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03版：花地·纪实；连载
民国初年党争之激烈
　　本期登场：《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解玺璋&著　　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本书堪称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本报特精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不过，六七月间，罗瘿公连续两次致信梁启超，却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说明当时这些人之间，关系是相当微妙和复杂的。他开门见山就说：“近日党争极烈，朝暮变更，所谓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党之道德太薄，各怀利己之私，不独同盟会为然也。”这时，似乎有一种在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组织第三党的主张，并且准备拥戴梁启超为党魁。提出这个主张的，主要就是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的人。他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人所共知，但他们与统一党、共和党的关系却不很融洽，合并之事，久议不决，因此才有组织第三党的打算。但他们的组织都很小，人不多，“思自立一帜，而无以为之招”，于是想拉梁启超作为他们的旗帜、招牌，“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村旛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罗瘿公告诉梁启超，徐佛苏不仅不赞成组织第三党，还嘱咐他提醒梁：“第三党党魁之说，渠殊不谓然，嘱公勿遽高兴。”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梁启超可能会陷入两面作战之中，不仅“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但他很清楚：“公之与讨论会关系，既断不能脱，渠等责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势又万无公自立一党之理，惟有始终坚持超然耳。”他所说的超然，其实就是“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　　实际上，民国初年的党争，争信仰，争精神，争纲领的很少，比较多的还是争人事，争权力，争地位，争势力，围绕梁启超的或归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迟，人们争吵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党争之一斑。梁启超深陷其中，感觉自然是不很受用。但也不乏朋友的真情，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浙江绍兴的周善培，他自称，“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梁启超去世后，他写文章追念，“我再想找一个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没有了”。（《追忆梁启超》，149～162页）周善培以眼光长远著称，据说，梁启超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民国元年（1912年）四五月间，他数次致信梁启超，为他出谋划策。他在五月二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还说：“公归亦我所赞，顷所歧者，则公主北，而我主沪。”（《梁启超年谱长编》，636页）他的意思是反对梁与袁世凯合作。由于六月二日是他母亲寿辰，他要回去为母亲祝寿，于是约好六月四日到日本与梁启超面谈，同行还有他的老师———以文章、学问著称的赵尧生。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25 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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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版：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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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司法图景
&&&&博文地址:/art/1041762.htm&&&&清末民初的政治给人的印象是一片鲜艳的血红，一系列谋杀、刺杀或者屠杀的罪恶似乎全都在这时候集齐了。夹杂在这肆意流淌的猩红之中，严肃而凝重的司法图景也涂满了破败与残坯。不过，在接受黑暗洗礼的过程中，一串串个案从狭长的隧道中出来，在撕心裂肺的苦痛中换取司法图景的新生。&&&&&而这之中，民国方兴未艾之时所发生的姚荣泽杀害革命志士周实、阮式一案显然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其影响力而言，它被誉为是“民初第一大案”。它不仅仅关系到能否为革命志士平冤昭雪，更为重要的是该案能否凸显文明审判方式在一个新生政府之下的政治意义与地位。姚荣泽案是中华民国第一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组织法庭，公开审判，并且在并没有成文的律师法的背景下实行了律师与陪审员制度的个案。案件在经过律师和原告、被告的诘问过程后，“陪审员”裁定被告有罪，裁判官来决定量刑的轻重。这样的司法程序避免了军阀滥用权力而过度侵犯被告的权利。不过，颇为遗憾的是，虽然法庭依法判处了姚荣泽死刑，但是袁世凯利用其权力颁发了特赦令。这样，伍廷芳、陈其美等人付出的努力转眼之间付之东流，杀人元凶依然逍遥法外，徒留下强权压制司法的无奈。靳牧达'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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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中国的报刊杂志，大约在大清国洋务运动前后就基本成了气候。不过，这些媒体大多是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比较有名的是英国人办的《申报》，广造舆论，风气渐开，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 中国人自己办的刊物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如《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博采中外新闻，宣扬变法图存。到了清末新政期间，以《大公报》、《时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报刊抨击时政，启发民智，风行一时。
&&& 这时期，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报纸在租借或海外大打笔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章太炎主笔的《民报》与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进行的大规模、深层次的“真理标准”大论战，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 另外，众多地方性的报刊也以监督政府、传播知识为己任，为辛亥革命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宣传启蒙作用。
&&& 有人说，“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起来的”，也并非虚言。
&&& 民国伊始，奉行言论自由。
&&& 各地、各党、各派的报刊铺天盖地，五花八门，带着春风扑面而来。“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
&&& 据说，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主持工作）的居正，看到社会上各种报纸良莠不齐，比较混乱，就让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起草一个“报例”，规范一下，也便于管理。
&&& 林参事误将“报例”拟做了“报律”，并公之于众：
&&&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
&&& 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德酌量科罚。
&&& 这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大哗。因为，“报例”是有从技术层面上加以规范的意思，而“报律”则有从法律层面约束之意，有干涉言论自由之嫌了。
&&&&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 最后，孙中山下令取消了“报律”， 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尊重。
&&& 据统计，当时中国大报小报有500多家，仅北京就有100多家。这么多报刊挤在一个城市，彼此背景不同，政见各异，产生点摩擦在所难免。可报人们由动笔到动嘴，由动嘴到动手，成为了民初报刊的特色“家常菜”。
&&& 1912年4月份，北京有家《中华报》，别看名字起得挺大，其实就是个社会小报。该报负责人丁瑜臣违反“民族政策”，在报纸上说旗人生活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
&&& 这话说的太过分了，丢了江山再丢人，搁谁也受不了啊。
&&& 另一家《正报》的旗人主笔志仲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写文章反驳，并说丁瑜臣“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根本不配做什么主编。
&&& 丁主编闻讯带人大闹正报社，把志主笔直接打进了医院，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正报社当然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找来禁卫军（士兵都是旗人）的人，把丁主编抓起来拷打。
&&& 丁大主编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他杀猪般的嚎叫声中，《中华报》只好关门大吉。
&&& 6月，《国民公报》、《定一报》、《民立报》相继刊登“爆炸性新闻”：“前日章太炎在总统府宴会，与唐总理相值，忽出手枪击唐未中，唐走避。总统笑曰：‘先生醉耶’？饬兵护送出府。章在途犹向空连击不已，巡警出而干涉，经护兵解释，始得回寓。”
&&& 同盟会南京支部义愤填膺，发表通电：“事果属实，则章炳麟乱暴违法，已蹈刑章。按之现行律，实不容宥。乃总统震章虚名，竟放弃法律责任，毫不加罪，既足破坏法律之尊严，尤大负人民信赖之初心。本会为国法计，为风纪计，为政事计，为总统计，不得不请求按法惩究，以维法权而杜效尤。”
&&& 假新闻太给力了，“被害人”唐绍仪坐不住了，致电上海同盟会辟谣：“章氏并无杀害之意”；惟因“章氏尝有‘为国务总理，必须有不畏手枪、炸弹之毅力’”；“各报均系传闻失实，幸勿误会云”。
&&& 作家鲁迅回忆：“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 好么，疯与不疯都是新闻，都能赚银子。
&&& 但说句实在话，银子真是不好赚呀。
&&& 1912年12月，唐群英从北京回到长沙，创办了《女权日报》。当时的妇女还没有看报的习惯，“女权”又不合男人们的胃口，该报经营苦难，最后因付不起印刷费而停刊。
&&& 1913年2月，《长沙日报》刊登郑师道、唐群英的结婚启示。郑是个亢进性精神病患者，追求唐被拒，便来了这一手。
&&& “被结婚”的唐群英大怒，带领“娘子军”冲击《长沙日报》社，拽住主编傅君剑，令其更正并登报道歉。
&&& 傅主编振振有词：“广告不属于编辑部，这条广告从何而来，他也无从追究，即使查出登户，广告也从无更正之例。”
&&& “野蛮女友”唐群英岂能善罢甘休，“挥师”杀入排字房，推翻所有字盘。
唐、傅把官司打到都督谭延]那里，一方要赔偿名誉损失，一方要赔偿报馆损失。谭调停无效，只好用公款2000元来补偿报馆。
&&& 这些还是小菜一碟，与政见之争相比，其他矛盾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 7月份，北京有共和党背景的《国民公报》发表时评：“中国此次革命，同盟会原无尺寸之功，革命事成，同盟会乃乘机窃势，毒我国民，其罪恶实不可以胜数。溯自南京所设假政府以迄今日，国人汹汹，道路沸腾，所欲以性命相争者，何一非同盟会所行之亡国政策欤？”
&&& 面对如此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北京同盟会旗下的国光新闻社、民国报社、民主报社等7家媒体忍无可忍，联名向有关部门状告国民公报社“反叛民国，破坏约法”，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
&&& 随后，《国光新闻》、《民主报》负责人田桐、仇亮（同盟会员）带人手持棍棒，雄赳赳气昂昂，来到国民公报社一通乱砸，把报社总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共和党员）一顿胖揍……
&&& 这些匹夫之勇还不算是“硬菜”，真正的“饕餮大餐”是专找最高当权者的茬。因为，老虎屁股并不是谁都敢摸的。
&&& 北京《国风报》最先向袁世凯“开炮”，啥难听说啥，袁总统就当没听到。可“当兵的人”却受不了，北京军界严正要求该报做出解释，并保证以后不再有诋毁领袖的事件发生，否则武力对待，国风报这才老实了下来。
&&& 还有更激进的。
&&& “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说这话的是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90后理论宣传家戴季陶。
&&& 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他主笔的《民权报》为阵地，从4月份起，以“天仇”的笔名连续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等文章，指责袁任用“民贼”、摧残共和，把老袁骂了个狗血喷头。
&&& 现摘录两段比较“生猛的”：
&&& ――“袁氏之在民国，盖病者血中之毒菌，留之病者之身，则虽有良医，终不能愈病者之痼疾也。”
&&& ――“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以武力治之而已。”
&&& 《民权报》创办于1912年3月，与邓家彦创办的《中华民报》、吕志伊主办的《民国新闻》合称为“横三民”。
&&& 其中，《中华民报》算是最“横”的，曾发表社论《强盗政府》，抨击政府镇压、残害人民的行为无异于强盗，是全国人民的公敌。
&&& 除此之外，北京的《国光新闻》、《中国报》，天津的《民意报》，上海的《太平洋报》等媒体也和老袁过不去。
&& 《太平洋报》称袁总统为“专制魔王”，《民意报》直呼老袁为“袁贼”，“为桀纣、为操莽、为狼子、为a犬”，要“全国奋起，与此残害国民之民贼相周旋”。
&&& 面对反对派的“猖狂进攻”，袁总统表现很淡定，认为是小毛孩子不懂事，一笑了之。
&& “淡定哥”自找台阶地对人说：“目下报纸决无正当舆论，每选一事，无论是非曲直，必要受各报一番无谓之攻击，就是孔子、尧舜生于今日，亦难免不被人笑骂。”
&&& 首义地区湖北更加热闹，黎副总统可没有袁大总统的那份涵养。
&&& 辛亥年声名遐迩的《大江报》在6月复刊，专门和袁世凯、黎元洪过不去。
&&& 8月，《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发表《恶政府之现状》一文，大胆揭露湖北当局的腐败现象。惹的黎菩萨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找了个由头，派人查封大江报社，并要将何主编“就地正法”。
&&& 据《民立报》记载：“8月8日，黎副总统特派参谋黄祯祥带兵二十人，刽子手四人，各执大刀，又卫兵十人，各执手枪并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前往大江报社时，何君适不在馆，免于难。惟黄祯祥挟有宿嫌，将该报馆任意蹂躏，所有对象一律捣毁，并将该社社员唐绳武、黄继伟、卓武初等三人拘捕而去。当时派人搜捕何海鸣，迄未获得。”
&&& 原来，这个黄祯祥曾是民军一个敢死队长，自恃流过血，负过伤，就到处招摇撞骗，后被同盟会开除。此事被《大江报》曝光，黄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 &至于何海鸣如何逃过一劫，据蔡寄欧所说：
&& “都督府顾问刘赓藻闻此消息，急往民心报馆送信。其时天色已黑，城门关闭，由蒋翊武以军务司司长名义，派遣专员乘军务司差船往汉口，才得出城。送信到大江报时，何海鸣在汉口大舞台串戏才赶回来。得信，即避至对门第二镇司令部。黄祯祥带着队伍也赶来了，……晓得何海鸣在逃，一定躲在第二镇司令部，当即带队伍前往搜查，却被第二镇参谋长钟琦拦住。这天夜深，钟琦带一连兵队出去查街，将何海鸣乔扮着士兵模样混在队伍里，送至日清公司码头，坐船逃到上海民权报馆，得免于祸。”
&&& 9日，黎副总统余怒未消，不依不饶，发表通电：“查有《大江报》出版以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说，实属大逆不道”。
&&& 不久，蒋翊武创办的《民心报》上发表了《哀大江报》一文，说黎副总统“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
&&& 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 黎副总统看后，气得把茶杯都摔了。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立刻让人把作者蔡寄欧叫到督署。
见到蔡寄欧，黎都督一通臭骂，要把蔡军法从事，幸亏蒋翊武出面，再三解劝，才平息了事端。
&&&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 民初的报刊界虽然没有“主旋律”，嘈嘈杂杂，五音不全，有时甚至很“暴力”，但却很少替执政当局“宣德达情”。
&&& 同盟会的《民立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民立报》可是一份地地道道的“革命刊物”，它由“革命老人”于右任创办，曾被清政府多次查封。
&&& 可于大师有着“错了就改，改了再犯 ”的坚强意志，换个“马甲”照样干。最初叫《民呼报》，而后叫《民吁报》，最后才有现在这个报名，并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革命党机关报的作用。
&&& 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该报竟胳膊肘向外拐，掉炮往里揍，毫不客气地指责政府，说三道四。
&&& 同盟会的报纸批评同盟会的政府，很多人都想不通，可用主笔章士钊的话说，报纸的主要责任就是监督政府，反映民声。要不，用来擦屁股都嫌硬。
&&&&&&&&&&&&&&&&&&&&&&& 选自本博新书《1913 选票与子弹》（新华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全国各大书店、当当网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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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版：[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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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抄本再现民国初年“眉山战事”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文/图
&&这是一本类似现代日记的“手抄本”，共100来页，第一人称撰文，小楷，记载宣统末年至民国20年的事情。由于长期流落民间，扉页作者名字已经失落无处考，但据文中所述，作者形象大体如下：清末秀才，年约50，眉山人，生逢乱世，极度渴求平安宁静。细品文章内容，对照《眉山县志》，不难看出，书中作者有三个典型的身份：清末秀才、战争灾民以及饥荒难民，他的经历，或许可以再现民国初年眉山时局原状。&&清末秀才——“宣统末年，眉城罢市，大舞台有演不尽之奇状”&&三年前，这个手抄本被爱好收藏的黄征福从书摊“淘”回了家。流落民间近百年的书，有着浓重的岁月痕迹：纸张薄如蝉翼，边角破损严重，每翻一页，都需格外小心。&&“在一个卖旧书的地摊上，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手抄本。”意外邂逅，56岁的黄征福把它当成宝贝，“以后的几年里，研究这个抄本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很快，作者身份有了大体轮廓。“滇军祸蜀，命老妇携两儿出西城六妹家中避难。”“我四妹家居街，长女将出阁。”“王宇文，满清秀才。”“我城学界一人姓刘者祝发最早，导宇文我辈，深为之耻。”“我与王宇文于十年前每逢新正灯节，必有灯谜，时令高会文人。”“二月初，我堂中学子一拥而至，较胜上年。”……&&“在那个年代，进士最低都会当个县官，我开始有点怀疑他是有钱的生意人，但是从家境、朋友圈子和生存状况看来，他极有可能是深受八股考试毒害的满清秀才。”黄征福分析，“从他亦诗亦文的抄本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代表了一大批维稳求和的保守派人士。”&&抄本多处流露对孙中山的不解，“宣统末年，眉城罢市，社稷无主，世道天翻，秩序紊乱，孙猴子大闹天宫……”他也反对西方侵略者：“欧血俄腥日纵妖，边民潘服化鸱枭。”民国下令剪发，他以之为耻：“留将顶上青丝发，学个黄收对大清。”&&据《眉山县志》记载，“民国元年，废眉州，恢复眉山县。”时局的动荡由此可见一斑。&&“在今人看来，作者对孙中山的评价可能有失偏颇，但我们不能苛求，他只是代表社会更迭之际，饱受战争苦而又无力改变的没落知识分子。”黄征福说，“他接受封建正统思想教育，看不到新执政者允诺的美好社会，只一味在苦难中挣扎，付诸文字的，便是无尽的不满与哀怨。”&&战乱灾民——“百姓饱受战乱苦，十室于今九室空”&&《眉山县志》云：民国4年，眉山民众踊跃参加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民国6年，滇军围城，川军内御外援，激战20昼夜，滇军撤退，川军陈洪范旅冷寅东团驻防，派夫，筹饷，百姓甚苦。&&这两次战争在这位满清秀才的手抄本上，则以《眉山战事》一文出现，文中详细记录了百姓深受战乱苦的悲欢离合，最甚则是民国6年。&&“6月12日晨地大震，不少房屋倾倒，6月15日，滇军祸蜀，洪水泛滥，嘉定（今乐山）失守，先行官龚司令一败于黄华堰，再败于黄中坝（现位于青神），退入（眉山）城中。我于14日至彭山奔归，一路闻仁寿一面炮声不绝，入城见人心惶惶，归家闻妇孺皆泣……性命悬于枪头，死于何时何地不可知……”&&秀才笔下阻挡城外枪炮的城墙，如今只有在北门能略见残垣。现任《东坡诗社》社长徐济文今年76岁了，他说十余岁之时曾亲眼见过：“城墙高约2.5米，向外一面笔直陡峻，向内一面坡度较缓，可搭人梯，城墙共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城墙把眉山城围成一个椭圆状，读小学时我们还经常坐在城墙头看夕阳西下呢！”&&93年前的那场军阀混战中，这道城墙庇护了城里万余百姓，但20天的围城困顿，却让秀才等百姓过着“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日子，另有文：“前者滇军攻眉路径张坎，因首时等不面触怒，挨门抄毁……积多年辛苦，尽供一炬，悲夫。”“刘成勋军队扎眉，先筹银五千，次刷纸钱三万串，人民焦头烂额，对泣叫苦。”&&时隔一年，眉山城里早已物是人非：“去年六月十五开炮时，正与汪佗（秀才的朋友）早膳，互相劝食，至今汪佗不在面前。” 朋友的离去，让秀才大为感伤， “干戈已过人何在，日月重新夏独回，举箸心伤同食辈，一生九死不归来。”&&饥荒难民——“斗米值钱三千文，柴空米尽休提说”&&“去年枪弹子，今年米囊花。枪弹子，米囊花，威声重价两无差。”民国七年春，饥荒，到5月，米价升至三千余文，贫民只能取张坎乡清凉寺的白土充饥。&&越到后来，秀才的文字越加晦涩，似有化不开的愁云笼罩心头，对于米价飞涨，文中两处提及：“民国六年，米价涨至千八百文。”不足10月，便另有一文，“时米价昂贵，斗米值钱三千余文。”&&殊不知，在古代，一马平川的眉山城因盛产水稻而有“鱼米之乡”之称，据徐济文父辈回忆，民国初年，眉山城里的大北街、正西街和大南街最为繁华，小北街一带都种的是农田，“有句俗话说，眉山的粮食多，关起城门都能吃三年。”&&不过短短数年，秀才们就在天灾人祸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勒捐饷费势难支，柴空米尽休提说，普通几辈衷难折，试问如何得自由？”从民国7年开始，高会文人、猜灯赏花的轻快句子便从秀才的诗文里绝迹了。&&100多页的诗文，全文无一个标点，黄征福解读得很辛苦，但他依然看得起劲：“咀嚼历史，看作者情感流露，颇有感慨。”怕手抄本再受损，他只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道分享、评说。&&研究诗文两年，黄征福将自己的感想记录在案，2009年，他找到老友徐济文，探讨此文所描绘的民国初年的眉山，回望历史，两人至今唏嘘不已：“一个秀才恰逢乱世，怀才不遇已然悲怆，但他却将大量文字用在了柴米油盐的艰辛上，他的诗，他的文，都在追求一种安宁，一是考取功名的安宁环境，二是找寻百姓的和平盛世，而他，最卑微的夙愿便是：没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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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口“年月≯日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乡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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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张崩亿
学雠文储始狱内飞
签字日期:年月以日 签字日期:川年.月方
举付诊专作者毕业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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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女性报刊与精英女报人群体是中国新闻史上重要一页,值得深入探索。
就民初女报人及女性报刊而言,学界已积累了一定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是研究者多关注精英女报人的办报活动及女报的宣传内容,而结合近代女权运动
发展脉络探讨女性报刊的女权论述变化轨迹,女报人办报活动的直接动机,以及
女报背后主持者性别差异导致的立场分歧,鲜有涉及。论文共分四章,以精英女
报人身份认同为切入点,旨在这些方面作些探讨。
第一章宏观勾勒民初政治、文化语境中的精英女报人办报概况。通过与晚
清女报之比较,旨在呈现民初女子参政运动激发下,女报的女权论述从侧重“责
任平等’’向“权利平等’’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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