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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军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
作者：张小军&&&&发布时间：&&&信息来源：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　　――“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文章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文章通过对“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演变的探讨，思考以“文化”作为核心概念的相关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而在与社会学之“社会”研究范式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在人类研究中“文化”与“社会”波粒二象性的理解。一些人类学家焦虑于“文化”概念的被滥用和庸俗化倾向，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文化概念具有广泛的人类和社会现象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应该提炼出这一特性的学术内涵，即“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社会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体系”。文化/波粒二象性/文化编码/自组织/信息&&&&&&&&&&&&&&作者简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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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一组描述乡土传统的观念影像——文学人类学视野中呈现的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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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作者：刘登翰
　　文化澳门：一个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的区域文学研究中，或许没有哪个区域的文学如澳门文学那样，有着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它提供我们思考的，不只是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或许还是文学背后所包容的历史和文化，因此，研究澳门文学较之研究其他区域文学，有一个更为必要的视角：文化视角。
　　当然，文化是实践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澳门文学的文化视角，也应当是一种历史的视角。
　　澳门历史的转折，是16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入踞以后出现的。这是比香港还早三百年的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弱肉强食的开始；也是中西文化有了大规模接触和交融的发端。
　　首先，澳门由一个南海小渔村发展成为十六七世纪沟通东西方交通和经贸的世界性大港。其次，澳门由一个文化积淀薄弱的“化外之地”，成长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西方的殖民史上，经济冒险与宗教扩张往往比肩而生。澳门成了荟萃东来传教的西方教士的大本营。实际上，自明至清，进入中国传教、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进程的西方传教士，几乎无一不是由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出身。较著名的如利玛窦(意)、金尼阁(法)、汤若望(德)、徐日升(葡)、南怀仁(比)等，不下百人。他们一方面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适度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空谈的玄学清流之风，使明清之季的经世致用之学始成风气。另一方面，又经过他们的翻译和介绍，将中国古代的典籍学说，传播到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联结东西方交通、贸易和文化上居于中心地位的澳门。这是一个属于世界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澳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七世纪，每年巨额的东西方转口贸易，是直接在澳门进行的，而意义更为深远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却只是以澳门为中介，而并不在澳门直接发生。在这里澳门所起的只是一个“文化驿站”的作用，这就造成了澳门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
　　第一，各国商人在澳门的直接经济现实，给澳门带来了不同的人种和文化，使澳门成为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既反映在人种的复杂上，也表现在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上。前者使今天的“澳门土生”成为广受世界人类学家关注的交错着东西方不同人种基因的特殊族群；后者则使澳门成为涵括世界各种不同信仰的“宗教博物馆”。
　　第二，葡国在澳门的实际管治，使以葡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成为葡澳当局企望用来主导澳门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而有着一千多年居住历史的占澳门人口96％的华人，则使中华文化成为澳门社会形成的基础和发展的主体。葡国文化的主导意图，和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二者之间难以避免的分立、对峙、龃龉、冲突和妥协，便构成了澳门社会的文化矛盾的基本形态，当然也成为澳门文学发展的特殊文化环境。
　　文化澳门为澳门文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空间，而文学澳门又为澳门文化的存在提供具体的论析。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为我们对这一个仅只四十万人口的小城文学的叙述，打开了新的视野。
　　中心和边缘：传统的延伸和变奏
　　文学在澳门的出现，最初并非出于它自身文化成长的需要，而是缘于历史的另一种机遇。
　　尽管澳门自公元前3世纪就已绘入南海郡的版图，但它长期以来一直只是闽粤行船人海上避风和取淡水的寄泊之地，直到南宋末年才有定居村落的出现。明之前，尚未发现有关于澳门的文学记载。16世纪中叶以后，葡入踞澳，使主权属于中国的澳门，在治权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这一主权和治权的实际分离，使本就处于中华大陆南疆边陲的澳门，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也远逸出中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居于一种边缘地位。正是这种边缘身份，为文学土壤并不丰沃的澳门，拓展了一个另类发展的空间。
　　首先是带有政治避难色彩的文人南来。晚明以后，有一批不服新政的知识分子，他们抗清不敌，便避开政治中心的北方，遁迹南来。而澳门逸出中心的特殊地理、政治环境，常是他们短暂驻足或一度避居的最佳之地。如清入关后激于民族大义、愤而削发为僧的迹删和尚，曾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建、事败后流浪东安的诗人和画家张穆，位居“岭南三大诗家”之首的屈大均等，都曾多次往来澳门。特别在大汕和尚自安南归来，于康熙初年在望厦普济禅院设立道场，更会聚了迹删、张穆、翁山、澹归、独漉诸友，互相唱和，使普济禅院成为澳门最初的文学发祥之地。
　　这一风气的延续直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战时期。彼时照样有一批军政界的要员、闻人，和以“前清遗老”自居的名士、学者，在朝代更迭的乱世，以濠镜为世外之地，来此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部分人更由流离变为定居，使澳门这一蕞尔小城，在本世纪之初，突然文气鼎盛。及至抗战爆发，由于葡国的中立态度，澳门成为逃避日寇铁蹄的孤岛，并由此接纳了不少内地避难而来的文人、学者。民初以来的文气，再次高涨。据初步统计，民初以来前后会聚澳门的各类文士达一百六七十人之多，成为本世纪澳门文学最突出的一次炫目的展示。
　　其次，澳门多元的文化景观和大陆边缘的海岬风光，吸引了众多内地文人来此游历，留下许多文学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多为短期流窜澳门的内地文人有关澳门的创作。相比之下，世居澳门的作者，除赵氏一脉外，并不多见。而赵氏后代作品的出现，也在清季中叶的雍正朝以后。直到清末，才有世居澳门，少年即赴沪学贾，并以其实业成就和《盛世危言》等一批救国时文而为世人所重的郑观应，成为澳门最有影响的一位近世文人。当然，更具规模的本土作家群落，要等到以冯秋雪、冯印雪等人为首的*雪社”成立及其同时代的一批诗人出现，始见成熟。因此，时人所称的澳门文学，通常包括“关于澳门的文学”和“属于澳门的文学”两部分。尤其在民国以前，是以内地文人“关于澳门的文学”为主要代表。
　　这也让我们看到，早期的澳门文学，主要是一种“植入”，而非“根生”。“草根性”的不足，使澳门文学的发展，缺乏内驱力，而较多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偶发性、阶段性和间歇性的特征，有时甚至出现停顿和断层。
　　以这样特殊的文化环境和文人构成所形成的早期澳门文学，既在文化精神和文体典范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又在某些文学题材和语言形态上迥异于传统文学，从而成为对中华文学宝库的一种丰富。
　　首先，纳入澳门文学范畴的内地文人的相关创作，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体范式和审美规范。以古体诗词和传统散文为典范的文体形式，一直流播到今天。
　　其次，在政局更迭中避入澳门的内地文人，普遍把个人命运的跌宕和家国社稷的关怀联系起来，在不无失意的“遗民”心绪中，表现出儒家文化传统中爱国恤民的忧患意识，和生不逢世时清高自守的道德情操。这使得虽为异族管治而逸出中原政治中心的澳门，却时时牵连着中心政治，在声色犬马的消费社会里氤氲着一股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同时也潜隐着一腔对于异族入侵的悲慨的爱国之情。
　　第三，在记游写景中，常融异族风情于诗中。澳门地陲南疆，含山面海，岛屿罗列，云影涛光，鸥莺帆樯，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本就迥异于中原。因此，山水景物之作，在澳门数量最多。澳门这类作品，为传统的山水诗，增添了新例。更可贵的是，西方文化进入澳门所形成的独特人文景观，融入诗人笔下，构成了澳门风物诗的特殊风貌。这些作品，不仅以其文学价值，也以其文献价值而为学界所重视。
　　第四，华洋间杂的语言形态。由于澳门诗作所涉及的西洋风物，彼时大都未有共认的译名。因此诗人多以译音入诗。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基础，它表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之初在澳门文学中留下的一段可作深究的语言痕迹。
　　跌落和崛起：走向文学的自觉
　　和传统文学一样，新文学在澳门的出现，也是十分延缓。
　　当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内地如火如荼时，澳门正是以“雪社”为代表的本土作家成批涌现的时候。不过他们用的是文言，写的是律绝，与新文学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澳门古体诗词创作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因此，在台湾和香港都曾引起激烈震荡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澳门却几无反响。据澳门老一辈文化人回忆，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才有自日本归来的爱国人士陈少陵开设了一间供应新文艺书刊的“小小书店”；而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推广新文艺形式的歌咏队、话剧社、读书会等才活跃起来；在广州和香港相继失陷，部分文化人转来澳门参与报政以后，才使报纸副刊出现较多文艺性的稿件，至此新文学才在澳门初见端倪。然而“初见端倪”并非就是“扎下根柢”。即使战后又有一批内地作家，如茅盾、夏衍、张天翼、端木蕻良、杜埃、于蓬、秦牧、紫风、华嘉等，都曾来澳小住，但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度稍显热闹的文坛，便又重归沉寂。这实际上是澳门在新旧文学历史转换中的一段停顿，和对于母体文学发展的一度断层。
　　50年代以后是新文学在澳门发展的转折。并非说此时澳门的新文学已取得多大成绩，此时实际上也只有刚刚创办的几家刊物如《新园地》、《学联报》等比较重视发表文学作品。但根本不同的是，其作者主要是澳门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而不是昔日避难而来的内地文人。它意味着新文学在澳门有了真正的承传人。1963年，早期投稿《新园地》的一群文学青年聚合起来，结成社团，出版了澳门第一份杂志型的纯文学期刊《红豆》，虽为油印，发行量亦不多，但却如报春的燕子，预示着真正属于澳门的本土作家的出现，和通过文学参与社会的一种自觉意识的萌醒。正是这些青年，成为澳门新文学发展的最初拓垦者，直到八九十年代，不少依然活跃在文坛。
　　当然，相对于香港和内地，刚刚拓展的澳门的文学空间毕竟狭窄，于是一些文学青年移居香港，并由香港到了台湾或者国外。另一些人则把作品投寄香港报刊，造成澳门文坛一种特殊的“离岸作家”和“离岸作品”现象。
　　澳门文学的真正崛起，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以1984年《澳门日报》召开的一次文学座谈会，旅港澳门诗人韩牧提出“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呼吁而获得广泛响应为标志，澳门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澳门文坛：一、成长起了一批植根于澳门社会的作家。他们既有世居澳门的本土作家，也有在澳门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新移民”子弟，以及本身就是从内地或海外来澳门定居的“新移民”。但不同于以往因避居或宦游而来的内地文人，他们以澳门作为自己新的家园，楔入在澳门的社会生活之中，已经成了澳门的本地作家。作家构成的这种*草根性”和“家园意识”的增强，使澳门文学获得了一种迥异于前的内在成长性。二、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文学社团和纯粹的文学刊物，改变了以往澳门文学的“寄生”状态。最先是1983年《澳门日报》、《镜海》文学副刊的创办，接着是1987年澳门笔会的成立和随后《澳门笔汇》的创刊，1989年五月诗社成立和随后出版的《澳门现代诗刊》，1990年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及其主编出版的《镜海诗词》，1992年澳门写作协会成立及随后出版的《澳门写作学刊》，此外还有各种青年文学团体和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团体及其创办的各种人文学刊。它们不仅拓展了澳门作家的发表园地，也为这座玲珑小城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使澳门文学开始获得一种独立的文化身份，积极参与到社会的文化建构中来。三、创作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文学作品。近年，澳门各种出版社、社团和文化机构，都十分重视本地纯文学作品的出版。在政府经费的支持下，编辑了诸如“镜海丛刊”、“澳门论丛”、“澳门文化丛书”、“五月诗选”、“五月文丛”、“葡中文化研究系列”等各种丛书，编选了《澳门诗选》、《澳门散文选》、《澳门小说选》，加上澳门作家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各种个人集和合集，近十年来已逾百多种。这些作品受到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关注。澳门以其迅疾的文学发展，加强了与日益活跃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接轨和对话。
　　在当前澳门的文学创作中，诗、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诸体齐备，但以散文数量最多，诗歌最受瞩目，小说稍弱，戏剧则有异军突起之势。
　　作为存在于澳门这一有着深厚历史蕴涵的现代国际性城市的文学，还有两个方面的特质应予以注意。其一是作品的历史感与现代感的交错。在有着四百多年葡萄牙管治历史的澳门，借笔所至，随处都可触及深沉的历史隐痛和新异的人文景观。这成为大多数澳门作家开掘不尽的一口深井。许多作家也努力在他们的现代作品中，寄寓着澳门独特命运的历史沧桑感，从而成为澳门文学的一个特色。其二，商业性和社会性的交汇。缺乏社会支持的纯文学创作因缺少空间而往往必须寄身于有一定商业色彩的报纸副刊上。为报纸副刊写作，必须面对即时现实的读者效应，它推动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密切关注、敏锐的思考能力和笔下有读者的行文习惯；但又抑制作者超越即时现实作更深刻思考的宏大制作。其正负两面的效应，都不容拒绝地影响着澳门文学的进程。但不以商业价值为创作目的的作家，往往借助商业化的存在形式而努力增强作品严肃、积极的社会内容。这也是澳门文坛整体上较之香港文坛更强调社会性的一面。
　　土生文学：文化融合的特殊存在
　　澳门文学还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土生文学。
　　所谓“土生”，指的是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其中大部分是葡人踞澳以后与东方人――大部分又是中国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儿，也有少量纯粹葡萄牙人的后代，和很少一些融入葡萄牙生活圈的华人后裔。这一群人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欧洲祖地，把根移到了澳门。他们一方面接受葡文教育，归属于在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系统。另一方面又长期在澳门中华文化的薰陶下，讲道地的粤语，也接受某些中华文化习俗。这是一个介于欧洲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的阶层。大多数已经无法返回欧洲祖家的困惑和难以被华人社会完全认同的现实，使他们把自己称为“澳门之子”、“大地之子”。
　　“土生文学”概念的提出，虽在近年，但土生文学的存在，则应推到上个世纪以前。十八九世纪的澳门，就出现了一些用混合着古葡萄牙语、马来亚语、印度语和粤语的“澳门土语”写成的“土生歌谣”，以及一些土生葡人的诗篇。本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在葡萄牙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土生葡人，创作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澳门土生葡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如江莲达()的短篇小说集《长衫》；若瑟()的诗集《澳门诗歌》、《澳门，受祝福的花园》以及十余种关于澳门的散文和论著；李安乐()的诗集《孤独之路》；飞历奇(1929―)的短篇小说集《南湾》，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玛尔丁妮的散文《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马若龙(1957―)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飞文基(1961―)等人的剧本《毕哥去西洋》、《圣诞夜之梦》、《西洋怪地方》等。“澳门土生”这一特殊族群的存在，和本世纪以来土生作家集中的涌现，以及他们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主题与他们特殊的生存状态，都使澳门的研究者意识到，把“土生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纳入在澳门文化和澳门文学的研究中来，具有着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和艺术学的特殊价值。从已经中译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土生文学鲜明、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
　　首先，土生作家对自己族群的身世命运和存在状态，充满了探寻、询问的历史凝重感。他们对于“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的这座“基督城”充满了挚爱之情，因此，他们笔下的澳门，如飞历奇的小说、玛尔丁妮的散文和若瑟的诗歌所展示的，都有一份寄寓着自己恋恋情怀的独特的美。但对于自己祖先舍弃故土，漂洋东来，却不能不充满凝重的追询与反思。李安乐的十四行诗《两座小屋》借助自己父母的形象而作出的对土生族群的概括与追问，极典型地表达出当前澳门土生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们为自己拥有东西方两大民族的优秀血统而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忧虑。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祖根之地葡萄牙了。这是历史和历史的变迁郁结在澳门土生心中的一种复杂心绪。土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达土生心声，表现他们生存状态、愿望和追求的文学。
　　其次，土生文学反映了澳门社会多元复杂的生活层面。澳门土生是介于欧洲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的一个中间族群。由于他们通晓双语，其生存空间和活动的空间要比不懂华语的葡人和不懂葡语的华人广阔得多。其作品对土生生存状态的描绘，实际上既深入到以欧洲葡萄牙人为中心的澳门上层社会，也触及到广大的华人下层社会。这或许是许多澳门华人作家所难以进入的生活领域。土生文学为揭示澳门社会这一丰富的生活层面和多元的文化存在，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土生文学蕴蓄着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汇合的丰富内涵。文化主题是土生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它根源于土生本身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存在。不同文化的差异、冲撞和共处与融合，一直不容拒绝地交织在他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人生中。一方面，或许由于中国血缘的承传关系，他们在中华文化的薰陶、濡染下，也信妈祖，吃中药，看风水，过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性；另一方面，来自父系血统的社会出身和强势地位，以及欧洲葡人社会阶层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又一定程度地轻蔑和排拒中华文化。这就使他们处于极为尴尬的文化境地。由此他们之写中华文化，无论是冲突还是和合，都不似外国作家那样，以一种“局外人”的俯视和冷漠的态度，而是有一种渗透着自己血泪人生的真切感。无论飞历奇的长篇还是江莲达的短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都是围绕着男女主人公不同背景的两种文化的互相吸引、不谐、冲撞与和合来展开的。他们笔下来自生活底层的中国女性，显然都不是东方美女；但她们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传统美德，以及从生活底层锤锻出来的中国女性勤劳、纯朴、坚强和独立的品格，使她们往往成为震撼和改造土生男主人公的人格力量，从而以并不高贵的出身在小说中获得高贵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土生作家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们在拥有两种文化的表面优越感背后的自卑感，江莲达《施舍》中所写的那个中葡的私生子，他自感“耻辱”的内心，既来自他们父母“不明不白”关系的“私生子”身份，更主要的则缘自母亲那穷困的低人一等的华族地位。他渴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就是连母亲都不认地远离这个家庭。这并非只是他个人品质的缺点，而是一种社会歧视的眼光所使然。飞历奇在《蛋家女阿张》中，虽然肯定了东方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女性的内心美德，感动了那个本来只想“在他寻欢作乐之后可以扬长而去“的葡国海员，但这个最终还是离她远去的海员，更多欣赏的只是东方女性逆来顺受、无诉无怨的性格，表现出潜意识中高人一等的殖民者心态。体现在土生文学之中的这种复杂的文化心态，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土生阶层复杂文化背景和心态的辐射。
　　土生作品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丰富了澳门文学的内涵，为我们的澳门文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异的另类空间。*/【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摘自《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原文约15000字。)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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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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