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战赴欧华工 旅法华人画家绘十米长卷获赞
《一战中的华工》主创人员在闭幕式上。（法国《欧洲时报》/孔帆 摄）
　　中国侨网11月18日电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日前，由世界瑰宝艺术协会，巴黎中国电影节组委会，法国书画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和平与发展――纪念一战百年暨缅怀赴欧华工论坛”在巴黎圆满落下帷幕。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新闻参赞吴小俊，领事部一秘王原应邀到场祝贺论坛圆满结束。
　　巴黎中国电影节创始人高醇芳主持了闭幕式。
　　世界瑰宝艺术协会主席贺玉琴女士代表主办方致辞，并宣读了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专门发来的贺电。吴建民在贺电中表示，反思一战并缅怀赴欧华工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记住这段历史，就能牢记这一百年来我们是如何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步一步走过来的。2003年清明，吴建民作为在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首次与上千名华人、华侨及社团领导，一道去法国北部的华工墓地公祭赴欧华工。希拉克总统亲笔致函，盛赞华工对法国的卓越贡献。法国人铭记着长眠在法兰西的华工，将墓地白色大理石的墓碑和绿茵茵的草坪维护得很好。
　　吴建民在信中说，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反思一战，悼念一个世纪前来欧洲的华工是很有意义的。抚今追昔，我们要更加珍惜今天正在复兴的中国和良好的中法关系。
　　闭幕式上，专题纪录片《一战中的华工》首次播出。讨论会期间，旅法女画家萧青当场展示了由法国书画家协会主席陈秉奎题写前言，用白描手法绘制的十米长卷《一战中的华工》，引起人们很大的震撼和赞叹。来自比利时、法国一战华工学者、专家与到会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回答了相关问题。会场大厅展示有中国著名画家吴彤为华工创作并获金奖作品《风从东方来》，法国书画家协会主席陈秉奎的书法《华工出洋歌》，著名书法家刘亚谏作品《华工万岁》，诗人马毅钢作品《华工之歌》以及其他旅法华人、华侨书画家的作品。
　　华工后裔、当地华侨、法国友好人士等30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孔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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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战华工 推动中欧友谊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战前线的华工 　　（资料图） 　　华工在法国军工厂领取工资 　　来源：全球军事 　　法国西北部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园　　（资料图） 　　法国华人共进会在法国巴黎凯旋门纪念参与一战的中国劳工。　　来源：国际在线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这是一战期间流传的一首华工出洋歌。约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些奔赴异国的华工。
　　第25届阳光纪录片大会近日在法国拉罗谢尔闭幕，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大会收获颇丰。其中，法国导演卡里姆·胡法伊执导的《一战中的华工》拟于今年11月11日一战胜利纪念日在中国播出。专家指出，奔赴欧洲的一战华工重新回到世人视野中，有助于铭记历史，并推动中欧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踏上异国疆土
　　华工是在什么背景下远离故乡、踏上异国疆土的呢？
　　有分析称，20世纪初的中国，国内局面尚未完全稳定，山东问题悬而未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地位，北洋政府需要通过参加一战提升国际地位。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则从一战时协约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方面进行介绍。一战爆发后，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征调上前线，英法等协约国出现人手短缺的局面，急需从国外输入大量劳动力，以维持战争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在这种形势下，协约国同北洋政府签订了招募华工合同。
　　正是在双方政府“一拍即合”的情况下，从1916年开始，浩浩荡荡的十几万华工带着些许无奈和期望走出了国门，奔赴异乡作战。
　　张热拉尔是一战华工张长松的第五个孩子，如今居住在巴黎南郊。张热拉尔在回忆父辈时，没有强调一战华工对法国做出了什么贡献，却对华工们异常艰苦的生活侃侃而谈，称其父“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战时，其父张长松为了贴补家用，被每天5法郎的高工资吸引，签约5年来到法国，此后从未回过中国，也再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
　　无论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凡战争所需，华工几乎无所不往，无所不为。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无休止的劳动、恶劣的战时生活、疫病工伤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时刻威胁或剥夺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的生命。
　　赠人玫瑰&薪火相传
　　鲁迅曾说：“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欧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打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扇大门。
　　“一战华工赴欧的历史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部分，为后来到欧洲寻求革命意识和先进文化的精英人才提供了人脉基础。”庄国土指出。
　　山东华侨会馆主任安宣东还表示，战后留欧的华工在中欧交流中搭起了新平台，欧洲人民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融合。
　　吉利埃的父亲是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华工朱桂生。一战来欧后，朱桂生干过面粉厂工人、运送过粮食弹药。战后，朱桂生在拉罗谢尔定居下来。这位老华工以其令人佩服的德行在拉罗谢尔传为佳话。当地市长曾专程到他家拜访，并称赞他“是融入法国社会的一个典范，是拉罗谢尔市市民的骄傲”。
　　此外，归国华工也为祖国的发展积极努力。曾担任华工译员工作的刁敏谦写道：毫无疑问，这些归国的华工找到了传播他们所信奉的新思想的沃土，各个都充满着新精神。部分华工回国后组织归国华工公会，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
　　重回视野&意义重大
　　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一战华工在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被遗忘后，逐渐重回视野之中，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些奔赴异国战场的华工，图片展览、纪录片公映等纷至沓来。
　　庄国土对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关注外部世界，世界也开始关注中国，大批中国人到欧洲；第二，涌入欧洲的新移民，需要建构中国人到欧洲的历史，而西方主流社会首先会通过华侨华人了解中国，因此他们对华工史、华工状况越来越感兴趣；第三，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外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段已日渐模糊的历史。
　　华工在一战的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现实意义重大。
　　“首先，中国在一战中的贡献得到肯定。虽然没有派军队，但是华工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可能是正式参战国也不及的。”庄国土说，“以前强调欧洲对东方的影响，很少强调东方人到欧洲的影响。华工到欧洲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安宣东进一步指出，在战争时期，中国华工远渡重洋，克服种种困难协助协约国做好战时保障，体现了双方在追求公平正义上的努力。重新重视这段历史，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欧之间的友谊。从现实方面来讲，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也许能为生活在欧洲的华侨华人、留学生营造一个有利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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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华工。资料图片
位于法国西北部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园。新华社发　
100年前的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如何看待这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它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压力抑或机遇？如何化解压力把握机遇，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诸多问题拷问着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这种严峻的拷问下，中国赴欧华工军团诞生了。这支特殊的队伍，为将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入国际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正是这支特殊的队伍，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中的一员。
——民国政府无奈的战略之举
一战爆发之时，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华民国满目疮痍，动荡不安，各派势力明争暗斗，结果导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参战双方都对中国虎视眈眈，特别是日本，妄图利用对德宣战之机，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特权。为求自保，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中立”。
尽管世事不济，但在当时中国的外交决策群体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仍被视为一次战略机遇，一个天赐良机。日，外交部参事伍朝枢即向外交部提交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最好避免直接同日本交涉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许多外交纠纷，力争将包括日本侵略问题在内的一切事端提交战后和会讨论、裁决。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也在日就中国参加战后和会问题向外交部呈交长篇备忘录，主张中国为了提高国际地位，为了有利于外交争端的解决，应设法加入战后和平会议，并加紧筛选与会代表，未雨绸缪。可以说，设法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战后和会，以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了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主流的心愿和努力目标。
事实上，一战爆发伊始，为寻求参与英法主导的国际社会，袁世凯政府即向英国驻华公使兼协约国驻京外交使团首领朱尔典提议，中国派兵帮助英国攻打驻青岛的德军，但这一提议被英国拒绝。一方面，傲慢的英国人未能料想到一战会旷日持久，会如此血淋淋。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就从来没有想过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无法摆脱欧洲“帮助”的“东亚病夫”。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寻求参加协约国作战这一目标，还面临着日本的阻挠。1914年11月中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会见新闻记者谈及青岛问题及战后和会时就明确表示：“至于和平会议，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之资格”。
1915年初，日本政府变本加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就在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当天，中国外长陆征祥向大总统袁世凯进言，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参战。为此，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英国，表示中国准备对德宣战，但为了防止日本从中作梗，要求英、法、俄三国邀请中国参战。此时的英、法、俄三国对中国的参战均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出面安排。但在日本的极力反对下，中国政府第二次寻求参战的外交努力于1916年初告败。
有鉴于此，曾出任袁世凯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随后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内阁总理、被世人誉为“近代中国的马基雅维利”的梁士诒，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以工代兵”的战略构想：“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自此，以工代兵，即以华工为杠杆，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了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头等目标。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英关于招募华工的外交谈判。月索姆河会战结束时，鉴于在中国所招募的劳工还不到40名，英国政府不得不转向中国政府求援。借此，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向英国提出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参加战后的对德和会，把招工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一战结束以后，战后和会如有中立国加入，中国亦得加入，无中立国加入，则另行召集关于东亚等国的大会，中国必须得加入。”
可以说，以工代兵既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无奈之举，又不失为一项高明的战略设计。根据这一战略构想，作为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军，赴欧华工在欧洲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关乎战后中国的命运。就像曾积极参与过驻法华工教育事业的晏阳初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
——“一流的工人，出色的士兵”
“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这是民国初年流传于中国山东威海卫的一则招工广告。这样的招工广告，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省份的招工点。而这些招工点的目的只有一个——招募尽可能多的中国青壮劳力，然后将他们送到欧洲，为英法等协约国提供作战支持。
对于英法等协约国来说，招募华工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到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已经过去两个年头，但交战双方依然看不到胜利的影子。不仅如此，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导致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
日，法国国防部正式决定实施招募华工计划；12月1日，退役少校陶履德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代表，组织招工团前往中国招募工人。鉴于当时中国尚守“中立”，不便以政府名义直接交涉，中方代表梁士诒便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商定，中方设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负责，承揽招募华工事宜，法国国防部代表陶履德则以农学技师身份来华，代表法国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中极力避免参战字样，以免给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留下口实及沿途招致袭击之险。
日，法方由康悌全权担保，“农学技师”陶履德签字，中方则由梁汝成以惠民公司经理身份签字，正式订立合同。该合同共28款，明确规定了华工的佣工年限、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生活水准、死伤疾病医恤费用及组织管理等事项。为防华工在法国受虐待，合同第15条特别规定:“工人在居留法国时期内，当享有法国法律对于一切国民所保证之自由权，并最要之信教自由权。”
对于中方“以工代兵”的计划，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度称之为“天方夜谭”，英国国防部也认为“利用中国人作战或做工的提议不可行”。但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英国人最终不得不低头，去面对现实。日，英国国防大臣劳合·乔治同意在“法国及其他地区”使用华工，并正式通知法国关于英国远征军在法国使用华工的法案。此后，英国开始在中国大量招募华工。到1917年4月底，已有3.5万华工被英国人从其租借的威海卫港口运送到法国前线。
1917年对德、奥断交宣战后，中国政府开始以官方名义鼓励华工出洋，帮助解决协约国面临的劳务困难。为此，北京政府特设侨工事务局，颁布了保护华工章程。
这样一来，在一战的欧洲战场上，逐渐出现了一支代表中国政府的特殊队伍——中国赴欧华工军团。据统计，从年，有超过14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其中，首批受雇于法国的中国劳工团队在1916年8月来到法国。据法国战争部1922年公布的数字，一战期间，法国雇佣了31409名来自中国北方、4024名来自中国南方、1066名来自上海和442名来自香港的中国劳工。而中国劳工的第一个英国派遣队则在被派往法国之后于1917年4月在普利茅斯登陆。此后，在英国当局管理下的中国劳工达到了10万人。
华工们一到欧洲，就立即被划拨到各处，他们不仅在重工企业、汽车公司、港口码头等地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劳动，而且还身处战争前线，负责挖战壕、救伤兵、送给养甚至直接参战。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地区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挖掘战壕的华工们冒着吸入德军施放的毒气的危险，将英军士兵背到后方，然后手持镐头和铁铲冲入阵地，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他们甚至连名字和编号都没有留下。当一战结束，士兵们为幸存、为胜利而欢庆时，华工们则在清理战场上未引爆的炮弹时继续牺牲。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这是民国初年流传在山东威海卫的《华工出洋歌》。这首歌唱出了华工在异国他乡的苦与愁，也唱出了当时中国的苦与愁。对彼时的中国政府而言，苦的是国家没有实力，不被西方列强接纳为合法的参战方，结果使得宣布“中立”的中国不得不“以工代兵”，曲线参战。
这支特殊的队伍，在战争胜利后，只有约11万人回到祖国，另有1万多人失踪或流散，而死去的2万多人中，有名有姓者只找到1874名，这1874人得以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
华工超强的适应力和勤劳朴实的特质，给英法两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也不得不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
劳工主义的胜利
——用汗水和生命赢得国家地位
1917年2月，搭乘有543名中国华工的法国商船“亚瑟”号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人员丧身大海。对此，梁启超等爱国人士大声疾呼，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中国没有理由不参战。可以说，“亚瑟”号事件成了中国对德奥宣战的直接理由之一。1917年8月，中国正式对同盟国宣战。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公开向英法等协约国表示，中国可以派出50万部队参战，前提是英法等国能够提供运输和财政支持。对于这项提议，尽管法国非常积极，但是英国、美国、日本明确反对。其结果是，中国虽然宣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中国最终还是挤进了战胜国行列。
及至巴黎和会上，日本出于维护其在中国山东侵略权益的目的，指责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参战国义务，没有资格参加和平会议。对此，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义正词严地指出：“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可以说，中国的参战，是通过赴欧华工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是赴欧华工用生命换来的。
作为一战中代表中国政府的一支特殊队伍，赴欧华工在到达欧洲之后，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贡献和牺牲精神，赢得了尊严，赢得了荣誉。实际上，赴欧华工尽管身份是劳工，但却按照军事化方式管理。英国人建立起了专门的华工营，华工营下设连队，每个连有4个排，由一名少校或连长指挥；法国人则把华工编成队，一小分队25至50人左右，3至5个小分队组成一个大队，或称华工营。这些华工都要穿统一的服装，严格遵守与军队差不多的纪律。
曾将中国劳工运往法国的英国第二劳工分遣队指挥官马尼克·顾勒1918年说：“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劳工的出现可能是欧洲大战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当时法国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则注意到：“在这段历史中值得被牢记的，就是中国政府明确想要积极参战的良好意愿，而这场战争是关系到法国自身存亡与否的。这种参与是非常珍贵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工厂中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军队中雇佣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
除了战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外，赴欧华工的爱国情怀同样在战后的欧洲土地上日益高涨。战争结束后，驻比利时英军召开庆祝胜利的运动会，并邀请5000华工参加开幕式。华工们进入运动场后，看到飘扬的各国国旗中，唯独没有同是战胜国的中国国旗，就愤而退场表示抗议；在巴黎和会举行和约签字仪式的那一天，愤怒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聚集到中国代表团驻地，阻止中国代表曹汝霖、陆征祥出门去签字，他们和祖国人民一起，最终迫使北洋政府拒签了《巴黎和约》。
正是因为赴欧华工的巨大贡献，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时，法国政府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承认了华工的相关历史，华工军团终于得以正名。日，在巴黎华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筑物墙上，法国政府镶嵌上了纪念华工的铜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着：“公元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联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同日，法国邮电和航天部长基莱斯代表政府参加了揭幕式，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授予当时仍健在的两位华工——94岁的华工吕虎臣和92岁的曾广培。
如今，每年的清明节，法国华人社团都要举行一战赴欧华工公祭活动。这一追忆不仅仅是为了铭记赴欧华工这支特殊队伍的历史功勋，更是为了铭记中国人民与英法等国人民一道，对于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一战14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 受尽屈辱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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