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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渔人，洛阳人。半生无欲求，沧海寄余生。
杂文集：荒原星火
(文 / 渔人)
分类：杂谈
添加时间：12-10-11 07:34
&&&&&杂文集：荒原星火
欲在官本位的国度建设人才大国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于日至5月26日在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作了讲话，本次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设分会场。
会议内容很长很重要，可当笔者看到齐刷刷的官员会聚一堂研究重视人才、发现人才，为人才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环境时，忍不住长叹一声：难！
自古以为，中国的统治者没有不重视人才的，只是人才的标准因时而异。先秦时王国选拔人才没有严格的标准，人才的产生与时势相关，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然贵族们是先天的人才，依据血统就可以捞取一官半职，平民也有进身的机会，国王好文时，则文学之士以文干进，乱世用武时，力能举鼎者进，宫庭内讧时，阴鸷之才显，诸候争霸时，则合纵刑名之士生，只有顺应帝王利益之士才是人才，否则就会生不逢时，就象冯唐，早举孝廉，历事三朝而无用，到了武帝想大用时，冯唐已老，据说是文帝喜文，而冯唐尚武，景帝喜武，而冯唐又改文，到了武帝时，文武全才的冯唐已老无所用了。汉后，人才的选取主要依据郡守的举荐，什么贤良方正、忠正廉直、孝廉等，由于弊端太大，到了隋唐时，科举兴起，举荐制才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的人才史几乎就是一部官吏史，因为皇家要保持天下永传，帝业永兴，所谓的人才必须符合皇家的需要，对于与皇家利益不相关的事物，引不起当事者重视，具有这方面专才的人难免坐冷板凳了，因此学成文武艺术，货于帝王家就成了最重要的人才，文武之外者，就成了不如流的雕虫小技，或者直接将之归入奇技淫巧而大加禁止。中国的科技曾经领先世界许多年，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人才观多么先进，而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领先世界近千年缘故，而封建社会当然比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优越得多。
时下的用人机制比古时乱得多，既有类似于科举的选拔机制，又带有裙带血统世袭特点，在关键时刻，官员举荐也时有发生，官本位思想比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就连教育科研机构也衙门化了，只要当了官，哪怕是再小的官也比一线的教研人员强得多，因为官员掌握了财权人事权，可以让人生让人死，甚至生不如死，顺应官员者还能有所作为，如果逆了官员，什么也搞不成，甚而有下岗失业之险，官员们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将手伸向了角角落落，名也要得，利也要得，既想作婊子，又想立牌坊，给你经费要么得利要么得名，没名没利，对不起。这就出现了教授不如科长怪异现象。人才是什么？官员们承认了才是人才，官员不承认，就算是天大的人才也算不了什么，前两年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地球离了谁不会转？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纵使你有通天之才，不拜倒在我的一亩三分地里，你屁也不是。
要想重视人才，靠官员们天良发现或者寄希望于官员人人为伯乐上不行，相反，只要管好了官，才能为人才产生创造良好的条件。当官员们不能越界成为一方神圣，人才们才能在自由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否则官如大树，人才如幼苗，在官的大树底下，没有阳光没有空气，人才怎样才能成长壮大？
召集官员来研究人才问题，表面上看可以为人才产生创造条件，事实上这是在变相加强领导的权力与权威，不但不能为人才产生创造更好的条件，相反却是为遏杀人才推波助澜。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人才的事交给人才，官员的事交给官员，官员们只要不越权、不滥权就行。在发达的人才大国、科技大国很少见到官员们指导人才工作，因为他们与其它人才之间有交叉有区分，官员们首先属于某方面的专才，然后才成为人才被百姓选到了领导岗位，他们没有资格对其他人才指手划脚，因为他们属于人才，但并不高于人才。如果各类人才能集中起来对官员们指手划脚，那么人才大国也的形成也就指日可待了，靠官员们的重视来指导来建设人才强国，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管激怒了，中国每年有多少城管与小贩发生多少次冲突，中国人依旧桃花枝头笑春风。以色列人被高房价激怒了，但中国人面对高房价几代背负房贷却同情着西方人的生活，中国人可以因生活的无望而自杀，却不去问是什么导致自杀。中国人不怕死，世界人都知道，中国人有人海战术，据说世界无匹。中爱国需要真相，盲目爱国无益
现在历史教课书对义和团运动是这样评价的：“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猖狂。一些外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配合本国政府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有的还收租放债，包揽诉讼，敲诈勒索，收买地痞流氓入教，鱼肉中国人民。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教会的斗争。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瓜分危机日益严重，反教会与反瓜分联系在一起，各地的群众斗争更加汹涌澎湃。1899年，终于从山东酿成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事实并非这样。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动了废掉光绪帝的念头，受到各国公使的反对，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立顽固派载漪之子为“大阿哥”，载漪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早些正位，便利用起自山东的义和团为自己造势。慈禧因废帝之意不得行，对列强报有强烈愤慨，义务团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正合载漪与慈禧之意。在慈禧与载漪两股势力的支持下，义和团由非法转为合法，从山东越过直隶，一直闹到北京，他们杀教民、攻教堂、烧使馆，洋人没杀几个，中国教民倒杀死无数，也连累了许多无辜，甚至派人入皇宫刺杀光绪帝，不过没有得逞。据史书记载：“义和团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阙，三日不灭。 慈禧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10万两银子。大臣载漪在官邸中也设了拳坛，早晚膜拜，助长了义和团的声威，使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城里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月，亦毙之。 他们烧掉地图，砸碎放大镜、眼镜及西洋钟表，因为这些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不从的，他们就大开杀戒，以示与外国“划清界限”。（引自百度《义和团真相与庚子年间的光绪帝》）。
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使大家窥知义和团与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真面目，否则大家还沉浸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壮举里不能自拔呢。在封建时代，朝庭是国家的代表，官吏是国家的代理人，爱国需要奉旨，没有圣旨，你要爱国，就得考虑考虑。我们不能否认义和团拳民们具有爱国的初衷，但没载漪与老佛爷的圣意，他们就是非法的，袁世凯就曾纳义团于血海之中，直到圣意到达时，义和团才兴高采烈地进京爱国反帝了。这些生于草泽的拳民们根本不知道，洋人是因为庙堂食禄者的昏庸腐败招来的，昏庸腐败这个“庆父”不除，洋人之难就难已，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见一个洋人杀一个洋人就是爱国，就可以驱除洋人再造中华，爱国到了极致，连与洋人沾点边的中国百姓也成了洋奴，那就一块除去，结果是南辕北辙，越爱国越乱，越爱国越离老佛爷的圣意越远，这群不明真相的“爱国者”的爱国之举最后将老佛爷送到西安“西狩”去了，“西狩”途中，老佛爷一道令下，这些“爱国”的义民成了罪大恶极的暴民，成千上万的“爱国”教民成了枪下魂刀下鬼。
在中国，爱国有风险，兴奋要小心。中国自古一来是个圈子治国的模式，之所以不用精英两字来表述，是因为逆淘汰的官场机制下，真正的精英很难挤进，庙堂只是大大小小圈子的汇集。国家的大政方针就在这个圈子内拟定，然后皇帝诏曰一番，屁民照做就是。更关键的是，皇帝诏曰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让屁民们摸不着头脑，只有圈子里的人精才能深谙帝意。圣上需要屁民们贡献爱国了，一番堂而皇之的言语，草民们就顺竿子向上爬，爬到一定高度，圣上感到火候到了，一道圣旨，大家齐刷刷下来，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皆大欢喜。这里面决不允许草民做任何发挥，就算依照堂皇圣旨多进半步也不成，一发挥就离题万里，因为圣上的真正意图不是你所想象的，于是悲剧就会发生，爱国就会变为大逆。
曾经的美韩黄海军演炒得热火潮天，爱国志士义愤填膺，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原来军演属例行军演，此前华盛顿号航母不但亲自参与，而且在演习结束后顺道访问了香港，至于说为什么今年会掀起爱国热潮，就不是爱国之士可以了解的。日本在钓渔岛附近扣我渔船抓我渔民拒我船长，自然引起无数爱国之士的爱国热情，只是笔者对一些真相有所不解，因此笔者也就保持理性。第一，钓渔岛是在谁的控制之中？第二，以前是否有中国渔船前往打鱼？
笔者从网上了解，钓渔岛现在在日本掌控之中，中国多年来并未提出象样的抗议。关键是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中国渔船一直就在钓渔岛附近打渔，最近日本才扣我渔船抓我渔民？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以前我方经常在那里打渔日本不抓，现在抓了，按我国的政治用语叫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应该高度重视。如果从前没有渔船或者有少数渔船在那里打渔没被日本发现，那么这次渔船船长被扣，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人家占了岛我们不作声，又没有渔船到该地打渔去行使主权，就等于你默认了人家的实际控制，其码给人家的印象是你默认了这种局面，现在突然有渔船到那里打渔，并且被人家发现，在人家眼里你不是背信弃义是什么？
要抗议要爱国当在日本实际控制该岛之时。那时沉默以对，现在人家扣我渔船抓我渔民就是顺理成章之事。现在抗议、爱国还有个什么用？有这么多疑问纠缠其中，让人怎么爱国，爱到什么程度才合适？
总之真相不明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大谈爱国，否则你爱的一塌糊涂，却没有个正性与方向，徒制造一些乱象，又有何意义呢？
领导的烦恼与草民无关
作为领导也难也不难，关键看你处在什么体制环境下。如果一个人处于一个有秩序的环境里，作事按部就班，有难处积众人之智慧去解决问题，作起事来并不难，需要乾纲独断的时候并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领导并不难。
但是，如果处于集权体制下皇帝，他们的确有点难。集权制下的皇帝靠的是强力，他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是敌我之间的关系，无论他们之间表面上看是多么的亲密无间，但彼此之间的猜忌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这时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要下一番大力气，否则，说不定哪一天自己的帽子自己的头颅就不知飞向何处。此种体制下的皇帝的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用在了巩固地位上，管理治国之类的工作只是业余行为，何况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刀枪在手，社会秩序就会建立，每个人为了生存就得工作，就得纳税，领导的作用就是收税、享乐、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最低投入，也就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
集权体制下的皇上需要个人权威，尽量将自己打扮成为无所不通的神人很有必要，最好使人产生救星般的效果最好，这样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天才、伟人、哲学家、诗人、思想家、军事家多产生于这些国家。这些头顶多项华冠的皇上形象不是让敌对国或外人看的，因为旁观者清，独裁者们的唬人把戏蒙蒙自己的臣民可以，根本就蒙不住外人。本国臣民由于生存的权力握在皇帝手里，皇上让你生存你就生存，不让你生存你就得死亡，臣民们生来就用仰望的目光盯着光焰万丈的皇上，加上国家机器的长期洗脑，以致失去的正常人的判断能力，天真地以为自己皇上就是神，就是政治家、艺术家、军事家大救星、宇宙守护神。这些神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最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成为天天为生存而四处找食的饥民最妙，这样他们就没有心思象领袖那样胡思乱想了，天下就稳如泰山，如果皇上给他们扔一些食物，他们就会感激涕零山呼万岁，假若哪一天皇上英明，象家禽家畜一样将人们固定于一个范围内，不时给一些食物，或者允许这些人在圈里啃一些草料，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时代绝对是数千年来未有的盛世。
草民屁民永远是草民屁民，说人家害怕草民屁民，绝对是意淫，这些草民屁民整日里为一日三餐发愁，哪有什么心思琢磨人家皇上的事？以中国为例，几百次改朝换代，真正的草民屁民成事的没有几次，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之手，东汉亡于阉寺权臣之手，赤眉黄巾之流简直不值一扫。西晋亡于八王之乱后的五胡乱华，东晋亡于权臣刘裕，隋亡于强藩国戚李渊，唐亡于藩镇，宋明亡于异族，真正草民成事的就朱元璋一人，刘邦赖好也是个亭长，按现在的级别也是个科级副科级。正因为草民屁民算不了什么，人家随便伪装一下就可将草民屁民摆平，从这种意义上讲，皇上真是没什么难当的。
真正令皇上作难的是他的亲密战友忠实臣僚，皇上的所作所为、领袖的整神弄鬼可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可欺骗不了环伺四周的臣僚，光焰万丈的神人皇上不过是个吃喝拉撒的臭皮囊，这时就用上了皇上的能力了，无外乎恩威并施搞好平衡八个字，当皇上运用好这八个字，臣僚们也会爬在领袖的脚下如忠顺的小狗，这个时候就是皇上人生的辉煌时期，百姓安服臣僚顺服，皇上可以安居深宫玩女人享美食着华衣，没事时就可以吟诗绘画作文章练书法，皇上仰望星空，胡思乱想一通，一不溜神就成了思想家哲学家发明家，无论其思考如何浅薄如何可笑，经过马屁文人的吹捧，于是举国之人无不如痴如狂。
皇上过了神仙日子，臣僚们的日子也差不到哪去，在皇上的庇护下贪腐耍钱玩女人，可以说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样样精通，只是苦了其下的百姓，百姓也会闹一下情绪，引得大人们心烦，不要以为人家怕你翻天，只是你的举动打乱了人家的生活节奏，影响了人家的官位与腐朽的日子而已，人家三下五除二就将你搞定，不服真的不行！
只是当皇上的各类技艺思想达到顶峰时，就会有不臣之人应运而生，“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皇上的好日子从此远去，有时连头颅也不知飞向何处，徒留下一些诗文在人间，有些连诗文也随身腐臭，真是何必来着？
西方体制下的领导也难不到哪去，无论总统首相或者总理，看上去无限无光，事实上权力有限，因为这些国家是真正的集体领导，作为一国元首，只是相当于主持人的角色，国家的大政方针需要议会，议会通不过的事，元首也没办法，尽管元首可以否决议会的决议，但无正当的理由，元首不敢轻易行使否决权，否则司法就样介入，何况总统有任期限制，元首可以否决一次两次，但下一界元首上任后情况也就大不同。由于有议会的制约与支持，元首的责任轻了许多，也不用担心下属玩阴的，有本事可以公开竞选，一切皆在阳光下运行，不需要装神弄鬼，不需要仰望星空，心情自然愉快无比。元首们的难处是处于公民的监督之下，稍有不慎就遭弹阂。这种体制下的元首基本上可以安享天年，但中国的皇帝们多死于非命，据统计中国皇帝们的平均寿命不过二三十岁，真是难为了这些万岁爷们！那种体制下的百姓想不幸福也难，如果元首想以饥饿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人们就会通过合法手段将之赶下台去，那样的社会尽管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讲是个多赢的社会、和谐的社会，只有在这种社会里，领导的烦恼才与草民有关。
知识分子乃社会发展的风向杆
一次在公交车上和邻坐的陌生人闲谈，他说他们村的干部不经村民同意，将几十户的良田圈了起来搞土地流转，名义上是建设大棚种植，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村邻近市区，新区已将村子规划进去，明摆着要搞房产，除了个别有点势力的村民提出异议，大部分被占土地的村民没得到任何说法，也不敢讨什么说法，因为圈占土地的村干部本身就是黑道人物。我忍不住叹息道：“这样下去，非乱不可”，谁知他说：“乱不了，现在是五千年未有的盛世，乱了百姓们遭秧，你想想，我们现在出行坐汽车，还有电视电话，古代皇帝恐怕也没有这种待遇，乱个屁”。笔者与多位农民及小商贩交谈，他们的结论都是怕乱，而且认为不会乱。看来《人民日报》关于人心思稳的文章并非信口胡言。
也难怪，普通人整日里为生活奔波，没时间没精力关心国事，加上长期的教育，他们在辛苦之余很满足，他们没有太多的梦想，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黑领们的奢靡生活离他们很远，因此对于贫富分化也就没有刻骨之感，至于说不公，那是常态，几辈子几千年都这样过了，也没什么，这是命，只要不遭遇太大的不公，比如说，被非法收地拆房或者遭受不可忍受的侵犯，他们都能打破牙往肚里吞，实在不行就上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不到绝路绝不暴力抗法，他们的善他们的忍并不能感动肉食者们的良心，社会依旧沿着固有的路线向着灾难的深渊疾驰，直到一天他们到了忍耐极限再无退路时，一夫夜呼，万人影从，开始涤荡天下，什么纲纪王法皆化为烟云。
“春江水暧鸭先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百姓们受生活所迫，没有时间精力去分析社会，但知识分子却拥有较强的感知能力，他们因为拥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经历，在工作生活之余，抽出时间感受社会感受生活，从而预知天下的大势及走向。东汉未年，宦官专权，贪赃纳贿把持朝政，玩帝王于股掌之中，民疲而不知恤，吏贪而不知束，正直之士无由进，奸猾之徒盘于朝，以李膺为首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感知天下将乱、王朝将倾，开始聚而论道，抨击时弊，招来权阉的的忌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集团指使人诬告李膺谤讪朝政、交结门徒、图谋不轨，开始大肆抓捕党人，牵连达200余人，由于太慰陈蕃的力争，汉桓帝不得不释放党人，但将党人禁锢终身永不录用，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来由于陈蕃窦武企图铲除宦官集团失败，引来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第二次党祸开始，这次党祸时间长达十余年，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死于狱中，六七百人被禁锢，被抓太学生一千余人，二次党祸后不久，黄巾起义起，然后三国鼎立，东汉亡。东晋时，晋惠帝如痴似傻，皇后贾南风专权，统治阶层奢靡成风而统治者丝毫不觉，关内候索靖路过洛阳铜驼巷，发出千年叹息：“会见汝于荆棘中耳”，叹息声未落，八王之乱起，五胡乱华来，东晋虽亡；唐朝昭宗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抨击时政，反对藩镇割据反对阉党专权，崔远向朱温献计道：“此辈自谓清流，宜投黄河，永为浊流”，于是朱温将斐枢、独孤损等异议朝臣及知识分子三十多人投入黄河白马津，不久唐朝就灭亡了；明朝时权阉魏忠贤专权，将高攀龙等数百人归为东林党人而大肆迫害，不久李自成兵起，明王朝灭亡；清未太学生数千人向朝庭上书要求改革国体，康有为梁启超被光绪帝重用，开始变革，后被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镇压，不久辛亥革命起，清庭覆灭……。&&&&&&&&&&&&&&&&&& 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朝政得失的晴雨表，他们是春江水暖的先知之鸭，是知天下秋的一片落叶，可惜肉食者往往将他们当作丧门星、祸乱之源而予抹平，额首尚未相庆，祸乱已起萧墙！
而那些居于庙堂之上的治世者，虽然他们多属知识分子，但长期的官场生活迷住了双眼，加上美食华屋琼浆玉液的浸泡，早已失去了对世事的敏锐判断，既使偶然于夜半时惊醒，多以为有兵在而心安理得，加上无耻文人的无耻粉饰，使他们变得昏昏然、飘飘然，自以为天下永远无事，殊不知春水已经早寒，秋风已经劲吹，寒冬已经来临，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时，一切都已晚矣！
百姓们求稳之心并不能作为天下太平的标杆，因为他们属于后知后觉者，这并非侮辱他们的知识，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惰性与惯性与生活的重压使然，当知识分子的惊世良言不被肉食者重视时，社会就会以强大的固有的惯性，沿一条不归路快速前行，直到百姓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时，再想求安也就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因此肉食者当从知识分子的呼喊中读懂其中的深意，进行改革改变，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如果以百姓的求稳心理作为永远安定的依据，必定堕入历史的轮回。
慈颜常驻掩盖不了一颗冷酷的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阎王好过，小鬼难缠”，这一现象在官场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官由几种状态，基层官员需要凶神恶煞，位置稍高一点的官要时常动腿，再大一点的官只要动动嘴就行，到了一定级别，连动嘴也给免了，往老板台上一坐，自有下属查颜观色希旨承颜，大官爷只要五观运动一下，该怎样做下属就心领神会了。因此官越大心气也就越顺，面容也就越慈祥，如果能达到面如如来，慈颜常驻，特别是面对群众能有如此表现，那就是至高境界了。
其实基层小官也希望自己能够面如如来慈颜常驻，只是面对基层群众、各类繁琐的事，面如如来心如至水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能处处以群众的利益为重，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事情也就好办。但中国的现实是：如果你想以群众的利益为主就难讨上峰的欢心，上峰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不从集体中百姓中寻得好处，这样的官有什么做处？上峰既想得好处又需作好人，既想作婊子，又想立牌坊，基层官员的日子能好过吗？因此基层官员的小鬼脾气的根源，来自于面如如来慈颜常驻的官爷。
几千年来浩浩荡荡的告御状寻青天的上访大军，就上了面如如来慈颜常驻者的大官爷的当了。访民们受到基层小鬼们的气，将希望寄托于面如如来慈颜常驻的官爷，殊不知小鬼之所以难缠就是由这些慈颜常驻者纵容指使，上来访去能有什么结果？
假的真不了，面如如来慈颜常驻的热面孔掩盖不了那颗冷酷的心，不经意间就会一露狰狞！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中的那个老树精，将朝堂的大臣们的心肝吃净，然后幻化为光焰万仗的佛祖模样，称为普渡慈航，但他逃不过那个神通广大的法师的法眼，最后被打回了原形。这只是电影，现实中多的是“道高一尽，魔高一长”，单凭道长们的有限法力，是无法将各类伪装的“普渡慈航”打回原现，只有公民们有了决定官员们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将诸多“邪魔慈航”打回原形！
刀枪不仅嗜血，而且嗜脂膏
大家对刀枪的嗜血性不陌生，对刀枪嗜脂膏性认识不足。
战场上刀光剑戟下的血肉横飞、刑场上刀光闪过后的人头滚滚、产生矛盾后几人之间的持刀相向，是刀枪的显性功能。当天下大定、刀枪入库后，其隐性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
嗜血后的刀枪虽然入了库，其威摄尚在，皇帝官爷借助它的威摄开始建立组织、制定法律、厘定税赋，皇帝握住了刀把子将之幻化为至高的权力，自然天下无敌，官吏借助皇帝的认可，也拥有了一定的权力。皇帝举全国之力以奉一人，过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阅尽天下春色享尽人间荣华，生前尽量拥有，死后还要将之带到地下，各级老爷依权力大小安享富贵，到了百姓那里，就要出死力为皇帝老爷们奉献脂膏，虽肝脑涂地也避无可避。刀枪为皇帝老爷们带来百姓的脂膏，刀枪的嗜脂膏性已经明了。
嗜血性是刀枪的本能，嗜脂膏性是它的延伸，本能无法改变，但延伸性却能去除。只要将刀枪的把子握在全国的百姓手中，去除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陋习，刀枪的嗜脂膏性就能去除。
有时真为百姓悲哀，每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过后，百姓以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事实却是一个灾难过去，另一灾难相继，肝脑涂地翻过，脂膏相奉相随，而悲剧的根源就是刀枪的嗜脂膏性。无论老爷们说的再好听，只要刀枪操纵在私人手中，就无法改变刀枪的嗜脂膏性，也就无法改变百姓们的命运。
钱是人的胆，刀枪更是人的胆，百姓没有钱不行，不握住刀把子也不行，握住了刀把子，就驯服了权力，驯服了权力就有公平致富的可能，有了致富的可能，拥有的脂膏才不化为禽兽们不劳而获的口中美食，才能从根本上去除附在刀枪上的嗜脂膏性。
古代帝王将相们的御兵之术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期，谁掌握了军队，谁就能登基称尊。他们怎样去控制军队呢？这属于帝王秘密，没有专著，只有一些片段散见于史书之中。
士兵如果智勇双全，就可在战斗中脱颖而出，成为将领，将领积有军功就可拜将封候，此属小概率事件，大多数士兵征战一生，不填沟壑就算是幸事了。怎样让士兵们为主将效命呢？古代没有什么人民概念，国家可以用忠义来激励士兵，用百姓的赋税来养军队。多数情况下，经过层层克扣，到达士兵手里极有限，不过和平时期，士兵们也能忍受，一旦战起，交通中断粮草难继，就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劫掠。北汉国主刘知远死后，其子承祜继统，因顾命大臣史肇弘、杨、王章骄横专权心生怨恨，枢密承旨聂文进、客省使阎晋卿、飞龙使後匡赞、平卢节度使刘铢因三顾命大臣从中作梗，久不得迁而怀恨在心，因此与皇帝一拍即合，利用朝会将三顾命大臣杀死，并族诛其家，顺便连郭威家属也给屠了，郭威此时正在邺都御辽，接信后，即刻挥师入都清君侧。以臣反君名不正，入清君侧理不顺，将领们当然拥跃，无奈士气并不怎么高涨，这时王俊对士兵们说：“主帅说了，如果能入大梁，许大家剽掠经旬”，于是士气大振，没多久就杀入京师，然后纵兵大掠，京城为之一空。第二种特殊手段则是激起士兵兽性。辽主耶律德光灭后晋北返途中，到相地（今安阳）遇抗，辽主晓谕破城后任卒所为，于是辽兵如狼似虎奋勇当先，破城后先是烧奸掠，然后就是大屠杀，男人杀光，年轻女子掠走，士兵们将小孩抛向空中，然后以刀相接，肚破肠流惨绝人寰，士兵们则在杀戮中寻得无比的乐趣，结果安阳城内伏尸十万血流成渠，辽兵满意而去。后唐李从珂攻破洛阳逼死李从厚，没有允许士兵们劫掠，不过以各地摊派奖赏将士，官贪吏虐，民不聊生，士兵们尚不满意，经常横行街市劫掠市面，百姓愤而围问：“你们为了为主人立功，多得金帛，不顾百姓死活，难道不知道百姓为衣食父母吗？你们这样做对得起自己的天良心吗？”，士兵大怒，对百姓刀枪并用，杀得百姓血肉横飞尸如山积。可以说诱之以利，激之以兽性是古代帝王治兵的不二法门。
宋太祖登基后，杯酒释兵权，将主要将领们的兵权归于中央，实行文武分治，用文官充任州府，设置了转运使等职。为了确保将领不行谋逆，沿袭古之旧制，将在外，家属必需留在京师，将领胆敢不忠，必定牵连家属，将领几乎不敢生二心，辅之以高薪养兵，其家属的待遇也得到极大提高。后来诸王朝皆用宋法治军，藩镇之祸从此消弥于无形。明时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其家在京师，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拷打其父，刘宗敏霸占其妾陈园园，逼其降清，看似李自成促使其反，实则由明王朝以家属为人质所致，怨不得李自成。
不过此法虽妙，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君不信兵兵亦不信君，加之高薪之下将骄卒惰，虽致良将缺乏精兵锐减，压内有术，御外无方，先亡于蒙元，后亡于满清，蒙元入侵杀百姓数千万，满清入关又杀百姓数千万，可怜百姓养兵千日，终成无用之师，可悲可叹！
涵芬楼内话英雄
何谓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度，英雄多属于官老爷，比如卫青、霍去病、关羽、张飞、诸葛亮、岳飞、刘伯温等，这些人只能算作一般英雄，国人心目中最大的英雄是什么人？当然是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帝王，作为将相之类的英雄，自然无法与称王称帝之类的英雄相比，不过帝王不是人人能作的，别说作了，就连想也要犯杀头大罪，因此人们只有将帝王雄心藏在心里，退而求其次，争做将相之类的英雄了。
李宗吾先生一语道破天机：所谓的英雄，不过脸厚心黑而已。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脸皮厚点心黑点可作小英雄，再厚点黑点可作中英雄，要想成为帝王这种大英雄，那就得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鬼挡杀鬼，如果再加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那么帝王之位就非他莫属了。
大多数人是有良知的，根据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论断，这些人大多数成为英雄们手下的奴隶，就如鲁讯先生所说：刀从东来，他们向西去，刀从西来他们向东跑。刀让他们向东，他们决不敢向西，他们的良知与智慧屈服于脸厚心黑者的刀下，只在暗夜无人时，良心里发出一声暗骂而已。
英雄们的子孙往往是狗熊，民间总有一些具有英雄气质的人应运而生，英雄总是少数人，但就是这少数几个人往往搅得天下大乱，正所谓英雄在精而不在多，因为有了众多奴民们的怯懦，所以造就了几十个英雄。胆大的英雄、聪明秀出的英雄带着一帮乌合之众当街一呼，聚众一闹，那些奴民良民就吓破了胆，假若英雄再给他几耳光或者用刀一逼，他们也就屈从了，聪明秀出的英雄如果拥有一张舌粲莲花之口，就更不得了了，奴民愚民略有良知之民更是敬之如父母，仰之如天地，为英雄生为英雄死。
民意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英雄，乱天下者从来就是一小撮人，因为他们属于天不怕地怕的主，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道德，敢于突破人类所有的底线，因此成功最终属于他们，他们成了王自然也就是真理在握，达到了无所不为的境界，然后信口胡说历史，也就成了光照千秋的大老爷大救世主。
按说现在已与世界接轨了，英雄的标准也该与国际接轨了，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却让人失望。袁腾飞批毛视频出现网络后，据说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多，按说这么高的支持率应该让不支持者望而却步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先是有人以群众举报的形式向袁所在地方举报，然后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袁授课的地方胡闹，接下来又有个叫苏什么的到袁签名售书的涵芬楼闹。这些人真是中国的英雄！聪明秀出、胆力过人，所到之处，一片道歉讨饶之声，如果他们斩木为兵揭杆为旗，那些奴民还不吓得半死，从而糊里糊涂地“咸与维新”？如果他们胆子大到敢捅天，聪明达到敢踏破任何人类道德底线，加上几个教主的舌粲莲花，新的盖世英雄也就应运而生，只是英雄不是吃素的，那就拿几千几百万人的血肉来！
其实那些英雄们也不是什么神人，如果有几个人站出来大喝一声，他们也会气馁，他们是个能屈能伸的主，曹阿瞒也曾割须掩面从吕布的方天戟下逃生，韩信也曾跨下求生，只要识破他们的鬼魅伎俩，然后站出来与之当面锣对面鼓敲打一阵，他们也就落荒而逃了，但千百年来，就是没有人敢于和他们对垒，天下无人，虽使竖子成名，可叹可叹！
当他们成了一定气候，胁裹奴民杀奔而来时，一切就晚了，奴民一旦患上斯德格尔摩综合症，由奴民变为暴民时，大势也就去了，新狼主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是个英雄辈出的国度，中国人的苦难与英雄的人数成正比，现在是常人的世纪，现在不需要传统式的英雄，只要那些禀持正义良知的人不再怯懦，中国也就有救了！
不必哀叹：功臣被雄主屠戮乃是自找的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是史记中的名句，也是太史公对功臣韩信不得善终的哀叹。屠戮功臣或者罢除功臣的权柄是历代开国帝王们的治国方略，作为人杰的功臣不应该发出那么多的哀叹，因为从他们加入开国集团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就是死于雄主之手，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 &&&&雄主为何人？胆大心黑面慈手狠，只有目的没有手段，他的目的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们必需全胜，一次致命的失败就会全盘皆输，直到消灭所以敌人才告一段落，当真刀真枪的敌人消灭完后，余下的就是潜在的敌人或癔想中的敌人，长期的撕杀生涯，养成了其嗜杀的习惯，一日不撕杀就食不甘味夜不甘寝，可以说撕杀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生命不熄，撕杀不止，于是昔日的战友功臣就走进他的视线，君疑臣死，那些功臣功狗还能往哪跑？ &&&& 当功狗功臣们加入逐鹿集团之时，他们与雄主的命运就连在一起，雄主成了他们的指明灯、守护神，没有雄主，就没有他们的一切，因为逐鹿过程就是你死我活的过程，如果没有雄主，集团随时就有覆灭的危险，集团成员随时会有性命之忧，为了生命，为了将来，集团内部共同将有良心有羞耻之心的人排除在最高领导之外，因为有仁心者在众多禽兽面前决无取胜的可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提脑袋的事情，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集团的前途，为了集团自己的前途，他们必定将最恶毒最凶恨最无耻最不择手段的流氓无赖推为最高领导，这样才能带领整个集团战胜所有强敌。 &&&& 雄主单单具备以上手段还不足以成器，如果再配上一副仁慈的脸、温柔的语言、伟岸的身躯，就必定成为众望所归的真命天子，在群雄逐鹿中，对敌凶狠阴毒，对集团内部有能力者极尽笼络之事，众将仰之如父母，士卒视之如天神，这样比能团结带领其下臣民东荡西杀，扫尽群雄一统江山。 &&& &集团清洗不可避免，并且很容易成为内部共识。大敌当前，如果内耗不断，必定为敌所乘，因此血洗内部，形成铁板一块就成为历史必然，在清洗中，人人争与雄主保持一致，将那些动摇者、有良心者、有头脑者清洗出去，就能纯洁集团队伍，在清洗过程中，还可以借机报复、乘势泄恨，何乐而不为？那些对雄主有危胁者当然在清洗之列，清洗是残酷的，冤死者不在少数，但集团内部没有人为他们鸣屈喊冤，人生就是赌博，愿赌服输，何况为了集团利益，大伙前程，死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经过一番清洗，队伍得到“纯洁”，将士更加用命，领袖更加英明，撕杀更加顺手，江山指日可待。 && &&数载过后，新主登基，功臣欢欣，以为富贵可期，从此可以优游至老，谁知雄主何许人也？乘人之榻，岂容他人安睡？为了江山永固，子孙安康，自然要对能臣名将动动手脚，当然也是不择手段，如同对待战场上的劲敌，战场上一次撕杀，万头尽落，在雄主看来，何等痛快淋漓！于是屠戮起功臣功狗，规模自然不能太小，杀其人不足以肆志，那就东西株连，南北勾结，来他个满门抄斩，甚而株连九族，往往一案未平，一案又起，直杀得血流成渠，伏尸山积，雄主才能志得意满。 && 功狗功臣们被屠其实一点也不冤，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或因贫困无生或因追求功名进入逐鹿的赌场，这是一条有去无回之路，自己做不了不择手段的雄主，就要投靠到不择手段的雄主之下，互相利用求取富贵，富贵一旦到手，就要分享富贵，分享与分赃差不多，也是你死我活，群雄不是雄主的对手，作为供其驱使的下属自然也不是对手，死与生捏在雄主手里，理论上所谓的功狗功臣在功成名就后皆需死，就看谁的运气好了。死就死了，自己的选择有何后悔？如果侥幸不死，自然有荣花富贵相随，生与死不过是赌场上的输与赢而已。 &&&&雄主不愧为雄主，从秦始皇到清太宗，没有一个善碴，无数个功臣功狗循环着历史的悲剧，犹如善长的韭菜，被雄主们割了一次又一次，只是富贵诱人，谁人能抵当金钱玉帛女子位子的诱惑？ &&&&功臣功狗被雄主撕裂揉碎不足惜，可怜众百姓在无数次逐鹿中，被雄主及功臣功狗们杀来杀去，真是人杀我我亦杀人，杀来杀去也没杀出个朗朗乾坤来，倒引来列强窥视，国将不国。还是外边的世界好，雄主无需杀人，功臣无需丧命，一切交于百姓，百姓用票来决定权位，三五年一次，败者服输，准备再来，胜者操柄，尽力国事，胜败皆无性命之忧，功臣也可避免被屠命运，多好。
基督在唐朝来到中国后为何又黯然离去？
不少人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是近代的事，事实上，基督教早在唐朝时就进入华夏大地。公元635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奔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国都长安，受到宰相房玄龄的接待，阿罗奔将圣经、圣像介绍给房玄龄，唐太宗见后大感兴趣，请他到皇家藏书楼翻译《圣经》，三年后《圣经》译出，唐太宗看后沉默不语，既无赞扬也无裁抑，于是基督教开始在全国传播，由于基督二字与景音相近且来自大秦，因此叫做大秦景教。此后基督教在中国取得飞速的发展，基督堂遍布各地，与佛庙道观交相辉映，成为大唐开放盛世的一大景观。
不过世事难料，基督教这个新生事物一来到中国，似乎就患上水土不服的病症，因为基督教教义不能为皇帝提供合理的身份，皇帝首先对基督教产生了反感，而在中国传播了近千年的佛教以及本土土生土长的道教、儒教也因基督教的日益壮大感到不安，他们纷纷对基督教发起责难攻击，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杀害基督徒的情况，教派纷争从民间燃到了庙堂，公元845年，大唐武宗皇帝面对这一乱象，龙颜大怒，一声令下，禁绝一切外来宗教，佛教与基督教同时被禁，僧侣与教徒要么被逐要么被杀要么还俗，到了大宋年间的980年，全国的景教徒仅余一人，当这一位景教徒步入天堂后，景教在中国彻底绝了根，直到明未才有了新转机。
话可能说得有点绝，被禁之后的景教虽然在中原地区绝迹，但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西夏、辽、金、蒙古等民民族中，皆有大量的基督徒，他们的首领对基督教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从此种意义上讲似乎基督从未从中华离去，有点阿Q了，因为那时这些民族所统区域属于外国。
与基督教相比，佛教的生命力比较顽强。佛教在印度的最初本意并非是宗教的意思，及是佛佗的教育与教导，佛祖释加牟尼是以师友的面目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与大家共同探讨脱苦之道，正所谓“师父引进门，修行靠个人”，寺院里的和尚的原意叫做“亲教师”，就象我们现在学校里的教师一样，向我们传佛法解经惑，和尚下面还有执纲执事，分掌三个部门，掌管教务的称“首座”，掌管训导的称“维那”，掌管总务的叫“监院”，你看寺院象不象今天的学校？
佛教如何传到中国的呢？公元67年，也就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厅，早上起来向人叙述梦中异象，太史傅毅答道：“皇上所梦乃是西方天竺大圣人，其名曰‘佛’”，于是汉明帝就派中郎将蔡执领十八人前往印度学取佛法，蔡值纫恍性谖饔蛴龅襟梅兰及摄摩腾两人，然后携带经卷佛像而还，明帝在洛阳城西择一善地，供两位高僧翻译佛经，这一精舍善地就是有“释源”、“祖庭”之称的洛阳白马寺。佛教一进入中国，立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结出奇魄，东汉汉桓帝礼佛甚恭，民间供佛焚香已相当普遍，到了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陶谦任命他督广陵、下邳、彭城漕运，于是笮融假公济私，劫取三郡委输“大起浮图寺”，寺院建得金碧辉煌，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可容三千余人同时礼佛，佛像皆涂金粉，衣以锦彩。笮融建寺开历史之先河，从此佛寺遍及中国城乡，到南北朝时达到全盛，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明证，到了今日佛教仍是中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
中国的道教源于中国的道家思想，起源于易，集大成为老子的《道德经》，形成的经典为《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及《老子想尔注》，东汉未年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教标着道教的正式建立，经过两千年的发展，道教形成了系统非常繁杂，人物众多，什么三清、四御、五曜、二十八星宿、阎罗、黑白五常，甚至容纳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知名人物，成为其祭拜的偶像，道教的门派也很多，什么积善派、经典派、符派、丹鼎派、占验派，龙门派、崂山派、随山派、少阳派、正阳派等。道教法术也很多，如山、医、命、相、卜等，不胜枚举，道教最初的活动场所就是在山中择一善地，修心炼丹，自佛寺兴起后，依寺院形式开始大兴土木，称之为观，不久道观就遍及天下。
儒教与儒家思想不同，儒家思想产生于前，儒教产生于后。当佛教寺院香火旺盛后，儒家不甘寂寞，将周公、孔夫子、孟夫子及七十二高徒请进庙宇，享受起香火与冷猪肉来。儒教不用人们大力推广，因为取士就是以儒家经典为范本，要想金榜题名，就得用心苦读，为了求得神灵相助，敬孔拜孔的同时，还得将道教的文昌公张亚子、佛教的菩萨一同请来，接受自己的诚心、香火与冷猪肉，这样一来，道教佛教为儒生进身提供神力，儒生进庙堂后在人主面前为佛道美言，于是佛儒道三教合流，共同将自己的事业推向高峰。
回教只是在少数民族中传，要么全民族信奉，要么就不信，因此回教对中国的影响仅局限于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在此暂且不多论。
佛儒道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开来，有人说是他们有广阔的胸怀，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其一，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能为帝王制造幻象，为平民提供想象，为怨恨提供发泄解脱渠道，总之，它们能为中国大多数人所用，让诸神成为大多数中国信徒的仆人。
以下我要脱开佛、儒、道的正理来说事了。因为中国大多数信众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多不感兴趣，他们心中自有一套佛儒道理论，如果局泥于正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心中，佛可以祈福获寿，也可以清心增寿。佛刚入中国之时，皇帝王公贵族们很是热心了一番，对佛祖佛像又是叩首，又是焚香，又是将自己或自己的子女送入寺中表达自己的诚心，他们的愿望无外乎高官得坐、福禄长享，或国运绵长，江山永久。不过“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韩愈一时激愤之语，不足为据，但无灵验倒是真的，虽无灵验但也无大碍，希望总比失望好。老百姓礼佛，有的祈子，有点求财，有的求官，更有甚者希望佛能为自己报仇，尽管失望仿佛命定，最多不过恨恨地吐一口而已，自己该怎样生活还怎能样生活。道教的神通可就更广更大了，道可以益寿，可以医病，可以相面，可以算命占卜，什么四柱六爻麻衣神相等。各行业都有精神领袖，文有孔圣，武有关圣，智有诸葛圣等，甚而引车卖浆三教九流都可从中找到自己的祖师爷，连猪牛马舍也有可敬拜的神，只要想拜，保证一年之内不停地向各类神仙叩头也叩不过来。道教对于皇帝可是有特殊的吸引力，道教有炼丹术，可以炼制长生不老之药，从始皇到汉武帝，到唐太宗到宋太祖到明神宗到清帝，大有不将长生之药炼出誓不罢休的精神，尽管长生不得，但服得神魂颠倒衣带渐宽而无怨无悔，甚而将龙体也搭进去也死不回头，真是可歌可泣！更有一桩妙不可言之事，道士们苦心炼得一种丹药，能使圣上雄风大振，日御数女而不倒，皇帝富有天下，三宫六院，佳丽无数，可惜就一副龙躯，不能遍施甘淋，有了这方道士，献上这方宝丹，皇帝可以对那些以盐引羊车的宫女嫔妃们说：“喜讯，不用以盐引车了，大家稍安勿燥，容朕慢慢道访，保证一个不拉”，只可惜这些丹药多为虎狼之药，帝王们往往龙马精神不久，就一病不起，但不求天长地久，活出真“我”的风彩，这些死于花下的帝王们，当没什么大憾！
儒教更是古人心中的神圣。自汉兴起以儒治国后，百姓们安身立命靠儒教，进身庙堂靠儒教，皇帝治国靠儒教，改朝换代也离不开儒教，在这种情况下，儒教能衰落吗？
基督教能为中国的帝王们于百姓提供什么可乐之处？《圣经》开章名义说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一句就足以使中国的天子圣贤攒起眉头，什么什么？其初神创造天地？难道天地不是我英明神武的皇帝所创造？就算不是当今圣上所造，也是圣上的先祖的先祖所造，然后引经据典地论证一番，盘古生什么，女娲生什么，什么又生什么，好了，不久就到了炎黄之处，而我上皇就是炎黄女娲的子孙，这天地绝不是上帝创造的，乃是我皇帝的先祖创造的！我国的上皇常以天子自居，当上皇将《圣经》翻烂也找不到自己是天子的证据，情何以堪？不将之丢到火中就不错了！《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皇帝老爷更要龙颜大怒了，连皇帝都成了罪人，这怎么可能？皇帝举足为法、吐辞为章，乃“伟光正”的化身，这不明着逼朕退位吗？上帝说要以公义立国，皇帝立刻就会晕倒，公义？要知道我的天下就是抢来的，我还要防别人抢，要公义立国，这不是要我学宋襄公么？这不是要我的命？何况先皇说了，我们立国要儒表内法的！……。
孔圣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因此我中华上国之人，生来都是无比善良无比正确美好的，之所以变坏，全是社会的错别人的错，《圣经》上却说人生来都是有罪的，这不是往我中华上国人身上泼粪么？《圣经》多次告诫人们要行正直的道，我上国讲求的可是计，不是道，我们有《鬼谷兵法》、《太公兵法》、《尉缭子》、《孙子兵法》、《吴起兵法》、《三十六计》、《三国演义》，我们还有韩非子、商鞅、李斯、李悝、申不害等重量级的法家代表人物，我们有炮烙、车裂、族诛、腰斩、俱五刑、断椎、剥皮等酷刑，想当年方孝儒被明成祖腰斩后，以肘撑地，连写五个惨字方断气，有这么多计谋酷刑与设计者，我们的江山万年永固，你却要让我们行正直的道，我们决不！
有人可能说了，聪明的中国人可以对佛儒道三家经典进行不求甚解的任意发挥，为什么不能将《圣经》作同样的处理，以便让其更适应国情？这就又要让人叹息了，《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圣经》是本通俗读物，多是肯定的语句，没有含糊其辞的地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她又是一部常识性著作，没有一点玄奥的理论，让人一眼就懂，即使中国的圣人们将之曲解一番，只要人们一读到《圣经》原本，一切也就真象大白。中国人做事向来滴水不漏，与其冒穿帮的危险，还不如将之赶尽杀绝为妙，于是中国的帝王们就将之一禁了之完事。
没有《圣经》的约束，中国人活得痛快淋漓，杀人者杀得痛快淋漓，被杀者死得痛苦连连，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互杀觉得不过瘾，又引得夷族进犯，于是你与我皆人头滚滚，什么佛样、天尊呀、孔圣呀，这时候不知道躲到哪去了。当人死得差不多血流得近乎干后，孔圣人出来了，佛祖出来了，天尊也出来了，大家相视一笑泯恩仇，共同团结在帝王周围，将中华帝业推向新世纪创出新模式！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中国几千年来的苦难史告诉我们，我们自以为无比正确，自以为天下无敌，自以为可以凭歪门邪道就可以一往无前，但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不行，我们真的需要用一种苦口的药来治我们的身体之病，用逆耳的忠言治我们的思想之病。现在就有这两种药方放在我们面前，一方是普世的理论与制度，另一剂就是医治人灵魂的《圣经》，除此别无良方。如果我们左手执普世之则，右手执《圣经》之法，用不了多久，中华必定真正崛起，否则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泥淖中粪涌前进，强大只是癔语，崛起只是幻象！
自明未基督教再入中国后，经过屈折的发展，现在已成规模，这也许是件可喜的事，但有许许多多人不喜，他们无时不想方设法改造它或者禁绝它，但世移时易，基督教已在中国生了根，这一切注定是徒劳的。
家族宗法制度是中国人勇于内斗的根源所在
义门陈氏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旺族。陈旺自唐开元年间迁至江西江州郡浔阳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江西九江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后，以孝悌立家，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到宋初开宝年间，人口已发展到七百多人，宋嘉v年间，人口发展到3900余人，宋真宗赵恒赐联曰：聚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炊四百年天下无双。义门陈氏不但人和，连狗也沾上了忠义之气，宋太宗御书道：一犬未至百犬不食，牢内异物皆效义；一吠突起百吠齐怒，寨中同声共护门。历史上与义门陈氏齐名的还有寿张张氏与浦江郑氏，皆数十代同居共炊，成为皇权专制家族宗法时代的一道奇景。
家族宗法制度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特征，儒家对臣民提出的方法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借助于人伦纲常中的父权夫权，以齐家参与皇权专制社会的治理，三大义门就是齐家方面的典范。除了这三家，其它家庭为了与皇权家族宗法制度保持一致，不得不尽可能聚居一起，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为家族成员进一步进身创造一个好的政治条件。皇权专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又重农轻商，家族日益庞大的同时，吃饭穿衣居住就很成问题，为了生存兄弟叔侄等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相当突出，常常兄弟反母父子成仇叔侄成恨。血缘之间的亲情是世间最朴实的感情，当这种最真执最朴实的感情因利益之争受到伤害时，伤害往往是致命的。最初亲人们之间希望用亲情去化解，当自私的天性超过了亲情，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斗争变得激烈，受伤后的亲情使人们的心理发生扭屈，由于亲人们之间了解太多，因此斗争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达到了招招致命，这就是中国人勇于内斗的根源所在。
人不同于禽兽，人有廉耻有感情。亲情之间的斗争激起了人们的廉耻之心，为了取得道德上的优势，互斗中的亲人在外人面前，无不将自己扮成孝悌的仁义之士，通过种种义举来博得外人们的好感，为自己争得一些面子，尽量使自己与国家的主流思想――孔儒的忠孝悌义相附合。
亲人之斗争渐渐泯灭了人的良知，因此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的远近为半径构成了中国人斗争之圆圈，半径远短，斗争越凶狠，半径越远，斗争越平和。同理，半径越近，人们越不仁，半径越远，人们也就越假装仁义。
中国的皇帝以天下为家庭，自己也就是最大的家长，当皇帝将自己小家庭的兄弟叔侄们斗下去之后，腾出手就斗起自己的臣民来，并且凶狠异常，势若禽兽，而皇权下的臣民反抗起来，也是无比残忍，两者你争我斗你撕我杀来来往往几千年，似乎很有战斗力，但到列强那里，全然不是那回事，因为我们是孔儒治下的文明上国，大人们皆为文明之人，为显示自己的仁义文明，也就“宁与外人，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来”起来。
当中国进入皇权专制时代超稳定时期时，世界大多数地方还处于蛮荒的游牧时代，游牧的天性使家庭观念变得淡漠，今天还在一锅内吃饭，为了拓展生存空间，第二天就会各奔东西，这种散居的特性使得人们将生存的斗争放在家庭家族之外，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养成了其勇于外争的习性。他们为了生存结成团伙，向着未知的地方前进，通过与外族的撕杀，得到新的领地与财富，当家族宗法控制下勇于内斗的中华上国，遭遇勇于外争的血腥之徒时，耻辱也就无可避免的产生了，前有西晋南北宋大明，后有大清及北洋政府，无一不是内斗高手外争臭手。
现在好了，人口流动性增强了，生产力也有了大的发展，亲人们之间不必通过残酷的内斗也可求生，勇于内斗的习性减弱了，勇于外争的习性增强了，但国家大家庭大家长的治理模式没有变，遇到外争时，民欲外斗而家长欲和，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也就和上了。家庭成员想取得宽松的环境，而家长却要统一认识，这就产生了各种问题，于是又要求稳了。为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也是中国的传统，为了遗产，子女争得不可开交，这也是勇于内斗不能去根的原因之一，什么时候开始与国外接轨，开征遗产税，通于内斗之病也会大大减轻。
奴隶造不出金字塔低人权产不出高精尖
中学历史告诉我们，埃及金字塔是由成千上万的奴隶在奴隶主的皮鞭下建造的，埃及金字塔是建立在千万奴隶的尸骨之上，情形十分可怕。埃及金字塔构造十分精密，虽经千年，人们也很难将刀片插入。金字塔的精妙之处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令人疑惑的是，一群奴隶在皮鞭下能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