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莓品种‘Triple Crown’快繁技术体系建立和叶片植株再生--《林业科技开发》2011年02期
黑莓品种‘Triple Crown’快繁技术体系建立和叶片植株再生
【摘要】：以MS为基本培养基,以黑莓品种‘Triple Crown’的带芽茎段为外植体,研究了不同取材时间对外植体培养的影响,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激素、不同光照度对‘Triple Crown’生长和增殖的影响,筛选出‘Triple Crown’组织培养各阶段适宜的培养条件和培养基。结果表明,黑莓品种‘Triple Crown’最佳取材时间为每年的5月和9月,初代培养时只需添加6-BA即可满足外植体萌发和生长的需要;最佳继代培养条件为以MS作为基本培养基添加1.5mg/L 6-BA、0.1 mg/L NAA,光照度2 000～3 000试管苗叶片再生不定芽的最佳条件为MS+0.1 mg/L TDZ;最佳生根培养基为1/2 MS+0.5 mg/L NAA;生根苗在V泥炭土∶V珍珠岩∶V沙=4∶3∶2的移栽基质中生长50天后,成活率为73.33%。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基金】：
【分类号】：S663.2【正文快照】：
黑莓(Rubus spp.)是多年生浆果类果树,其果实营养丰富,富含糖、有机酸及多种维生素,有防衰老和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功效,尤其是过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为水果之最[1-3]。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1986年开始黑莓的引种利用研究[4-5]。黑莓品种‘Triple Crown’是1996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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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江苏民艺一览--《今日工程机械》2013年18期
江苏民艺一览
【摘要】：正江苏自古便是鱼米之乡和富饶之地,其正式建制始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由原江南省拆分为江苏和安徽。江苏辖江临海,扼淮控湖,地跨长江、淮河南北,拥有吴、金陵、淮扬、中原四大多元文化及地域特征。源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自然优势,江苏的民间艺术繁复而多元,不仅萌生了南京云锦、常州梳篦、苏州刺绣、惠山泥人、淮阴剪纸、宜兴紫砂等至善至臻的精品工艺,也孕育了南京白曲、徐州琴书、盐城淮剧以及昆曲等富饶丰盈的戏剧形式。
【关键词】：
【分类号】：TS938【正文快照】：
江苏自古便是鱼米之乡和富饶之地,其正式建制始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由原江南省拆分为江苏和安徽。江苏辖江临海,扼淮控湖,地跨长江、淮河南北,拥有吴、金陵、淮扬、中原四大多元文化及地域特征。源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自然优势,江苏的民间艺术繁复而多元,不仅萌生了南京云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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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矛盾陈友琴
白居易诗歌一共有二千八百余首，它的思想内容有各种复杂的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但在互相对立的复杂矛盾中，总有主要和次要的分别，我们应该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首先应该提出的是作者对社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个问题。
一般地说，白居易主要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就是说他的主导思想是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的。他有一个时期的确是“好刚不好柔”(《折剑头》诗中句)，肯和当时的恶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能分辨是非，爱憎分明，不为个人利害打算，很多作品都是替被压迫人民说话的。不管是《新乐府》也好，《秦中吟》也好，其他讽喻诗也好，都是朝这个目标写出来的不朽之作。其中有的是讽刺横征暴敛，有的是反对“黩武”战争，有的是攻击豪门贵族，有的是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歌舞》诗中“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正是对“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的讽刺；《采地黄者》诗中的“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是对“朱门家”和“白面郎”的控诉；《买花》诗中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对豪华奢侈的买花者的揭露；《缭绫》诗中“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是对“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有意来一个对比。……这些都是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强烈对比的手法衍变而来的。白居易观察社会的犀利目光，几乎注射到每一个角落，发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遇事托讽”，以收“美刺比兴”之功，真是所谓“周详明直，娓娓动人”(清人冯班语)。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特色。和他同时写讽喻诗的李绅的作品已失传，元稹的成就远不如他。晚唐的皮日休的《正乐府》，更是“望尘莫及”。至于后来许多仿效他写这种讽喻诗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的成就。
我们读白居易的诗集，知道这些锋芒锐利的作品写得最多的时期，是在元和初年他做了翰林学士和左拾遗以后的短短几年间。《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秦中吟》十首写于元和五年。其他有名的讽喻诗，也都是在他四十岁以前的几年中间写出来的。当然在这个时期以前或这个时期以后他也曾写出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但很少能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那样疾恶如仇的精神和“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李都尉古剑》诗中句)的气概的。他自己后来在《白云期》(此诗写于元和十三年，正当他四十七岁的时候)一诗中，有“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的句子，这所谓三十，应该就是指的元和四年和五年正当他三十八和三十九岁这个时期而言。正因为“气太壮”，所以敢说、敢怒、敢骂，他自己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是颇为自负、估价很高的，除在《与元九书》以及其他许多诗文中都有过说明而外，再如《伤唐衢》二首之一有云：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致我陈、杜间，赏爱非常意。
诗中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第一，他为“憔悴”的“生民”而悲伤，为了人民他不惜触犯当时的忌讳；第二，他说明写这些讽喻诗的目的，是要上达“天听”的，可惜“天高未及闻”，弄得“荆棘生满地”，但他也是毫不后悔的。因为他要追随陈子昂、杜甫的后尘，正视现实，要做一个对生民有所裨益的进步诗人。又如《寄唐生》诗中有云：
我亦君子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琴淡音声稀。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竞无奈何，呼作狂男儿。
这又说明了白居易的乐府诗的浅切通俗，目的在歌唱出人民的痛苦，他站在人民这一方面说话，不怕豪门贵族的震怒，也不管亲戚朋友的讥笑，全心全意地要救生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诗中的思想，是实践了元和初年他在《策林》六十八中写的“存炯戒，通讽喻”，“惩劝善恶，补察得失”以及《策林》六十九“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的主张的。《新乐府》序中也说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在他四十四岁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后写的《与元九书》中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是这样的意思。
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白居易赞美张籍的诗，说什么“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原来按照他的意思，“裨教化”和“理情性”，“济万民”和“善一身”，上下是可以打通一气的。下面有“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等旬，这和前面所引“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意思完全一样，也和《策林》六十八中所说的“纫王教，系国风”，《策林》六十九中所说的“立理本，导化源”等说法并无矛盾。一舒一卷之间，道理相通，更和他在《策林》十七中所说的“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济万物”以及他在《新制布裘》中写的“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适相吻合。白居易早年是儒家的信徒，他是要遵守孟子“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那些信条的。“独善其身”，据赵歧注：“独治其身，以立于世间，不失其操也。”孟子原是根据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道理来立说的。焦循《孟子正义》章指云：“修身立世，贱不失道；达善天下，乃用其道。”道是一个，并不是两个，无论是出或是处，都守的是这个道，不能违背。自居易所敬服的诗人陈子昂所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诗)，杜甫所云：“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及和他同时的韩愈所说的：“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争臣论》)，都同样的是兼善天下的思想。自居易《与元九书》中有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这说法是合乎儒家的精神的。虽说他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立场，他所守的“道”也是封建士大夫的“道”。可是“守道待时”以及“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思想还不完全是消极的。但我们读到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一诗中的说法，就觉得有些不同了。元稹诗中有云：
况乃丈夫志，用舍贵当年。愿(《全唐诗》作顾)予有微尚，愿以出处论。出非利吾己，其出贵道全。全道岂虚设，道全当及人。全则富与寿，亏则饥与寒，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解悬不泽手，拯溺无折旋。神哉伊尹心，可以冠古先。其次有独善，善己不善民。天地为一物，死生为一源。合杂分万变，忽若风中尘。抗哉巢、由志，尧、舜不可迁。舍此二者外，安用名为宾。(《元氏长庆集》卷二)
这首诗中的思想和白居易所根据的孟子的思想就大有不同了。自居易把“独善”和“兼善”对立起来了。“善己不善民”和“抗哉巢、由志，尧、舜不可迁”，这绝不是儒家的思想。巢父不肯接受唐尧的禅让；尧帝想要邀请许由做九州长，可是许由感到这是莫大的污辱，认为听到这样的话简直是弄脏了自己的耳朵，连忙跑到颍水滨去把弄脏了的耳朵洗擦干净。这是真正的避世的隐士，和孔子所反对的楚狂、接舆、荷蒉、荷丈人等，是一般的行径。白居易对于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的说法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就在《讽喻二》《读史五首》之二末云：“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山林少羁鞅，世路多艰阻。寄谢伐檀人，慎勿嗟穷处。”他对于巢父、许由们是那样的钦佩和向往。后来诗中用巢父、许由的典故也很多，如“巢悟入箕颍，皓知返商颜”(《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就是以巢父和四皓等隐士自比。又在《秋日与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一诗中说：“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这就和元稹“善己不善民”的意见一样，把“兼济”、“独善”完全打成两橛，“独善”真被解释为消极无为，不再意味着“守道待时”、“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了。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自己还有几句这样的话：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菩之义也。故览仆诗(按《全唐文》“诗”下有一“者”字：知仆之道焉。
这样说法，似乎也是有问题的。“志”是“主观愿望”，“行”是“实践行为”，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志在兼济”，是有心要“博施济众”，这当然是好的了；可是“行在独善”，就变成立身行事只顾自己，这怎么行呢?(这里是根据“善己不善民”、“兼济独善难得并”来解释的，不是根据“独治其身”、“不失其操”来解释。)如果说“讽喻”是“志”，
“闲适”是“行”，那就是说“志”和“行”不能统一，“志向”和“行为”完全矛盾了。(也许可以解释为抱兼济之志，不遇国君的知遇，那就不得已而成独善之行。白居易的这篇文章是在江州写的，所以这样说。但原说法究竟意思不显豁，他的苦心是不易使人一看就了然的。清人刘熙载的《艺概》对于这一段文字加以按语云：“观香山之言，可知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道无不在”也说得玄了，泛了。)
白居易的全部作品中之所以充满了许多复杂的矛盾，而其中的主要矛盾尤其显得突出，我看就是在“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个基本思想之下产生出来的。
李白《赠韦秘书子春》诗有云：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又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这种思想也许和自居易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但绝不是“善己不善民”的消极思想。因为李白已经明白地说独善是无益的了。
而且白居易的消极思想不但表现在讽喻诗以外的诗篇中，在讽喻诗中也有不少的消极思想。如《讽喻二》和《答诗十首》第一首《和思归乐》有云：“人生百年内，天地暂寓形。太仓一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尚达死生观，宁为宠辱惊。中怀苟有主，外物安能萦。任意思归乐，声声啼到明。”这些诗中已经说明他是又信佛又信道，不再忠心耿耿地做孔孟圣贤之徒了。写这些诗也是在元和五年，他三十九岁，和写《秦中吟》正是同时，而且《和答诗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同编在《白氏长庆集》第二卷内。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前面有“况始三十余，年少有直名，心中志气大，眼前爵禄轻。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不苟免难，进不曲求荣”那一些叙述，所以也认为是讽喻诗呢?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讽喻”和“闲适”的界限总是应该弄清的。
至于在“闲适”诗中，即使是早年所作，甚至在锋芒最露的时候，自居易也刻刻不忘退休。如《自题写真》(自注：“时为翰林学士”)诗云：
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
去。收取云泉身。(《白香山诗集》卷六)
这一首诗是足以说明那时他的思想的另一面的。汪立名按云：“据此诗内‘五年为侍臣’及‘宜当早罢去’之句，当作于元和五年，盖是年岁满当改官也。以公年计之，为三十九岁。”今人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中有云：“按侍臣指翰林学士，白氏元和二年末始得此差，则诗是六年作，非五年作。”不管是元和五年作也好，元和六年作也好，反正是白居易四十岁之前的作品，又是和写《新乐府》《秦中吟》差不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早已替自己看相，看定是“山中人”并无“贵相”，虽说刚狷成性，不肯同流合污，但又怕因此惹出祸事，不如早日退
休安享云泉之乐的为妙。(这种怕惹祸因而想退休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之多的。)这就足以证明并不完全是因为贬谪江州司马以后才骤然消极下来的。元和六年，当自居易四十岁因母丧退居渭上时，自写其矛盾的心境，有“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之句(《适意》二首)，意思是说如果照直道而行吧，就要得罪于人；如果不顾是非而随人后以求知遇吧，又不是我的志愿。结果便见“消尽浩然气”，而“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了。在《白香山诗集》卷七中有一诗题云：“昔与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这是在江州写的。(时当元和十年至十三年，他是四十四岁至四十七岁。)他自己说明，在十年以前，就早有“休退之心”了。那就是说，在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至唐宪宗李纯元和三年正当他三十四岁至三十七岁的时期内，就和元稹“同蓄休退之心”了。诗中有“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等句。他是对老子“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的话深有体会的，所以又说：“朝见宠者辱，暮见安者危，纷纷无退者，相顾令人悲。”他对于“明哲保身”的道理想得很透(这种思想充满在“闲适““感伤”“杂律”以及后集各卷中)。在四十多一点的强壮之年时，就有过三十年的闲居计划，《游悟真寺》诗末有云：“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白氏长庆集》第六卷)可见他在壮年时，就打定主意要安逸快乐三十年，并不想终其一生为他的理想目标积极奋斗了。至于《自诲》诗云：“人生百岁七十稀，设使与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汝不思二十五六年来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来日皆瞥然，胡为自苦于其间!”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他被贬谪江州失意而消极时写的，当然比写《游悟真寺》时正在朝做太子赞善官的时候更加消极了。
当我们读白居易的集子中有“兼济”思想的诗时，我们是很感动振奋的；当我们读他同一时期的诗中又表现不少消极退休的思想时，我们又感觉到有些矛盾，二者之间不能调和。我们今天当然应该多读他的有积极意义的诗，多表扬他在这一方面的卓越的成功，但是他的诗集中有不少消极性的东西，我们也实在无法抹煞。至于后期作品中除了消极退休的思想而外也还有积极性的东西，那也是事实，不过在分量上消极性的东西就更多，和前期是有很大的差异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自居易的诗不单是前期和后期作品中有自相矛盾的思想，即使是同一个时期内的思想也常常免不了有矛盾。以上算是一个初步的简单的概述。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小官僚的家庭，自己是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感情不可能不受他的阶级的影响。但知识分子常常易于动摇，他的思想跟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不会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一个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读书求上进，出处问题是最大的事，要煞费脑筋考虑的，这里面有向上爬的思想，也有谋生计的打算，当然也希望能好好施展自己的抱负。自居易是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他十分同情穷苦人民，由于他自己也确曾受过穷苦的磨折，和人民的感情有相通之处。他在少年时代，南北奔走，愁于衣食，他曾自述贫贱时的情况道：
马瘦衣裳破，别家来二年。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白氏长庆集》卷九《秋暮西归途中书情》)
养无晨昏膳，隐无伏腊资，遂求及亲禄，oa来京师。(《白氏长庆集》卷九《思归》。又卷十三《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宜歙崔中丞》亦有“养乏晨昏膳，居无伏腊资”之句。)
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白氏长庆集》卷九《将之饶州江浦夜泊》)
自居易十几岁时候，经历过朱、李希烈等割据为雄的兵乱，在越中避难，有《乱后过流沟寺》诗：“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又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一绝，题下自注云：“时年十五。”又有《江楼望归》五律一首，自注：“时避难越中。”此外又有“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一律。这些诗说明他从小就是在政治混乱、民生极不安定的境况中长大的，这些生活经历是惨痛的，但这也和诗人后来充满同情人民的感情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他是真正的接触了生活了。这个生活的基础是宝贵的。假如他生长在豪门贵族的家庭中，就不会接触到人民的痛苦生活，自然后来也就不能在作品中对现实很好地加以反映了。
封建社会中的读书人要做官，必须拜名公巨卿之门。唐朝士人用诗作为干谒。白居易初到长安，用《赋得古原草送别》为首篇的诗卷去见顾况，顾称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这是艺苑中传为美谈的事。可是当时只有十六岁的自居易，其忐忑不安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同时期他还有《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云：“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诗中有一种傲然不平之气流露出来，这不仅仅是为尹公亮一个人而发的牢骚吧。不用诗去干谒，也不去求公卿的一字书不更好些吗?然而为了生活，为了求名，他非走这样的路子不可。从这些地方就足以见到诗人情绪上的矛盾了。
后来白居易做官了，官职是小的，逢上迎下，是受气的。即以他亲身尝受到官府小吏征敛勒索的痛苦一事而言，例如说“和籴”吧，他就在诗文中一再表达出他思想上的矛盾。
“和籴”是当时政治经济上一件重要的大事，这里不能详说。[据《通鉴》二百十四卷唐纪开元二十五年及《新唐书》五三《食货志》的记载，因为西北驻有防边的重兵，不能供给粮食，才开始用“和籴法”。 玄宗时，牛仙客为相，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通鉴》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贞元三年，有关于德宗入农民赵光奇家，赵光奇向德宗申诉“和籴”之言的记载。
又据《唐会要》卷九十说是“德宗贞元二年，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等州府，夏秋两岁青苗等钱物，悉折籴粟麦，所在储积，以备军食”。
今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圹财政”部分略有阐述。俞大纲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卷《论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一文中曾详为论列。按高力士曾云：“仙客建和籴之策，虽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我们正不可以人废言。]简单地说，“和籴”原只为要供给西北广大地区边防军的军粮而在关中贱价收买农产物的一种办法(籴是买进，按照规定，米价太贱了，由官府加价买进，米价腾贵时，还可以贱价卖出，以资调节，所以叫和籴)。在唐玄宗李隆基实行时流弊还不十分显露，到了唐德宗李适、唐宪宗李纯时，就变成“散配户人，严加征催”的强迫收取人民农产品的虐政。自居易有《论和籴状》(《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自述这件事道：
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官吏们奉行上面的命令，借口要军粮，一律到处勒索，比税赋还要厉害，农民因此普遍破产。这个制度早在李隆基时代，高力士就已看到它的弊害。（据《通鉴》二百十四卷唐纪开元二十五年及《新唐书》五三《食货志》的记载，因为西北驻有防边的重兵，不能供给粮食，才开始用“和籴法”。 玄宗时，牛仙客为相，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通鉴》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贞元三年，有关于德宗入农民赵光奇家，赵光奇向德宗申诉“和籴”之言的记载。
又据《唐会要》卷九十说是“德宗贞元二年，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等州府，夏秋两岁青苗等钱物，悉折籴粟麦，所在储积，以备军食”。
今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部分略有阐述。俞大纲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卷《论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一文中曾详为论列。按高力士曾云：“仙客建和籴之策，虽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我们正不可以人废言。]李适和李纯都是因为军费浩大而且本身欲壑难填，非横征暴敛加重对农民的剥夺不行，他们都是不肯废除“和籴”的。《通鉴》记载李适在打猎时，到农民家去休息，农民赵光奇对他申诉“和籴”的害处，说官史强取硬逼，不给一文钱，所以使得农民在丰产年岁也无法生活。李适虽然因为赵光奇敢于进言，给他一家不上赋税的奖励，但对于和籴制度，仍然照旧执行。》
这个不一定是普通农民的赵光奇的话，不但说出了白居易生长的那个时代的农村经济的情况，也说出了白居易本人的经济情况。白居易同情农民的诗很多，除《杜陵叟》一诗中所诅咒的“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而外，又如《秦中吟》之一《重赋》中所云：“……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对残酷剥夺的统治阶级
作了严正的抗议。这些作品常被谈白居易诗的人所称引。像《杜陵叟》《重赋》这一类的诗是为真正的农民鸣不平的，另有一首《纳粟》诗，是为像他自己那样中小地主阶级鸣不平的，诗中用意似乎正是对“和籴”而言。
有吏夜扣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尝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白氏长庆集》卷一讽喻一)
这首《纳粟》诗，不但可以和前引白氏《论和籴状》相互印证，而且主要的还可以借它在这里来谈一谈白居易本人的经济地位和他的思想矛盾。当时的统治阶级，好征敛，喜进奉，“两税法”而外，还有什么“除陌钱”、“税闲架”(房屋)、“宫市制度”，以及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弄得人民怨声载道。连仅有一点田亩的中小地主阶级白居易也负气地说：“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意思说：“怎么样来就怎么样去，我这些粟呀，谷呀，原来就是皇上家给我的，现在还给你，算了吧!”因为他“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所以才得有“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这些不是租谷，就是俸禄。他这样负气，是当然的事，谁能把吃到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心里不难过的呢。何况像自居易这样有“侧隐之心”的人，“亲自鞭挞，所不忍睹”，“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他自然不能不十分愤懑的。正因为他自己是经历过贫困生活的人，所以能对贫苦的人表示同情；正因为他是“亲受迫蹙”的人，所以能对被压迫被剥夺的人发生共鸣。一方面他同情人民，为人民说话；另一方面他自己又是官僚，又是地主，他的思想感情是不可能不起矛盾和斗争的。
白居易的生活情况和经济地位后来是逐渐起了变化的，月俸钱由一万六千(为校书郎时诗云：“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逐渐上升到十万(为太子少傅时诗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这仅是就俸钱收入方面而言。(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有“白公说俸禄”一则，曾把白居易的诗句涉及俸禄者都摘录出来，可供参考。)至于由俸禄而连带谈到资产和僮仆的，如《偶作二首》诗中有云：“资产虽不丰，亦不甚贫竭。”(《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二)《移家人新宅》诗中有云：“移家人新宅，罢郡有余资。”(《白香山诗集》卷十九)《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诗中有云：“囊中贮余俸，园外买闲田。”(同上集卷十九)《自余杭归宿淮口作》诗中有云：“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同上集卷八)《池上篇》序中有云：“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臧获之习`磬弦歌者，指百以归。”(汪本《白香山诗集?别集》)官职是先小而后大，俸钱是先少而后多。俗话说得好：“水涨船高”，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就会说什么样的话。像白居易在唐代那样的封建社会中，他先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有如此之不同，他的思想情况能不跟着而有所改变吗?他有时积极奋斗，有时也消极悲观；有时会代表正义，有时也就只知顾到自己；有时剑拔弩张是前进的勇士，有时畏首畏尾像后退的懒人。动摇是他的特性，矛盾是他的常情，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晚年官高俸厚，于是有“官高俗虑多”(《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十一《忆梦得》)、“诚爱俸钱厚，其如身力衰”(同上集卷十一《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的叹息，如果说他晚年的思想之所以让消极颓废占了上风，并不是和他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关，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他的作品中常常爱称引疏广、疏受，我记得《汉书》疏广传中有一句话：“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怕也是用得到白居易身上的吧。当然他并没有很多的钱，也没有做到极品的官，他自始至终，不肯钻营，比元稹、牛僧孺等人，有较高的品格，这是实际情况。可是要说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受环境的影响，早年的刚强奋发之气一直维持到死的时候为止，那就是“粉饰家”的说法了。
古人论诗人境况，也颇有从经济地位上着眼的，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学海类编》本胡震亨《唐诗谈丛》同)卷二十五中有一段话说得好：
王绩之诗曰：“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隐如是，可 隐也。陶潜之诗曰：“饥来驱我去”，“叩门拙言辞”。如是隐，隐未易言矣。白乐天之诗日：“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园外买闲田。”如是罢官，官亦可罢也。韦应物之诗日：“政拙忻罢守，闲居初理生。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罢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罢耳。韦与陶千古并称，岂独以其诗哉!
意思是说，罢官和隐居，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活问题。生活问题解决了，像白居易和王绩一样，既没有来索讨地租的人，闲来只和清客们谈谈名理；而且买田亩，造园亭，逍遥自在，又何乐而不为。相反地，像陶渊明、韦应物那样，或者是连饭也没得吃，或者是只能租些田亩来耕种，那就难乎其为罢官和隐居了。陶和韦罢官就真的罢官，隐居就真的隐居，一点也不含糊。自居易晚年却又似罢官，又似不罢官，又似隐居，又似不隐居。他的隐居方式是所谓“中隐”。他的《中隐》诗是这样的：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二)
“中隐”这个名词是自居易的创造(后来的士大夫有很多跟着他以“中隐”自诩的)。隐于闲官，既不必负责任，又随月有俸钱可拿。“留司官”，就是他最感兴趣的所谓“分司”。唐文宗李昂太和二年，自居易归洛阳，授宾客分司，他有《分司》一律，说什么“散秩留司殊有味，最宜病拙不才身”(《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六)。又《咏所乐》云：“而我何所乐，所乐在分司。”(同上集卷三)做了“留司官”，可以不必像陶渊明那样的“饥来驱我去”，“叩门拙言辞”了；也不必像韦应物那样的“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了。乐得不劳心，不劳力，而又可免饥，可免寒。只是有一件事不好，思想上免不了矛盾。似“出”似“处”，非“出”非“处”，说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庸之道”么，实在并非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从来没有作过如是的解释。说是巢、由之行么，实在又和巢、由之行完全相反。假如真的不用脑筋，像白居易自己说的什么“除却慵馋外，其余尽不知”(《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十四《残酌晚餐》)倒也罢了，无如他并不真的是不用脑筋的“慵馋”之人，那思想深处就非有剧烈的矛盾和斗争不可了。在洛阳他有《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一律，有云：“汉容黄绮为逋客，尧放巢、由作外臣。”巢父、许由居然肯做尧帝的“外臣”，这恐怕只是作者个人的一相情愿，硬要使巢、由屈就自
己的主观愿望而已。
由于阶级的局限性，白居易有时乍得较高的官职总不免沾沾自喜，企慕富贵和向上爬的念头也时时在诗中表露出来。这说明他不仅仅是为了生活，实在还有些庸俗的思想。例如：
勿言未富贵，久忝居禄仕。借问宗族间，几人拖金紫？(《把酒》，《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三)
这诗里就有些向宗族夸耀富贵的意思。
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绶金章尽到身。(《戊申岁暮咏怀》，同上集卷九)
何言家尚贫，银植提绿醪；勿谓身未责，金章照紫袍。(《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四部丛刊本《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三）
紫袍新秘监，……腰金世上荣。(《初授秘监拜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八)
从这些诗里就又可见出官位高升后一副得意的样子。白居易后来和元稹一比，官不及他的高，于是叹息道：“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白氏长庆集》十九卷《初著绯戏赠元九》)和王起、李绅二仆射一比，又叹息道：
“荣兼将相不如君。”(《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十七)和杨六尚书(汝士)一比，又叹息道：“感羡料应知我意，今生此事不如君。”(同上集卷十五《和杨六尚书……》)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这恐怕并不是什么苛刻的话，而是合乎实际的。
白居易的一生行事，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钦敬和爱戴的。他在做翰林学士左拾遗官的时候，固然尽了一个好谏官的职责；在授左赞善大夫以后，也不认为是宫官而就不肯说话。真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他的议论忠直而有用，无一不切中时弊，正和他的诗一样是“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的。他上唐宪宗李纯的奏疏中说过：
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他的确是这样做过的，为了和宦官吐突承璀在政治上作不调和的斗争，竭力反对让吐突承璀去做掌握兵权的“招讨使”，居然当着宪宗的面指摘宪宗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使得宪宗下不了台，脸上立刻为之变色，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竟然敢当我的面如此无礼!”幸亏得到李绛的救护，否则，白居易早就遭到贬谪了。
唐代宦官势力之大是惊人的，实际上皇帝受制于家奴，兵权操纵在家奴之手，甚至皇帝的生命也被宦官掌握着，李纯、李湛都是被宦官杀害的。置身于那样黑暗险恶的统治下面，白居易自始至终和宦官进行斗争，绝不妥协。在这一点上，他比元稹的品格高，元稹是靠了宦官崔潭峻的力量入朝，后来又靠了魏弘简才能够做上宰相的；也比李德裕的品格高，李德裕是用大量宝物贿赂宦官杨钦义才得以入相的。至于李宗闵托中人势力以排斥政敌郑覃，韩愈也阿谀俱文珍，写《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这样的行为，白居易是从来不曾有过也是不屑去干的。即以对吐突承璀的斗争而言，他不怕危险，竭力反对，不肯“随时”，只知“报国”(根据他的诗“且昧随时义，徒输报国诚”)，这种精神是好的。他为什么这样奋不顾身的干呢?由于他深深感到李纯对他有莫大的知遇之恩。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一向有“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以及“士为知己者死”等等思想，这种思想的诗句在自居易集子中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来。《与沈、杨二舍人阁老同食敕赐樱桃、玩物感恩，因成十四韵》(见《白氏长庆集》卷十九)，《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期入阁因示十二韵》(同上集卷十九)，《登龙尾道南望忆庐山旧隐》(同上集卷十九)，《晚秋有怀郑中旧隐》(同上集卷十四)等诗中都有这类思想的句子。从这里足以见到他一直是奉行着“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信条的。他的理想是恢复贞观之治。他的希望是：“不如待我抉浮云，无令漫漫蔽白日。为君使无私之光及百物，蛰虫昭苏萌草出。”(同上集卷四《鸡九剑》)他认为“为君”和“为民”是统一的，“致君尧舜”就是为民，把国家治理好，使人民生活安康了，也就是“为君”。当时士大夫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看问题的。
这样看问题，在遇到有为之君时，自然会兴致勃勃地干。假如君王又肯听信他的谏诤，采用他的谋略，他就会成为功臣，历史上的所谓“圣主贤臣，风云际会”，就是这样。白居易经常这样叹息道：“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初入峡有感》)“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答刘和州禹锡》)，就是这个道理。
不幸自居易虽然有“经世”的抱负，却因高才和刚直而见忌，被大地主的政治集团排挤出京。远因自然是因为写了许多讽刺时政的诗篇，得罪了当时朝廷的权贵。近因则是为了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首先上疏论此事，“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旧唐书》本传)。那时的宰相张弘靖、韦贯之居然会把忠愤敢言的诗人看作僭越出位，不是谏职而干预朝政，对他深加厌恶。这就足以说明当时这个封建朝廷的没有是非了。于是有造谣诬蔑自居易的人，说他于母亲看花堕井而死时还做《赏花》和《新井》的诗，大不孝。中书舍人王涯还跟着参奏他有乖名教，所犯太严重，不配做刺史，改为江州司马。这是他在政治上受严重打击的开始。那时正是元和十年，他已经四十四岁了。这一年是白居易思想上转变的一个重要关头。在这以前，他的思想中不是没有消极的因素，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独善其身”的打算，但这个消极因素没有发展，相反地，积极因素胜过了消极因素。客观环境给了他以鼓励，尤其是因为李纯赏识他，他是情愿粉身碎骨为君国为人民而死的。但他终于像“忠而见疑、信而获谤”的屈原一样，泽畔行吟，形容憔悴，被放逐到了江州。他因此常有天道无知、人力莫可如何的怨恨和叹息。在这一时期内的诗，他往往以屈原、贾谊、冉求、颜渊、卞和和司马迁等人的不幸遭遇来抒写其牢愁忧郁的情怀。有名的《琵琶行》，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写的。洪迈《容斋随笔五笔》中拿《琵琶行》和苏轼的《海棠诗》对比，因为《海棠诗》中有“天涯流落俱可念”一语，他认为白居易《琵琶行》“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蒋士铨在《四弦秋》序言中说：“……岂以殿中论事，抗直干怒时，虽暂解于裴度一言，而宪宗厌薄之心，究不能释，因而借以出之耶?呜呼!此青衫之泪所难抑制者也。”这些意见是和白居易当时的心境相符合的。当然，《琵琶行》中的长安故妓，实在也是他生活经验中的真实人物，他过去在长安曾交过妓女“阿软”、“秋娘”等，有“多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诗(《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在来江州以前，又写过《夜闻歌者》(宿鄂州的诗)：“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悲绝”，正和这琵琶老妓，有思想上的关联。“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正说明一个人正在悲伤的时候，容易触动感情。读《琵琶行》，如果说白居易的青衫泪只是为了自己才洒的，固然太强调了主观；若说青衫泪完全是为了素不相识的琵琶老妓之故，就又未免太强调了客观。故事也许是虚构，感情却非常真实，这里面的真感情，虽说是为他人而触动起来的，主要的还是表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自居易在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都流露出消极的思想，从此他不肯再像以前那样的做“狂男儿”了，不再写“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的诗篇了。他“筑草堂于庐山香炉峰下，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旧唐书》本传)。本来他能走的路应该还有一条，就是不向恶势力屈服，继续为被压迫的人(包括自己在内)鸣不平。但他在思想矛盾和斗争之下，终于选择了前一条路，除学道炼丹而外，还要学空门平等法，讲究“天生”和“解脱”的禅理，以麻醉自己、逃避现实了。
白居易在江州这一段期间，有一件事在他的思想上最为矛盾也表现在诗篇中的，就是对平淮西战事的看法问题。原来他所属的政治集团是主张和藩镇讲和的，他曾上疏请罢讨承德王承宗之兵，又写《题海图屏风》诗，是对河北不用兵的主张的托讽之作。王承宗和淮西吴元济、平卢李师道向来是有勾结的。当时朝廷主和的有以李绛为首的一派，白居易是属于李绛主和派的。另一主战派则是李吉甫、裴度、武元衡等。唐宪宗李纯信任主战派，终于战胜了藩镇，先平定淮西吴元济，平淮之功，裴度为首。当时自居易因为思想走向消极，对这一战争，完全置身事外，取的是隔岸观火的态度，和盗杀武元衡时首先上奏章“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几乎判若两人。试以下列一诗，即可作证：
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见《白氏长庆集》卷十七)
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任征讨淮蔡的主帅(淮西宣慰招讨处
置使)，裴度和李吉甫及其子德裕政治上的关系原是密切的。白居易和牛僧孺、李宗闵接近(牛僧孺是自居易的门生)，当然不会拥护裴度。(后来退居洛阳和裴度在一起饮酒做诗，歌颂裴度的丰功伟绩，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对于淮蔡一役，始终表示疑虑和旁观的态度，这是重要的原因。元和十二年十月，李逡瓜讨荩芪庠茫次髌健Ｔ谡庵埃跃右子幸皇
闻停岁仗轸皇情，应为淮西寇未平。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白氏长庆集》卷十六)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淮寇将平未平的时候写的，他的矛盾心理又很分明地呈露了出来。在十分消沉的心境中，忽然想要“飞短檄”、“请长缨”了，死灰复燃，静极思动，真的义愤填膺，想起来干一番了。虽然他没有真的就去参加战斗，可是他要在政治上再找出路是很明白的事。元和十三年，他得到崔群的推荐，由江州司马升任忠州刺史，他写了《初著刺史绯答友人见赠》和《又答贺客》等诗表示欣喜，最有趣的是《别草堂三绝句》，其中有云：“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为感君恩须暂起，炉峰不拟住多年。”“久眠褐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庐小未要动移文。”分明是出了草堂，偏说是“心不出”。一个准备在“匡庐终老”把江州作为“故乡”的人，一下子转变了。“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习土辍(《入峡次巴东》)，“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兴高采烈地上了任，虽然忠州是小邑，到任之后他确实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些事。但是忠州绝对不能施展他的长处。他有了“天教抛掷在深山”的叹息。由于生活很苦，吃的穿的都不好，于是又有人生空虚之感。自居易有《即事寄微之》一律云：
畲田涩米不耕锄，旱地荒园少菜蔬。想念土风今若此，料看生计合何如?衣缝纰自自在在自自在在自自在在□黄丝绢，饭下腥腌百小鱼。饱暖饥寒何足道，此身长短是空虚!(《白氏长庆集》卷十八)
《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之一《竞渡》云：
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
《答杨使君登楼见忆》云：
忠万楼中南北望，南州烟水北州云。两州何事偏相忆，各是笼禽作使君。(《白氏长庆集》卷十八)
把自己比作“灵均”，把太守官比作“笼禽”。他仍然极不得意，是可想而知的了。
不久唐宪宗死，穆宗李恒即位，白居易幸得和元稹同在宫廷供职。无如李恒荒纵不法，执政者又多非忠正，河朔再度作乱，白居易上疏论事――《论行营状》等――不被采用，因自求外任，到杭州做刺史。在杭州时，除《新唐书》本传所说的白居易“筑堤捍钱塘湖，锺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等记载而外，他自己有《钱塘湖石记》一文，可以见到他努力从政、利厚民生的成绩，《别州民》诗云：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五)
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白居易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他自写工作的忙碌情况道：
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一)
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与暮，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同上集卷七)
由以上的诗可以见到他在杭州、苏州任上，很辛苦地在做事，并且有了不少成绩，这只要看当时的州民对于他的爱戴，就可以知道。白居易去苏州时，刘禹锡有《白太守行》云：“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白居易自己也说：“……何乃老与幼，泣别尽□衣?下惭苏人泪，上愧刘君辞。”如果没有好处到苏州人民身上，苏州人民是不会那么哭送的。
可是自居易在杭州、在苏州，也和在忠州时一样，思想上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同时并存，当他感到不太遂意或游倦了玩倦了的当儿，便在诗中流露出不少消极的思想来。
太和以后，李宗闵和李德裕党争更加激烈，自居易“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旧唐书》本传)。自此以后，他不问政治，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思想，消极的成分更多于积极的成分，自是势所必然的事。他在《序洛诗》中说的“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正是合乎实际的概括语。
当然，白居易对于政治也还并不是绝对不关心的，例如他在太和八年写的《饱食闲坐》诗有云：
是岁太和八，兵销时渐康。朝廷重经术，草泽搜贤良。尧舜求理切，夔龙启沃忙。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唯此不才叟，顽慵恋洛阳。饱食不出门，闲坐不下堂。子弟多寂寞，僮仆少精光。衣食虽充裕，神气不扬扬。为尔谋则短。为吾谋则长。(《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四)
这中间所谓“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据宋人周必大说：“指李训、郑注等也。明年而甘露之祸果作。居易其知之乎!”又说：“尧舜求理切，夔龙启沃忙。言上虽锐意于治，而王涯等为相，非徒无益也。”(《益公题跋?御书白居易诗跋》)虽说这诗也是意在讽刺的，然而和以前所作的讽喻诗不同了，因为白居易已经置身事外，“顽慵恋洛阳”的目的，只是“为吾谋则长”罢了。
以后白居易写了许多关于朝廷政治尤其是关于甘露事变的诗，如《咏史(九月十一日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等。所谓“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十三)，都是属于“为吾谋则长”一类的思想，也就是“独善其身”那一种思想的发展。写“甘露之变”以李训、郑注事为主题的，当时还有李商隐，《李义山诗集》中有《有感》和《重有感》等诗，表示“安危须共主君忧”，痛恨宦官仇士良等的凶恶残暴，想向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呼吁，要他起兵诛灭宦官，后事虽不成，义山的态度是积极的。当然，各人的主客观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不过就事论事，在这一点上，李商隐诗中思想是企图用人力以挽回厄运，比自居易“彼为□醢几上尽，此作鸾皇天外飞”的置身事外自诩幸运的态度，觉得更加可取些。
至于白居易在晚年究竟还有“兼济之志”没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如有名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一诗中有云：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十)
这和早年所作《新制布裘》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是同样的思想感情，虽然有人说一是志在“天下”，一只是志在“洛阳城”，“有大小广狭之别”(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中语)，但是其为“兼济之志”则是一样的。
此外如《岁暮》诗中所云：“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炉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三)《题新馆》诗中所云：“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同上书卷七)《新沐浴》诗中所云：“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愁。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同上书卷四)他平日在穿一衣进一食甚至一沐浴自感幸福的时候，立刻就想到无衣、无食、无炉火和在寒天征戍羁旅的苦人，以及在牢狱里的囚犯，这是和他的早期某些思想是一致的。但逊色的是只限于一种同情心而已，不能有早期那样刚强勇猛的力量了。他对诗是“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的主张未能贯彻始终。
有些作者说我国过去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常有儒道两派思想的矛盾。白居易不只有儒道两派的思想，还有佛家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不论前期和后期，都有这三家的思想在矛盾着，他的道家思想还包括有求仙烧药的道士气，这都是显然的事实。他的这些作品实在也是李唐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反映。因为李耳是皇家的同姓，自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以来，都尊老子，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上老子尊号日“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五年，特别崇玄学，设博士，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考试加老子策。李隆基自己还亲为老子加新注，晚年思想更发展为迷信神仙。嗣后老、庄思想在社会上的势力一直都是很大的。佛家思想，据韩愈在《重答张籍书》，皇甫在《送孙生序》中说，截止到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崇奉最信最笃的是公卿大夫。[《韩昌黎集》卷十四《重答张籍书》有云：“……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余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慢，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皇甫持正文集》卷二《送孙生序》有云：“浮图之法人中国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李世民为了兄弟自相残杀内疚于心，也积极提倡佛教。到了白居易出世之后的唐代宗李豫，更是特别迷信。他的宰相王缙、杜鸿渐，宠臣鱼朝恩都是最有名的佞佛的人，李豫令僧大讲仁王经(护国仁经)，鱼朝恩用万亿之费兴造章敬寺，李豫亲自到章敬寺，一次就度僧尼千人。自居易的“恩师”“座主”高郢当时曾上书谏止无效。当时社会上的风气是佛教迷信压倒一切。李豫自己是不能和李世民一样有所控制有所抉择的。(李世民一方面利用宗教安慰自己并麻醉人民，一方面又听了太史令傅奕的谏诤，积极防备它发生流弊，例如他为了萧璃佞佛太过，手诏切责，罢为商州刺史。见《旧唐书》卷六十三《萧璃传》)唐顺宗李诵一生多病，是崇尚浮图的。唐德宗李适贞元六年取佛指骨余来禁中供养(《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四年“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旧唐书》卷十五《宪宗本纪》)。以致招来韩愈的上疏极谏。后来唐文宗李昂也信佛1只有唐武宗李□是不信佛的，但到了李□时代，自居易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虽然他在四十岁以前(唐宪宗元和初年)曾在《策林》第六十七《议释教(僧尼)》中对佛教表示过“不可”的意思，主要是“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则理，二则乱。若参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又写过《两朱阁》诗，那也不过是“刺佛寺寝多也”。这思想仅仅和孙樵《复佛寺奏》(《唐文粹》二十六之下)中所云“去无用之髡以利民生”差不多，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佛教。
佛老思想是在唐代君臣之中都流行的，所谓“不入于老，则人于佛”。白居易不像韩愈那样以继承孔孟的道统为职志，他是既入于老又入于佛的。我们研究白居易的作品中思想矛盾问题，当然不能只以这些思想为依据，但这些思想也是组成的部分，我们读他的作品，也不能不从这一方面来略加研讨。
白居易早年崇儒，希望要实现自己所写的《策林》中的主张，后来因为“凡所应对者百不用一”，而且朝政被宦官把持，已不能实行他的志愿，于是一方面儒家的退隐思想如“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占了主要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还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于是道家思想乘隙而入，佛家的思想也乘隙而入了，尤其是佛家的思想更是“后来居上”。他曾干脆地说过：“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第一莫若禅……禅能泯人我。……儒教重礼法，道家养神气，重礼足滋彰，养神多避忌。不如学禅定，中有甚深味。”(《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白居易从来不曾说过佛教思想不如道家的话。道家的清净无为，知足不辱，较之佛教以柔谦退让为忍辱，真正的息怨息争，这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白居易在江州感到最烦恼时说：“自学坐禅休服药，从他时复病沉沉。此身不要全强健，强健多生人我心。”(《罢药》，《白氏长庆集》卷十五)这就不是道家的知足思想，更不是学神仙求长生的打算，而是佛家思想了。身体强健了，反而多生人我之心，这是多么异于常情的想法啊!这一绝句和他后来在六十八岁作的《病中诗》：“方寸成灰鬓作丝，假如强健亦何为。家无忧累身无事，正是安闲好病时。”在思想上前后是大致相同的。但他另有许多嗟发落、悲白发、忧老死和“百岁无多时壮健”，“百病皆可治，唯无治老药”的叹息之声，也是层见叠出。这和上面所引《罢药》《病中诗》比起来，
固然是显见的矛盾，和他另一种思想“未得无生心，白头亦为天”，也是互有抵触的。
白居易在二十岁以前就和佛教徒正一上人等有往来，有《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诗。贞元十九年，当他只三十二岁时，他就写过《八渐偈》，禅味十足。他的好友元稹是信佛的，《元氏长庆集》《遣病》一诗中就有“况我早师佛”之句。后来二人同在浙江，元稹为杭州僧徒写《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叙述佛教中人如何对元、白二人的倾慕。当时和白居易有交情、常来往的还有韦处厚[《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九《祭中书韦相公文》中有云：“公佩服世教．栖心空门，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长庆初，俱为中书舍人，日寻诣普济寺宗律师所，同受八戒，各持十斋，由是香火因缘，渐相亲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时一相见，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趋菩提，交相度脱。……”]、崔玄亮[《白氏长庆集》卷七十《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公之晚年，又师六祖，以无相为心地，以不二为法门，每遇僧徒，辄论真谛，虽耆年宿德，皆心伏之……”]等人信仰佛法最坚最笃。白居易自己就有“交游一半在僧中”之句。足见他在佛门中交游之广，比道门朋友是多得多了。(道士只有吴丹、郭虚舟，苏□师，张道士、李道士等寥寥数人而已。)如果用“欲知其人先观其友”的看法来看，也是一种佐证。
白居易在《传法堂碑》一文中说：“居易为赞善大夫时，常四诣师，四问道。”(琴按：“师”指大彻禅师祝维宽)他并有问道于鸟窠和尚及其他禅师的故事屡见《传灯录》《高僧传》《佛祖历代通载》等书中，他的文集中有《与济法师书》《华严经社石记》《修香山寺记》等数十篇，可以见到他和佛家的关系之深。《新唐书》本传中有云：“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他自己写的《醉吟先生传》中也说：“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白氏长庆集》卷七十)
但是自居易始终不曾和儒家和道家绝缘。所以有些人根据他的“三教论衡”那篇趁唐文宗生日在麟德殿上和和尚道士们问答教义的应制式文学，以为这是所谓“三教调和”或“三教合一”。其实这种文字只是替皇帝装装门面的东西，和自居易文集中知制诰那一类代替御笔的东西几乎是同一类的。史书上说当时“论难蜂起”，“辞辨泉注”，唐文宗以为是他的“宿□”，不胜叹服。这在政治上还有团结当时众多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的意思。和白居易
在一起谈的人，《旧唐书?白居易传》说是僧惟澄、道士赵常盈，陈振孙《白香山年谱旧本》“惟澄”作“惟应”，汪立名《白香山年谱》说是安国寺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总之，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千百万佛教徒和道教徒中间最有地位的代表人物，否则，也不会在皇帝面前论道了。唐代帝王在诞节令僧道谈道于麟德殿并不是从唐文宗开始，早已有此例行故事。“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参之”(《通鉴》唐纪二百三十五卷)。我们知道四门博士韦渠牟就是以“嘲谈辩给”得宠于德宗的人，自居易的《三教论衡》实在不过和韦渠牟同样以“嘲谈辩给”见赏于帝王而已，在这篇《三教论衡》中是见不到什么出色的精义，更谈不上代表白居易的思想的。
关于佛道思想的冲突，我们只要读梁释僧□编撰的《弘明集》、唐释道宣编撰的《广弘明集》就可见出，那其中有许多非难道教的文章。琳道人的《白黑论》出来之后，许多居士和僧侣都起来驳难。在《广弘明集》中的释道安的《二教论》十二篇，周甄鸾的《笑道论》三十六条(并启)，条分缕析，议论尤其露骨。释法琳的《辨正论》，也是反驳道家的文字。
释道宣的《箴傅奕上废省佛僧表》，释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表(并启)》，释明□的《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表)》，则是对反对佛教的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
儒释道三教合一说，我看表面上似乎是合一，实际上是很矛盾的。
不过白居易诗中惯喜用佛道并列，这却是事实，值得提出来谈一下。例如：
1．禅僧教断酒，道士劝休官。(《白香山诗集?后集》六《洛下寓居》)
2．大底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同上集卷十九《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
3．达摩传心令息念，玄元留语遣同尘。(同上集卷十二《拜表回闲游》)
4．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同上集卷十二《负春》)
5．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
(同上集卷五《竹楼宿》)
6．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钱。(同上集卷十二《自咏》)
7．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
(同上集卷六《味道》)
8．静念道经深闭目，闲迎禅客小低头。(《全唐诗》七函白居易二十七卷《偶吟二首》)
9．学禅超后有，观妙造虚无。髻里传僧宝，环中得道枢。(《全唐诗》七函白居易二十六卷《和微之春目投筒阳明洞天五十韵》)
10．君何嗟嗟，独不闻诸道经，我身非我有也，盖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闻诸佛说，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汪本《白香山诗集?别集》《齿落辞》)
像这样一半佛家一半道家的思想，在自居易的作品中常常是并行不悖，捉对儿列举出来，例子是举不尽的。是不是二家思想完全调和统一，没有一点龃龉的地方呢?虽说他被唐人张为在“主客图”中尊为“广大教化主”，那只是从诗坛地位来说，自居易怕也不能使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真正打成一片，一点儿也不发生矛盾的吧。
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始而有佛教道教的消极思想和儒家的积极思想的矛盾(儒家也有消极思想，前已提到)，当儒家的某些积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佛教道教的消极思想就变成次要的；当佛教道教的消极思想取得主导地位的时候，积极的思想虽然不是没有的，但却是很微弱而无力的了。这种变化，似乎是大家所公认的。至于佛道二教思想究竟是谁占了上风，这里面却是比较复杂。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一文(《元白诗笺证稿》，第306―315页)中，始而用《答客说》一诗“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我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自注云：“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故云。”)来证明白居易“晚年皈依释迦而不宗尚苦县”，并云：“固可视为实录。”这是对的。但是继而又说：“乐天易蓬莱之仙山为兜率之佛土者，不过为绝望以后之归宿，殊非夙所蕲求者也。”终而又说：“……韩公排斥佛道，白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
我不很同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是白居易作品中思想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提出个人粗浅的意见，作为商榷。
白居易晚年究竟是“皈依释迦”还是“宗尚苦县”?仍然需要从作品中去找证据。陈寅恪先生既已举出《答客说》一诗作为“皈依释迦而不宗尚苦县”的证据，并且说“固可视为实录”了，可是又说：“乐天易蓬莱之仙山为兜率之佛土者，不过为绝望以后之归宿，殊非夙所蕲求者也。”我们试研究一下他对于“兜率之佛土”到底是不是“夙所蕲求”。
白居易作品中说自己不信道专信佛的地方太多了。略举数例如下：
《祭庐山文》有云：“亦欲摆去烦恼，渐归空门。”(绍兴本《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他在江州时是修道炼丹最起劲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摆去烦恼渐归仙道之门”呢?他所以要说“渐归空门”，正说明是“夙所蕲求者也”的了。
《不二门》诗有云：“……亦曾烧大药，消息乖火候。至今残丹砂，烧干不成就。行藏事两失，忧恼心交斗。化作憔悴翁，抛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须得医王救。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白氏长庆集》卷十一)这诗中所谓“行”是指在朝做官，行儒家之道；“藏”是指“烧大药”，学道家之术。不幸的是“行藏事两失”，所以“忧恼心交斗”，正因为对儒道两家都失望了，然后才皈依“不二门”的。禅学怎么会是“装饰门面之语”呢?他曾经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的序言中说：“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觉路之返也，非空门之归也，将安返乎?将安归乎?”(《白氏长庆集》卷十二)“儒风”才是“装饰门面”的“外服”；梵行实在是内心所宗，不是用以“装饰门面”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外虽信佛，内实奉道”，这怕不是自居易自己的真正思想吧。《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诗中有云：“既无神仙术，何除老死籍。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白氏长庆集》卷十)这又是对道家神仙之术表示失望的意思，真正“能度衰苦厄”的只有“解脱”之“门”了。
以上诸例足以推翻陈寅恪先生所说“用禅学来做装饰门面之语”，“外虽信佛，内实奉道”等不切实际的话，相反地恰恰证明白居易是衷心崇奉佛教的。刘梦得赠自居易诗有云：“事佛无妨有佞名”(《刘集》《外集》四)，司空图《修史亭》三首之二中有句云：“不似香山自居士，晚将心地著禅魔。”(《全唐诗》十函第一册第四十一页)又分明说他是佞佛的了。当时社会风气以“出家”为荣，他的《吹笙内人出家》诗：“雨露难忘君念重，电泡易灭妾身轻。金刀已剃头然发(佛经云：“若救头然。”)，玉管休吹肠断声。新戒珠从衣里得，初心莲向火中生，道场夜半香花冷，犹在灯前礼佛名。”(《白香山诗集?补遗》上)足见皇帝家里的女人也“出家”。唐代敦煌壁画也有大幅以内人出家为题材的，也是一种旁证。白居易虽未出家，却有“在家出家”的诗(《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十六)。
白居易年纪大了，纵然“知足保和”，也难免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于是不再安于“知足”，而要“幻想来世”。他有许多关于“他生”“来生”之想的诗，如：“他生当作此山僧”(《白香山诗集?后集》卷十二)，“我已七旬师九十，当知后会在他生”(同上集卷十六)，“来生缘会应非远，彼此年过七十余”(同上集卷十七)。这种“他生…‘来生”的念头完全是佛家思想。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试问“苦县之学”中有“幻想来世”的说法吗?当然自居易到晚年也并未完全忘记“苦县之学”，他的《读道德经》和《禽虫十二章》等诗还是含有老庄气味的作品。我说自居易的思想到了晚年以禅学为主要，但也并不是说“乐天之思想乃纯粹释迦之学”，说“纯粹”就不免笼统和武断。说他晚年的思想以禅学为主，“苦县”次之，似乎是比较近于实际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点，“分为丹药之行为与知足之思想二端”，“丹药之行为”，白氏自己已经亲尝失败的痛苦，非常后悔，不必再说；关于“知足之思想”，据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日‘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后可也。”关于知足思想，这的确是自居易诗中反复重迭，数见不鲜的题材。除陈先生所举的例证而外，我以为有一最重要的例证是不应该忘记的。当自居易四十四岁有一首《赠杓直》诗云：“况兹知足外，别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白氏长庆集》卷六)他首先说明在“知足”之外，还进一步向“南宗禅”“别”求“所安”。他不能仅仅“知足”于“逍遥篇”了，也就是说不能用老子的“知足不辱”的道理来限制他了。“知足”，“纯属消极”，的确有如陈先生所说“与佛家之忍辱主旨富有积极之意如六度之忍辱波罗密者，大不相侔”。但忍辱波罗密，只是六波罗密之一，其他还有五波罗密，白居易习佛多年，不能只节取“忍辱波罗密”，而完全不管其他五波罗密的道理。何况即以知足而言，也还是和忍辱波罗密“大不相侔”的呢!自居易当时的思想也真是那样知足的吗?如果只是知足，停滞不前，没有发展，那是不符合白居易思想矛盾的实际的。至于陈寅恪先生又根据自居易《吟四虽杂言》一诗，说：“乐天皆取不如己者以为比较，可谓深得知足之妙谛矣。”其实这还只是就一个方面而说，白居易又何尝不拿地位同自己高的人比呢?这只要看我在本文第二节之末所举的他也常拿元稹、王起、李绅、杨汝士等相比，叹恨自己的荣华富贵不如他们，足以为证。不过在诗的分量上比较言之，他的“知足”这一类的思想占的篇幅的确更多一些而已。
总括起来说，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内容，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是主要的，在中唐以后的诗歌领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整个文坛上也有很好的影响，他不但有比较进步的文学理论(如《与元九书》等)，而且有比较进步的创作实践。因此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较高，这是大家所一致肯定的。但由于阶级出身和历史条件种种方面的限制，他的思想感情还有很多是不健康的，即使在和恶势力展开斗争的同时，也还不能完全没有消极性的东西，一方面对统治阶级及其爪牙内廷宦官当朝执政者们作了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却又有退休、逃避、独善其身的打算，正如列宁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说的：“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即宗教，……”自居易的宗教思想，虽然和托尔斯泰的神父主义完全不同，但是他一会儿道士，一会儿僧侣，一会儿无为知足，一会儿觉路、空门，这些东西常常牵制他，侵蚀他，使他思想上产生了绝大的矛盾。当积极的进步的一面占上风的时候，就产生了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的好作品。反之，一不得意，陷入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时，就消极地只顾自我陶醉，唱出一些仅仅能给少数有闲阶级听听的底调了。一般论者把白居易前后期的作品截然分开，认为他前期的作品都是好的，后期的作品都是坏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在质量上比较，前期因有讽喻诗，勇敢和猛锐之气是足些，积极性的东西的确是比较地多；后期的诗大都是碰壁以后的收敛和抑郁的呻吟，闲适感伤的气味较重。但前期也有不少思想性很差的作品，后期也有思想性比较高的作品，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当然他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前后期中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他的作品有着很显著的影响，当他的思想和人民的思想接近的时候，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然带有人民的思想感情，反之，只是歌唱自己，逃避现实，远远地脱离了人民，人民便也不会再对它有浓厚的兴趣，“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白居易作品的内容是复杂的，有各种复杂的矛盾互相对立，而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对社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所应该注意的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
我们要从作家的具体作品中，作具体的分析，然后才能够对他整个的思想得出适当的结论来。我在这里初步地提出他的思想矛盾这一问题，供研究白居易的同志们参考，并竭诚地盼望同志们多加指正。
原载：《文学研究集刊》第4册，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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