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中国近代史人物论文文物的命运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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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你对「清华简」的真伪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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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汉来抛个砖,个人认为是真的。清华简首先是从国内某处战国古墓盗挖后私运到香港,大概在06年现身香港,因为学术机构不能购买盗掘文物,所以清华只能委托校友以捐赠的方式从香港抢救回来。拿去北大做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年份是:公元前305±30年,也就是战国中期偏晚。因其是盗掘后通过非法渠道偷运至香港转手多次,为了保护销赃渠道拒绝透露上家是文物商的「行规」,作为学术机构的清华无法追查其来源,只能推测其来自湖北。08年10月开了鉴定会,参与鉴定的11位专家基本是来自外单位的考古历史文献古文字领域的著名学者(鉴定组组长是李伯谦和裘锡圭),现在怀疑是假的的人,无一例外都不是搞古文字学的。清华简迄今已整理出了四辑,还会以每年一辑的速度继续出,研究者可以透过高清照片仔细研究这批简的文字和简形,买不起书网上有电子版可以看到。一 、清华简经测定含水量是近400%的饱水竹简 ,朽软脆弱就像开水煮熟的面条一样,这种程度现代技术难以企及。且数量巨大两千多枚,造假要想通过碳14测试的办法是写在战国无字简上,但是找来那么多战国的饱水无字竹简不太可能(木简倒是有可能的,以前发生过拿古墓棺椁造假简的事情)。就算能找到竹简也要有合适的墨水,写上去不能脱落不能浸染,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任胡平生先生介绍自己曾会同简牍保护的同行亲自做过实验,在古竹片上用明清时期的古墨写字极为困难,根本无法与竹片浑然一体 。就算能研制出墨水,这批简还有一个特点,入藏清洗时发现有些竹简表面有一层污垢板结成的坚硬外壳(见下图),就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先生说的:“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下图:竹简入藏时的状态 ,里面用新竹片做衬托和支撑,外面包裹多层塑料膜防止失水,两端缠上胶布固定,然后装在半米长的塑料圆筒里 。(图片来源:)下图:污垢剥揭前后对比。(图片来自:清华简文本复原 ——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二辑为例
)下图:还大体保留着成卷状态的简,以及外层的丝织品残片,据说揭取过程有录像。(图片来自:《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二 、清华简大部分都有契口,存在编纶编联的痕迹,有的有朱砂格线,有的还发现背面有丝织品粘接加固的残迹,放大高清照片可以看到腐烂的编绳或者织物留下的痕迹。简册制度最近一个重要发现是出土竹简背面往往有人为刻划用以标识简序的划痕,这是一个本科生孙沛阳2010年1月参加北大简整理时发现的。他还观察到包山楚简和上博楚简也存在类似的墨线和划痕,并推测这类痕迹与竹简编联有关。清华简整理时同样发现了简背规律性斜线划痕,似用刀、锥一类的利器所为,有些篇特别明显,整理拍照时候把简的背面也拍出来了。清华简入藏时间是在这一发现前几年。其他还有数字编号和简册折页式收卷方式等,都是通过清华简发现的新知。下图:《金滕》篇的背面划痕。(图片来自: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三 、伪造简的内容几乎都是抄传世古籍或者拼凑已经发表的出土文献而成,因为如此作伪最容易且露马脚的风险最小。但清华简的内容大多是前所未见或是只有著录的先秦佚籍,还不是一篇,是几十篇,从已发表的来看伪造的话对造假者的文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文献学、古代史以及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水平要求高的不可想象。特别是里面有佶屈聱牙的商周文献,其难度还要再上一层,更不用说还有人身图,古算具等现代人完全想不到的东西。下图:清华简《筮法》。(图片来自:《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四 、清华简的书法不仅符合战国文字特点而且非常典雅精整,且由不同书手抄录而成,各篇书写风格笔法自成一格,仅清华简第一辑九篇文献就有七位书手,我想清华简出完的话书手起码也有几十位,伪造的话得先找来那么多楚文字方面造诣极高的书法家。五、古文字学家利用清华简考释出了以前弄不明白的疑难字(例:),能和以往的出土文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要是假的,那造假者必定比清华复旦的一干古文字学者水平还要高。要么就是造假者手上有一大批谁也没见过的楚简真品。六 、清华简上有不少新见的古文字,如果清华简所用的文字还能够与在清华简之后出土的文字资料相印证,那真假就可以定论了,因为就算存在一批「顶尖古文字学家」有组织地造伪简,也不可能有人能提前知道尚未出土的文字材料。上博楚简就得到了后来出土的左冢漆梮印证,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七 、文献所叙之事或之理的真假与文献本身真伪是两个问题。比如《封神演义》当作商周文献是假的,作为明代书籍是真的;马王堆黄帝四经不能当做黄帝时期的材料,我们推断其为战国材料不假。清华简有些文献可能不是实录,是战国人托古之作(如《保训》《耆夜》),但是现在有人在辨伪时混淆了两者。古文字学界是怎么辨伪的,可以参考胡平生写的《论简帛辨伪与流失简牍抢救》一文,他总结了简帛辨伪四原则:第一,文字,文法与文理。第二,材质与形制。第三,书法与书风。第四,来路与出处。 清华简出土地点无法落实是非常遗憾的,但并不能作为真假的决定性论据。看过海内外不下二十批假简的胡平生先生认为清华简是伪造的“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没有”。清华简学术上消化过程至少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现在才公布了不到一半,研究才刚刚展开,很多疑难没有新的证据的话现在也还回答不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文字释读和文本时代断定就是正确无误的,李学勤提倡信古,简牍写的西周就断为西周的文献,所以不免落人口实。再反驳所谓阴谋论,支持清华简的学者像裘锡圭,李零,胡平生这些人,以他们的学术地位和个性,不会去做弄脏自己羽毛的事情。论学力和负责人的位子李学勤是最可能伪造的人,但论学术观点来说却是最不可能的人,因为到目前这批简打了李学勤三次脸:1.新蔡葛陵简的年代推断,李学勤和刘信芳以前坚持公元前377年说,但据《楚居》与《系年》,新蔡简下限为公元前398年。2.关于数字卦,李学勤是反对战国有数字卦的,他认为楚简所谓数字卦其实都只是卦画,李零还跟他争论过,详细可以去看李零的书《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清华简里就有一篇《筮法》专门讲数字卦的,现在李学勤承认自己错了。3.关于伪古文尚书,李学勤之前观点是和陈寅恪一样,认为伪古文是一种古人不规范的辑佚本,是古人把一些古文尚书断简残篇加以整理补充而做成的东西,伪古文除抄撮先秦典籍的尚书引文之外的其他部分也不全是伪的,甚至写了《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暗示伪孔传也是可靠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用了伪古文《胤征》。清华简出来后大家发现除去传世先秦古籍引用过的那些外,清华简的尚书和伪古文尚书没有一句是相同的。最后谈一下浙大简。浙大简问题比较大,四条原则没一条通得过,对于浙大简,古文字学界集体态度是不研究不征引。参考资料:1.《为先秦古简科学算命》 《新知客》2009年08期2.《论简帛辨伪与流失简牍抢救》. 胡平生. (《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2009)3.《简牍的鉴识与辨伪》. 魏宏伟.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7期)4.《走近清华简》.刘国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5.《清华简九篇书法现象研究》 贾连翔
. 《书法丛刊》2011年第4期6.《简册背划线初探》. 孙沛阳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战国饱水竹简的抢救性保护》. 赵桂芳. 《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8. 清华简文本复原——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二辑为例. 李均明 赵桂芳 《出土文献(第三輯)》,中西书局,2013年9. 清华战国竹简《筮法》卷册的揭取保护 .赵桂芳 《出土文献(第四辑)》 中西书局,2013
家师李守奎先生就在清华从事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如果我问他清华简是真是伪,他一定会说,不要拿这么无聊的问题来浪费我的时间。昨天我一个同门师兄告诉我,家师有一次和他说起,“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清华简目前没有发现造假的痕迹。”关于清华简的入藏和鉴定过程,前面有人说了很多,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更多细节内容大家可以去读刘国忠博士的《走近清华简》。至于一些阴某论的声音,我就只能呵呵了。当今中国,媒体网络,舆论空间,动辄对一个事件过度消费,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人精神生活的贫瘠。就像曹操墓事件,学界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经媒体一炒,网上就已经打的不可开交了。
说,《程寤》等篇内容“浅近”,其实如果大范围地对比就不难发现,如《尚书》那般坚深奥古的篇章,在战国出土文献中是不多见的,楚简中比《程寤》“浅近”的文章多的是。学界对文物的鉴定,有着一整套科学完备的方法和原则,也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严谨的学风,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东西是不可能随便公布出来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胡平生研究员长期从事简帛研究,对简帛辨伪有极高深的造诣,下面把他的《简帛辨伪通论》中的“辨别伪简之四项原则”贴在此处,以供诸君参考:
第一,文字、文法与文理。簠斋先生论辨伪强调“义理”、“文法”和“文字”,他说:“古文字义理第一,文法第二,书法第三”(《致王懿荣书》第32页);“读古人之字,不可不求古人之文,读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闻成见或有偏处者,只是考古人之字而未深求古人作篆之法,多见而深求之,真与伪自可信于心矣”;“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今人所能伪哉”(《致鲍康书》第32~33页),“真者今人必不能为,伪者必有不如古处”(《致吴大澄书》第37页)。簠斋所说的古器物铭文是如此,简牍文字也是如此。出土的简牍,不管是楚简、秦简、汉简,那种“气”的确是难以伪造的。簠斋先生说:“多见多用心,以精为贵,久之自有真知。”(《致鲍康书》第51页)看多了真简,感受到古人书写中的那种“气”,再遇到伪品自然就能看出不同,看出差距,看出其劣。简牍文字之难认如战国楚简者,在古文字学者眼中,仍然是可以基本读通读懂的;而伪造的简牍,造假者不可能去生产“精品”,不过是为换银子牟利,几乎全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单字字形或臆想杜撰,或照猫画虎,行家看来漏洞百出。汉简虽用隶书,但很多字自有其时代的特点。不仅西汉与东汉用字不同,西汉初期与中晚期也有不同,作伪者如果能掌握汉简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或可成为一学者,恐怕也不必造假贩假了。簠斋先生在论及古器文字时指出,古器字“有各体之不同”,“有各国之不同”(《致鲍康书》第51页),“有各种定例”(《读〈说文古籀补〉拟例》第33页),“今人反之,所以平庸浅近,递降而愈昧古人制字之义”,“古人文简而字多,后人文繁而字转日少,可以见矣”(《致潘祖荫书》第35页)。他提出鉴别真伪,特别要注意文字的差异,“他器所见之字,而此忽异,则必察之;而此忽弱,则必疑之”(《致潘祖荫书》第35页)。这些可贵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辨别简帛真伪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理,即简帛文字的内容,文章的水平、文书的章法,这些更需要学养与积累。目前伪简帛大多文理不通,伪简“孙武兵法”中竟然出现成语“四面楚歌”,把刘邦、项羽“楚汉相争”故事,拉到春秋晚期,诚滑天下之大稽也!还有“周敬王七年春”之类,将谥号当做年号;自称“以名命简”叫做《孙子兵法》等等,让我们可以断言,作伪者大概也就是一个没有好好上学的初中生,且书法极差,所谓的隶书写得惨不忍睹。第二,质材与形制。簠斋先生在论及青铜器辨伪时有“以制作别”之方,我们讲简帛辨伪,根据简帛实际将其范畴拓展到“质材”和“形制”两个方面。簠斋先生指出:“器形本以所用为别而作,既尚其象,又有取义之设。”(《致王懿荣书》第39~40页)他的意思是,青铜器制作时,都是为了使用的需要而做成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形状既注意到形态的美观,也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倘以简牍言之,简牍的宽窄长短形制及书写格式也是含有一定意义的。战国、秦、汉各代,简牍制度与书写格式各不相同。掌握这些特点,对于鉴别真伪当然也是非常有用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西北地区出土简牍,以木简为主,竹简数量很少,多用于抄写经书或重要档案。木简多用红柳、仟儿松和胡杨木制作。西北的竹木简牍因气候干燥,有保存得非常完好的,出土时光洁如新。简牍出土后如果严密包裹,尽量隔绝光线和空气,仍能维持原貌。一旦较长时间暴露,势必很快变旧变黑,墨迹也会逐渐淡化。造假售假者所用木材往往过于鲜亮,如香港某大学所收“王杖”简,木质呈白色,显得很新,就是假简的特征。不过,伪造者也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将竹、木材料“做旧”,一般是采用某些自然的有色物质溶液浸泡,浸泡时间有时须数月或半载,造成一种假像。但用这种方法“做旧”的简,质材的颜色显得非常整齐划一,而出土简即使在同一地点埋藏,仍有颜色深浅的不同,人为与天然还是不能完全一样。前文说过,南方出土的古代简牍在墓葬或遗址浸泡一两千年,竹筋细胞腐烂破坏,竹片就像泡烂的面条;有的稍微触摸即化为齑粉。现在的作伪者,至今还没有能造出这种状态的竹简来。从简牍形制来看,作伪者也并没有仔细研究过战国楚简、秦简、汉简的长短宽窄制度,伪简普遍偏厚、偏宽,造假者无法在合乎古代标准的竹简上写出楚文字、秦文字、汉文字。最近的趋势似乎是伪造木牍的越来越多,盖木牍通常较宽较厚,既便于制作,又便于书写。但秦汉木牍其实也是很薄的,长宽尺寸有一定之制;写牍更不像那些伪品毫无规矩,所以还是一望即知其伪!第三,书法与书风。简牍既然是书写品,书法与书风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簠斋先生就强调要熟悉古人“作书之笔法”(《致吴大澄书》第38页),“古人作字,其方圆平直之法,必先得于心手,合乎规矩,唯变所适,无非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缩,无不笔笔卓立,各不相乱;字字相错,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应”(《致吴云书》第34页),
“识得古人笔法,自不至为伪刻所绐,潜心笃好,以真者审之,久自能别”(《致鲍康书》第38页)。他甚至认为“六朝极劣者,笔划亦非今人所能为”(《致吴云书》第37页)。看看伪造简帛的情况,深感簠斋先生的论断至今仍是十分正确的。
孙武兵法伪简书法极其拙劣,完全不是汉初隶书的写法与风格。有人说,它的长横和长撇很有特点,把长横写成大捺,长撇写成斜钩。但是,这些特点并不是汉初隶书的特点。秦及汉初的隶书是古隶,作为八分书特征的横笔的蚕头与波磔都不很明显;而伪简却已经将这两个特征夸大到荒谬的地步,岂不自出洋相!前文已经说到,我们很怀疑当代的“书法家”参与了制假活动,如假“王杖”简和假《史记》简,简文书法胜过一般的假简,但就是这些“书法家”的“作品”,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无法掩盖的现代人的草率急促与轻浮庸俗之气!这些貌似流畅的书法,从审美情趣而言甚至比不上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戍卒错误百出的、稚拙的“习字简”!从整体的书法风格而言,楚简多清丽而秀美,颇具浪漫气息;秦简整饬而便捷,;汉简与帛刚柔并济,俊逸而大气。简帛书籍类的作品,大多系专职抄手写成,江陵张家山M247出土的汉简上已经出现了抄写者的署名。因而都具有专业的书法水平,而伪简的书绝大部分都嚣张跋扈,浅薄浮躁,与真品实是判若云泥。第四,来路与出处。我国的简牍,大部分出土于甘肃和湖北,因此日本学者将兰州和荆州称为简牍学的“麦加”(圣地)。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制作伪简主要也在甘肃、湖北两地,近十年间似乎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像陕西、河南、江苏、湖南等地也出现了伪简的制作者。恐怕这就是簠斋先生所说“好者日多,值所以日昂,伪者获利日厚,所以效尤者日众”;伪者“本轻而利厚”,所以造假者就会“竭其心力,日出而不穷也”(《致鲍康书》第59页)。我们怀疑,简帛作伪之肇始,与出土简牍的临摹复制有关。在有简牍展出的博物馆中,通常都有复制品出售,湖北有些地方博物馆曾使用古代墓葬出土的椁板剖开来制作简牍复制品。有人就以假充真,把复制品当做真简投入了文物市场。试想假如是拿古代墓葬出土的椁板剖开来制作简牍复制品,那么即使使用碳十四等现代科技手段恐怕也难以从质材上看出破绽来。好在出土椁板没有那么多,加工制作也过于费神,现在此类真材实料制作仿品的事好像已经绝迹。在日本贩卖的伪简,据说就出自湖北,还有人指名道姓地说那是出于某人之手云云。据我们调查了解,假简中的所谓“楚简”、“楚帛书”,绝大部分来自湖北。香港中文大学收的假“王杖”简,有人说是与一件传说出于武威磨嘴子的“松人”的木牍一道出土、一道贩卖的,一假一真,这大概也是贩假者的一种“技巧”。但是,其实并不高明。因为木牍的文字有“建兴廿八年”纪年,建兴廿八年是公元340年。“建兴”本是西晋愍帝年号,只有四年即废止。而割据西北的前凉政权,却在后来长期沿用“建兴”年号纪元,甘肃与新疆出土的简牍中有建兴十几年,二十几年,乃至四十几年的。既然如此,东汉的“王杖”简与前凉的“松人”木牍,二者时间上差了上百年,怎么可能同出磨嘴子一座墓葬中。所以,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的朋友们鉴别后,当时就认为“王杖”简可能是武威人假造的。笔者在前文提供的线索,可以请大家鉴别。去年出现的所谓司马迁《史记》简,据说也是甘肃武威方面制造的,我们还没有去做进一步的调查。但我们知道,前些年出现的干的汉简,绝大多数出自甘肃;而用塑料纸包裹的湿的汉简(浸泡并和上黄泥等)多出自江苏。制假贩假是犯法的,我们通过追踪假简,可以说现已初步知道简牍作伪的基本情形,要进一步调查弄清也非难事。以前听说日本买到假简的书法家,最初也曾准备通过警方与司法当局向香港和大陆有关部门交涉,不过至今尚未实行。以上四项原则乃鉴别简帛真伪的基本原则,如果连这四个原则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任谁吹得天花乱坠是怎样的宝贝简牍,也决不可收购。象在潘家园市场收竹简、收帛书,倾其所有、掏空腰包买下竹简的事,很是幼稚可笑。真简、真帛书肯定不是他们所付出的那个价钱。那么文物市场究竟有没有真简呢?真简又是什么价格呢?最为著名的真简就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收回的战国楚简了,这批简的价格至今保密。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批流散的竹简乃是无价之宝!2006年夏,我和一位朋友一起鉴定了一批流散的西汉竹简,这批简已经在内地和香港走过一个来回了,总数约2000枚,文物贩子索价150万。2007年4月我从台湾回京途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告诉我,香港文物市场有一批战国楚简和一批西汉竹简,他曾带我所李均明先生和湖南岳麓书院陈松长先生一起看过,确实是真简。楚简总数约1000枚,汉简总数约1500枚,古董商报价300万。为了抢救这些流散的简牍,我先后于2006年7月和2007年5月给我们中国文物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领导写过两份报告。后一份报告题为《关于抢救流散的西汉竹简的建议》,与李均明合署,全文如下:近一年多來,有數批盜掘流散失的西漢竹簡在國內和香港流傳,總數約在2000枚以上,保存得相當完好。據說,這些竹簡流失後,曾幾次易手,並一度運抵香港。後來,內地曾經見過簡牘的文物商,知道簡牘價值珍貴,又從香港人手中購回(或購回一部分)。我們在北京和香港曾被請去觀看這批竹簡。握有這批簡的人希望瞭解竹簡究竟是真是偽;還想知道這批簡究竟是什麼時代、什麼內容。對其中一批,我們分別從三個包裹著塑膠薄膜的小卷中,揭剝若干枚竹簡進行了觀察,目測竹簡整長不到30釐米,寬0.6釐米,文字為秦末及西漢早期使用的古隸體。我們匆匆寫了七枚竹簡的釋文,因光線不好,有少數簡文顯得模糊不清,但如果在較好的光線下或紅外線閱讀儀器下,應當都是能夠看清的。我們也用隨身攜帶的數碼相機拍了幾張照片,但是由於光線欠佳,帶水的竹簡有反光,數碼相機也不是專業相機,拍攝效果極差,照片上看不清竹簡上的文字。以下是七枚竹簡的釋文,我們給這幾枚簡編了一個臨時性的序號:·有貲贖責□□□□其年過六十歲者勿遣年十九歲以上及有它罪而戍故(臨1)今而後益高及初棄疇(?)益高□□□下及年過六十□□勿令戍它處請可·四(臨2)人能捕盜縣官兵兵刃者以律購之當坐者捕告者除其罪□□□□□(臨3)丙廿二(臨4) 上屬所執法而徑告縣官者貲一甲以為恒(臨5)□□□□□一人購金一兩其□□書能捕若詗告之購如它人捕詗者·廷己廿七(臨6)夢燔元席蓐入湯中吉(?)夢地則赫之有芮者(臨7)這七枚竹簡可以分為兩種內容,臨1~6號為律令類簡,臨7為數術類簡(《占夢》一類)。從簡文書寫特點看,有兩個方面很值得注意,一是臨5號簡有“恒”字,不避漢文帝劉恒的諱;二是有秦簡常用的“辠”(罪)字。這樣看,這批竹簡時代可以早到西漢初期甚至秦。從簡文內容看,律令內容與已經公佈的睡虎地秦簡《秦律》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不同,簡文“丙廿二”、“廷己廿七”,應當是律令條文的編號,這是深入瞭解秦漢律令條文的難得的資料。由於看到的竹簡數量有限,還不能對竹簡內容作全面的瞭解和評估,但至少可以說,這批竹簡有著對研究古代法律史有非常重要價值的資料。另外,據也曾看過這批簡的學者說,他們看到的竹簡,有與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的竹簡相似的《算數書》的內容。我們在香港又見過與江陵張家山出土的三批律令簡內容相類、年代連貫者,有豐富的法制史料、極高的學術價值。最近五年中,我們應各方之請看過的竹簡不下20起,地域自北京遠至江蘇、甘肅、內蒙、香港,那些近簡全是假簡。這次所見卻是真正的古代簡牘。按照粵港地區古董市場竹簡行情,據初步估計,這些竹簡的求售價格約在150萬元左右。作為地下新出土的文獻,這批竹簡的文物與文獻的價值是非常珍貴的。流失業已發生,港、台或世界各國文物與研究單位都有收購的可能,寶貴的出土文獻面臨著流出境外及損毀的危險。約10年前,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買回了被盜掘後流失的“戰國楚竹書”,目前已整理出版煌煌六大冊,其中有七八十種亡佚的經典文獻,在全世界漢學界引起極大的震動。近些年來,國家博物館和保利藝術博物館從文物市場搶救性地收購了不少流散的銅器,如“士山鼎”、“榮仲方鼎”、
“阪方鼎”、 “盝簋”等重器,受到文物界與學術界的高度的評價。而一套十二件流失到香港的“子犯編鐘”,被臺北故宮搶先買去,使得文物界多少人為之扼腕歎息!我所出土文獻與文物研究中心長期從事簡牘整理研究,文物保護中心長期從事竹木漆器保護脫水研究,有責任對流散的文物進行保護與研究,因此,我們建議:盡速研究搶救保護這些竹簡的措施,將其收回後作為我所進行簡牘整理研究與保護脫水的標本收藏。以上報告妥否,望覆示。此致敬禮中國文物研究所
胡平生、李均明日我和李均明一起把报告送到张廷皓所长办公室,张所长立即振笔疾书,拟就一封给上级文物部门领导的信。令人遗憾的是,仍未获批凖。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也很能理解官员们的苦衷,为了反对盗掘、维护地下文物安全,必须在文物市场对盗掘文物围追堵截。但我们的思路又有些不同,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们当然非常关切文物的安全,也希望我们的公安部门更严厉更打击盗掘地下文物的犯罪活动。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却是抢救已经流散的文物,希望它们不至于会烂坏或涉及文物流散出来之前的问题。惟面对已经流散的文物,我们的重心便自然放在不要使之流失或损坏上!面对这样的领导,回想当年马承源馆长和上海博物馆该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啊!难怪香港一位学者感叹道:“再也没有马馆长了!”真希望还有勇于承担责任的文物、文化教育部门领导人能像马馆长一样,把流散的真简收购了,万勿使珍贵的简牍流失或损毁。假如真的流失或损毁了,那将是历史性的惨痛损失!
谢谢 老师邀请。目前,没有一个古文字学、简帛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专业人士认为清华简、北大简和岳麓简是伪造的,因而也不会认为这三批简存在所谓“真伪之争”。一些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学者有所怀疑,大概论证思路是这样的:(1)因为清华简和尚书、逸周书存在类似文句,因而清华简是抄的,所以是伪造的;(2)因为清华简存在尚书、逸周书没有过的词语文句,因而清华简是编的,所以是伪造的。(1)、(2)居然是存在同一篇文章之中(我强烈建议,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真该下大力气加强本科生高等数学和逻辑学的学习和训练了)。竹简真伪鉴定依靠的是检测数据,以及考古学、简帛学、古文字学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这三批简显然都是符合的。此外,三批简的公布带给考古学、简帛学、古文字学许多新的知识,这些知识也能在以往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中得到印证,解决以往发现竹简中积存的问题:比如,通过清华简研究,我们第一次知道战国简可能存在简背编号,据此查验1993年出土的郭店简,也发现了简背编号。又比如,清华简在整理报告中首次公布了竹简背面照片,我们第一次知道,古代修治竹简时存在一种特殊工艺,就是把整根竹竿裁切成一定长度的竹筒後,用刻画工具按照一定角度,在竹筒的非竹节部位进行螺旋形刻画,以保证竹简编连後能够依序排列、严丝合缝;这是一个新知识,也在其他竹简中得到了印证。我觉得仅此二例足以证明三批简的真实性,其他通过清华简、北大简、岳麓简新识出了许多古文字更是不胜枚举。古文字学、简帛学、考古学的学者都是经过长期训练的,自整理报告公布以来,这些专业每年都有大量研究清华、北大、岳麓简的文章,大家之所以不去讨论真伪,实在是觉得无需讨论。
关于清华简本身的真伪问题,上面有很多人已经给出了基本的说明。应该说目前从实证角度来看,大部分证据是支持清华简为真物,这个我个人是如此认为的。但是清华简真伪之争的弦外之音我们该如何看待?我这里想讲另外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引申。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对郁达夫之死经过了严密的考证,得出的结论是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并称找到了凶手本人。但是铃木正夫却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了处理,不肯透露凶手的真实信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便抓住这一点撰写《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编造假案20年》,与铃木正夫展开长期的争讼。铃木正夫更是怒斥中国学术堕落。一面是号称学术严谨,却隐匿关键信息;另一面是学术堕落,直斥前者造伪。我们把这样的争讼场景搬到清华简真伪问题上,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真的。理由:我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远远达不到李学勤、裘锡圭的水平,我只能选择相信他们。不过,谁要是说是假的,我觉得我的水平就能驳倒他们,哈哈。
其实还是清华简着真伪在学界还是有争议的,不信可看下面来自学界围绕清华简《耆夜》真伪展开激辩日 09: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504期 作者:晁天义 周学军 浏览: 388 次
字号:【核心提示】在廓清史料迷障、构建可靠历史的道路上,证伪与证实二者同样居功至伟。清人阎若璩曾经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方面入手,成功破解了《伪古文尚书》这一学术史上的重大疑案。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自2008年以来就备受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清华简”从此揭开神秘面纱。该书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等九篇文献,其中《耆夜》记载周人征伐耆国(一般认为即历史上“西伯戡黎”之黎国)胜利,回到镐京文太室举行“饮至”礼的情节。由于涉及先秦诗歌、礼仪、史事等诸多丰富内容,史料价值重大,因此被一些学者视为佐证周代史事、检验“清华简”真伪的一项重要依据。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文章已达20篇左右。在这些文章中,多数学者采用“二重证据”的传统方法,力求从正面以新出文献佐证、补苴上古史事。其中讨论周代礼乐制度者有田旭东《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刘光胜《〈耆夜〉中的周代饮至礼》;考证“西伯戡黎”之事者有陈良武《“清华简”〈耆夜〉与〈西伯戡黎〉》,陈民镇、江林昌《“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讨论周代诗歌者有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人利用《耆夜》的丰富信息“重构”上古史事的同时,也有学者对该篇真伪提出质疑。丁进《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学术月刊》2011年6期,以下简称“丁文”)一文认为,《耆夜》所载礼制与传世文献多有抵牾,疑点颇多。就礼学知识看,《耆夜》作者没有达到清华简整理者所估计的战国中后期一般学者的水平,因此该篇不可能为战国时期楚人所作,更不可能是西周实录。作者断言,如果认可该篇反映的是西周早期礼制,则现有礼学知识体系将被颠覆,礼学史将要改写。有鉴于此,《耆夜》的真伪问题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丁文发表不久,程浩《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3期)一文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辩驳。作者认为,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实际情况是,《耆夜》所记为西周王室礼制,《燕礼》反映的是诸侯之礼,因此两者不是同一层面上的现象。作者还批评说,质疑者很可能过度使用了张荫麟所谓“默证”法。鉴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也就是说,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出土文献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争论并未就此告一段落。姜广辉、付赞、邱梦燕等人的《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4期)一文,试图以《耆夜》中某些用词的晚出现象为依据,证明该篇属于现代人的“拟古之作”。作者举证说,简文周公致毕公诗首句有“赑赑戎服”字样,实际上直至公元前550年左右时人始称军衣为“戎服”,而至唐代方以“赑赑”叠字作为修饰语。简文有“祝诵”一词,而先秦古籍其实并无“祝诵”或“祝颂”连续的词汇,关于“祝颂”文辞及文意的讨论,晚至宋代始盛行。简文有“明明上帝,临下之光”的诗句,然而两者皆非先秦习用语:前句首见于晋人诗文,后句首见于宋人诗文。简文周公《蟋蟀》与《诗经·蟋蟀》略同,后者归于《唐风》、谱以唐音。如果《蟋蟀》真为周公即席所作,理应谱以雅乐或豳音,并为在座之著名史官记录并传之后世。再者,简文所记为“饮至”礼,但于该礼所应有的告庙、献捷、数军实、策勋等仪节缺乏交代,不合古制。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由于造假者基本不懂古代“饮至”礼的仪节和要项,以致将一个本应是武人的犒赏会开成了文人的诗友会。更为恶劣的是,当其作诗技穷之时,便不惜集录后世文句,甚至将《诗经》中的无关作品抄进简文中,说是周公所作。所有这些虽有耀眼的光焰,却又难消作伪的疑云!在廓清史料迷障、构建可靠历史的道路上,证伪与证实二者同样居功至伟。清人阎若璩曾经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方面入手,成功破解了《伪古文尚书》这一学术史上的重大疑案。围绕清华简《耆夜》的真伪问题,如何在借鉴前贤经验的基础上坐实有关结论,还需更多学者付出艰辛努力。
这个话题早就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了。疑古派这些年几乎被打的抬不起头来,只能看着别人领国家经费自己只能在一边冒酸水。要是清华简的内容属实,那就意味着国内学界里一些人几十年的学术工作成为笑话,甚至连饭碗都未必能保住。
谢邀!清华为什么牛?因为它有真的清华简和真的奶茶~233
楼上几个外行在那儿说什么“尚书今古文都亡佚了”,胡说一气有意思吗?你们懂是不懂?家里大人没教过不懂装懂很丢人吗?贴出争议的知友看来是做了些功课的。对于这个事,我给个不是答案的答案,大家看明白就行了:这个事水很深(说我阴谋论的外行可以出门左转),横向说,至少涉及两所顶尖高校、社科院、体制内文宣口的一大批研究人员和公仆,纵向说牵涉到十几年前的断代工程。里面掺着各种权力、利益和学术门阀之见的博弈。行内知道情况的人,无论是利益相关者还是相对弱势方,谁也不会捅破了说;不知道内里情况的人说也没用:没证据,没话语权,没权威性,更接触不到清华简整理和年代测定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和信息。说这些,希望帮助真正关心国故的朋友们扫除一些疑惑。鄙人才上知乎时间不长,估计没什么人能认出来,秉着不抹良心的原则,大胆说这么几句。懂的人自然懂。知乎上肯定有圈里的,如果在下所说是无中生有,自然有人据实反驳。声明:不愿引战,故不对相关人士做评价,只就事说事。至于楼上有朋友说文字学水平问题,我斗胆插一句:李学勤和裘锡圭确实是目前的权威,但文字学并不是谁家的私学,以中国之大,要说高人还是有的;质疑清华简的学者不能说水平高于李,但要提出怀疑来也不必非高于李方可。好比牛顿如果疑似做错了高数题,本科生也能质疑他,而不必等到自己变成爱因斯坦后再开口。李是清华简项目带头人,这里面有避讳,或者说应该避嫌疑。许多学者不爱理这个事儿。私下里不是没有议论,但没多少人公开提意见。敢于公开提不同意见的,也是有一定势力(非贬义)的,要么成名早,要么也有后台。许多人的看法是:你立项目要几个钱做学问无可厚非,但硬要学界承认你那个东西,拼命把你的东西正统化,要大家搞研究的时候拿来做依据,这就不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恐怕不好讲,得等历史和后人评价。如果看明白我的意思,就应该知道:大家可以终结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了,因为最终什么也讨论不出来…------------------------------------------------------------------------------------------------------------------------------------------虽然不想引战,楼下还是有少家失教的人搞人身攻击。开始没写干货的原因是只想给那些纯粹有疑惑的朋友提供一个背景,没想着显示什么;但既然有知友抱怨干货,则不写点干货好像容易自陷嫌疑啊......先声明:本人不是古史辨派或疑古派,且非常不赞成该派的若干思想和研究结果。我之前答过一个关于钱穆先生的问题,里面说到自己对疑古学派的一些看法。我国古籍的成书和传承情况往往非常复杂,不能因内部有抵牾,或是其记载与某一处或几处出土文物的不相符就去疑古。须知我国上古文明的源头是非常早的,后代研究者如果觉得有不可思议的地方,轻信固然不足取,而全盘疑古似亦不足法。但是,要证古史辨派的某些观点不正确,是否一定要用本身存在许多疑点的“文物”,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博简开始,“流失海外”的竹简每隔几年就曝出一次,每次都有和目前所见文献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地方。但是,这些竹简都无法追踪其出土地,属于“来源不明”。楼上有人说什么年代测定,要知道从上博简以来都用碳十四测定加树轮校证,而这种测定方法除了误差有可能大到难以服人(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里面的硬伤)之外,还没法解决另一个问题:要是竹片是真的,而字是假的,怎么办?这就是所谓的竹简造假。对于有的朋友,我只想说:这种事情很多,多到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么复杂。香港和东南亚有些专门吃这碗饭的神人能写三四种花鸟字,能写让你一读就觉得古气盎然的“尚书体”和“诗经体”。上博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因真伪争议而自杀前,建议慎买某竹简,里面有原因。至于文字方面,个人觉得:清华简也好、浙大简也好,如是百分之百的真简,也有可能与今天的一些文献记载有出入甚至有矛盾。原因也是上面说的,我国古籍的成书和传承情况往往非常复杂。但是,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自古争议的“哪一位西伯戡黎”和“戡黎一次还是两次”的问题,现在忽然有了答案,上博简记载了文王戡黎一次,现在清华简又记载了武王戡黎一次,于是乎问题终结。而上博简、清华简又都是从香港买回来的来源不明的竹简,对于这么天衣无缝的互补,难道不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再说一个情况:古籍校勘时有一种“真伪杂出,真中出伪”的情况,最让人头疼。这也是为什么对清华简等一批“流失文献”一直有争议的原因。上面知友有做郭店楚简的,郭店楚简是直接挖出来的文物,不存在“真中有伪”的问题;而发现地不明的文献,这种风险就大了。至于下面知友穆王满说的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敢不敢作假”、“天大丑闻”的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断代工程烂尾,不比这个事儿大?谁也没身败名裂。其实个人觉得,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总是有些不自信,非跟着西方走,挖不出带铭文的青铜器就不敢说自己有夏朝。这本身就是误区。其实许多古籍本身就是文物,坐拥这么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却总觉得腰杆不硬,这个不大好。疑古疑过了头,现在拿本身有疑点的文献来反动之,这种以疑始,以疑终的做法恐怕需要三思。最后,本人自问没有达到写论文质疑真伪的那几位学者的水平,就不献丑了。但《保训》那一篇,与《尚书》里面基本可确定为真的《盘庚》、《无逸》的遣词行文差异较明显。至于《程寤》,更加“浅近”。这个我就不仔细说了,读过《尚书》的朋友不用我说人家也知道;没读过的朋友我即使说了估计也没什么感觉。李、裘确是方家,但郭沫若也曾命名“司母戊鼎”......最后声明:我没说清华简是假的,只是说目前要拿它作文献依据要慎重,对它下断语时间似乎尚早,有的东西需要历史检验。这可能是比较严谨的态度。当然,也许我的上述观点都站不住脚......
当然是真的。没有一个学者说它是假的。只有脑残的记者不懂装懂,说有什么真伪之争,其实压根儿没有任何争议。另,古文《尚书》是假的,根本就用不着清华简来证明,三百多年前阎若璩早就证明过了。清华简只是表示阎若璩的论断是对的。哪有什么真伪之争,根本不存在嘛。
我认为是真的。目前已有多位专家利用清华简作为证据,来进行学术上的论证,看架势完全不像是自娱自乐。感叹清华简是不是出现得太晚了。五四后旧信仰崩塌,如此石破天惊之物,至今少有人关注。如果阎若璩能看到清华简,那该多美好。
正是看准了大众对于文革后断层的中华文化承续之渴望,弄的一出李学勤、清华、反疑古派三者利益混合的商业演出。看看李搞的夏商周断代,再回想文革中其对陈梦家所作所为,清华简和夏商周又有什麽区别?同样是打压,同样是卖力宣传,同样是骗钱,同样是争正统。"监酒饮"就足以证明了《耆夜》之伪,更别说其它粗糙至极的漏洞。 简直就是皇帝的新衣!明明是假的,为了利益,非得搞得和真的一样,大张旗鼓,不但昧着良心和学术道德强迫自己去相信,还得演戏,演的逼真,据理力争让别人也相信是真的!至于围观群众,为了满足自身看似贫瘠的文化荒凉感,也宁愿相信清华简是真的。这个社会真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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