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克西姆·高尔基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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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玛克西姆·高尔基，前苏联著名、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他是前下人，。日生于下的一个木工家庭。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的创始人之一，政治生活1892年用笔名“玛克西姆·高尔基”发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专心从事写作。日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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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名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щков(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别&&&&名玛克西姆·高尔基国&&&&籍前苏联民&&&&族俄罗斯族出生地俄罗斯帝国下诺夫哥罗德逝世日期1936年（年）6月18日职&&&&业作家、诗人信&&&&仰共产主义主要成就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参与俄罗斯帝国社会主义革命代表作品《海燕》、《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玛克西姆·高尔基）[2]1868年生于（曾名高尔基城）的一个木工家庭。
1871年，高尔基3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寄居外祖父家。
1879年，高尔基11岁走向“人间”独立谋生，曾当过学徒、工、面包工人等。
19世纪80年代，高尔基在参加持观点的知识分子秘密学习小组。
1883年，高尔基开始过流浪生活。
1884年流落到喀山，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漫游俄国各地，广泛了解民情；
1889年由于参加秘密革命组织被捕，获释后行动仍受宪警监视。1892年，在《高加索报》上用高尔基·马克西姆（意为最大的痛苦）这个笔名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在地方报刊当编辑、记者，从此专心从事写作。
1895年，高尔基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短篇《》和，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
1898年，高尔基的第一个作品集两卷集《随笔与短篇小说集》问世，从此蜚声和文坛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
1899年，高尔基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3]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完成的《福玛·高尔杰耶夫》和《》两部中篇小说，通过较广阔的现实画面，着重揭示青年主人公人生探索的主题。
20世纪初，高尔基的创作转向戏剧方面，以最迅速、最直接、最简洁的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
从1900年起，高尔基参加并主持知识出版社的工作，通过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了当时俄国大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
1901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皇反动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候。高尔基参加的示威游行，亲身感受到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磅礴气势，目睹了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罪行。他为了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揭露沙皇反动政府，抨击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丑恶嘴脸，就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后更名《》），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的热情称赞。《》是“幻想曲”《》的结尾部分，原题为《》，他以这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迎接了20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
1901年，高尔基还写了第一个剧本《》，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无产者（革命工人）的形象。
1901年，高尔基因参加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出狱后受革命政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为此第二次被捕，遭流放。
1902年，写了剧本《》，这是作者通过20年时间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是高尔基的代表作，深刻批判对幸福的消极等待思想，剧中的一个人物宣布:“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
1905年，是高尔基思想和创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革命前后）的开始，在革命形势激烈的岁月里，高尔基作为战士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住宅成为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据点之一。由于高尔基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与列宁结识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创作上也更加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力求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写出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来。
1905年革命爆发初期，他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写了讨伐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传单，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和《》的出版，多方努力为起义者筹划经费和武器。这期间他还发表大量政论，其中《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深刻分析小市民习气的社会根源、心理特征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1906年，高尔基创作长篇小说《》和剧本《》这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称高尔基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年，先后写出了《》《》《》《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剧本，其中有的反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的生活，有的揭露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市侩的精神空虚。在《小市民》一剧里作者第一次描写了先进工人的光辉形象。这些剧本的上演，受到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引起沙皇政府的惶恐不安。[3]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高尔基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加入了，并同会晤。
1906年初，高尔基秘密离开俄罗斯到美国，在那里宣传革命，为党募集经费，写了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特写《在美国》、剧本《敌人》。《敌人》通过一个工厂的工人群众同工厂主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的团结战斗精神。
1906年，高尔基在美国写出了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和《》，使他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是文学的奠基作品，主人公巴威尔和母亲尼罗芙娜的形象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人五一游行事件，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维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是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列宁称赞这部小说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提出它对俄国工人“有很大的益处”。
1906年秋，高尔基从美国到，定居卡普里岛。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同当时担任党中央委员的鲍格丹诺夫比较接近，参加了以后者为首的前进派活动，并受其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思想上受到党内机会主义派别“造神论”的影响，高尔基一度接受造神说，1908年发表作品中篇小说《》，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当时他发表的一些论文以及专著《俄国文学史》等，也包含不同程度的“观念复合”、“经验组织”和造神论等错误观点。经列宁的批评帮助，他逐渐提高认识，脱离前进派集团。
1907年5月，高尔基和一起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1910年，革命后，高尔基的创作达到了成熟阶段。剧本《》(1906年)第一次描写了向资产阶级正面进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集体，塑造了共产党人辛佐夫的典型形象。同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1906年)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部作品同为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作。
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及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制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流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如《奥古洛夫镇》（1909）、《》（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以及稍后完成的《》和《》（）。1921年夏天，高尔基因病复发出国就医，直到1928年基本上住在意大利索伦托。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尽力抵制拉普等一些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者及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努力创作，发表回忆录《》和特写《列宁》，完成自传三部曲《》、《》和《》，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道路，劳动者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历程。
1925年，高尔基在病中完成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3]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从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1928年，高尔基回国后，两次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目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景象，热情高涨，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苏联游记》。1931年，高尔基定居莫斯科。晚年的创作中，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长篇小说《》写了前俄国社会40年的历史变迁，以一个为中心人物反映出革命力量的壮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一系列论文，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年，高尔基创作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特写、政论、评论文章，还著有史诗型长篇小说《》。
1934年，高尔基主持召开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第一任主席。日2点30分，高尔基离开人世，享年68岁。[4]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5]，是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发表时间作品1892年《马卡尔·楚德拉》1895年《》1895年《》1898年《随笔与短篇小说集》1899年《福马 高尔杰耶夫》1899年《》1901年《》1901年《》1902年《》1906年《母亲》1906年《敌人》1908年《忏悔》1909年《奥古洛夫镇》1909年《夏天》1911年《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3年《意大利童话》1916年
《》1916年《》1917年《俄罗斯童话》　　1923年《》1925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9年《苏联游记》1932年《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3年《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5年《瓦萨·日烈兹诺娃》浪漫主义作品：《》、《伊则吉尔的老婆子》、《》、《》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革命、自由的渴望，也表达了作者对光明未来的憧憬，特别是1901年创造的形象，被认为是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的象征，给人们极大鼓舞。
现实主义作品：《奥尔洛夫夫妇》、《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草原上》、《因为烦闷无聊》、《二十六个和一个》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主要批判资产社会的凄惨和市侩的卑鄙，表现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觉醒，表达他们对剥削制度的愤怒和。[2]高尔基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多取材于他的底层生活的见闻和感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流浪汉题材的小说《》，描写了老流浪汉切尔卡什勇敢、独立不羁、不屈从于金钱和保持人的尊严的高贵品质，说明尽管这些人的精神包袱还很沉重，但比起自私、庸俗的小私有者却高尚得多。在艺术上，《切尔卡什》充分显示了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刻画复杂性格的卓越技巧。这些作品除强烈地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外，还力图揭示流浪汉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新旧意识的斗争，捕捉劳动群众生活的时代特征，其目的仍然是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高尔基的文学创作起步于。高尔基一生都在探索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寻找合理的社会生活，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往往充满激烈的内心冲突，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地遭到政府的逮捕、监督和放逐，但他依旧始终如一地进行自己的革命和文学活动。
高尔基的创作中处处洋溢着对积极人生态度的赞美，向往唤醒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唤起人对自己作为人的自豪感，鄙视怜悯与恩赐。在高尔基看来，人有权力，也有力量创造与人相称的生活，怜悯与恩赐是贬低人，有辱人的尊严。作家深信，人民的愚味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并非是天生的，人民一旦掉脱黑暗的过去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镣铐，他就能站起来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成为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成为大写的人。高尔基从事创作始终都抱着一个鲜明的文化目的：通过文学艺术促进人的自我意识的话醒，提高入的自信心和道德文化水彩，推动俄罗斯民族摆脱历史的和精神的重负，走向现代。为着这一基本文化目的，高尔基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只限于发掘生活琐事，而应当“讲到激动不安的精神和精神复兴的可能性”，要有“对创造生活的号召”，要善于“以思想和言词之美来丰富生活”。要美化人，美化生活。这一文化目的使得高尔墓在盲面惨淡的人生、直书全部的真实的同时总想通过美化、“虚构”来显示人生的亮色，使人们不至于因现实的可怕而沉沦和绝望。因此他才强调；作为艺术家，既要从现实出发，敢于揭露生活中的黑暗现实，又要“善于站在现实之上“，把肯定性的现象加以“浪漫主义化”。
我们看到高尔基互相冲突的两种人格；一是对现实社会造成人异化的现实的悲剧性体验和失望的痛苦；一是对人、对社会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认识。 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的高尔基对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是充满了热爱和信念的，他是怀着极大的热诚去迎接美好的未来的。作家此间的创作描写了革命前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表达了他一种急切地改变现实的渴望，对未来新生活主人的召唤。[1]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高尔基强调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生动的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同时展示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其现实主义创作又融入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乐观、自信的特点，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高尔基主张作家应以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形象，使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他在《浅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说到：“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到五十个，以至于几百个小店老板、官吏等人物身上把他们员具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方法创造典型——这才是艺术”：因此，他认为作家必须认真地观察生活，研究社会，从生动丰富的生活现象中概括社会的本质，并把它们表现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对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其根本点取决于作家对生活感受的程度，这中间必然表现出作家的审美态度。高尔基对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也体现了他的新的审美观。他以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生活的真实本质是正演绎着一场前历未有的社会巨大变革。而掀起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就是已经觉醒的劳动人民，他称之为“新人”，因此，他的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及艺术的典型化的理念中明确了艺术就是要塑造这些为社会变革不断奋斗的“新人形象”。
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现实主义仅仅反映社会的真实现状，而这种真实现状大多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通过人性受到的摧残而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否定与批判。[6]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7]
在作家辞世近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对他的兴趣还是出现持续性的高涨。在欧美各国，不时掀起了“高尔基热”。尤其是高尔基的剧本，不断被搬上各国舞台，或拍成电视、电影。六七十年代，《在底层》和《仇敌》等在美国上演或播出，《仇敌》被剧评家认为“是已经播出的节目中最好的剧目”。在联邦德国，上演过高尔基的《瓦萨·日列兹诺娃》，《南德意志报》评论说，这出戏“以其揭露企业主世界的特殊力量震撼了西德的现实”。而演出《避暑客》时，被评论家誉为文艺复兴以来的盛事。而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地，也都上演过高尔基的剧本。
高尔基的创作对美国进步作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他创作中的“个人的社会活力”（指个人变革自我、变革社会和变革自然的创造力〉主题与“死物奴役活人”的主题，以及处理这类主题的艺术风格，更是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在刘易斯的《巴比特》对“刻板的市侩”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与高尔基的《苦闷的王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诸多方面的影响。
高尔基充满革命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作品，为我国广大读者所喜爱，教育和鼓舞我国人民为消灭剥削制度和建设新社会而斗争。[8]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2]列宁评价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的创始人之一，政治活动家，诗人。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没有艺术，那里有的是不比最祟高的艺术价值低的东西：生活。那里有其自己不经意的美，不成形的、混乱但强壮的美，有自己的美学，生硬的、变化无常的、纯艺术的祟拜者不能接受的但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充满能力的美学”。
斯卡比切夫斯基直言不讳地宣称：“高尔基小说的缺点是非常严重和异常丑陋的。他要么完全不懂小说文学的创作技巧，要么就是蔑视这些技巧。”
弗．费．博茨亚诺夫斯基对高尔基的创作风格大加赞扬，特别是高尔基作品的语言：“读高尔基的小说，你就会感觉到，他在用整个的生命和自然一起呼吸，他热爱自然，熟知自然，因此就借助于自己的艺术、自己的真诚，对它进行了无与伦比的描述．高尔基的笔触生动形象，文字色彩清新。他所写的每一笔，部没有多余的字句，没有任何的花言巧语，只要两三笔，他就能传达给我们一幅完整的并且是完全现实的画面。”
莫斯科流派的著名苏联作家尤·特里丰诺夫的话值得人深思；“高尔基——这是一座完范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既有益鸟，也有野兽。既有营养丰富的蘑菇，也有致人死命的毒菇。采集者进入这个森林，只需要把对人们有好处的蘑菇摘走。其他的任留在林中就是。”[9]高尔基是一位毕生追求真理和世界文化进步的伟大作家。对俄罗斯本民族历史的熟知，对人类文化成果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说，他是欧洲先进思想文化的崇拜者。他在谈及普希金与果戈理的关系时所说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俄国比别的国家更多生活在宗教及神学教育的重压之下。这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当欧洲式的人物普希金———个熟知本国的过去、但并末受其毒害的人，指导着果戈理的意志和想象的时候．果戈理才是健康的、积极的。高尔基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弊端，对于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现代文化的优越性是有深刻洞察的。
在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的心目中，“东方”和中国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被看待的。在文化形态、文化发展史的层面上．“西方”是与现代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的思想文化相联系的．它具有很多积极的、进步的因素；而“东方”则与落后的亚纫亚生产方式、偏低的科学技术水平、保守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带有一系列消极的、停滞的特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高尔基在他的大量作品和论著中，对东方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面)作出了痛切的批判。在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二十世纪人类生活现实的层面上，“西方”又往往是和干涉、入侵、颠覆、霸权、掠夺等行为相联系的。东方”和中国则成为所有这些反人道行径的受害者。从这一层面上看。高尔基的笔端又倾注了对作为被欺凌、被损害者的“东方”和中国的真挚同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位曾两度邀请契诃夫一起来中国；却终于未能成行的俄罗斯作家，都显示出对于中国的深切的人文关怀。 [10]
高尔基是一个从社会底层奋斗起来的作家形象，他一生都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奋斗，却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用暴力夺取政权，反对在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以粗暴方式进行文化革命。发生在高尔基身上的现象和因惑是由高尔基本身的性格和价值观念造成的，是高尔基人道主义理想和那个时代间的现实差距造成的。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高尔基本人也像其他的旧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政治上转向和在新社会中的定位的痛苦过程。在此期间，高尔基出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既与新政权合作又与其抗争，试图维护自身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实际地位。同时他也不得不随波远流，在主观上力求自己适应急遭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甚至违心地说出许多“极合时宜的话”，做出一些“极合时宜的事”。[11]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三部曲，以及他后来发表的自传性质的作品。都无一例外把自己描写成一位出身底层的劳动人民，但是不少学者对此都比较质疑。例如伊万·蒲宁就说“一个关于他的神话。为什么宣布那些他是最伟大的天才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多达几百万册的作品的出版社不提供他的传记”。按他的观点，高尔基并没有完全把自己的生平告诉读者。而据布洛克豪斯词典记载，高尔基出身于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这让人质疑。众说纷纭。[9]据回忆，高尔基属于某一“中间阶层”，他位于政权和知识界之间，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而按照蒲宁的观点，他则是一个永远的半知识分子。而关于高尔基是否是知识分子评论家这一点，学者往往各抒己见。[9]蒲宁认为高尔基声名远播的背后某种不知名的因素，“已经有多少年的世界声誉了。这种声誉就其无功受禄而言是完全不可比拟的，它是建立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例如，群众对他生平的完全不知情……）汇集的基础上的，而对于享有者来说则是无法估量的幸运。”
高尔基快速成名的例子在俄罗斯文学界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快速成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梅什科夫认为，他的迅速成名还是另有原因的。首先，“人们对他这些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感兴趣”。另外，当高尔基的流浪汉用“有教养的语言，而且是诗一样的语言”向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叙述自己悲惨的不幸时，“他们是多么吃惊”这种现象不单单是文学的，它不是用文学的方式打动人们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对高尔基的评价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同样有着某种政治考量在里面。[9]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级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俄共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参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员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
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 （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即使在批判斯大林的人中也形成了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认为高尔基晚年一直在以曲折的方式与斯大林斗争，甚至他的死都可能是斯大林所害。另一种认为他晚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是后者的奴才与工具。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高尔基的“痛改前非”不能说一点没有真正思想转变的因素，但个人利益的权衡是主要动机应当毫无提问。[12]在莫斯科市中心卡恰洛夫街6号门前钉着一块牌子：“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31年至1936年曾在这里住过。”这是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原来是俄国富翁里亚布申斯基的私宅。1931年5月，高尔基从意大利返回祖国，政府把这套住宅拨给作家使用。高尔基本人并不喜欢这座现代派建筑，其建筑外形及内部富丽堂皇的装饰都与作家的爱好。只是考虑到政府的关心，他才住了下来。一代文豪高尔基的最后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高尔基的卧室不大，墙上挂着一幅风景画，中间摆放着单人床，床头上系着一个用来吊挂的挂钩。床头左上方的墙壁上装着一个小型书架。他生前所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塔尔列著的《》，书只看了一半。日，高尔基在郊区的高尔克村逝世。
日，被定为纪念馆，正式接待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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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俄历9月9日（阳历8月28日）生于图拉省晓金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中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托尔斯泰和妻子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作品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书房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
托尔斯泰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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