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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谈沈从文从作家到文物研究专家的转业之谜
新闻晨报汪曾祺 王 娜
沈从文（）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人，苗族。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1949年以后，改行文物考古，在文物研究上，他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成为新中国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取得了堪与自身文学成就比肩的卓越成果。《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精装）》 沈从文 重庆大学出版社《从文自传》 沈从文 湖南美术出版社《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 商务印书馆《沈从文传》[美] 金介甫 符家钦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从文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摘自沈从文在美国圣若望大学发表的讲演 1949年以前，沈从文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转行做了文物研究专家，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近四十年，期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是大师级的。这些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最后汇入了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类，还包括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就这样沉淀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之中。这些学术文章，博闻约取，多有创见，更难得的是能为专家和一般读者所共赏。沈从文传记的作者金介甫就认为，沈老在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低于他在写作上的成功。但是，一个写了30年小说的人，怎么说写就不写了呢？著名作家汪曾祺在1988年撰写长文分析沈老转行的内情，不无凄然，“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该文收入最近新版的《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一书。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真是又重又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近十年，沈先生的文学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当中，形成了“沈从文热”。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在他改业之初，我曾经担心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一个名堂，因为从我和他的接触（比如讲课）中，我觉得他缺乏“科学头脑”。后来发现他“另有一功”，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搞出了成绩，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也好”。我就不大去想他的转业的事了。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我爱人打电话给三姐（师母张兆和），三姐说：“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我去了，虎雏拿出几封信。一封是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 （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封是沈先生在日写给我的很长的信 （这封信真长，是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的，钢笔小字，两面写，共12页，估计不下6000字，是在医院里写的；这封信，他从医院回家后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我，这是底稿；其时我正戴了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沈先生寄给我的原信我一直保存，“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还有1947年我由上海寄给沈先生的两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顷，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1949年前后神经混乱的事 （我本来是不愿意提及这件事的），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不走的，还有朱光潜先生、杨振声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杨先生也常来串门。对于“玄黄未定”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在那样的时候，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为渊驱鱼”，把本来应该争取，可以争取的高级知识分子一齐推出去么？这究竟是谁的主意，谁的决策？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 （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对自己搁笔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断挨骂，是客观原因；不能适应，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因素。1949年后搁笔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个人，不过不像沈先生搁得那样彻底、那样明显，其原因，也不外是“思”与“信”的矛盾。三十多年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艺的主要问题也是强调“信”，忽略“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十年文学的转机，也正是由“信”回复到“思”，作家可以真正的独立思考，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脑和心思索生活，用自己的手表现生活了。北京一解放，我们就觉得沈先生无法再写作，也无法再在北京大学教书。教什么呢？在课堂上他能说些什么话呢？他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来看。“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 《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的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个人写了三十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他对自己写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直到1961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一个长篇），写三姐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于没有实现。一是客观环境不允许，他自己心理障碍很大。他在写给我的信上说：“幻想……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个本本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他后来一头扎进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笔之念，就淡忘了。他手里有几十个研究选题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全为文物占去，实在顾不上再想写作了。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日（汪曾祺 星期日周刊记者 王 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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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沈从文作品中乡下人与都市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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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沈从文的乡下人的角色认知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_百度知道
沈从文的乡下人的角色认知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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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沈从文“乡下人”心态对创作的影响摘要：沈从文一惯自称为“乡下人”，其“乡下人”心态对于创作的影响在于：“乡下人”心态使作者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同时开创了乡村小说的先河，在作品孕育出一种从容、恬静的生活态度，形成了恬淡、优美的艺术风格。沈从文“乡下人”心态，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价值取向，积淀成他的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关键词：乡下人心态 乡村小说 美学风格 悲悯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他的一生很富有传奇性，人们提起沈从文，便不能不谈到湘西，去了湖南沅水边，不可能不想起沈从文的作品，而他的一生的传奇，也大都和湘西有关，在他的笔下，湘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到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世俗人情，都是故事，都是诗歌，也都是图画。沈从文的一生可谓是坎坷曲折，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力经运动，一个一个的大浪都扑向他，甚至连鲁迅、郭沫若都与他有隙，所以，他始终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自居的作家。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角的声音。”[1] 在1936年的《（从文习作选）代序》中，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京派作家中自称为乡下人的不乏其例，但像沈从文这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执拗地一再认定倒是很罕见。我们可以称之乡下人情结，势必会形成一种乡下人心态，影响沈从文的创作。他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就写我的乡下事。”他不因此而自卑，而是得意，他说：“我这个乡下人，照样能干你们的事，还干得更好。正是凭着这份持拗和自信。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能在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凭着一支笔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一） 乡下人心态使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乡下人”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他对都市的距离，对时代主流和现存政治的自觉流离。这位作家的经历表明：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和创伤，因而使他无法完全融入到都市中去，对都市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心理距离。在此，重要的是，由于对深感都市道德的堕落与腐朽，沈从文在精神上也无法认同都市里的任何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从湘西社会出来的乡下人，本来在他的记忆中积淀着种种因政治而起的血腥和屈辱。沈从文早年所见的暴行劣迹，无疑地加深了他对政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这种深刻的怀疑使得他在取材时大异其趣，既没有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也没有歌颂热火朝天的革命战争，而是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题材领域，他以“洌亮明净，潇洒随心的文字把湘西千里沅水和武陵系十余县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倾注入艺术之杯，使人在看惯三十年代作品中豪华堕落的都市和动荡分解的沿海乡镇时，一睹“化外之地”山寨码头上宁静秀美而又奇幻的风俗画。[2] 沈从文在都市中受挫，深感都市人的贪婪、自私、势利，把目光转向了生他养并给予他精神滋养的故乡湘西。在那儿他获得了一种与都市抗衡的力量，找到了最宜于发挥自己艺术天份的自由空间。沈从文的创作主要以记忆作为源头活水，虽然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都市中，但正如汪曾祺所说的那样，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像里。”[3] 走出湘西的沈从文不可能重返故乡，但是在沈从文的现实生活中，缺席的湘西却更加鲜明地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怀着对湘西的深厚感情而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于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自然、秀丽而又不悖于现实的艺术风格，这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部小说在情节的构思、安排上其实并没有过人之处。细细分折起来，人物性格也有简单之嫌，但让人折服的是那种异常真挚、深沉、动人的情感的传达与表现。比如《边城》中有许多关于茶峒自然环境、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的内容，但读来不觉枝蔓多余，因为在沈从文笔下，这环境并非冷冰冰的，外在于人的对象世界，它们和人组成了有机的生命界。〈边城〉里面的茶峒社会处处都融洽和谐、欢乐秀美、连湘西的风俗人情和自然景色也都是独特殊性而令人陶醉的。茶峒的景色更迷人，酉水两岸的村镇，城边的炮眼和墙垛，碧溪的白塔和翠竹，小溪流的绳渡和水磨，深山峡谷间的雾霭和风雷，龙舟的竞赛，涸水能手抢夺大雄鸭子的游戏，元宵节奇光异彩的爆竹烟火，和节日里的妇女小孩头上额上蘸着雄黄酒“王”字打扮，无不显示着湘西地区风俗人情和自然环境的特有美色。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心灵美，象是要把读者带到武陵桃源般的仙境，令人心旷神怡！翠翠就是这片土地上生养出来的精灵。连名字也是由周围翠色逼人的青竹拾取而来的。《边城》的整个故事就像一首散文诗，处处洋溢着诗的意境和韵味。在乡下人心态的支配下，沈从文眼中的湘西世界有着特有的灵气，从而成为自己的题材领域。（二） 由“乡下人”心态到乡村小说的创作，同时也影响了他的一系列作品。沈从文从二十年代末以后，开始大力描写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的小说。他自己很欣赏沅水流域所激发出来的杰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 题记》（1957）中回忆道：一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以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手法，处理不同的问题，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现问题，结构组织和文字风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学习中应有的收获，说不上什么真正的成就。至于文字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揉，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的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总体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的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可而和这一切分不开。这是他“最满意的文章”，因为表现问题、结构和文字都有 “新意”， 不但是他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收获，所以沈从文以湘西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生活、语言、地方色彩创造出突破新小说。他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说：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长河密不可分，我故事中人物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到了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沈从文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窥探和再现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及乡下人的灵魂，他开始有信心地从他自己的追求与试验的小说观点来考察当时比他早成名的小说家之小说。这比评论其实是为自己努力创作的小说争取承认，建设其新小说传统而写的。这些批评自然也泄露了他自己小说的奥秘，沈从文称他自己所写的这种小说传统，可追溯到鲁迅、许钦文、罗黑芷、黎锦明、施蛰存，从而建立了乡土文学的传统。沈从文在1947年写的《学鲁迅》一文中，尊称鲁迅为乡土地文学之始祖，肯定了这种乡土文学成为二十多年的小说主流。沈从文甚至承认，他的乡土小说是受了鲁迅同类小说的启发才开始创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 题记》中说：“始之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广受读者欢迎，我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在沈从文眼中，鲁迅及其同代人乡土小说的特点，最适合拿来诠释他自己小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他指出：鲁迅从“教条观念拘束中挣脱出来。贴近土地，挹取滋养”，鲁迅小说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沈从文特别喜欢鲁迅这样的主题：“中国农村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乱，为土匪的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从沈从文对鲁迅的评论，可以清楚 地看出，他努力建立一个小说的新传统。这个传统由鲁迅开始，他们都是摆脱了许多二三十年代写作教条观念的拘束，贴近土地去描写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镇。而沈从文“乡下人”心态，是激发其乡村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湘西的人土人情，为其创作提供了素材。沈从文对一种文化的判断，常常是从性的角度去观察。有一篇小说叫《十四夜间》，主人公是北京的一个小官僚，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就想找一个妓女，但找的时候，他很紧张，自己是个京官要有架子，他就为这事犹豫不决。有一细节，他叫堂倌去找，一会要找，一会又不找。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他说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人的生命的惰性、怯懦、犹豫不决、无能，比起大胆放肆的乡下人，说明你们生命力的衰落。乡下人的那种热情，要爱就爱，不像你这种犹豫不决。他从这些角度来嘲讽他们。在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种惰性、怯懦，从中他发现北京古城生命力的衰退，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湘西雄强生命力的体验。他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这显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体验有关的。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机，使他加深了家乡的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面对上海这种他所拒绝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个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复、重新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面对着都市文化的糜烂，是不是需要唤起他家乡的包括少数民族的那种比较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时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用理想化的笔触创作了《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在这些小说里面，就和《边城》的那种宁静、肃穆、和谐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上海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这种平凡的、简朴的、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对抗这种畸形的都市文化，他觉得这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生命形态极有可能抑制现代都市的弊病。　所以最终他保持了维持了乡下人的自傲和自尊。(三） 乡下人心态在作品中孕育出一种从容、恬静的生活态度。在沈从文所写的一系列作品中，主人公的生存背景往往十分灰暗，但这个背景在作品中被虚化、淡化处理。因而我们读不出生灵涂炭、不堪重负的呻吟。相反，在那样的环境下，反而孕育了一份从容、恬静的生活态度。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得之于乡下人沈从文历尽波折后对生命，生活独特的理解和体验。生命地法不受到种种限制。人类的命运总是有悲观的因素。然而人的伟大可贵在于并不因为悲观而放弃，就在命运翻云覆雨的股掌之中，生命也就散发出自己的庄严和魅力。在沈从文的心中，士兵、水手、妓女、乡下的人，平凡的人成为全笔下鲜活的人物。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些最底层的生灵们，他们的生活并不因为生活的重轭而焦黄枯干，那炽热的情欲和在那畸形生活下特有的“忠贞”方式，让人无法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妓女和水手多是露水夫妻，但他们却绝不是及时行乐、放荡无耻之徒，也不是逢场作戏。对于水手和妓女来说，那别离后的思念和相见时的欢乐，是他们灰暗无光的生活中的亮点。《边城》中这样描写他们之间的感情：“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思情所结，却多在小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纯真的感情增添了生命的质量，消解着现实的残酷。在〈鸭窠围的夜〉中，作者描写一个雪天傍晚泊船鸭窠围的所见所闻。作者着力刻画了船工们的夜生活，黑夜里“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把河面夜色写得动人而充满诗意，而吊脚楼上女人在黑暗淡灯下唱小曲的声音，旁人的笑声，间以固执而又柔和的小羊叫声，强颜欢笑里唤起苍凉忧郁的情绪，使人听来觉得忧郁。给鸭窠围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但文中却表现得很平静。沈从文用从容不迫的语气揭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更揭示了他们生生不息，乐天知命的性格，同时也从那“常与变”中看到了人世沧桑和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日子打发下支，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这正如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的农人生活动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只用想象来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的体验，接触着这种人的灵魂。”如果不是对乡下人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怎能得出一番如此贴切的言语。（四） 、下人心态还蕴育了沈从文独特的美学风格。湘西是沈从文按理想化建立起来的小庙，里面供奉着生命之神，然而事实上他却不得不置身于都市，谋求一份生存。都市中的乡下人。，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沈从文的矛盾心理，他明白湘西是个“抽像的过去”。[4] 那种偏执地强调自己是个乡下人背后正隐藏着一种深深的恐惧，他害怕自己失去那个理想的乐园，由此我们可以瞥见乡下人心态中矛盾所在。另外有论者从叙事的角度分析指出：沈从文湘西小说创作时隐含的读者都是都市人，这一点也无意中透露出其矛盾心理。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不断强调沈从文创作是有牧歌情调，田园视景，是指〈边城〉。这一类小说所展示的，只是一个桃花源式的人生境界，勿庸质疑，在沈从文的心中，确实有一种桃源情结。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对古老的自然经济社会秩序的怀念和依恋。这是与作家的世界观、艺术关分不开的。在创作小说之前，亿就主张不问政治，而且坚持艺术是自由的，独立的观点。所以作品中写的那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返朴归真的桃源美景，显然不是现代生活的写照。只有明白了沈从文的矛盾心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所说的“美丽总是使人忧郁。”的真正含义，也才明白，沈从文所写的并非单纯的田园牧歌，而是一曲曲温婉、悲凉的挽歌。读沈从文只读出了恬淡明丽的，还不曾读懂沈从文，一世的美丽均由沈从文悲悯的泪水酿制。他无意粉饰太平，在那安宁、平静的画面背后，常有出其不意的悲凉悄悄漫上。沈从文往往用一篇文章的三分之二编织一个美仑美奂的世界，然后又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中交代这种美是一种假象的现实，总有回头望去，物换人非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以恬淡明丽为供单垛竿艹放讹虱番僵外表，以悲悯热烈为底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出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艺术感染力。这种美丽使人忧郁的美学风格，源自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情感和认识上的矛盾。他魂牵梦绕的湘西，而现实又使他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湘西只能是过去，只能是一个清丽的梦。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剧也忽略了”沈从文何尝有过真正的精神寓所，孤独的他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了个人命运与时代痛苦，正是这种“美丽使人忧郁”的美学风格，让我们感到了沈从文的深刻、悲悯与寂寞。沈从文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乡下人，因为他离开湘西，进入了都市中，不免会受到都市人的影响。他的乡土小说不是产生在乡土，本土，而是产生在都市。是他的都市体验和他的乡土回忆的一个融合产物。他的小说并不是简单的湘西文化的复现，而在记、乡土的记忆中实现了以北京为代表的乡土中国的另一番景象。使得他的小说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乡土小说，同时也超越了他自己的乡土小说。[5]不过，仍坚持用一种乡下人心态使自己置身于酒绿花红的大都市之外，保持那份平静的心态，来追寻那个逝去的梦。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五） 沈从文“乡下人”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积淀成他的小说创作的文化物质。对于一个人的作品，最好去了解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样真正读懂一个人的作品，一个人的思想。沈从文作品中，他生活的影子特别浓重，无处不透露着他那过去的生活，一种很怀旧的情绪迷漫在他的作品中。 沈从文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也富有浪漫主义的风格。这也与他的“乡下人”心态分不开，在沈从文的心中，总有一个美丽的梦想，他不愿意承认现在的黑暗世界，希望有一个理想中的乐园，他用那种乡下人纯朴的眼光来看这个大千世界，所以有了浪漫主义的倾向，但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令他不得不放弃原有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现实中来，但他又不妥协，他要写一种健康向上的，秀美的，但又不悖于现实的文章。他不愿意选取繁荣的都市作为表现对象，而是用乡下人的眼光，看所处的社会。选取的材料很小，表明的观念也不明显。他的小说作品数量多，内容广泛，既描写了湘西、川东、黔北交界处苗族、侗族、土家族下层劳苦群众的痛苦生活，也表现了当地土著军队和城市知识阶层的社会世态。人物三教九流都有，像司令官、山大王、官绅、土匪、地痞、妓女、船总、水手、渔夫、猎人、杂役、教授、教师等。在创作小说前后，他就举张不问政治，而且坚持着艺术是自由的，独立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他的乡下人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在《湘西散记》系列中，作者描写的是湘西风土人情和地方文化。其中是以作者流浪湘西河域的所见所闻。在这些文字中，大多数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在文中，作者始终满怀感情，一种历经沧桑的感情描写在湘西的所见所闻，把自己的一种在都市里无法排泄的乡愁，一一化为文字。无论在描写旅途中的见闻或停泊在河滩上的水手谈话中或在寻旧的地方文化中，都流露出作者渗透在文中的一点点忧伤。这是一种“乡土抒情诗”般的气氛，使古老的湘西在文字中显得那样的朴素，清新而又神秘，从本质上讲，沈从文是一个乡土作家，他只有进入他所熟悉的乡土中去才可能显出唯他所有的未经伪装粉饰过的东西来。他的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高度的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杜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他的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神秘情调，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在他艺术心灵的深处还埋藏着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 。我们分析了沈从文乡下人心态对其创作的影响，乡下人心态给予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作家的创作是情感的外泄，丰富的情感是作家无比珍贵的财富。 注释：[1]沈从文文集 第十一卷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2]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金介甫 沈从文传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4]沈从文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参考文献：《中华散文观止》 何汉 中国戏剧出版社《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 党秀臣 高等教育出版社《乡下人与城市的故事》钱理群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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