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申论】揭秘：2015年度哪些人感动中国？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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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申论】揭秘：2015年度哪些人感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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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文化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有位历史学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他老兄的说法尽管有失偏颇，但官僚主义在中国确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
所谓“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如工程师相当于正科级；教授则相当于正县级……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起源于秦王朝。王朝的创始人赢政为了削弱地方势力，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在全国废除王侯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由皇帝直接任命各级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自此“官吏”就是权力的象征，权力能够带来财富和地位，因此官吏成为社会最尊贵的阶层。
“官本位”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兴盛。科举制度是专门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对象是全体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精英，当这个“精英集团”的最高目标是如何考官和如何当官时，“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科举制度起源于隋王朝，定制于唐王朝，到宋王朝时才成为一种倍受尊重的制度。因此“官本位”文化在宋王朝时才由兴盛走向成熟。这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武人策动的兵变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又一次“陈桥式兵变”，赵匡胤大量任用文官，来限止武将的权力，同时扩大官吏数目，利用官吏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个将官集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巨大权力。结果官吏的数量成倍膨胀。
“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时走向了极端。明王朝以前，社会价值除了以官来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决定社会价值。一个人的音乐、绘画、书法才能，尤其是文学才能如果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他没有当官，依旧能够得到社会的部分尊重和认同，有些拒绝当官的隐士甚至于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外到了明王朝时就永远成为历史，开国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蛮且愚蠢到不准人当“隐士”，否则就要杀头！社会的各个细胞自此被“官僚主义”普遍并彻底地浸润。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阴魂在现代中国无处不在，在近期还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
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象：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密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
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
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
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义”，同时展示“礼义之邦”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
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义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象。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作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象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伯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作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
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璜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讯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作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喧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义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饲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想千方设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正经女人爱骂妓女，可她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笔者没有当官的愿望，可原因不是对官没有兴趣而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官。如果命运把一个较大的官帽子(一个县长就足够了)扣在我头上，我一样会自不量力地跃跃欲试。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骂官，一方面又热切地希望挤进官场分一杯羹。
综上所述：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遗害至深，阴魂不散，其阴影在今天还有加重加深的趋势。“官本位”文化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并存，要想彻底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引强大深厚的影响力，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过着比普通公民舒适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应该享有的与公务无关的特权取消，官场就不会拥有如引强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会一边骂官一边想当官。“官本位”文化也会真个地成为历史。
“官本位”文化有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有其厚重的历史原因。在倡导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今天，任何一个有良心和责任心的当代中国人，都应该对“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废除“官本位”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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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社会角色身份的不同，所作所为，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一个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用好自己的公职权力，为社会效力，此时，他不应该是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践行者。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职权大小，你唯一表现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照法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夸夸其谈,自我表扬,自己做的事情,要任由人来评判。而此时，你恰恰是相反,就得放弃自己批判社会的权利。而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人，他的天然权利就是批判社会，帮助政府改正错误。如果一个学者放弃了批判的权利，那麽，他就是失职的。---------------非常认同！
爽快！有学问，敢直言的学者。
寓幽默于政治，佩服。
现在吹鼓手是大潮流，难得有学者独树一帜反潮流。
官本位思维使地方媒体偏离正常舆论导向。官本位已经体现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地方的官方媒体围绕着地方领导转，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为他们的饭碗是地方领导给的，他们的升迁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地方领导的手里。地方媒体唯地方领导是从，给地方领导吹喇叭、抬轿子是他们的本分。
苦逼的言论
中国是奴性国民大国，这一点迄今为止并没有根本转变。新文化运动以来，国风民风焕然一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国人的生活面貌和生活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这些改善是表面的，是物质层面的；在精神生命上，中国仍然是奴性国民大国，与民国时期比较，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堕落了。为何会倒退呢？这是与国民奴性的驯化机制相关的，当族群的宗教文化与体制运行是奴性驯化系统时，国民奴性就会增加，反之就会降低，建国之后的体制运行及文化系统就是这样的系统，开放后虽略有改善，但是这样的系统，目前仍然支配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当前的国民奴性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也没有好转的迹象，这是民族转型复兴陷入难局的主要原因之一。
传统文化用绝对化的忠孝观为价值轴心，当今中国则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价值轴心，这两种方法在主体性阉割方面是等效的。传统文化否定常德，或者绝对化相对道德；建国后，中国的主体文化同样否定常德，强化道德的阶级性，绝对化共产主义道德；开放后虽有所改善，但至今遵循常德还没有成为主体文化共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党化教育，仍然是用文化手段消灭人的主体性的奴化教育，媒体诱导和体制奖惩则完成行为习性方面的驯化工作。换句话说，当今的教育、媒体和体制是三位一体的奴性国民驯化系统，所以说当今的中国仍然是奴性国民大国，
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那我们看看曾经动荡过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是否到达了幸福的普世价值彼岸。
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
因为他们在“民主化”后一夜醒来，发现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丢失了十四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新老沙皇历经几个世纪打下的出海口丧失殆尽，曾经强大无比的红色黑海舰队变成了内湖舰队，装备老化腐蚀，最后变成一堆废铁，国内新寡头疯狂掠夺国有资产，俄罗斯老百姓照样在街上排队，只不过这次连前苏联时期的计划供应卷都没有了，老兵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勋章换取面包，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
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回国参与“民主建设”，目睹对“市场化”后俄罗斯母亲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民主化“后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国媒体的民意调查，民众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 ! 这就是苏俄人民的觉醒。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这样的”民主国家“，现在沦为了靠卖资源为生。俄罗斯如果没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工业体系崩溃后肯定是穷得要死的国家。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一样去工业化，你觉得中国老百姓靠什么为生?卖资源的话恐怕还不如印度人的生活。
如果中国走了苏联的老路，又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老百姓吃什么?中国会惨几倍?你准备好棉衣了吗?你和你的家人，能撑过漫长的冬天吗?俄罗斯与中国的资源对比，石油储量是中国的40倍。天然气：193倍。煤炭：7倍。人均国土面积：17倍。请问，同样的崩塌，中国会惨多少倍?
冷眼看叫嚣推翻现体制的西奴公知，那些成天在网上忽悠的带路党们，你们诱使中国走向被人欺负、贫国弱兵、给米国人当狗、给中国带来耻辱的灾难时代。苏联休克崩塌给俄国人惨烈十年，虽最终觉悟并呼唤民族主义强人普京上台勉强镇住场面，却再也无法止住颓势，中国人均资源的现实，决定中国惨烈会数倍于俄罗斯，所以收起你们鼓吹的所谓觉醒，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比欧美强加给中国的要好，至少我们现在在发展前进，这就是中国人的觉醒!
欧美那一套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袁世凯死后一直到蒋介石掌权就一直在中国尝试，但带来了几十年灾荒饿死上亿人，带来了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带来了日本趁乱侵华屠杀，可否带来富强与和平?直到毛泽东平定了天下，中国才进入了真正和平稳定与独立自主发展的正轨，哪个敢否认?
居心叵测的天使、导师、公知们，你们若想在中国通过掌控舆论煽动乱局，就必须在我身体上踩过去，我若有一口气，都要让你们功败垂成!
杨云在《月亮不会答应》有一帖有关于对许锡良教授这篇文章的评论，转贴到这里：来自： 杨雲 上海 10月28日我今天和一位女企业家就在谈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批评还是批判，都是要分场合的。我不太认同许教授的话，如果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天然的权利就是批判社会的，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就有待推敲，因为知识本身就带有狭隘性和专业性，所谓的知识也是建立在人对自然或者社会的理解之上，不是凭空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个知识分子或者学者的观点都是一样的，那么好了，你不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吗？如果你是国家或者社会的代表，请教，你今天听了甲专家的话往左走，明天乙专家会批评你，建议你往右，后天丙专家会批判你，说你应该……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现在的国民素质决定了必须要集权，在集权的基础上讲究民主。比如作为一名记者，我的职责就是弘扬正气，树立正能量，这是我觉得在现阶段自己就应该这么去做。你觉得，对一个很多人根本不知何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是赶紧多注入一些正能量，让这些人醒悟好呢，还是继续灌输一些负面能量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更好？不想说了，今天我就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很难过！---------------建议你在评论民主的时候，应对民主的定义和状况先有一个大致的理解。试问：你连民主的渊源和底蕴都没弄懂，还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她？
楼上马经理，知道什么是傻逼脑残的思维模式吗？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这通俗易懂地用鸡蛋真难吃之十五种答非所问解释：
1，A：这鸡蛋真难吃。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2，A：这鸡蛋真难吃。B：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3，A：这鸡蛋真难吃。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4，A：这鸡蛋真难吃。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5，A：这鸡蛋真难吃。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6，A：这鸡蛋真难吃。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7，A：这鸡蛋真难吃。B：嫌难吃就别吃，滚去吃隔壁的鸭蛋吧。
8，A：这鸡蛋真难吃。B：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
9，A：这鸡蛋真难吃。B：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凭这个就不能说难吃。
10，A：这鸡蛋真难吃。B：隔壁家的鸡蛋是伪鸡蛋。
11，A：这鸡蛋真难吃。B：没有XXX，你连这鸡蛋都吃不上。
12，A：这鸡蛋真难吃。B：你这样说不利于稳定，不和谐。
13，A：这鸡蛋真难吃。B：要对咱们家的鸡有耐心，它一定会下出更好吃的蛋。
14，A：这鸡蛋真难吃。B：隔壁家也吃过这样的鸡蛋，这是初级阶段。
A：这鸡蛋真难吃。
B：很多家都是因为吃隔壁的鸭蛋而导致家庭成员冲突，生活水平下降最终解体。
关于俄罗斯，马经理的信息已经outdated。世界银行公布2012年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达127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官员只要被查处毫无疑问是采花大盗；开饭店的疑似在汤面里加了春药；婴儿奶粉里一般都有三聚氰胺；猪肉都是瘦肉精，鸡肉都是催化剂，牛肉都是染色酱，馒头里有吊白块，鸡蛋里有化肥味。假酒，假烟，假化肥，假农药，假文凭，假记者，假档案，假处女，假媳妇，假户口，假钞票，随时可见。脑残，正常。
前苏联的解体对前苏联政府来说当然算不上一件好事，但对于俄罗斯政府和人民来说，以我的所知，是一件盼望已久的大好事。我仅从俄罗斯以下与前苏联不同的政策加以思考：
在俄罗斯公民随时可以进行游行和示威，罢工也被认为是解决劳动纠纷的合法方式规定到宪法中。去俄罗斯旅游可以看到红场上的游行队伍。
俄罗斯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宗教都可以自由地在俄罗斯进行传播，目前俄罗斯归还了前苏联时期被占用的教堂给宗教团体使用，现在城市最漂亮的建筑又恢复为教堂等建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良心自由和宗教团体法》的保障。
俄罗斯人民获得了新闻自由，发行少于1000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保障。在俄罗斯联邦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
俄罗斯实施了多党制度，政党只要到司法部进行登记备案就可以成立了。多党制度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保障。政党的所有经费由各政党自己解决。
俄罗斯实现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任何政府成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并且于1月1日前申报上个会计年度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这些申报可以通过媒体公布，以便公民监督和举报。由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政府法规定和保障。
俄罗斯完成了卢布的国际自由兑换货币的转变。卢布数年来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状态。俄罗斯公民允许自由迁徙，取消了户籍制度，俄罗斯人实现了拿著护照和卢布到世界各地观光和工作。
俄罗斯加入了欧洲人权条约，实现了和平时期不执行死刑的承诺。俄罗斯被列入不执行死刑国家。俄罗斯人可以到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罗斯联邦侵犯人权问题，俄罗斯取消死刑执行。
还有，在经济和民生方面，俄罗斯提前偿还了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所有1150亿美金的债务，其中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的债务近500亿美金。免除了伊拉克的90亿债务。　　俄罗斯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前苏联时期的外汇储备，超过了包括前苏联时期15个加盟共和国的总和。　　俄罗斯恢复了十月革命前粮食出口大国的地位。前苏联的70年基本上是粮食进口大国。目前俄罗斯是粮食出口大国。　　俄罗斯在商用航空器发射市场中名列前矛。美国航天飞机失事后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独自维护国际空间站。　　莫斯科在全球城市中综合实力排名为第12名，超过纽约。莫斯科有7个火车站，世界最漂亮和便捷的地铁。莫斯科1000万人口。莫斯科每3个人拥有一辆小汽车。城市交通秩序井然。　　俄罗斯实施统一的13%个人所得税税率，是欧洲国家中个人所得税最低的国家。　　　　
更让我们国人羡慕的是：俄罗斯住房，水，电，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有的收费只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多家庭不知道水表是什么！治病不需要支付挂号，检查和治疗费用。药品的费用由国家控制并有高额补助！
我们常常说见仁见智，其实根据每个人背景立场的不同，我们所见到的不止仁，不止智，当然还有乱七八糟的别的。我们看一幅漫画，这幅漫画是一个裸体女人，大家看到没有啊，一个人因为身份不同，看到她的时候，因为这是裸体，而做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好比说，我们看这一位，他是艺术家，他看到这女人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女人变成一个现代抽象画似的画法的一个女人。好比说，我们看到这是个有钱的人，他看到这个女人，是把她幻想成在他自己客厅里面，在他那个虎皮的地毯上面，在那个酒旁边，在壁炉旁边的这个女人，他会想到这个位置。我们再看，这个西部的美国这牛仔，他看到这裸体女人呢，就想象这个裸体女人在骑马，西部的马。我们再看啊，这个是律师，律师当然是外国律师，他看到这裸体女人呢，他就把她想象成一个证人，在这个法庭上面，这边有这个陪审团，这边是法官，这个女人呢，裸体坐在这里，因为他是律师。那同样的，这是神父，他看到这个裸体女人呢，他就想象给她长了翅膀，就把她变成天使，觉得看到一个裸体的天使，看到一个裸体的天使一样，换句话说呢，神父看到的，跟律师看到的，跟西部的牛仔看到的，跟画家看到的，跟有钱的人、大富翁所看到的一个裸体女人的画片，所起的反应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身份、背景不同，所以引起来见仁见智，和见别的整个的不同。
有一个笑话，讲一个女人死掉了，很有办法的女人，她有很多男朋友死了，她男朋友里面有四类人，第一类人就是一个文人，喜欢写诗的文人，第二个男朋友是这个商人，有钱的商人，第三个男朋友呢是和尚，第四个男朋友呢是个杀猪的，是个屠户，卖肉的。她死了，死了以后呢，这个文人、商人、和尚和杀猪的，反应都不一样。这个文人就赞美他的话呢，痛苦啊，看到女朋友死了，讲了一句话说，一缕芳魂上玉楼，她到了天堂上去了，一缕芳魂上玉楼。这个商人怎么看法呢，万斛明珠何处求，这么值钱的一个女人哪去找呢？第三个和尚说呢，阿弥陀佛，西天去，这个女朋友一命归西了，阿弥陀佛西天去。这个杀猪的说呢，我的肉来我的油，他感慨呢，每个人遗憾的方法都不一样，再念一遍，有人的遗憾是一缕芳魂上玉楼，商人的遗憾是万斛明珠何处求，和尚的遗憾是阿弥陀佛西天去，屠户的遗憾是我的肉来我的油。换句话说，一个女人死了以后呢，他的情夫反应，根据职业的不同，感觉也不一样。
毛泽东说，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形成了什么呢？就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它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毛泽东的基本规格，是让那些骂我们的，让他们骂，没有说不许骂啊！看到没有，毛主席原始的设计，就是说让他骂，你骂得倒我啊，骂不垮我，骂得有理，我们接受，骂得无理，我们不理你，是不是？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啊！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同志，他觉得不让别人讲话，查禁他的书，把电视台把它盖住，不让他发声音，这个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啊，也不是邓小平的意思啊！并且这种同志，还是被邓小平点破的，他们是好同志，可是头脑僵化，这不看得很清楚吗，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与那些固步自封不会学习提高与时并进的所谓的文化人相比相比，许锡良教授的博识正直敢言和过人见解可以说在文化界独树一帜。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
在一个完全封闭封建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社会的批评。
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要分析研究一个脑残的人如何完成自我治愈，完善思维，提高情商，增加智慧，清醒、理智、对外界有正确的认识，做出正确选择，修补大脑回路，填补脑部大坑，做一个健健康康、生龙活虎的人。
我认为对不认同，不了解的东西思考再思考。就基本就告别「脑残」了。
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法宝，是“禁民之口甚于防川”。
科举制为国家选官员是进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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