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模拟试题题库
本试题来自：（2010年考研政治模拟试题，）一、单项选择题
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A．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B．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C．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D．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正确答案：有， 或者 答案解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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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近一段时间降价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正在逐渐弱化。众多厂家、商家不断推出新的促销手段，甚至制造大幅度打折、让利，但往日抢购降价商品的热潮很难再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A．市场已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C．消费者普遍存在“买涨不买跌”心理D．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结构不合理答案：有，答案解析：有，单项选择题：（)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
)A．社会福利B．社会救助C．社会优抚D．社会保险答案：有，答案解析：有，
考研政治模拟试题最新试卷
考研政治模拟试题热门试卷　　《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以史籍记载为基础，借鉴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和军事学等学科，从背景、类型、原因、特点、结果、是非、防变，以及中西方差异等方面，对中国式农民起义进行探究，并剥去曾经贴在这些古代农民暴动和群体性事件身上的标签，从人的立场上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阐释。从而，为人们对历史上或波澜壮阔，或昙花一现的农民起义进行再认识，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又新颖的视角。文笔清新流畅，叙述方式独到，寓思想性于趣味性之中。
　没有一场农民起义的目的，不是为了起义军的头目去抢皇位；没有一场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会喊出漂亮的瞒与骗的口号。背信弃义是农民领袖和一切旧统治者亘古未变的共同德行。——摘自著名作家王跃文为本书所作序
农民问题是古代社会最大问题
春卷：欢迎大家来到彼岸书店，参加搜狐读书会。有一个问题想问顾老师，您为什么想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来写一本书？中国农民这个群体在历史上并不算很主流的群体，您写这本书的初衷和想法是什么？
顾伯冲：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民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主的，那时西方工业化还没有到中国来。农民起义用现代话来讲，可能就是重大暴力事件，或者是颠覆政府行为。其实，在古代农民起义的背后隐含了很多东西，包括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包括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关系的调整。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我认为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识和把握好农民起义的规律，因为是这一波一波的农民起义在客观上不断推动了社会往前发展。农民起义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他们哭也好，笑也好，是后来人资政的一个宝贵的历史财富。正如吕虹先生对我的这本书所评价的那样，鉴于往事，有资治道。任何一个国家要摆脱治乱兴亡的怪圈，长盛不衰，需要从浩瀚历史中汲取无穷智慧。我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先生也说过，历史不是让人笑的，历史也不是让人哭的，历史是让人明白的。
短短十年 国民党透支了民众信任
春卷：您书中第一章叫《一个古代的中国特色》，您把农民起义比喻为一个古代的“中国特色”，并且在书中列到了一些数据：“翻开中国二十四史，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大清王朝垮台的2132年间，出现了26次改朝换代，千秋万世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序曲总是源于农民起义。”您认为在这种政治洗牌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呢？
顾伯冲：是人民。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可以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在，决定历史走向的是人民。古代中国农民起义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对它的认识，对它的选择。现代也是那样。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他老人家的一个著名的论断。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然想起前年去山东出差，到了临沂，又到了台儿庄，我们看了淮海战役的旧战场，又到了当年台儿庄大战的地方。台儿庄战役发生于1938年，是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军在台儿庄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其背后有很多老百姓在支持他们。然而，仅仅过了10年时间就到了淮海战役，还是鲁南的那些老百姓，他们前仆后继，支持的是共产党，支持的是解放军。十年弹指一挥间啊，为什么老百姓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原因是国民党透支了人民对它的信任。所以，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的父老乡亲们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充分说明了，无论怎样的政治洗牌，人民是决定历史走向最主要的力量，这一历史规律是不可逆转的。
李自成难掩小农意识 起义只为发财回家
春卷：这本书有一个很不同的亮点，是以人性的角度看待农民起义，书里面多次强调这一点。
顾伯冲：从“人”的立场看古代的农民起义，就是为了区别于其他文学的创作视角。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过去很多文学作品，还有一些历史教科书，塑造了很多“神”，也塑造了很多“魔”，很少从“人”的立场来观察透视历史人物。所以，有些作品正因为没有天地情怀，没有人性关怀，没有对生命的虔诚，没有人性深度的透视，也就难以达到神圣的境界和品位。
简单地说，所谓的人性，就是人的生存得到充分保障，人的尊严得到积极的维护，人的自由得到有底线的尊重，这个底线当然是法律与道德。这是我对人性的理解。著名作家王跃文先生在我这本书的序中写道，既不沿袭“陈说”，也不急于“成说”。的确，我是站在人的立场对古代农民起义进行“再说”，从他们组织起义的动因，到最后的失败，都从人性上找答案。因为，他们都是“人”，全都怀抱着“人”最基本的需求、最隐秘的欲望，以及最根深蒂固的弱点，跻身到起义的洪流之中。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往往是左右着农民起义兴与衰的内在力量。作为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只有回归人性的本色，才能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只有尊重人性，才能让大家感悟到人性中爱的光辉。
春卷：能不能具体对比书里面两个人物，解读一下他们的不同人性给他们带来的不同历史结果？
顾伯冲：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的确很多，比较典型的是李自成和洪秀全。李自成基本上是个文盲，他家里出身很贫穷，后来就成了一个驿站的驿卒，他为什么要起义？他是要活下去。而洪秀全是个读书人，他家里条件殷实，是个有着强烈“功名”思想的人，他为什么起义？当时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好几次没考上，只好另辟蹊径了；后来，洪秀全自称是“天王”，相当于皇帝的意思，而李自成别人称他为“闯王”，只是相当于一个荣誉称号；洪秀全的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而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天下即将被他拿下的时候，他居然向崇祯皇帝提出来，把西北划一块地方给他，赐给他，他也就回家了，并且做好了积极的准备，把北京的大量金银财宝拿回老家去，他认为这些东西不拿回老家去，他这个起义就没意思了。这是典型的小农民意识，而洪秀全不一样了，他是有一定理想抱负的人，行为的主线是什么？就是“功名”思想。所以，从这两个人的比较能看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文化修养，导致他们起义的行为取向的不同。而主宰这些的，恰恰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这就是人性的东西。
破立并存 农民起义遵循历史周期律
春卷：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教吴老师，农民起义我们知道它的结果其实并不是大部分农民受惠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能分析分析吗？
吴必康：这个问题从世界历史来看，也是世界性问题，农民起义大致上都是如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讲一下其中的原因，应该说农民起义应该这么来看，一个就是它有它的合理性、渗透性，都活不下去了，你还不让人家造反，这叫“造反有理”，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它的具体运行过程当中，有第二个特性，就是破坏性，死伤惨重，因为破坏性太大，这样把生产力破坏了，财富破坏了。此外还有缺乏创新性，破旧以后很难立新，他把旧世纪破坏了，但是你要重新搞成一个新世纪，很难，只能历史又回到过去。
历史周期律，从哲学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有生有死，从这个意义来讲是一个普遍意义。但是我们如果从历史时间角度来看，历史轮回，天下之治和天下大乱循环。为什么周期律实际上同农民起义的命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建议大家好好读这本书，这本书确实有很多令人思考的地方。
所谓历史周期律，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一个死胡同走不出去了，我个人觉得死胡同里有新出路，你在历史循环当中，怎么样找出新的，其实这条新的出路应该说实际已经在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找到了，人类还在实践当中。大家知道五四运动著名的口号，科学和民主，关于民主我想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面就提出了。民主我们讲的实际上是属于权力，权力的本质是利益的分配，为什么要民主，要权力，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利益分配。
马克思主义有个基本观点，生产力是一切利益分配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放到历史实践当中看是很深奥的。今天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生产力基础，这是我们能够走出历史周期律，能够走出死胡同，开创新出路的历史性的条件，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真是中国五千年来历史上最为辉煌，最为重大的，尽管我们还有困难，但是有了生产力的基础，很多问题是可以化解的，就是分配问题，其实分配的问题主要是政策问题，其实在历史上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大家知道孔老夫子那句话，其实在他之前管仲比他讲得更深刻，只不过大家不是很熟悉，管仲讲了这么一句话，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这本书最后的结尾当中也提到了财富分配，点到了历史发展和现实未来的发展，我想说学历史应该做什么，回顾过去，是为了认识今天，创新明天。我们今天有科学和民主，生产力又达到这样的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但是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性已经是完全存在了！
封建矛盾决定了农民起义的不可避免性
春卷：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吕老师，虽然农民起义有它的局限性，它会有一个死胡同老是走不出去，但是农民起义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在当时的时代却有一定的积极性，请问对古代社会农民起义的爆发有什么样的意义？
吕虹：顾老师写这本书，写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写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什么事情抓住了矛盾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些农民起义都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都集中的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引发农民起义的社会矛盾，大体上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基本矛盾，第二个层次就是主要矛盾，第三个层次就是直接矛盾。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一样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制约、影响并决定着其他社会矛盾，而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的社会矛盾，都是这个基本矛盾的具体化和展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以代表地主利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
至于农民起义所产生的直接矛盾，应该说顾老师在《倾覆与重构》这本书里讲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求生的，有求活的，有求名的，有求利的，有求官的，有求顺的，以及相互交织的。一般来说，这些具体矛盾都是由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矛盾衍生出来的，都是主要矛盾的具体化和展开。我觉得，中国封建社会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尽管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但是从现在的眼光来分析，也离不开、绕不过民生问题、公平问题、正义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的比较好的时候，就天下太平、歌舞升平，就人寿年丰、国泰民安；这三个问题解决的不怎么好，矛盾比较尖锐冲突的时候，就社会动荡，沧海横流，就起义造反，改朝换代，就像刚才吴老师讲的周期率。
最后起义造反和改朝换代也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就通过根本性的社会革命来解决，就像辛亥革命，不可逆转地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启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新的历史篇章。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完全是由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矛盾运动所产生的，反过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农民起义的不可避免性。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是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顶级形式，农民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这个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不是靠农民起义改变的，也不可能改变。但是农民起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调整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
东西方起义差异取决于软国情
春卷：本书的第十二章叫做“东西方好汉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很简单的对话却说出了很多很深刻的历史规律，这也是本书的特色。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软国情”。顾老师，您认为东西方起义区别的原因在于“软国情”不同。我们听过硬实力，但是没有听过软国情，请您解释一下这个词具体的意思，什么是“软国情”，导致东西方国情不同的关键是什么？
顾伯冲：“软国情”三个字以前我也没见过，如果把发明权归于我的话，我就感到很荣幸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国家的实力有硬实力、软实力。相对而言，国情也有“硬国情”、“软国情”。我们以前经常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叫“硬国情”。“软国情”很大程度上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众的日常风俗习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每一天都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软国情”。
“软国情”的形成由来已久了，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齐国的“稷下学宫”与西方的“雅典学园”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代。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导致了对权威的敬仰，导致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而西方的文化讲究自由、民主。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走上两个不同的轨道，体现在起义上也有不同的特色。写一本相对比较全面的关于中国农民起义的书，离不开东西方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那就体现不出我们的中国特色。
其实，西方真正的农民起义是比较少的，有很多是城市的居民起义，由于文化的影响，西方人比较讲究妥协。比如，我向国王提出减租申请，否则我要起义，让你当不成国王。最后，达成妥协，你少收我的租，我也不起义了，你继续当你的国王去。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就不一样了，要么死，要么活，中间很少有妥协的地方。
神魔双面胶 农民起义功与过
春卷：最后，还想请问作者顾老师，您对农民起义功与过的简短点评。
顾伯冲：说简单点，对他们的评价，我认为是“神”、“魔”双面胶。
古代农民起义有功有过，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以后，社会发展总是又往前跨了一步，又前进了一步。比如像朱元璋，像刘邦，他们取得成功之后，也会吸取前朝教训，考虑怎么样改善民生，怎么样来安定天下。我最近看了一个史料，讲了朱元璋临终的时候，跟他的孙子朱允炆讲，大意是说，爷爷在世的时候打了天下，治天下用了不少强硬的措施，不惜杀了很多的功臣，因为我面对的是个乱世。现在天下传到你身上了，天下太平了，你要体恤民情，要注重民生，要更多注重建设，意思就是造福于人。
从朱元璋开始起义到他得到天下，再到他临终，这个过程中就看出了他有“神”的一面，也有“魔”的一面。在取得天下过程中，他常常表现“魔”的一面，当取得了天下以后，有可能有“神”的一面东西。当然，“神”的一面只是起义的一些附产品，这是历史发展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农民阶层天生短板 未来必然消亡
听众：农民起义之所以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是不是和农民的阶层有关系，因为农民阶层在他的精神境界，还有文化知识结构上，还有他的出身，咱们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受到这种农耕文化的影响，是不是都是和这些东西直接相关的？
农民阶层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当中，他是受益的，当然是属于受益比较小的一部分群体。我想问在未来历史当中，中国的农民阶层又会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能够在我们历史当中会起到什么作用？当代变革力量又是来自于哪个阶层，来自于哪一方？
顾伯冲：讲到农民的局限性，是造成它失败的原因，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因为他们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书里具体讲到了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就是讲到了他们的几个“短板”问题。
吴必康：第一，根据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发展趋势和我们在西方国家所看到的历史事实，传统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必然走向消亡的阶级，传统农民是不可能在现代经济和现代历史中常存的，是必然走向消亡的，这是历史的趋势。而且，在美国，在英国，农民都是占人口的2%—3%，作为一个庞大的主体阶级是必然消亡的，这是历史趋势。
第二，理解农民，善待农民，引导农民，转化农民，所谓理解农民，我们对农民前生今生，对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我们必须要充分理解，对于历史上所经受的磨难，现如今一定要理解，只有完成这个理解，我们才能谈到后边要善待的问题。应该说刚才吕老师讲到西方几百年的进步，我们是在30多年高度压缩中完成的，这话讲得很好。我们看看英国历史上的运动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善待农民，这是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的，尤其是今天的农二代，要保证他的生活。还有要引导农民，分为两个层次，一种在生产经济意义上，你怎么引导他，第二个是在思想认识、思想文化上，因为我们知道农民在这两方面都是比较弱势的。我们要引导他，在经济上，使他能够有谋生的手段，还有思想上要大力的提高，还有最后一个转化，跟前面一个引导是一样，要使他们在新的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中国的农民应该说是中国智慧的最大来源，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实际上在今天已经开始了。中国处在工业化的历史大潮当中，这些东西是前进的问题，是个社会往上走，一个民族在兴旺的时候出现的，严格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民族最发达的时候，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必然出现，这是正常的。你只有发展到这个程度，你才能出这些问题，所以是这样的。
另外，我们讲社会发展当中的利益关系的失衡与平衡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讲到社会问题或者讲到由乱而治，都是指利益关系，绝对的失衡，就是农民大起义，然后走向天下大乱，虽然是利益关系相对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我们今天来看，也正在走向相对平衡。今天的生产问题已经降到比较少，今天老百姓要求是发展问题，要求有更好的待遇，要求有更好的教育，你今天要求的不是一碗大米饭，要求是更好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待遇，要有车有房，这是不同的。
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破坏者和重建者
潘飞：著名学者金观涛、刘青峰的“社会超稳定结构”学说从系统论和功能论的角度出发，阐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不时出现动荡，周期性的王朝更迭也不足以化解由政治、经济、文化互相耦合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停滞性。古代农民起义再气壮山河，也只能视为周期性震荡，并无伤及封建体制的筋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超稳定结构”具有的免疫系统、自我修复功能，均令其展现出巨大的保守性和恒久性。当然，这种社会结构也是脆性的，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偏离，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瓦解，造成贫民为了生存而纷纷起义造反。因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系统进行负反馈调节，消除各子系统对适应态的偏离，便对社会实行了全面“强控制”，加强对人身关系的盘剥和监控。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固化和呆板，另一方面给官民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和引爆埋下了导火索。特别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官僚和利益集团）在王朝鼎盛时期为满足其贪欲而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盘剥，愈发会加重并激发社会结构中隐藏的矛盾，甚至导致任何试图拯救王朝的“变革”反而会加剧社会危机，使崩溃之日提早到来。因此，作为另一种调节机制的农民起义，便要发挥着剑与火的作用，竭尽全力斩破长期束缚和压榨他们的宗法一体化机构。
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作用之强，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当然，农民起义的发生大大消除了社会结构互不适应的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自我修复并重新统一，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有新建设”，中国封建王朝具有“死而又育”的机制，即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旧王朝，可新建王朝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从政治理念和手段上来看，并没有出现创新，难逃被下一代的农民所推翻的命运，也就是说，夺取胜利果实后的农民起义军逐渐演变成了他们起初反对的那种人，从“反对党”沦为“被反对党”，从“终结者”到“被终结者”，这条颠扑不破的演变规律是值得深思的。
王淼：农民起义为中国古代的“超稳定社会”做出了贡献自不待言，同时却也使得中国的历史进程长期陷入专制主义统治的因循轮回与止步不前的境地。这在与“洋起义”的对比中尤其看得真切，以同时期的李自成起义与克伦威尔所领导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前者不过是为人作嫁，使入主中原的清朝延续了明王朝腐朽的政治体制，后者则带领英国步入波浪式的发展轨道，成为人类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领跑者。两相比较，从中既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不难找到中国近代社会日趋落后的原因。正像顾先生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人的立场是最本真的立场，是人世间最大的立场，只有站在人的立场上，才能摈弃功利之心，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则，真正看清农民起义的豪情和壮志、残忍与愚昧的“神”与“魔”相互交织的复杂面目。
郑渝川：农民起义，按照已故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是“原始的叛乱”。起义在于反抗压迫，求得生存，这种现象密集的发布于世界文明历程每一段的各个区域。农民起义不是古代中国的“专利”，欧洲古罗马时期就曾“盗贼四起”，即便到了近代，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再到欧洲大陆的君主国（如法国）、分裂状态的民族国家（如意大利）、庞然大物般的多民族帝国，仍然不免出现平民对压迫的反抗，其中一些反抗演化为农民起义或大规模的市民暴动。
从古近代到现代，文明标准有了很大进步，社会运动中的暴力因子受到了空前抑制，但压迫、反抗、杀戮的连贯逻辑却并没有根除，暴力的威胁阴魂不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必要意识到，虽然农民起义在古代史上在全球各地都频繁上演，但在中国这个国度，却通常以非常剧烈的方式爆发，可以用三个“特别”来形容：起义者（叛乱者）和镇压者（平叛者）的厮杀特别激烈，对农业生产、城市建筑和商贸发展的破坏等文明破坏后果特别严重，杀戮的平民在数量上特别庞大（义军、官军、异族军队都习以为常采用屠城来实施报复）。
顾伯冲：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长江大学客座教授。出版《心远地自偏》《思想有多远》和《多少瞬间烟雨中》等作品。
吴必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现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学科带头人。
吕虹：《求是》杂志社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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