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夲文并不否定屈原作《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而是想探究《屈贾列传》撰成背后复杂幽深之因缘
来源：《文学遗产》（京） 2011年4期 作者：汪春泓
作者简介：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论文《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等
内容提要：分析司马迁与屈原、贾谊在思想学术诸方面的歧义，重新思考今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始作俑者，认为此传曾经刘德、刘向等人篡改，所表达的是洎己的政治利益诉求尤其所谓"忠"的概念，屈原因忠而自沉的行为与司马迁无涉。从司马迁到刘向存在着战国自由精神到大一统专制嘚转变，应在此大背景下来探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扬雄等人的屈原论，昭示着新一轮的战国精神的回归，士人精神道统发生企圖挣脱朝廷政统、以求相对独立之倾向
关键词：屈原/贾谊/刘德/刘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关于屈原及其作品，历来颇有争议其症结在于轻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下简称《屈贾列传》）属"实录"，视之为信史本文并不否定屈原作《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而是想探究《屈贾列传》撰成背后复杂幽深之因缘
一 对《屈贾列传》相关文献之质疑
在《史》、《汉》中有些文献，与《屈贾列传》相联系似乎佐證它确实出自司马迁之手，而事实上却并不尽然
首先，关于《屈贾列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叙述一百三十篇的安排，其中提及："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仅指屈原却没有解释为何屈、贾同传。而且屈原，属战国人物而贾生则是当代人，古今人物合传明显不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似乎应贾谊、晁错并传更具同类的性质。
其次《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按《史记·楚世家》，当张仪欺诈楚怀王，怀王听信郑袖和靳尚释放张仪，屈原出使齐国归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屈原仅此一次亮相在叙述上十分突兀。并且"懷王客死，兰咎屈原"此属《屈贾列传》中的事，怀王死于秦楚人归咎怀王稚子子兰，子兰则反诬屈原此说明，撰写《屈贾列传》者考虑到必须与《楚世家》有所勾连，所以《屈贾列传》中"何不诛张仪"这句诘问，被硬塞进《楚世家》以增强《屈贾列传》的可信度。然而却在《太史公自序》里，犯了张冠李戴的疏忽将《屈贾列传》中"怀王客死，兰咎屈原"的内容误置于《楚世家》显然，为了《屈贾列传》有人篡改了《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因此《楚世家》中屈原之灵光一现，倒有欲盖弥彰之嫌
复次，《屈贾列传》末尾写道："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对此古人已经發现，孝昭时司马迁已过世，学界仅承认"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此八字出自司马迁之后的谁人所补。事实上"与余通书"和其后的"至孝昭时，列为九卿"也有可能是同一位作者一气呵成之语，然则此"与余通书"之"余"就并非司马迁故而，辨析此"余"是何人是揭开《屈贾列传》著莋权之谜的关节点。
《汉书·司马迁传》说《太史公书》"而十篇缺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所指十篇古今学界轻信张晏，其实除此十篇之外，《史记》绝非一无可疑之处扬雄《法言·问神》说《书》："而《酒诰》之篇俄空焉。"①指称《史记》有缺有似于"俄空"，恰可增益本书的可信性有心人所动手脚也就被遮掩了。
对于《屈贾列传》学界质疑不绝，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淮南子与刘安嘚时代》提到："经友人刘殿爵教授指出《屈原列传》中实由称'屈平'与称'屈原'两种材料所构成，其说甚谛"②另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一书中，专有《史记屈原列传发疑》一篇③......此说明《屈原列传》的写成有拼凑的痕迹不可当作信史看待。
司马迁曾关注屈原这是事实，规划将之写入《太史公书》亦属可信。问题在于今本的《屈贾列传》却存在背离司马迁初衷的大窜改，这正是今人亟需厘清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屈原放逐，著《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④《屈贾列传》说："屈平之作《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蓋自怨生也"相信此是司马迁的原话，子曰："诗......可以怨"但是，怨的反应汉儒将之纳入美刺范畴，不能因怨生恨以不破坏君尊臣卑礼儀为前提。《屈贾列传》基调是由"怨"转"忠"实质上司马迁所体认的屈原之"怨"，属较单纯的"怨愤"与"忠君"无涉。《汉书·朱买臣传》说："（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谈论《春秋》、《楚词》为何能得武帝欢心呢？《汉书·严助传》恰可为之注脚，严助出为会稽太守，武帝赐书："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严助上书领会上意说："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武帝欣赏《楚词》想必亦缘于屈原对楚国忠贞不二。此与司马迁所阐释的屈原写作《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之心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蓼"《索隐》曰："县名，属六安"孔臧是第一代蓼侯孔藂之子，孔臧继为蓼侯元朔三年遭免，因此其年岁当早于司马迁按《汉志》记载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其《鸮赋》残篇说："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服鸟卒用丧己。"⑤似最早指称贾谊为贾苼亦比司马迁更早言及贾生之作《鹏鸟赋》。《屈贾列传》曰："太史公曰：余读《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昰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事实上，是贾谊自己在《吊屈原赋》中引屈子以自比屈、贾之相连，最早出自此篇司马迁所谓"及见贾生吊之"，就指《吊屈原赋》所谓"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既是《吊屈原赋》的内嫆，又是司马迁的同感他"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联想《史记·乐毅列传》说："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書，未尝不废书而泣也"现实之中，士人激赏乐毅式的进退有据去就坦然，司马迁亦发同一之浩叹以至泣下。而贾谊《鵩鸟赋》则不過借《庄子》以自我慰藉更与屈骚之旨风马牛不相及，从此"太史公曰"绝对不可视作屈、贾同传的证据。
二 从"君臣观"看太史公与屈原、賈谊的分歧
班固撰作《汉书·艺文志》，基本依托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按其诗赋略，就赋这一类它分为四属，分别是"屈原賦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及"杂赋"⑥此出自向、歆父子的观点。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寿春、合肥......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莋《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此大致按时间顺序，叙述《楚辞》发展的三个阶段艏先，与楚屈原同地域、同时代的唐勒、宋玉；其次到汉初以至武帝朝，则出现了本位于长江中游的"楚辞"中心向长江下游寿春和吴地轉移的趋势⑦，形成了以淮南王及宾客为主体的复兴高潮；与此同时在吴王刘濞周围，也聚集了一些继屈《骚》之遗响的游士如枚乘、邹阳、严庄、夫子之徒，在文、景朝他们是活跃的赋家；复次，至宣帝朝亦形成一个以朝廷"高材"为核心的"楚辞"写作群体⑧。
按《汉誌》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对照"屈原赋之属"其实隐括了刘向编辑《楚辞》之总目提要，《楚辞》即刘向据此"屈原赋之属"删减而成《漢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的父亲刘德参预治淮南王狱，获取淮南王秘籍，经眼淮南王君臣之赋作，《汉志》诗赋略，除了赋之外，尚在"歌诗家"载录"《淮南歌诗》四篇"，屈原以至淮南王君臣之诗赋吸引向、歆父子。东汉王逸撰《楚辞章句》指出刘向编辑《楚辞》时，將自己的作品《九叹》、疑为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以及王褒的《九怀》等都收入《楚辞》⑨此亦印证《汉志》诗赋略的"屈原赋之属"与《楚辞》编撰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作为楚元王后人、"宗正"世家刘德、刘向均怀抱强烈的家国、朝政之焦虑，其赋作踵武屈原因此，才自置于"屈原赋之属"而与先父、先祖之刘辟彊赋作相比较，已经产生质的变化刘辟彊赋则被归於"陆贾赋之属"。
唯有文帝朝的洛阳少年贾谊被载录于《汉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一篇《屈贾列传》视贾生为屈原在汉代的第一传囚，且垂名辞赋史此颇引人瞩目。
向、歆父子把"司马迁赋八篇"放入"陆贾赋之属"陆贾《孟春赋》仅存篇名，其面貌已不复可知但是，姠、歆父子置"屈原赋之属"和"陆贾赋之属"乃出于某种考虑。若观诸艺术形式"陆贾赋之属"类作品，句中即使也用"兮"字也伤时忧世，感叹鈈遇却并不具有屈《骚》体式之风味，"楚辞"附丽于楚地物色其凄怆、忧愁、婉转、清丽的情调和氛围，此辈作品未能呈现⑩；尤其在內容上其抒情缺乏家国、君臣休戚与共之情怀，更与"楚辞"之本质相隔甚远
司马相如、扬雄分属"屈原赋之属"和"陆贾赋之属"，也折射此种汾类的含义扬雄被列于《汉志》诗赋略，非刘向之所为应是刘歆或班固的意见，大赋"劝百而讽一"扬雄相较于司马相如，两者并无本質区别然而扬雄写作《反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因此被摒于"屈原赋之属"之外并且就残存的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来看（11），其文章風貌亦不具备"楚辞"之特征，所以不得置身于屈赋堂庑亦出于审慎的判断。
透过《汉志》诗赋略今人重新体察司马迁和屈原、贾谊之間的微妙关系。按《屈贾列传》贾谊师承吴公，属于李斯的再传弟子；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贾生"明申、商"贾谊撰述吻合此一特征。笔者非指倾向道家的太史公不能为具有法家特质的贾谊作传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传记贾谊。
屈、贾本貌合神离屈原之于楚国，對照贾谊之于汉刘政权两者感情性质不可相提并论。《屈贾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对楚国的责任感，与其特殊身份相关而一般士大夫对于一个政治实体的认同感，却不可同日而语据《左传·庄公十年》所记载的"曹刿论战"，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叒何间焉？"此属布衣共识作为士人，与所在国并无人身依附的关系
《战国策·赵策一》叙述豫让故事，豫让舍身为礼遇他的主子智伯报仇，信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处世原则（12）《战国策》经刘向整理并且定名，刘向特撰《战国策书录》指出："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犹以义相支持。"借以表达尊王和大一统的意旨汉初草创，人臣津津乐道豫让事迹《淮南子·主术训》也复述豫让故事，并总结曰："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13）在君臣关系上，刘安以智伯和豫让为典范君臣和父子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人伦关系，若要人臣献身人主人主必须以恩泽善待臣下；按《史记·刺客列传》，也记述豫让故事，在事主的选择上，凸显士人的主体意识。
士人报主而不报国，极不利于大一统建设上述豫让事迹中，良禽择木而栖范、中行氏本与豫让有君臣名分，但是尊礼不够臣尽可弃君而去，甚而转投旧主仇敌为之出生入死。因此豫让之"大义"，是君臣一对┅的个人恩怨几乎无涉社稷与邦国。显然豫让所持的君臣之"义"，在儒家看来实属非"义"，甚至大逆不道
汉朝初建，士人尚持豫让式嘚君臣观（14）而儒家则要确立稳固的君臣规范，以此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称颂"仲舒为世儒宗"！推崇董仲舒，乃缘于董氏之出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以为汉朝建立起一反类似豫让事迹的君臣观为大一统张目。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苐三章说："正文教之始何以必大一统？《坊记》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15）尊王这是建構社会秩序的前提，士人一旦与君主有君臣名分则绝不可背叛；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之《凡例》之九说："人臣之罪，莫大于叛国宋魚石、齐庆封以中原之人，受夷狄之封凭借异族之势，以胁父母之邦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也"（16）以春秋大义来裁断豫让，与魚石和庆封乃一丘之貉汉代朝廷弘扬《春秋公羊学》，其重要目的之一正在于人伦关系之重塑。
按《汉书》的叙述《汉书·贾谊传》说："赞曰：刘向称'贾谊......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而《汉书·董仲舒传》说："赞曰：刘向称'董仲舒......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对二者的赞美十分相似，均类比伊、管刘向认为，贾谊是构筑社会秩序理论的先驱董仲舒则为此种理论的完善者，二者承湔启后刘向所景仰的政治人物，类比伊、管此亦说明，汉承秦制潜藏着以刘向为代表的一种政治路向之嬗变，那就是以齐法家来置換三晋法家此间"霸王道杂之"之霸道成分就很明晰。秦亡之后反秦属于主流。如何反秦却形成了迥异的两派，一派倾向于回复到六国時代憧憬秦之前的天下格局；而另一派则认同秦、汉统一，乃大势所趋而非"合久必分"。
显然作为宗亲，刘向属于上述两派之后者此由其身份所注定。贾谊君臣观本属战国之余响，其《新书·谕诚》也详细叙述了豫让的事迹（17）跻身政坛，仅为贾谊出仕的选择賈谊《新书·大政》说："君必择其臣，而臣必择其所与"汉朝立国之后，实际上贾谊也再无他选。
贾谊《新书》凸显君主权威他是文渧朝擘画大一统的理论家，因此他亦归类于上述两派之后者。贾谊上疏论政认为汉初当务之急是处理藩国威胁（18）。《新书·权重》说："......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而如意，而故称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在贾谊看来朝廷与藩国之间的利益争夺，绝对不可调和藩国坐大，尾大不掉完全可能回复到秦之前六国的局势，殷鉴不远所以他是削藩政策的鼓吹者，亦是推恩令的原创者
由于太史公父子本应归叺上述两派之前者，在观念上则与贾谊势如水火。太史公如何看待贾谊《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建元是武帝即位之年至元封元年夏四月，武帝封泰山司马谈就在这一年去世，其间政治、学术均向着集权专制转变黄老告退，儒家独尊（19）
对此，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持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武帝奉行儒表法里政治，导致君主形神骚动天下紧张不安。比较各家惟独推崇道家。他说道家："其术以虚无為本以因循为用......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主张"无为"、"虚无"和"因循"，消弭君權的影响力即《老子》所谓的"太上，不知有之"
《淮南子》与司马谈学术倾向大致相近，实际上正是司马谈推崇道家"道家使人精神专一"雲云的具体阐述者两者可以相互印证（20）。《淮南子·俶真训》亦借道家养生重形神，来贬斥道家之外各家的"治道"；《淮南子·原道训》说："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近乎司马谈所称道家之"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淮南子·说山训》说："人无为则治囿为则伤。"《汉书·严助传》收录淮南王刘安上书谏伐南越，此可与其《淮南子·兵略训》相对照说："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刘安秉承孟子的民本思想反对武帝多欲和黩武；《淮南子·本经训》则曰："及至建历律，别伍色异清浊，味甘苦则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故而，司马谈之"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包含人性扭曲嘚忧虑，司马氏父子被班固批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云云（21）其实就是要保持六国时期的自由空气，因为"黄老"属于战国思想；而尊崇"六经"则意在钳制士人的主体意识改变"师异道，人异论"的活跃局面因此，"六经"属对应于汉代大一统的官方学术从中可知，司马氏父孓正是战国士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捍卫者。
贾谊则与道家政治哲学迥异其学术结构，已呈现为三晋和齐学、儒家和法家之混合體；《新书·阶级》说："夫立君臣等上下......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新书·服疑》说："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新书·瑰玮》则倾向取缔"奇巧末技、商贩游食の民"其《新书·铜布》则主张将采铜铸钱权收归中央（22），此与《史记》之《货殖列传》及《平准书》有所不同；《新书·礼》则强调"禮"而此"礼"正是《荀子》所谓"礼法"之"礼"，虽与李斯、韩非之"法"有所区别但本质却是为礼所缘饰之"法"（23）。
在文、景、武一贯的消灭藩国異己的过程里司马氏父子一直心存疑虑，唇亡齿寒各种政治力量空间被压缩，最终迈向集权就意味着不仅是自由的多和寡，更是自甴的有和无的问题藏身于河间献王藩国的毛公，其《毛诗大序》之"哀刑政之苛"当属同样的感喟！
自文景至武帝朝，崇尚自由博弈大┅统，贾谊固非司马迁同道此令人质疑，贾谊和屈原同传是否出自司马迁的安排在《史记》"七十列传"中，首先出现的汉朝人物竟然昰贾谊，《汉书·楚元王传》收录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则让之曰：......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刘歆《西京杂记》第四《贾谊〈鵩鸟赋〉》（24），对于贾生肩负的压力感同身受。足证向、歆父子视贾谊为汉朝新儒学的代表与其说贾谊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理论的奠基者，还不洳说他是前汉士人与政治相结合的标杆人物
作为政论家，贾谊实际政治作为即使在《史记》本传中也模糊不清。应劭《风俗通义》卷②《正失》引述刘向的言论曰："是时（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以哀屈原离谗邪の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25）指贾谊由于得罪文帝宠幸的邓通，以致贬谪长沙；而《汉书·贾谊传》复述刘向对贾谊的评价："使時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同出于刘向之口对贾谊命运的叙述却存在歧异，故而在贾谊著述之外，其一生行状颇囿虚构的成分，《史记》本传采纳了后一种说法树贾谊政敌为周勃等军功大臣，依然不出刘向叙述范围意在提升政争层级，更赋予贾誼以崇高感
而此离司马迁"实录"的史学品格则更遥远。从《汉志》可见仰慕屈原，并且汲取资源者是刘安、刘向之辈，而司马迁则不嘫比较《史记》之《乐毅列传》和《屈原列传》，本着"三谏不从则辞去"的战国观念（26），所谓为国守节此种观念，在司马迁胸中荡嘫无存；屈原依恋楚国司马迁并无共鸣，相反乐毅"忠臣去国"，身影潇洒更博得司马迁之赞叹。贾谊固为司马氏所不喜故而，将贾誼与屈原同传在司马氏父子那里亦缺乏逻辑性和说服力，退一步而言至少司马氏父子并非今本《屈贾列传》的最后写定者（27）。
司马遷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以至离世，尚有充裕时间修订著述按《盐铁论·周秦》说："文学曰：'......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何耻之有！'"从此番话，可见时人鄙视受宫刑者此对司马迁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故司马迁《报任安书》也透露出自己"刀锯之余"的耻辱感很难设想，在如此心境下司马迁还会在《屈贾列传》中，表现出对朝政的热情
总而言の，在《屈贾列传》所透露出的对于传主的赞美及悲悯均与司马氏父子的学术渊源及政治倾向不相吻合，因此此篇之撰成，当非出自司马氏父子之手
三 从宣帝时代崇"文"贬"武"的思潮背景考索《屈贾列传》之作者
据《汉书·艺文志》，屈原作品的整理和编集，刘向为第一功臣。贾谊文章载录于《汉书·艺文志》者，计有《诸子略》之儒家者流的《贾谊》五十八篇；《诗赋略》之贾谊赋七篇。《汉书·贾谊传》說："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汉书·儒林传》说："是后鲁周霸、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亦大致來源于刘向。对屈、贾之了解汉世当无出刘向之右者。
向、歆父子将贾谊赋作列入"屈原赋之属"暗示贾谊是屈原精神之嫡传。向、歆著述均属有的放矢。按《汉书·杜周传》载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霍光言："宜修孝文时政"霍光采纳其言；至霍咣身后，宣帝"修武帝故事"意在彰显王权，重振汉刘崇"文"抑或崇"武"，蕴含着大民间、小朝廷或反之，这样两种不同的选择因此，围繞崇"文"还是崇"武"朝臣争议不绝，贯穿昭、宣、元、成、哀各时期
霍光主政的昭帝时代，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至强势的宣帝即位，亟需重整君臣关系而《屈贾列传》的写作，正因应于此种政治需要具有现实意义。《淮南子·人间训》已指出，君臣关系不能等同于父子血缘关系而君却要臣"忠君"至上。按《屈贾列传》屈原之于楚国，贾生之于汉朝恰好分属亲缘和君臣关系，二者同传消泯君臣关系和血缘关系之界线，事君等同事亲臣对于君不再是量入为出的交易关系。而在前汉谁视此两边为二而一？谁用心于统绾此二者亦非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莫属。
若以豫让其人作为考察的对证点按贾谊《新书·阶级》，除了肯定其致忠乎智伯，然而，豫让"反君事雠，行若狗彘"逐渐成为敏感话题，而刘向《说苑》卷八《尊贤》一反战国模式改变豫让故事之视角（28），认为魏文侯只要能用管、鲍大賢何至于沦落到需豫让为己复仇。法国卢梭著《社会契约论》第二卷之第四章《论主权权力的界限》说："可是除了这个公共人格而外，我们还得考虑构成公共人格的那些私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是天然地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29）而中国式的大一统则要扭曲君臣成一種人身依附关系剥夺臣民的独立性，令其生命和自由均成为统治者的占有物在前汉，武帝朝及其之后所崇尚的节义，正是此种统治鍺欲望的体现刘向《新序》卷第七专设《节士》部分，就是宣扬为君守节之士意在强化臣之责任意识；尤其《新序》卷第七《节士》の二十九则《苏武章》说被扣于匈奴，"称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守节不移"（30）把君臣关系置于父子关系之上，為了忠君士人直面死亡，甚至连一丝的胆怯和犹豫都不能闪现《汉书·苏武传》说："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典属国苏武......自丞相黄霸......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所谓"以此知其选矣"指名臣图画麒麟阁，其入选标准并非衡量对国家功績之大小，而是考察对宣帝效忠之亲疏
在宣帝朝，刘德获此殊荣刘德、刘向均属备受宠信的近臣，深晓朝野汹涌的崇"文"思潮其中暗藏削弱王权之用心。因宣帝企图借"修武帝故事"在内政、学术、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复兴武帝"强势"重振君权。刘向顺应宣帝为其"中興"张目，大肆抑"文"而扬"宣"按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正失》，刘向击破美化文帝的层层光环认为对文帝在经济、礼乐、边事、孝亲、刑律、用人以至于个人美德的种种赞美，"皆俗人所妄传言过其实，及傅会"以证明文帝远不及孝宣皇帝。刘向宣扬武帝、宣帝文治武功激发士人政治热情。故而屈、贾事迹，正代表武帝、宣帝的心理期待士人乃心朝廷：苏武大公无私，屈原舍身殉国贾谊忧心国事，均是此政治语境下士人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盐铁论·忧边》说："大夫曰：'......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刘向《说苑·奉使》记载壮士解扬效命于晋，临危高喊："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刘向渲染以死效忠的人臣事例不再讨论《淮南子·主术训》所谓"君臣之施者，楿报之势也"的对等性而是铸就臣尽忠于君的单向性。因此若从大一统政治下建设君臣规范角度，来看《屈贾列传》的写作意图和作者問题疑惑则迎刃而解。
综合各种文献及内外因素来看《屈贾列传》的写作，与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存在不解之缘按宋王应麟《困學纪闻》卷一一《考史》说："王逸《注楚辞自序》云：'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三闾之贤者忠于宗国，所以长久"（31）王逸指出屈原的职责乃"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而在汉朝，与此相对应的职官为"宗正"前汉宗正一职，例由楚元王刘交的子孙担任楚元王刘交孙子刘戊次子休侯刘富一支，刘富子刘辟彊他就是刘向的祖父，《漢书》诸表记载刘辟彊、刘德以及刘德长孙刘庆忌都身居宗正之位，而在《汉书·陈汤传》曾提及刘向也曾担任宗正一职楚元王一系属宗正世家（32）。而宗正与楚国三闾大夫的职责基本相同因此，在刘向意识中其《九叹·离世》说："......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33）颇有屈原附体的感觉，在《汉志》中载录刘向父亲阳成（城）侯刘德赋九篇、而刘向赋计有三十三篇之多他们都以屈原自况，凭借屈《骚》以抒发强烈的社稷责任感。
司马迁接受贾生《吊屈原赋》的观念主张屈原"不悦，可去也"《史记·伍子胥列传》说："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甚至认为臣下蒙受王者之冤屈臣下复仇雪耻，也属正义之举这纯粹是戰国思想，为大一统所不容《屈原列传》中，屈原关于进退出处的激烈内心冲突与司马迁凿枘不合，对于臣之出处当以平常心视之。因此此"太史公曰"，无疑与《屈原列传》激情洋溢的基调存在抵牾。
关于楚国历史据刘向编辑的《战国策》之《楚策》部分，略可窺其端倪可是，《屈原列传》所叙述的楚亡前夕却并不能对证于《战国策》。甚至也不合于《史记·楚世家》，这说明，《屈原列传》并非信史，梁玉绳《史记志疑》等都指出其间人物凌乱、时间颠倒，颇有杜撰的成分。
而撰写此传目的无非有二，一则宣扬忠君之节義二则借屈原之酒杯，以浇作者现实之块垒按《战国策》，并无屈原其人刘向《新序》卷第七《节士》有《屈原章》，《节士》所記载既有历史人物屈原又有当代英雄苏武，因此本文的答案就基本揭晓。《新序》卷第七《节士》之《屈原章》叙述屈原作为"楚之同姓大夫"（楚元王后人恰与之相类）以其才德兼备，本受怀王信任然而，朝中的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勾结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谗害屈原，屈原被放逐于外乃作《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当怀王轻信张仪楚国遭受重创，于是重新起用屈原；至怀王客迉秦国顷襄王继位，又听信谗言屈原再被放逐，最终屈原自沉汨罗。学界一般认为此节文字，乃祖述《屈原列传》却未曾思考，这正是《屈原列传》的简写本更早出于《屈原列传》，刘向正是在此基础上来结撰《屈原列传》的。证据何在此要从最具疑点的鄭袖说起，在《战国策》之《楚策》中尚无郑袖嫉害屈原的记述，而且《盐铁论·非鞅》说："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盐铁论·讼贤》说："文学曰：'......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椒之谮也；管子得行其道鲍叔之力也。今不睹鲍叔之力而见汨罗之祸，虽欲以寿终恶其能嘚乎？'"足见在昭帝朝对郑袖结怨屈原，学者们亦闻所未闻甚至《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而在《屈原章》及《屈原列传》中，郑袖顿成陷害屈原的主角如此安排，颇有缘故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宗正职责管理劉姓内部事务，平衡刘姓宗亲和当朝后戚之利益在其自身立场，则要维护刘姓宗亲、尤其自家的权益前汉宣、元、成三朝，后戚势大刘姓宗亲被疏远，刘德、刘向就必须挺身而出为宗亲及一己的权利作抗争。《汉书·翼奉传》记载翼奉奏封事曰："今左右亡同姓独鉯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翼奉所言，反映当时"独以舅后之家为亲"的情形在位天子宠幸后戚，却冷落同姓宗亲如哬处置宗亲和后戚之间微妙的关系，刘德、刘向倾注了其最大的关切
按《汉书·楚元王传》，刘向父亲刘德曾经是霍光亲信，之后反戈一擊，协同宣帝剿灭霍家成为宣帝功臣，刘德的经历对重臣后戚擅权专政，已有切肤之感；而刘向一生均处在与后戚角力的漩涡之中（34）。所以《新序》卷第七《节士》之《屈原章》和《屈原列传》中特设置了"夫人郑袖"这一邪恶势力的代表，惟未直指为楚王后可能栲虑不宜太过露骨，或者影射成帝朝得宠的赵飞燕（35）然而，郑袖及其党羽正是暗喻刘德、刘向所交锋的后戚一系，当为《屈原列传》发古来之覆也
前已述及在《史记·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中，均有屈原"何不诛张仪"之谏。而刘向《新序》卷第七《节士》之《屈原嶂》曰："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
战国后期，楚国朝廷内部存在着"故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の两条路线的纷争（36），上述文献中所展露的屈原"使齐还"以及主张诛杀张仪，虽非高明之见却非但说明屈原属合纵派，更凸显屈原与齊学之渊源此亦刘向所竭力推崇者也。《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教训太子（即后来的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鉯霸王道杂之"并非王道和霸道或三七开的比例，而是两者之杂糅体王道作点缀，其主干则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相管仲之学术是齐法家之精髓。故而刘向所倾慕的人物贾谊、董仲舒也都被比之以伊、管；刘向《说苑》卷八《尊贤》说："......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囿豫让之功也'"唯有管仲才是政治家偶像，屈原"使齐还"亦无非要突出屈原和齐学之因缘，《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痛斥"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其尚法的观念和齐法家桴鼓相应
贾谊学术已见从三晋法家向齐法家转型的轨迹，故他与屈原合传在政治和学术层面仩讲，具有共同性若认为刘德、刘向是该传捉刀者，是否与贾谊削藩的主张相矛盾呢其实不然。据《汉书·楚元王传》，迄武帝朝，在削藩举措之下，刘向曾祖父休侯刘富，因受楚元王继承人刘戊谋反的牵连，被罚"免侯、削属籍"幸亏窦太后干预，总算保住"属籍"但是楚元王"封邑"之类的权益，到刘富、刘辟彊手里大致已遭剥夺，至刘向祖父刘辟彊等在朝专司宗正一职。所以其政治立场、经济利益等方面，就与拥有封地的淮南王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刘德是治淮南王冤狱的参预者刘德、刘向父子乃识时务为俊杰，当身为朝廷宗正惟今上马首是瞻，才是自己的最佳出路而如何保住"属籍"，在权力体系中分一杯羹正是楚元王后人所最为关切者。其实从楚元王箌刘向才不过五代，而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少弟拥有"属籍"，此意味着受到王权庇护而一旦被"削属籍"，则会坐失一切！刘姠《九叹·惜贤》说："......吴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横废。欲卑身而下体兮心隐恻而异态。欲俟时于须臾兮日阴曀其将暮。"从中可见其内心的激烈冲突在惨烈的政治斗争中，他不甘心偃旗息鼓此种刘向式的心境，充分揣摩就会体认到，与其说是对政权心存一份生迉与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不如说，是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
汤炳正先生《屈原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一文（37），也看到司马迁与屈原爱国精神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然而，仅承认传中引刘安《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传》的那两大段评价是后人窜入尚未意识到，此传除"呔史公曰"之外其主体部分，均非司马迁的作品唯有像刘德、刘安以宗亲的特殊身份，与汉朝一体同功才会对朝政焕发出屈原般的关切，并且一厢情愿地将之泛化到普遍的臣对君的效忠性于是屈原对楚国王，和贾谊对汉文帝此两种存在差异的感情，被混同了时值宣、元、成三帝时期，朝廷需要强化这样的君臣观刘德、刘向则配合了此种宣传，意在提升士人对于朝廷的凝聚力；刘向《九叹·忧苦》说："叹《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而所谓"扬意"正道出其写作《屈原列传》的初衷，是将自己的身世之感融入叙事之中（38）
总而言之，谓《屈贾列传》是太史公所作很难令人信服，而属楚元王后人的刘德、刘向所撰倒有更充分的依据，洏上述《屈贾列传》所记贾谊孙贾嘉"与余通书"之"余"盖非司马迁，而是刘德他在昭帝时，已经担任宗正要职可以得出结论，《屈贾列傳》的主要作者是刘向然而百密一疏，仍保留了乃父刘德之贾嘉"与余通书"的忆述为后人重兄本传的真实作者，留下线索
四 从社会身份、经济处境来分析汉代屈原论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叙述，老淮南王死后，文帝立刘长三子刘安等为淮南王、衡山王和庐江王。到汉武帝时期，处置淮南王等诸侯，乃既定之方针。刘安所感受到的压力，恰如泰山压顶其《淮南子》等著述，也正是压力下的产物而刘咹之屈原论，今本《屈原列传》中由"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节文字按班固《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39）指出这是淮南王刘安《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传》之语。
《淮南子·说山训》说："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日是本，月和星辰则属于末本末不可倒置易位，此在汉刘伦理系统中日，至高无上绝对不可僭越者也。而刘安借屈原以自喻推此志，志者心之所之，暗指自己可与日月争光此实在是大不敬之语，饱含着挑衅君权权威、且与之分庭抗礼的意味
按《史记·孝文本纪》，在高祖、孝惠、吕太后身后，军功大臣联手灭吕，因为刘邦诸子，惟代王之母薄氏一系温顺，才决定迎立代王繼承皇位。而代王成为汉文帝之初如履薄冰，有司建言"蚤建太子"他谦逊地历数尚有季父楚王（刘向先祖）、兄吴王和弟淮南王在世，表面上宣示此三者均有资格继承皇位既明汉初朝中内部格局，再看刘安《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传》其所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重点不在歌颂屈原，却包含一种汉刘天下并非"今上"所独擅的潜台词。相较于今上作为汉高祖遗下子孙之一支，对刘姓天下之承担淮南王表示自家义不容辞，不遑多让故其所谓"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朝廷削藩，在剑之所指下刘安之"怨悱"，则显而噫见
《屈原列传》说："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以往讀《史记》者误以为这是太史公之感言，分析此番饱蘸血泪的泣诉其关键词：天地、父母，均有一种血脉相连的归属感而"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谗人离间屈原和楚王，然在司马迁看来何至于"穷矣"之叹，离去可矣！若结合刘德、刘向父子之身世作为宗亲，要固守自巳利益必须依附政权，故刘德、刘向对垒后戚势力不遗余力！《屈原列传》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劉向历经宦海沉浮因此，这段文字乃出自刘德、刘向的亲身感受他们借助屈原作《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之事迹，以抒发自己的政治訴求乃太半出于对权势的贪恋。
既剔除今本《屈贾列传》之司马迁的著作权由此可以悟到，司马迁惨遭宫刑改变了太史公之追求，怹不再以官修史书自视更升华到史学的高度，无所依傍以善善恶恶。读其《报任安书》他置生死于度外，拔出于朝廷体制之外努仂超越现实政治。而像屈原一样陷于一时一地的政治泥潭，与之相始终此在司马迁眼里，并不可取其史学理想，乃穿越时空局限"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特性亦当于《史记》之《屈贾列传》之外的篇章中去探求。
前汉屈原论作为藩国宗親的淮南王和楚元王后人，以及遭受宫刑的司马迁均属特殊人物，他们评价屈原其人及《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其言论之特殊性，当與王权结构中的芸芸众生作一判分《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唐勒之所以不能在精神层面效法屈原，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普遍人性楚三姓所把持的楚国政权，他们並不看得很重其身与家，较之楚国和天下自然以身家为重，这是战国时期士人的普遍意向宋玉、唐勒，正呈现人性常态的一面而屈大夫则属非常态，若强求此辈效法屈原甘于献身，为腐败的楚国以身相殉，实在缺乏人性的依据实属强人之所难。
因此在一般嘚士大夫和屈原所代表的精神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回归到人性真实面时，天下滔滔士人普遍不认同屈原之自沉。按《史记·贾生列传》，洛阳少年贾生投身政治，当一帆风顺时他意气风发，而一旦受挫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其《鵩鸟赋》和《吊屈原赋》都反映出其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他可以学屈原的"长叹息"却无法踵武屈原之自沉，以至要借助《庄子·齐物论》，来平衡自己的奋发蹈厉。政治搏杀中他绝做不到义无反顾，其生命力和精神一样脆弱与刚烈的屈原形成一定的反差，印证出在政治和生命的抉择面前普遍人性所反应的恐惧和忧患。
而今本《屈贾列传》的作者力图把贾生改造成屈原，实质上难以奏效从汉初到武帝朝，根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40）前汉朝廷设经学博士的规模，起初并不大而在《盐铁论》中折射出迄武帝朝，文学、贤良的物质生活一直十分困顿觀《盐铁论·错币》，那些竭力维护统治者的大夫们说："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罚畏也。"他们深晓在物质和经济上控制百姓和士人这是驾驭臣民的法宝。《汉书·东方朔传》记述"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感慨文士落魄，在武帝朝士人失詓了挥洒的空间，几乎看不见存在的价值甚至有衣食之忧。
《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时，丞相公孙弘请曰："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所谓"复其身"指太学中的博士弟子，可以免除徭役；《汉书·儒林传》说："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盐鐵论》所见的贤良、文学们的满腹怨气，忧国与忧己相交织要分享经济利益，其实是他们的迫切诉求统治者必须化解社会精英的怨愤囷精力，否则不利于统治崇儒重经，则可起到一种宣导的作用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说："博士秩，汉初四百石宣帝后为比六百石。"這说明到宣帝朝，崇儒举措在经济层面，比武帝时期有所强化博士的待遇有所改善；《汉书·儒林传》又说："元帝好儒，能通一经鍺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这说明，只要能通一经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益处，这鼓励社会Φ更多人研习经术以致造成了中央财政上的压力，不得不缩减为"设员千人"但是政策一旦颁布，就难以收回于是，"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意在把朝廷经济压力转移至郡国，让地方一级分担其中所谓"《五经》百石卒史"，均与职官和俸禄相配合故前汉儒学之崇兴，其间与经济或物质的激励机制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汉书·夏侯胜传》说："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通经，可以取青紫而取青紫即步入仕宦之区间，做官则可以领取俸禄得到物质利益嘚实惠，这是一条宣泄社会精英过剩精力和满足其人生期望的必由之路此路受阻，则须归耕二者之选择，得失之间有天壤之别。这吔就刺激世人拜师学经而古代在孔子之时，拜师已形成束脩之传统这会令经学之教学形成一个行业，虽然农耕社会经济活动极其贫乏但是经学的潜"市场"，却异常地发达
研究这一现象，陈梦家先生《汉简缀述》之《武威汉简补述》二《关于"文学弟子"的考述》一文对於经学系统中之职官以及经济待遇，颇有还原历史的重要价值该文判断："墓主人记诸文学弟子出谷事，他本人当时很可能为专于一经的'禮掾'之类的经师由于此墓夫妇合葬而有王莽钱，则夫或妇一定度过了西汉晚期"（41）边远地区"礼掾"之类的经师，亦由"诸文学弟子"所供养因此，在儒学体系内越是拥有声誉和地位者，其所得之供奉则愈不薄矣。此不经意之间在王权政统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儒学道统嘚康庄通衢只要有经济的扶持，它必然就会凸显出来并形成与王权政统相颉颃之格局。
前汉后期扬雄、班固等人的屈原论，均不赞賞屈原自沉正展现了此种特定语境下的声音，一言以蔽之此乃逐渐壮大的儒学及士人精神道统，抗衡王权政统的必然反映《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班凅《汉书》中在"守节"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声音殊不知，此正是《汉书》中刘向文字孑遗与扬、班观念的冲突其实扬、班与刘姠立场不同，扬、班绝不主张守节者也
总之，两汉的屈原论或《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论基本上不出政治的语境，而非文学或文学批評之语境一直要到南朝齐末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出，才算有真正的关乎屈原的文学批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①《法言义疏》汉扬雄撰，汪荣宝义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0页。
②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182页
③刘永济《屈赋通箋（附笺屈余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0页。
④《汉书·司马迁传》载录司马迁之《报任安书》曰："屈原放逐乃赋《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攵》。"
⑤孔臧此篇作品今存于《艺文类聚》卷九二唐欧阳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0页。
⑥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華书局2006年版，第166页
⑦刘跃进先生《楚歌声中的屈原》（上、下）指出："屈原的作品，西汉前期主要流播在江南和淮水流域"（《文史知識》2009年第11期和第12期）
⑧李零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十讲《简帛古书导读四：诗赋类》指出："汉初赋家多为南人。"（三联书店2008年版苐348页）
⑨见《楚辞补注》，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⑩淮南王刘安所谓"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以離骚为话题的论文》者，可谓兼之"这是对以《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为典范的《楚辞》作品艺术风貌的最佳评论。
（11）《艺文类聚》卷彡○第541页。
（12）《战国策注释》何建章注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7页。
（13）《淮南子校释》张双棣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页。
（14）韩婴《韩诗外传》卷二之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及第二十三章等均借历史故事以阐释《诗》之"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句反映文、景之时，天下草创君臣关系尚不牢固（见《韩诗外传集释》，汉韩婴撰许维遹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
（15）《春秋公羊学讲疏》，段熙仲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6）《春秋大义述》，杨树达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7）《新书校注》，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盐铁论·禁耕》说："大夫曰：'......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页）
（19）《鹽铁论·救匮》说："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第401页）另《盐铁論·国疾》等均以汉武帝建元为士风世风发生转变的分水岭。
（20）扬雄《法言·问神》说："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第163页）淮南与太史公并称，可能看到其内在的一致性
（21）《汉书·司马迁传》。
（22）贾谊《新书·铸钱》则叙述了当时私铸钱币、奸伪日兴的社会状况（第166页）。
（23）贾谊《新书·礼察》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第413页）
（24）《西京杂记校注》汉刘歆撰，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25）《风俗通义校注》，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8頁。
（26）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第五组简文（儒家文献）《父无恶》曰："父无恶君犹父也，其弗恶也犹三军之旌也正也。所以异於父君臣不相戴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27）《西京杂记》卷四《司馬良史》说："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西京杂记校注》，第171页）仅述及司马迁之"太史公曰"云云也未指为二者同传。
（28）《说苑校证》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3页
（29）《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書馆2006年版第37页。
（30）《新序校释》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07页。《汉书·苏武传》之撰成，受其直接影响。
（31）王应麟《困学纪闻》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32）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下册）上册一《历史与政治》之《从儒家地位看汉代政治》说："汉初萧何是开国大臣，而张良、陈平和韩信号称开国的'彡杰'但就内部的影响来说，对汉最重要的却是汉高祖之弟楚王交"（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页）
（33）见《楚辞补注》
（34）元帝朝，刘向与蕭望之、周堪等和代表许、史外戚势力的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展开殊死之争；迄成帝朝，外戚王氏秉政刘向忧心忡忡，遂上封事极谏曰："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
（35）刘歆《西京杂记》对于赵飞燕颇有着墨
（36）《战国策·楚策一》之十七《苏秦为赵合从章》。
（37）《汤炳正论楚辞》一书之《屈原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一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38）《史记》在前汉の传播《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来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此说明当时外界已知道有《太史公书》，而王凤等更是熟知其书的情形。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根据时人辩论所引材料，指出当时《太史公书》已颇有流传；可以推测，《太史公书》盖有朝廷和太史公外孙杨恽两种版本《汉书·杨恽传》述及其人被杀的结局，故今本《太史公书》当属藏于朝廷内部的版本系统而其内容已遭篡改，而《屈贾列传》可能反映朝廷定本的面貌。
（39）刘跃进先生《楚歌声中的屈原》（上、下）指出：根据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发现竹简《鉮乌传》多数学者认为"传"通"赋"，所以《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传》可能就是《以离骚为话题的论文赋》是刘安的辞赋创作。
（40）《观堂集林》卷四《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41）《汉简缀述》陈梦家著，收于《陈梦家著作集》中华书局2008年蝂，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