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张元勋：“总不能停止写吧”
探访张元勋：“总不能停止写吧”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木生
在妻子马用强的帮助下，张元勋度过了一道又一道坎，顽强地活了下来。
（李木生/图）
探访张元勋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木生
日，我去曲阜师范大学拜访张元勋夫妇。敲门，敲不开，直到看见他夫人马用强女士提着两壶水从外面进来，才知道张元勋先生已经无法自己行动，每一次移动，都离不开夫人的帮助与搀扶。张元勋说，就是明明知道人民币掉在脚下，也无法捡起。采访的上午与下午，他一直将两条腿直直地伸在沙发前的一个椅子上，中间要去解手，夫人就会过去，让他抓紧自己的手，费力地站起来，再将双拐放在他的腋下，然后就一小步一小步地跟紧着。
他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躺下睡过觉了，每天晚上，也就这样坐着，把僵了的腿又直又平地伸着。长时间这样伸着，血脉不通，肌肉也会萎缩。夫人马用强给他按摩。她告诉我，丈夫的病，她无法替他，就得让他尽可能舒服一些、痛苦少一些。“好在，受罪，痛苦，对于我已经习惯了。”张元勋对我说。
这是我第二次拜访张元勋。
第一次拜访，是八九年前，他的一本回忆北大岁月的著作刚刚出版。在这部著作的写作中，他已经患上食道癌，是一边诊疗，一边笔耕不辍。
这一次，80岁的张元勋身体已经远不如从前，白雪覆顶，双腿僵直，手也抬不起来。只有眼睛里光芒依旧。
他每天还会在夫人的搀扶下坐在电脑前，再让夫人帮他将双手放在键盘上，写上百十个字或再多一点的文字。电脑是他的武器，他爱惜它，手抬不起来，一旦放在键盘上就会压得很重，键盘也就坏得很快。他看看键盘，再看看自己无法自如运动的手，有些抱歉地说：“总不能停止写吧。”
提篮桥探监
日上午8时至11时，刑满释放仍被管制在劳改农场的张元勋，以请假回青岛探家的借口，去上海提篮桥监狱与林昭相见，名义是“未婚夫”。
这次探监，给历史保存下了有关狱中林昭的珍贵细节——
“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
林昭对张元勋遗嘱式的交代与托付：“……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
林昭与张元勋，都因“右派”问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一个判刑20年，一个8年。林昭更是“不思悔改”的重刑犯。张元勋是在林昭被人避之唯恐不及，而自己又是自身难保的时刻，以一名刑满释放、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农场接受改造的身份，公然前往上海提篮桥探望林昭。
张元勋探监时，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为林昭买来了这样的食品：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
提篮桥探监，让张元勋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日起，他被单独关押于一处被五层墙门封闭的曾是储存剧毒化学品的仓库之中，到11月22日出来，长达138天。事情的起因，是1968年4月，张元勋又以回青岛探家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林昭未果而超假（此时，张元勋正在山东章丘埠村煤矿矿井下，干着繁重而危险的采煤劳动）。追查出1966年的第一次探监，而对其进行重新审讯并被关于被他称为“鳄鱼之胃”的地方。
林昭与张元勋
自从林昭成为热门话题以来，不乏“谬托知己”者。张元勋虽然对此投以厌恶，但他与林昭的关系，却因提篮桥探监而成为一个言说不已的话题。
其实，早在九年前，是林昭首先为张元勋仗义执言，并因此踏上罹难之路。日夜，正当北大对张元勋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是林昭踩桌而起，为之辩护：“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日的晚间，他们在海淀新华书店偶然相遇，却又以心相约于西郊的稻田。在林昭预感到两人都要被捕的时候，作了“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的嘱托，相互交换并在内心深处牢记了各自的地址。从此，张元勋便在生命里记下了林昭的这样两处住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由此最终诞生了九年后的联系与探监。
九年之后，当林昭与以“未婚夫”名义前来探监的张元勋相向而坐的时候，她才会破天荒般，当着众多“专政者”的面，向张元勋袒露女性的妩媚与命运的哀恸。刚见面时，她就向着张元勋，送去八九年监狱生活中第一次的“嫣然一笑”；结束会见，作临终嘱托时，又是“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也是八九年监狱生活中的第一次。
46年之后，提篮桥监狱中林昭当面朗诵的赠诗，字字句句，依然在重疴缠身的张元勋心上，开成不败的高洁的莲花——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一句“感君凛然忘生死”，这种信任与相通，又在林昭胞妹彭令范给张元勋的信中，得到了印证。
日，彭令范从美国致张元勋的信中说：“正因为你的相对完美，所以人们妒忌你。”日的信中，彭令范写下了这样的话：“想起你当年和母亲去提篮桥探望姊姊，一晃已几十年。沧海桑田，人事全非，不堪回首。记得姊姊在遗稿中曾提起过一句你的探监……而在她日《糖纸的文章》中（狱中节日发的糖果，林昭仔细分析糖的包装纸）写道：‘山东特产高粱饴五颗，青岛糖果冷食厂制。这是意指着我的亲密战友广场主编张元勋。张是山东的，且系青岛籍也。特此告知’。……讲了半天端木伯伯（储安平的前妻，南方称有地位的女性为‘伯伯’），因为他对你印象不错。她说：‘张是北方人，有义气，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做的。’……在我姊姊的同学、朋友中，你是唯一称我母亲‘许先生’的，这是否说明一种非同一般的维系，不用标榜，不言而喻，超越世俗，情操高洁。”
张元勋与妻子马用强
张元勋的苦难，来自那个时代。张元勋的幸运，来自他的妻子马用强。
没有马用强，张元勋这一辈子就不会尝到幸福。没有马用强，张元勋也活不到现在。
他们之间的媒人，是一位部队的“右派”，同在山东济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同是天涯受害人，当然知根知底，便介绍了本村的一位姑娘。张元勋只是说到妻子的村名——山东邹平王屋村——就露出了欣然的笑容，说“这名字多么优雅”。显然，在他的心目中，村子的优雅来自妻子的优雅。
这一年是1973年。岳父是一位小学的教书先生，在那样的时代，他逆着汹汹的潮流，希望女儿选择一个真正的人。
岳父的考题只有一道：你为什么进的监狱？如果是偷盗或流氓罪，一切都免谈。一说是北大右派，岳父这一关就顺利通过。岳父固执却开明，他只定“方针”，却不干涉女儿的最终决定。
40岁的劳改释放犯与22岁的姑娘马用强见面了，谈话了。而后，身材高挑俊朗又有文化的马用强坚决地选择了他。她似乎一下子就了解了这样一个人，了解的那一刻，她就将自己的一生与他的一生系于一起，风雨同舟。她的决定，让一直在黑暗里孤独走路的张元勋感到了阳光的光明与温暖。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中罕见的硬汉，哭了。
见面并以心相许的马用强，从那时便离开自己的家，赶赴张元勋青岛的家，以姑娘之身尽一个媳妇的责任。
作为“反革命”与“右派分子”的家，当然只能生存于苦难之中。父母都已七十多岁，母亲还瘫痪着，又住在青岛贫民区里的一栋顶层的四层楼上，连水管都没有，一切用水都要从一楼提到四楼。但是，23岁的马用强来了，她默然地承担起家中的全部劳作。她要用自己的青春的热量暖热这个家，她要代自己以心相许的爱人孝顺父母，并用自己的行动，铸造一个爱字。
这样一做就是四年。等到“组织”允许张元勋结婚的1977年，他们才结束保密的状态，并向“组织”提出结婚的申请。“组织”要审查，还要劝她，说怎么能与一个“反革命分子”结婚？马用强村上的人也笑话她，没钱，没地位，是人都瞧不起的老右派，更何况还比她大18岁。
但是，马用强认准了这个人，并看中了这个地位与穿戴都与要饭的叫花子一样的人的高贵与价值。她说她自从第一眼看到张元勋后，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闪念的自卑。不仅不自卑，她是让心里充满着自豪，与丈夫一起走过了这些漫长的岁月。
2002年张元勋被查出癌症，先是手术，将食道下端贲门与胃的一部分割了十厘米，并将胃提升上来。没有一点食欲，吃一点就呕吐。马用强心疼，还是做下好咽的稀饭、奶、鸡汤。他不等胃有反应，就迅速吞咽。他还是从80公斤的体重，暴跌了20多公斤。
张元勋的学生马明诚的妻姐范毅是位有名的中医，将老师与师母一起接到自己刚刚布置好的新房子里，并将那个向阳的大间给老师布置好，再铺好絮着新棉花的被褥。秋风凉了的时候搬过去，一住就是三个月，直到春节将至，寒风呼啸了，范毅也将他的胃调得有了食欲。
2003年的夏天，癌细胞转移到了锁骨。手术，放疗，化疗，头发也掉光了。这年冬天，凶恶的癌细胞又转移到了腋下，连主治大夫都悄悄地说“没法治了”。
张元勋不信。他说“不能治了，回家等死，我不甘心”！他说，“我怀疑，我怎么能死？！”辗转找到了天津的一个民间老中医，偏方，一服药就是5斤，要熬出毫升的药汤。悲苦的药汤，也要忍着喝下。不是喝一天两天，一喝就是四年。
就这样，张元勋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些年，光是看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三十多万元）。但是马用强与丈夫张元勋一起度过了一道坎又一道坎，从癌魔手里夺回了10年的光阴。她平实地说：“借贷也得治好他的病。”
2005年盛夏，学生们从四方八方来曲师大看他，他又向自己的学子诵起陶渊明的《杂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张元勋总无法忘记46年前在提篮桥监狱林昭对他说过的话：“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
林昭情人的口述：两个右派份子从相识到相爱 日 10:53 凤凰周刊 【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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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您。我对着虚空呼唤:“您在哪里？”“您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您？！您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兄弟！兄弟！我的心灵为您流血，我的呼声追寻着您！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白发苍苍的老人甘粹唱着林昭作词作曲的《呼唤》之时，神情凝重，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说:“这是林昭写的歌，是她教会我唱的，我在那群魔乱舞的年代之所以能够活过来，就是这首歌给了我力量。现在看来她是写给我的。”
我与林昭的相识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分别只有整整一年时间。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
人大新闻系在学生中划了20多个右派分子，在当时学生中占15%。我们这些右派被集中起来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人大老师中有个右派叫杨纤如，此人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叫《伞》。我们这些学生右派就与杨纤如一同劳动改造，有一天我看见有个瘦弱的女学生过来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一问才知是北大过来的才女林昭。那时我对林昭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她也是以调干生考入北大的，听说人们批判张元勋时她为其在北大台上进行辩护而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105名新闻系学生全是调干生。到了三年级1957年时，反右运动前我就知道要反右了。因为我们班有个同学赵培兰，她爱人李庄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曾陪周恩来总理与中国记者代表团在日内瓦开过会。有个星期日我与同学张起良到李庄家里去玩，李庄当时回来给他的小孩带了几个玩具汽车，有个玩具汽车走到玻璃桌边掉了下去。李庄当时对我们说，你不要看现在报纸上写得很热闹，马上要反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好了。其后才知这个社论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人民大学便不说话，不提意见，也不贴大字报。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在老师、学生中打了200多个右派分子，但给人民大学的右派指标是400名，我是被补充进去的。补我进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
我们新闻系有个教授叫汪金丁，写了篇论文，他准备通过这篇论文转为正教授。林希翎有天路过布告栏，看到汪金丁副教授论文宣读会的通知后就参加了。宣读会那天，会场第一二排坐的全是专家教授，宣读会由一个讲师主持。汪金丁将自己的论文提纲挈领地宣读后，前排的专家教授正在互相推让谁去评讲时，一个女学生在后面举手说:“我可以发言吗？”主持人就无奈地让这个女孩上去发言，没想到女孩上去将此论文批得狗血喷头。此女孩就是林希翎，真名叫程海果，参过军，去过朝鲜战场，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当时我打内心佩服这个小女孩。
这个林希翎在人民大学的鸣放期、反右会上讲的意见非常尖锐。我当时是人民大学学生会城里片的秘书长，学校当时组织辩论会，党团员不出面，辩论会由我组织。辩论会上左派们一个一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此时林希翎问我:“我有没有发言权？”我就安排她第七个进行发言，但她一发言左派们就吹口哨，并抢了林希翎的麦克风。林希翎当时因和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所以她手里拿着一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这个报告当时绝对保密，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在幕后说，千万不能让她念此秘密报告，于是左派们就上台来抢。我当时实在看不过眼说道，你们抢麦克风，还把人家推下台，你们还讲不讲民主。就是这句话，日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于处分，继续留校学习。
我认识林昭是在1958年6月以后。第二学期开学，别的同学此时都到报社去实习了，将我放到人大资料室去劳动改造。这时资料室里3个人，我和林昭两个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是我们的领导，她此时已嫁给了聂真。我和林昭每天上班到新闻系图书馆翻查报纸，主要任务是翻国民党的报纸，写卡片，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林昭是1932年生于苏州的，1949年苏州解放后，当时只有17岁的林昭就参加了革命，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被分配到《苏州民报》做记者、编辑工作，1954年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时林昭身体很不好，而且不断咳嗽。王前说，你是个男同志要多照顾一下林昭。这样林昭有了病，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去给她打水、烧饭。冬天到了，林昭房里没有暖气，我就帮她在学校总务处领了炉子，并安装在她的房间里，每天还给她把火生起来。
我记得林昭那时喜欢看明清的线装笔记小说。她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两首诗，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一首是《海鸥之歌》。她写了反复修改，改了就让我看并且念给我听。林昭当时还将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那个时候学生食堂里吃的是包谷面窝窝头，加一些咸菜。她每次吃包谷面窝窝头实在吃不下去，我就给她买来肉丝炒白菜。我们是调干生，我的助学金每月29元，林昭的助学金每月25元，每月我们用七八元生活费就可以了。有一段时间她的病很久不好，我就到北京东四那里去买广东饭馆里的广东肉丝让她吃。由于生活上的照顾，加上我们在思想上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认为社会主义也有需改进之处，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心声，慢慢将我们拉到了一起。白天我们在一起做卡片，晚上我俩就坐在一起谈各自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真是同病相怜，苦中作乐。每个星期六、日，我们还到公园去，在那里我们谈各自的家庭，谈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谈人生，谈理想。
两个右派分子的相爱
我1932年出生于湖北汉口，与林昭同岁。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后，我以调干生身份在200多名保送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人大的新闻系。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互相依恋、爱慕，可以说完全是反右运动将我们这两个年轻右派的心连到一起。林昭有个同学叫倪竞雄，这个人还活着，在上海，他是个编剧，他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来看我们。他给我和林昭两张话剧票，我们就一起去看话剧。就是这个倪竞雄将林昭介绍给了我，挑开了我俩心中的秘密。
这时正在大炼钢铁，人民大学也烧起了高炉，我们右派分子都排在晚上值班。消灭四害，打麻雀，全北京的人都疯了。后来每到礼拜天，林昭就带我到北京灯市口基督教堂去做礼拜，“文革”时这个教堂被红卫兵拆了。
去教堂做礼拜，我才知道了基督礼拜的过程。一进门给每人发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赞美诗》，然后由牧师主持，全体起立由唱诗班和牧师带着大家唱赞美诗，那种气氛很美好，在那苦闷的日子里把我们带到了一种完全超脱的境地。
我原先以为教堂里可能都是老头老太太们带孩子们去，没想到这里大多数是年轻人。这说明人们已经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去到那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林昭的思想有些偏执，我说你不要去硬碰，这是鸡蛋碰石头，可林昭不听，林昭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我们两个右派分子的相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舒服，系上就给我打招呼，说我们谈恋爱是给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将这话告诉了林昭。林昭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怕什么！她说，好。于是她与我手挽着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大的校园里走进走出，故意让人们看。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林昭的性格。
1959年8月，我给新闻系领导谈我要与林昭结婚，当时在场的有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章南舍和一个女的。我给系上谈我与林昭结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将我和林昭分配到一起。章南舍说，你一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呢？因为事前我与林昭谈恋爱他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没有听他的，所以认为我们是抗拒改造，不予我们结婚。并且这时到分配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了，他就故意将我分配到了新疆，9月1日前让我离校。
那是日，我被迫要发配到遥远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车站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站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撕裂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至今还记得林昭当初的话:
“阿三，我爱你，是我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这样说了，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也没有见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但所有这些对我已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会的，会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一切就都完了”
“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怎么能说一切都完了呢？无论怎样，我们的心不是已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吗？”我激动地要把内心所积压的一切全部吐露出来。
“你有回来的可能吗？”
“会有的，我一定会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那个时候。”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林昭也流着眼泪，我们脸贴着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车站上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好像箭一样刺穿我的心房，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开来。
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三，你不能走啊！”生性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炽热的泪水扑簌而出。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我的泪水也夺眶下，我也在哭啊！
火车的轰鸣将我们从悲痛中唤醒了过来，我不得不离开了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不久我得知，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来北京找了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史良，史良给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打了招呼，学校就批准林昭回了上海养病。
我坐火车到了甘肃与新疆交界处尾亚，又转汽车坐了3天到了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就是1959年的国庆节。到了新疆将我分到了在焉耆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在焉耆招待所我听到很多从农场跑出来的人说，农场里苦得不得了。我听到这个话害怕了！我掉头回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卖掉了我过冬的棉衣和行李，又坐汽车回到了尾亚，再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我住在大哥家里。有一天我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找林昭。她住在二楼一间房里，当时她母亲和她妹妹都在，但她母亲对我很冷淡。坦率地说，她母亲对我们的恋爱是不同意的，原因就是她不能让右派的女儿再嫁一个右派分子。
那些日子林昭每天都陪我在上海的外滩逛马路，转黄浦公园，我们坐在椅子上交谈，星期天我们还去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做了礼拜。然而上海之大，却没有我甘粹的立锥之地，这样我只有再回新疆。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后，我大哥给我置办了行李，我就又回到了新疆。
与林昭分别之后
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是塔里木河边上的一个劳改农场，我去后将我分到了管制队，这里面全是被监督劳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每天被用枪押着劳动。我们当时干最脏最累的活，每天从天不亮上工，一直干到月亮出来才收工。这里10天一个大礼拜休息一天，在这一天中还要搞义务劳动，到戈壁滩上去挖柴禾或挖甘草，只有五一、国庆节才有个整天休息的时候。
我刚去时还可吃到46斤定量，可是后来就减到了18斤，但三扣两扣根本吃不到18斤了，出工后我们就去挖野菜吃。三年灾害时我们管制队饿死了很多人，有两三百人。那时的人们，先浮肿然后引发其他病死去，有些队差不多全部死光了。但队长和炊事员不会死。我没有饿死多亏了我的哥哥和妹妹。我哥哥那时在上海，给我寄来水果、糖和饼干；我妹妹那时在云南，还给我寄过猪肉，但我收到后没有走到宿舍就给吃完了。后来我哥哥和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一次全国粮票，这样我用全国粮票每天可以多吃一个馒头。
我在这些日子里，每到星期天就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书，说我的右派是冤枉的。并且每个星期至少给林昭写一封信，但到了1960年就没有她的音讯了。我给她妈妈和妹妹写信也不回信，现在才知她是在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右派师生办的地下刊物《星火》上写文章被逮捕了。
后来我们连队有个上海学生去上海探亲，我就托他到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打听林昭的消息，这个上海学生再没有回来，但他给我回信说，林昭病重住院一时出不来。此信我是看懂的，她凶多吉少可能被逮捕了。
日，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林昭穿着白衣，戴着白孝，扶着棺材朝我走来。我当时很奇怪，林昭的面容怎么那么清晰，她好像要告诉我什么。我就去问一个和我一同改造的四川峨眉山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是因为在统购统销时给他母亲买了五斗谷子，被抓住判了刑，刑期满后留场的。老和尚说，人的梦是反的，林昭结婚了。我听后非常伤心，后来才知林昭是日被枪毙了，她是来给我道别的。
我和杨运冲在日从农场逃跑了。我们事先做了准备，买了一斤饼干、一斤伊拉克蜜枣，那天收工后我们躲在沙包后面，等到天黑跑的。当时警卫管教追我们时，实际上我们就在他们跟前。我们为了不被渴死，一直沿着塔里木河走，戈壁滩上每隔5公里有一个地质测绘用的三角架，我们就顺着三角架走了50公里到了尉犁县城，在县城里吃了点东西，休息到天黑又从尉犁县到了库尔勒。在库尔勒我们看见了追我们来的警卫，但警卫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从库尔勒坐上汽车到了焉耆，然后从焉耆到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住在国务院招待所进行上访。这里的程序是登记、排队，然后约你。我告状说，我于1968年以前已经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还一直将我关押在劳改队里。但给我的答复是，让当地解决。他们给了我一张火车票。可当地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于是我就在乌鲁木齐当了盲流，以照相为生。
我买了个假证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工农兵照相馆”，到农村照相挣钱。我照一张相收一元钱，别人一个胶卷照16张，我能照17、18张。刚开始还提心吊胆，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照到了国防公路边上，主要在内心想探一下这里的虚实，准备逃到苏联去。
在这里我被抓了。那些人吊起我来打，说我是苏修特务，我被打得实在没法就承认自己是苏修特务。那些人将我押到新疆建设兵团师部，在这里我说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我说的全是假的。他们开头不相信，我就拉起衣裳，让他们看我伤痕累累的身体，并说我是四川万县的盲流，名叫陈永清，陈是我母亲的姓，永清表明我永远清白。可他们到万县调查，没有这么个人，我又说我是四川奉节县的，他们又调查还是查无此人，于是就将我长期关押不放。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说我是农二师的牛鬼蛇神。我被押回农二师管制队后他们并没有整我、打我，因为劳改队最怕犯人逃跑，他们就以我为活生生的教材在大会上作检讨，说甘粹这么有本事、这么聪敏的人，都走投无路，被碰得头破血流，你们其他人逃跑到外面去只有死路一条。
我后来有个体会，虽然我出去后自由了，但我精神上并不自由。每天住店2元钱，三顿饭、买包烟、买胶卷，每天开支差不多需10元钱。这样我就在这管制队一直待到了1979年。
胡耀邦上台，平反冤假错案。我同班同学陈敏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她的丈夫就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她给我来信说中央51号文件给右派平反，让我赶快到北京来。
我是1979年2月到了北京的，我就住在陈敏家里。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处理是三恢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恢复党籍，但工作要自己找。于是，我就托钟沛璋将我介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当了编辑。干了两年我就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了资料室主任，一直干到1992年离休。
我右派改正回到北京后，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部门打听林昭的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负责此事的人说，林昭的右派属于错划，改正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她又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因反革命罪判了刑，这得由上海市人民法院甄别处理。
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是许觉民，他的爱人张木兰是我人民大学的同班同学。1980年的一天我在张木兰家里碰见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这时我才知道许觉民是林昭的堂舅舅，也知道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枪杀了。
我刚听到林昭被枪杀的消息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虽然对林昭的死早有预感，但我还是止不住眼泪任其汩汩地流了出来。
在那个晚上彭令范又给我讲述了她姐姐的情况，并拿出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上面打印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苏苏州市人，原北京大学学生。
林昭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患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一九六五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一九六八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处以极刑，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一六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我手捧这封判决书，心想这世界难道容不下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才36岁呀！我好似听到林昭那充满义愤的《啊，大地》: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的上面升起？
林昭曾经说过:“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她用鲜血凝成的诗明白地昭示: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血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林昭北大的同学中国新闻社的王谨希（女）和新华社的陆佛为这对夫妻日，在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找了个小会议室给林昭开了第一次追悼会。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现全国政协秘书长聂真，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林昭的教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佰俊、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栖强，林昭的同学林斤澜、倪竞雄、金易东、张玲、邓荫柯、王谨希、张元勋、陆佛为、刘绍棠等80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悼念筹备组还收到上海、苏州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30余份，挽联和挽诗30余幅（首）。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作家协会高晓声、陈椿年等都写出了挽联。香港还报道了《不寻常的追悼会》。后来林昭北大的同学和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在苏州灵岩山给林昭修了墓，放了林昭的头发和过去的东西。林昭的骨灰是《女篮五号》的导演刘群的女儿收起来的，放在上海嘉定华亭息园公墓里。刘群的女儿把此秘密告诉了彭令范的好友许宛云后，许宛云在息园设法领出了林昭和她母亲的骨灰，才正式地在苏州灵岩山落葬。
我手边如今只有一张我和林昭在1958年摄于北京景山公园的照片。我在新疆逃跑时烧了我所有的照片，唯独这张照片我寄给了四川万县的老战友杜之祥，1979年落实政策后，他又将这张照片寄给了我。我和1988年结婚的夫人周萍萍参加了林昭骨灰的落葬仪式，在仪式上我似乎又听到了那首深沉的歌曲: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
小和：林昭受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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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1,970次——1965年，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狂写血书
　　多年前我无法理解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神赋予他大能，他斥责大海，御水而行，能叫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麻风病人皮肤光滑，还能叫死去的人重生，他完全有能力拯救自己。直到有一天我被耶稣拣选，才知道耶稣之死，乃是为这个世界赎罪，没有耶稣，这个糟糕的世界将彻底沉沦。
　　我无意将林昭与伟大的耶稣类比，但林昭显然是一名中国使徒，她心底纯净，完全无罪，可是人们却杀了她。我曾经沿着自由的向度、民主的向度、国家的向度、个人尊严的向度去理解林昭，但当生命就要被剥夺，当全体中国人匍匐在地、万马齐喑，为什么只有林昭一个人坚守住了正义的尺度？
　　大概在1961年左右，身处监狱的林昭遇到了俞以勒。以勒，出自《圣经》创世纪20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俞显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虔诚，所以被关进监狱。几年之后，她出狱，去看望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如此陈述：“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
　　感谢主的孩子俞以勒，她为我们保留了林昭的宝贵信息。由此我们知道林昭在监狱里写血书，纸笔没收以后，她把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再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色的被单上。我们还知道俞以勒给林昭带来了水和圣灵的福音，林昭变成了一名坚定的基督徒。她的话语系统由此走在了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在日记里，林昭写了“主历”这样的名词。她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
“基督亲兵”，“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
　　彭令范相信她的姐姐在监狱里已经是一名主的孩子，在抄写血书的时候，她读到了神与林昭同在的祷告词：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我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魔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甚么都不管他了。”
　　林昭用血把这些祷告词写在监狱里的墙上，这个时候，一名或者多名女狱警反复毒打林昭，在满身伤痕和痛苦中，林昭一次又一次求告上帝，求上帝安慰他的孩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现在， 我要陈述林昭的道路，如同当年马太陈述耶稣一样。
　　1、林昭的家谱
　　林昭，苏州人。父彭国彦，母许宪民，妹彭令范，弟彭恩华。
　　父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宪政，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书生意气，不擅逢迎，被调至苏北邳县去作县长，旋即因同样原因被政府开缺，赋闲在苏州老家。1945年以后在上海中央银行工作。1949年以后一直赋闲在家。1960年其女林昭被捕后月内服灭鼠药自戕。
　　母许宪民，1908年生，抗战名人，社会名媛。自16岁便在哥哥(许金元)影响下投身革命，为苏州第一个穿上军装之女兵。1936年任第战区上海淞沪三区专员。1946年，在史良支持下，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国大代表，在一系列有利身份掩护下，资助建立共产党地下电台，提供收发电报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日本投降后曾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1949年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委员。暴死于1973年上海街头。
　　妹彭令范，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从文革至一九八○年赴美前，在上海任医生。在美国达拉斯和威斯康辛大学获两个硕士学位，现在一家大学做研究工作。现已入籍美国，语言与文字均以英文为主。
　　弟彭恩华，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任助教。
　　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国民党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
　　堂舅许觉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叔叔彭国珩，随聂荣臻将军南下的时候，在三十年代牺牲。
　　2、林昭出生
　　林昭出生的事记在下面：日，生于苏州，系长女。原名彭令昭，乳名苹男。中学时发表文章曾署名令昭。林昭为笔名，大学入学时正式改名林昭。父亲为其取名令昭是望其效学班昭。
　　3、地下党员
　　中学时曾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大地图书馆工作，被发展为地下党员，并被列入苏州城防指挥部学生黑名单，在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人员紧急转移时，未参加此次撤退，从此与地下党失去联系。
　　4、教会学校
　　从苏州景海女师附中高中毕业。该校与上海的中西女中属同一教会所办，系苏州一所名校。
景海教会学校课程与当时国民政府颁发的教学大纲一样，区别在英语课程稍微多一些，另外硬性规定学生每礼拜天去礼拜堂做礼拜。
在这所学校里，林昭受洗。
　　5、不出国留学
　　1949年7月，其母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林昭自行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母亲不允许其入学，说，你要去，以后就不要再回来，林昭回答说，我不回来就是。母亲还要她立下契约，以后“活不来往，死不吊孝”，林昭说，好，我就写。从此离家三年无音讯。
　　10月，林昭写作《我们相亲相爱就象兄弟姐妹》，内含基督爱人如己思想。
　　6、迷上毛泽东
年5月，林昭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信中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8月，苏南新专的同学全部下到基层支援地方工作。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7、斯大林的故事
　　林昭参加完土改工作，以干部身份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在《常州民报》担任副刊编辑，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大量报导，写有专栏“斯大林的故事”，在读者中影响甚广。
　　8、江苏省文科第一名
　　1953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专业。任校刊编辑。期间阅读大量书籍，古典文学造诣和写作能力深得北大名教授游国恩等人赏识。
报考北大时名为彭令昭，入学时即改名为林昭。本年，其妹彭令范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
　　9、《红楼》创刊
年秋，北大著名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创刊，林昭任编委。编委会名单：主编：乐黛云先生、副主编：康式昭、张锺、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编辑部无办公场所，编辑工作往往挤在林昭在文科女生宿舍二十七斋二楼宿舍里进行。
《红楼》创刊号1957年元旦出版，发行组组长李鑫一。创刊号封面题名为「山雨欲来」四字;第二期三月一日出版，责任编辑林昭、张元勋;第三期为纪念「五四」专刊。
三月版《红楼》“编后记”中，林昭写到：“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10、为张元勋辩护
　　日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墙上出现了大字报。张元勋等随即贴出诗歌体大字报《是时候了！》(由沈泽宜和张元勋共同创作)。
　　次日，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傍晚，天气极闷热，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临时论坛上，林昭因见一群人攻击张元勋，仗义执言。有人怒问：你是谁？答：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三十六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是夜喝酒大醉，此后卧床两天。后沉默无语，每日在善本书库静读。
　　29日，上午，于《红楼》编辑部开除张元勋与李任会议中发言批判张元勋时言：“我有受骗的感觉！”。
　　不久，林昭成为北大八百名右派分子之一，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开始。同学陈爱文回忆：“其后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
　　11、自杀未成
　　秋天，林昭确信自己与谭天荣、张元勋等学生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抗议，被同学发现，及时抢救过来。被判劳教三年。后因新闻专业负责人罗列怜其体弱多病，经常咳血，冒险为之说情，未发配至西北劳改，改留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2月21日，周六晚，于海淀新华书店与张元勋偶遇，对张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并告之家庭住址，其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其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
　　三日后(12月25日晨)，张元勋欲往英国大使馆政治避难而被捕，判刑八年，羁押于山东省某监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释放。释放后仍被留置于劳改队继续改造。
　　12、资料室
年6月，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东城铁狮子胡同)，由系主任罗列照顾安排，林昭和王前(刘少奇前妻)及另一青年右派甘粹同在人大新闻系书报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工作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林昭独住于九楼宿舍九楼楼梯下一间小屋内。此段时间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思索，苦苦寻求答案。
　　与人大新闻系右派学生甘粹相爱，并提出结婚申请，被斥为以恋爱抗拒改造，申请未获批准。
　　期间创作完成《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两首长诗，并每周日带甘粹去王府井教堂作礼拜，给甘粹讲圣经的故事。
　　13、回上海养病
　　1959年，林昭心情恶劣，支气管扩张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求回上海母亲身边养病，校方拖延不允。1960年初，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母许宪民来北京接回上海养病。回上海后，疗、养皆好，日渐康复。
　　此时， 林昭心情尚好，于寄友人信中附一张自画贺年卡，上绘一艘帆船，旁注云：直挂云帆济沧海。
　　越几日，给在甘肃某地劳动的北大“右派”同学刘发清寄粮票35斤。
时刘发清每月口粮为20斤，没有菜及任何副食，因为饿得全身浮肿，医药室的药都被吃光了，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靠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冬季最艰难的两个多月。
　　14、张春元来上海
　　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因读林昭“海鸥之歌”，从甘肃天水农村慕名来到上海，与林昭相聚。十月，编辑《星火》杂志，为手刻蜡版油印，八开大小，无装订)，发表《海鸥之歌》及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因主创人员纷纷以“反革命小集团”名义入狱，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告夭折。
　　这一年，林昭因为彭德怀冤情、大跃进、南斯拉夫等事撰文上书北京。
　　秋，致信张元勋青岛家中，欲往青岛。张元勋此时被押于山东省某监狱，张元勋大哥回信告知此情。林昭尚未收到信，到十月，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至苏州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将其逮捕。
　　15、父亲自杀
　　逮捕林昭时，其父彭国彦恰好进来，当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言毕踉跄离去。未及一月，其父服灭鼠药自杀身亡。
　　之前，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期间已经与父亲就观念问题彻底和解，这也是其父在林昭被捕后月内即自杀身亡原因之一。其父死前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以糊火柴盒为生。
　　16、张春元被枪毙
　　10月，兰州天水参与《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与当地群众30多人遭捕杀。其中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被判五年，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判刑17年，关押20年，徐诚十年以上。当地40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
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逃脱，几年后被捕并枪决。
　　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曾过问“《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建议从宽处理。但1962年台湾方面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对政治犯从严处理，该案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
　　张春元、杜映华二人都被关在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杜映华刑满后，名曰“释放”，却如别的犯人一样不得回到社会，留在省第三监狱“就业”当工人，唯一区别是有一定的外出自由。1968年上海当局处决林昭的前后，甘肃当局诬指张春元“密谋暴动越狱”，杜映华被指为张传递消息，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7、与俞以勒关在一起
　　1961年，林昭羁押于静安分局看守所。她开始写作思想日记，并和基督徒俞以勒囚拘一室，相处甚好，相互影响甚多。狱方将林昭和监狱中最顽固的基督徒关在一起，原意是想让他们在信仰上相互打击。
　　基督福音通过俞以勒再次临到林昭身上，从此她真正走在了耶稣基督的路上。
　　18、林昭不回家
年3月，林昭在狱中病情严重，静安公安分局通知保外就医，由母亲和妹妹接回苏州乔司空巷15号家中休养。出狱时林昭抱着桌子脚不肯回家，对母亲和妹妹说：
“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
后来知道，公安同意林昭保外就医确实是一条计，因为《星火》“主犯”张春元在逃，放林昭为了引蛇出洞。而林昭年底又再次入狱。
　　19、在苏州认识黄政
　　在苏州养病期间，林昭结识了刚从劳改农场释放回来的右派黄政。9月，与黄政、朱泓等人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请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2月23日，再次被捕，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因拒不认罪，虽不是主犯仍被重判二十年徒刑。此间，狱方曾安排去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院长粟宗华亲自判定她精神不正常。文革中。粟宗华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林昭和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20、绝食书
　　日，林昭写《绝食书》：
　　“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8月8日，从上海市监狱移拘上海第一看守所。 有感于和鉴湖女侠秋瑾悲凉身世相似，借秋瑾断句为韵，写《秋声辞》。
　　21、血书(1)
　　1964年9月始，林昭的纸笔被狱方收缴，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先戳破自己皮肉，取血、书写，陆续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书写文章和诗歌计二十余万字。此书写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11月始，林昭谢绝营养荤菜。 因与狱方谈话不投机，第四次加戴手铐，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十日。
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22、血书(2)
　　日晨，林昭再次开始拒食。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关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无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吁书，要求转给正在给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师同治和智利记者罗哈斯，希望引起国际正义力量对自己事业及案情的关注。
　　3月6日，林昭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至5月31日共绝食八十天，此间天天写血书。到上海第一监狱22个月，仅于日家人送了一回副食品。
　　3月中旬某日，血书“有事要求立即提审“。3月至5月，期间一个半月没有张口说话。
　　23、血书(3)
　　3月23日，开始写血书《告人类》：
　　“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甚么我要怀抱着，乃至于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在判决书的背面用鲜血写下《判决后的申明》：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判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著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
　　7月至12月，林昭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十万字。
　　24、张元勋看望林昭
年5月6日，上午8时，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偕同林昭母亲许宪民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这是林昭唯一一次得到同仁看望。林昭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长发可抵腰间，半数皆白。头顶一方白布，上用鲜血涂抹成一手掌大小“冤”字。临别，林昭搜遍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帆玻璃纸叠成的小船，小船有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另赠诗一首。嘱将其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并托张元勋关照其母及弟、妹，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据管教干部言：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如此一哭。
　　中间，林昭取下头上“冤”字顶巾，以示张元勋：在半是白发的根部，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并指著周围狱警告诉张元勋：“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张元勋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林昭在押期间被用两副手拷把双手拷在背后一百八十天，即便吃饭、大小便、妇女例假时也不给松开。
　　25、林昭被杀
　　日，整日瓢泼大雨。林昭接到由二十年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从监狱医院病床上拖起，秘密处决。死刑判决书到底由谁颁发、签字，无从知晓。没有记录。
　　林昭被枪杀前，狱中曾召开公审大会，林昭被带出来，口中塞一橡皮塞子，此物专为禁止犯人出声设计，随人张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会使整个面孔变形。同时颈上还勒有塑料绳子，这种对付特别“危险”犯人的双管齐下，令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在场犯人无不感到极为恐怖。开会时狱囚们竟惊呆到忘了喊打倒口号，令主持人大怒。
　　另据林昭母亲友人之子称，当日下午三时许，目睹林昭被两吉普车急挟至龙华机场，拖出车外，脚踢仆地，三弹殁命，立时将尸体拖入车中，疾驰而去。
　　林昭究竟被杀于何地，无人可知。骨灰遗落何处，亦无人可知。
　　26、5分钱子弹费
年4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公安人员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林昭母亲家，索取五分钱子弹费。其妹彭令范送上五分镍币，母许宪民大哭：“我的苹！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妈妈对你是有罪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那么我们家庭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我的苹！你受了多少苦啊”，随即昏厥。
　　林昭执刑后几天，狱方通知家人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同去。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许母几番至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均全遭拒绝皆不奉告，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
　　27、许宪民流落街头
年秋，冯英子于上海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街头偶遇一疯婆子，面无血色，目光迟钝，满含忧伤，披着一头乱发，穿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鞋跟已失，说话时惶顾四周，面带恐怖神情。同冯英子擦身而过后，又回过头来向她招呼：“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冯英子惊诧之下，方认出此乃许宪民。
　　日，许宪民摔倒在上海街头，送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院称反革命不予抢救，第二天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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