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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我对老弄堂一样，浓得来不得了(组图)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匿名 阅读：433次
1965年，郑文和朱秀玉杭州新婚旅行留影。/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郑文和朱秀玉的结婚证郑文给秀玉写信时精心挑选、附上的歌片1962年，两人在人民大道的合影。　　1987年，两人在北京旅行时合影。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这些天应女儿的要求写回忆录，触动了旧情，郑文看看身边的秀玉，动情地说：“嗳，阿拉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我对弄堂一样，浓得来不得了。阿拉从小就一直在一道。这一路上走来不容易，的确不容易。”
1965年10月，郑文和秀玉领了结婚证书，在弄堂里摆了两桌喜酒，欢欢喜喜把人生大事给办了。转眼间，整整半个世纪就这么过去了。如今，两人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老两口现在的生活平静而安逸。
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是秀玉在忙。“屋里厢都是靠她，家务都是她来弄。她对我是相当好的。”郑文毫不吝啬对妻子的赞美。
秀玉也深知丈夫对她的体恤：“阿拉两个出去，篮头、袋袋，都是他拎，不会让我拎的，已经习惯了。我到对面去买小菜，推部车子（指手推车）回来。电梯上来，他一听到声音，马上就到门口，帮我把车子从电梯里拎出来了。”
每次秀玉去大卖场买东西，郑文都要关照：“有事体打电话给我噢！”“他平常手机不大用的。我一出去，他就把手机先早早开好了。”秀玉说，“这里大卖场有车子接送的，一个钟头一班。看看辰光已经过脱了，哪能还不回来啦？他要打电话来了。”
“拎不动，侬打电话。不要不打。”郑文总是这么叮嘱。“晓得了，晓得了。”秀玉总是这么回答。“我想，何必要他跑一趟呢？我不打呃！就是拎不动，自己也要慢腾腾地拎回来。”她说。
小区里有跳广场舞。“阿拉阿妹都在外头跳，问我：阿姐，侬哪能不去啦？晓得我小辰光欢喜唱歌、跳舞。我讲：我现在不欢喜。”秀玉说。实际上她心里想的是：“我出去跳，他（指郑文）就一个人在屋里唻。不好让他孤单，所以我不参加。要锻炼，就在屋里厢跳跳操。”
秀玉说：“阿拉几个子女是老孝顺的，但是忙来兮的。所以阿拉两个相互照顾，老要紧的。”郑文说：“阿拉两个人，反正她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她。亲眷朋友也晓得，聚会辰光两只位子始终帮阿拉摆在一道。”
平常老两口早晨6点就起床了。等吃完早饭，秀玉忙着收拾房间、出门买小菜的时候，郑文便进书房读书、看报。不过最近，他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至于他在忙活些什么，那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去年10月，在美国工作的小女儿回来探亲。返美那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为她践行。餐桌上，女儿提出，希望爸爸能写一本回忆录，好让小辈看看，他们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
“女儿讲：阿拉这一代，只晓得爸爸妈妈感情一直老好，但是详细情况一点不晓得。到了阿拉小孩这一代，生活在国外，更加不了解了。要是爸爸能够写下来，至少让阿拉后代晓得根在啥地方。”郑文说。
一开始，郑文觉得为难，“一点不想写”。没想到女儿回美国后，又打电话来重提这个要求。秀玉也在旁边“吹风”：“侬尽量写写嘛，可以写得出的。”
郑文反复考虑：“阿拉这个小女儿，对我们非常好。从来不提要求，有啥事体总归先考虑阿拉。难得提出这一次，假如我再拒绝，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既然女儿提出来了，秀玉也一直鼓励，郑文决定动笔了。近来埋头在电脑前，就是在字斟句酌地撰写这份回忆录。好在青少年时期的几本日记还保留在身边，他一边翻看自己几十年前写下的文字，一边回想。只见日，当时只有24岁的自己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自从秀玉16日来沪后，几乎天天陪她外出游玩。除了逛马路，还去了长风公园、人民大道、外滩、南京路、曹杨新村。我俩之间的话儿似乎永远说不完。前夜和昨夜，回家都已是凌晨1时了。秀玉在跟同学开玩笑时说，待年老时，要写一‘爱情记’呢！”原来年轻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打算，“辰光长了，有些事体我自己都要忘记脱了”。
看老伴每天把心思扑在写回忆录上，秀玉也不打扰，只是默默地把家务都打理好。这些天，初稿基本上完成了，郑文邀她来看，她才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读下来。
“他上头写，帮我买过一只上海牌手表。我讲：我哪能没这个印象的啦？侬帮我买过啊？他讲：我日记上写了，赖不脱呃。”老两口开起了玩笑。
看到老伴写两人的恋爱史，秀玉说：“侬现在一写，相当于阿拉两个人又开始谈恋爱了啰？”老伴当年的日记，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说：“最欢喜看讲阿拉年轻辰光那些（章节）。”郑文也说：“味道最好的辰光，就是阿拉谈婚论嫁的辰光。当时想来想去，我宁可选远点的，还是秀玉好。”
只是当年他们并不曾想到，日后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这条路竟走得如此艰难。
婚后，他们按照国家规定，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为期30天。郑文还记得，1967年那年，夫妻俩商量好，由他赴大西北探亲。考虑到上海人吃惯了大米饭，秀玉在那边吃面食，米饭极少能吃到，所以尽管途中还要转车，他还是决心要尽可能地给妻子多带些大米。“我用扁担挑了百来斤大米去上海北火车站，没想到进站时竟然把扁担也挑断了。只好匆忙间又想办法换了一根。”
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沿途乱哄哄的。中途转车时，郑文正好碰上了两派发生武斗，每个人手持木棒等器械，在火车站蹿来蹿去。“我手里拿着行李，肩上挑着沉重的米担，心惊肉跳地东躲西藏，总算是虚惊一场。好不容易到达终点，一下火车就看到秀玉已在空旷的站台上等候了，这才放下了心。”
每年就这样相聚一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但要想夫妻团圆，又谈何容易。“早在婚前谈婚论嫁时，我们就已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切身的体会还没那么深。”郑文说，“上海这个特大城市一直是能出不能进的。想到当年秀玉是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报名支边，才将户口迁出上海的。如今夫妻分隔两地困难重重，却无人理睬，心里真不是滋味。”
正当夫妻俩彷徨无计的时候，刚好遇上了一波重大经济建设运动。当时，中央针对国际环境，做出了“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决策。所谓“三线”，是从地理上划分的。沿海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是二线，西部纵深地带是三线。国家从各个大企业抽调了一些精兵强将，着手建设三线企业。
因为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郑文所在的单位，也在内迁贵州、组建对口工厂之列。他把这看作是一次好机会：“我心想，这是出自党中央的决策，来头大，牌子硬，遇事都是一路开绿灯。如果我支内，秀玉作为家属，调动工作的事情肯定就迎刃而解了。”
当时贵州号称“天无三日睛、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所以，厂里在支内动员时困难重重。郑文作为技术骨干，主动提出支内，“支内办”自然是求之不得。厂里虽然舍不得，也只能放行。
秀玉调动工作的事情确实迎刃而解了，但在奔向贵州以期夫妻团圆的同时，郑文的生活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此不再是只顾埋头学习的书生了”。
初到贵州，工厂仍在筹建阶段，运送设备的车皮陆续不断到达。由于人手少，像郑文这样的技术人员也要和其他同事一起，没日没夜地来往火车站，人拉肩扛、手传手地充当小工。
生活上食品奇缺，粮、油、肉定量很低，一日三餐很少能见到一个荤菜。“有一次为了填饱肚子，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花了两元多钱，托人到遵义买了一颗大白菜回家，想充当口粮。”郑文在回忆录里写道，“不想大白菜一烧水汪汪的，吃下去肚子仍旧空荡荡的，于是反又惋惜起买菜花去的那些钱。记得为了这件事，秀玉还跟我发生了小小的口角。”
面对日常的柴米油盐，夫妻间难免有些小口角。不过秀玉说，类似“我是为了侬才调过来的”这样埋怨的话，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过。“心里晓得，这种话不好说的。”
随着儿女们一个个呱呱坠地，郑文这个做爸爸的开始想法设法改善家里的伙食。“那时，职工们陆陆续续在屋前房后开荒种地。我也豪不示弱，开垦了一小块菜园地。每天上班前、下班后，不时地除草、浇水、施肥，辛勤务农。看着蔬菜一天天长大，心想这样一来，买菜钱就省下来了，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正当准备隔天要收割时，第二天早上只见菜地已是光秃秃一片狼藉，原来被人抢先偷割了。这事让人气恼了好几天，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不花钱能吃到荤腥，郑文也想了很多办法。“为了吃到天上飞的鸟，我买了支汽枪到农家周围打猎，不时可打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飞禽。又买小鸡来养，经过训练调养，长大的鸡白天外出寻食，傍晚又能上楼梯，自行进入四楼的鸡窝。日里工作之余，到水田里摸田螺和河蚌；深夜去田沟河边钳捉黄鳝；　又学了钓鱼，休息天就跑到深山荒野的小河边去。”
“有时，干脆直接‘拷浜’。所谓‘拷浜’，就是把一段小沟、小浜用泥做堤堵死，把里面的水向外舀干，使得沟浜里的鱼曝露无遗，再一网打尽。记得有一次去深山忙活了大半天，收获极微。晚上因疲劳过度，骑自行车中班下班回家路上，竟然狠狠地摔了一跤，至今脸上还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疤痕。”
昔日大城市里的书生，为了能让家里吃得稍好一些，把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现在回想起来，郑文还不禁摇摇头：“年轻辰光我卖相多好啦？到贵州以后，拍过一张照片，完全不一样了。头发就像山区的村野匹夫一样。哎，侬看看我照片就晓得了。”
当初为了家庭团圆，夫妻俩调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但是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转眼人到中老年，郑文愈发想念故乡：“上海的味道，也不晓得是啥味道。讲不出、道不明……就是想上海。”况且，儿女们也长大了。“我们在外头待了几十年，考虑到小孩，最好让伊拉也能回到上海来。”
回家的路并不平坦。郑文说，那时要调回上海市区，几乎绝无可能。要调回郊县，尚有少许希望。这个时候，小家庭的命运又和时代的浪潮联系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郊县大力发展工业，但又面临人才紧缺的壁垒。所以急需引进科技人才。郑文在内弟的引荐下，到上海郊县的一个农场毛遂自荐。经过一番试用，1990年，他终于作为科技引进人才调回上海，举家回到了故乡。“走的辰光，贵州的厂领导对我讲，侬到农场去做啥啦？阿拉是中央大部的重点单位。如果侬到那里不如意，可以随时返回原单位，阿拉欢迎侬回来。”郑文回忆说，“但是阿拉就是想回上海。即使是农场，也是上海呀。”
就像初到贵州一样，年过半百的郑文夫妇回到上海，一切又重新开始。刚开始生活非常简单，家里除了两张小矮凳子外，唯一的家具就是从十六铺买来的一张活动小折叠桌。夏天，他们露天搭起那张小桌，摆上刚刚烧好的清蒸小鱼蟹和一小碟酱油，一边尝鲜，一边挥扇驱赶不时飞近的苍蝇。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秀玉说：“条件是艰苦点，但是终于回到上海来了。那只折叠桌现在还在，想留作纪念，舍不得掼脱。”
退休后，夫妇俩回到了市区。回想起一家人这些年来的辗转折腾，郑文有些激动：“回是回来了，但是想起这过程总是……当初迁只户口几分钟，没想到回来噶困难。（家庭团聚）这条路兜了几十年，真辛苦。”秀玉在一旁劝慰：“好了好了。侬今朝是言话讲得最多、最激动的辰光。跟小孩也从来没噶许多言话，侬本来是话不多的呀。”
儿女们孝顺，常带老两口到处旅游。小女儿曾接他们去美国小住。“讲好住6个月，只住了3个多月，阿拉讲：阿拉好回去了（口+伐）？待在那里有点寞寂。”秀玉说，“美国人素质蛮好，门口经过、迎面走过来，都会打个招呼。阿拉也招招手：‘Morning！’　但是其他言话讲不来。”让老两口得意的是，外孙女的上海话倒是讲得顶呱呱，比生在上海的小囡讲得还好。女儿女婿在家里坚持跟孩子讲上海话，就像他们在贵州时乡音难改一样。
在美国的时候，老两口又种上菜了。“花园里种了块自留地。黄瓜一只只都长得老大，南瓜也长得好，吃都吃不掉。”秀玉笑着说，“有次女儿请了四十多个朋友来聚餐。跟伊拉介绍，这是阿拉爸爸妈妈种的。阿拉都用淘米水浇，不打农药的。等到阿拉回来两个月，女儿打电话来：妈妈，蔬菜都没了。—他们种不来呀！”
今年是夫妇俩“金婚”，子女们又在筹备年底带他们去国外旅游了。但跑来跑去，老两口还是最喜欢待在上海。“上海的味道最好。”郑文说，“奔波了大半辈子，阿拉还是最欢喜待在上海家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均为化名）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我开始惦念起秀玉来了
02:57:33 &&来源：新闻晨报
　　1965年10月，郑文和朱秀玉领了结婚证书，郑文的大姐把自家二楼亭子间借给他们作新房。当晚在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弄堂里摆了几桌喜酒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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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我对老弄堂一样，浓得来不得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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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郑文和朱秀玉杭州新婚旅行留影。/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郑文和朱秀玉的结婚证郑文给秀玉写信时精心挑选、附上的歌片1962年，两人在人民大道的合影。　　1987年，两人在北京旅行时合影。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这些天应女儿的要求写回忆录，触动了旧情，郑文看看身边的秀玉，动情地说：“嗳，阿拉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我对弄堂一样，浓得来不得了。阿拉从小就一直在一道。这一路上走来不容易，的确不容易。”
1965年10月，郑文和秀玉领了结婚证书，在弄堂里摆了两桌喜酒，欢欢喜喜把人生大事给办了。转眼间，整整半个世纪就这么过去了。如今，两人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老两口现在的生活平静而安逸。
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是秀玉在忙。“屋里厢都是靠她，家务都是她来弄。她对我是相当好的。”郑文毫不吝啬对妻子的赞美。
秀玉也深知丈夫对她的体恤：“阿拉两个出去，篮头、袋袋，都是他拎，不会让我拎的，已经习惯了。我到对面去买小菜，推部车子（指手推车）回来。电梯上来，他一听到声音，马上就到门口，帮我把车子从电梯里拎出来了。”
每次秀玉去大卖场买东西，郑文都要关照：“有事体打电话给我噢！”“他平常手机不大用的。我一出去，他就把手机先早早开好了。”秀玉说，“这里大卖场有车子接送的，一个钟头一班。看看辰光已经过脱了，哪能还不回来啦？他要打电话来了。”
“拎不动，侬打电话。不要不打。”郑文总是这么叮嘱。“晓得了，晓得了。”秀玉总是这么回答。“我想，何必要他跑一趟呢？我不打呃！就是拎不动，自己也要慢腾腾地拎回来。”她说。
小区里有跳广场舞。“阿拉阿妹都在外头跳，问我：阿姐，侬哪能不去啦？晓得我小辰光欢喜唱歌、跳舞。我讲：我现在不欢喜。”秀玉说。实际上她心里想的是：“我出去跳，他（指郑文）就一个人在屋里唻。不好让他孤单，所以我不参加。要锻炼，就在屋里厢跳跳操。”
秀玉说：“阿拉几个子女是老孝顺的，但是忙来兮的。所以阿拉两个相互照顾，老要紧的。”郑文说：“阿拉两个人，反正她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她。亲眷朋友也晓得，聚会辰光两只位子始终帮阿拉摆在一道。”
平常老两口早晨6点就起床了。等吃完早饭，秀玉忙着收拾房间、出门买小菜的时候，郑文便进书房读书、看报。不过最近，他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至于他在忙活些什么，那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去年10月，在美国工作的小女儿回来探亲。返美那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为她践行。餐桌上，女儿提出，希望爸爸能写一本回忆录，好让小辈看看，他们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
“女儿讲：阿拉这一代，只晓得爸爸妈妈感情一直老好，但是详细情况一点不晓得。到了阿拉小孩这一代，生活在国外，更加不了解了。要是爸爸能够写下来，至少让阿拉后代晓得根在啥地方。”郑文说。
一开始，郑文觉得为难，“一点不想写”。没想到女儿回美国后，又打电话来重提这个要求。秀玉也在旁边“吹风”：“侬尽量写写嘛，可以写得出的。”
郑文反复考虑：“阿拉这个小女儿，对我们非常好。从来不提要求，有啥事体总归先考虑阿拉。难得提出这一次，假如我再拒绝，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既然女儿提出来了，秀玉也一直鼓励，郑文决定动笔了。近来埋头在电脑前，就是在字斟句酌地撰写这份回忆录。好在青少年时期的几本日记还保留在身边，他一边翻看自己几十年前写下的文字，一边回想。只见日，当时只有24岁的自己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自从秀玉16日来沪后，几乎天天陪她外出游玩。除了逛马路，还去了长风公园、人民大道、外滩、南京路、曹杨新村。我俩之间的话儿似乎永远说不完。前夜和昨夜，回家都已是凌晨1时了。秀玉在跟同学开玩笑时说，待年老时，要写一‘爱情记’呢！”原来年轻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打算，“辰光长了，有些事体我自己都要忘记脱了”。
看老伴每天把心思扑在写回忆录上，秀玉也不打扰，只是默默地把家务都打理好。这些天，初稿基本上完成了，郑文邀她来看，她才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读下来。
“他上头写，帮我买过一只上海牌手表。我讲：我哪能没这个印象的啦？侬帮我买过啊？他讲：我日记上写了，赖不脱呃。”老两口开起了玩笑。
看到老伴写两人的恋爱史，秀玉说：“侬现在一写，相当于阿拉两个人又开始谈恋爱了啰？”老伴当年的日记，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说：“最欢喜看讲阿拉年轻辰光那些（章节）。”郑文也说：“味道最好的辰光，就是阿拉谈婚论嫁的辰光。当时想来想去，我宁可选远点的，还是秀玉好。”
只是当年他们并不曾想到，日后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这条路竟走得如此艰难。
婚后，他们按照国家规定，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为期30天。郑文还记得，1967年那年，夫妻俩商量好，由他赴大西北探亲。考虑到上海人吃惯了大米饭，秀玉在那边吃面食，米饭极少能吃到，所以尽管途中还要转车，他还是决心要尽可能地给妻子多带些大米。“我用扁担挑了百来斤大米去上海北火车站，没想到进站时竟然把扁担也挑断了。只好匆忙间又想办法换了一根。”
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沿途乱哄哄的。中途转车时，郑文正好碰上了两派发生武斗，每个人手持木棒等器械，在火车站蹿来蹿去。“我手里拿着行李，肩上挑着沉重的米担，心惊肉跳地东躲西藏，总算是虚惊一场。好不容易到达终点，一下火车就看到秀玉已在空旷的站台上等候了，这才放下了心。”
每年就这样相聚一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但要想夫妻团圆，又谈何容易。“早在婚前谈婚论嫁时，我们就已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切身的体会还没那么深。”郑文说，“上海这个特大城市一直是能出不能进的。想到当年秀玉是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报名支边，才将户口迁出上海的。如今夫妻分隔两地困难重重，却无人理睬，心里真不是滋味。”
正当夫妻俩彷徨无计的时候，刚好遇上了一波重大经济建设运动。当时，中央针对国际环境，做出了“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决策。所谓“三线”，是从地理上划分的。沿海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是二线，西部纵深地带是三线。国家从各个大企业抽调了一些精兵强将，着手建设三线企业。
因为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郑文所在的单位，也在内迁贵州、组建对口工厂之列。他把这看作是一次好机会：“我心想，这是出自党中央的决策，来头大，牌子硬，遇事都是一路开绿灯。如果我支内，秀玉作为家属，调动工作的事情肯定就迎刃而解了。”
当时贵州号称“天无三日睛、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所以，厂里在支内动员时困难重重。郑文作为技术骨干，主动提出支内，“支内办”自然是求之不得。厂里虽然舍不得，也只能放行。
秀玉调动工作的事情确实迎刃而解了，但在奔向贵州以期夫妻团圆的同时，郑文的生活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此不再是只顾埋头学习的书生了”。
初到贵州，工厂仍在筹建阶段，运送设备的车皮陆续不断到达。由于人手少，像郑文这样的技术人员也要和其他同事一起，没日没夜地来往火车站，人拉肩扛、手传手地充当小工。
生活上食品奇缺，粮、油、肉定量很低，一日三餐很少能见到一个荤菜。“有一次为了填饱肚子，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花了两元多钱，托人到遵义买了一颗大白菜回家，想充当口粮。”郑文在回忆录里写道，“不想大白菜一烧水汪汪的，吃下去肚子仍旧空荡荡的，于是反又惋惜起买菜花去的那些钱。记得为了这件事，秀玉还跟我发生了小小的口角。”
面对日常的柴米油盐，夫妻间难免有些小口角。不过秀玉说，类似“我是为了侬才调过来的”这样埋怨的话，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过。“心里晓得，这种话不好说的。”
随着儿女们一个个呱呱坠地，郑文这个做爸爸的开始想法设法改善家里的伙食。“那时，职工们陆陆续续在屋前房后开荒种地。我也豪不示弱，开垦了一小块菜园地。每天上班前、下班后，不时地除草、浇水、施肥，辛勤务农。看着蔬菜一天天长大，心想这样一来，买菜钱就省下来了，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正当准备隔天要收割时，第二天早上只见菜地已是光秃秃一片狼藉，原来被人抢先偷割了。这事让人气恼了好几天，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不花钱能吃到荤腥，郑文也想了很多办法。“为了吃到天上飞的鸟，我买了支汽枪到农家周围打猎，不时可打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飞禽。又买小鸡来养，经过训练调养，长大的鸡白天外出寻食，傍晚又能上楼梯，自行进入四楼的鸡窝。日里工作之余，到水田里摸田螺和河蚌；深夜去田沟河边钳捉黄鳝；　又学了钓鱼，休息天就跑到深山荒野的小河边去。”
“有时，干脆直接‘拷浜’。所谓‘拷浜’，就是把一段小沟、小浜用泥做堤堵死，把里面的水向外舀干，使得沟浜里的鱼曝露无遗，再一网打尽。记得有一次去深山忙活了大半天，收获极微。晚上因疲劳过度，骑自行车中班下班回家路上，竟然狠狠地摔了一跤，至今脸上还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疤痕。”
昔日大城市里的书生，为了能让家里吃得稍好一些，把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现在回想起来，郑文还不禁摇摇头：“年轻辰光我卖相多好啦？到贵州以后，拍过一张照片，完全不一样了。头发就像山区的村野匹夫一样。哎，侬看看我照片就晓得了。”
当初为了家庭团圆，夫妻俩调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但是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转眼人到中老年，郑文愈发想念故乡：“上海的味道，也不晓得是啥味道。讲不出、道不明……就是想上海。”况且，儿女们也长大了。“我们在外头待了几十年，考虑到小孩，最好让伊拉也能回到上海来。”
回家的路并不平坦。郑文说，那时要调回上海市区，几乎绝无可能。要调回郊县，尚有少许希望。这个时候，小家庭的命运又和时代的浪潮联系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郊县大力发展工业，但又面临人才紧缺的壁垒。所以急需引进科技人才。郑文在内弟的引荐下，到上海郊县的一个农场毛遂自荐。经过一番试用，1990年，他终于作为科技引进人才调回上海，举家回到了故乡。“走的辰光，贵州的厂领导对我讲，侬到农场去做啥啦？阿拉是中央大部的重点单位。如果侬到那里不如意，可以随时返回原单位，阿拉欢迎侬回来。”郑文回忆说，“但是阿拉就是想回上海。即使是农场，也是上海呀。”
就像初到贵州一样，年过半百的郑文夫妇回到上海，一切又重新开始。刚开始生活非常简单，家里除了两张小矮凳子外，唯一的家具就是从十六铺买来的一张活动小折叠桌。夏天，他们露天搭起那张小桌，摆上刚刚烧好的清蒸小鱼蟹和一小碟酱油，一边尝鲜，一边挥扇驱赶不时飞近的苍蝇。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秀玉说：“条件是艰苦点，但是终于回到上海来了。那只折叠桌现在还在，想留作纪念，舍不得掼脱。”
退休后，夫妇俩回到了市区。回想起一家人这些年来的辗转折腾，郑文有些激动：“回是回来了，但是想起这过程总是……当初迁只户口几分钟，没想到回来噶困难。（家庭团聚）这条路兜了几十年，真辛苦。”秀玉在一旁劝慰：“好了好了。侬今朝是言话讲得最多、最激动的辰光。跟小孩也从来没噶许多言话，侬本来是话不多的呀。”
儿女们孝顺，常带老两口到处旅游。小女儿曾接他们去美国小住。“讲好住6个月，只住了3个多月，阿拉讲：阿拉好回去了（口+伐）？待在那里有点寞寂。”秀玉说，“美国人素质蛮好，门口经过、迎面走过来，都会打个招呼。阿拉也招招手：‘Morning！’　但是其他言话讲不来。”让老两口得意的是，外孙女的上海话倒是讲得顶呱呱，比生在上海的小囡讲得还好。女儿女婿在家里坚持跟孩子讲上海话，就像他们在贵州时乡音难改一样。
在美国的时候，老两口又种上菜了。“花园里种了块自留地。黄瓜一只只都长得老大，南瓜也长得好，吃都吃不掉。”秀玉笑着说，“有次女儿请了四十多个朋友来聚餐。跟伊拉介绍，这是阿拉爸爸妈妈种的。阿拉都用淘米水浇，不打农药的。等到阿拉回来两个月，女儿打电话来：妈妈，蔬菜都没了。—他们种不来呀！”
今年是夫妇俩“金婚”，子女们又在筹备年底带他们去国外旅游了。但跑来跑去，老两口还是最喜欢待在上海。“上海的味道最好。”郑文说，“奔波了大半辈子，阿拉还是最欢喜待在上海家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均为化名）
金丰投资拟注入资产为绿地集团100%股权，预估值达655亿，这也将刷新A股史上最大规模借壳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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