ul][li]1940年代末《观察》杂志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中，他提出“社会的计划性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存”的主张。[/li][/ul][ul][li]1949年之后，他不再发表文章。[/li][/ul]爱国学者张东荪的风雨人生《南方周末》黄波
& & 张东荪，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两界声名赫赫的人物，当代人已然忘却乃至陌生了。但是，这位爱国学者的风雨人生及其心路历程，读来仍发人思考。
& &留学东洋觅新知
&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名东荪，浙江钱塘县人。在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1886年，他出生于一个县官家庭。父亲张上騄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张上騄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并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旧学，受到了系统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1952年，他在一份检讨中写道：“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加上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出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
& &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 &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
&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买舟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滋生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
&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 抵制伪国大，与张君劢绝交
&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统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常委。
& &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但政协会议中达成的五项协定并没有起到束缚当政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极力破坏协定的实施，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的非法国大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另外一些中间党派是否参加便成为一大焦点，如果仅中共不参加，而其他党派都如期参会，国民党一方显然就获得了道义优势，因此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图孤立中共。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已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当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张东荪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
& &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 &张东荪提倡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所谓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 &“叛国案”
&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 &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 &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当时他提供给王志奇的一些资料将有可能被人利用？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绝对是不允许的？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
& &●参考书目
& &《张东荪传》，左玉河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逝去的年代》，谢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郭湛波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负暄续话》，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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