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2014年中考社会思品真题试题(含答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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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2014年中考社会思品真题试题(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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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的海州变局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武昌起义，继而各省纷纷响应，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大旗，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从而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在这场伟大的历史性大变局中，海州（今连云港市及辖县）人民同全国各地一样，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为中华民国的诞生贡献了力量。
本文将海州放到全国和江苏的历史背景中，从辛亥革命前（重点上溯至1910年）海州人民的反封建反压迫斗争；辛亥革命中举行起义，“催生”海州“光复”；辛亥革命后（重点迄至1912年）革故鼎新，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三个大的方面，铺陈历史，并加以粗浅论述，试图描绘出辛亥革命风暴前后海州变局的历史风貌。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和学识有限，文中引用了一些学者发表的资料和论述，在此特作说明并向作者表示感谢。同时希望专家学者对拙文加以批评指正，以期不因笔者浅陋而误导读者。
一、辛亥革命前：暴动蜂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0年间，全国各地反抗清廷的斗争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共计90余次，1906年增加到160余次，1907年又增加到190余次，1910年更达到290余次。其中各地发生的抗税、抗捐和抢米等风潮，是反抗斗争的突出形式（1），海州地区的反抗斗争也彼伏此起。
1908年（宣统三年），海州水灾奇重，饥民遍地，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官府的斗争。统治阶级历来将造反的民众诬称为“匪徒”，对于面广量大的饥民造反则诬称为受“匪徒”的“勾煽而起”。海州官府面对所谓“匪徒滋事”、“勾煽饥民、至酿巨患”的局面惊恐万状，急忙请求上司派兵镇压。光绪三十二年（1908年）十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夔龙、陆军部右侍郎江北提督荫昌，在致军机处请代奏电中称：“海州匪徒滋扰，当经会派参谋鄢玉春、缉私营王曜等率带营队并水师兵轮分赴剿办（2）”。统治阶级对饥民造反竟派陆水师会剿并上奏朝廷，可见造反规模之大，统治者又何等害怕！
1911年（宣统三年），海州盐区以高正顺为首的济南场大德公司盐工及家属1400余人，高呼“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多声势大、出事大家担”等口号举行暴动。因人多势众，资本家镇压不成，被迫答应发放灶粮等条件，斗争取得胜利（3）。
1911年夏，江苏各地普降暴雨，水灾严重。据查赈大臣向朝廷报告：“民气日嚣，各属抢米之案时有所闻，徐之邳、睢、宿，海之海、沭、赣，淮之安、清、桃等州县亦遭灾甚重”。百姓谋食艰难，大江南北哀鸿遍野，饿殍枕路，因之各地抢米风潮此起彼伏。据记载，南京、海州、赣榆、沭阳、宿迁、清江及江南各地先后发生饥民暴动。统治者如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连连哀叹“民气不靖”、“伏莽滋多”，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南提督张勋等向朝廷呼救：饥民“蠢蠢欲动，若不增加兵力，实不足以镇慑（4）”。
1910年5月中旬（宣统二年三月）海州发生的焚抢海丰面粉公司的饥民暴动，就是江苏各地爆发的饥民暴动中十分突出的事件。发生这次暴动的原因，一是海州地区水灾严重，广大人民陷入饥饿的困境，海州知州施焕虽采取以工（浚河）代赈、并让地主豪绅设粥厂（海州城设在碧霞宫）等措施加以“安抚”，但杯水车薪，收效甚微。二是各地面粉公司大量争购小麦，致使粮价飞涨，民众买不起粮食。清代晚期各地出现了不少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如苏北在面粉加工方面，扬州有裕亨公司，泰州有泰来公司，清江有大丰公司，宿迁有永丰公司；海州则有赣榆县豪绅许鼎霖、许鼎馨兄弟在新浦开设的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油饼公司。这些面粉公司争购原料小麦，势必抬高粮价，致使广大民众陷入粮荒。
海丰面粉公司位于新浦前河南侧不远处（今解放路、南极路、市场路、海丰巷之间地块）。四周有围墙、炮楼、壕沟，有丁勇看厂护院。
据海州知州施焕向江苏督抚提各宪上报的禀文称，参加这次暴动有新浦、南城、板浦、大伊山、新安、张店、欠牛、湖坊及沭阳、安东等地的饥民约一万人。日晨，饥民包围了海丰面粉公司。知州施焕闻报，立即派州署前后营两哨前往，又商调海州营、东海营官兵前往镇压。施焕亲临海丰面粉公司坐镇指挥。此时又传来饥民欲去海州城的消息，施焕又立即赶回海州、紧闭城门，并电请江苏督抚派兵增援。当日上午约10时，海丰面粉公司的洋匠罗普先首先对徒手饥民开枪，接着公司丁勇刘兴贵、蒋长胜等在洋楼平台上又对饥民连放数十枪，当场打死9人、伤22人，又有凫水逃避者被淹死7人，路过此地无辜被打死者多人，有一过路人竟被许鼎馨用手杖打死。以致造成惨案（5）。
事件发生后，知州施焕在禀文中诬称饥民中杂有“匪徒”，“饥民携带枪械、首先开枪，打伤丁勇蒋长胜”等（6）。
江苏藩司樊增祥奉督府之命，经查访并向徐海道作的移文中对该事件作了如实反映：“即据查饥民悉系徒手，亦未翻越墙垣……是伤毙各人，悉系丁勇所放之枪已无疑义。其蒋长胜自放转轮枪子回击伤腿，更何得谓饥民放枪伤勇（7）”。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促张人骏、护理江苏巡抚陆钟琦在给宣统帝的《弹压徐海饥民焚抢面粉公司酌拟善后办法折》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本年三月中旬，海州饥民聚众万余，前赴海丰面粉公司求食滋闹，该公司司事等人关闭厂门，喝令厂勇放枪，击毙九人，伤二十二人，又凫水被淹死者七人。”宣统帝作的朱批曰：“著此所请，该部（注：农工商部）知道。钦此。（8）”
饥民们并没有被这次枪杀事件所吓倒。次日（5月14日）晨，饥民又包围了海丰面粉公司，并用煤油放火烧了该公司的麻袋船。知州施焕亲自督营弹压。刘振松等人被捕。饥民开始散去，路上遇到了万全酒坊的豆饼船只，误以为是海丰面粉公司的，随即登船取食一空。此前，赣丰油饼公司的豆船亦被饥民抢光（9）。
饥民遭此枪杀荼毒，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上告到北京清廷。当时在清廷做邮传部右侍郎的海州人沈云沛闻讯，而沈云沛与许鼎霖兄弟俱是当时海州有名的实业家，且有合股企业，交谊深厚；沈云沛恐饥民官司得胜，今后会发生连锁反应，殃及自身的利益，于是诬说饥民所告纯系“刁民臆造”。致使饥民被冤杀多人一案无法得到伸张（10）。
海州地区此起彼伏的暴动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只是总爆发前暂时的沉寂，黎明前的黑暗。一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正在孕育。一旦有一根导火索点燃，整个火药库就会爆炸，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就会爆炸中轰然倒塌。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二、辛亥革命中：四海翻腾，起义“催生”海州“光复”
日，湖北新军率先起义，迅速攻占武汉三镇，成立军政府，革命形势急剧发展。22日，湖南率先响应，成立湖南军政府。23日，陕西宣布独立。29日，太原新军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30日&，昆明新军举行重九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31日，南昌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江西军政府。
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江苏各地政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昔日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大惊失色，惶恐不安，广大人民则殷切&期望革命风暴早日到来，人心思变。
江苏地方当局虽千方百计妄图扑灭即将燃烧的革命烈火，但事与愿违，情况越来越急迫。地方当局多次向清廷告急：“苏省自闻鄂警，市面颇为岌岌”，“乱虽只一隅，而风声所布，全国震动，危象迭见”，“自川乱未平，鄂难继作，将士携贰，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警闻四播，沿江各省，处处戒严（11）”。可见，人民的反清情绪已高涨到了极点，革命烈火有一触即发之势。
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江苏地区起义的爆发。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海州人民的斗志，首先起义的是广大农民。
（一）农民纷纷起来打官劫富，响应起义
1911年10月中旬，赣榆县西南部的苘庄湖一带农民首先举起义旗，在其影响下，驻扎在附近的盐防营也及时发动了兵变。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在赣榆爆发，知县曹运鹏吓得胆战心惊，便拜求当时从北京来赣榆一带招兵的清廷资政院议员王佐良派兵镇压。王佐良请沂防营调兵前来，在末山与农民军展开激战，结果被农民军打得大败而归。王佐良不甘心失败，又大量出资募兵，并乞求沂防营增兵卷土重来。王佐良派其侄王沂华亲自督战，10月22日与农民军大战于末山西，这次战斗农民军失利。次日，王佐良率部攻占了苘庄湖的盐防营驻地，起义被镇压下去（12）。
与此同时，海州南境起义亦起。新安镇农民聚众三千多人，向地主富户筹粮筹款，出面维持地方治安，掌握了地方控制权。白皂沟李七（名砚斋）也召集民众起义。日，大伊山镇秀才任鹭洲、吴荣圃发动农民起义，他们以陈胜、吴广自居，公然与清王朝对抗。因恨典当剥削严重，义军还焚烧了礼和典当铺。由于农民军组织纪律松驰、素无军事训练，最终均归于失败（13）。但燃遍海州的起义烈火使统治者胆战心惊，清廷资政院议员王佐良在给袁士凯的禀报中惊呼：“时海州土匪蜂起，千百为群，警报频来，乞援急足”。并说一向被视为统治支柱的清军此时也“一闻匪至，有畏缩不出者，有假名放哨者，更有与匪暗通者，临时同行劫财者（14）”。可见清廷此时已是大厦将倾，风雨飘摇，众叛亲离。
（二）各地纷纷“独立”，海州被迫宣布“自治”
在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有9个省是革命党人在省会发动武装起义实现独立的，江苏、广西、安徽、广东、四川5省采取了“和平独立”的形式，这是全国已处于革命高潮之中，当地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或接近成熟，立宪派和清朝官僚不得不转变态度的从权应变。
当时江苏省会驻苏州。苏州光复前，由于苏州革命党人力量不够强大，上海中部同盟会就派革命党人前往苏州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光复，没有派人去组织政府。日，苏州宣布独立。程德全按《同盟会革命方略》制定《江苏军政府暂行官制总纲》，在原巡抚署建立江苏都督府，在原督练公所建立苏州军政府。程德全“通电各属，令其即日反正，”对于旧官僚，“凡赞成者，听候任用，迟疑不决者，暂留察看，果无反抗情事，准予各归家乡”；并传檄各府州县，“以保全地方为第一要义，望即出示晓谕商民，共保治安而维秩序。”，各地接到电文后，纷纷改旗易帜，宣布光复。
11月8日，通州宣布光复，通属海门、如皋分别于11月13日、23日宣告光复。11月8日，扬州宣布光复，扬属东台（13日）、泰州（16日）、兴化（18日）相继独立。11月12日，清江浦宣告光复，宣布成立江北都督府，公举原督练公所参议蒋雁行为江北都督，蒋传檄徐、淮各属推举代表商议统一江北办法。但蒋并不真心归顺革命，所发告示仍有“钦加三品衔暂任公举江北都督”字样，强调自己是满清官员身份。蒋收编巡防队，对第十三协起义士兵“剿抚兼施”，还派人赴山东与巡抚孙宝琦勾结，镇压革命党人，并杀害革命志士陈兴之。11月14日，淮安（又名山阳）光复。同日，革命党人在盐城伍佑宣布独立，20日盐城正式光复。11月13日，山东宣布独立，以巡抚孙宝琦为都督（15）。
在武昌起义一个多月后，江苏、山东相继发生变局的情况下，海州知州陈宗雍迫于革命形势，在海州城内关帝庙召集地方士绅，宣读了两份电报，一是江北都督蒋雁行在淮安府发来的，言他已宣布独立，任江北都督；二是山东巡抚孙宝琦发来的，虽未明言山东已独立，但他在文末只署“孙宝琦”三字，既未书“巡抚”官衔，也没有“印”字，显然孙也立意要独立了。陈宝雍宣读完电报说：“我们南面是江北都督蒋雁行的驻地，蒋原是我们的上级，现在已经独立了。北面和我们接壤的山东，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应该早作决定，否则就要陷于孤立了。”他要求到会士绅尽量发言，共定大计。最后，陈宗雍还暗示一句：“兄弟也是汉人”。这时，到会士绅虽感到局势严重，但都认为这事关系到政治变革，事体重大，不能率尔面对。一阵沉默之后，老贡生杨节庵说：“我州南境土匪蜂起，交通阻塞，生活来源行将断绝，眼前即待剿匪，恢复交通，谁能为我们剿匪，我们就归向谁”。最后，他还引用了一句古语：“杀吾仇者吾君也。”杨的话，与会者一致附和，表示只要革命军能帮助我们除匪，我们就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最后决定成立“海州自治会”，公推陈宗雍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陈即急忙扩充护兵，加强城防和自卫，由梁金标任统领，驻于州署。并积极联系驻军绿营，加强防卫。对驻扎州地的盐防营，因事权不属，只能客气地请求配合（16）。
从上述海州宣布“自治”的过程，可以看出，旧官僚陈宗雍和士绅们宣布“独立”，完全是迫于革命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从权应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是，陈宗雍的一句“兄弟也是汉人”，也显示了他对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宗旨的认同，显示了他尚有民族自尊感。而这种情感的流露，是与当时声势浩大的“排满”、“兴汉”的大气候、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一场民族革命，其民族革命的色彩远大于民主革命色彩。辛亥革命时期，各革命团体的纲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排满”为宗旨的。如孙中山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1903年创立的华兴会，蔡元培、陶成章1904年创立的光复会，1905年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都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华夏、汉族等）为纲领。革命党人在1905年之后两三年间掀起了鼓吹“排满”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盟会《革命方略》明确宣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
武昌起义之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废除宣统纪年，改为黄帝纪年，湖北都督黎元洪发布布告称：“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汉家儿……共图光复大业，建立中华民国。”并在赏罚令中更明确地说：“本都督驱逐满奴，恢复汉族”。并于10月17日举行了盛大的“祭天大典”，昭示光复大业，特告慰华夏始祖轩辕黄帝在天之灵。响应武昌起义的各地也纷纷打出“兴汉”、“排满”的旗号。日西安响应起义时自称“秦陇复汉军”；10月29日太原光复后发表“讨满”檄文，措辞严厉；11月27日成都独立时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满洲贵族势力的衰落，以及西方传入的现代民族概念和自由平等思想，造成了汉民族意识的高涨。辛亥革命中，汉官一概被视为可争取者。因此，在此强大舆论和革命形势之下，海州知州陈宗雍能说出“兄弟也是汉人”，表示愿意脱离清政府，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海州士绅们的所谓“谁能为我们剿匪，我们就归向谁”、“杀吾仇者吾君也”，则表现出想利用革命军为其“除匪”的目的。其所谓“土匪”者，当不排除有真土匪，但能至“交通阻塞”，使其“生活来源行将断绝”的，绝不是辛亥革命前的寻常散匪，极大可能是在辛亥武昌革命的鼓舞下群起打官劫富的农民起义军。如前文所述，海州南境起义的有李七、任鹭洲、吴荣圃等数千人，只有他们才能使“交通阻塞”，使地主们“生活来源行将断绝”。对此，官府已无力剿灭，因而士绅们便把希望寄托在能“杀吾仇”者便是“吾君”的革命军身上。这也正是在重大变局中地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诉求。但是，不论陈宗雍和士绅们的主观原因和愿望如何，在客观上，都促成了海州与清政府的割裂，毕竟是“自治”了。
（三）盐防营起义，“催生”海州“光复”
军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包括新军、民军、巡防队、警察等。各地巡防队看到新军首先发难起义，也顺势而为，自觉地响应革命，有的是临时被革命党人的鼓动而起义的。江苏及川、陕、赣等省就属于这种情况。海州盐防营（属驻地方缉私盐部队）受革命浪潮的鼓动，也积极响应起义。
日（农历十月初二）下午四时许，驻扎在海州南门外碧霞宫的海州盐防营十余名士兵因不满知州陈宗雍不是真心拥护革命，而集体鸣枪进城，打进州署，开牢放囚，一时满街听到戴着脚镣的囚犯走在石板路上的拖击声。州署卫队士兵也因气恨陈宗雍不早日宣布独立而参加起义，焚毁州官住宅。陈宗雍携眷属仓惶出逃。市街秩序一时大乱。西街永昌恒、仁昌两商家被焚抢，东街金姓被抢；并发现男尸一具。市民纷传：革命军来了（17）！
当日，因海州与清江之间电报线路不通，陈宗雍以“海州自治会”名义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其转电江北都督蒋雁行派兵镇压，电文是：“陈都督鉴：请急电江北都督蒋：汉族恢复，宇宙重光，士庶闻风，欢声雷动。惟海州土匪蜂起，啸聚数千人纵火抢劫，屠戮同胞，惨无人理。东南数十村镇业已糜烂，急望兴救。清海电线十三日不通，无门呼诉，泣叩速发义师，拯同胞于水火，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宣统三年十月初二日。”（上海《申报》以《海州自治会致沪军都督电》为题报道）（18）。从上述电文可看出陈宗雍在颠倒黑白，不但诬盐防营等起义为“土匪”，而且夸大其词说“啸聚数千人……”云云，以期达到请速派兵来镇压之目的。
11月24日（十月初四日），蒋雁行派江北新军十三协（清末新军制三营为一标，两标为一协，协约相当于后来的旅——笔者注）营长何锋钰率一营军队抵海州。地方主事人通知各户到东门外欢迎“革命军”。何营入城后驻扎在城内石宝书院。何锋钰与州官陈宗雍、绿营参将马得升、前沂防营管带李鲁卿等人“和衷共济”，共同“维持地方秩序”。不久，成立“海州军政分府”，何锋钰兼任民政长。海州就算脱离清政府真正独立了。从此，地方上称农历十月初二日为“海州光复日（19）”
从陈宗雍等前清文武旧官僚重新掌权的事实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而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地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到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大多是军队、旧官僚和地方士绅。他们毕竟是旧社会的产物和既得利益者，他们会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既得利益。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这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原有的地位。革命刚刚在各地开个头，还没来得及深入和扩大，就在他们“维持”的“秩序”下消然结束。而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三、辛亥革命后：革故鼎新，海州向现代社会转型
海州新政权军政分府建立以后，在民主革命潮流的推动下，贯彻实施江苏都督府颁布的政策措施；特别是中华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政令，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革故鼎新，从而使海州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
（一）改元易帜。我国在古代使用夏历，以干支纪年。汉代以后辅以帝王年号，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各地光复后大都采用黄帝纪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通电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从此，海州与全国一样，民国时期都以“民国&年”纪年。
同时，废除清朝黄龙旗，也停用各地宣布独立时所悬挂的白旗或铁血十八星旗，改挂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二）剪辫子。男子剃发留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原是满人初入关时强迫汉人表示臣服的方式。这种发辫曾被外国人蔑称为“猪尾”。辛亥光复后，内务部颁布剪辫令，要求未剪辫者“于令到二十日内，一律剪除尽净，有不遵者，以违法论”。于是各地掀起剪辫浪潮，从大小城市迅速向乡镇发展。沭阳一带广泛流传：“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的民谣，表明是否剪辫已成赞同革命与否的标志。正如史学家陈旭麓所言，辛亥革命“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二是革了辫子的命”。而剪辫的革命冲击力更加广泛深远。上海军政府发布告示：“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毛，重振汉室”&。“剪辫义务会”声称“三天内凡自愿入会者，免费剪辫，另赠大肉面一碗”。苏州城镇居民大多剪掉“豚尾”，“辫发一物顿觉稀罕”。扬州民政长李石泉将自已剪掉的辫子装在玻璃盒内，高悬于旗杆顶上，劝谕商民剪辫。阜宁“虽穷乡僻壤鲜有不剪者”。男子剪辫热潮甚至波及女子，不少城市青年妇女，特别是女学生，也将长辫剪成短发（20）。
海州光复后，青少年首先纷纷剪辫，不戴瓜皮帽，改戴招檐帽。老年人蓄发居多（即剪去辫子留有齐颈长的“二道毛子”），也有仍旧拖辫子的。时间既久，拖辫与蓄发亦逐渐减少，中老年人大多剃了光头（21）。
之所以有“仍旧拖辫子的”，是因为担心清廷复辟，“无辫必爱奇祸”，因而不少人拒绝剪辫。为此，一些地方的军人和激进者走上街头，强行剪辫，有的地方甚至闹出“剪辫风潮”。日，有军人在无锡街头强行剪辫千余条，乡民惊恐万状，手执辫子狂奔回乡（22）。笔者祖父曾言，辛亥那年他18岁，一日和村民到赣榆县城，在城门口被士兵抓住强行剪辫，他和村民都用手捂着头回村，觉得没了辫子不成样子。留辫虽是满人征服汉人的屈辱标志，既不美观又不卫生，但仍有不少前清遗老和城乡下层劳动群众，或视剪辫为异端，拒绝剪掉，或对辫子早已习惯迟迟不愿剪去。这除了政治原因，还有深层的心理原因，反映了社会风习一旦形成，具有传承性和稳固性的特点。
（三）海州裁州改县。&&&1912年1月初，江苏省临时议会决议裁州设县。其中裁海州，改设东海县，建东海县民政公署，治所海州城。海州原领赣榆、沭阳二县分治。由于东海县南境士绅为权利之争，要求划县分治，终致同年4月11日江苏都督府发布“东海县析置灌云县令”，将东海县一分为二，全境50镇中划出东南境11镇为灌云县，治所板浦镇（23）。
（四）实行民主政治。民国建立以后，确立了三民主义建国原则。在民权方面，实行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并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在政体上，确立“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试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治的共和政治”。同时，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各种切合实际的条例和法规。并大力推行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是区别专制政治与民主共和政治的重要标志）。公务员实行廉政制度，如南京府只设一厅四科，公务人员合计18人。这些措施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人民治国的理念（24）。
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法规政策，在海州得到程度不同的贯彻执行（尽管尚无充足的史料予以说明）如，1912年东海县民政长改称县知事，按当时法律规定，县主官由“议会公举”，对违法或不称职者经纠举可免职，由议会另行推举。（25）
县民政公署改称县知事公署，按精干和廉政原则，东海县公署只设总务、主计、教育、警务、典狱、盐务六课，1913年裁撤为行政、财务、教育三科及警察所、审检所（26）。分权治事，防止集权专制。尽管各种“民主政治”的举措在旧中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甚至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但这毕竟是对中国二千多年来封建专制政治的一大革命。
（五）地方士绅争相组党，争权夺利。海州光复后，地方甫定，地主士绅纷纷组党，以期在议会中取得“话语权”，以维护自身利益。海州五大家族中的谢晓愚在家中建立“自由党”，杨磊川在家中建立“同盟会”，沈仲磐在城内火神庙成立“共和党”。后谢当选为国会议员，杨、沈当选为省参议会议员（27）。
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这无疑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尽管各人组党的目的有所不同，但自由组党在当时中国确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清王朝统治下，政党被视为洪水猛兽，人民集会结社被严禁。孙中山、黄兴等人组建的各革命党被清王朝统称为“乱党”。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上层人士参与政治的要求和激情迅即爆发。他们认为民主共和的议会内阁制的运作载体必是政党，政党将大有作为。政党合法化突破了封建政治对政党的敌视，从而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政党观念。当时，“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28）”，在1912年上半年内就出现了上百个政党（有的只可谓政团），组党参政成为时尚。
这些名目繁多的政党，所标政纲冠冕堂皇，但由于大多政党既乏经济背景，又无群众基础，往往昙花一现，自生自灭。后来政党这一合法斗争形式被袁世凯等封建军阀势力所运用，建立了不少御用政党和团体。民初中央政府的政治中心根本不在内阁，而始终在袁的总统府。许多政党在袁的收买和打击下飘零凋落。如自由党于日成立，日即被袁世凯政府解散，共和党则被袁世凯控制。所以民初政党政治只是一种表象，而不具备政党政治的本质。海州地主士绅组建的政党随着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也徒具虚名，无果而终。
（六）发展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江苏光复后，军政府即下令废除一些苛捐杂税和厘金制度，成立江苏银行以稳定金融秩序，颁布一系列鼓励工商实业的政策法规，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非常重视。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指出：“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务，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他在《对外宣言书》中再次强调：“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在短时间内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加强经济立法，建立健全民商法体系，健全各级行政管理体系，促进实业；鼓励创设各类银行，健全金融体系；鼓励创办企业，提倡国货；倡导兴农垦殖；支持成立民间实业团体，等等。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受此大政方针鼓舞，都表达了发展工商业的强烈愿望（29）。
在近现代史上，江苏经济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年间的统计数字，江苏先后开办了140余家企业，占全国新办企业的四分之一，资本总数为1928万元，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但主要集中在苏南，并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经济区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地处江苏东北隅的海州远离这个中心区，受其影响很微弱，只有少量的工业企业出现。海州地区工业企业的建立，都是民族资本，是本地官僚、地主、商人投资所兴办，其中以海州沈云沛、赣榆许鼎霖、南通张謇所谓“江北名流”为代表人物。他们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在“实业救国”、“设厂自救”的口号下，奋起在家乡兴办企业。从年，沈、许在海州、新浦、赣榆等地兴办企业14家，占当时江苏140家企业的十分之一，以当时情况来看，这是不小的比例。其时海州殷葛沈杨谢五大家族也争相经营工商业，但都带有浓厚的封建经济色彩，尚不能列入系统工商业的行列（30）。
辛亥革命后，由于政府大力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海州地区的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清末，因新浦的前、后河码头商贸兴起，经济中心由海州城逐渐移到新浦。据统计，民国初年在新浦开办的工商、金融等企业就有23家，其中有银行、工厂、商业（商行、粮食、百货、杂货、布匹、食品）等（31）。年间，海州大地主谢希愚在海州中大街街南开办的“丰宜”商店资金一万余银元，是当时海州城最大的商店（32）。民初海州的工商业虽有发展，但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主要是利用本地出产的农林渔等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制造，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这类企业；而且投资少，规模小，基本靠以商养商，难以有更大的发展（33）。
（七）改革教育，培育新国民。1905年，清廷废科举，改良教育，海州有的旧式书院改为中学堂，并创办了多所小学堂。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重视发展新式教育，孙中山中调：“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贵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34）”。自此，海州各地新式教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东海、灌云、赣榆县政府都设立了教育行政机构“学务课”（后改为教育科，兼管文化事业）。原“学堂”均改为“学校”。公私立学校与私塾并行，并对私塾进行改良。在教育内容上，废除读经，采用民国新课本。民国元年规定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美德”。初小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缝纫。高小课程增设历史、地理、理科（动植物矿物知识），有条件的增设英语，手工、农、商三科可酌设一或二科。中学增设物理及化学，家事园艺等。增加实用性。中小学均采用班级授课制。由于地方上重视教育，学校和学生数量快速增长。如1912年灌云县有学校23所，较偏远的墟沟镇也开办了小学。女子上学也成为时尚，尽管比例不高（35）。
（八）除旧布新，社会风貌发生明显变化。民国初年的海州社会，在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洪流中，和封建专制统治相关联的尊卑等级、服饰礼仪、妇女缠足、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观念更新，移风易俗，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气象。
1、废除缠足，改良婚姻，妇女地位提高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发布劝禁缠足令，始于维新时期的妇女天足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妇女们扔掉裹脚布，获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思想开通的家庭女孩不再缠足，或将已裹的放掉；已经裹小的也放大，出现了半大不小的所谓“黄鱼脚”。人们不再以三寸金莲为美。海州士绅谢希愚思想比较开明，辛亥革命时不但首先带头剪掉辫子，而且反对妇女缠足，主张男女平等，支持鼓励族中女眷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对子女一视同仁，支持上学（36）。
在封建社会，父母包办及买卖婚姻是封建家长制的产物。辛亥光复后，社会风气大开，自由、平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婚恋自由不再认为是“伤风败俗”，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逐渐瓦解。新派人士带头移风易俗，出现了既有传统婚姻的喜庆色彩，又有近代社会文明性质的所谓“文明婚礼（37）”。但当时的婚俗也呈现中西混杂、新旧并陈的特征。父母包办及买卖婚姻仍在风气未开的地区流行。另外，离婚也成为新女性摆脱名存实亡婚姻桎梏的理智选择。离婚或丧夫再嫁的妇女也不再象过去那样遭人非议。
2、革新服制。封建时代，服饰也是统治阶级维护等级制度、体现身份不同的重要手段。随着民初《服制条例》的颁布，海州民众也随着潮流摒弃满洲服饰，以衣冠辨等级的观念日趋淡化，服饰开始呈现多样性。男装的长衫、马褂与中山装、西装并行；女装的旗袍与裙服同在。瓜皮帽与招檐帽、礼帽并行。这从民初留下的老照片中可见当时风貌。
3、革新礼仪。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同时也摒弃了维护这一制度的封建礼节。官员不再被称为“大人”；地主豪绅、资本家及其子女原被称为“老爷”、“少爷”、“小姐”现也日渐减少，“君”、“先生”、“女士”等民主平等色彩的称呼开始流行。社交中磕头、三跪九叩、请安被鞠躬、握手取代。写信结尾一般不再用顿首、拜，而改为鞠躬等谦称。这些礼仪称谓的变化，不但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显示出一种平等与文明的精神。然而风俗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改变的。据当时人追述，辛亥后海州有些人“往来礼貌仍是旧式，但已不十分拘束了（38）”。
丧葬礼仪中“斩衰”、“期功”、“缌麻”等繁杂封建古制已不十分讲究，除封建大家庭还遵古制外，一般平民已开始丧事从简、节约。
4、禁烟禁赌。嗜食鸦片是清代中晚期以来的社会会痼疾，清廷禁而不止，清末为害尤烈。1911年底，江苏军政府发布禁烟禁赌令，《江苏省县民政长选举章程》明文规定“吸食鸦片烟者”不具有被选举资格。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内务部发布禁赌通告和《严禁鸦片通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通令各地禁绝鸦片。于是，江苏全省范围内普遍兴起禁烟禁赌运动（39）。
据有关资料，清末民初海州地区的鸦片烟的来源，一是驶来新浦的胶东“小鸟机船”，将从山东沿海的烟台、青岛等埠购进的鸦片密藏于运输的土特产货物中，驶入新浦委托商行代销；二是贩毒商人将从徐州地区收购的烟膏“小土”（用黄色土纸包装），藏于贩运的土特产中运到新浦、海州两地，交联系户代为销售（40）。
民初海州地方当局接到省和中央政府发布的禁烟禁赌令后，当然会有所行动，但因缺乏资料，执行效果不得而知。据民初各方面革故鼎新的洪流推断，禁烟禁赌在当时也一定会收到一定效果。但在旧中国官场腐败，官奸勾结，官僚封建势力盘根错节，不可能将禁烟禁赌进行到底。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革故鼎新，促使海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及民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总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海州作为苏北落后地区，这种变化虽然滞后，甚至在某些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但毕竟出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深入，也将日益显示出与清代封建社会的明显不同。
（九）剥削制度犹存，农民起义又发。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廷的封建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局限性，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这场变革，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没有彻底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任何改善农民境遇的措施，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关系依然如故，许多地方的农民为生活所迫，都自发进行以抗租抗税为主要内容的斗争。新政权的老爷们和地主豪绅串通一气，帮助地主向农民索租要粮，和前清时期一脉相承；对农民起义则进行镇压、拿办，和旧衙门简直毫无区别。赣榆农民再次起义并遭到残酷镇压即是其中一例。
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一日），赣榆县农民在北部地区举行了大规模起义。领导人有仲兆琚、孟昭远、孙秩坠（武秀才、青帮首领）、相公烈、赵方烈、傅新怀、刘明杰、唐大顺等人。当天上午，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调虎离山计和里应外合的计策，先派一支队伍在县城东北的龙王庙起事，把守城部队调出县城，同时派人与县城马步队长柏子焕取得联系，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当起义军在龙王庙大张旗鼓宣布起义的消息传到县城后，知县曹运鹏（此时虽已名义上易帜脱离清廷，但封建县政一切依旧）果然派出守城主力前往镇压，被起义军牵制在龙王庙一带。当夜，柏子焕打开城门，起义军二千多人进入县城，将大小官员俘获，曹运鹏闻讯逃往青口镇。
起义军进城后纪律严明，布告安民。仿照武昌起义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做法，推举投降起义军的县典史杨永泰为县长，义军首领孟昭远为副县长，建立起农民政权。接着开牢释囚，开仓济贫，劝告工商业户复业，稳定社会秩序，并处死了与起义军为敌的民团队长和土豪劣绅。
曹运鹏逃到青口后即向江北都督蒋雁行求救，蒋派海州民政长何锋钰率部前往“剿匪”。此时青口的地主资本家也急忙扩充团练，招募二百名敢死队准备攻城。原清廷资政院议员、现已投机革命自任海州军政支部长的王佐良也急去山东请来沂防营协助攻城。县内地主武装“牛头会”也被王佐良调来助战。经激战多日，双方伤亡很大。后起义军以官兵不再焚烧民房为条件，与官兵谈判，于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三）撤出县城。由于起义军组织不严密，出城后即失去统一指挥，沿途遭到“牛头会”伏击，义军首领有的战死，有的被捕牺牲，只有仲兆琚率部转战到沭阳烂泥塘等地。
何锋钰的部队进城后大肆抢劫，三天后才返回海州。曹运鹏因失城未能再任知县，王佐良因镇压起义军卖力，当上赣榆县第一任民政长。赣榆县这次农民起义是在辛亥革命的风云激荡下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是辛亥革命在海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农民政权虽然只存在了13天，但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威力，促使赣榆县真正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功绩应当肯定，而不是统治阶级所污蔑的“土匪（41）”。这次农民起义失败，也说明农民阶级虽有革命的愿望，但无革命理论的指导，他们想推翻剥削者，过上好日子，但这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四、辛亥革命后海州陷入军阀统治
武昌起义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先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继而玩弄权术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掌握政权后，立即向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开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将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暗杀。同时向五国银行团借款筹措军费，准备以武力消灭国民党，这时，孙中山才警觉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这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他本人被迫流亡海外。“二次革命”的失败宣告辛亥革命结束。
“二次革命”时，袁世凯派冯国璋率张勋等北洋军进攻南京的讨袁军。攻城中，张勋派部下白宝山为先锋，攻陷南京。白宝山因战功，以定武军第四路统领兼海州镇守使，带兵进驻海州。十几年间，白宝山勾结地方官僚，拉拢地主士绅，使海州陷入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时期。直至日，北伐军攻入海州（42）。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写于2011年8月）
一、（1）、（5）、（9）、（10）：《海州饥民的抢粮暴动》；（14）《海州光复》，（连云港市政协编《连云港史话》（征求意见稿）1982.8）
二、（2）、（6）、（7）、（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三、（3）、（23）、（26）、（29）、（35）：《连云港市志》、《灌云县志》（2000年6月版）
四、（4）、（11）、（15）、（20）、（22）、（24）、（25）、（29）、（37）、（39）：王佩良：《江苏辛亥革命研究》（2004年湖南师大出版社）
五、（28）：《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1913年）
六、（12）、（41）：孙金科：《辛亥革命中的赣榆农民起义》；（13）、（16）、（17）、（19）、（21）、（27）、（38）：黄荔芩：（《回忆海州光复》；郭耀如：《海州光复前后》）；（18）：（连云港市政协编《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
七、（30）、（33）：曹寿田、杨东野：《连云港市近代经济状况及其特点》；（32）、（36）：李建生：《谢希愚小传》，（连云港市政协编《私企旧事》）
八、（31）：《新浦大街及其附近街巷近代经、政、文、卫企事业单位分布表（）》，（连云港市政协编《新浦街的变迁》）
九、（34）：孙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师范开学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十、（40）：巽之：《鸦片烟在新浦》（连云港市政协编《文史资料》第六辑）
十一、（42）：《北洋军阀白宝山在海州》（邵镜波口述、杨东野整理，连云港市政协编《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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