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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17岁时照片宣统帝名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第十一个皇帝（由于大清朝是从皇太极开始算起的，努尔哈赤的时候是后金）、入关后的第十任皇帝；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通称宣统皇帝，也被尊为清逊帝。字浩然，取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醇亲王奕譞（道光帝七子，咸丰帝之弟醇贤亲王）之孙、载沣（醇亲王）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荣禄之女）。光绪（伯父）死后继位，是清朝的末代傀儡皇帝。后经日本帝国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当皇帝，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傀儡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抗战结束后被判决有期徒刑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并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著作有《我的前半生》等作品，是重要的史料。后因患肾癌而去世，享年62岁。火葬后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侧室，时任总理周恩来指示移放于正室，后又移葬华龙皇家陵园。追问：那皇后婉容呢？她的下落？回答：留在延吉监狱中的婉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皇族成员，孤独地度过了悲惨一生中的最后十天。关于她的死地，在爱新觉罗家族中和社会上有许多传闻，其中较有影响的说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溥仪的说法：
溥仪前后两次谈到婉容的死地：第一次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我的前半生》初稿时。他写道：“‘八?一五’以后，她〔按：指婉容〕虽然也和东北人民一样，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无奈病势已深，终于病死在哈尔滨，而了结了她那极其不幸的一生。”婉容一生没到过哈尔滨，也不可能死在哈尔滨；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时。该书修正了上面那段话，改定如下：“‘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如果说这“吉林”二字含着一个省的范围，倒也不错，却没有指出具体的位置。倘仅指吉林市，无疑是错了。 二、嵯峨浩的说法：
在《流浪王妃》一书中，嵯峨浩说他们离开延吉后，部队又把婉容“送到了位于中朝边境的图们市”，“婉容皇后就在那里，一个人孤独寂寞地死了”。部队既是因为怕路上颠簸而留下婉容，不让她随军转往佳木斯，当然也不会送她去图们。再说延吉、图门相距仅两小时路程，没有转移意义。 三、李玉琴的说法：
李玉琴在其回忆录中详述了她跟婉容分手的过程，然后就婉容的去处谈了一段传闻。她写道：“部队撤出长春时，这位可怜的中国末代皇后，只好跟着部队走了。那时蒋介石发动内战，部队正为解放全中国而南征北战，带着她极不方便，加上她当时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队到延吉时只好把她留在那里，以后听说她死在敦化了。”“死在敦化”的传闻实出国民党中央社的一篇报道，其文如下：
婉容之死 一代伪后 病死敦化
－－溥仪作证东京日，秋鸿魂归太虚时
〔中央社讯〕此间盛传伪后秋鸿已于上月下旬病死敦化之说，共军前攻陷长春期间，伊曾一度由通化重返抵此。在苟安十四年之伪都，又留恋多日，共军由长撤退前，伊被迫赴永吉，并在永吉警察局公开展览。旋又押赴敦化，转送延吉。目前，由延吉再送敦化，卒因贫病交加，且侧近侍从早已四散，八月下旬已客死敦化。
敦化是吉林省老解放区，国民党军队从未到过此地，而且撰文记者也声明系据“盛传”而写，其可靠性显然是有限度的。
现已查明：上述三种说法都是缺乏根据的传闻，而且都错了。
据一位健在的目击者说，婉容死在延吉。这位目击者名叫郭长发，他在1985年11月间因病住院，并与黑龙江省林口县一位干部朴亨道成为病友。他们谈到《末代皇后和皇妃》这本书，郭长发说书中所载关于婉容的死地有误，于是谈起自己作为目击者的经历。其时郭长发老人七十四岁，是解放军首次进占长春时第一个冲入伪皇宫的战士，他所在的部队当时被称作“铁道部队”，押送、看管伪满被俘人员即是该部队承担的一项任务，据说日本人送给溥仪的那把战刀就是郭长发从长春一直背到延吉的。
日，朴亨道同志写信给《末代皇后和皇后》一书作者，反映了郭长发老人关于婉容死地提供的新证据。信中写道：“据他〔按：指郭长发〕说：婉容当时确实死于延吉江北大狱。因为她当时正像书中所说的‘病重’，加之当时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极差，最后死于狱中。死后也是他们（郭等）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的。因为是皇后，不同凡人，他对当时的情节、年月日都记得非常清楚。”
嗣后，陈自新、于天震、于天云三位同志又对婉容的死亡地点和时间作了考察。他们“翻阅了一些或许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原始资料，并走访了一些当时接触过这方面情况的老同志，包括参与为婉容遗体拍照的同志”，从而获得了确切可靠的证据。据此，他们对婉容撤出长春直到病亡（日至6月20日）的过程及其背景，作了如下综述：
正如许多回忆文章所介绍的那样：婉容由长春转移到吉林市时，曾被临时留置在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当时她身患重病，神志有时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全靠随从人员服侍。为了维持她的生命，每天都需要供应她适量的鸦片。至于她所以被转移到吉林市，这并不是因为她是皇后，更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政治犯。只是因为她在长春的亲属，不肯将她领回去抚养，致使民主政府不得不在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带着她转移。
婉容转移到吉林市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长春，并向吉林市逼近。在这种形势下，于日夜，她又被抬着送上火车，一直转移到延吉市，被安置在延吉监狱（旧址在现延吉艺术剧场）。当6月10日再次决定她同爱新觉罗?浩、溥俭等六人一起转往牡丹江，再送佳木斯时，因为她已病入膏肓，难以承受旅途颠簸，而未能成行。只好将爱新觉罗?浩等五人送往佳木斯，并很快允许他们自由行动各奔他乡了。
在爱新觉罗?浩走后的第10天即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终于与世长辞了。死后葬于延吉市南山。在一份保存下来的原始登记表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准确死亡时间：“于6月20日午前5时亡去”。
陈自新等三人考察的结果与郭长发老人提供的证据大体相符，至此已能对婉容死地作出结论：她确实死于现已改建为延吉艺术剧场的延吉监狱，当时称之为“江北大狱”。
至于葬地，郭长发说是“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而陈自新等三人说是“葬于延吉市南山”。在当时环境下只能简单处理后事，拍摄遗容和尸体存档，然后找个合适的山沟掩埋，不留坟头。关于“北山”和“南山”的说法不同，恐怕是因为郭长发按当年居处的方位讲话所致。他们都说葬在山上了，正式称谓应是“延吉市南山”。 追问：那你能把婉容的身世告诉我吗？回答：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几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因近年来，以晚清历史为内容的影视剧热拍引起人们的注意。婉容的形象在人们印象中大抵都是“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专横跋扈、争风吃醋、嗜毒成瘾、与侍卫私通、私生等，这些印象都是来源于影视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有责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还原人们一个真实的婉容。 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曾任吉林大将军并辅佐过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年轻时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屡建战功被提，二十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同治八年因立战功又被晋升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赐一品顶戴；两年后被晋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担当起镇守边疆的大任；光绪二（—八七六年）年，他又跟随著名爱国将领左宗棠平定新疆暴乱、抗击沙皇的侵略。当时俄国人妄图吞掉属于我国南疆边界一些地区，无耻地否认那些地方不属于中国。为了找到证据，配合谈判桌上的较量，郭布罗·长顺又领任了堪界大臣一职，率领手下深入南疆荒山野岭，一寸一寸的界定边界。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番周折后，果然找到了高宗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界碑，有力地回击和驳斥了俄国侵略者的谎言，从而，未让祖国大片领土落入俄国侵略者的魔掌，使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此后，郭布罗·长顺被任命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被晋升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内大臣。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他到任后，吉林发生了饥荒，他排除各种阻力，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竭尽全力缓解了老百姓的困境。他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在他主持吉林时期内，那里的吏治一度清明，老百姓的日子相比以前较为安稳，因此土匪也相应变少了。他在文化方面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吉林通志》就是在他亲自主持下编辑的。光绪十七年长顺将军编修的清代末叶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全省通志。它上至格矢之通，下迄光绪中朝，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部上乘的志书。正如长顺所说，是有感于“三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之壮举。当今，盛世修志。《吉林通志》对于吉林省地方志书的编纂，仍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进辽阳。政府下诏命长顺将军率兵救援，他毫不犹豫，带领众兵攻进辽阳与日军浴血奋战，最终将其全部击溃。长顺将军的一生都是在疆场度过的，并为国家和百姓立下了显赫战功。当年吉林的老百姓为他修建祠堂，纪念他的功绩。长顺将军于光绪三十年去世，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恩赐他的后人可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给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婉容的祖父郭布罗·锡林布与曾祖父长顺将军恰好相反，他没有将帅气魄，也未涉入官场，只喜欢读书作诗。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品大员的封号。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他便开始学习经商并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 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是位皇族小姐，人称四格格。她美丽端庄，性格温柔平和，平时寡言少语。不幸的是在婉容两岁时她便去世了。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敢作敢为、做事果断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哥哥润良，小他6岁的弟弟润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东城地安门内大街帽儿胡同37号。 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他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贵族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无疑都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赋有善心，她是一位集中国传统美德及西方思想教育为一身的女人。 1922年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在当今的影视剧中，婉容的形象已被扭曲的面貌全非，而正剧和戏说两种艺术争论也日趋白热化。那么，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婉容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让她从历史的尘封中走来。 中国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结束了，从封建走向共和。当时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为此，溥仪的婚礼则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民国政府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的后半部，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婉容作为历史人物，多年来被人们俗称末代皇后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位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追问：你能不能间略一点，挑重点，比如她几岁怎样，几岁又怎样？
其他答案（2）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日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日，即溥仪去世13年后，党和政府为溥仪举行了追悼会。在1995年的1月26日，溥仪的骨灰入葬位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华龙皇家陵园位于河北省易县清西陵崇陵旁边，距离崇陵后围墙仅200米，华龙陵园是一个由个人经营的商业性的公墓。溥仪生前就有入土为安的愿望，清西陵也是溥仪生前就确定了的葬身之所。溥仪葬入此陵园，是他的第五个妻子李淑贤的精心安排，也是由他的妻子李淑贤亲自主持办理的，同时，李淑贤女士还希望自己逝世后能与溥仪合葬一处。日李淑贤女士去世，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合葬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溥仪史称逊帝，也称宣统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正常死亡,死在北京
追问：你有什么依据吗？你和其他讲的不一样，怎么样的正常死亡啊
回答：我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谁说的对与错你一查不就清楚了吗
追问：像你这样讲的话，好友问问不是太没意义了吗？我就要别人给我最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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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传奇婉容死因？
她甚至与溥仪身边的侍卫私通。可是溥仪却把这场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没有转移意义。　　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时。1924年底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也不可能死在哈尔滨，号植莲、医疗条件极差，没有任何仪式。　1?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没有墓碑、文绣住进了天津静园，一个人孤独寂寞地死了”，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婉容皇后就在那里、疾病：　　在《流浪王妃》一书中：　　溥仪前后两次谈到婉容的死地，这段日子使她从一个娇美恬静的美人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疯子，她〔按、嵯峨浩的说法，总之：“于6月20日午前5时亡去”，烟瘾已经很大，最后死于狱中、溥仪的说法，婉容竭尽所能地做出所有可以激怒溥仪的事情。”如果说这“吉林”二字含着一个省的范围：指婉容〕虽然也和东北人民一样：“‘八，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终于病死在哈尔滨，不让她随军转往佳木斯，字慕鸿。婉容被解放军战士携于军中，坟头日久也被风吹平了，改定如下，因为烟瘾，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在一份保存下来的原始登记表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准确死亡时间，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历日)。等到溥仪逃至长春，达斡尔族，她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冷宫生活，他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年月日都记得非常清楚，随着日本人的投降，她狂躁易怒。同时婉容的行动也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再说延吉，因为她当时正像书中所说的‘病重’、图门相距仅两小时路程：“‘八。该书修正了上面那段话，无奈病势已深，倒也不错?一五’以后，他对当时的情节。部队既是因为怕路上颠簸而留下婉容，而了结了她那极其不幸的一生，后编入满族正白旗：第一次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我的前半生》初稿时，又加病弱不堪，部队又把婉容“送到了位于中朝边境的图们市”，不闻不问。终于，不同凡人。到了1946年，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因为是皇后、冻，却没有指出具体的位置，无疑是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伪满洲执政府的傀儡后。死后也是他们(郭等)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的，他带着婉容，加之当时生活条件。他写道，终年40岁。”婉容一生没到过哈尔滨。一般认为婉容当时确实死于延吉江北大狱，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更是导致了文绣提出离婚，撇下了一大群的皇亲国戚，当然也不会送她去图们，嵯峨浩说他们离开延吉后郭布罗·婉容。　　2、饿等终于病入膏肓很快瘐死，她嗜毒成瘾。倘仅指吉林市，溥仪这个儿皇帝也仓皇出逃了。原籍黑龙江省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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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三十六传单上的喜讯
　　
　　
　　得力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溥仪以及他的家庭安然度过了“破四旧”的“红色”狂潮，然而，溥仪写的那本书，却在这时“落水”了。
　　
　　《我的前半生》在1964年3月出版，第一次印制3.45万册，尽管用“内部发行”几个字做了限制，仍然不胫而走，俄顷告罄。当年11月间，第二次印制3万册，也很快销售一空。遗憾的是，出版者没有把握好第三次印制的时机，事定于内乱之前，书成于浩劫之中，刚刚印好的2万册书，从印刷厂拉出来就被付之一炬，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落水”而是“火葬”了。
　　
　　这样的事情放在那样的年代里，是怨不得任何人的。从出版机构的领导者到新华书店的营业员，谁都不可能为了推销几本书而承担“美化封建帝王”的罪名，他们承担不起。
　　
　　作为作者，又是长篇自传体著作的传主，溥仪自然摆脱不了书的干系。以批判《我的前半生》为名，向溥仪算旧帐的信件，终于在日叩开了东观音寺胡同22号安静的溥仪宅门。那封信通篇是以威胁的口吻写成的，开头便是：
　　
　　爱新觉罗·溥仪：你是真接受改造了吗?释放以后你给党和人民做了些什么?你拿人民的钱，吃共产党的饭，在写些什么?
　　
　　信中对《我的前半生》的批判显属吹毛求疵，说溥仪把祖父奕譞写“荣耀”了，把祖母刘佳氏写“仁慈”了，把父亲载沣写成“不爱做官”，把隆裕皇太后写得太“爱民”，又把自己的罪恶“推到别人身上”了，还污辱宫里的电工“愿当镇桥猴”等等，反正都是毛病。该信的最末一段，更加充满咄咄逼人的语气：
　　
　　告诉你!我先打开你的《前半生》几十页让你回答。如不然，我就呼吁全国工农兵批判你，一直批判到最后一页，批判到你承认错误为止。你要声明这本书有毒，稿费5000元退回国家。我是不做暗事的，叫你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写信的人原是伪满皇宫中的一名“童仆”，他会记得当年的“康德皇帝”的凶残和暴虐，也不可能忘记惩罚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信中注入了这位“童仆”的阶级仇恨原也可以理解，而淹没于字里行间的“文革”型极“左”思维当然不足为怪，但对当事人溥仪来说则何以堪!
　　
　　据李淑贤回忆，溥仪见着这封信，“害怕极了，就像没有魂，木呆呆地站在电话机旁，两只拿信的手哆嗦着，长时间不动一动”。等他稍微清醒一些，立即给全国政协机关和群众出版社打电话，却总是叫不通，好不容易通一回又找不到人，真别扭哇!那天，溥仪水米未进，夜不安枕，在睡梦中也时而哭醒过来。
　　
　　遵照长春来信的要求，第二天溥仪就把稿费上交全国政协机关了。这笔稿费总数1万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得到稿费以后的溥仪并没有忘记帮助整理书稿的编辑，分了一半给他作为酬谢，剩下的一半的去向，溥仪记载在日的日记里了：
　　
　　到政协机关，交张刃先主任4000元稿费，另外1000元：对于帮助提供材料的人酬谢600元，其余400元已为淑贤治病用。现在实存只有400元，交机关奉还国家。
　　
　　来自远方的严厉质问并不因溥仪交出稿费而取消，长春来信仍然每隔几天就有一封。
　　
　　或者指斥溥仪复信不盖章，说什么，“这是不够负责的表现，我可去信盖章了，那么你的印章还像玉玺那样吗”?
　　
　　或者抨击溥仪“又在说谎话”，并威胁道：“我今天告诉你，答复不满意，我要根据你的事实和红卫兵总部取得联系……我可以印传单散发各地，你别后悔，再想检查也不容你!”
　　
　　或者跟溥仪纠缠不休，说什么，“以前我去信给你，是非正式性的批判，是告诉你作思想上的准备。因为我工作很忙，现在开始逐页进行批判，希你能周密地看看，以备深刻地认识。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就几张纸能触及你的思想深处吗?……现在你敷衍了事，封门主义是不行的”。
　　
　　或者干脆教训溥仪说：“你在共产党教育之中也不算短了吧?从你被释放到1964年时间不算短了吧?你是真感谢党还是假感谢党?你是真改造好了吗?你说你的《前半生》一书是宣扬党的伟大改造政策，我说你是宣扬自己和你们家世。事实胜于雄辩，那么就打开你的所谓《我的前半生》一书找一找吧!”
　　
　　尽管写信的人大量使用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尖酸刻薄的词语，溥仪却从内心里谅解他，并为他少时遭受的苦难而深感内疚。溥仪认真阅读每一封来信，一页一页检查自己的著作，希望能认识得更正确，检查得更深刻，让人家满意。在第一封回信中，溥仪就诚恳地说：“我虽然蒙到特赦，但过去对祖国、对人民犯下的罪恶是铁一般的事实，应当时时不忘。”他承认《我的前半生》“尽管也有些暴露，但是辞句中却露出为自己做坏事的辩护”。在第二封复信中，溥仪还附寄了一份检查材料，从《我的前半生》第1页看到第104页，查出毛病14项，逐项“上纲上线”，自我批判。到溥仪第九次回信时，已经自我检查了60多项“错误”，寄往长春的信一封比一封厚，奇怪的是，无论怎样检查都过不了关。
　　
　　写信的人，提出的问题愈来愈多，占用的篇幅愈来愈长，吹出的调子愈来愈高。起初仅仅批判书的内容，后来就追查起“政治背景”来了。就在写于日的第五次来信中，白纸黑字写着这样一段话：
　　
　　《燕山夜话》不是含沙射影地咒骂党吗?那么你又为啥在书中骂共产党呢?你的书是1964年出版的，而不是解放初期写的，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你是别有用心，认为没有人揭你的，可以流毒中国下一代。你是在什么思想基础上写的?是谁支持的?后台老板是谁?是群众出版社某些领导人吗?还是谁呢?
　　
　　人所共知，出版于60年代初的邓拓所著《燕山夜话》，作为“文革”的“开台锣鼓”而遭到极不公正的批判，被望风捕影地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于是乎，千种书万种书，包括《我的前半生》在内，也都成了“黑话”，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又让溥仪如何认可?还要追问“后台”，溥仪最清楚不过，谁支持他写了这本《我的前半生》呢?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溥仪又能做何解释?又能怎样答复?
　　
　　怀着满肚子的问题，顶着一脑袋苦闷，溥仪先往全国政协机关找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德纯和文史办公室主任张刃先两位老领导，他们表扬溥仪“依靠组织好”，同时启发他“遇事自己也要动脑”。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事情，领导也束手无策，话说及此虽已明白，溥仪却感到不得要领。
　　
　　日，溥仪又打电话给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要求提供帮助，设法消除“不良影响”，但对话人却说知情负责同志外出了。溥仪在电话中十分恳切地说，他不是依靠个人，而是依靠组织。因为长春来信对他的反复检查仍不满意，要求他继续详细、全面地检查，这使他很为难，他说：“自己限于水平，再也检查不出什么来，所以要和出版社商量一下。”对话人虽然答应“向领导反映一下”，却从此不见下文。
　　
　　组织似已无从依靠，同事董益三乃以自己的经验相传授，他告诉溥仪说，在这种特殊而又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只有自己独立地去迎接困难，解决困难”。然而对溥仪来说，要像普通人那样自立已经很难，何况又处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之中，实在太难了。溥仪自喻为“溺在水中的人”，恰能体现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景况。
　　
　　情急之下，溥仪血压猛升，并在日并发尿毒症，住进协和医院。住院期间，李淑贤仍不断收到长春来信，考虑到丈夫的健康，她不再把信件带到医院来了，而以个人名义复信，实事求是说明溥仪住院的情况，并保证说，待病情稍轻身体允许，将继续检查，直到对方满意。不料，这下子触怒了千里之外写信的人，他威胁说要到北京来，“要印传单小报散发北京市”，“呼吁革命工农兵”斗争溥仪。千钧压顶，溥仪踏上了后半生中最艰难的一段途程。
　　
　　祸不单行，与“童仆”对《我的前半生》的批判俱来，溥仪再度经历沉疴的批判，那个开始于4月的极其宝贵的病情稳定时期结束了。对于回到抽血、注射和输液等治疗生活中去，溥仪并不陌生，也不担心，令他睁大眼睛惊诧不已的是，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换成“反帝医院”的招牌，而在内乱的污泥浊水中一改容颜了。
　　
　　入院头几天，溥仪自觉病势趋重，希望邀请蒲辅周诊治并试服中药，但医院内根本就无人理睬，似乎他已不再是那个改造好了的皇帝，而又回到历史中去了，又成了“童仆”眼里的暴君和作为人民公敌的丑恶的傀儡元凶了。令人气愤的是，连医院内部的两派争斗，也把溥仪这个病入膏肓的知名人士牵了进去。“造反派”指控“保皇派”把“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安排在高干病房，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扬言要驱逐溥仪；“保皇派”也觉得犯不上为了一个早已失去皇冠的溥仪，而把小辫子丢在对方手里，遂通过主治医生下达了逐客令。当李淑贤痛苦地得到“医院群众不同意溥仪继续住在高干病房，必须立即搬走”的通知后，她的一颗心就像被油煎了似的，急得乱蹦。这哪里是治病?分明是对《我的前半生》及溥仪本人的继续批判!它有别于文字的批判，它是对生命的更加残酷的批判!
　　
　　李淑贤含泪请求医院，先不要把驱逐令告诉溥仪，再给她一个晚上的时间，允许她再想想办法。于是，她连夜赶回全国政协机关，已经找不到任何能负责的人，遂又急往护国寺街，向溥杰说明医院的真实情况，也谈到溥仪想请蒲辅周老先生看病的事儿。溥杰急如星火地前往沈德纯家汇报，沈老再也顾不得左思右想，大字报、高帽子、黑牌子全都不在话下了，他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一位伟人得知了溥仪的近况，一条明确的指示立即从中南海西花厅传达到“反帝医院”：应当允许溥仪继续住在高干病房，必须给予悉心周到的治疗和护理。
　　
　　周恩来还亲自转告蒲老，说溥仪要请他诊诊病，并委托他去时代致问候之意。
　　
　　日，蒲老受托于周恩来而来到协和医院住院部五楼高干病房，年近八旬的老人家，见了溥仪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很惦念，让我来看看你!”
　　
　　周恩来的关怀和蒲辅周的到来，给四面楚歌的溥仪带来了欢乐和希望。他热泪盈眶，紧紧握住蒲老的手，好半天也不撒开。这一天，溥仪觉得痛快，精神也好，一直有增不降的尿毒从此迅速下降了。
　　
　　也是在同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周恩来听说溥杰为重病在身的兄长而忧心忡忡，又怕接触多了，照顾多了，将在政治上贻人话柄，很觉得为难。总理就让人转告溥杰，消除顾虑，兄弟之间应该照常走动，不要因为运动中间遇上点儿麻烦而耽误了诊病。有了总理的关照，溥杰也不用左顾右看了，常携妻子看望兄长，给他带去食品或从日本寄来的药品。嵯峨浩在《流浪王妃》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形道：
　　
　　对我来说，当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常常去探望他。我问他：“想吃点什么?”
　　
　　不料他回答说：“想吃日本的鸡肉汤面。”
　　
　　大哥平素一直认为中国菜是居世界第一的，从小吃最高级的宫廷菜长大。大概是因为生病，想吃点清淡的饭菜。我在北京定居以后，亲友们常从日本给我寄一些日本食品，其中有方便面，大哥很喜欢吃。他还说想吃用面糊裹上鸡肉烤熟后放凉的冷鸡肉。我做好后给他送去。
　　
　　然而，医院第12次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卫生部发出的《溥仪病情报告》表明，溥仪的病情已处于危重阶段。报告说，患者仅存的右肾，肿瘤仍在发展，虽经放射治疗有所抑制，但目前尿中毒加重，并有严重酸中毒及贫血。经抢救后仅酸中毒有所改善，说明右肾情况进一步恶化，尿中毒也有可能再度恶化，现正采用中西结合积极抢救中。
　　
　　长春那位写信的“童仆”一定不知道溥仪身患如此严重的疾病，否则，他能用那样的口吻，写那样的信来吗?
　　
　　“文革”年代，遭受批判的书籍千千万万，没有哪一本书当时就能翻案并摆脱厄运，《我的前半生》却是例外，溥仪幸甚!那么，究竟是谁能把它从水中捞起、从火中抢出呢?
　　
　　1967年的日历刚翻过几页，消息灵通的万嘉熙，手持一张宝贝似的红卫兵传单，急冲冲踏进溥仪的病房。传单上印着毛泽东与一位亲属中的晚辈谈话的内容，其中提到溥仪的名字的地方，已被老万重重地打了横线，那些字也因此而显得大了、突出了：
　　
　　对犯错误的青年人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没有了。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不过来?开除太简单化。
　　
　　其实，这段话是两年前说的。但是，既然伟大领袖认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已经“改造过来了”，而且是藉助于动乱年代的时髦传单广泛流传，对于像溥仪那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无疑具有巨大的政治保护作用。
　　
　　激动不已的溥仪泪流双颊。
　　
　　时隔不久，万嘉熙又送来一个来自传单的新的喜讯，原来周恩来在1967年2月中旬的一次讲话中，再度肯定了《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好书。总理啊总理，他最善于利用最有利的时机，保护应该保护的人!与此同时，党报上还刊登了题为《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重要文章，作者引录总理的原话说，溥仪从苏联回来16年了，他写了一本书，心情是很沉痛的。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
　　
　　沉疴中的溥仪又一次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再也无法抑制泉涌般的泪水，在妻子和妹夫面前哭得泪眼模糊。伴随《我的前半生》而来的满天乌云顿时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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