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西方文明是什么中有哪些主要的进位制导致不同的文化差异是什么

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_百度知道
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
希望能详细一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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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跨文化管理亦日益成为中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探究导致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原因,有利于人们深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特征,从而更好地迎接世界性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性张扬;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等等。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种种差异,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的历史传统,应当说是其管理差异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  企业管理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季羡林语?。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充塞宇宙,推优惟愧,视之不可见,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那么东方思维则是“见林不见木”。也就是说,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t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付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的认识上。东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相分”。  在东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观念源于原始氏族时代,成熟于先秦。它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一致、和睦、协调的关系。此后,汉代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讲“人副天数”。建立起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图式,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如果说汉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建立了制约人们外在行为的规范的话,那么,宋代的“天人合一”则已经浸透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用来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被朱高尊为“宋德之首”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及道德伦理规范统统融合在一起,认为从天地万物的“立太极”到善恶五性的“立人极”,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后来的未赢对周的学说极尽发挥之能事,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整体观念成为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  与东方不同,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传说当时的哲学家泰勒斯因一边走路一边仰头观看星象,不慎跌落井中,引得一位姑娘嘲笑他,只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忘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从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起,才出现了以“人事”为主要对象的哲学,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惟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在中世纪,整个世界又被一分为二,出现了“上帝之城”?天国?与“世人之城”(人世)的长期对立,人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人性受到神性的压制。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曾告诫人们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会受到尊重,你若把自己看得很微小,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在这一时期,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  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同各自的俯乏碘何鄢蛊碉坍冬开历史传统亦紧密相联,而正是不同的历史传统,对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稍具管理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何一个组织,其功能的真正发挥都有赖于管理。因此,自从有了组织,便也就产生管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企业,远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重要组织,因此,最早运用管理理论和管理原则来发挥组织功能的并不是企业,而是其他比企业出现得更早的组织,早期组织中形成的管理思想和原则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企业管理。可以说,历史传统是决定企业管理面貌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西方,最早出现的重要组织是政府、教会、和军事机构,西方关于领导、指挥、协调、控制和职能等管理学方面的专业化概念,都是在这些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西方文化和“人与上帝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与西方不同,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然而,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野,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中国早期的哲人们,其思维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那么,秦朝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秦统一中国后,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社会长达2000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冰冷的理性不同,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温和的人情。因此,“以厂为家”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而在东方企业看来则是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差异,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  总之,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正是文化差异,带来了管理基因的特性差异,使不同的文化特质,成为不同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探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进而主动迎接日益到来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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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究导致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原因,有利于人们深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特征,从而更好地迎接世界性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性张扬;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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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差异,首先要说到共同点,我觉得共同点居多,毕竟商业的规则和人类的需求大同小异。如果说综合和分俯乏碘何鄢蛊碉坍冬开析的两种方法,我看更是都在全球智慧者管理者的使用中。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差异,所谓差异是理论上的臆造,所以我们应该多关注现实的微观的问题,然后寻求应对办法和最佳方案,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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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东西方文化主要的共性和差异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分别是东西方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和基督教中的新旧约圣经,在有关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性的问题上,既有广泛的共性,又有明显的差异。试看——
在有否神明主宰的问题上,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的本源和主宰,世界和人类都是由上帝创造和支配的。圣经《创世记》第1章第1节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第47篇第7节写道:“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写道:“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儒家同样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主宰一切的神明。《周易&系辞》在叙说了易卦的来历后,点明它的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诗经&皇矣》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意思是:伟大啊,上帝!君临天下,威名赫赫。《诗经&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意思是:上天生养众民,万物都有法则。“《尚书&汤诰》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意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下慈爱给人民。《尚书&太甲下》云:“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意思是:从前的贤王时时勉励自己敬修德行,以便能符合上帝的意志。《论语&颜渊篇》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死和生都由命运决定,富与贵都由上天安排。《论语&尧曰篇》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意思是:不知道天命的人,不能成为有德才的人。《孟子&尽心上》云:“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意思是:没有什么不是天命决定的,应当顺应和接受上天给予的正命。《孟子&万章上》云:“天无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意思是:天不说话,不过是用行动和事实来表明自己罢了。儒家典籍中的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同样认识到了宇宙中有着一种至高无上的主宰,其称谓虽有“天”、“神明”、“上帝”等之分,但所指的都是这一主宰。
在有关人生的主张上,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儒家主张仁爱。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就是“爱人”(爱别人)。这条主张也正是基督教的一条重要主张。在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中,基督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论语&雍也篇》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有仁德的人,自己希望树立的也希望别人树立,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达到。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则有类似的教诲:“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能做到“恭、宽、信、敏、惠”(恭敬、宽厚、信实、明智、使人得益)的人是仁的。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第22节则有类似的话:“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仁也。”意思是:对人有同情心,是仁的。圣经也提倡同情心。《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写道:“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在有关社会治理的理念上,东方文化固然重视秩序和法治,但何尝不重视民主和自由。根据四书五经等典籍的记载,我们中国的先贤们是极其重视民主和自由的。《尚书&五子之歌》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皇祖(大禹)有过训导,对人民应当亲近,而不可轻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据《礼记&礼运》记载,早在夏朝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民主思想来选拔部落酋长。在《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中,召公向周厉王讲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提醒他不要限制人民的言论,要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国家,君王比国家更次要。这种说法和西方文化中人权大于主权更大于君权的主张何其相似!西方文化固然强调民主和自由,但何尝不强调秩序和法治。在圣经中,上帝不仅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而且还派基督耶稣来向人们普及律法。在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7节中,基督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圣经《罗马书》第3章第31节写道:“我们因信(因为有了信仰—笔者注)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事实上,西方人不仅崇尚民主和自由,而且同样崇尚秩序和法治。
可见,东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人类共同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人类是必有共同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因为人都有人所共有的灵性和本性。正如西方人说“真理是永恒的”,也正如东方人说“日月昼夜奔驰而贞明万古不易”①,人类所处的时空环境尽管在不断变化,但真理像日月的光辉一样是永远不变的。尽管东西方之间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国情的不同,确实会在各自的文化上引起差异,但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国情的不同,并不是人性和人心的不同。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些差异是属于形式上的、非本质的差异;是对共同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表达。
当然,东西方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不是由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国情的不同所引起的,而是由它们对待神明的认知程度的不同所引起的。
基督教认为人必须信仰上帝,认为上帝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本保证。圣经《罗马书》第3章第28节写道:“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因信称义②是基督教的一条重要教义。这条教义指出:使人得以成就正义的,是因为人对上帝有着坚定的信仰。确实,在圣经中,有关敬爱上帝、爱人如己、公正公平、怜悯贫穷、尊重每一个人等重要思想以及善良、清心、谦虚、勤奋、坚贞、宽容、信实、乐观等美好的品性,都是上帝通过设立新约和旧约,约定人必须遵守的。所以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是使人能成就正义的上帝。这样,基督教确能凭借信仰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来增强人的品德,提高人的文明境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儒家虽然也认识到了宇宙中存在着主宰一切的神明,但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神明就是使人能成就正义的上帝。儒家典籍在有些地方虽然也称神明为上帝,但它对上帝的理解,远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的深刻、具体和彻底,只是属于笼统性的神明。《论语&述而篇》云:“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孔子不谈怪异、暴力、动乱、神明。《论语&先进篇》云:“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思是:孔子说:人也不能服侍好,怎么能服侍鬼神呢?可见,在孔子看来,神明的作用仅仅是能够决定人的生死贵贱,而与他所主张的仁爱是无关的。他根本没有像彼得、马太、约翰、保罗等基督教圣徒那样,能够认识到上帝对于正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论语&雍也篇》中,他主张对神明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根本没有像彼得、马太、约翰、保罗等基督教圣徒那样,能够认识到正义的成就和实现,需要人们不断地寻求和信仰上帝;而且对上帝越虔诚,正义的力量就越大。所以,儒家尽管是认识到神明的,但它对神明的认识远没有达到像基督教那样的深度和高度。它未能认识到神明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虽然竭力推行仁爱,但并没有真正找到推行仁爱的最大力量——信仰的力量。所以,它未能像基督教那样,能够有效地规范人们的品行,有力地促使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至于儒家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的说教,更使一些学者觉得,儒家提倡仁爱是假,维护君君臣臣的封建统治秩序是真;它不但不能促使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反而将阻碍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鲁迅等文化名人甚至把它批判为“吃人文化”。拙见以为,儒家之所以被认为提倡仁爱是假,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是真,是因为按照它的那一套,它所提倡的仁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最终的实际结果,只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这才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真正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是吗?东方国家的历史年代多于西方国家,但发展水平却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历史年代少于东方国家,但发展水平却高于东方国家。尽管会出现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变化,但就历史的、整体的情况而言,这种差异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东方文化的当务之急,是要及时接受和信仰上帝,以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灵魂。需要指出的是,东方文化走基督教之路,并不是背离自己,而是对自己的回归和提高。东方文化本来就和西方文化一样,是持有神论的文化;只是它未能认识到这一神明就是使人能成就正义的上帝,未能通过信仰上帝而获得足够的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所以东方文化把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基督教吸收进来,无疑是使自身获得了一个富有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灵魂。这既是东方文化的发展之路,也是东方国家的发展之路!
& & 注:① 此语出于《菜根潭》。
&&& ②
在基督教中,“因信称义”原是指人通过信靠上帝而被上帝称为义人。信靠上帝、被上帝称为义人的前提是:听从和遵行上帝的教导。上帝教导的主旨是:忠于信仰、坚持真理、实行正义,等等。所以,被上帝称为义人是因信称义在灵性历炼中的必然结果;正义的实行和成就,则是因信称义在社会实践中的必然结果。
③《论语&泰伯篇》。意思是:对于老百姓,可以使他们在指定的道路上走,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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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在道德观念上面的差异是什么?
09-01-02 & 发布
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人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象‘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4]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5]/p& 因此,对于对形成的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加于夸大,也不能过于缩小,既不能过于强调,也不能随意忽视,而应该客观、公正。正如罗素所说的“目前的科学不能完整地说明国民性问题。气候和经济环境虽说明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6] 二 .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发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空论玄谈盛行,科学衰微和商业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之所在。科学技术被视为淫技奇巧,商人被贬为四民之末,从而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尽管发达却难于付诸施用,商业发展缓慢,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 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功利主义对于催生后世资本主义萌芽取着催化剂地作用,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变得非常地残酷和血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在西方历史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不衰,构成了西方主流价值取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社会亘古不变的信条。在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利益观念的驱动下,科学与技术在西方尤为受到重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西方非常发达。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求新奇、好创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科学观念和技术意识深入人心,成为构成人格的重要因素。这也导致西方社会重理性而轻情感,长于说理而短于谈情,善于逻辑思维而疏于直观感受。 三 .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8]。“一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9]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对于自然,由于“天道远,人道迩”[10],过于执迷于对虚幻天道的探求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徒劳的。我们只须向内心诉求,人心中就蕴涵着自然的普遍法则,尽心就能知性,知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11]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轻天道,重道德而轻知识。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鲜有抗争意识和反叛勇气。“中国人普遍信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从而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普遍认为:1990年的中国和孔子时代的中国别无二致。”“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12] 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窥出“和谐来自斗争”[13],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尽管到苏格拉底那里,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但西方文化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西方商业社会海上航运的冒险生涯,以及在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把握的自然规律使西方人时刻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人们正是在对诡异的自然现象的惊异和困惑中开始哲学探索的。古希腊的哲学从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把自然作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西方更为崇尚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重视私有财产的获取和保护,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人道法天,以人道应天道,以天道设人道, 以德配天,天人合德,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 重人事而轻天道、轻实证而重玄想,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人文科学异常繁荣。“如果按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的不发达也应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14]西方文化由于倡导天人相分,人定胜天,不仅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而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故而中国有的是“小心求证”的陈景润,而西方有的是“大胆假设”的歌德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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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歌颂勤俭,鼓励劳动,踏实工作方面,中外谚语表现出的道德规范是一样的。 “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和英语中的A lazy youth, a lousy age.(少年懒惰,晚年糟糕)相对应。“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和英语中的A useful trade is a mine of gold.(有用的手艺是一座金矿)呼应。 英语谚语中表示节俭的,有Labour overcomes all things.(勤劳压倒一切。)Thrift is philosopher's stone.(节俭是点金石。)Frugality is the mother of liberality.(节俭是慷慨之母。)等等。而在汉语中表示节俭的成语谚语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举例。 2.汉英谚语中对于表示谦虚,自知之明,诚实,名誉,知足等最基本道德品行方面的谚语其观点大多一致。 ·例 如,与“谦受益,满招损”对应的英文中有“Humility often gains more than pride.”。与“人贵自知之明”相对应的有“He is not wise that is not wise for himself.(不自知者是不智的)”。另外汉语中有不少谚语对妄想在行家门前班门弄斧的人加以讽刺的,如“孔子面前读经书”,“关公面前耍大刀”,英语中也有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决不要想教鱼如何游泳)。 ·中 英谚语对于名誉的重要性都各自珍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折骨头,不愿败名声”。Take away my good name and take away my life.(取我好名声等于取我生命--有点侠客剑士“剑在人在,剑毁人亡”的意味)。·Faith moves a mountain.(忠诚移山)和The cross on the breast and the devil in the heart.(十字架挂胸前,魔鬼在心中)是分别表示诚实意思的褒贬两种谚语。汉语里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和“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与之对应。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西方谚语中的诚实是对主(“十字架”)的忠诚,而汉语中则提倡的是“仁义道德”。这也算是宗教和儒对西方和东方文化影响的印记。留心的话,在后面许多方面谚语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或多或少这样的痕迹。 3.在表述友谊,友情方面的谚语中,东西方的差异开始明显化。 汉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交一个朋友千难万易,得罪一个朋友三言两语”和英语中的A friend is not so soon gotten as lost.(交一个朋友没有失掉那么快)意思相同;“朋友易得,知己难求”就是A faithful friend is hard to find.最好的翻译。 ·汉 语中,朋友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感情色彩(褒义),而在英语中似乎还有消极的意思,和许多用来形容朋友的消极的谚语。他们一边说着A man without a friend is only half a man.(没有朋友的人只算半个人),Friendships multiply joys and divide griefs.(友谊增添欢乐减轻痛苦)。是朋友和个人利益冲突时,又有了新的说法。Love your friend, but look after yourself.(爱朋友,但要照顾自己)Friends are thieves of time.(朋友是偷实践的贼)。 不 难看出,从正反两种角度来看待朋友的利弊,有着辩证的味道。在西方的道德体系中,个人、自我永远是第一位的。西方友情观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友情是互惠互利的代名词,蒙着一层厚厚的功利注意色彩。He that has a full purse never wants a friend.(钱包丰厚的人从来不需要朋友),Hungerknows no friend.(饥饿不识朋友,即人在饥饿时就顾不到朋友),不仅如此,西方还讲究朋友落难时,千万不要伸出援手,以免殃及自身利益,如:Never catch at a falling knife or a falling friend.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学说中,自身利益与国家、集体、家庭、朋友的利益比起来是小利益,这种文化氛围中,友情重于个人利益是公认的道德观。君子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可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是西方思维无法理解的原因吧。 西 方的友情观和东方推崇的“士”和“君子”的友情观完全相悖(“士”和“君子”本身也是儒的产物)。个人猜想会不会和中国自古有“连坐”一说有关--亲朋关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呵呵,瞎猜。 插 句题外话,一著名美国影评人,将一个“第一次被重视、被当做人看待的”杀手转而为救人牺牲性命(典型的士为知己者死)看成是影片剧情的漏洞(曰:情感转变突然),就是出于他不理解东方的文化吧。自诩看过200~300部中国电影就可以对中国电影妄加评论指手划脚了?(呵呵,一肚子气,敬请留意近期推出《为香港电影鸣不平--观香港电影的秘密》) 4.关于帮助和救济的看法,东西文化的根基决定必然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 中 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讲究“礼、义、仁、至、信”。仁,就是要慈悲为怀,乐善好施;义,要仗义疏财,助人为乐。所以产生了“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互助互助,穷能变富”等无偿奉献的谚语。 ·还 有一种是临时借用,以解一时之须的情况,在汉语谚语中更是不求感激。虽然这一借一还的简单行为,其实安暗藏许多玄机。英文的谚语中就把这“玄机”公诸于世,毫不避讳。如借出者的担心,He that has but one eye must be afraid to lose it.(只有一只眼的人当然怕失去它,隐义为 不借理所当然。)害怕借入者不能如约归还,Lend your horse for a long journey, you may have him returned with his skin.(借马给人去远行,可能还你一张皮)。甚至因为借贷过程产生的矛盾都有预料。Lend your money,and lise your friend.(借出你的钱,失去你的朋友)。还有些谚语直截了当劝人不要借钱和物给他人。Lend and lose, so play fools.(借出等于失去,所以装傻吧)。 当然,英语谚语中也不乏鄙视借债者的说法,He that borrows must pay with shame and loss.(借债的人必然要用耻辱或是损失偿还)。 其 实在中国,借还过程中上述英语谚语中的问题也存在。只是中国的仁义教育中“黄金不为贵,仁义值千斤”直白的表达出借出者担忧是“不仁”(其实感觉应该是不信)之举,但借出者的担忧和常常遭受的损失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中国的谚语从借入者的角度强调“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甚至有些谚语还劝人还债要连本带利,如:“借人家一只鹅,还人家一峰驼”。个人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义”字当先,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就算出借时也有担心、犹豫,可深入骨髓的传统精神和道德标准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东 西相较,说不上孰优孰劣,不过现代人的实际行为中传统的已所剩不多,更西化,被同化了。不论是否进步,至少说明,古代的信任体系比当代更有说服力。 5.金钱问题的纠缠,中国不愿看到的另一个原因是怕扯皮,拉不下脸。这就到了面子问题。 这 个面子和上面讲到的名誉其实相似。名誉常常与道德连在一起,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会有好名声,通常也会有好面子。只是不尽然。中国讲的“面子”有受人尊重的意思,衣冠不整,行为不当等小节不影响名誉,可还是会失去面子。 ·相 关的谚语有褒有贬。“人怕不要脸,树怕剥掉皮”,“人不要脸,鬼都害怕”还有“死要面子活受罪”是说“打肿脸充胖子”型的。 ·对于可能影响到面子的流言蜚语,国人害怕的心态也可以从谚语中见一斑。“谣言可以杀人”“棍棒伤皮肉,恶语伤人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阮玲玉也以死回应“人言可畏”。 ·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念认为,名誉很重要,人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但只要自己不危害社会和他人,不违犯法律,他人如何评价自己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在英语的谚语中,同样的“棍棒”杀伤力骤减。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but words will never hurt me.(棍棒石头可能打断我的骨头,但话语决不会伤害我),其实说白了就是难听的话不回伤筋动骨Hard words break no bones. ·比 较来看,中国人要面子,而且很在乎周围人的评价,追其根源可能因为“儒”的影响下,人和环境社会是一体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得到的评估(好与坏)才是判断名誉面子的标准。同样,对于西方谚语中不在乎他人看法、社会评价的特点,不难看出个人主义、个人至上的影子。 ·另 外,在中国,社会舆论和评价有时还是一道捍卫道德的无形的墙,对违犯道德的坏人坏事起着抑制,警惕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眼睛里揉不得沙子”都是“人言”正面作用的例证。 西 方文化中,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人都有罪。一个人想要抨击别人的罪,首先要想到自己也有罪。“不要评断别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体现在谚语中,Physician, heal thyself.(医生,先治治你自己)。而且,英语文化中把搬弄是非的人看得比贼还坏。A tattler is worse than a thief.对你说是非的人也会说你的是非。Who chatters to you, will chatter of you. 其 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不说是非”,不只是虔诚于上帝,更多的是出于尊重隐私。在西方,隐私是凌驾于道德之上的,个人隐私神圣不可侵犯。(注意,还是强调“个人”隐私)。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规矩的、有道德的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明人不做暗事”。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是无需隐瞒也瞒不住的“肚里没邪事,不怕冷风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总 体上来说,中国和西方谚语在传统道德观念上存在的同异有以下几点: 1. 表达传统道德的基础(真善美)的谚语基本相同,这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道德标准; 2. 中国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汉语谚语中体现出来的传统道德观念上留下烙印;而西方谚语同样无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宗教(如基督教)的影响,例如在表示忠诚的谚语中The cross on the breast and the devil in the heart.(十字架挂胸前,魔鬼在心中),十字架代表主,忠诚的对象也指向了“上帝”。 3. 汉语的谚语中体现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以此潜意识的规范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西方的传统道德无法避及的受到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冲击。在谚语中体现出来的是,自己最重要,不要帮助别人和朋友,以免祸及自身。这种自私自利的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所不耻的。 4. 很重要的一点,汉语谚语表现出来的人是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环境中于朋友,亲人,周围邻人甚至帮助和需要帮助的人都产生关系,一荣俱荣,他们也受到环境的制约,如社会舆论,社会人的看法,议论,甚至流言蜚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维护名誉和面子都必须“君子坦荡荡”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私密。相对来看,西方谚语中的人是个人的人,是英雄的人,是隐私的人。他们不屑向周围的别人求救(如借钱),也不愿意帮助别人或借出钱物给别人,他们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只要遵循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西方谚语中的名誉和道德有关,可面子似乎就和道德无关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个人隐私,即隐私至上。 5. 不过,这样不难发现,中国人活得有价值(在集体中体现价值),但也活得累,生活在无数双眼睛里,无数张嘴下。西方名言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或许有时不必太拘于所有细节反而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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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歌颂勤俭,鼓励劳动,踏实工作方面,中外谚语表现出的道德规范是一样的。 “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和英语中的A lazy youth, a lousy age.(少年懒惰,晚年糟糕)相对应。“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和英语中的A useful trade is a mine of gold.(有用的手艺是一座金矿)呼应。 英语谚语中表示节俭的,有Labour overcomes all things.(勤劳压倒一切。)Thrift is philosopher's stone.(节俭是点金石。)Frugality is the mother of liberality.(节俭是慷慨之母。)等等。而在汉语中表示节俭的成语谚语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举例。 2.汉英谚语中对于表示谦虚,自知之明,诚实,名誉,知足等最基本道德品行方面的谚语其观点大多一致。 ·例 如,与“谦受益,满招损”对应的英文中有“Humility often gains more than pride.”。与“人贵自知之明”相对应的有“He is not wise that is not wise for himself.(不自知者是不智的)”。另外汉语中有不少谚语对妄想在行家门前班门弄斧的人加以讽刺的,如“孔子面前读经书”,“关公面前耍大刀”,英语中也有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决不要想教鱼如何游泳)。 ·中 英谚语对于名誉的重要性都各自珍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折骨头,不愿败名声”。Take away my good name and take away my life.(取我好名声等于取我生命--有点侠客剑士“剑在人在,剑毁人亡”的意味)。·Faith moves a mountain.(忠诚移山)和The cross on the breast and the devil in the heart.(十字架挂胸前,魔鬼在心中)是分别表示诚实意思的褒贬两种谚语。汉语里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和“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与之对应。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西方谚语中的诚实是对主(“十字架”)的忠诚,而汉语中则提倡的是“仁义道德”。这也算是宗教和儒对西方和东方文化影响的印记。留心的话,在后面许多方面谚语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或多或少这样的痕迹。 3.在表述友谊,友情方面的谚语中,东西方的差异开始明显化。 汉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交一个朋友千难万易,得罪一个朋友三言两语”和英语中的A friend is not so soon gotten as lost.(交一个朋友没有失掉那么快)意思相同;“朋友易得,知己难求”就是A faithful friend is hard to find.最好的翻译。 ·汉 语中,朋友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感情色彩(褒义),而在英语中似乎还有消极的意思,和许多用来形容朋友的消极的谚语。他们一边说着A man without a friend is only half a man.(没有朋友的人只算半个人),Friendships multiply joys and divide griefs.(友谊增添欢乐减轻痛苦)。是朋友和个人利益冲突时,又有了新的说法。Love your friend, but look after yourself.(爱朋友,但要照顾自己)Friends are thieves of time.(朋友是偷实践的贼)。 不 难看出,从正反两种角度来看待朋友的利弊,有着辩证的味道。在西方的道德体系中,个人、自我永远是第一位的。西方友情观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友情是互惠互利的代名词,蒙着一层厚厚的功利注意色彩。He that has a full purse never wants a friend.(钱包丰厚的人从来不需要朋友),Hungerknows no friend.(饥饿不识朋友,即人在饥饿时就顾不到朋友),不仅如此,西方还讲究朋友落难时,千万不要伸出援手,以免殃及自身利益,如:Never catch at a falling knife or a falling friend.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学说中,自身利益与国家、集体、家庭、朋友的利益比起来是小利益,这种文化氛围中,友情重于个人利益是公认的道德观。君子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可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是西方思维无法理解的原因吧。 西 方的友情观和东方推崇的“士”和“君子”的友情观完全相悖(“士”和“君子”本身也是儒的产物)。个人猜想会不会和中国自古有“连坐”一说有关--亲朋关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呵呵,瞎猜。 插 句题外话,一著名美国影评人,将一个“第一次被重视、被当做人看待的”杀手转而为救人牺牲性命(典型的士为知己者死)看成是影片剧情的漏洞(曰:情感转变突然),就是出于他不理解东方的文化吧。自诩看过200~300部中国电影就可以对中国电影妄加评论指手划脚了?(呵呵,一肚子气,敬请留意近期推出《为香港电影鸣不平--观香港电影的秘密》) 4.关于帮助和救济的看法,东西文化的根基决定必然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 中 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讲究“礼、义、仁、至、信”。仁,就是要慈悲为怀,乐善好施;义,要仗义疏财,助人为乐。所以产生了“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互助互助,穷能变富”等无偿奉献的谚语。 ·还 有一种是临时借用,以解一时之须的情况,在汉语谚语中更是不求感激。虽然这一借一还的简单行为,其实安暗藏许多玄机。英文的谚语中就把这“玄机”公诸于世,毫不避讳。如借出者的担心,He that has but one eye must be afraid to lose it.(只有一只眼的人当然怕失去它,隐义为 不借理所当然。)害怕借入者不能如约归还,Lend your horse for a long journey, you may have him returned with his skin.(借马给人去远行,可能还你一张皮)。甚至因为借贷过程产生的矛盾都有预料。Lend your money,and lise your friend.(借出你的钱,失去你的朋友)。还有些谚语直截了当劝人不要借钱和物给他人。Lend and lose, so play fools.(借出等于失去,所以装傻吧)。 当然,英语谚语中也不乏鄙视借债者的说法,He that borrows must pay with shame and loss.(借债的人必然要用耻辱或是损失偿还)。 其 实在中国,借还过程中上述英语谚语中的问题也存在。只是中国的仁义教育中“黄金不为贵,仁义值千斤”直白的表达出借出者担忧是“不仁”(其实感觉应该是不信)之举,但借出者的担忧和常常遭受的损失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中国的谚语从借入者的角度强调“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甚至有些谚语还劝人还债要连本带利,如:“借人家一只鹅,还人家一峰驼”。个人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义”字当先,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就算出借时也有担心、犹豫,可深入骨髓的传统精神和道德标准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东 西相较,说不上孰优孰劣,不过现代人的实际行为中传统的已所剩不多,更西化,被同化了。不论是否进步,至少说明,古代的信任体系比当代更有说服力。 5.金钱问题的纠缠,中国不愿看到的另一个原因是怕扯皮,拉不下脸。这就到了面子问题。 这 个面子和上面讲到的名誉其实相似。名誉常常与道德连在一起,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会有好名声,通常也会有好面子。只是不尽然。中国讲的“面子”有受人尊重的意思,衣冠不整,行为不当等小节不影响名誉,可还是会失去面子。 ·相 关的谚语有褒有贬。“人怕不要脸,树怕剥掉皮”,“人不要脸,鬼都害怕”还有“死要面子活受罪”是说“打肿脸充胖子”型的。 ·对于可能影响到面子的流言蜚语,国人害怕的心态也可以从谚语中见一斑。“谣言可以杀人”“棍棒伤皮肉,恶语伤人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阮玲玉也以死回应“人言可畏”。 ·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念认为,名誉很重要,人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但只要自己不危害社会和他人,不违犯法律,他人如何评价自己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在英语的谚语中,同样的“棍棒”杀伤力骤减。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but words will never hurt me.(棍棒石头可能打断我的骨头,但话语决不会伤害我),其实说白了就是难听的话不回伤筋动骨Hard words break no bones. ·比 较来看,中国人要面子,而且很在乎周围人的评价,追其根源可能因为“儒”的影响下,人和环境社会是一体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得到的评估(好与坏)才是判断名誉面子的标准。同样,对于西方谚语中不在乎他人看法、社会评价的特点,不难看出个人主义、个人至上的影子。 ·另 外,在中国,社会舆论和评价有时还是一道捍卫道德的无形的墙,对违犯道德的坏人坏事起着抑制,警惕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眼睛里揉不得沙子”都是“人言”正面作用的例证。 西 方文化中,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人都有罪。一个人想要抨击别人的罪,首先要想到自己也有罪。“不要评断别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体现在谚语中,Physician, heal thyself.(医生,先治治你自己)。而且,英语文化中把搬弄是非的人看得比贼还坏。A tattler is worse than a thief.对你说是非的人也会说你的是非。Who chatters to you, will chatter of you. 其 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不说是非”,不只是虔诚于上帝,更多的是出于尊重隐私。在西方,隐私是凌驾于道德之上的,个人隐私神圣不可侵犯。(注意,还是强调“个人”隐私)。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规矩的、有道德的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明人不做暗事”。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是无需隐瞒也瞒不住的“肚里没邪事,不怕冷风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总 体上来说,中国和西方谚语在传统道德观念上存在的同异有以下几点: 1. 表达传统道德的基础(真善美)的谚语基本相同,这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道德标准; 2. 中国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汉语谚语中体现出来的传统道德观念上留下烙印;而西方谚语同样无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宗教(如基督教)的影响,例如在表示忠诚的谚语中The cross on the breast and the devil in the heart.(十字架挂胸前,魔鬼在心中),十字架代表主,忠诚的对象也指向了“上帝”。 3. 汉语的谚语中体现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以此潜意识的规范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西方的传统道德无法避及的受到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冲击。在谚语中体现出来的是,自己最重要,不要帮助别人和朋友,以免祸及自身。这种自私自利的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所不耻的。 4. 很重要的一点,汉语谚语表现出来的人是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环境中于朋友,亲人,周围邻人甚至帮助和需要帮助的人都产生关系,一荣俱荣,他们也受到环境的制约,如社会舆论,社会人的看法,议论,甚至流言蜚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维护名誉和面子都必须“君子坦荡荡”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私密。相对来看,西方谚语中的人是个人的人,是英雄的人,是隐私的人。他们不屑向周围的别人求救(如借钱),也不愿意帮助别人或借出钱物给别人,他们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只要遵循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西方谚语中的名誉和道德有关,可面子似乎就和道德无关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个人隐私,即隐私至上。 5. 不过,这样不难发现,中国人活得有价值(在集体中体现价值),但也活得累,生活在无数双眼睛里,无数张嘴下。西方名言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或许有时不必太拘于所有细节反而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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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诸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 &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 &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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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尤其需要给予充分肯定,要努力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借鉴传统的智慧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深厚的理论依托。       第一,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国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少了1/3,加上原来天然不可居住的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仅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则是它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资源国内将仅剩6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中国的资源危机、生态失衡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对复兴中华民族与发展社会主义构成严重威胁。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等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恰恰可以为化解中国的生态危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工业文明道路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二,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王道仁政的政治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根本主张,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王道仁政的政治和谐思想,其核心是以德治国和以民为本。它提醒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文明建设和道德文明建设内在统一起来;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上就是要以民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       第三,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贫富均衡的经济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极大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高达0.45,突破了国际公认的红色警戒线,表明中国的两极分化与贫富不均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贫富均衡的经济和谐思想提醒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把解决社会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加大解决个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力度,保护高收入阶层,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高低收入阶层,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同时,要提倡艰苦奋斗和厉行节约,鼓励先富帮后富,化解由于贫富不均而造成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对抗。       第四,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统多元的文化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大革命”打击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热情;“苏东剧变”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真诚;改革开放以来的实用主义倾向则导致了理想信仰的多元化、歧异化和分散化,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碰撞跌荡、泛滥行事。一统多元的文化和谐思想,提醒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要促进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多元性与宽容性,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活力,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第五,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风俗敦睦的社会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中国目前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礼仪缺失、诚信不足、人际疏离等现象日渐突出,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大有市场,人的原子化、封闭化以及个人主义倾向严重。风俗敦睦的社会和谐思想提醒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当务之急是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升公民的礼仪规范和文明水准,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六,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太平的世界和谐思想,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笼罩在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阴影之下,特别是美欧一些大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重点,“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贡献论”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天下太平的世界和谐思想告诉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合作。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在对外关系中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打开广阔的理论空间和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必要也必然会内在地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洪流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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