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登录：世界“茶港”何以沉沦
福州自古以来一直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842年8月被开辟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6月正式开埠。19世纪中叶在经营茶叶贸易方面因距西方人喜欢的武夷红茶产区径捷而后来居上，在60年代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世界“茶港”，福州的商业贸易也因为茶叶贸易的兴盛而变得十分繁荣起来，“据说当时有外国商人估计如果江南和广州的战事继续下去，必然会有更大的贸易投向福州，估计在不久的将来福州的重要性会仅次于上海，事实上福州在19世纪60年代因茶叶贸易兴盛而光景不错，特别是1863年福州的进出口总值甚至超过了广州，达到了7
066 588磅，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位(上海为100 189 564两，广州为6 046
365磅)”，①但是此好景不长，只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在70年代后期福州年贸易总额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一、70年代中期以后福州世界茶叶贸易地位的下降
老福州照片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几张照片年拍摄于福州，是洋人镜头下的福建茶叶贸易的老照片；而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的一张照片，再现了1880年英国商人在中国福州茶叶品尝室中的情景。&
福州的年贸易总额在1875年以前仍保持在1 600万到1
700万海关两左右，但1875年以后至1894年的20年间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只达到1
000万海关两左右。虽然此时福州的茶叶仍在全国居重要地位，但福州茶市在这一阶段隐含着深刻的危机，与60、70年代时的颠峰时期对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导致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这一时期国内局势相对比较稳定，上海仍是全国的贸易中心；同时随着通商口岸增加，汉口、九江等地也成为重要的茶叶贸易市场，很多外国商行和商船都被吸引到长江各口岸去经商贸易；此外影响福州贸易总额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是此时期福州的茶叶贸易不敌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致使以世界“茶港”著称的福州茶叶出口贸易量显著下降，使福州的贸易总额出现了逐年下降的局面。
福州的茶叶贸易在19世纪60、70年代时达到顶峰，每年输出茶叶五、六十万担，最高时可达八十万担，但到80年代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并且从那时候起中国整个植茶业兴盛的局面便趋于结束。原来中国茶在全世界是处在一种垄断地位，当周边国家如印度、锡兰、爪哇、日本等国也开始大力发展植茶业，这种垄断地位就和他们一起分享了。而中国出口的茶在数量上继续增加到1886年，从那年以后数量就减退了，世界上增加的消费就从印度和其它来源获得供应。在每次间距大约20年的时光。西方世界从各国取得的茶的供应如下表所列：
从这张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867年中国供应西方世界茶的消费量达90%，在1905年它只供应了29%，并且在1867年的中国的输出额中有95%包括价格较昂贵的茶叶，5％包括价格较廉的茶砖，可是到了1905年只有61％是茶叶，39％却是茶砖，许多市场也逐渐失去”。这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茶和锡兰茶更是大规模地取代中国茶，只有俄国在清朝的最后几十年间仍是中国茶的主要进口国家。这对于主要以茶叶贸易为主的福州来说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时福州的海关报告说：“目前印度和锡兰茶在价格及质量上不仅已打垮福州的低级茶，而且打垮一些高级茶，并很快地使福州茶日益丧失其最好的销场——英国及其殖民地。”
在1880年福州工夫茶出口量为635 072担，印度及锡兰茶业的产量为338 440担，到1890年前者下降到293
077担，而后者却上升到1 125
000担，这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商人所说：“锡兰茶每年产数如此之多，而印度茶产数仍然不减，则华茶在英国市面不能不退，陷入无人过问的局面。”从上述情况来看，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福州茶叶贸易兴衰变化如此之大，不禁令人诧异万分。那为什么原来享誉海内外的武夷红茶经过19世纪60、70年代的极盛到19世纪末期却日渐衰败，逐渐失去绝大部分的国际市场呢？
二、福州茶叶贸易逐渐失去国际市场原因分析
我们在综合福建茶叶生产的基本状况及国内外综合因素后认为近代中国植茶业由盛转衰、福州茶叶贸易逐渐失去国际市场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茶农身受严重的剥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茶农所受的剥削是多重的，一方面他直接受剥削于贩运茶叶的中国茶商，另一方面又间接受剥削于出口茶叶的外国洋行，同时还要应付各种各样名目的收费及克扣，这是中国茶业衰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败退的根本原因。它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华茶在国际市场不敌印度、锡兰、日本等国所产茶叶的激烈竞销，落后的封建小农生产方式不敌先进、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致使华茶出口锐减、价格剧跌所致，具体的原因分析如下：&
华茶分散、落后的小农种植生产方式不敌国外先进的大企业化、规模化、机器化的种植园经营种植技术。
近代福建植茶农户均以副业为主，专业茶户很少，大规模化茶园更少，主要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茶叶生产极端分散，“中国人种茶，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株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复卖于转送者，转送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昻”。⑥在主要茶区崇安、安溪等地，产茶最多的农户也没有超过五千斤，少者仅十余斤，由于耕作分散，资金缺乏，无法进行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集约耕作，而相反，印度、锡兰、日本等国则十分注意茶叶品种的改良和集约化的经营方式。如在印度，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排挤华茶，占领世界茶叶市场“在机器制造方面力求改进，并且逐渐运用了更多的知识、技术及资本，以便有助于以最后驱逐华茶为目地的前进运动，即使不能将华茶完全驱出英国市场，也要夺得华茶在英国市场的优越地位”。⑦日本则实行茶园经济的集约化，缩小茶园面积，改良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效果显著。以上这些是只有两三亩的中国小农无法和它们竞争的，有关印度的统计也告诉我们，“仅在1875年最后的四个月里，印度茶在英国的销售量就超过了英国1868年全部进口茶叶的总额，在去年以前对日益增加的英国茶市的供应是一直为印度茶和中国茶所分担的。但是从去年起，中国茶的供应量已停滞不进，全部增加数字为印度所独占。……与此同时中国茶在美国的情况与此完全相似，十五年以前美国茶叶市场是为中国所独占的，现在日本茶却占消费量的半数。”⑧
②福建茶农落后的耕种、加工及手工制作技术不敌国外先进的机器化、现代化的制作方式。
在加工制作上“外国炒茶及解箱板、烫铅罐俱用机器”，实行的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如“印度种茶使用优良的机器对于种茶人来说有三重好处：降低制茶的成本；提高茶叶质量；保证交货时与货样质量一致”。⑨而华茶此时仍滞于手工作业阶段，在种植中“不用肥地物料，不去地下野草，亦不删除旁枝，又不换去老树，又不移种新地，但用一种肥地之物料，即将地下之草烧化成灰，分洒在地”。⑩在制作阶段，每一操作也都是用手工进行，揉捻不充分，新老叶混和，并且发酵技术和烘焙也都十分落后，对釆摘下来的没有及时烘制，并且在茶叶的釆摘和发酵之间可能有几天的耽搁，这样制成的茶叶色味不均，致使茶叶的质量大打折扣。最后在茶叶成品运输途中，由于包装不善、茶箱破裂、茶叶受潮、香气走失、色味俱变，而印度茶恰好在色香浓厚方面占了优势。于是英国人渐渐改喝印度、锡兰红茶，而福建逐步失去世界主要茶叶市场——英国红茶市场。早在1865年《北华捷报》即称“因华茶质量低落，印度茶销路遂大为畅旺。今年质好味浓的印度茶，售价比往年都贵”。(11)到了80年代由于福建红茶不敌印度、锡兰红茶的竞争，其销售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从1886年开始印度、锡兰红茶已成为福建红茶的强劲对手，1887年即与福建持平，1888年超过福建，1889年以后则完全压倒福建，导致每年的出口只降至十几万担，这样仅仅五六年时间内福建红茶便失去了独霸国际市场的地位，福州世界“茶港”的地位也因此沉沦下去了。
华茶国内捐税重、运输贵、成本高，不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
福建茶税在咸丰三年(1853年)创征，厘金在咸丰九年(1859年)开征，从咸丰三年到同治四年(1865年)的12年内，每年茶税从一钱上升到二两二钱一分，几乎增加了20多倍，1928年撤消厘金。此外还有各地自设的名目繁多的苟捐杂税，如保卫团费、慈善费、教育附加捐、码头捐等等，不胜枚举，沉重的捐税使茶商叫苦不迭。与此同时闽茶出口除了应纳内地茶厘外，在运抵通商口岸时还得交纳海关正税和子口半税，而印度等国则无这些负担，这样势必使闽茶“本重销滞”，无怪乎当时人就已指出由于“中国人所负担的子口税和出口税独重……，中国人迟早势必要在与各国竞争的比赛中失败”。(12)另外福建省内山高岭峻，丘陵起伏，交通十分不便。闽江流域虽然水道分布较广，但河水流量大多短促，激流险滩较多。虽然闽江自南平以下水位较深，可通小汽船，但自南平至水口一段，也多明滩暗礁，夜间不能通航。九龙江北溪自宁洋以上水浅量少，不能通航。自宁洋以下才能通一吨的民船，所以陆路主要靠人力挑运，河路运输以木船为主，这与日本等国相比运费还是非常高的。如崇安茶叶从赤石街起点运至福州全程四百多公里，要用4天才能到达，运费每担需5元，这就大大增加了闽茶的成本。上海商报在日报道“据该地华商报告：华茶在马来亚市场之售价，每担四十元”而日本在台湾所产的台茶“运费较廉，故成本减低，每担仅售价二十元左右，较之华茶价格，相差一倍之数，难于竞争，亦已明甚”。
闽茶商长期受外商的控制，市场信息闭塞。
长期以来，福建对外贸易受洋行操纵，由于英美洋行资本雄厚，华商无力与他们竞争，当广州的茶市转移到福州后，福州的茶市逐渐被他们所控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以恶劣的手法打击华商，每逢初春他们竞相抬高茶价，吸引茶商前来售茶；而当各地茶叶大量上市福州时，他们又狠杀价钱，迫使茶商低价售茶，导致许多中国茶商赔本；到了茶季末期，他们又稍稍回升茶价，让人们抱有新的希望，所以进入80年代前半期，福建茶叶贸易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在闽茶商中已出现了大规模的亏损。据载“1886年福州的中国茶商亏损达125万美元，1889年亏损达300万美元。”(13)此外在茶叶交易过程中还由于买办的隔绝，市场信息闭塞使茶商对国际茶市的真实行情及需要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导致茶叶的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由于茶栈把持出口买卖，不准内地商人与洋行直接交易，使内地茶商对通商口岸的茶市情况也不了解，外国洋行正是利用内地茶商对市场信息的隔膜，操纵茶市，压低收购，使茶商纷纷破产，而印度、锡兰、日本等国所产茶叶之所以能后来居上，跟他们密切注意了解市场信息，并根据市场需求，安排和调整生产有直接关系，如“印度茶的种植与制造有欧洲技师的监督，这些技师能够制造各种等级的茶叶，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并且对“每年的茶叶收获量事前能有精确的估计，以指导购茶者准备购买”。
最后还由于闽茶商在广告宣传方面也做得很少，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它的知名度等等原因。
长期以来由于福建的茶商在国际市场上对茶叶的宣传广告方面做得很少，不懂得宣传对扩大产品的知名度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和作用，没有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自已产品的方向，这些也对闽茶地位的下降起了一定的影响。而相反每年世界上其它的产茶国如印度、日本等国在产品的广告宣传上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这对于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国际知名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福州茶叶贸易的衰落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重负下，当世界茶叶市场由中国垄断，可“价自中国定，外洋不能挟持，故彼时贩茶者多获厚利归。”而一旦茶叶垄断被打破，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呈不敌之势，则“利柄操于夷人，华商不能与争所致。”于是近代植茶业自19世纪80年代起便日趋衰落、一蹶不振了。据统计，“在1860年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占全部销售量的90%，1896年则降至42.1%，到1925处又跌至10.8%。”这样福州港的茶叶贸易在19世纪后期逐渐趋于衰落了，虽然在清末最后20年里，工夫茶渐衰，逐渐发明了乌龙茶(它又名青茶，是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福建茶叶输出约40万市担，但比起福建茶业的最兴盛时期，都下降了一半左右。由于19世纪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倚重于茶叶贸易，而福州茶叶贸易的衰落影响着福州各个社会阶层，首先是“官方抱怨厘金或内地茶税的减少，而这项税收是大部分用于官府工程的，因此现在这方面工作大部分被放弃了。去年内地茶税减少了150
000海关两，内地杂货税减少了50 000海关两，税收总共减少了200
000海关两。其次是本地商人也可能和先前一样了，在衣饰服用上已花费不起了。工匠不能替他的工人谋得职业，这些工人在过去茶市上市时总是忙于装修茶箱和茶盒的。第三是船夫和苦力不能全都找到工作了，现在只有一半人是运茶所必要的，因此失业的人数很多，每个人经常面临着许多困难”。
综上所述，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福州是个因茶而兴，因茶而衰的港口城市。特别是在整个60、70年代期间福州因为经营茶叶贸易而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世界“茶港”，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最终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福州的茶叶贸易在80年代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并日渐衰败，世界“茶港”也逐渐沉沦下去，从而失去了国际的绝大部分市场。
①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P145。
④⑦⑨&#)(18)姚贤稿．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P、P、P1217、P1210、P1190、P1218、P1466。
②③(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年冲突时期)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P449、P449，450。
⑤⑥访察茶叶情形文件．〔A〕总税务司申呈总理衙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M〕．北京：三联书店，1957，P451、P451。
&#76年英国驻华领事报告　(British
ConsularReports)　〔R〕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P393。
(1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
.〔Z〕.北京：三联书店．1957．P307。
(13)戴一峰．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3。
(15)(1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M〕.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P555、P555。
(17)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M〕．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P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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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政和：石屯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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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政和：石屯茶香
生机勃勃的石圳园
　　石屯，政和县的西大门，是闽北地区通往浙南、闽东的重要通道。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石屯一直都是政和县叶加工量最大、流通量最大的乡镇之一。历史上如此，如今依然。
　　千年的城，千年的。
　　政和，是一座与结缘的山城，是&政和大&和&政和菜&品种的发源地。
　　不知是政和成就了，还是成就了政和。
　　几乎所有的政和人都对&1115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1115年，宋政和五年，建州府治下的关隶县盛产的银针叶(即白毫银针)被选作贡，善文、善、不善管江山的宋徽宗喝了后喜动龙颜，将&政和&年号赐作县名。从此，关隶县改名为政和县。
　　如今，在政和城关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政和通宝&雕塑，那是政和人民铭记那段自豪历史的方式，也是政和人民奋起创造新的辉煌的催化剂。
　　石屯曾是&北苑贡&主产地
　　唐末五代闽龙启元年(933)，建州人张廷晖将凤凰山方圆30里山悉数献给闽王王延钧，闽王将其列为皇家御园，因地处闽国北部，故称&北苑&。从此建由贡升格为御，从五代至明代，北苑御深受六朝(五代的闽和南唐、北宋、南宋、元、明)42位皇帝的青睐，历时458年。更可贵的是灿烂辉煌过后的&北苑&没有沉寂，没有殒灭，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依时而变，与时俱进，用前世今生谱写了叶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页。
　　北苑御盛于唐而精于宋。号称&善百艺&的宗徽宗赵佶就酷爱北苑御，他不但嗜，而且研究北苑学，亲自撰写《大观论》，成为世界史上唯一一位亲撰著的帝王。
　　为了使&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宋徽宗以北苑为背景，根据督制御宠臣的详细奏章呈告，借鉴历代学以及他自己对北苑的种植、采摘、制作和鉴辨等研究的感性认识，升华成文，撰写了《大观论》一书。
　　《大观论》原名叫《论》，因其作于大观年间，后《说郛》刻本改名为《大观论》，全文共2800余字。首序言，次分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二十目。从叶栽培、采制到烹点、鉴品;从烹点的水、具、火到汤色、香、味;从及产大户到藏焙之要，点之法，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都一一作了准确而精辟的论述。
　　可以说,《大观论》是一部专业的学专著。赵佶对业和学在唐至宋的更新发展上作了高度的总结评价，对北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以至北苑能够在历史更迭中，开创了不断推陈出新，兴盛不衰的奇迹。
　　地处武夷山脉东北部的政和县，是一个古老的乡，早在唐末宋初已产叶。政和辖制的石屯一带，更是其中重要的产乡镇。陈椽编著的《叶通史》称：唐末宋初福建区形成，建州叶可能是从浙江的台州、处州的庆元传入政和，经松溪再传到建瓯。与宋元时期著名的建安&北苑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古时东平、高宅、长城、东衢、感化五里是&北苑贡&主要产地。到宋代，政和已成为重要的&北苑贡&主产区。福建贡使君蔡襄有诗云：&北苑灵芽天下精，要须寒过入春生，故人偏爱云腴白，佳句遥传玉律清。&
　　其中的&长城&，便是现如今的石屯镇长城村一带。1988年建厂的政和县白牡丹叶有限公司，是政和生产的主要企业之一。总经理黄礼灼表示，能够成为北苑贡的主要产地，是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优势条件的，除了土壤等生态优势外，地理位置应该也是重要的条件。
　　直到现在，没有办法考证，1115年，让宋徽宗龙颜大悦的那个来自于当时名为关隶的哪个地方。或许，是石屯?
　　闽辉的&900年纪念&
　　从1115年开始计数，到今年，整整走过了900个年头。
　　900年，世事沧桑变化。900年，人世几经更叠。
　　历史毕竟远去，风流还看今朝。
　　坐落于石屯镇的福建省闽辉有限公司，2015年出品了一款新：&国色天香&政和建县九百年纪念。&政和是唯一一个因而得名的县。既是纪念这段历史的荣耀，也是希望能借这个荣誉，更好地打开国内市场。&总经理叶昌飞如是说。
　　据了解，闽辉有限公司制作的这一批纪念饼，主要是在北京一家文交所销售。
　　今年51岁的叶昌飞，从事叶生产和销售已达30年，也是政和最早开始做的人之一。北京，是闽辉公司叶的国内主要市场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闽辉的叶就以庄的形式，在首都市场上销售。
　　据介绍，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以叶片的形式，外销港澳台、东南亚，内销北上广等大中城市。闽辉的主要市场经历了内销、内销转出口、出口转内销的一段历程，这也是政和的主要历程。单单从数量上来看，出口仍然占据了主要位置。两年前，在国内市场上鲜见政和，外销市场占大头是主要原因。政和一家企的老板戏称：政和&墙里开花墙外香&。
　　2007年，叶昌飞开始制作饼。当时制作这一批饼的，基本上都是5年以上的陈年老。让叶昌飞没有想到的是，这批老饼一上市，就被北京、广东的一批爱好者抢购一空，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叶片状的。
　　从那一年开始，闽辉公司每年都有制作5年以上的陈年老饼。
　　记者问到是如何寻找饼更好销的原因时，叶昌飞表示：&微发酵的味道比较淡，经过蒸压之后的饼，味道会比叶片状的更浓郁些。&
　　目前，圆形状的饼受市场欢迎，但在泡饮时需要人撬开，并不是很方便。为了方便消费者品茗，不久前，叶昌飞开发了一款巧克力状的饼。&用手轻轻地掰下，就可以拿来泡了。&他笑着说。
　　石屯有个&小圳&
　　方圆1100多亩的石圳自然村位于石屯镇松源村， 距政和县城约4公里，地处七星溪南岸，背靠青山，三面环水。据史料载，早在宋代，石圳就已成村落，明清时期，
这里建起了水陆中转码头， 成为连接山内外货物的集散之地，
粮食和、盐、布匹等物资从这里进出。受益于水运码头，石圳村繁华了几百年，直至上世纪80年代，石圳才逐渐失去交通枢纽的地位，只留下一些古建筑的断壁残垣。
　　石圳村，这个跟深圳仅差一字的自然村，誉之为政和的&厦门岛&倒也贴切，茂林修竹，四面环水，祖屋考究，布局精巧，是古商埠水路中转的枢纽码头。如今，石圳村正悄然地发生变化：曾经被封的古井被挖掘修复，重见天日;被泥石填埋的水渠被清理出来;原来杂乱不堪的环境焕然一新&&
　　2013年，石圳启动美丽乡村建设，恍若&江南水乡&得以重现。2014年，石圳村又描绘了4^***旅游村规划，主题就是打造&小圳&。据介绍，围绕环岛景观带，石圳村将分四期建成生态业观光区，建设馆，推出疗、宴、浴等项目;产业展示区，建设广场、银行、博物馆，推出&新娘、水上、席上&等民俗项目。
　　历史上，政和必经石圳。石圳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十分独特，它背靠牛背山，三面为政和最主要河流七星溪所环抱。古代它处在古官道正道桐岭铺和倪屯铺之间，是政和通往省、府的交通要道。
　　同时，七星溪流经古圳时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一处深水港湾，从明、清时期起就成为外埠工业品、食盐及政和土特产品等进出城关的中转码头，石圳也成为以航运为主的村庄。最盛时期，石圳湾长年停泊的船筏超过100艘。
　　《政和县志》(1919年)记载：有种类名称凡七，曰银针，曰，曰，曰，曰白尾，曰小种，曰，皆以制造后得名，业此者有厂、户、行。陈椽编著《福建政和之叶》记载：政和叶凡多，其最著者，首推及银针，前者运销俄美，后者运销德国，次为白毛猴及莲心，二者专销安南及汕头一带，再次为销售香港、广州之白牡丹，美国之小种，每年出产总值以百万元计，实为政和经济之命脉。
　　作为进出城关的中转码头，石圳为政和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陆运的兴起，水运逐渐退市，石圳也慢慢归复平静，曾经的楼酒肆旌旗不再。所幸，如今的石圳，树静默在村前村后、房前屋后，即便是在残墙断壁之间，也可以随时与相遇。
　　石圳之外，政和产业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之乡&、&千年、百年&&&目前政和全县园总面积10.1万亩，80%的行政村、75%的农户都种。
　　在石圳，你可以了解政和叶的发展历史，因为，石圳在源远流长的政和史中，一枝一叶都是那么充实和弥漫。
　　一杯捧在手，无限情愫暗香来。近年来，政和众多叶龙头企业，争相入驻石圳，为这个美丽的小镇画卷挥毫泼墨。据悉，已经签订入驻的有福建大与实业有限公司、福建隆合业有限公司、福建省云根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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