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书》解读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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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论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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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之解读分析" />
《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中较早之作，是千古传诵的苏轼“豪放词”代表作之一。密州是今天山东诸城市。
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一时豪兴，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弯弓杀敌了。
四年前，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连续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由于政见不合，苏轼自愿请求外任。先在杭州任通判，又从杭州来到密州任知州。他虽在地方任官，却一直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希望能在中央任职，以便大用于世。
苏轼任密州知州刚三十九岁，写这首词时刚四十岁，并未年老，也许相对于随从们年龄大而官位高，为人们尊重，故苏轼故作老态地在词中自称“老夫”，也带有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的意思——年富力强却不被重用，我并未老。
熙宁八年（1075年）冬，密州久旱，密州知州苏轼到常山祭祀祈雨。回来的路上，与同官梅户曹在铁沟会猎，随后写了这首出猎词，抒发自己的志向。
&& 《江城子密州出猎》描写了出猎的场景，体现了词人为国效力、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抒发了词人安邦定国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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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之解读分析" />
&&& 上阕描写出猎的场景，表现出猎这一特殊场合下词人的狂放。
第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中“狂”字是本词的“词眼”，贯穿全文。这个“狂”是“狂放”之意，直接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
“左牵黄，右擎苍”表现了出猎的词人威武雄魄的气势，抒发了词人豪迈的情怀。这里“牵黄”运用了李斯的典故。
“锦帽貂裘”，通过服装表现出猎者们的奋发精神，暗将他们比作汉武帝时屡败匈奴的精锐之师羽林军，体现了词人欲统兵出征，击败西北入侵之敌的心愿。这里是本词第二个典故。
“千骑卷平冈”表现出猎时的壮观场面，体现了词人对随从们的满意，也表现词人率军击敌、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
这句中的“卷”字用得非常贴切。既表现了出猎者人数众多，又刻画了出猎者的气势；既写出速度快，又反映所向无敌的勇猛。
“亲射虎，看孙郎”。孙权曾亲自射虎于凌亭，这里用孙权的典故，词人是以孙权自比，指自己要像当年孙权的榜样，亲自射虎。表达自己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迫切心愿。
下阕抒写请战的决心，抒发由打猎激发的为国效力的愿望。
“酒酣胸胆尚开张”直抒了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领随从出猎都让词人酣畅尽兴，胸襟胆气豪放，那么如果领精兵上疆场岂不豪气万丈，尽显男子汉的阳刚？
“鬓微霜，又何妨”倾诉了自己的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表明在出猎中小试身手后，词人得到鼓舞，急切想出征报国。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借用魏尚和冯唐的典故，写出了词人期盼得到朝廷的信任，朝廷对自己委以重任，尽早赴边疆抗敌，表明词人渴望立功边陲的迫切心情。这是本词的第四个典故。
一首短短的词，竟运用了四个典故，苏轼学识渊博、善于用典可见一斑。
之前，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大举进攻环州和庆州。熙宁四年，攻陷抚宁诸城。而宋对西夏的反击，又刚以全军覆没的惨败而告终。宋只得割地赔银换来一段时间的安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写出词人抗击西夏入侵的急切心情，表现出作者抗击敌人的壮志和决心。抒发词人壮志豪情，点明了本词的词旨。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第一首把词中的儿女情长换成英豪气概的词。全词感情纵横奔放，充满阳刚之美。
苏轼在填完此词后不久，写信给好友鲜于侁，还刻意告知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体现苏轼对这首豪放之词颇为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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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这首七律诗描写的也是这次出猎，与这首《江城子》类似，可以借鉴一读。
&祭常山回小猎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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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云阴阴雪欲落，东风和冷惊罗幕。渐看远水绿生漪，未放小桃红入萼。佳人瘦尽雪肤肌，眉敛春愁知为谁。深院无人剪刀响，应将白纻作春衣。垂柳阴阴日初永，蔗浆酪粉金盘冷。帘额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眉嚬，枕破斜红未肯匀。玉腕半揎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新愁旧恨眉生绿，粉汗余香在蕲竹。象床素手熨寒衣，烁烁风灯动华屋。夜香烧罢掩重扃，香雾空濛月满庭，抱琴转轴无人见，门外空闻裂帛声。霜叶萧萧鸣屋角，黄昏斗觉罗衾薄。夜风摇动镇帷犀，酒醒梦回闻雪落。起来呵手画双鸦，醉脸轻匀衬眼霞。真态香生谁画得，玉如纤手嗅梅花。
苏轼所有作品　　江城子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那些让人看了心头一震、久久萦怀的句子，大都简捷直接如劈面一掌，热辣辣打到脸上来，或像一道闪电，一击即中人心，即使以当时的阅历境遇尚无法完全体会，文字本身的美也会直接烙进人心里去，单等你也遇见同样的事，生起同样的感受，这句子又倏忽浮起，给你慰安，让你懂得，呵，千百年前，已有人与我一样，受过这样的情苦。　　大概，感情浓到极处，只能用直语出之，已来不及也不愿意用华丽辞藻修饰装点，只能语淡情真。　　就像这句“十年生死两茫茫”。　　江淹在《别赋》的第一句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之后列举种种离别之况，无一不令人黯然神伤，但世间最苦者还不是生离，而是死别。生离固然可怕，至少还留存着再见的希望，死别却是天人永隔，再无对坐笑谈的可能。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奢望再次见到逝者的笑脸，哪怕能再被他们痛骂一次，也会觉得是难得的福分。只是，死亡是世界上最无法挽回的事。纵然有夸父用来逐日的长腿和勇气，亦无法追上死亡，让逝者复活。　　“十年生死两茫茫”，生者茫茫，不知逝去的爱人魂在何处；死者茫茫，也未能以魂魄相依。这一句，让人想起《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只怕苏轼也曾像唐明皇一样，奢想着，天上人间，再度相见。　　——见到自己的妻子，王弗。　　王弗，四川青神县人，进士王方之女，十六岁嫁给苏轼，二十七岁去世，留下一子苏迈。　　青神人愿意相信，王弗和苏轼的婚姻是郎情妾意、青梅竹马的，而不单单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说，苏轼是王弗之父王方的学生，在青神县的中岩寺随王方学习。因风神洒落、才华横溢，尤被王方器重。中岩山慈姥岩下有一潭碧水，只要人站在水边拍手，鱼儿便如闻人呼唤一般浮上水面摇头摆尾。一日，王方召集诸多文人为此水取名，其中也有苏轼。他为这水取名“唤鱼池”，众人一见都大为叹服，恰巧此时丫鬟也送来了王弗小姐的纸笺，上书三字也是“唤鱼池”。王方见苏轼才思不俗，又与女儿有着天生的默契，便将王弗许配给了苏轼，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这故事的真实性值得存疑，毕竟苏轼留下的大量文字中无一字可以证实，但青神人急切地想要为苏轼和王弗培养“更深感情基础”的热情倒是让人又是感动，又是好笑。其实，并非所有爱情都该有一段初春般的起源——“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清新可喜、“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青涩羞赧固然是爱情，“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用巧心慧性把平凡细密的日子过成一匹锦绣，更是一种深沉难得而富有智慧的爱。王弗对苏轼的爱，大抵正是这样一种夫妻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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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最炫目的爱情当然是情人之爱，而非夫妻之爱。情人之爱，因一切尚未落定，爱慕与向往炽热如火，所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所以“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而夫妻之爱不过是“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见我衣服破旧就翻箱倒柜找衣料缝制新衣，客人来了家中无钱沽酒便拔下头上的金钗典钱去换酒，不过是“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家常场景，但正因为家常而无处不在，才会“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的原因，不是不愿意思量，而是不需要思量，伊人原本就如空气，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因此，十年来，苏轼无需刻意思量，那种思念之情却一直都在。　　王弗是有值得爱的资本的。她嫁给苏轼时年方二八，正是姑娘年华最好的时候。她离开苏轼和这个世界时，也才二十七岁，本应是风姿最艳的年纪，苏轼记忆中的红颜永远不会凋谢。何况，她不仅美丽，而且聪明，不仅聪明，而且安静，不仅安静，还世事洞明。　　王弗死后，苏轼为她写了墓志铭，史称《亡妻王氏墓志铭》。这篇墓志铭简短平实，而又字字深情。其中，他提到妻子未进门前，侍奉父母极为“谨肃”（即非常谨慎而恭敬），嫁入苏家后，侍奉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同时，王弗生性“敏而静”，虽然聪明，却从不外露。刚进门时，他甚至不知道王弗也通诗书，只知道自己读书的时候，妻子会在身边流连不去，直到某日，他忘记了某本书的某些内容，王弗在旁边提醒他，他才大吃一惊。然后用其他书的内容来问她，她也都有所涉及，苏轼才发现自己是娶了一位才女（从这些内容来看，说苏轼和王弗早在婚前就有接触，恐怕只是大家的美好愿望，而非事实）。　　古人惜字如金，每一个字都用得很谨慎，因此也格外有力量。“敏”字一出，似乎可见王弗如水明澈的双眸；而“静”字，则可让人想见其“娴静时如娇花照水”的自然态度。这样的女子，就像春日阳光下的一株玉兰，端凝、沉静、典雅，却又能敏锐地感受春日的第一缕气息，携着活力和青春，为苏轼带来美，带来爱。　　王弗的敏还不止体现在诗文上，事实上，“洞明世事”才是她最大的好处。贾宝玉痛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却不知每一个富有天才、超尘脱俗的艺术家，都有可能需要一个通达世事、务实精干的伴侣。天才从来不是全面的，大多数天赋惊人的艺术家，都有不通人情世故的一面。苏轼当然也是如此。他热情，坦白，相信自己遇见的每一个人，因为有赤子之心，所以眼中无一个坏人。随便什么人来与他交往，只要态度热情，他都有可能把一颗心捧出去给人家。但世界并不是童话王国，富有天才者遭受妒忌和暗算的几率远远大过于平庸者。这个时候，王弗用她那种实际的智慧，实际地帮助了自己的爱人。　　苏轼在墓志铭中说，自从自己离开家乡出外做官以后，每次要做什么事，王弗都会仔细询问，说：“你离开父母这么远，做事情一定要慎重。”家中有客人来访时，王弗也经常在屏风后细听谈话内容，等客人走了以后，一一为苏轼剖析其人用意和其中利害。她曾多次识破来客热情面具下的真实目的，为苏轼点破其中奥妙，让他先做好准备，避开了不少祸事。但若只是如此，王弗也有可能只是个庸俗的女子，因自己机心过多，才以为天下无一个好人。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公元1061年，26岁的苏轼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了“制科”考试，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签判的官职，于是携妻子去上任。在凤翔，苏轼与顶头上司陈希亮开始了一段痛苦的“磨合”。陈希亮也是四川青神县人，是王弗的同乡，跟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旧相识，按理应对苏轼多加关照才对。但他很少对苏轼假以辞色，经常涂改苏轼的文书，惹得自负才高的苏轼很是恼火。因为不参加府宴和秋祭，苏轼还被陈希亮奏报朝廷，罚了红铜八斤。罚金是由王弗带人送到陈府的。但是，经过认真观察，王弗认为，陈希亮能把凤翔的十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必然不是无能之辈，而其对苏轼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包藏什么祸心，反而更像是要磨去苏轼文人式的狂傲不羁，促其成熟。为此，王弗经常软语相劝苏轼。而直到18年后，苏轼应陈季常（陈希亮之子）之请，作《陈公弼传》时才彻底领悟陈希亮对自己的良苦用心。　　正是因为有王弗的关心提点，苏轼早期的仕途还算顺利，两人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顺遂幸福的时光。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王弗死的时候，苏东坡的福禄达到了最高峰，她死得恰是时候，不必陪他度过一生最悲惨的年华。但是，我们无从得知，若王弗不死，在她的帮助下，苏轼是否会更少因言获罪，从而不会过上那么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假如是这样，苏轼是否写不出现在这么多、这么好的文字？　　无从得知。生命从来不打草稿，一落笔就是定局，纵然有最好的雌黄，也无从涂改，甚至，无从想象。
　　填这阕词的时候，苏轼四十岁，人在山东密州。而王弗的墓地，则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眉州。思念生起时，想去墓前一奠也不可得。“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句话，说给逝者，也是说给自己。死亡已是隔在两人之间的屏障，虽然虚无，却不可跨越。但，若能去墓前探望一下妻子，也是聊胜于无的慰藉。可惜现实更为残酷，除了死亡，横在二人之间的还有实实在在千里之遥的道路。　　描述了生死两隔的现实之后，苏轼后退一步，提出了一个幻想，如果现在跟王弗再相见，会怎么样呢？答案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王弗跟苏轼生活在一起的十一年，是苏轼人生走上坡路的十一年。而1065年王弗去世后，苏轼开始了愈来愈动荡的人生。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1071年，因不赞成王安石推行新法，被御史无中生有地诬陷，为了避祸，他自求外放，去杭州做了通判；1074年，他改做山东密州知州，次年，他写下了这首《江城子》。十年间，苏轼历经生离死别，在王安石变法的漩涡中，身不由己，宦海沉浮，不断地放外任，左迁，流徙，头上已有白发，脸上满是风尘，已不是当年王弗“春闺梦里人”的模样了。　　这句话里，有对王弗的深沉怀念，也有对自己的无言自伤。
　　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本），黛玉死后，宝玉怀念她，却已无可奈何，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搬到书房去住，寄望于伊人入梦，却终无所得。当死亡的大幕覆盖了最亲密的人，大概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求梦，万万人之上的汉武帝、唐明皇，在失去李夫人、杨玉环后，能做的也无非如是。我们不知道苏轼是否也有这样的心思，但他比宝玉幸运，这个正月二十的晚上，月明如水，他梦见了王弗，亲爱的妻。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晚上做了一个梦，忽然回到了家乡。一个“忽”字，不仅是转折，更透出一种惊喜和不可思议。小轩窗下，王弗正在梳妆。青春好像从未远离，因为梦里的人还是当初的模样。这一刹那，也许苏轼有忘我的惊喜。也许，人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你会希望世界上真的有月光宝盒这种东西，让它送你回到你最不舍得，最想改变的时刻，让你跟最不愿分开的人在一起。虽然所有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即使存在，用了它也不能改变什么，可是我想，一定会有人不惜赌上性命去寻找它，并一次又一次使用它，哪怕让生命就此陷入死循环。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有人研究过苏轼观看王弗“小轩窗，正梳妆”的视角，认为他是从外面看到屋内小轩窗下的王弗，而不是从屋内看的，也因此，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苏轼婚前与王弗相识时的情景。但我却总觉得，一定是清晨起来，王弗正在窗下梳妆，苏轼轻轻步过去，而她轻轻转过身来。是的，一定会有这么一个轻轻的、安静的转身，不如此，哪会有这样九曲回肠的柔情。她转过身来，两人目光相对，热泪滚滚而下。纵是在梦里，在梦里，也意识到一切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梦，他知道，或许，她也知道。　　红楼梦里说，眼泪是一个人欠的情债，泪尽，债才能完。苏轼一生收到过多少眼泪，我们并不知道。但除了这次在梦里与王弗的双双落泪，还有一次著名的流泪事件。那时，苏轼已经被贬广东惠州，第二个夫人王闰之（王弗的堂妹）也去世了，身边只有侍妾朝云。凉秋初至，落木萧萧，苏轼起了悲秋之意，就让朝云用大杯斟酒，唱他填的《蝶恋花?6?1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唱了几句，便泪落满襟。苏轼问她为何，朝云说，我不忍唱“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苏轼大笑说，我正在悲秋，你倒又伤起春来了。　　苏轼用大笑打消了朝云的悲情，心底却未尝不深知这是朝云对自己的深刻理解。芳草美人一向是古人忠君爱国的象征，苏轼虽一直被流放贬斥，甚至被流放到最南也是最难的岭南雾瘴之地，心中的耿耿信念却从未熄灭。朝云懂得他，所以怜惜他，因而为之一哭。　　过后不久，朝云便去世了，苏轼终生不再听此曲。
　　贺铸的悼亡词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也是以家常事入诗，因而感人肺腑。
　　蘇軾著名的悼亡詩：《江城子》可以說是膾炙人口，歴久不衰，傳誦千年。但近來讀《寒山詩注》（項楚注，中華書局版）發現做夢想念離別已久的妻子，寒山先生比蘇軾先生要早得多，而且意境也相似。寒山先生是唐代的著名隱逸人士，沒有做過官，一直過著比較貧困的生活。在離家隱居長遠以後，也曾經想過家中的妻子，他說：“昨夜夢還家，見婦機中織。駐梭如有思，擎梭似無力。 呼之回而視，況複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寒山詩注》第344-345頁）“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分明就是“呼之回而視，況複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的翻版。當然由於與蘇軾相比，兩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有明顯的不同，雖然同是思念妻子，而夢境也就大不相同：一個是“昨夜夢還家，見婦機中織。駐梭如有思，擎梭似無力。”妻子在爲家中生計操勞，而另一位卻是“小軒窗，正梳妝”的悠閒。
　　王弗死后，苏轼先有王闰之，后有朝云，似乎远算不上痴情。但这世间，爱情的形式原本不是一种。王弗与苏轼的爱，是结发夫妻的人间至信。苏轼与她，有着小儿女的情怀，而又有着某种特别的依赖。她死后二年，苏轼娶了她的堂妹王闰之。闰之不是才情四溢的女子，却柔婉贞和，温顺知礼。她不能像王弗一样，指点苏轼为人为官，却抱定“生则同衾死同穴”的信念，陪着苏轼一路宦海浮沉，直到因病而死，死前还叮嘱朝云一定要照顾好苏轼。苏轼与她，是患难夫妻一蔬一饭的温暖情谊。闰之死后，一路陪伴苏轼的就是侍妾朝云。她年轻漂亮，聪慧可人。在她身上，晚年的苏轼不仅找到了青春时代的活力，还得到了深刻的理解。苏轼与她，亦师亦父，亦知己亦恋人。　　苏轼的爱，是一棵碧竹，一节一节，清楚干脆，正如他对待其他任何人和事一样，坚守本心，决不辜负。在拥有时就懂得珍惜，失去后又绝不懊恼追悔——对，他从来没有懊恼追悔过，因为他已经好好使用了每一寸光阴，他的每一分生命，都充分地活过了。也只有这样的他，才能获得这样的女人给予的这样的爱。　　李碧华在《胭脂扣》里说：“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之美丽。”苏轼虽未与三位红颜分别化蝶，却也不曾变成那些丑陋的虫子。他们的感情，有着清风明月的朗然。　　1065年，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京师，当年，王弗死。苏轼的父亲苏洵也非常哀痛，为儿媳食素三日，并对苏轼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你妻子嫁给你以后，一直追随你到了现在，来不及见到你有所成就，也没能跟你共享安乐。你应该把她葬在你母亲的坟墓旁边）”。第二年，苏洵亦病死。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将父亲和爱妻的棺木都送回了故乡，把他们安葬在母亲的墓边。之后，他守孝三年，在墓地旁亲手种下三万株松树，用来寄托哀思。所以，他才说，“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短松冈上，明月之下，是爱妻安眠的地方。每年，每月，每日，任何时间想到这里，都是不可自制的悲伤。有人说，此处采用的是王弗的视角，苏轼是借着说妻子断肠，来说自己断肠，而我觉得，这里的视角是双向的，断肠人是王弗，更是苏轼。起于青春的爱恋，终止于万株森森冷松中。每逢月夜，松林筛下清影，或许，林中会有幽魂，倚坐远望。
　　@深蓝魅惑
12:01:52　　沙发 　　-----------------------------　　夫妻之爱与情人之爱有什么区别呢？在看了《长恨歌》那一句‘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之后，你不觉得在爱过与爱初，只要是爱，都是那么让人动心吗？
　　回作者：独孤不孤独2012　 　　@深蓝魅惑
12:01:52　　沙发 　　-----------------------------　　夫妻之爱与情人之爱有什么区别呢？在看了《长恨歌》那一句‘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之后，你不觉得在爱过与爱初，只要是爱，都是那么让人动心吗？　　爱，没有区别。而且在古诗词中的 情人和爱人两个词也是 同义互通的。只是现代，夫妻和情人肯定有区别。不过这个 问题还是交给社会学家去写论文吧：）或者我该把问题抛给你　　和真正相爱的人，你是愿意做情人呢还是做夫妻?
　　呵呵，“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是情之所至。
　　勿论怎样，有爱就会有痛。而有过，那哪怕贯穿余生的只剩下回忆，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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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二》作者：苏轼
◎论十首【宋襄公论】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苏子曰：“《春秋》书战，未有若此之严而尽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而曰“及楚人战于泓。”楚，夷狄之国，人微者之称。以天子之上公，而当夷狄之微者，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而《公羊传》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学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辩。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齐宣有牵牛而过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于德未有所损益者，而孟子与之以王。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饥于壶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于鄫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桓文之师，存亡继绝，犹不齿于仲尼之门，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谓王者之师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讨之，虽声于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为过。若以喜怒兴师，则秦穆公获晋侯，且犹释之，而况敢用诸淫昏之鬼乎？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篡。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公之师，一战之余，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而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秦始皇帝论】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大复始也。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汉高帝论】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魏武帝论】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昔者晋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伊尹论】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僣。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周公论】论周公者多异说，何也？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宜乎说者之异也。凡周公之所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则周公安得而为之？成王幼不能为政，周公执其权，以王命赏罚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践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诸侯。则是岂不可以已耶？《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实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僣君急于为王者也。天下虽乱，有王者在，而己自王，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辞以不德。惟陈胜、吴广，乃嚣嚣乎急于自王。而谓文王亦为之耶？武王伐商，师渡孟津，会于牧野，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盖犹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后其称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由此观之，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于文王之自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称而已矣。《史记》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藉之也。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从孟子之说，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诛，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故管、蔡非所谓大恶也。兄弟之亲，而非有大恶，则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无周公、成王之事，则管、蔡何从而叛？周公何从而诛之？故曰：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管仲论】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数奇而不齐，唯其奇而不齐，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无奇，则千载之日，虽妇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计。唯其奇而不齐，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圣人知其然，故为之章、会、统、元以尽其数，以极其变。《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而为队，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踞，各有条理。故三代之兴，治其兵农军赋，皆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汉阵法不复三代。其后诸葛孔明，独识其遗制，以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岁，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岂八阵者，先王所以为不可败，而非以逐利争胜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以为三军。五人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乡良人。三乡一帅，万人而为一军。公将其一，高子、国子将其二。三军三万人。如贯绳，如画棋局，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昔者尝读《左氏春秋》，以为丘明最好兵法。盖三代之制，至于列国犹有存者，以区区之郑，而鱼丽鹅鹳之阵，见于其书。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诸侯，威震天下，而其军垒阵法，不少概见者，何哉？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其后吴、晋争长于黄池，王孙雒教夫差以三万人压晋垒而阵，百人为行，百行为阵，阵皆彻行，无有隐蔽，援桴而鼓之，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晋师大骇，卒以得志。由此观之，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深惟后世不达繁简之宜，以取败亡。而三代什伍之数，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者，虽不可尽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简而直者，以之决战，则庶乎其不可败，而有所必胜矣。【士燮论】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余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雠，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其身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其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孙武论上】古之善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此岂非其所大阙欤？夫兵无常形，而逆为之形，胜无常处，而多为之地。是以其说屡变而不同，纵横委曲，期于避害而就利，杂然举之，而听用者之自择也。是故不难于用，而难于择。择之为难者，何也？锐于西而忘于东，见其利而不见其所穷，得其一说，而不知其又有一说也。此岂非用智之难欤？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变诈汩其外，而无守于其中，则是五尺童子皆欲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贪而不顾，以陷于难，则有之矣。深山大泽，有天地之宝，无意于宝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逆顺，与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何者？不役于利也。夫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见其害而后见其利，见其败而后见其成。其心闲而无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于得，则将临事而惑，虽有大利，尚安得而见之！若夫圣人则不然。居天下于贪，而自居于廉，故天下之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于勇，而自居于静，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于诈，而自居于信，故天下之诈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而即以此自居，则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则明者毕见；居阴以御阳，则阳者毕赴。夫然后孙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君子方其未发也，介然如石之坚，若将终身焉者；及其发也，不终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曰：“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说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孙武论下】夫武，战国之将也，知为吴虑而已矣。是故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今其书十三篇，小至部曲营垒刍粮器械之间，而大不过于攻城拔国用间之际，盖亦尽于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其书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举百倍之势，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乱，始于明皇。自肃宗复两京，而不能乘胜并力尽取河北之盗。德宗收潞博，几定魏地，而不能斩田悦于孤穷之中。至于宪宗，天下略平矣，而其余孽之存者，终不能尽去。夫唐之所以屡兴而终莫之振者，何者？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御将之术，开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医之用药，鸟喙蝮蝎，皆得自效于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澭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夫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者，何也？天下不乐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危；好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为战，战胜而利归于民，所得于敌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非杀敌无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战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虽已坠名城，杀豪杰，销锋镝，而民之好战之心，嚣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与休息而至于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于使之知爱其上而仇其敌，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驱之于战者，凡皆以为我也。是以乐其战而甘其死。至于其战也，务胜敌而不务得财。其赏也，发公室而行之于庙，使其利不在于杀人。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战。夫然后可以作之于安居之中，而休之于争夺之际。可与安，可与危，而不可与乱。此天下之势也。【子思论】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孟子论】昔者仲尼自卫反鲁，网罗三代之旧闻，盖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终年不能究其说。夫子谓子贡曰：“赐，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是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书，百工之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事，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杂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乱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学而不乱，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虽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礼之所由废也。一失言者，义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残，天下大乱，未尝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可乐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且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