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在东方中国就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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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豆网网友近日为您收集整理了关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文档,希望对您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以下是文档介绍: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授课时间:12 周 2 课时授课方式:教师主讲兼组织学生讨论授课题目: 1、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2、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这一理论反映了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依据。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抵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经验、新结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我们今天借鉴这一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教学重点难点:1、“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辟2、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3、党内左倾错误反复出现的原因4、王明“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危害教学基本内容纲要: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思考题:(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2)20 世界 20、30 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参考资料: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中国现代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一、近代革命的一般观念――城市中心论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革命的重点总是放在城市,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一)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城市发生许多革命甚至就发生在一国的首都,如英法德俄等国。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都是发生于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期孕育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发展并成熟,封建经济结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状态之下。虽然其时的城市人口尚不众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1/5。但是,当资产阶级有能力起来领导民主革命之时,往往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封建剥削方式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和经营方式。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一举夺取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心--城市比夺取分散的农村更具把握并更能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二)近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大都发生在大城市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三大工人运动)、1871 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等。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新兴城市到处林立并扩大范围,城市人口急剧上升。19 世纪初叶,英国城市人口跃到全国总人口的 2/3 以上,工厂工人和运输工人总数达到 200 多万。40 年代,法国的工厂工人总数为 159 万,德国的产业工人也达到了 80 万人。即使是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1913 年城乡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总数也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 64.4%,其中产业工人 350 万,占无产阶级总数的 1/5。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工人阶级人数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便必然发生在工业集中的中心大城市。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多数发生在大城市并有许多成功的先例和这些国家处于发达和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在政治经济上的决定性地位和城市人口的众多并占绝对优势,使近代革命的重心便必然落到了城市。(三)中国近代的革命也曾长期在大城市进行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无不如此。直到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北伐战争,也主要的是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虽然先后不断,但总是未能取得胜利而令人扼腕。中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目标,一方面是受西方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习惯所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和造反,几乎都是以攻陷城池甚至焚毁王都为胜利主要标志。除了给中国的历史徒增了许多废都和不同姓氏的王朝之外,丝毫未能改变中国的封建政治现状,但对城市地位的看重却影响了相当一代人的革命。(四)中国近代的特殊的国情为什么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在东方中国就不能奏效?原因是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1.城市依赖农村,而农村却可以不依赖城市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国家,散落的农业文明,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观念严重阻碍了手工业、商业为主的新兴城市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往往首先是政治的产物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政治的需要造就了一个城市的出现,一个城市便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势力中心。城市依赖农村而生存,分散又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却使农村可完全不依靠城市而顽强地独立生存。从一时一地看,城市比农村优越;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的农村要比城市强大得多。2.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相继入侵,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有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和分裂剥削政策,中国长期无法真正统一。在外力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开始破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得以长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这种特征尤其明显。但是在幅员辽阔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优势地位,中国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仍然在农村。中国的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依然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存在。这种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必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 3.农村人口全国人口的 90%封建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又对民族资本实行压迫限制政策,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极其弱小,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强大。直至 1919 年,中国工人阶级总数仅有 200 万,不到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五。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公布的资料,即使是到了 1949年年底,中国的城镇人口也仅有 5700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10%左右。因此,中国的革命若照搬照抄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显然是很难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二、中国革命特色道路的探索和形成(一)毛泽东的艰难探索中国的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的革命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能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经历了许多次痛苦的失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首先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习惯性思维。他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4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一条相反的道路,即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特殊革命道路,毛泽东等人在其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最早关注农民问题中共成立之初,重视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运动。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1925 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农民问题。他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还指出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的重要性。2.最早提出要进行农村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了盲动主义倾向,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障碍,一定要消灭之,因而使本来处于低潮的革命势力又丧失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为了克服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寻找革命的正确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 1927 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的上山主张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大多数的反对。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指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3.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当时党内一些人也质疑,在偏僻的山村、物力财力缺乏、革命势力弱小的情况下,红旗能打多久?针对这些批评和疑问,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充分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回答了农村根据地可以不依靠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但因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长期影响,党和红军内部仍有不少人认为农村根据地的意义只限于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探索,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4.最早探讨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在长期的农村斗争环境中怎样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革命化的军队的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7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已提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指导全党和对教育党员这一保证农村党组织和红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途径。1929 年 6 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中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会议期间,陈毅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两年来红四军斗争情况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工作。9 月,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会谈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一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关于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正确的。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二是规定了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2-3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三是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的方法,要求用政治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官兵的觉悟,坚决废止肉刑等旧军队的陋习。四是指出中共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中共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最后中央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了朱、毛在群众中的威信。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镇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确立了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原则。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案的一部分)。古田会议决议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中共及其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解决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中,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和如何建成一支由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5.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思想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信中批评了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批评了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进行全国武装起义,再把红军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写道: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事情不适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97-9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异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还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实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初步形成。6.最早提出党的思想路线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是同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二)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党内有两种发展趋向。1.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经验,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 1927 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793 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2.以当时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把持的中央为主他们一味迷信共产国际的本本和苏联革命的经验,无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当时党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始终在城市中心论的阴影中不得解脱。由于正确的趋向上有一个发展、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党在初期也不可能对所有问题一下子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尚未在全党形成核心地位等原因,他最终未能阻挡住左倾错误的连续发展,革命还是出现了重大的挫折――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和根据地的大搬迁。但是,正确的趋向毕竟代表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有些同志即使在犯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往往会因客观事实的存在而提出或赞同一些正确的意见以充实革命道路理论。瞿秋白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在“八七会议”上便指出,要用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稍后他在《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一文中又指出,现阶段革命已不能有夺取首都的发展趋势,要使农村的游击战争达到建立革命地域的目标。因此,一旦人们从左倾的统治和重大的教训中醒悟过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便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以上摘自《毛泽东思想概论》,王德宝主编;江苏省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南京大学出版社,4--138)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意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1936 年以后是道路理论达到成熟和发展的阶段。毛泽东在1936 年至 1939 年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标志道路理论的完整确立并达到成熟。这一理论的产生与成熟具有伟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 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发展了革命力量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战略进攻方向,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避免了过早与强敌进行盲目决战,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大大发展了革命力量。(二) 提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独特国情出发,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即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是先城市后农村,而只能是先农村后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这种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指导下,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而且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三)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但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以什么样的道路和方式贯彻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没有作出具体的结论。这需要各国共产党人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来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又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则。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第一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旧中国的广大农村,60-70%的土地掌握在不足农村人口总数 10%的地主、富农手中。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占农村人口 70%以上。地主阶级和半地主式的富农对广大农民实施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农民交纳的地租一般要占劳动成果的一半以上,甚至达到 70-80%。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的痛苦,阻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土地问题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问题,变革土地制度,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一、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在红军占领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展开了土地革命。(一)颁布第一部土地法土地革命的进行,先是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接着是调查摸底,实行分田。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于 1928 年 2 月先在宁冈大陇等地进行。1928 年5 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分田斗争全面展开。12 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在闽西根据地,1929 年 7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决议案》后,土地革命迅速展开。在赣南,1930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批判了阻碍土地革命的错误,确定党的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发展工农武装三项,解决土地问题一要分,而要快。二七会议推动了赣西南土地斗争的发展。除上述地区外,在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所有革命根据地内,都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伟大斗争。土地革命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给红军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提出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在斗争实践中,共产党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问题。1.关于没收土地的对象土地革命之出,曾规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实行减租的政策。后来又提出过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到共产党召开六大时,进一步明确了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1928 年 12 月《井冈山土地法》制定时,因为不知道中共六大的有关精神,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到 1929 年 4 月红四军到达赣南兴国,颁布《井冈山土地法》时,便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2.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是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并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3.关于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开始的几年内,各根据地多实行土地公有、农民使用的原则,禁止土地买卖。4.关于阶级路线,即土地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共产党六大基本确定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的正确的阶级路线。但对富农的政策,后来发生曲折。1929 年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否定了六大和六大以后中央文件中有关中立富农的规定,要求各地执行坚决反对富农、实际是消灭富农的政策。1930 年 6 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南阳(当时属长汀,今属上杭)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虽有某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规定,但中心是强调反对富农,要求像地主那样来对待富农。后来王明左倾错误兴起,更执行了富农分坏田、少分田的土地政策,给土地革命带来不利的影响。直到 1935 年,才把关于富农的错误规定改正过来。(《中国现代史》(上册),王桧林主编,第 189-191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8。)(三)开展查田运动1933 年中央苏区开展了查田运动。6 月 1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2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 月中旬,在瑞金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明确规定,查田的目的是查漏划的地主富农,而不是按亩查田,也不是再分田。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查田运动迅速形成一个群众运动。由于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张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查田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错误。为了纠正错误,1933 年 10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正式公布。同时,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也经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施行。这两个文件是关于土地革命斗争的指导性文件。当《决定》刚刚贯彻执行,查田运动正在进行时,又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1934 年 3 月 15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这个《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查田运动的继续开展,是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此是错误的。因为有了这个《训令》,便在社会上大反地主富农翻案,在党内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中国现代史》(上册),王桧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9 重印)。248)二、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改革的深入(一)普遍实行二五减租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各抗日根据地在内外部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形成了边区丰衣足食,社会繁荣的新局面。农业是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生产事业。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2 年后,各根据地在总结过去减租减息基础上,普遍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一方面减少地租额和高利贷利息额,普遍实行二五减租(即照原租额减少 25%)和一份或份半减息(即年利息为 10%或 15%),以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在减租减息后仍然要交租交息,使地主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地位,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推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各根据地政府还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因地制宜进行农业技术改良,积极扶持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改良农具,改变旧的粗放式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这些政策的贯彻,使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据统计,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 1937 年为 110 万石,1939 年为 175 万石,1943 年为 184 万石,1944 年后每年都在 200 万石以上。(刘克祥,陈正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第680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三、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扩展(一)颁布《五四指示》解放战争的爆发,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动农民,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奠定社会基础。同时,广大贫苦农民迫切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页。)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出后,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到 1947 年 2 月,各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得到土地。但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也由于大多数农村工作者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党的基层组织也存在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有些地方没有能够很好地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没有把贫雇农作为土地改革的依靠力量;有些地方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农村中的一部分工商业,甚至还有少数地方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曾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解放军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反封建运动。(二)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约有1/3 的地区尚未实行土改。已经实行土改的地区,有的在没收和分配土地上都不彻底,运动走了过场。这就与日益深入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充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纠正运动中右的倾向,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首先讨论了党内状况、农民组织和民主问题。会议肯定《五四指示》的方针,并对其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明确的改正。最后讨论了土地改革政策,9 月 13 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于 10 月 10 日公布。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页。)乡村中一切土地实行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实行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组织人民法庭,以保障土改的实施。这次会议是成功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有些政策规定不具体,没有讨论和制定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在规定平分土地方针是没有注意区别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情况,对错误倾向的批评不够全面,忽视了对左的倾向的注意,对党内成分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此后的实际工作中产生左的偏向的原因之一。《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展开了斗争恶霸地主和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至 1948 年底,经过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大约在有 1.5 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使 1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一胜利,大大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鼓舞了解放军指战员的士气。据统计,1946 年至 1948 年内,华北、东北解放区有 200 余万人参军。山东有 580 万人、冀中有 480 万人随军出征,抬担架、运粮弹。广大民兵还直接参战 11 万余次,歼敌 20 余万人。人民解放军的兵源、粮源、战争勤务主要来自翻身农民。农民的支持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中国现代史》(上册),王桧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9 重印)。465-466)党内教条主义的产生与危害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左倾冒险情绪很快发展起来。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时已经开始。1927 年 11 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文件。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一)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当时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但是这次会议却主观地认为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因此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命令条件不成熟的农村举行农民暴动。(二)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会议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绝不能自告一段落,它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就要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甚至认为小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因此制定了没收民族资本家工厂企业和中小商人财产的错误政策。(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当时全党正在探索中。会议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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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授课时间:12 周 2 课时授课方式:教师主讲兼组织学生讨论授课题目: 1、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2、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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