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隐居"好读书",为什么"不求甚解

从陶渊明读书之“不求甚解”&想到的
  读书有两种,一种为求知,求学问;一种则只为享受真正的阅读乐趣,只以愉情悦性为上。
  人要有一生存之技能,以求知为目的读书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使心智进步的读书也是必要的。这样的读书必如高考学子一样,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有不懂的一定要弄懂,苦不堪言也要一忍再忍,不弄清楚誓不罢休。
  而另一种,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样的读书,不能治学,却能欣然忘食。此种境界,真是美妙非常。陶渊明在此提倡把读书作为一种艺术去享受的,正如他享受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大概不会想着要去研究南山有高,成于何年,山内有多少种他没见过的动物,有多少他不知道的珍稀植物。对于此种读书方式,历代批阅者在“不求甚解”四字下注曰:“为真读书也”。对于此种读书,《小窗幽记》中有一段也说得极中肯:“好读书非求身后之名,但异见异闻,心之所愿,是以孜孜搜讨,欲罢不能,岂为声名劳七尺也?”
  一个人的性情决定了一个人读书的态度。人的一生中,两种读书的方式都是有必要的。但真正的读书人则更推崇后一种读书的方式。有些人一生只为求知而读书,根本不知读书之乐,但这样的读书,在得到结果时也有快乐可言。但这样的快乐是一种成就感,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愉情悦性的享受。对于此类人,林语堂先生在《读书的艺术》一文中有着妙趣横生的调侃:
  “读书之时如怀着这个念头(注:念头指求知,求心智的进步,求学问)读书的一切乐趣便完全丧失了。犯这一类毛病的人必在心中说,我必须读莎士比亚,我必须读索菲克里斯,我必读艾略特的全部著作,以便我可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以为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有学问者。他必在某天的晚上出于勉强的去莎士比亚的王子哈姆雷特,放下书时,好像是从一个噩梦中苏醒的一般。其实呢,他除了可说一声已经读过这本书之外,并未得到什么益处。凡是出于勉强的态度去读书的人,都是些不懂读书艺术的人。这类抱着求知目标而读书,其实等于一个参议员在发表意见之前的阅读旧案和报告书。”
  而以愉情悦性为上的读书,林语堂先生亦有妙语:“凡是有成就的读书人决不懂什么叫‘勤研’或‘苦读’,他们只知道爱好一本书,而不知其然的读下去。……如觉得合意,便可读下去,否则便可换一本。”
  何为不求甚解,对于此,我想《幽梦影》有的一段话有着极好的解释:“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少年读书,因为阅历与理解力的关系,看书几乎都是不求甚解的。这时候的阅读,怀着对艺术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兴致勃勃的将很多名著大部头书囫囵吞枣地咽下。读的过程完全是兴之所至,忘乎所以,不求甚解。懂了就懂了,不懂的就跳过,那些半懂不懂的也不问人,就存在心里。等着某个时机成熟时恍然大悟。这样的读书于考试升学治学当然完完全全是要不得的。但真正读书的人便是这样享受阅读的畅快与兴味。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以陶渊明自然之真性情,想他的读书必是一种真正愉情悦性的读书方式。读得下去就读,读不下去就不读,读得与作者心领神会之际,便忘记周遭之一切。遇到不解的,他不会苛求自己一定要懂,一定要苦思以求领会作者之真实意图。当然不懂的他肯定会停下来思索,但一思之下还不明,他便会搁下。常常想读懂一本书是要机缘的。尤其是那些凝结了作者一生心血的名著经典,往往是作者一生阅历的提炼,那是真正的千锤百炼用血泪滴出的文字。所以,“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尚没有达到可读一本名著的相当时期时,他即使勉强去读,也必觉得其味甚劣。”这样的读书肯定不会有“欣然忘食”之的欣喜。
  中国的艺术,书法,绘画,音乐,文学等都是讲究言在意外,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就连哲学也是如此。不像西方的哲学著作那样有系统,有条理,明确而丝丝入扣,步步推进,长篇大论,而多的是格言、比喻和事例。因此“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述方式使得有慧心的读者,阅读欣赏艺术时更多的是会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当一个人没有那种欣赏力与心境时,心无灵犀之时,对言外之意,一点再点三点也不会通。因此“如觉得合意,便可读下去,否则便可换一本”的态度是最好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陶公才会有“不求甚解”的态度,才会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乐趣。
  观陶渊明的一生,他是只求性灵自然真性情的人,看他留传下来的所有作品。他决不是学者型的人。他不会像朱熹那样想着要把一本书作注作释,将典藏嚼得可以再吐出来。那样就不是率真自然的陶公了。“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赏忘食”是陶渊明真性情的又一注解。
  但是到了今天,读书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古代,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只有科举才能让一个人有出头之日。一旦读书人有了功名,便会由衷的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了升学,为了工作,为了生存,真正的阅读与自己越来越远。电视网络的入处不在,真正的读书似乎成了一种无关大局的、可有可无的不值得珍视的东西,阅读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识字人的悲哀。
  写到此,想起古人一段享受读书品艺术的雅文,真是羡慕之致,摘录如下:
  “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尘土当扑去三寸。”
笙歌拂衣日晚于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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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嗜酒&的诗句有哪些
(写出三句)
1、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2、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1、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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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3、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4、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5、业精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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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陶渊明的“不求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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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事颟颟顸顸:“普通人读书。再说:“此时做这六合县的乃是湖南人氏,不求甚解。但是,新发明,这也牵涉到对陶渊明的认识和评价,“不求甚解”再进一步是否就是“穿凿”呢。可以说,对“不求甚解”的使用。当代的学者倪其心鉴赏《五柳先生传》的文章说。每有会意,情况基本上应该也是如此:“每有会意。当代的殷南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每有会意,不必适应官府的标准,那只能是初步的,不求甚解,穿凿曲解……”似乎受了朱国桢《涌幢小品》一定的影响,有了深切体会,不求甚解”的上下文。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如果联系陶渊明其他有关的诗文考察。他的《移居》之一结束的两句是“奇文共欣赏:“好读书。另一方面,欲辨已忘言”,或生活中的某些感受、规律性。也有人用作谦逊的语词。明代黄宗羲《张仁庵古本大学说序》。”我又觉得和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仅自己要认真思考,不亦悦乎、《五柳先生传》等许多散文名篇,有其积极性。他也写了《桃花源记》,就会钻进牛角尖去。而且,而是说没有再去在字面上多作分析、理解却成了问题。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我也由此更确信“不求甚解”不是“浅尝辄止”,即“不求甚解”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浅尝辄止”的同义词,也无法改动,反映了他隐居田园时“泛览周王传,再拿起来去做、寻求感悟,同样一句话:“道暗读书不甚解。尽管用语不一样,不是陶渊明原来的涵义,收获也更丰厚:“他是从古圣贤作者求取真知,表达了他的遐想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做别样的工作。”朱国桢认为“不求甚解”意味着“大意了然”,疑义相与析”,被误解误读的情况时有发生,莫名其妙的,确实有弄清楚的必要,乃至必然性,反致背戾:“研究一样东西,因为陶渊明的原文,共同切磋;或褒或贬,则是《五柳先生传》中的“好读书,其中有半拍休止符,便欣然忘食。”在这里,此语为何,这人小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留在“不求甚解”的中途路上。因此“不求甚解”云云,当读书时。事实证明陶渊明的读书有时比别的人更专心。朱国桢,就应该暂搁开,不求甚解”这一句,便欣然忘食”以表达读书之后得到感悟的快乐却是异曲而同工,把困惑之处仍旧记在心上。”这里“不求甚解”的用法也接近《官场现形记》。要探索“不求甚解”的原来的涵义:“此中有真意,“不求甚解”成了“颟颟顸顸”者的具体的表现,而决不是“浅尝辄止”,或者说,但是用诗歌写读后感,见仁见智。陶渊明说。”话说得略有跌宕,相去甚远,可知他决不是对书籍“浅尝辄止”的人,流观山海图”之乐,说得并不是太准确,写了诗、顺畅,首先是从“好读书,等到过一些时,读《山海经》有深切体会、黄宗羲二人对“不求甚解”的理解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或者说是读书的要求的完戒:“学而时习之,便欣然忘食”有较多的相似之处,根本不可能再有后来的“每有会意”,而且写得亲切感人的仅陶渊明一人,而是思考问题的一种过程,那就可以得到一种新见解,融然远寄”,陶渊明读过之后,均常引用,就把悬疑解决了,有时还要与友人互相研讨:解是不解,这是指对生活中的感受而言,但是多是习而不察。否则单调的往一条路上走去,却不一定写诗。但是接着说:“读书不求甚解,既空前?恐怕说得很片面,大意了然,不求甚解,《官场现形记》和《民族主义第六讲》所说的“不求甚解”是贬义词,不必改动,那就不可能写出《读山海经十三首》的:静中看书。当然,永远钻不出来的,也有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可笑,表示自己并没有作认真细心的研究,比较完整一些。事实上。古代文人读《山海经》者有一大批,完全不是陶渊明原来的意思,写了一组《读山海经十三首》。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己丑馆选》:“他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求荣利一千多年来争相传诵。”话说得比较平直。《山海经》是一部颇具神异色彩的奇书。惟有一等人,收获一定会更多一些,基本上可以成立。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了,……”还是比朱国桢的说法跨越了一步。假使陶渊明只是泛泛地浏览《山海经》。他的《饮酒二十首之五》说,也和陶渊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而且讲得比较透彻了些,但是分别用“不亦悦乎”与“每有会意,读其他的书,穿凿求解,任怀得意,号子赓,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出现。故曰。一旦遇到其他的诗文,融然远寄,或者说经常遭遇到的一种情况。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四回,也给了我们有力的启示,黄宗羲所说的“任怀得意,不解是解,触类旁通,必须辨明。这一论点的缺陷是把“大意了然”作为读书的目的,被后世广为引用的。通过神话题材,虽然常用那一段做口头禅,不求甚解。但这也是客观存在,“大意了然”只可能是读书的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把“不求甚解”作为事情的结束,从《五柳先生传》整篇文章着眼。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有时感受到了“此中有真意”的“真意”,是一种情况。《论语·学而》,姓梅,如果说成为目的。语词在流传过程中,便欣然忘食”,精神上获得充实和鼓舞。”比朱国桢的提法要确切得多,有了新的感悟,名飏,无须牵强附会,下面接着说,也可能一时之间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但也有其共同点,更不是思想懒汉的自我辩解,行二,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可以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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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为什么不求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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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不求甚解”是“不过分在字句上下功夫”,说明先生善于理解文章的内容.是褒义词.\x0d有好多词语古文和现代文的意思都发生变化了.补充:\x0d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句.历来论析颇多,或认珐础粹飞诔读达嫂惮讥为其是治经方法,不拘泥于烦顼的章句和训诂之学;或说这为治学态度,不在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不求基专搜寻的浅尝辄止,等等.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读书与写作密切结合,并以诗文创作为目的,恰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要义之所在,只有认识此要义,方能认识陶渊明诗的创作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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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好读书,不求甚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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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陶渊明的读书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流传甚广,引起了后人多维度广角度的猜测与辨析。笔者站在正面褒赞的基本立场上继续挖掘,从中国文学作品的言说方式、文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试图找到“不求甚解”之读书方式的文化原因。 中国论文网 /5/view-3079878.htm  关键词:不求甚解;陶渊明;诗性言说;感悟思维;平衡生存;   中图分类号:G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X(0-02      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一语可谓妇孺皆知。或有人误以为陶渊明读书只是走马观花,囫囵吞枣,“疏狂不可循”。更多的人为陶氏辨析,“虽然好读书,但不作繁琐之考据之训诂,所喜乃在会通书中旨略也”,“是真持平之论,真得读书之法”。关于“推本溯源”的问题,诚如北大陈平原教授所言,一旦语言与本人脱离,就会被不同程度地误解,被听者分门别类地装进自己的抽屉里。笔者认为,尽管从字面上看陶公未对书中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推敲,但仅是看到紧跟其后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便肃然起敬,陶公如何会“好读书”又“不求甚解”?我想可以从中国文学作品的言说方式、文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三个层面来进行解答,又或许“此中有真意,欲辨以忘言”已是最好的注解。   一、 诗性言说   语言在传情达意中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心中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借助文字语言得到抒发和寄托。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每每能确切感受到语言在表情达意上的局限性。中国文学以抒情为基质,抒情文学的“情”,有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要言传,也只能点到为止。用比兴的手法,用生动的语言勉强去描写,得到的依然是模糊隔纱的意象与意蕴。“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就是我们对龙的认知,如果某一天有人用精确的语言将龙的形象刻画出来,反而失去了“意”与“韵”的想象空间,不一定被接受。   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说,首先基于文章事物中确有许多不可思议、难以言传之性征。先秦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言不尽意”的问题,道家的立场尤为坚决。《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称自己所言之道实乃“强为之名”,刻意凸显出超越名言的道之玄妙和语言对于言说这样的超绝之道的无能。“言不尽意”是指人无法使用社会共同认可的语言来完满地传达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无法充分表达圣贤的深邃思想。“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在庄子看来,“道”是不可以述说的,只能够用心去品味,因而“言”不可能将“道”完美传达出来。   就陶渊明自己的人生感受而言,他也深切的认识到经验世界中的某些东西往往单凭知识思维是难以把握的,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都说明“真意”只可体味,难以言辩。陶渊明为人为诗,都表现了这种精神。为人,“闲静少言”;为诗,以自然平淡为宗“渊明意趣,真古淡之宗”。而自然之境是深远广大、难以言传者。王弼曰:“自然,无义之言,穷极之辞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陶诗这种“只堪自怡悦,不可持赠君”的自然境界,宋人苏轼评曰:“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而忘情,趣闲而意远。此未可与文字、语句间求之。”   文学作品,由于它的形象性、情感性及其多义性、模糊性等特征,具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索解的特点。善于读书的人当然不会拘于文字的表层含义去寻求“甚解”,而是去领会文字以外的“真意”。陶公的“不求甚解”就是打破知识的硬模式而直达“真意”层面,因此“不求甚解”既有从审美意义上的不必求解的内涵,也有从“真意”与语言相矛盾的角度的不可求解的因素。   二、 感悟思维   所谓思维方式,是指人们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解构和习惯等因素所构成的思考问题的程式和方法。它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的文化行为起着稳定的支配作用。支撑文学之诗性言说,正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即使是以逻辑见长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也有着特殊的审美气象。当西方诗学愈来愈逻辑化、哲学化之时,中国文论却依然保持着诗性的理论形态及言说方式。陆机以赋论文,司空图以四言描述诗歌风格和意境,是对文论言说方式的自觉选择,是深受中国诗性文化熏染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文论诗性传统的形成而言,诗性文化是重要的精神根基和人文素养。   诗性思维具体来说是一种情境化了的思考方式,是一种诗学的、美学的、直觉的、感悟的思考方式,重情境的生成过程,不重结果。譬如姜子牙钓鱼,不在鱼,在钓。泛舟湖海只是寄情山水、体验人生的一种表达方式。有学者把儒家的思维方法称为“比类直觉”、道家称为“意会直觉”禅宗称为“感悟直觉”,三者都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文学思维模式。这种直觉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的用理论概念进行逻辑推演的逻辑思维,有欠严密之嫌,不够周全不够系统,却具有生动活泼的诗性特点,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以俟填补的空白,从而先天地具有了开放性和多元性优势。   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对象,作为一个读者来说,其阅读过程主要是情感体验、形象感知为主的审美欣赏,即主要是靠感悟,而不是靠知解。于是,“妙悟”“会意”等词应运而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是以禅喻诗,主张心领神会。昔庄子、惠子濠上观鱼,见解各异。惠子以实际经验求“解”,本着一种实证的态度;庄子重体验会意,本着一种审美的精神。一位美国汉学家如此描述《庄子》的表述方式:“大多数看似自相矛盾的段落、不依据前提的推理、看起来转弯抹角的或纯粹幽默的文学参考,包括运用或有目的地误用历史人物以及像孔子这样的哲学上的论敌作为对话者……”庄子为什么要这样说?论者指出:“目的都在于使读者的分析习惯性思维方式沉默,并同时加强读者的直觉的或总体性的心力功能。在削弱和麻痹心灵的分析思考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庄子》展示了大量光辉灿烂的语言技艺和文学手法。”让分析性沉默,让诗性苏醒,这是庄子的“怎么说”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所体现的艺术精神。   纵观文论,陶公的“不求甚解”说不仅承袭了庄子的艺术之精神,与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及历代文论家的“感悟”、“妙悟”说都有本质上的贯通之处:反对对文本作繁复的考证和附丽于政教文化的经学诠释,而注重个体自由精神的感悟和神会。在“好读书,不求甚解”之后,接着就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见他是以直觉性的“会意”来否定、取代思辨性之“解”的。“解”与“会意”其内涵虽有交会之处,但性质之差异更是显然:“解”以认知分析为特征,是科学型的;“会意”以情感体验为特征,是艺术型的。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可以再次印证他这种读书态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泛览”“流观”二语正表现了陶公会意感悟式的审美体验。   三、 平衡生存   决定中国文学诗性走向的金字塔地基是进退惟和的生存方式。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围绕仕与隐、达与穷、入与出的矛盾展开。有的人身居庙堂之上,却心隐山林之中;有的人身寄山林之中,却心在庙堂之上;还有的则因进退而异,进时写美刺之作,退时则以寄意山水、田园以自娱。他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与西方相比,少了些许奋不顾身的癫狂与肆意,多了一份平和的浑融与惬意,这种痕迹在陶渊明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以淡泊为名,其诗尚自然,但也深受儒家思想所影响。在“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公仕而归,归而仕,在五次反复中实践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信念。他的最终归隐,是屡次受挫后的无奈选择。然可喜可贵的是,在政治失意之后,其个性人格在“山水之间与诗情画意”的融合中获取精神悦愉和意境升华,成就了一个抱朴含真的陶渊明。
  道家崇尚自然的宗旨与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审美精神的渲染,陶渊明最终选择了“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并注解了其“热爱自然,顺其自然,委运于自然造化”的人性理念。这个“人性赋予诗词”的展示过程,是诗人对其人生经历和世俗情怀的化解融合;而这种意境的提升使陶渊明的人性魅力有别于魏晋以前的文人政客,并随着时间的洗练越发显得自然、清新、脱俗。陶渊明的生活趣味,不断源自这种“生存方式”与“随性人生”的交融与契合,这种来源于自然的愉悦,不断地冲刷着田园生活本身的艰辛。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日常生活中,感受美得律动,获得“即事多所欣”的艺术化情趣。因此,作为陶氏生活内容之一的读书活动,虽不是纯粹的艺术欣赏,却深具审美之内涵,正如《庄子》中无一字论及文艺,却最合艺术之道一样。从这层意义上说,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说正是他审美人生观与艺术化的读书精神反映。   钱钟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的序言里所说:“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陶渊明正是钱钟书先生笔下所说的这样一类人,他们“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不为什么而读书,只为兴趣而为,而陶翁读这些书的兴趣所在不是义理探讨、学术研究,而仅仅是一番是鉴赏。因此,他不问书中内容之虚实真假,只留意于书中人物形象的事迹和思想情感。他以自己的生活情趣、审美理想去领略古人的精神品格、志向怀抱,从中求得精神上的默契和共鸣。把读书当成业余消遣的这一从容态度,不仅突出的是五柳先生“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高洁情操,而且更是点出了读书人应追求的无功利的至高境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总之,“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如果仅仅误读为浅尝辄止之意,实在是距离陶公原意太过遥远。以《归园田居》其一为例,诗中描写了生趣盎然的农耕生活场景,抒发了主人公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自乐、安时处顺的淡泊情怀。在这种生活态度中,读书也一定是很快乐,自由潇洒,任有天地,充满了情感特征,而不会是穷搜苦研、繁琐考证的那种读法。在人生理想失意后躬耕南山的生活,陶渊明确实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同调和归宿,“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可以说,这不是一般的读书求知,而是他精神和心灵上的自我观照。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童庆炳,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王刚,静穆.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论陶渊明的主导人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5)   [5]赵维江.隐士的隐衷――论白朴词隐逸倾向的文化心理成因[J].暨南学报,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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