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鲁迅活到 1949 年后，他会怎么样？
他会留在大陆，还是被蒋接到台湾，或者去日本？如果留在大陆，以他的性格，会不会像毛说的：要么关到牢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说话。如果去台湾了，会不会像胡适那样，为自由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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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己已经有回答了。对党的联络人冯雪峰（也是学生和朋友）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致曹聚仁书信中写道：“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生前名与身后事，他这样的先觉者恐怕早已明了于心。
说会被抓起来，或者做个大公知的人，其实不了解现代史。三十年代，鲁迅的政治形象其实已经和他的文学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偏离，可以说对于当时的左派势力而言，鲁迅远远不止是一个作家那么简单，他被赋予的东西已经多的难以被今天的人想象。很多人称其为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公允的说，鲁迅这个形象（其实和本人的关系已经非常稀薄，周树人作为一个承袭章门清学的文学史家，以及一个人本主义文艺理论家和艺术学者的一面已经很大程度被分离出去了，等到胡风被清算以后，鲁迅的这些学者人格更加彻底的消失在对他的讲述中）在三十年代已经被政治化到了异常的高度，这种相对高度即使是世界左派的作家之王高尔基也无缘获得。鲁迅的神话甚至不是从其死后才形成的，他在世时已经变成当时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需要面对的人，公允的讲，这种神话地位不仅郭沫若没有，胡适没有，连毛也未必就能取得。然后鲁迅死了，这种形象一下子成为了左派势力的政治财产，直到今天。所以真的很难想象鲁迅不死会怎么样，这样一个人活着的命运要比死去难以预料得多，作为近现代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偶像，简简单单的去抓他坐牢要付出的政治代价恐怕谁也无法承受，至于流亡更是之后掌握政权的左派众人难以承受的，要知道49年之后掌握文艺界，甚至掌握宣传口的那一批人，无论是谁打倒谁，他们都是在鲁迅的伟大形象下成长起来的，都是鲁迅的孩子。夸张一点说，没有鲁迅，左派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号召力真的会完全不一样。世界文化史上真的很难找到与鲁迅相类比的人，一整个政治圈子如此倚重一位作家的光环。勉强比较的话，鲁迅就像伏尔泰，罗伯斯庇尔或拿破仑真的有这个本事对这个大革命的精神标杆干什么吗？要知道处死丹东，就已经变相的为罗伯斯庇尔的政权合法性判处了死刑，更何况在一个其实现代出版业已经有了更大政治权力的时代。所以腹黑一点说，鲁迅必须死，这和周树人这个人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他甚至无法像斯大林时代的高尔基那样被供起来，他太巨大了，连高尔基那样被荣誉流放也无法成为选项。想象鲁迅依然活着，其实就像想象孙中山再多活三十年一样，对于现代史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能命题，或则更夸张一点，你能想象耶稣没死，基督教会怎么发展吗？
呵呵，上面的是看到毛自己说“鲁迅要活到现在可能被......”但他如果真像是整鲁迅的人他会这么说吗？一些人一边指责毛“虚伪欺骗”一边认为毛这么直率也是醉了。我倒有个脑洞，个人认为晚年的鲁迅虽然没入党，但比党内一些领导更懂马列。如果他活得长，说不定能跻身中央文革小组，地位不在张春桥之下。既然开了脑洞了不妨多开几个，假设鲁迅能活到建国后......当然我相信鲁迅还是是会饱受迫害的。建国初，鲁迅写文章讽刺当年某领导“当初GCD来时资本家都怕被清算自己当年榨干劳工血肉的罪行，不料这位领导一句话就把这罪行翻转成了功劳”，差点被干掉，幸而被另一位领导保护。1958年，鲁迅写文章，在某位高层领导视察农村的照片旁评论“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矮子站上亩产十万斤的稻谷也是长不高的”，该领导深恨之，寻机复仇。几年后，某些领导的子女开始大肆鼓吹血统论，鲁迅写文章讽刺“一面打碎文物说是反封建，一面意图搞封建世袭”，“伟人爱子捐躯疆场，鼠辈后嗣跋扈张扬”，再次激怒某领导。......“.......等领导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鲁、江、张、王、姚集团。”——官方宣传。
鲁迅很世故的人，最好的选择还是hk，然后在那儿写香港人，继续发表杂文，搞他的研究，教书，其声望继续发酵，在左派右派外国势力，各种舆论漩涡中思考、挣扎、分裂，跟多数留港文人相似的命运，顶多因为巨大影响力，在改朝换代之际，愈加纠结于身份与虚妄的意识形态
一，以鲁迅的身体，生活习惯，活过1949也就是老态龙钟了。坚持不到反右。二，不去香港的话，他会看到一五计划，看到朝鲜战争胜利，他本人会是优先统战的对象，生活优裕，供给丰厚。杂文未必写了，小说或许会写几篇，肯定是歌颂派。三，通过耳目，他会在抗日期间了解延安整风，所以1949他留下的概率不大，最后蒋的特务暗杀他肯定怕。台湾肯定不去，去香港的概率很大。四，他坚持写作的话，会有点积蓄，日本人会捧他，他不当汉奸也会隐居，1945有可能被牵连。去香港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去。
正文前的唠唠叨叨~或许是因为近些年的一些声音让我生出几分无奈的感慨，有些人认为鲁迅先生的文章不够精彩，鲁迅先生的为人不够出色，鲁迅先生的价值被过高估计……在我心中，“荷戟独彷徨”的先生，是一座不灭的灯塔，他在寻找的，我们也依然在寻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向鲁迅先生致敬正文，芝麻开花，脑洞打开~鲁迅先生会在1949年的秋天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的伟大时刻，与齐白石宋庆龄周恩来等人众星拱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开国大典》那副油画该加一个人了哈哈他成为了政协的重要组成成员，身穿长马褂，胸带小徽章，和李济深在会前唠唠家常，和邵力子会后去老北京的小胡同吃碗热馄饨o(^▽^)o然后，一些建设中的弊病逐步显露，然后，三反五反来了，胡风案也来了。胡风是鲁迅先生最忠实的拥趸者（他一直宣扬鲁迅的文学主张，胡风认为，“左翼文学”应该是“五四传统”的继承者，这里不细说）鲁迅受到牵连是必然的，但我们想象一下这时候柳亚子等人伸手援助于是乎鲁迅先僧写了几篇大字报血泪控诉胡风大反叛集团或者，文人风骨坚决不从怒骂周扬们的狼子野心颠倒黑白壮烈入狱~鲁迅先生可傲霜雪，假设，他也会避锋芒（这个假设是成立的，春秋笔法可见一斑，不赘述）他不再写东西，他烧毁朋友们的信件（尤其是日本友人的），他开始在一些不得不出席的会议反省自己，在一些不得不上的党课上“自我改造”，他一直躲避着“大右派”的帽子与“胡风案”的阴影。可是文革还是来了，老舍投湖，傅雷服毒，钱钟书财产没收蜗居在斗室翻译毛主席诗词，沈从文几次吞煤油割手腕将颤抖的手伸向裸露的电线，鲁迅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会重新拿起笔。当一个文人预见到这场大悲剧中必然的个人悲剧时，他就会放弃躲避，重新回到战场，不惜举身自焚照亮半寸路途，这，是不可推卸的使命感。拖着批斗会上站了10余小时酸痛肿胀的脚，慢慢走上楼，收拾狂风暴雨过后的书房，拿起地上一支笔，摊开揉皱的纸条，沉思，书写。他可能担忧地望着憔悴的广平和年幼的海婴，但他想得更多，更多，他不停地写，越是困顿越是书写，生命的最后时期他都没能放下的笔，若干年后也不会放下。鲁迅先生能不能迎来78年的曙光才不猜测不重要了，因为，他最后的身影永远是站着，战斗的，背影致敬
鲁迅肯定做不出他自己文章的阅读题！
已经有答案了：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要么关在牢里要么不做声"--
无法想象鲁迅活在现代会是什么样子。
初中看他的杂文，也看不太懂，现在我自己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可以想象他会转行，因为靠文字他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说句得罪人的话，现代人的文学涵养非常的低，稍微深一点的文字就看不懂了。基本上流行的都是一些大白话，简单粗暴的东西。
现代社会是没有内涵的，而鲁迅这家伙，又是一个善于咬文嚼字的人。
在其次，他活在现代是很痛苦的。
你知道，他这个人嘴巴大，不怕得罪人。以前他那个年代，倒是更好一些。现代的话，很可能被挤压到没有一条活路。
那么多的新闻、贪污，他会成为什么人？
查电表应该总是查到鲁迅家去，就问你怕不怕？
什么年代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活在现代，他也就不是鲁迅了。战国时期的打打杀杀到现代都要关牢房。
现代社会如果你想做英雄，那么你的游泳水平一定要高。如果恰巧碰到有人落水，你可以救一下。不过那个落水人喷你一脸也不一定。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就像我，空有一身游泳本事，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落水的人。
他一定会为自由奔波，但永远没有个头。
你为钱奔波，你可以做商人；你为女人奔波，你也可以做商人；你权利奔波，你依然做商人。
但如果你为自由奔波，你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获得的东西，鲁迅要追求这个东西，确实有些过分了。
主席站在怎么样的角度说这句话？
谁说不会抓起来？毛主席都说了要抓!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亲耳听到了毛主席对人说鲁迅先生会被抓起来。黄文摘录如下:……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份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数据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言归正传。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日和《解放日报》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7）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8）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　　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9）《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10）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45年之后，是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时此象，“对话”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砾石。
我不知道鲁迅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同样是新文化运动干将的丁玲变成了什么样子。本文关于丁玲的部分来自于刘瑜老师的杂文《超越那一天》1927年，丁玲26岁，年轻气盛，还是个美女作家的时候，《苏菲女士的日记》里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要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又如此的冷淡，冷淡得又使我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1979年，丁玲垂垂老矣，历经反右、监禁、流放，她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机器的轰鸣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我们将永远为你，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我们是属于你的！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这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我觉得，鲁迅先生是斗士，不管1949年之后他将受到怎样的苦难，他依旧是那个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我目睹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互相救助，虽的事实，则更足为女子的勇毅，虽遭，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苟活者在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大概会在某个情况下写下这样的文字，然后，便不得而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答案是@暴躁皮皮 (新浪微博@暴躁皮皮二世) 的博客《》、《》这里节选部分：《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做？》……一：鲁迅与政治的实际交往在那半个世纪的革命洪流中，他始终是以一个旁观者、冷漠的支持者出现的。他支持支持同盟会的反清起义，支持国民党人在南方发动的二次革命，支持共产党人的第三次革命。但他自身从没有去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也从不写为革命呐喊助威的文字。日本侵吞中国之势日显，他也从不写宣传抗日的文字。相反，他只写了一些讥刺革命队伍中浑水摸鱼的国人的文字。为革命摇旗呐喊很简单，但毫无用处。枪炮能赶跑军阀和日本人，笔是不会的。黄埔军校请他去谈文学，他直告那些军人，他们是上阵杀敌的战士，何必去理会文学，他们想听他的文学，他却更想听他们的枪炮声。他支持的三次革命势力和他本人间都谈不上友善。在日本时，秋瑾曾因意见不合，对他拔刀威吓。秋瑾的战友王金发是绿林出身，辛亥革命后来到绍兴为秋瑾报了仇，然后便被各种乡绅包围，布衣换成了皮袍，然后便恼怒于鲁迅教的那些无知学生对他的皮袍妄加议论，派兵捣毁报社。鲁迅不像那些孩子一样糊涂，早早地逃到了北京。同盟会中派别林立，鲁迅师友所在的江浙革命党人的光复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久有龃龉。光复会的思想领袖章炳麟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日本政府应满清政府之请，找了个更换编辑未呈报的借口封了报社，判社长章炳麟150元罚款。同盟会对此竟不闻不问，似乎打算让章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干150天活抵钱。鲁迅等人凑钱才赎出了老师。和鲁迅交好的光复会的军队领袖陶成章看不惯孙中山派系的陈其美生活腐化，屡次当众指责。辛亥革命后，害怕陶来和他抢上海总督职位的陈其美便派刺客暗杀了陶。凶手正是当时还未发迹的青帮流氓蒋介石。时离辛亥革命才三个月。十几年后在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第二批革命者初看起来比较有新气象。但只是武力的新气象，人民并没变。鲁迅文章中多次告诫，广州和北方还没什么不同，革命只是表象。就在黄埔军校演说后的第四天，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再过三天广州也开始。听他演说的青年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忽然成了赤匪，被另一批忠于党国的青年军人给清理掉了。鲁迅本人差点也因从前给陈独秀的《新青年》写过文章而成了赤匪，幸亏党国青年还没全疯，有人记起那时连陈独秀也还不是赤匪呢。张作霖在北方杀赤匪，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方杀，剩余的“赤匪”仓皇逃窜到农村和深山去打游击。鲁迅一如既往地支持这第三批革命者，也一如既往地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共产党派来的左联头头周杨的丑态让他深恶痛绝，因此才会对冯雪峰说：若革命成功而他竟尚存，“愿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共产党知识分子中他的朋友、学生后来都是排挤打击对象。瞿秋白长征开始时留在老区，35年被捕就义。据说是因病，但以他在党内的地位，恐怕也是党内高层故意抛下他。他是被同志不出声地出卖了。鲁迅为亡友编了文集纪念，共产党却因《多余的话》指责瞿秋白叛变，起码太软弱，丢了共产党的人。其实那篇遗书很诚恳，说明自己如何不是当革命领袖的料，但对同志毫无怨言，对信仰毫无怀疑，实是共产党人的光荣。48年萧军被打成“反dang反苏反人民”，55年胡风和七月派被定罪“胡风反dang反geming集团”，57年冯雪峰成为“右派”。鲁迅的这批弟子全部因文艺问题被整，文革中再度遭受冲击，遭际悲惨。……七：如果鲁迅活到毛时代？……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永远是革命的支持者，他宁愿与一个千疮百孔的革命为伍，不愿与那些死气沉沉的太平盛世为伍，宁愿与头脑简单的工农、左派知识分子为伍，不愿与聪明伶俐、在边上摆老爷派头的自由派文人为伍。他支持过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中共革命，也将支持一切未来的革命者。他和毛一样永远是革命者。他将给新的革命者以劝告，但也不期待新的革命者会给他糖果。……《鲁迅的文学与政治》……三 结语鲁迅是五四的代表人物，懂得他才能真正懂得五四。本文辨析的是他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他心里的东西离那些投机政治的菜市场文人的东西十万八千里。想要理解鲁迅就要首先懂得这一点。辨析这些，是为了真正继承这位伟大的先哲留给我们的遗产。尼采说，歌德是被他的时代廉价利用了。我也有同感，鲁迅是被他的时代廉价利用了。他生前非常孤独，因为中国人里他委实找不到同伴，只有欧洲知识分子的心胸能理解他。创造社把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弄丢，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死后他也一样孤独。虽然新中国把他封为民族魂入庙供奉，虽然人们依然在读他赞颂他，但他何以为民族魂并没几个人说得清楚，中国人并不真正理解他。需要辨析的问题很多，但那都无关当前的政治，我也懒得写。为写这篇文章，翻出了年轻时为写《鲁迅论》准备的笔记。那时刚结束求学时代，意气风发，满以为能为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我一生的智力始终没有超出二十三四岁时。这几年自以为语言上有长进，恐怕也仍未超出那时。这是笔记里的一段：“现在我将为这篇长长的关于鲁迅的议论划上一个尾声，我们还有什么要再加进这篇长长的议论里呢？我们隔了漫长的时代，站在这里议论他，颂扬他的功绩，同这最相似的情景是我们正围坐一堂，悼念我们共同的父亲，我们因他而生。而这悼念的仪式也是出发的仪式，我们正走在他过去的路上，我们将去承受他所承受的一切。他爱我们，因此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也将有爱去给别人。或许我们只是在一块路碑旁稍歇，摩挲着路碑那松软的石质，沉思着我们的过去。难道我们不只是他的精神的延伸，我们的回忆他只是回忆我们的过往、我们那处于另一个时空的自己？抑或我们正站在断壁残垣边，观看那些黑色的焦土，那里的某处埋着我们过去的残骸，我们的身体连同我们过往生活的痕迹。我们在垂悼自己过往的残骸，在隔了长长的时代后，站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雾雪迷茫，回头望时，来时的路已不可见，我们不知该往何处去，或许我们竟不知我们为何来此。”
话说这么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网还真是看得蛋疼，链接：
鲁迅会死在建国初期的。鲁迅是很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向当权者低头写违心的东西是不可能的，鲁迅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整个左派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鲁迅的学生，30年代鲁迅就已经成为巨大的文化偶像，高尔基也无法与鲁迅相比，高尔基更像是与政权妥协而后政权利用手上的宣传机器打造出来了高尔基，在向斯大林低头之前，高尔基的文化影响力虽然也不小，但高尔基左右摇摆立场各种反转的事情也让很多人不屑一顾。而鲁迅不一样，鲁迅立场坚定，著作发人深省，在左派文学家中是没人会瞧不起鲁迅的。 这就不一样了，鲁迅天生是个战士，建国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很多政策就不完全按照底层利益去走了，而且军队中低层干部大多思想落后，建国后转为地方基层领导，腐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什么当了县长就和农村发妻离婚，找个女学生当老婆作为和旧社会割裂的标志，大跃进中各种荒唐，鲁迅一般不会涉及到具体政治事件，但是这种事情肯定会狠狠扇嘴巴的，鲁迅又太大了，没人会傻到把鲁迅关起来，就连高尔基，斯大林都只能让他死而不能关起他。 所以鲁迅建国后的命运应该是前期和政权有个蜜月期，开头搞土豪分田地，朝鲜打赢美国人，各种公有制改造，农民没了土匪和军阀搜刮，有了土地，肯定过的比战乱时期强，这些鲁迅也会写不少好话造不少势的，捎带骂骂那些基层老干部们，鲁迅也会在北京某个大院里被好好供起来，大家都知道鲁迅是什么人，所以当鲁迅开始对某些党国基层批判时，对大跃进，对血统论，划分成分，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发声时，鲁迅就会得个恶疾，然后死翘了，然后大家缅怀一番，然后政权用死去的鲁迅做传声筒，好好歌颂了一翻，文革估计各种心怀鬼胎的人也能用个套用个鲁迅思想，就是这样，统治者需要死去的文豪，而不是会讲故事的文豪。当然听话的文学家也是可以塑造成文豪的吗。鲁迅会死就是不会被抓，政治代价太大，北洋，党国，比tg蠢多了都不会抓鲁迅。
早就被红卫兵小将们批斗致死了吧 原因是：写的文章里竟然没有向伟大领袖致意 一定是把对党的刻骨仇恨埋藏在了心中……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过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情节：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列席。谈话之间，罗向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是1957年毛泽东第三次谈鲁迅，也是鲜有人知的一次。第一次是在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第二次是在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鲁迅19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再看看鲁迅自己的想法：鲁迅在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1936年4月间，鲁迅对从英国归来的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复述过一段与冯雪峰的对话。鲁迅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而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按：鲁迅曾因“左联”解散问题“得罪”了中共党内的周扬（宣传部长？）等领导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莫斯科邀请的盛情“得罪”了苏俄）。其实还有诸多这个假设的回答：？）年郭沫若对周作人提问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1955年隔岸观火的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一封信中说道：“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胡适又在给雷震的书信中也说：“鲁迅若不死，也会斩头的。”当然，这些结论的前提是49年之后鲁迅留在了大陆，这就产生了第二个假设：既然鲁迅本人都预测到了自己在四九之后的命运，那么，当他在1949抉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新的选择呢？以鲁迅为代表的这些知识分子，会不会选择离开大陆呢？参照人物是胡适。中共地下党劝胡适留下的时候，胡适曾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抉择，但从胡风在已经知道和共产党的文艺路线有分歧，甚至已经处于被批评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留下来，就不难猜出鲁迅的选择。
太祖曰，要么闭嘴要么进去
说点题外话，鲁迅只需要多活五年，就会见到他衷心热爱的日本全面侵华，也会见到他口诛笔伐的国民壮烈的卫国战争。也许，他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