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香港澳门回归时间比香港晚两年

香港澳门一比吓一跳:澳门回归15年彻底超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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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人:老红柳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如是说。
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开启了澳门结束屈辱的殖民历史、大步回归祖国怀抱的历程。日零时,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澳门土地上升起,象征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终于回家了。
15年过去,这座被时光雕刻下深深印迹的南海古城如重获新生般焕发着生机,&一国两制&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抽枝,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昔日澳门荷影稀疏,如今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莲花宝地&,一派繁荣、进步、和谐的景象展现于世&&这16个数字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制度下辉煌发展的见证。
①30&&澳门的面积从回归前的22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约30平方公里。
先来看看我大澳门的美丽夜景
②63万&&澳门人口由回归前的42万余人增长到目前的63万余人。
澳门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③4134.7亿&&从1999年到2013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502.7亿澳门元增加到4134.7亿澳门元,年均增长16.2%。
国家领导人在任时,往往公务繁重,退休之后不再承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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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朝,葡萄牙人已开始在澳门进行贸易和修建洋房居住。于1583年,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在未经明朝政府同意下,自行成立澳门议事会进行葡萄牙社区的自治管理,但葡萄牙仍每年付500两白银予明政府与其后的清政府为地租。由于澳门有葡萄牙人聚居和日本倭寇的活动,明朝于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香山知县蔡善继以《条议制澳十则》加强对澳门的管治。1614年,朝廷接纳两广总督张鸣冈的上书,加强澳门的军事防范。
1616年,葡萄牙任命卡洛告为澳门总督(简称:澳督),但并没有到任。1623年,葡萄牙任命马士加路也为澳督,并正式到澳门就职。由于最初只负责澳门防务,澳督官邸亦设于大炮台。1749年(乾隆14年),清政府颁布《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以完善对在澳外国人的法律,并将其葡文石碑竖立于议事亭。日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长以葡萄牙女王名义发布《王室制诰》后,议事会逐渐失去大部分权力,而作为葡萄牙国家代表的澳门总督的权力则不断扩充膨胀。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后,葡萄牙派代表与清朝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谈判,要求豁免地租银,并由葡萄牙军队驻防澳门半岛。清政府断然拒绝葡萄牙的要求,但维持已给予葡萄牙的各样优待。及至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除容许外国商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外,更拒绝向清朝政府缴纳地租银。1846年4月澳督亚马留上任后,随即推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1846年5月,亚马留单方面宣布对澳门华籍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把只对葡萄牙居民实行的统治权,扩大到华籍居民。亚马留之举立即引起驻澳的清朝官员的严重抗议与交涉。但从1849年开始,亚马留悍然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和捣毁清朝海关,并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银。亚马留的举动,进一步激起了华籍居民的民愤。结果,亚马留在同年8月22日被刺杀身亡。
1862年葡萄牙曾与清政府草签《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欲将澳门地区转为葡萄牙之属地,但被发现而告终。直至1886年(光绪12年),葡萄牙与英国代表藉鸦片缉私征税的合作与清政府谈判。结果于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先后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和好通商条约》,条约列明:“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不过为避免主权彻底丧失,清政府保留了将澳门让与他国的权利,葡萄牙若想将澳门让与他国,必须经过中国同意。
日,中国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宣布6月30日在北京展开澳门问题的谈判,解决澳门问题。到6月,中国代表团由周南率领欢迎葡萄牙代表团,并在欢迎词指出:“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的谈判,将是伙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手之间的关系。”自此,中葡两国正式就澳门问题举行会谈。
四轮会谈全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第一轮会谈于日-7月1日;第二轮会谈于日-10日;第三轮会谈于日-22日; 第四轮会谈于日-23日。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中国代表已建议会谈总议程:1.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 2.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后的安排;3.过渡时期的安排。
葡萄牙代表同意中国代表提出之总议程并按之讨论。其次,中国代表提交了《中葡联合声明》草案的中、葡、英文版本,并对此作出简要的说明解释。
第二轮会谈时,中国代表提交《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并作出相关说明。葡萄牙代表团表示需要对全部文件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全面的评论,故提议在第三轮会谈上才作出全面评论。最后,
双方就第三轮会谈的时间、第三轮会谈后成立工作小组的时间和中国代表团长周南在11月访问葡萄牙之新闻公报细节等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直到第三轮会谈,葡萄牙代表终于评论首两轮会谈中国代表团所提交的文件,并将中国的意见分为“同意、接受的”、“需要作出适当修改和补充的”和“需要进一步弄清一些概念的确切内容和含义后才能做出评论的”。中国代表随即赞许葡萄牙代表的积极回应,并就葡萄牙代表所提及的一些拟修改的问题进行磋商。会谈当中,葡萄牙代表更主动提议将部分重要的、实质性的、难度较大的问题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时,才与葡萄牙总统和总理磋商。但周南表示:“不能将我的访问视为一轮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不能以我的访问来代替关于澳门问题的正式会谈。我在与贵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如谈到澳门问题,也只能是我们在谈判中遇到的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留到访葡时才解决。”其后,双方就设立工作小组的细节进行具体讨论和将所提出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最后,双方同意工作小组在周南访问葡萄牙后便开始工作。
首三轮会谈,中葡双方讨论比较顺利。但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时,葡萄牙政府就交还澳门的日期上改变原本的立场,并将此日期要延至下世纪初。结果,周南在会晤葡萄牙总统后,取消了原定的参观访问计划。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郑重声明:“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日,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4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原则上同意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中葡两国在解决了此争议后,日开始第四轮的会谈。
第四轮会谈中,中葡双方代表团共同表示不希望再遇到重大障碍,并期望是次会谈为
澳门问题之最后一次谈判回合。由于双方的诚意,即使在澳门葡裔人士拥有双重国籍和保护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仍有分歧,但都给双方尊重态度和相互让步解决了。最终,中方容许澳门葡裔澳门人士自行选择国籍(即中国籍或维持葡萄牙国籍),而中方亦尊重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经过四轮会谈后,双方联合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两国已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并将于日在北京举行草签联合声明的仪式,仪式由两国的政府代表团团长进行草签。
日,中国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1987年,中葡两国各在各自政府内取得《中葡联合声明》的批准。中葡两国政府终于在日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
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这是继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中华民族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又一盛事。
澳门自日回归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依据澳门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在&一国两制&政策的指引下,澳门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特色会予以保留并得以延续。由于政权顺利交接和一国两制成功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均按基本法之规定实施。
由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为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所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不单治安有显著的改善,中央政府更将澳门定位为博彩旅游业发展的城市。自2003年,内地开展港澳个人游,让中国居民更方便往来澳门;2005年澳门接待了逾1,000万中国内地游客,占所有前往澳门旅游人数的60%;2005年澳门赌场收入达56亿美元。在日,澳门历史城区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些旅游业的发展,都成为刺激澳门经济急速发展的利好因素。
另外自2002年,澳门政府不再发出博彩专营权,改为开放赌权,这吸引了大型博彩外资进入。不少港资公司也因应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纷纷在澳门设立分公司,其中有地产、化妆品、便利店等行业。除此之外,例如《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离岸业务法》的实施都成为经济发展的利好因素。澳门经济强势增长,以博彩旅游业为首,同时也带动了建筑业、服务性行业、餐饮业和保险业等。正因澳门经济的增长,人力需求倍增。由于人力资源出现短缺现象,过往低学历之人员都因此而受惠,亦因很多人力资源都转移到娱乐场,这使居民整体收入因而增加。但同样因经济的增长,物价开始飞涨,并出现物业的炒卖现象,令居民生活压力增加。
据香港中文大学在200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回归前48%受访澳门市民以正面形容词描述自己对澳门回归的心情,46%受访澳门市民则使用中性形容词描述自己的心情。而在回归后,76%受访澳门市民认为澳门社会改变很大;而对于自己转变为中国国民的身份,64%受访澳门市民表示因此感到自豪。最新发布的日志散文网推荐文章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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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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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前,唱衰香港和澳门的前景曾是西方舆论比较一致的声音。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国际版亚洲区女记者露易丝?克拉尔在《香港之死》一文中断言:香港回归后,必将丧失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商界会撤离香港,腐败会滋生并扩散。香港未来的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完蛋。2002年6月,《财富》又以《谁要香港?》作为封面标题,对主权移交近5年来的香港现状表示忧虑,称中国经济向全球开放后,香港作为外资进军内地的大门作用会丧失,加上香港内部经济问题重重,因此香港的地位将会被上海取代。  然而,在不长时间后,曾认为香港这只金丝雀会在回归中国后死掉的西方人发现,金丝雀依然欢叫。2007年7月,《财富》杂志开始道歉认错,编辑沙里丹?普拉索撰写了《哎哟,香港根本死不了》。文章写道:1995年,《财富》杂志曾预言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后,它将会衰落。但是在2007年,这座城市比以前更繁荣――好吧,好吧,我们错了……自日的移交过去了10年,香港远没有死,并且几乎不会死。美国《时代》周刊也以整整25页的篇幅探讨回归10年后香港的变化,对“香港死亡”的言论进行重新审视,承认其姐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认为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  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取得了成功。很多人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靠什么保持了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2200多年前,秦朝设置南海郡管辖香港和澳门,由此开始,香港、澳门就在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香港和澳门被割让是清王朝一步步衰败的结果。1840年,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遭到禁止,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打着所谓维护“合法贸易”的幌子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清王朝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王朝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8年,英国又逼迫清王朝签订《展拓香潜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租期99年,至日结束。今天的整个香港地区就是通过这三个条约割让或“租借”了出去。  1553年葡萄牙的船队借口船队遇风浪,船上货物湿了,借澳门沿海晒物品,贿赂当地官员占领澳门。1557年开始,葡萄牙从明王朝租借澳门。1845年,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允许所有外国商船来澳自由贸易。1851年和1864年,葡萄牙又分别侵占了凼仔、路环两岛。1887年,清王朝被迫签证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清王朝被推翻后,无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承认近代以来列强通过战争方式和违背国际法原则强迫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为香港、澳门回归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19年初,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提交“希望条件说帖”,要求归还新界被拒。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代表再次提出收复新界又被拒绝。1927年,国民政府先后收回汉口、九江租界,接着又宣布“于相当时期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不予理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英、美结成战时盟友。1942年10月,蒋介石希望英、美自动取消在华特权,英国政府担心中国收回新界会动摇其整个殖民体系而再次拒绝。日日本战败投降,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准备收回香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发布“一号受降令”,规定“除满洲而外的中国范围内的全部日本军队都向中国军队投降”。但当国民政府准备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时,英国也派遣一支舰队赶往香港,宣布日军的受降应由英军负责,美国随之支持英国。8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向日本大本营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国民政府失去了收回香港的最佳时机。  1949年,在全国即将解放之时,苏联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打下香港的建议。对此,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时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还指出:香港问题不是打与不打,是如何保证香港的稳定、安全,如果打下来是一个烂摊子,不如维持现状。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勒马深圳河”,没有向香港进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就香港问题表明立场:香港是被英国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对于三个不平等条约不予承认,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没有解决之前,维持香港现状。对解决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毛泽东有过一个初步的设想。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路易丝?海伦时首先予以披露:“当条约到期时,两个国家必须进行谈判。”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再次明确表态,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经中国政府的努力,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删掉,标志着香港、澳门问题进入了回归中国的实质性阶段。  在香港、澳门回归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保障港澳居民的生活,促进香港、澳门的稳定和发展。香港、澳门山地多、耕地狭小、人口密集,香港可耕地只占香港土地的0.5%,因此粮食、水果、蔬菜、饮用水等是香港、澳门居民面临的首要问题。新中国一直对香港、澳门实行特殊的政策,以优惠的价格向港澳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等,即使是在内地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时,这种供应也没有中断。  在港澳居民心中,“三趟快车”是他们的“生命线”。这三趟快车是1962年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分别从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的编号为751、753、755次(现分别改为8、82755次)列车,为港澳居民提供蔬菜、鱼肉等基本的生活资料。从1962年开通至今的49年中,共开行了4万多列。供应港澳市场的活猪和活牛已达1亿多头,平均每个香港人折合10多头。还运输了10亿多只家禽,以及大量的蔬菜、水果、蛋品等,占香港市场供应量的99%以上,冻肉水产、瓜果蔬菜等占50%以上。1965年,周恩来亲自批准深圳东江水库向香港供应淡水,直到今日,东江水库一直被称为香港“生命之源”。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泺生认为:“三趟快车”确保了香港副食品的长期供应稳定,对香港的经济有巨大帮助,内地供港的不只是副食品,也供应大量廉价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为港人安居乐业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促进了香港经济起飞。  据统计,年香港进口的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年增至50%,而且是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提供给香港的。这些措施不仅对稳定香港物价、满足居民消费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香港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受到土地、原材料的限制,香港经济处于低迷和徘徊状态。而这一时期内地实行改革开放,靠近香港、澳门的广东率先实行开放政策,吸引了60万香港居民向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的广东进行产业转移,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转型。内地廉价的土地、充裕的资源和劳动力、低廉的劳动成本,使香港的加工工业重获国际市场竞争力。内地发展带来庞大资金需求,推动香港金融业务稳定发展。  华人首富李嘉诚一直相信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1965年,香港境内有大量关于“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散布,导致很多香港人降价抛售物业,逃离香港。李嘉诚却认为中国1949年本可一举收复香港,但是没有那样做,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希望香港混乱,善待香港是真诚的。因此,他在香港大力进行房地产投资,二十世纪70年代末又第一批把自己的产业转移到广东省,经过30年的发展,成为香港首富、也是华人首富。
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为香港回归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再度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香港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打开了思路。  “一国两制”的着眼点是台湾问题。但是由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台湾问题上迟迟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因此,邓小平把“一国两制”构想的突破口定位在条件相对成熟的香港问题上。“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继续坚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不变。邓小平的关注点在于:一是究竟应该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便尽可能地实现“平稳过渡、顺利交接”;二是如何才能在香港回归以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的传统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采访的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公开了他对于香港问题的想法:“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和被誉为“钢铁工厂”的邓小平都以强硬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于香港问题的立场。撒切尔夫人傲慢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治理不了香港,想以主权换治权。邓小平严辞斥责。他指出,“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主权问题一分一寸都不能让。邓小平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二,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包括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第三,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相国成立48周年时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中英两国的意见分歧,使香港局势不稳,一些财团插手,物价上涨,港币贬值,英国企图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中国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性。顾及中国的警告和自身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香港主权属于中国。  英国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又提出香港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从1997年开始,大约经过30年左右。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认为:续约、托管、共管以及中国主权英国管理等,其实都是延长英国在香港的统治,都有损中国的主权,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立场,使英国原先抱有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撒切尔夫人为此给中国领导人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同中方合作,并理解中国的立场。日,英国政府在声明中委婉地同意将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交给中国。日,中英双方终于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达成了日中国开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协议。  1979年中国与葡萄牙建交时,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谅解,葡萄牙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双方同意在适当时候通过两国政府间的谈判解决这个问题。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葡萄牙总统埃内亚斯于1985年访华,中葡协议派出政府代表团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但葡方在谈判中提出,把对澳门的治权拖到二十一世纪再交给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葡萄牙方面随即放弃这一想法。日,双方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两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日,双方交换了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开始生效。
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香港回归,并承诺回归后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当转播镜头切向参加回归仪式的英国王子查尔斯时,他露出一脸的不信任。查尔斯的怀疑,反映了西方甚至包括很多香港居民的心态,那就是:中国真的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吗?  香港、澳门回归以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积极支持、帮助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1997年和1999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后,分别设立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来治理。第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第一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都是香港、澳门人士选出的,也都是当地居民。香港著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金庸在评价“一国两制”时,恢谐地说:“回归后我们还是怕老婆不怕政府!”他用幽默的语言道出了香港市民对回归后的感觉。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澳门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从不直接干预香港事务。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有所增加,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也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社会动乱。尽管在政治体制改革与新闻自由等方面不时出现较大争议,但总体上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自称为“民主派”的言论没有受到封杀,各种批评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欧洲华文传媒协会主席、法国《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说:“客观地讲,10年前香港回归前夕的确有一些居民对前途缺乏信心,我有一些朋友就移民到了新加坡等地,但近年来他们都纷纷返回香港,因为现实让他们对香港充满了信心。今天的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大家相信‘一国两制’政策的承诺是稳定可靠的。”  回归后,中央政府也一直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香港特别行政区先后通过2004年和2006年两个政改方案。2010年,香港立法会通过2012年政改方案,分别对2012年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做出修改。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工商界、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界等,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共四大界别人士组成,每个界别300人,不少于150名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可联合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等。立法会议席总数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同时,中央政府还积极促进港澳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举行,香港是北京奥运会的重要协办城市,承担了马术项目的全部比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奥运马术委员会主席唐英年说:“正因为回归祖国,香港才能与其他内地城市一起协办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赛事,最直接地感受和分享作为奥运城市的荣耀与激动。”2006年11月,中央政府积极支持香港人陈冯富珍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选后表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任这一组织的最高行政领导,我很相信不单是我们香港人为这件事而觉得骄傲,这是国家总体实力的体现和支持的结果。
金丝雀依旧欢叫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的香港受到严重的影响,股市下跌、汇率不稳定、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央政府依靠强大的市场和稳定的货币汇率政策帮助香港经济复苏和稳定。一是加大对香港的扶持力度,包括开放内地市场、加大对香港基本生活品的供应、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措施,使香港经济逐渐复苏。二是帮助香港应对国际金融投机,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三是调动中资公司积极进入香港股市,先后有9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四是支持以1000亿港元平准基金稳定香港股市汇市。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中央政府对于香港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实在值得赞赏”,是对香港的“巨大帮助”。  年底,中国内地向香港注入1620亿美元资金,极大促进了香港经济复苏。年虽然经历了6年的经济徘徊和低迷,一度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和质疑,但是这一时期整个亚洲地区经济处于衰退状态。经过调整,2005年香港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7.5%;2006年香港经济实际增长6.8%,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航运业、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内地是港澳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为了促进港澳发展,中央政府一直采取积极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政策。到2007年,共批准港澳投资项目16万个,共有47万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内地对港澳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9亿美元,企业投资金额439.7亿美元。1997年6月底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企业只有83家,到了2007年5月增至373家,这些企业的股值总额占香港股市的一半以上。香港股市2006年首次超过伦敦和纽约,位居上市企业资金领域的世界首位。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多次表示:没有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香港不可能渡过金融危机和完成产业转型。  为了发展香港、澳门的文化教育事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资的7所大学之一的香港浸会大学,在2005年试验性地招收了270名内地学生,2007年则招收了约1000名学生。目前已经有5所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每年招收内地学生3000多人。  2003年1月,当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中央政府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旅行,以促进港澳经济的增长。经过努力,目前已经有内地54个城市的居民允许自由赴香港澳门旅行。开通7年以来,已经有4000万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购物和各种消费,仅在香港一地累积消费就达1500亿港元,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经济复苏。  澳门地域狭小,产业结构单一,在发展中受到严重限制。中央政府积极促进澳门的产业转型和拓展发展空间,2006年批准澳门纳入到大珠三角计划。2009年中央投资700亿元建设珠港澳大桥,极大地促进了澳门发展。中央政府牵头,在珠海横琴岛建设“澳门大学横琴校园”,为澳门大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有这些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投资,为澳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教授指出:2000年至2008年,澳门人口从43万增加到54万;土地面积从21平方公里增加到29平方公里;GDP从497亿澳门元增加到1700多亿澳门元,年均增长14.5%;人均GDP从1.4万多美元增加到3.9万多美元,增长2.7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全世界都难找第二个”。该研究中心2008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澳门回归10年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大多数市民认同“爱国爱澳”为核心价值,认为“一国两制”在澳门已成功实践的受访者占到98%o  回归以来,香港、澳门原有的自由市场和经济制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维护与发展。香港维持了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的地位。到2007年,香港连续10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该基金会认为香港仍为免税港,政府极低程度干预商业活动,对外投资障碍极低,金融与银行限制极少。这既是对香港的肯定,也是对“一国两制”的肯定。  2007年,81岁的撒切尔夫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10年前,要归还的时候,英国担心由中国统治,香港不可能繁荣。但是1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些担心多半没道理。  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证券市场之一。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前列,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运营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经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旅游和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的经济支柱,回归后,澳门一直被称为“东方蒙特卡洛”,它的赌场收益在2006年年底超过了拉斯维加斯,成为真正意义的世界第一赌城。与此同时,背靠内地广阔的市场,澳门的教育、金融业获得了巨大发展。  日和10月17日,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其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CEPA是国家主体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内地与港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径,提高了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也基本谈成,即将签署。(编者注:《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这些协议的签署和实施,必将促进粤港澳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专门对港澳的发展作出了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中,香港、澳门依旧会获得巨大的支持,发展前景依旧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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