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化国宇：《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里的中国人（更正重发）_法学学术前沿-爱微帮
&& &&& 【揭秘】化国宇：《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
&国际人权事业的中国贡献：——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编者按】这里向大家推荐的是一本新书，化国宇博士的《国际人权事业的中国贡献：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法大出版社2015年版）。与其说是推荐这本书，不如说是推荐这位在世界人权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骄傲——张彭春。作为人权领域的活动家并不为世人所知，但他的哥哥张伯苓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张彭春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等。本文主要介绍其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与事迹。并附上书的目录。&&作者简介：化国宇，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博士（年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联合培养）。兼任北京市法理学研究会理事，曾任《人大法律评论》主编。研究兴趣为法理学、人权法学和警察法学。&《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里的中国人作为联合国秩序合法性基石的国际人权是以《世界人权宣言》为根柢发展而来的。二战之后，全人类基于对战争和人权的反思，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制定了这样一份世界性的人权文件。它列出了一张人类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清单,并构成了各国在人权领域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人们往往把这个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真正的世界性人权文件与西方人权观联系起来,&而忽略其中的其他思想资源要素。其实,&这一普世人权是世界范围内多种文明思想沟通产生的。在西方人权理念资源之外,中国儒家思想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研究《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和通过的历史，可以发现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仅折冲樽俎推动《宣言》顺利起草，而且还将中国的儒家思想运用在起草和辩论之中，促使其融入《宣言》。2008年，正值《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第61届世界非政府组织年会在法国举行，会场设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大会特意将《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画像摆放在会场主席台两侧，其中包括人权委员会主席、美国代表埃莉诺·罗斯福，报告人、黎巴嫩代表马立克，法国代表勒内·卡森以及联合国人权司司长、加拿大代表约翰·汉弗莱等人。张彭春的画像被摆放在主席台左侧第二个位置上，由此可见主办方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国际人权立法上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而在联合国官方网站上关于《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介绍中，张彭春的英文名字“Peng-chun Chang”被列在仅次于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的位置，是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并这样介绍他：“张彭春，中国代表，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剧作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外交家，中国现代戏剧的著名导演。他能够向其他代表解释中国的人权概念，并且在谈判过程中运用儒家原理创造性地解决了的许多僵局，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达之间达成了妥协。他以宣言应具有普遍性为依据，坚决主张去掉《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有关于自然和上帝的隐喻。”《世界人权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代表张彭春（1892年10月21日－1957年7月19日），又名蓬春，字仲述，天津人，是南开创始校长张伯苓的胞弟。190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后赴美在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获得克拉克大学文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于1919年6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学习哲学和教育。张彭春曾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导演，南开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和清华大学教务长，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官等。“他不仅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创办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建树更是向来为人称道。他在联合国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国常任代表，兼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后又任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中国首席代表和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在起草过程中，他对很多条款的形成和确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第1条和第2条平等不受歧视的权利条款、第6条法律人格权条款、第7条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条款、第14条寻求和享受国际庇护权条款、第20条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条款、第21条政治参与权条款、第24条休息和闲暇权条款、第25条获得一定生活水准及社会服务的权利条款和第26条教育权条款。张彭春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还为《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世界人权理论注入了儒家的核心理念——“仁”。第一条中关于“良心”表述被公认为是张彭春将儒家思想引入《宣言》最为显著的标志，也是张彭春受到中外学者广泛赞誉的重要原因。《宣言》第一条的后半句写道：“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理性”（reason）这一契合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措辞是基于人权委员会报告员黎巴嫩马立克的建议而加入的，而“良心”（conscience）一词则完全是张彭春的贡献。原本草案将这一条表述为:“人人皆为兄弟。作为被赋予理性的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们是自由的并拥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在起草委员会第一届8次会议上，主席罗斯福夫人对这一表述感到满意。张彭春也就此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应当在‘理性’基础上增加一项理念，如果从汉语的字面翻译过来应当是‘人与人的互相感知’（two-man-mindedness）。相当于英语中的‘同情’（sympathy）或者‘对同伴的感知’（consciousness of one’s fellow men）。”他认为这一新的理念应当被看作是人的基本属性。张彭春所说的‘人与人的互相感知’，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他试图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一来源于儒家，然而却应该为世界所有人所共有的理念：“仁”是一个人（在自己有需求时）能够感受到他人与自己具有同样的需求，而在享有权利时，能够考虑到他人也拥有同样的权利。法国代表勒内·卡森称赞“仁”实际上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并同时赋予人较于地球上的其他存在更多的庄严和义务。由于英语里并没有与“仁”准确对应的词汇，因此卡森主张用卢梭的“同情”（compassion）概念来表示“仁”。黎巴嫩代表马立克和英国代表威尔逊则建议将“仁”翻译为“conscience”（良心）一词，尽管仍显词不达意，张彭春还是勉强接受了后者的建议，最终委员会决定用“conscience”作为对“仁”的翻译。以张彭春为核心的中国代表团为何能够对《世界人权宣言》做出历史性的卓越贡献？其中固然有国际时局的因素。中国在二战之后成为与美、苏、英并列的四大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中国在二战中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国际人权做出的牺牲，使得中国入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了众望所归之事。同时,中国代表张彭春的个人贡献是值得关注的。除了归功于他的个人才华和努力，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其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在人权委员会还是第三委员会，各国代表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他对儒家哲学的娴熟运用。他在起草过程中运用儒家学说使不同思想派别达成妥协，并向其他代表解释中国的人权观念，在辩论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了很多僵局。他还将儒家关于人权的理论和学说介绍给人权委员会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从而将儒家思想介给人权委员会。因而在人权委员会，他被各国代表视为“东方文明”的代言人。主席罗斯福夫人曾愉快地表示，张彭春在任何场合都能够引用中国的谚语来应对。汉弗莱在1948年的日记中写道：“在智力层面上，他（张彭春）远远高于第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我也喜欢他的（儒家）哲学”。他还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他（张彭春）是一个协调的艺术大师，拥有一整套儒家的经典名言，他在人权委员会陷入僵局时总能有现成的解决之道。”当《宣言》即将通过时，时任第三委员会主席的马立克在致辞中说，“（我）恐怕不太可能一一点名并致谢迄今为止参与到这个（起草）过程中来的所有个人，然而我不得不提及我的老对手张彭春，他通过频繁引用东方的智慧和哲学成功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并且通过其特殊的起草天分，他能够愉快地纠正我们的很多条款。”张彭春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正因为他了解西方，所以他更能发现西方文化中的不足，更珍视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他善于在演讲和辩论中巧妙地化用的儒家言论和思想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在起草《宣言》的过程中，也经常运用儒家的经典名言、策略和方法，调解争端、缓和矛盾、解决问题，他是在起草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位能代表亚洲价值的亚洲人。他的贡献在于将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起草过程，在实践上证明了儒家思想与人权的可协调性，也为世界人权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智慧启迪。今天，张彭春将儒家思想引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情况也被很多国外人权研究者注意到了。著名人权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萨尼·突维斯（Sumner B. Twiss）参考了联合国官方记录和汉弗莱的日记之后，在研究中指出“我可以确定中国代表张彭春在当年把儒家的一些思想、谋略和观点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审议过程，这一审议过程导致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后形成……儒学的这一贡献的范围和影响力比以往所报道的范围和影响力要广泛得多、大得多。张先生被汉弗莱认为是第三委员会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他对此事比任何其他人所尽的责任都要大……”。而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Meghan Loftus博士对此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张彭春通过运用渊博的儒家哲学，在关键时刻推动了起草工作，从而使《宣言》得以存活下来。也有学者还将这一成功归结于张彭春本人及其儒家哲学的开放与包容。法兰西学院戴尔马斯·马蒂（Mireille Delmas-Marty）院士对张彭春评价道，“作为受一个伟大文化滋养的人（中国的文化复兴者），他的经历大约可以证明他精神上的开放：获得美国以清政府“庚子赔款”设立的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土耳其做过中国大使、在巴格达作关于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讲座以致力于比较儒家思想和伊斯兰主义。他甚至还建议起草委员会成员花上几个月时间来研究儒家思想……”格林顿教授则总结，张彭春“善于跨越文化鸿沟”，不仅贡献了他自己文化中的重要观点，而且拥有理解其他文化，并跨越源于不同知识体系中的概念的杰出能力。总之，从这些权威评价中可以得出结论，张彭春个人学识上的开放与儒家哲学的包容之间的互济，是张彭春及其倡导的儒家思想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推动力量的主要原因。他是在实践中将儒学思想运用于世界人权领域的先驱者，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通过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在世界人权领域对儒家思想的成功运用，实现了儒家思想与人权理论的成功接榫。&&本书目录导&&论&&&&&&&&&&&第一节选题的缘起第二节研究的进路一、文献依据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第一章张彭春生平及其贡献概述第一节张彭春传略第二节“中国话剧先行者”张彭春在戏剧文学方面的贡献第三节“创立南大的计划人”张彭春与教育一、开创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功臣二、提倡和积极推动新式教育三、海外讲学，传播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第四节张彭春的外交和人权活动一、民族外交抗击帝国主义和日本侵华二、人权活动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第二章张彭春的人权素养及其来源第一节良好完整的中西方教育背景一、来源于中式教育的儒家与中国传统观念二、西式教育与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第二节戏剧家的人文精神一、中西戏剧中的人文旨趣二、张彭春的人文戏剧观第三节教育家的“公民”教育理念一、张彭春论教育与道德二、张彭春论教育与民主制度三、张彭春论教育与权利、自由第四节外交、人权活动的经历加深对人权内涵的领悟一、弱国外交中形成的爱国主义集体人权观二、接触多元文化形成多元人权观第五节总结：教育、戏剧和外交的历练造就了人权活动家&第三章《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与张彭春的参与始末第一节《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背景、内容、意义及法律地位一、《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背景和意义二、《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三、《世界人权宣言》的法律地位第二节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国际准备与法理依据一、二战期间涉及权利与自由的重要宣言与国际法文件二、《联合国宪章》——起草《宣言》的法理依据第三节中国等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及普通民众对《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推动一、中国督促联合国重视人权二、拉美国家、非政府组织、民众群体和个人积极推动《宣言》起草第四节张彭春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始末一、张彭春与他的同事们：人权委员会及起草委员会的创建二、《世界人权宣言》草案的形成与通过&第四章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贡献第一节坚持《世界人权宣言》的普遍性质一、主张人权的主体是全人类二、接纳普遍人权观念但摒弃西方中心主义三、抛弃人权哲学纷争，秉持宗教宽容理念第二节明确《世界人权宣言》法律性质及国际人权法案基本结构第三节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提出可行的起草方案第四节运用具有中国智慧的外交策略推动起草进程一、不失时机地使用中国谚语，运用中国式幽默和机智打破僵局二、倡导和谐，注重协商三、审时度势，搁置争议四、在《宣言》中运用概括性语言和兜底性措辞统摄各方意见第五节提交中国版的《宣言》草案，并承担《宣言》最初中文版本的翻译工作第六节总结&第五章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具体条款形成的影响第一节提议增加序言部分并阐明《宣言》的教育意义第二节对《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的影响一、提出增加“尊严平等”的表述二、将儒家的“仁”作为人权的理论基础之一三、坚持第1条不应被并入序言第三节对涉公民政治权利的条款的影响一、强调种族平等，区分“不歧视原则”与“法律前平等权”（第2条、第7条）二、简化“法律人格”术语的表达（第6条）三、明确“庇护”的双重权利内涵——寻求庇护与授予庇护（第14条）四、精减集会和结社自由条款（第20条）五、强调“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权”（第21条第2款）第四节对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款的影响一、完善休息与闲暇权条款（第24条）二、增加生活水准权利中的解释性表述并改进受特殊照顾的主体的措辞（第25条）三、主导受教育权条款的话语权，多次提出完善建议（第26条）第五节总结&第六章儒家传统与人权——来自张彭春的启示第一节中国为何能够贡献于《世界人权宣言》第二节张彭春如何将儒家思想融入《世界人权宣言》第三节如何看待儒家传统与当代人权建设（代结语）&附&&录附录一：张彭春年表附录二：1948年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版《世界人权宣言》（张彭春等译）附录三：张彭春博士论文中所附“有关现代化发展主要训练课程精选书目”附录四：《游美同学录》(民国六年北京清华学校编)中张彭春档案影印附录五：1948年5月中国代表团提交的中国版《世界人权宣言》草案参考文献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张彭春年表1892年4月22日生于天津，又名蓬春，子仲述，乳名五九或九儿。外名九爷或九先生。幼年常随父亲听京剧，奠定了理解京剧的基础。1898年左右&6岁左右入私塾读书。1900年&8岁庚子事变。八国联军骚扰天津。随兄伯苓举家逃住严修家。时瘟疫流行，缺药。用煮过一次的药，重复煮食，几乎丧生。1901年&9岁10月17日，作为第一届学生进入其兄长伯苓与严修共同创办的“私立中学堂”（后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为南开中学的前身）入读。1906年&14岁就学于南开中学，第一班。1908年&16岁夏，同梅贻琦、喻传鉴、王正钧、曹鸿藻、金邦正等33人毕业于南开中学。秋，考入保定高等学堂。1909年&17岁冬，父亲张久庵辞世。1910年&18岁毕业于保定高等学堂，以第十名成绩考取“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前身）第二批“游美生”。9月15日登轮，同行有竺可桢、胡适、赵元任、钱崇树、胡明复等71人，进入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1911年&19岁为“世界大同会”会员。12月27日，代表克拉克大学分会出席费城世界总会年会。1912年&20岁任克拉克大学学生辩论队队长，获胜多次。辩论经验使他对于文字之运用特别有训练。1913年&21岁夏，获克拉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三年读完四年课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14年&22岁9月3日，代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美学生参加波士顿全美留学生年会。1915年&23岁创作英文剧本《外侮》、《灰衣人》、《醒》。其中《灰衣人》于1915年3月发表于《留美青年》。《外侮》及《醒》为讽刺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而作。同年毕业于杜威门下，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16年&24岁夏，回国，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8月28日，被推选为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和首任导演。将《醒》翻译成中文，交新剧团演出，担任该剧导演。12月12日，《醒》剧由应届毕业生用英语演出，周恩来在《校刊》评论该剧“颇多引人入胜之点”。指导演出时趾周等所编剧本《一念差》。1917年&25岁&8月，校长张伯苓赴美进修并考察教育委托他任代理校长。9月23日，南运河决口，南开学校因地势低洼，被水淹没。他与学校其他负责人紧急组织学生迁到青年会、劝学所、学界俱乐部等处住宿和上课。10月，借到河北政法学校，全校迁入。尽管条件艰苦，但仍领导剧团筹备建校十三周年活动。10月17日，指导演出短剧《天作之合》，借青年会礼堂演出。11月指挥全校筑埝抽水保护校舍。1918年&26岁2月，补习班首先迁回南开校址。&&&7月，全校迁回。10月17日，指导演出自编话剧《新村正》，成功地运用西方现代话剧的技巧，成为南开新剧团的转折点，可称为五四运动的前奏。12月6日，指导演出《一元钱》。12月，张伯苓校长回国，张彭春交回代理校长职务，张伯苓赞扬他在担任代理校长期间的成绩。1919年&27岁&2月4日，被任命为大学部筹备课主任，主持筹备工作，负责规划校舍，拟定校章，南开开始筹备大学。自5月起，《春柳》杂志连续三期发表《新村正》剧本。6月，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9月25日，南开大学成立。1920年&28岁春，受聘担任到美考察教育的中国教育家的顾问和翻译，率领教育家参观美国各地的大学，并发表演说。经瓦萨女子大学校长介绍，结识该校中国优秀女留学生蔡秀珠。秋，国内发生灾荒，在美留学的洪深请他合作英文剧本《木兰》，以便在美上演，为国内灾民募捐。他一人写出该剧11幕。1921年&29岁2月24日及25日，《木兰》在百老汇克尔特戏院演出上演，引起轰动。5月24日，与蔡秀珠在纽约结婚。1922年&30岁4月，通过博士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但学校要求论文必须自费以书本形式发表，因无钱印刷，未能获得学位。至1924年正式获得学位。&6月，长女明珉出生，满月后即随父母回国。7月，受中国教育促进会委托，到西欧各国研究教育制度。访问英、法、德、苏联、波兰、丹麦等国，6个月后返津。1923年&31岁1月，回国，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母杨夫人逝世。8月，被聘为清华学堂教务长，提出制定改办大学的计划。11月，次女出生，取名“新月”。恰值与胡适等人组织文学社，即以女儿之名命名为“新月社”。外传先有新月社，不确。1924年&32岁1月，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对清华课程设置进行改革，被选为大学临时校务会议副主席。秋，清华正式组成新校务会议，他任旧制部主任兼普通部主任。5月，清华大学正式成立。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清华讲学。聘请中国学者，如梁启超等到校任教。为“新月社”导演泰戈尔的话剧《齐德拉》。1925年&33岁4月，清华校务委员会成立，他任委员。1926年&34岁6月，受清华保守势力的排挤与攻击而辞职。回南开担任中学部和女中部代理主任，并在大学部哲教系任教。连续担任新剧团副团长。指导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原名《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927年&35岁1月，提出“将社会视察列为正式课程”的建议被校方通过。夏，指导演出《卖国贼》、《压迫》、《获虎之夜》、《可怜的斐加》。9月，指导排演《国民公敌》，计划于校庆演出，因天津军政当局怀疑该剧有政治宣传作用，公演前夕被禁。10月，长子晨钟（现名辰中）诞生。1928年&36岁1月，赴东北考察。&&&3月23日，为纪念易卜生百年诞辰，将《国民公敌》改名《刚愎的医生》，得以公演。10月，次子远峰诞生。10月17日，指导演出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娜拉》。天津妇女届认为提倡女权有功。万家宝（曹禺）扮演娜拉。指导演出《圣泉》、《少奶奶的扇子》、《瞎了一只眼睛》、《小麻雀》。1929年&37岁10月17日，与万家宝（曹禺）合作，改译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斗争》为《争强》，首次由女演员扮演女角，指导演出，盛况空前。&11月，托徐志摩为南开大学图书馆购到诗歌、戏剧类图书一百一十八册。12月，赴美讲学并为南开学校募捐。1930年&38岁1月，在美华盛顿参加大使馆欢迎梅兰芳剧团访美，被聘为梅氏整顿剧目。经张伯苓同意，参加梅剧团，任首届总导演。梅兰芳演出大获成功，美国报纸纷纷报道，梅氏获加州普蒙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31年&39岁1月，在芝加哥大学教中国哲学及中国文艺，同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讲中国文艺。3月，返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暑期访问英国，同萧伯纳及爱斯特夫人讨论文艺。继又访问荷兰、芬兰、德国、苏联、波兰、奥地利、瑞士、法国后返美。“九一八”事变后决定回国。1932年&40岁1月，回国，在南开大学哲教系任教授，兼任南开中学主任。3月，赴苏联考察教育，并参观莫斯科的梅耶荷德剧院，与著名戏剧导演梅耶荷德进行艺术交流。5月，在南开连续撰写访问苏联报告。1933年&41岁春，张伯苓忧虑日军侵华危及平津而与他商量，他提出在内地建立南开分校的建议。最后决定在四川重庆设分校。6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后应邀在夏威夷大学讲学一年，讲授中国文艺。1934年&42岁秋，回国，逢三十周年校庆。与曹禺改编《新村正》，由他执导，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担任舞台设计，于10月17日在中学部新建的瑞庭礼堂演出。1935年&43岁2月，应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梅兰芳邀请，陪同赴苏演出，再次出任总导演，并与苏联著名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会晤。春，返校后与曹禺合译莫里哀五幕剧《悭吝人》，改为三幕剧，取名“财狂”。12月，指导演出《财狂》，盛况空前。后再度为天津市冬赈和救济贫困儿童举行义演。1936年&44岁1月，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借聘赴英交换讲学，在剑桥大学撰写并出版英文专著《中国在十字路口》（China at the Crossroads）。5月，回国返南开任教。1937年&45岁“七七”事变发生。&&&&7月28、29日，南开遭日寇轰炸。他连夜化装离津，由威海卫转南京，应国民政府聘任赴英美等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先赴瑞士，与中国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商谈。次赴英国，在伦敦阿尔伯特大会堂做《日本对平民的战争》（Japan’s War on Civilians）的演讲。再赴美国宣传。其家属留天津英租界。1938年&46岁3月，他撰写的文章《中国（抗日）斗争的“第二阶段”》在英国皇家研究院出版的《国际事务》第18卷第2期发表。7月6-15日，返重庆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其英语文章《中国大学与国家建设》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以外的大学》一书中发表。&&夏，蔡夫人率四个子女过沪经香港、越南赴昆明。&9月，回国在重庆南开中学演讲。1939年&47岁1月，赴美宣传抗战。19日在美国华盛顿组织“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对日经济制裁案”，飞赴美国及加拿大各大城市演讲及募捐。6月，克拉克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7月30日，赴英宣传抗战。1940年&48岁4月，回国，在重庆南开中学指导演出《财狂》。5月4日，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公使。&10月10日，与蔡夫人及二子抵任。女儿留沪。1942年&50岁3月16日，在土耳其公使任期内代表中国与伊拉克签订友好条约。并对皇室作两次演讲。&&&5月30日，被任命为驻智利大使。7月28日，抵任。1944年&52岁&10月，赴纽约开会，后辞智利大使职，赴哥伦比亚大学执教。1945年&53岁&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10月，回天津协助接收南开产业。冬，在天津南开中学作《什么是现代化》的演讲。1946年&54岁1月，任联合国创办会议的中国代表，赴伦敦参加大会，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国常任代表，兼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及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经常赴瑞士、英国、法国参加联合国会议。4月，张伯苓赴美治病，出院后在他家中休养。6月，举行张伯苓七十寿辰庆祝会，邀请旅美南开校友参加。为兄出版英文纪念册，中文名为《公能》。1947年&55岁3月，代表中国出席新闻自由会议，任首席代表。&7月，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56岁返国一次。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1951年&59岁2月赴智利开会。行前发高烧，抱病赴会。在智利心脏病复发。&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1952年&60岁&2月，未能参加联合国大会。&&&4月22日，旅美南开校友庆祝其六十寿辰。6月，退休养病，住新泽西州纳特莱城，在家学奏钢琴，研究西洋音乐。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绝往来。1956年&64岁2月23日，为纪念张伯苓逝世五周年和诞辰八十周年，写《南开是怎样创建的》（英文）一文。&12月31日，心脏病发作，长期休养。1957年&65岁7月19日，心脏病猝发，几小时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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