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源于最近与很多人争论阎崇年挨打事件，争论阎崇年挨打事件，必然涉及的覆灭和满清的入主中原。有人就问到我对于满清崛起的看法。既然是看法，当然首先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看法。之前对于那段有一点了解。但的确算不上深。为了争论，当然还要零时抱一下佛脚，翻阅了一些资料，各方面的都有。到的确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当然，孔夫子面前卖斯文，关公面前耍大刀，这网络里，藏龙卧虎，难免有高人一旁窃笑在下不知天高地厚。说错了的，敬请指正，认识不到位的，也欢迎批判，但请不要打，一点点认知，与有兴趣的朋友探讨。没有兴趣或不屑探讨的，请自便且自重。满清（我们一般说满清是指建州女真）的兴起，当然有他必然的趋势，但客观上偶然因素也是比比皆是。首先，内部的腐朽是满清崛起的先决条件，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允许边塞的兴起并分庭抗礼的。以当时建州女真的实力和军力，是无论如何无法撼动这个参天大树的，他只有那么点人，就算全部男子当兵，也只有那么点，很多资料的数据不完全相同，但折中的估计成年男子最多也就30万。创建八旗的时候他的编制是，每旗分为三级组织，即牛录、甲喇、固山。按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5个牛录为一甲喇，5个甲喇为一固山（就是旗），按这样计算，真正的满八旗也就36000人。36000人你说能做什么？大一点的土匪还可以，攻城略地，占据州县还显少了点，更何况推翻明朝建立政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加上后来的汉八旗和蒙八旗，不过十万人，，人多绝对是优势的。但明朝万百大军，就是10个打一个，也能把你削平了。你骑兵再有优势，用20万人命换你10万说得过去吧。更何况明朝也有骑兵。好像还不少。所以，满清之所以能入主中原，那一定是明朝这个庞然大物自身出了问题。当然大家会马上想到内乱，。事实也如此，就是大明朝这个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到了最后，虽然腐朽不堪，年年败仗，但依然把满清八旗阻挡在山海关外。虽然也有突破长城的时候，毕竟不能长久。不是灭了明朝，满清几乎没有可能入主中原机会。但我想说的是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满清运气好，好在那些方面呢？首先李成梁守辽。明朝太祖在取得政权，把人重新驱除到草原上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乘胜追击，扫清余孽。《实录》记载：“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也就是说放弃了最佳的消灭蒙古势力的机会，虽然后来永乐几次用兵，也取得了非凡的战绩，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蒙古“弯弓之士不下百万”。成为明帝国至始至终的梦魇。更有后来所熟知的土门之变。李成梁守辽就是这个背景下。李成梁守辽期间，着重打击蒙古势力和海西女真，这就给的建州女真创造了发展空间。而且也是李成梁的滥杀激起了建州女真突起的诱因。虽然李成梁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到他的这一举动，本来是捍卫大明朝，却给大明朝培育出了最大的心腹大患。但客观结果的确造就了建州女真崛起的先决条件。这是建州女真得到第一个大便宜。然后是刚愎自用，好谋无断，朝令夕改，疑心重重。对内凶残滥杀，搞得玉阶之下，群魔乱舞，庙堂之上，人人自危。对外，急功近利，不讲究方式策略，明朝官僚体系腐坏堕落，造成辽事一败再败。最后就是民变的崛起。上述三个因素一条不成立，满清就很难崛起，更不用说入主中原。可偏偏三条都无一不满足了建州女真。使其做大做强。总结性的说，大明朝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双重压力下，轰然倒塌的。那么是不是这一切都是无可避免或不能挽回的呢？显然不是。就对内来说，有人把明朝的覆灭，满清的入主，全归责与李自成，这是不客观的。没有李自成还有张自成，王自成。你矛盾没有解决哪怕舒缓，激化到一定程度，爆发是必然的。又有人把的骚扰，造成明朝资源虚耗，加派辽饷等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辽事造成了“民事”。其实也是肤浅的。要知道明末的民乱，是天灾更是人祸。辽事有没有影响？肯定有，但不是主要和根本的原因。据《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载录一段：“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这样的情况，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不造反那才是怪事了。那么是倒霉？天灾惹的祸嘛。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全国没有粮食或则资源来救助老百姓。有一位李姓的武举，就曾经上书要求革除弊端，兴起改革。但可惜，没有被采纳，而且其文也没有记载。只能从当朝大臣驳斥他的文章中获取只言片语。《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所不行于巴清，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这篇记载，至少说明了那位李进言论的两点中心议题，一，劫富济贫，遏制富户豪强的掠夺和兼并，并出台政策，要求富人们掏银子，共赴天灾。二，制止“兵荒”，虽然并没有提到怎么制止法，但就一些史料和自己的《罪己诏》来看，官吏盘剥，军队抢掠的行径是很严重的。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所以说明末的阶级矛盾固然是天灾使其表象化，使其着燃爆发。但深层次的兼并土地，贪官污吏，盘剥百姓，军队罪恶这些人祸，却已经造成阶级矛盾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没有辽事，也会有民乱，只是早和晚的问题。但就这样一篇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至少暂时缓解阶级矛盾的上疏，却被当朝大学士驳斥，而弃之不用。就连后来的记载作者，依然倾向于钱士升，而认识不到这篇上疏的重要性和进步性。这又说明，明末的官僚士绅们，已经完全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不可能与民同心同德，共御外侮。我们再说说崇祯。这个皇帝奇怪就奇怪在他不是一个荒淫无道，消沉享乐的君主，相反，他志向远大，一心想中兴大明，当皇帝17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经常性的《罪己诏》，减膳、撤乐，甚至绝食来惩罚自己。所以很多人认为，崇祯是运气不好，从年间开始，到万历、天启朝，造成的阶级矛盾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正如崇祯自己说的：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也如李自成《登极诏》里面说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也是这个意思。后世之人也大多采取这种说法。但窃以为不是。崇祯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朝令夕改，心存狐疑，有心中兴，而才干平庸。才使得原本就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更加的不可逆转了。也造就他自己的历史悲剧。崇祯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崇祯皇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关键至于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朝“有君而无臣”。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没有责任吗，而且，孟森也说崇祯“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崇祯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催化剂。孟子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崇祯正是这么一个人。思宗对于大臣的严峻、刻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帝王，他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陋习。陕宗嗣在给思宗的奏疏中批评崇祯“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一个过分苛求的帝王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后代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是“有君无臣”。其实，崇祯朝被杀的大臣是最多的。在一个频繁更迭和滥杀大臣的朝代里，又有谁敢有什么动作呢？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有所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折里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而崇祯最终也落得众叛亲离。而且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还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十两(原载为五百两，但五百两似乎不对，而可能是笔误)，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所以明朝的灭亡是天数，也是人祸。历史证明，天数并不是完全不可逆转，而惟有人祸，才是根本原因，正所谓：“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但是即便明朝灭亡，按天数也应该是李自成，而轮不到满清，这个时候，满清又一个大运又来了。首先李自成自己的失误，战略上的，战术上的，政治上的，这些我不多说，百家讲坛纪连海老师正说，已经提到很多。但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主要归结于腐化。也就是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进北京城短短20来天的时间里，迅速腐化，使其失去了群众基础，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北京师范大学顾城先生作的《南明史》驳斥了这一论点。顾城先生在考据了一些史料后认为迅速腐化使李自成失败的原因站不住脚。他提出了两点，一：有史料证明，农民军在进北京城后，秋毫不犯。劫掠的是官仓和富户。这是闯军一贯的作风。攻下城池，必开仓赈粮。官仓不够，就“打土豪”。二，任何农民军即便腐化也是三五年后，因为腐化这种病菌，他的特性本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闯军不可能在短短20来天的时间里迅速腐化的，即便开始有腐化的苗头，范围和作用也是非常小的。所以顾城先生提出：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没有腐化，不腐化的缘故。造成了地主富户阶级在“不降于奴，便陷于贼”这二元选项上，义无反顾的选择了“降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顾城先生的说法。正是明末官僚地主阶级的集体叛变，造就了满清入关并一统260多年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明末官僚地主阶级，坚持了他们的阶级原则，而抛弃了他们的民族原则。这也是满清统治者入关后，迅速汉化的原因之一。满清的统治阶层，本身就是一个满汉贵族地主结合的政治产物。所以明朝的灭亡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执政者的失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满清入主中原，开创269年中国大清历史，则完全是汉族地主阶级的集体叛变所造成的。还有些观点，因为篇幅的原因，不在主贴中细说，留待讨论中阐述。欢迎高人指正。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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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哀叹国人的偏激，我惧怕儿时的饥饿，我是个感情碎弱的人，是“黄叶”的抄撰使我童年的辛酸不断催化我那痛苦不堪的回忆。我诅咒那魔鬼的年代，谁要是留恋那饿鬼年代，从不“喷粪”的“玄海拾贝”也要“操他祖宗”。但“玄海拾贝”深知那不是个人的失误，而是国家的运数，尽管毛某要负极大的部分责任。我七十年代曾去过桂林的象鼻山顶，那时是草木不生。我农村的大队也曾积极想过利用土地资源，以改变贫穷饥饿，但就是种植不了荔枝。但到了八十年代，随手丢出的荔枝也长得绿绿葱葱，果实累累。我九十年代与家人孩子重游旧地，不料象鼻山顶绿树成荫。你说，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哎！此乃上天弄人呀！所以我劝诸位不要“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抱着非要怎样怎样才过瘾的思维。毛派也不必死抱僵尸，反派也不要一概否定，毛某受时代的影响，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见地。但他开国之功，带领四万万人民挣开半殖民地的枷锁，重塑中华之形象，也是功不可没。
所以说，明朝也不是独一份的。周而复始，就是这么一回事。五胡乱华的时候，开天辟地第一回，大家的抵抗都没有多么激烈，能指望明末的地主阶级就奋勇抵抗？
清朝主要是天运当道。毛太祖汲取了中国历史的精华，成了一代开国领袖。
呵呵,个人观点.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2，亡于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程朱理学。3，亡于经济架构的彻底崩溃。诱因：天灾，党争，外族入侵，战略失控。
正所谓言者无罪，听着三思。
李自成在北京一个多月，为了解决军费政费开支，大肆拷掠前明官员，皇宫里现成几亿银子要到走的时候才发现，太荒唐了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哀江门》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鞑清的“迁界令”,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那句＂新朝防海不防边＂更是意义非凡）康熙三年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 湾郑氏始末》）“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 湾外志》）清人胡日乾上书请求复界时控诉："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
与之相对的，契丹是北方大族，辽朝末年，契丹本族人口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如果按照古代农耕民族的征兵比例，可以征集十五万人；如果按照游牧民族的征兵极限，甚至可以征集五十万兵力。出河店战役次年（1115年），辽天祚帝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征讨新建立的金国，不可谓不重视（皇帝都亲自出动了），不可谓不精锐（御林军），仍然败给完颜阿骨打的两万人。金灭辽，战术对头、辽朝腐败都是原因，但女真人本身的勇猛剽悍显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金朝占领中原之后，生活条件极大改善，自然会使人口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失去了东北苦寒之地在冰天雪地里狩猎放牧的环境，自然也就失去了在这种环境里形成的强健体魄和剽悍性格，战斗力也就相应下降，与当年不可同同日而语了。
2、“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不是吹牛，是真的。当然，诚如兄弟所说，完颜阿骨打也不过顺应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对于辽人腐朽统治的不满，借势发力而已。辽朝末年政治腐朽，不可能只剥削压迫女真，不压迫别的民族，但是，辽朝毕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多被剥削压迫者都敢怒不敢言，敢言也不敢造反。非要等到完颜阿骨打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而且打赢了，才敢加入到反抗的队伍当中。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出河店战役，完颜阿骨打的兵力只有三千七百人（本部两千五，加上招降的渤海人以及原隶属于辽朝的熟女真，一共三千七），完胜前来讨伐的十万辽军。这样，才有其他被压迫的北方少数民族加入完颜阿骨打的队伍。次年，完颜阿骨打扩军为两万，完胜天祚帝亲自率领前来讨伐的十万辽军。造反是要杀头滴，完颜阿骨打的三千七百人如果打不赢十万辽军，谁还敢加入他的队伍一起找死？相比之下，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六万破九万，算不上什么惊人战绩，比完颜阿骨打差远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说的是金，不是后金。3、战术当然也很重要，但战术发挥作用也是在剽悍的基础之上。不然的话，三千七百人面对十万敌军，早就吓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哪还有战术啊？从成绩上看，完颜阿骨打确实是一个战略高手和战术高手，他的能力比努尔哈赤强多了。
阎崇年先生公开亮明观点的文字，当然主要集中于他的清史著述，而这些观点能引起学术圈外的人关注，则主要是因为“百家讲坛”讲座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的书籍。他的这些书籍，基本上都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本人不惮辛苦，查阅了阎崇年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清史读物，计有：《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明亡清兴六十年》（上）、《明亡清兴六十年》（下）、《袁崇焕传》、《清宫疑案正解》、《康熙大帝》共6种，并把其中涉及到“语录”内容的摘录下来，事情真相，一目了然。另外，现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正在重播阎崇年先生主讲的《康熙大帝》，收看节目，即可明了阎先生的观点。所谓“语录”炮制者，真是煞费苦心、污人清白，不惟不尊重事实，且人品和居心都大可怀疑。一、关于剃发易服捏造语录：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书中论述：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10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顺治朝的18年：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十分短促，24岁时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46页第四，推行“六大弊政”。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强迫推行剃发、圈地、占房、杀儒、投充、逋逃六大弊政。清军入关后继续在京畿地区圈占大量田地，给民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下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后金利用“自髡降奴”的通判黄衣，剃去头发，穿红蟒衣，骑着骡子，沿街游说。黄衣得到后金重用，后被派到广宁游说劝降。辽东巡抚薛国用发现黄衣，将其捉拿，当众枭首。努尔哈赤对汉人剃发易服的错误政策，后来被多尔衮移植到关内，强迫推行，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谣，造成一场大悲剧。——《明亡清兴六十年》（上），第110页其（按：指多尔衮）过——我概括为六过：“六大弊政”，即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中原经济，挫伤汉人情感，带来严重后果。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多尔衮违背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杀人过多，是其重大错误。200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89页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着反抗民族压迫的旗帜对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时，再到吴三桂反叛，满汉之间，文化差异，异常凸显，冲突不断。满族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实行错误的镇压和屠杀政策，流传到现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暴政和由此引发的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多尔衮摄政以来，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康熙大帝》，第8页康熙帝在削平三藩、统一台湾之后，进行六下江南的重大、系列活动。大家知道，清朝太祖、太宗、世祖三帝，没有一人的足迹跨过黄河。康熙帝为什么要六下江南呢？我认为，康熙帝南巡，一个重要期待是：解满汉文化之结。康熙帝从三代先祖手中接到的一个沉重历史包袱是：满汉文化冲突，整整一百年间，没有完全化解。努尔哈赤的“屠杀汉儒”，皇太极的六掠中原，多尔衮的强令剃发，使得中原汉人更强调“夷夏之辨”，对立情绪更强。——《康熙大帝》，第144页二、关于文字狱捏造语录： 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书中论述：文字之狱，古已有之。每个朝代，各有不同。清代文字狱的一个特点是，除君主这个敏感点之外，又多了一个民族的敏感点。于是，辛亥鼎革，狂飙飞舞，这个敏感的民族情结，一直影响到今天。—— 《康熙大帝》，第203页康熙朝的文字狱，给后人一些什么思考呢？第一，事后进行反思。清朝入关后第一代君主顺治帝，初年因皇叔多尔衮摄政，同时又正值平息国内反清势力，根本无暇也无法关注到知识分子的文字问题。康熙帝继位后，中原地区，形势稳定。四大臣辅政，政策有变化。“明史狱”发生，是一个标志。康熙帝亲政后，以崇儒重道为国策，以文化作手段，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对于一些怀有民族思想的遗老遗臣，基本上采取怀柔手段——亲自祭拜孔子，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取士，修纂《明史》等，以笼络汉族名士、化解反清情绪。重视学校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视士人为社会中坚，从而使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与其合作，入仕于清朝。戴名世案的处理，与“明史”狱相比，既有不同——轻重大不相同；也有相同——文字兴狱相同。戴名世案处理后，雍正帝尚在潜邸，他阅《滇黔纪闻》和《南山集》二书及案卷后，看到书中有尊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的字句，认为：“虽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实无悖逆之语，当时刑部复旨，亦未谓此外更有违碍之词，故亦以为冤。”雍亲王即位后，雍正元年（1623年）特诏：凡此案牵连隶旗籍者，尽得释归。但方登峄未蒙赦，便与子方世济先后郁死于卜魁流放地。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修成。后乾隆帝下令改修《明史》，特谕：“甲申以后存福王年号，丙戌以后存唐王年号，戊子以后存桂王年号。”由此看来，《南山集》是清朝一大冤案。但是，康熙朝文字狱，虽其数量远不及雍正、乾隆两朝，但开了清朝文字狱的先例，使士人活跃的思想受到钳制与打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既有相同的一面——进行思想与文字钳制，以维护皇权统一；又有不同的一面——康熙朝的文字狱案都是因干犯正统意识或是影响到皇权稳固而兴起的，与乾隆朝因只言片语或琐碎细故而小题大做很有不同。第二，历史纵横比较。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对康熙朝文字狱进行思考。先从纵向看。康熙朝发生两起较大的文字狱。前一起“明史”案发生在康熙帝亲政之前，他时年才十岁，由四大臣辅政，对文人思想异端的镇压是残酷的，但康熙帝不负直接的政治责任；后一起《南山集》案是在康熙帝亲政后、且在六十大寿之年，在处理上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理性色彩。其情感因素，主要表现在天子皇权独尊，满洲特权独享。比如，此案牵扯到方孝标，方孝标因做过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故称方学士。此前有一个案子：吴三桂叛乱时方学诗受伪职，三桂失败后，伪官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此案刑部疏奏据《南山集》原文，称方孝标为方学士，北方“士”与“诗”同音，满文又同为一字，康熙帝览阅满文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邪？欲将方学士（方孝标）从重处理。其理性色彩，康熙帝亲自处理的《南山集》案，和四辅政大臣处理的“明史”案相比，略为理性，略为慎刑，体现了康熙帝为政以宽、为刑以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漫长的处理过程，最后还是理胜于情、法胜于理，仅处死戴名世与方孝标（已死剉尸）两个人。这样一来，“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末年的这件文字狱，比起初年的庄氏史案，实在“格外开恩”，处罚很轻了。康熙帝不想得罪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借以表现他个人的威中有恩。再从横向看。西方中世纪的布鲁诺、伽利略、哥白尼等，都因触犯宗教天条，而受到教会势力的迫害。康熙朝的文字狱，自然也不能离开时代与文化的背景。第三，学界存在分歧。清史界对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批判观点。认为康熙朝文字狱开了清朝镇压知识分子的恶劣先例，后来演变为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其实庄廷、戴名世二人著作中，并没有什么严重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是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倾向明朝的视角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予同情。其二，维护观点。认为康熙帝对方孝标、戴名世的打击、处理是正确的、必要的。一个政权存在了七十年，仍然不承认其合法性是不能允许的。无论是满族祖先的谥号、庙号、年号，都得被尊重、被承认，戴名世犯了这些忌讳，当然应该受到处罚。其三，执中观点。认为康熙帝对《南山集》案的处理，有醇有疵，体现了康熙帝的整体形象。康熙帝一生中的一大失误，以文字罪人并予以严厉处理的文字狱案，仅此一起，同后来雍正、乾隆两帝滥兴文字狱比较起来，并不可等同看待。总之，康熙帝尊崇儒家文化的政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其积极方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凝聚，因为大家都修身齐家，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弘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消极方面，为维护清帝自身皇权与满洲贵族特权，又对汉族知识分子加以防范、打压，抹煞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光华，消磨了汉族的民族自尊精神，钳制思想，限制舆论，日后恶果，值得深思。总之，清朝的文字狱，贻祸之烈，悬垂久远！——《康熙大帝》，第210—212页第三，中华文化传承。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近百起。康熙朝主要有《南山集》案一起。这是应当批评的。——《康熙大帝》，第279—280页第五，文化差异没有根本弥合。康熙帝为了解决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采取许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弱化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就是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的一个措施。康熙朝有过两起文字狱，皆因民族问题而起。清朝最后还是败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八旗群体特殊化、尤其是八旗贵族掌控朝纲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上。孙中山“驱除鞑虏”的纲领，虽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却反映了埋在汉人心中的积怨。清朝最后还是在“文化”问题上翻了船。——《康熙大帝》，第285—286页袁崇焕出身进士，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从6岁开始读书，到36岁中进士，大约专门读书有30年。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可惜他遭到非刑，又身后无子。岳飞有子霖，奏请归还其被抄家的“御札数篋”；霖子珂为辨其祖父之冤，编辑《吁天辩诬集》和《天定录》奏上，后集成《金陀粹编》传世。于谦有子于冕，编《节庵先生存稿》传世。袁崇焕更有不幸者，殁后不久，文稿散落，既竟绝嗣胤，又改朝换代。150年后，才由乾隆皇帝给予平反昭雪。乾隆皇帝能有此举，算是明智之君。然其时处于一个黑暗的文字狱时代，汉族知识分子罕有站出来著文赋诗赞扬袁督师者。道光朝由于文字狱的松弛，更由于西方列强的威逼，一些广东籍的社会贤达、新秀文人，重新想起了袁大督师崇焕。——《袁崇焕传》，第198页三、关于汉服（书中没有评价过这个问题，只有一处提及过汉服）捏造语录：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书中论述：乾隆《大阅图》第四种传说，晚清文人天嘏在《清代外史》中，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看自己是否像汉人。乾隆的确在宫中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如果仅根据他穿的衣服而确定乾隆的出身，其结论肯定是荒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20页——《清宫疑案正解》，第123—124页四、关于吴三桂捏造语录：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书中论述：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真降，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长达30年的时间，一直死心塌地效忠清朝。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假降，证据是“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后来反清说明他是韬晦、是假降。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不管怎样评价吴三桂，他引清兵入关，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爆发山海关大战。——《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12页吴三桂这个人，我在这里不对他做全面评价，就人品而言，仅着重指出：明清松锦大战身为宁远总兵而率先逃跑的是他，背明朝降李自成的是他，叛李自成降清朝的是他，勒死南明永历帝的是他，身为清平西王而起兵叛清的也是他！吴三桂一生有“三叛”——一叛明朝投降李自成，二叛李自成投降清朝，三叛清朝起兵反乱，反复无常，孑孓小人。吴三桂与我下一节要讲的清初江南士人，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山西傅山等，其人品，其气节，龙蚁之分，天壤之别。清朝人刘健在《庭闻录》中讲了一个故事：吴三桂在辽东的祖茔，风水“一脉三断节”。吴氏一门除吴三桂以疾而终外，都死于非命，吴三桂落得断子绝孙的悲剧结局。这当然是巧合。但吴三桂“一人三叛”，出尔反尔，毫无气节，贰臣叛臣，兼而有之。吴三桂气节之大亏，越千年而为人不齿。——《康熙大帝》，第62—63页五、关于海禁（书中没有提到过“闭关”）捏造语录：禁海策和闭关令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稳定。书中论述：清朝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政策，沿海居民迁徙，寸板不许下海。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限制并打击了郑经集团，但是同样不利于大陆沿海居民。解决的唯一办法，是海峡两岸统一。终于，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到了。——《康熙大帝》，第80页第三，开放海禁。清初海上反清活动很多，曾下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又下迁界令：东南近海居民内迁50里，房屋弃毁。统一台湾后，康熙帝又从施琅建议，开海禁，通贸易。海禁一度开放。——《康熙大帝》，第85页康熙帝既有功绩，也有缺憾。康熙帝的缺失，可以列出很多。如台湾内附后开放海禁，但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突然宣布商贾“南洋不许行走”，此一决策，大有失误。又如晚年禁止天主教传布，则切断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再如禁止采矿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也使手工业材料发生短缺，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另如限制新武器的试验、制造、配置，影响军力的强大等。——《康熙大帝》，第282页六、关于清与汉唐的比较（书中提及一次）捏造语录：满清远迈汉唐，因为满清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图腾！书中论述：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在西北，后乾隆帝对南北疆维族等统一。在西南，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制定，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改土归流，清朝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的协和。——《康熙大帝》，第279页七、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书中没有直接论述过）捏造语录：辛亥革命只是清王朝新政的延续。书中论述：光绪“百日维新”，初现变革生机。然而，“戊戌政变”，痛失良机。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维新变革的机会，丧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接着，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与光绪逃难。其受害者，自然是百姓、是国家、是民族；而受害最烈者，则是皇室、是贵胄、是满洲。在辛亥革命中，皇清宗室，满洲贵族，成为“革命对象”。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251页八、关于咸丰皇帝捏造语录：咸丰远超许多华夏帝王。书中论述：奕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他20岁登极，在位11年，享年31岁。年号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是在当时，所谓“天下丰衣足食”，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咸丰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而他却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陆游曾经在《钗头凤》中这样感叹差错凄惨的爱情：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在这首《钗头凤》里，连续用了三个“错”字——错！错！错！这三个“错”字，借用在咸丰皇帝奕詝身上，竟或有几分贴切。咸丰11年的皇帝生活，最明显的三个特点就是：“错”、“错”、“错”！咸丰皇帝第一错是错坐上皇帝宝座；第二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错逃离皇都北京；第三错是临终之前错定了顾命八大臣。——《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79—180页以上故事，说明奕詝突出“仁”与“孝”。这是道光立奕为皇太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是偏重“德”。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帝奕詝遇到大事时缺乏远略、胆识，而是退缩、逃避，证明他在“德”的方面也是有欠缺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82—183页九、关于康乾盛世课题捏造事实：阎崇年曾向欧美六所大学兜售“康乾盛世”并申请研究经费时居然全部被拒,而且还遭到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讥讽:“这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而是最黑暗的时期!”阎老先生拍案而起：这是对中国一个黄金王朝的轻视蔑视以及歧视，它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它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它的国号成了我们清史专家永远的意淫！书中论述：前几年，海外某大学的一位历史系主任、著名清史教授计划同笔者合作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课题，如果批准，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课题费，但要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评审委员会通过。后来这位教授告诉我：课题没有被通过。因为基金会成员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康熙—乾隆时代，不是黄金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是：人们在用两只眼睛看乾隆。——《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130页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大学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课题：《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并成立一个由香港、北京两方面的学者合作的课题组，约我参加这项课题研究。但课题组主持人说：这个课题要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结果，课题没有被通过，其理由是：专家委员会认为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由此启发我思考一个严肃的课题：怎样评价康熙朝的历史地位？三种观点对康熙帝历史功过的评价、对康熙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清朝人是充分肯定的；辛亥革命反满派观点是否定的；当代学者又是怎么看的？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黑暗的时期；第二，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强盛的时期；第三，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落日的辉煌。先说第一种观点。持康熙“黑暗”说者，主要论据是说康熙朝为“封建专制”。但我们看，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其间有三百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作为否定“康熙盛世”的论据值得商榷。次说第三种观点。论者认同康熙朝出现“辉煌”，但这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很有道理，但日出的辉煌与日没的辉煌，终究都是一次辉煌。《尚书大传·卿云歌》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实，康熙朝也好，整个大清朝也好，其他朝也好，都像日出日没，月升月落一样，既要观察其是日出或月升，日没或月落；更要观察日出月升时，是被乌云遮蔽，还是光亮天下。本文讨论的是学术界存在的第二种观点。再说第二种观点。我个人不提“雍正盛世”，因为雍正朝十三年，时间太短；也不提“乾隆盛世”，因为争议较大。我赞成“康熙盛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因为，康熙之世有五种景象。——《康熙大帝》，第277页十、关于清军南下用兵的影响的叙述捏造语录：清兵入关掳掠，很难说悲,应该称喜。书中论述：皇太极时期向明朝用兵，主要有八次：其中关外三次——宁锦之战败于袁崇焕、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逼降祖大寿和洪承畴（前面已经讲过）；另外还有关内五次，进行掳掠。就是说皇太极的军队，攻破长城，五入中原。这对于皇太极来说，是扩大政治影响，取得军事胜利，掳掠中原财富；对崇祯帝、对中原百姓来说，则是一场可悲的灾难。——《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68页皇太极对中原的掳掠，对皇太极来说，扩大了政治影响，打击了明朝的军事势力，掳掠了大量财富；对明朝来说，是一场空前浩劫，给中原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从而加剧官民矛盾，使中原民变形势更为严峻，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80页十一、关于康熙与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比较捏造语录：玄烨是刘彻和李世民加起来都没法比的，因为他面临的环境比两人更艰巨。并且，比起汉武帝，康熙更有开拓之业，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比起唐太宗，康熙更有包容之心，让中国人普天同庆。书中论述：康熙帝统一台湾之后，没有像汉武帝打匈奴、唐太宗战突厥那样，战胜即走，得而复失。康熙帝对郑克塽等以往之罪，尽行赦免，并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封郑克塽为公、冯锡范为伯、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官，俱隶上三旗。他采取若干重大措施，特别是加以制度化。——《康熙大帝》，第84页第二，祭岱庙。康熙帝到泰安，登泰山极顶，又东到秦观峰，及孔子“小天下”处，东南到日观峰，薄暮驻跸行宫（《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大家知道，泰山是五岳之首。相传炎帝、黄帝、尧、舜、禹、周公都封泰山。秦始皇登泰山，中途遇暴风雨，在大树下避风雨。汉武帝也封禅泰山（《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然而，满洲的“神山”为长白山，康熙帝能够亲诣岱庙，躬祀泰山之神，这表明他对汉族儒家传统文化，认同景仰，顶礼膜拜。——《康熙大帝》，第145页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40年以上的有六位：汉武帝、唐玄宗、明世宗、明神宗、清圣祖和清高宗。汉武帝有天汉民变、唐玄宗有安史之乱、明世宗嘉靖帝有庚戌之变、明神宗万历帝有萨尔浒之战、清高宗乾隆帝有王伦起义，而中原地区连续四十多年无战争的“太平之世”，只有康熙朝。——《康熙大帝》，第281页中国两千年的皇朝历史，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段，前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西安，其间也经常东西摆动——秦在咸阳，西汉在西安（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西安（长安）等。曾出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23年，景帝在位16年）、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23年）。《旧唐书》称唐太宗为“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后一段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其间也经常南北摆动——宋都先在开封、后在杭州（临安），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在北京，就是从今哈尔滨、沈阳、北京、开封、南京，到杭州，但中心在北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年帝国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型变动的特点。就其后一千年来说，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八朝，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融合。在北京建都的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明—汉族、清—满洲，五朝中有四朝是非汉民族建立的。明朝虽然是汉族人建立的，但朱元璋以“驱除胡虏”为号召，结果又被“胡虏”所替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辽、北宋、金、南宋、西夏、元、明、清八朝，共有皇帝90位。这八朝都有一个民族融合的问题。辽朝与北宋对峙，金朝与南宋对峙，党项建西夏，元朝取代金朝，都有民族问题。朱元璋是汉人，他的口号是“驱除胡虏”，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满洲以“七大恨告天”的民族旗号起兵，取代了明朝；民国孙中山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而推翻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元年（916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总算一千年。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纵向比较。中国自辽金以降，千年以来，有90帝。北宋9帝、南宋9帝、辽10帝、金9帝，凡37帝，半壁山河，均不足论。西夏10帝，偏处一隅，也不需论。元朝15帝，太祖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打下基业，武功伟绩，略输文采，并未一统，更无盛世。元世祖忽必烈，在位24年，定鼎大都，武功赫赫，文治稍逊，也无盛世。其他诸帝，更不足论。明朝16帝，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一统天下，功绩很大；但是，冤案烦苛，史多讥评。明成祖朱棣，雄才大略，迁都北京，然“靖难”之举，史称之为“篡”；蒙古难题，六次北征，死于道途，抱恨终天。所谓“洪宣之治”，洪熙在位一年，宣德在位十年，都没有形成盛世的局面。至于清朝，共12帝，可以提及的是“三祖三宗”——清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三宗”自然位在“三祖”之下。仅以“三祖”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奠基清朝，未入中原。顺治帝虽迁都燕京，英年早逝，后期荒唐。只有康熙帝可以讨论。前面讲过，在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在位四十年以上的六位皇帝中，汉武帝有天汉民变、唐玄宗有安史之乱、明嘉靖帝有庚戌之变、明万历帝有萨尔浒之战、清乾隆帝有王伦起义，而中原地区连续四十多年无战争的“太平之世”，只有康熙朝。算来算去，自辽以降，约一千年，康熙帝的前述五大贡献，迈越古人，千年以来，谁能与比？千年一帝，首推康熙！——《康熙大帝》，第288—289页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共2132年。前一千年，《旧唐书》称唐太宗为“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后一千年，康熙大帝，在位最久，以其社会景象，其文治武功，其历史业绩，亦可谓千年一帝。康熙帝于个人修养，知敬、知勤、知慎、知止、知学，且一以贯之。这对每个人，都值得借鉴。——《康熙大帝》，第287页十二、关于万历怠政捏造语录：明朝的万历皇帝，昏庸不上朝，用整个天下来供养他，一天吃很多菜，穿很多衣服。书中论述：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样勤政。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大多不勤政。有的书说，明英宗每天处理八件事，不及朱元璋的1/50。在明朝16位皇帝中，万历帝可以说是最懒惰的皇帝。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我给概括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明亡清兴六十年》（上），第18页十三、对袁崇焕的集中评价见《袁崇焕传》第十三、十四节和《六十年》（下）《崇焕精神》捏造语录：袁崇焕的精神固然可取，可敬，也可叹，但毕竟是站在狭隘民族的立场上作为的，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巨大勇气，也毕竟带有“泼胆汉”“痴心人”不识实务的迂腐。书中论述：诚然，既要知世论人，也要知人论世。袁崇焕的时世与为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袁崇焕是一位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与性格的局限性，也有其军事失误和举措失当之处，且成为他罹祸的“口实”。然而，瑕不掩瑜。袁崇焕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的爱国英雄而永垂史册，万古流芳。正如明末杨继盛《临行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时代呼唤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时代需要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仁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喜悦与悲哀，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16页十四、关于“明亡清兴”捏造语录：我没有刻意地褒清贬明，理由很简单：不管朱明还是满清，都是炎黄子孙啊！书中论述：我要说明一点：我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是以明亡与清兴放在一个历史平台上，自然于明着重讲衰亡，于清着重讲兴起；后来，清亡同明亡走着一条相似的路径；而且，明亡也好，清兴也好，都不是皇帝个人，也都不是满族或汉族的民族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情，要有正确历史观，而不要有狭隘的民族观。总之，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融合中发展，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矛盾中统合，不断发展壮大的一部历史。当中华民族合时，我们就强大；当中华民族分时，我们就衰弱；当中华民族合时，我们就统一；当中华民族分时，我们就分裂。总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双方矛盾与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明亡清兴。——《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44页十五、诸如对汉服、曾国藩、满族与《狼图腾》的评价等等根本没有涉及过。捏造语录：1.曾国藩是满清王朝的中流砥柱。2.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无非是对满清的一种偏见。3.最近有一部《狼图腾》，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上层的精明与强干。4.满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国人永恒的骄傲，原因有三：首先，它促进了民族融合，否则，中国还是单纯的汉本位国家，这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是有阻碍的；其次，它传趁了中国文化，否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将遭受灭顶之灾；最后，它保持了社会稳定，否则中国人口基数和经济资源将大大流失。十六、所谓诗作，更属诬陷。
阎崇年争议语录：1、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2、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3、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4、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5、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近代之前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是世界上两种主流政治制度。中国从商朝开始实行的就是贵族政治，经历西周春秋战国，到了秦汉开始逐步注意选拔贵族中的优秀人才作为官员治理国家。到了汉末三国时代曹魏集团提出了“唯才是举”和“九品中正制”，代表平民阶层（庶族）中的优秀人才有了进入统治阶层的希望。这是统治阶层强化统治力量，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和政权稳定的有效手段。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是一种积极的趋势。但到了晋朝这一趋势被逆转，贵族（士族）重新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经过乱世后直到隋唐，科举的出现代表官僚政治第一次压倒了贵族政治，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快速发展展现了他全新的旺盛的生命力。到了元朝蒙元以带有游牧民族烙印的残缺不全贵族政治加上部分官僚政治的特点拼凑出了一个畸形的政治制度。蒙元之后明朝重新回到了官僚政治的道路，当然在某些制度上也收到了蒙元的影响。至于说到专制集权逐步加深的问题，这是伴随着官僚政治逐渐代替贵族政治而来得附属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中世纪，英国处于贵族政治中，而法国相对更偏向于官僚政治。用两句流行的话来概括两国当时集权程度的区别：在英国“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在法国，“我的附庸的附庸就是我的附庸”。而在中国，从唐末的藩镇祸国，到宋朝文武分离，再到明朝藩王无实权，中国历史上的专制集权的加深是伴随着官僚政治逐步成熟强化直到走向顶峰的过程。至今国人包括柏杨先生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劣根性或者说余孽就是封建的官僚政治文化所产生的种种缺点。殊不知，这样的缺点在今天看来无法容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未必就是多大的缺点，甚至官僚政治还是当时相当先进的政治制度。问题不在古人而在于后来人：为何清朝没有延续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我们今人至今仍然遗传重复着某些几百年前的缺憾。当然强求一个在百年间完成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化的政权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继续在短时间内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实在不太现实。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数百年前被清朝灭亡的不是实行官僚政治的明朝，而是实行贵族政治的晋朝，清朝是否有远见和能力向官僚政治转化？如果不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还要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生活？真如此，柏杨老先生若不是士族的话恐怕连质疑的勇气和资格也欠奉吧，更遑论你我之辈了............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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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阁下说对症了，雷霆手段也是好药。此言不错。但问题对症了吗？满清崛起于外，农民起义于内，朝廷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富豪权贵开刀？彻底摧毁自己的统治基础？不要说明朝，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权都不会这么做的。李自成后来倒是这么做了，结果如何？当然，明朝末年社会的确惨不忍睹，河南陕西遍地饥荒，甚至人相食。但这不是凭空产生的，先是满清崛起导致朝廷赋税增加，然后是前所未有的天灾。这对于明王朝都是严峻的挑战。明朝应对不力，所以灭亡了，这很正常。当然，为什么应对不力？腐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说只要腐朽就一定会应对不力？或者说应对得力的话就不腐朽了或者说腐朽的还不够？抑或应对不力就是腐朽？那如何解释匈奴突厥在战国隋末耀武扬威却分别被汉唐驱逐？他们突然腐朽了？都说清末腐朽怎么太平天国失败了？腐朽的还不够？那清怎么又先后败于英法日俄变成半殖民地而后亡于革命党？又腐朽了？哎，以成败论腐朽，以腐朽论历史，当然很简单，但是也会出悖论阿，慎之！再说李自成，阁下说要是社会环境好，千百个李自成又如何。当然，这话没错，但是社会环境不好了出了个李自成，那怎么办，没救了？只能等死了？年轻人得十个感冒也无所谓，老年人得个感冒伤寒可能就引发并发症了，话不错啊，但，然后呢，就应该等死了？医学也不用发展了？出了医疗事故也不用追究责任了？反正年纪到了腐朽了该死了嘛，使这个意思？话在反过来说，年轻人得个非典猪流感死了，怎么办？不能死？还年轻嘛都没有腐朽怎么就死了呢，违反常识违反历史逻辑了！可是人就是死了，难道还能以谁的逻辑理论逆转事实？所以说，以成败论腐朽，以腐朽论历史，漏洞太多了。至于你说的明末社会的惨状，的确非常惨，我也同意当时社会的腐朽。但要说明亡于清就是因为明朝腐朽，不敢苟同。张居正之前的明朝更腐朽，为何没有灭亡? 没有严重的挑战嘛！今天的社会随便找一篇报道也可以读出腐朽。但腐朽就一定要灭亡？另外在扯两句，1. 不能否认李自成为代表的一批经过专业（或者半专业）军事训练的人给明朝带来的挑战。溃兵加入农民军前陕西农民起义基本随起随平，并不是明朝大的挑战，反倒是西南的奢安之乱更让明朝头疼。溃兵加入之后农民起义一发不可收拾，让明朝很是费了一番手脚。至于到了农民起义最低潮的时候更能看出李自成的能力，农民军全部接收诏安只剩这个驿卒带了18个人还在潜伏，至于你所说的张自成王自成连根毛都找不到。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夸大特殊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但也不要刻意贬低。没有了你我，世界该怎样还是怎样。要是没有了毛泽东盖茨，今天的世界是怎样你能打保票？2.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统治阶级或者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建议你去看看反围剿时期的红军的作为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的作为。前者对内部搞肃反镇压ab团，后者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果自然迥异。但是肃反镇压ab团完全错了吗？他也有很正当的理由：加入革命队伍的的确有不少投机分子；很多同志身上的确有严重的小农意识，游击习气。理由冠冕堂皇一大堆，实际效果惨不忍睹差点断送红军。要是当年的太祖高祖看了李进的奏疏说不定就批一个书生误国并一笑置之。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之词，不敢代表任何人。相信也无伤大雅把。
不过，我总是在想，明朝的灭亡，也许起了一个启示。现在有句话，说是：绝对的权力，会使人绝对的腐败。我现在想说，把这句话里的人，换成一群人，一个阶层，是不是也同样正确呢？明朝灭亡了，宋朝灭亡了，也许将绝对的权力交给仅仅一个阶层都同样会带来绝对的腐败，不管那个阶层当时看上去多么符合先进生产力。可是，这样的权力分配，却是儒教一直鼓吹的，不管是当时的皇帝也好，士子也好，百姓也好，都是相信这样的鼓吹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总是灾难性的。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这就很奇怪了，朝廷希望以兵剿贼，老百姓却盼着“以贼剿兵”。这个时候才想起“收拾人心”是不是晚了点？所以先生的论点不是很切实际的。搞反了因果关系，正因为腐朽，才会应对乏力。一个年轻人，一点点病菌的侵入，他自身的免疫能力就轻松的反击了，连人自己还无知觉。而一个老年人，稍稍一点点病菌的侵入，就可能要了他的命，因为他的身体机能已经老化腐朽，没有办法应对。同时，也因为矛盾挤压到一定程度才爆发，所以也就无法正确应对了，这又像人有病，经常的检查身体，用药，用针，预防治疗，那么人才能够健康，而今天又点小病，无所谓，明天那里有点小痛，也算了，挤压成大病绝症，即便扁鹊在世，华佗重生，也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国家政治，当然需要稳定，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到病根，害怕切除毒瘤的剧痛而迟疑不决，甚至养瘤，单纯的“稳”只能是苟延残喘，坐以待毙。
请冷静对待我的辩驳，附注：我不喜欢抬杠。
3、战争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单从数字上看，金辽战争是兵力对比最悬殊的战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发动金辽战争的时候，女真总人口不足10000，总兵力才不过区区2500人，不到辽军兵力的1%，但还是在几年之内完胜辽军，建立新的王朝。辽朝末年尽管也比较腐败，但并没有明末那些乱七八糟的内讧，金军之所以取胜，女真人的野蛮剽悍是最基本的因素。“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不是吹牛，情况确实是这样。清军入关之前，已经有了十几万的兵力，这是一只强大的打击力量，至少在兵力上比完颜阿骨打充裕多了；4、“明太祖朱元璋放弃了最佳的消灭蒙古势力的机会”，并不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算朱元璋乘胜追击，剿灭了蒙古，那又怎样？难道就高枕无忧了？显然不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明军，是不能有效控制草原的。就算剿灭了蒙古，草原所能提供的卡里路自然会供养出另外一个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只要足够强大，自然就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西汉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打击，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的势力，起到了保家卫国的作用；东汉窦宪对匈奴的打击，尽管对匈奴的削弱作用甚至强于卫青、霍去病，但由于匈奴本身已经很虚弱了，对其进一步削弱，则为鲜卑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当然，在这之后匈奴不再成为中原的威胁，但鲜卑成了更大的威胁。（1楼所说“打击蒙古势力和海西女真，这就给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创造了发展空间”，道理相同）。另一个例子是金王朝对蒙古人实施的减丁政策。金王朝长期大规模对草原上的蒙古人进行屠杀，却丝毫不能组织蒙古势力的崛起。因为金王朝的军队定期杀死一部分蒙古人，却无法消除草原提供的卡里路。关于减丁，这有一篇老文章，兄弟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tiexue.net/post_.html5、崇祯这个人，是个有着远大志向的有志青年（呵呵）。有理想是好事，不过他志大才疏，就不是好事了。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叫做南辕北辙。一个人马车赶得再快，干粮盘缠准备的再多，如果方向错了，那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远。思宗做事，大抵如此。封建时代，皇帝本人的能力，严重影响政局。思宗啊，还真是个亡国之君。拿思宗和从前的两位皇帝比较一下：一个是汉宣帝，汉宣帝能够清醒的认识到阶级矛盾，并且有能力缓和阶级矛盾，顺利解决流民问题，化流民为顺民，成就中兴；明思宗无力解决阶级矛盾，很多顺民都成了流寇，最终亡国。另一个是隋炀帝。杨广虽然贪图享乐，但他的能力超强，完全完全可以称得上雄才大略。杨广的问题是摊子铺的太大，又要伐高丽，又要修大运河，又要修宫殿收集美女，超出了隋朝的国力，激化了阶级矛盾。如果杨广能够减少其中的三分之一活动，他肯定能够被称颂一千年以上，超过唐太宗（废话，那就没有唐太宗了）。因为大运河用了一千多年嘛。明思宗能有隋炀帝一半的能力，明朝就亡不了。明思宗和隋炀帝，这两个人平均一下就好了。那就不是历史，而是YY小说了。6、“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没有腐化，不腐化的缘故”是一句很奇怪的话。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人文、历史环境，显然不适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地主阶级继续维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李自成没有能够及时的招纳地主阶级进入自己麾下，却是一大失误。这一点远不及朱元璋。但这和腐化不是一回事，而是不能顺从社会现实。7、“正是明末官僚地主阶级的集体叛变，造就了满清入关并一统260多年的历史”。这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满清入关并一统260多年，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集团接受了中国社会现实，接受了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部分融合于这一思想，但又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明末官僚地主阶级的集体叛变”，和满清统治集团接受儒家思想，两者之间是相互的。8、板砖拍完，洗洗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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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说农民起义或者反叛，明末的农民起义不是明朝历史上的唯一，但他确实很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骨干和领袖不仅仅是农民，也包括了无粮饷而散的溃兵（后金破关时增援京城，后无粮而散）和被裁撤的驿卒。事实上农民军最低谷的时候除了那个驿卒带了18个人其他全都投降了。可是这些经历过军事训练原本应该成为国家通知机器的士兵成了反叛者，充分说明了明朝当时的统治基础统治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了。再说崇祯，他的确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也的确对于臣工非常刻薄。在当时如此大的挑战面前，首先应该保持自己统治的基本力量的稳定。杀一两个大臣问题不大，但是不停的杀头撤换，无疑是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变革肯定是应当而且必须的，但在变革的同时也要考虑稳定。这是崇祯做得不够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那篇所谓改革除弊地奏疏，被驳斥完全是有道理的。要改革除弊人人知道，但是怎么改革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不使之发生动乱？光是撤裁无足轻重的驿卒就引发了那么大的后果，还何谈整治权贵？治理国家不能靠想当然阿。至于李闯为何失天下？还是因为他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应对失当。难道杀富济贫就能建立一个新国家？造反的时候杀富济贫，是削弱对手的统治基础，这没错。但夺取了政权还要杀富（有没有济贫或者济了多少不知道，也就更扯不上腐朽不腐朽了）那就是削弱自己!除非当时的条件允许而且李闯也有能力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比如资本主义，否则杀富就是自杀，和腐朽不腐朽实在没啥关系！再说点大逆不道的话，现在的中国为啥在遭到某些挑衅的时候要隐忍不发？那正是因为中共已经深知遭遇挑战对于这样一个政权来说的严重性。要说腐朽，现在随便拿一篇新闻报道都可以看出腐朽，但腐朽==灭亡吗？这两天新疆那里矛盾也总爆发了，但矛盾爆发=灭亡吗？只有在面对挑战是应对失当才会灭亡！中央一直在讲农村问题，在讲耕地红线，在讲基层建设，在讲执政能力群体性事件，一是因为这些方面的确有问题，二是中央意识到正确应对挑战的重要性。所以腐朽不等于灭亡，矛盾爆发也不等于灭亡。不能正确应对挑战才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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