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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摊梦寻　
《柱宇谈话集》　　旧时的天津书局虽然也卖过进步书刊，包括《资本论》、《马克思传》 等，那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敌伪时期却以出版刘云若、陈慎言的言情小说　　为主，等而下之的是姚灵犀的《瓶外厄言》及《采菲录》等表现性变态的低 俗读物，适应了都市有闲阶级的情趣，纯属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一种消极 景观。稍可看的，有张聊公的京剧史料集《听歌想影录》，还有便是报人王 柱宇写的随笔集《柱宇谈话集》。后者共收随笔 109 篇，是从北京《实报》 上作者的专栏《柱宇谈话》中选来。1941 年 8 月出版，半个多世纪了，它自 生自灭，从来无人道及。　　《实报》乃北京著名的小报，以社会新闻、梨园动态和副刊吸引市民读 者。单是副刊的专栏作家就有凌霄阁主、陈慎言、老宣、张醉丐、王柱宇等， 皆名噪一时的小报作家、旧派文人。无论战前和战后，这些人的作品都很少 涉及政治。王柱宇二十年代初即在北京编《日知报》，曾在天津办过《大同 晚报》。他日写随笔一篇，从不间断，以适合市井口味为宗旨，时涉家常话 题，通俗平易，不避琐细，却不失其严肃的态度。出版者宣传他的作品为“幽 默小品”，意在生意眼，实在离题甚远。　　作者既想贴近市井生活，故着墨贩夫走卒的篇章不少，如家庭主妇、人 力车夫、厨师、庸妇、乞丐等等都有专题。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笔下的旧京风 貌和人物访谈录。前者如记二三十年代北京著名饭馆的沧桑，后者如写西太 后的回事太监、太庙总管太监。包括笔录蟋蟀大王梁寿山的《养蟋蟀的种种》， 清末武林技击专家张寿亭的传记等，忠实记录，尚能传神。如写老太监王某 来访扑空，留话给他妻子：“我兄弟在家吗？哥儿俩老没见啦。我来看看我 兄弟。弟妹，我兄弟回来时，告诉我兄弟得啦。”（《两位老爷》）满口京 腔，亲热周到。又如《模仿与抵制》，写西太后近侧回事太监李子田，涉及 了慈禧对京剧的爱好。她令太监们向宫外名伶学戏，不时在宫内演出。谁若 多使两处鼻音，或多几个疙瘩腔，西太后便说：“你们唱你们的，别学汪桂 芬，别学谭鑫培。各人有各人的本能，何以学别人？学得好也是跟人吃屎。 学得不好，更是比鬼还丑。”这口气倒符合她的性格，讲的也还在理，不算 个完全的外行。如果这话不能算数，那么在《谈齐白石》中，记录的齐氏女 弟子刘淑度谈世人对白石老人的误解便可作为史据了。有人说治印学铁笔须 十年时间，学齐只要两三年就够了，因为齐的刀法一片野气，没有什么真功 夫。刘女士说：“其实，齐先生对于铁笔，确实用了苦功。他于赵伪叔的印 谱，一个一个都用笔描了下来。后来综合各家的铁笔，独标己见，才成为齐 派。学齐派的铁笔，一辈子不见得成功得了。不信，谁瞧不起齐派铁笔，让 他照刻一个，试验试验。”我还欣赏作者不随意吹捧名人的轻浮作风，如访 问宣统的同辈、宗室名票傅侗（红豆馆主）谈京戏，发现傅某语多泛泛，最 后的结论是“不得要领”四个大字，亦够挖苦的了。　　本书重点记述了清末保镖护院的武术家张寿亭，约占二十余题。这位市 井英雄一名“醉鬼张三”，是京城的传奇人物，可是在作者笔下却是个凡人， 也许这正是作者尊重这位武术家的品德而特别多费笔墨的。所以河北束鹿农 民出身的张大侠，既非传闻的飞檐走壁，也不能水上行走，朴朴实实的一个 武艺高强的技击能手而已。这同专门以武侠神怪来欺世盗名的小报作者相 比，自然高了一筹。不追求戏剧效果而哗众取宠，还传奇人物以真实可信的 本来面目，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抗战胜利后，王柱宇曾在北京《世界日报》工作，因抢先发表沈崇事件 的新闻，受到北京市警察局的拘留，并被报社解雇。1956 年有人在街头碰到 过他，生活比较窘迫，靠卖文为生。也许终于被人们发现了他解放前做过有　　益于人民的事，一度当选为前门区的政协委员，六十年代初便已默默故去。林榕的《远人集》　　袁犀（李克异）在北京新民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十本“新进作家集”，其 中第 5 集是林榕的《远人集》，也是这套丛书中唯一的一本散文集。1943 年12 月初版，稍后又印行了再版本。 林榕以写散文和文学评论为主，战前参加过北方左联的文学活动。北平沦陷后，他编辑过多种文学刊物，还出版了一本文学评论集《夜书》。我知 道林榕即李景慈，还是在 1956 年以后，当时他正从事出版工作，我因工作关 系与他相识了，往来并不多。直到近年离休以前，他始终也没有离开过这一 岗位。前些年，他赠我手编的编辑杂谈之类的书两册。他一生热爱编辑工作， 是一位资格老、有经验的编辑家。他的散文亦如他为人的性格，比较沉静， 带点忧郁味，感情很细腻。光读作品，你也会猜出，他可能是个文质彬彬的 儒雅书生。我曾经冒昧地向他提出，我觉得他的散文明显地受到了何其芳《画 梦录》的影响。他当即认可，并且表示当时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很多都受到 过何其芳的影响。何其芳的散文很美，却又带点感伤，当时能吸引了那么多 文学青年，不是偶然的。那是一个很容易使人忧郁的时代，尤其对暂时还没 有认清时代方向的青年来说，痛苦和矛盾简直是必然的。林榕的散文集《远人集》便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全书共收散文30 篇，写于 1938 年至 1942 年间。文字很美，有的已近似散文诗，通过写故 居、炉火、落雨、凉秋、墓地??抒发了个人的感情，不是寂寥，就是冷落， 或是郁闷，甚至是眼泪。书名“远人”有寄托光明和希望之意，却又显得那 么飘渺，不明真相的读者会问，作者何以花费那么多笔墨寄语远方的友人， 并用以作为书名。其实，在本书“后记”中，作者已经作了解释：“我有着 对无数远方友人思念的心情，所以常有所感，在寂寞的岁月中，遂记下当时 的感触。这并不是简单的对景生情，更没有繁屑的身边琐事。我总觉得在这 心情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周围的环境与社会。”他是怀念离开沦 陷区到远方去参加抗战的朋友们！作者似乎也并不满足于这种写作，1944 年他在《远人集外记》（1944年 2 月 20 日北京《民众报》副刊）中说：“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那是环境造 成的，是我在与从前迥异的境界中，自然而然所产生的情感结晶，七年以前 的那日（按指“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经过一次巨变，我一个人还孤 处在这城中，睁眼去看田园的景色毕竟不同了，恐怖，阴凉，寂寞，无情， 时时萦绕着我，我的朋友都离我而去??多少有一颗不能宁静下来的心，随 时想高飞远走的念头，而这在我又是永远憧憬着的幻想??”这种复杂的感 情，很自然地便形成了《远人集》的基调。他的向往是神圣而真诚的。　　书中的《冬景》，写了《粥厂》和《拉冰》。前者写一个哭泣的男孩， 因为领粥的牌子丢了，第二天就不能再来打粥。一个穿的很破旧的孩子，急 忙把一个粥牌送到管粥人的手里，只说了一声“捡的！”管粥人把牌子还给 哭着的孩子，又给捡牌子的孩子多添了一点热粥。这个小镜头，充满了人间 的温暖。《拉冰》写了一群早晨四点钟便开始拉冰的工人们的劳动场景。“春 天还远得很??这群靠严冬吃饭的人们，还可以活上些日子。”林榕为北京 贫苦人民画像，带有风俗小品的意味。我很喜欢这些含有亮色的写实文字。　　曾卓的《门》　　诗人曾卓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以前我们只通过信，前几年在太湖边上初 见，知道我喜好收藏现代文学书刊，开口便说，他家里还有几本旧书，让我 到武汉时去他那儿随便翻翻，没有的，可以送给我。我当然不能如此无礼， 心里却很感谢他。记得我曾对他说，他的第一本诗集《门》，我早已有藏。 那是很薄的一本土纸书，1944 年 9 月在昆明印行，出版者是诗文学社，编者 是作家邱晓松、魏荒弩。　　曾卓的诗并不艰涩难懂，感情激越，充满了青年人的爽直。他向读者告 白，他写诗要使敌人“暴跳如雷”，要使“活在将来的人因不懂而惊异”。 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有些生活确实已经远离了我们，当代读者怕真的要感 到陌生而惊异了。他的诗歌唱了青春、爱情、友谊、母亲和同志，也描绘了 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他为时代而歌。诗里没有缠绵的语言，没有标语口号， 平淡中饱含着诗的激情，让别人同他一样地痛苦和呐喊，同他一样地去仇去 爱。　　我和其他读者一样，很喜欢他的代表作《门》。这是作者写于 1939 年的 一首短诗。诗句简练，形象感却很强，甚至带点情节性。一开头便直白地宣 告：“莫正视一眼/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因为这个迎面走来的少女， 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欺骗了昔日的战友。“今天，她又要求走进/我们友谊的圈 子。??让她在门外哭泣/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纯洁的感情，道德力 量的庄严感，一下子就打动了读者的心。这个“门”设计得形象而又富于哲 理。全诗一气呵成，思想深刻。大概作者也很喜欢这首诗，特地用它作了处 女作的书名。你想知道那女郎是怎样背叛了朋友吗？其实有了那句，她已经 投进了“残害我们兄弟的人的怀抱”就足够了。诗人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多数 人的思想感情，这是诗的力量所在。《门》共收诗作 16 首，除了《埋葬》、《母亲》两首较长，其余都较短。还有一首《拍卖》，写于贵州，时在 1943 年。四个赤足的苗女，正在街上芦 笙的伴奏下起舞卖唱，观者却少同情。诗人愤愤。他认为苗家少女的歌舞， 应该跳在深山的森林间，唱在夜半情人的月光窗下。然而，“原始底朴素的 享受与音乐/在生长它的土地上枯萎了/廉价地拍卖在小城的街上。”围观者 的轻薄调笑更增加了诗的压抑氛围。读这首诗已很久了，小城穷街的苗女们， 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掉。《黎明的喜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在今年第 1 期推出了“沦陷区文学研究专号”。这是编辑部的一次空 前举动，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按 说从抗战胜利以后就应该有人来做这项研究工作，但是此项课题延误了近半 个世纪，究其原因当然是历史条件所限，一方面在解放战争期间无暇顾及， 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则是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左”倾思想在作怪， 对沦陷区的文学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最简单化的处置办法，人们生怕为沦陷区 的作品和作家说好话，而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因此在建国后问世的现代　　文学史中，这方面是一片空白，正期待有识之士来辛勤耕耘。目前在进行这 项研究工作时，资料问题较突出，沦陷区的有关资料比其它时期的资料更为 少见，不论是公家和个人过去都不大重视，甚至连作家本人，由于政治的原 因也不敢轻易保存敌伪时期的报刊和著作。　　我读了本期“研究专号”上刊载的《华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 实在获益良多。这里只想补充文中讲到作家山丁编的《作家生活》一事，因 作者未见原刊，连出刊时间也相差三年多。这个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人 是柳龙光，刊名《黎明的喜剧》，副题“《作家生活》连刊之一”，大 32 开本。本期为山丁编辑，出版时间不是 1941 年 3 月，而是 1944 年 11 月，未 见出版第 2 期。　　《黎明的喜剧》，借用了本期梅娘小说的篇名，作者写的是北京串胡同 卖菜老人的一段故事。散文有吕奇的《生活琐记》，译文有日本作家小泉八 云的《给谢伯仑的信》和芥川龙之介的《和某记者的谈话》，都是作家的生 活自白。毕基初的《女诗人 OLGA·LEE》，介绍了瑞士女诗人李欧丽阁的诗 集《黎明》，并说她久住北京，诗里染上了东方的色彩。毕基初还翻译了她 的诗《夏雨》和《时间》，及论文《现代诗的精神》。袁犀、林茨、文非的 杂文，分别是《批评家》、《文坛杂谈》、《穷则变》。三者的共同特点是 有的放矢，暗有所指。袁犀认为当时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的只 是“下流的，市侩的，好事的喷舌者之乘机出现”，这些批评家沾沾自喜的 不过是“人身攻击”。林茨对所谓“应景文学”不以为然，对将在南京举行 的“文学者的什么会”也表示奚落，可能是指在南京召开的“第三次大东亚 文学者代表会”吧。文非则是为当时文人生活的窘困和不能自由地写作而苦 闷，他举出在一次评比 1943 年文学作品的集会上，一位作家曾经幽默而沉痛 地自我调侃：“我以为都很好很好，因为作家们都要饿倒了，竟然还能写文 章，不正是很可贵了吗？”即或这是牢骚，日伪当局也不愿意听。山丁写了《北方的作家（1）》，以简练的笔墨为袁犀、梅娘、马骊作了三幅素描。他同袁犀同为战后进关的东北青年作家，彼此相知较深，后来又 一起进入了解放区。他说创作《泥沼》的袁犀（进入解放区后改名李克异）， 忽然意识到“泥沼便是我们的文学界，无论谁，跳进去就会受到灵魂的痛苦”。 因此，袁犀常常对他说：“——多么寂寞呀！这生活。”对于梅娘，早在这 以前，山丁就在东北为她的小说《第二代》作过序，现在更称赞“她的文学 进路是无限的，我祝福这位作家，愿她冲出那温室的并不小的限度，向广大 的原野奔去”。马骊因为创作了《太平愿》一书，正受到北方文坛的重视， 被誉为乡土文学作家。山丁说他：“用诗人的慧心歌咏着破败的农村，而用 小说家的最高的情绪描写着农民的不死不活的生活。”至于山丁为刊物写的《前言》和《编后记》，也不时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如说：“近年来 我们的文学的贫弱是无法诡辩的事实。”并向作家们进言：“对于那些阻碍 前进或恶意加害的制阱者是要争斗的。”所以从总体来说，这刊物并非敌伪 御用的“应景文学”，既没有宣传什么“大东亚文学”的主张，也没有去粉 饰太平。自然，受了环境的限制，也报道了伪华北作家协会的一些动态。　　这本仅有三十余页的小型刊物，我得自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事隔几十年 以后竟能派上一点用场，我当然很愉快。当时只用了一角五分钱。您说多便 宜！　　老师的书　　我们北京新闻学校的四五位老同学经过一番努力，于 1990 年为校长陈翰 伯辑印一本纪念集《报人出版家陈翰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其实这 书名也很难概括翰伯老师一生的奉献。比如他还是一位国际问题的评论家， 在这本书里就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　　我翻检他的自传和回忆录，仅仅提到 1949 年初，他担任过新华社编委， 兼国际部主任，既未说明写过什么文章，也未开列著译书目。因此我们对翰 伯老师的著译情况还是一片空白。我们明白，如果他不是受命筹办北京新闻 学校的话，他会继续研究国际问题，撰写国际评论。他早已是一位研究国际 问题的专家了。记得解放以前，我在书店里曾经看到他用“梅碧华”的笔名 翻译过一本《麦师陛下》，那是写二次大战联军东线战场的最高统帅麦克阿 瑟将军的。可惜以后我再也没遇到过这本书。　　起初翰伯同志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国际研究专业。1950 年我们在校时， 他还时常作国际形势的报告，公开出版过分析朝鲜战场的小册子。现在连书 名也不记得了。　　近来我的访书运气似乎还不坏，半年之中竟意外地购得老师在建国以前 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在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找到的，书名《华莱士》，1944 年 6 月重庆双江书屋出版的土纸书，署名陈翰伯编译。华莱士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执政时的副总统，战时曾经来华访问，到过重庆，当时可谓热点新 闻人物。书分三部分，华氏小传由翰伯同志写成；翻译论文大部由王孝风署 名。这个笔名我熟悉，因为翰伯同志曾经用这个笔名给人民日报副刊写过杂 文和影评。最后是华氏的演讲、广播词和论文，有署王孝风译的，有的署名 梅新译。我不知道梅新是梅碧华转化而来的另一笔名，还是“美国新闻处” 的谐音简称。总之，这是一本内容丰富而扎实的书，可是翰伯同志在“前言” 中却谦虚地说，这不是研究人物的一本书，而是资料的辑录。写作本书时， 他正在重庆《时事新报》担任新闻版的编辑。署名梅碧华著的《国会与政府》，主要仍是研究美国的一本专著，1948年 12 月上海世界知识社出版。我是从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买来的。书中有作者 的“前言”，介绍有的章节曾经以《欧美政治制度浅说》为总题，连载于《世 界知识》杂志。写序的时间是 1948 年 11 月，那时由他任总编辑的《联合 晚报》已被国民党查封，特务到处在抓人。此刻他完成了这一书稿，正奉命 撤离上海。出书之际他已到达被我军围城的天津，拟从那里进入解放区。当 时战火纷飞，南北交通阻隔，他已无法看到新书的出版。
1949 年 4 月本书 再版时，他又从党中央的所在地河北平山出发，乘卡车进入刚刚解放了的北 京。北京曾经是他战斗、学习的地方，当年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是“一 二·九”运动的活跃人物，后期担任了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怎会料到， 进城之后马上要他放弃国际问题研究，开始从事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作为 他的学生，我们正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了老师。　　寻访老师的著译，这是我久存心间的一个愿望，特别是他逝世以后，变 得更有纪念意义了。虽然书的内容有的早已事过境迁，但是一个追求真理者 的足迹，会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补白者的自白郑逸梅先生早就被人们叫“补白大王”了。　　我觉得这称呼在旧时并非不存一点讽刺的贬意。因为文界一直视他为鸳 鸯蝴蝶派的小报补白作家，撰写的不过是“报屁股文学”，难以挤进纯文学 的殿堂。到了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补白已经写得很少，小报也逐渐绝迹。只 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重又焕发了写作的青春，人们再呼他为“补白大 王”时才真正不带贬意。特别是专门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的中华书局，先后 为他出版了两本补白之作《艺林散叶》，这对一向不承认笔记、掌故也是文 学的旧习更是一个反驳，可谓意义深远。现在多卷本的郑氏文集已面世，还 有拟印全集之说，若在以前怕是没有资格排上日程的。　　我不否认郑先生笔耕一生，丝毫没有为稻粮谋的时候，也不能说他出手 即精品。不过看他的补白多了，实非低俗之作，更少游戏文章，甚至以为凡 治近代文学史和近代报刊史的人，如果不读他的作品简直是个损失。当然， 其中个别识见有误，或落笔仅凭传闻，偏于琐细的地方也不是没有，这并不 影响他补白文字在总体上的严肃性。　　作者生前谈长寿之道的文章我见过，讲他写作得失的文字却无印象。近 日偶翻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月刊（1944 年 12 月号），其中一段郑氏的 补白文字，恰好透露了他的心思，是我们接近这位作家，理解他写作和思想 状况的有力凭证，今录后：“予为文不趋时尚，不谈家国大事，不写桃色恋 爱，不诋人毁物以求快意，冷冷落落，淡淡漠漠，别具一种格调，或谓作风 如此，难得一般青年士女之欢迎，况各刊物无不悉心以迎合青年士女，君既 以卖文为生，岂能不随流扬波而与世推移哉。予因忆王西樵故事，昔汪钝翁 颇自患嫩放，兼以此规王西樵，王莞尔曰，长安车马喧阗，若无吾党一二孤 寂者点缀其间，便成缺陷，近来操觚之士，多趋时热烈之作，然则亦正需一 二冷落淡漠之文以为点缀耳。”不趋时俗，不羡喧阗而甘于孤寂，虽以卖文为生却坚定个人道德上的清白，我看这是任何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的品行。郑氏此文写于日寇的铁蹄之 下，他敢于自白不谈家国大事，这也要有点勇气。试想，在当时的恶劣环境 下，一个作家如果热衷于政治的话，岂不只可献媚于日帝和汪伪？当局能让 你随便讲不利于他们的话吗？郑氏追慕“冷冷落落，淡淡漠漠”，不求什么 轰动效应，但求“点缀其间”而已，实在是位头脑清醒的智者。多年来，我 们所见的闹得昏天黑地非要领导一时新潮流者，又有几个能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　　郑逸梅先生写了大量连标题都没有的补白文字，没有得过金杯和奖牌， 一生也没有大红大紫过。可是现在若想寻找一位如他那样知识渊博、资料丰 富而记忆殊佳的补白作家，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不是 靠表决心、说大话，或者请哥们儿来捧场便会成功的。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补 白者的自白，对我们仍不无启发。尽管情势有变，道理却没有变。南星的《松堂集》　　南星先生是诗人，我藏有他战前出版的诗集《石像辞》。诗宗现代派， 抒情而精练，又有虚幻之美。50 年代，我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还看到他自 费印的一本诗集，书名叫《甘雨胡同 6 号》。恨我当时没能买下。后来跟别　　人讲起此书，对方说诗人还有一本《三月·四月·五月》。其实前者是诗人 自费印行的一本书，当年他同诗人辛笛等就住在那里。“文革”后，叶浅予 先生也住在这条胡同。我去过叶先生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星和辛笛的旧 居。现在它已经拆除，盖起了新楼，再也找不到这条富有诗意的胡同踪影了。 无论如何，这两个书名还是值得回味的。能起这样书名的，是真正的诗人。 南星的散文集只有一本《松堂集》，1945 年 4 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预告还有两本，《山蛾集》和《年华集》，实际都没有出版。作者在谈到他 的诗《石像辞》时说：“??虽然有些凄楚，但我的心思是柔和的。”（见《松堂集·我的诗篇》）我想他的散文基本亦如此，表面上看委婉，甚至有 点忧郁，内心则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比较含蓄，直接写人物活动 的少，借景物抒发自己的感情者多，以写人的情绪为主。我在读英国散文家 兰姆和吉辛的散文时有此感觉，读我国梁遇春、缪崇群、陆蠡的散文也有同 感。当然，《松堂集》中风格较轻快明朗者亦有，如《刊物创办者》回忆他 少年时代与弟妹们办手抄本刊物《小星》的事，特约撰稿人却是自己的母亲， 读来温馨动人。又如《忆克木》，把青年时代金克木先生的聪敏、健谈、风 趣而理智的性格全然描画出来。有的散文已近于散文诗了。作者是个性格温 和，沉默好静的人，特别喜欢冥想和思索。他对待艺术，对自己的作品，要 求十分严格。张中行先生与南星是北大的老同学、老朋友，他对南星的诗和散文有如下评价：“风韵都是不中不西的。??中偏于所感，西偏于所思。思是在心 里，或深或曲，绕个小弯，因而领会或说欣赏，就不像吟诵‘夜阑更秉烛， 相对如梦寐’那样容易。”又指出南星是“天生”的诗人，“这气质影响他 的散文，是诗意特别浓，具体说是，所写，以及行文，都是诗的。这好不好？ 可以说很好，因为更耐吟味；也可以说不很好，因为意境幽渺，像是离家常 远了。”（见 1993 年 11 月 22 日《北京日报·螳螂》）这真是知者之言，说 到了深处，他十分喜欢南星的散文。前些年张先生曾经动员老同学翻译了一 本温源宁的《一知半解》，那是一个外国学人为我国“五四”文化名人写的 一组随笔小品。多亏了南星先生的译笔，而且很多被写的人，其实也是他的 熟朋友。我从张先生那里打听到南星先生的地址，方才知道近三十年在文坛上已经失踪了的诗人，正隐居在远郊县的怀柔城内。那是他老家的房子吧？我与 老先生通了信，想请他重新提笔写点散文。南星先生回信说，他久已不问文 事了。《恨海》的版本　　坊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里，话剧《恨海》列有两个版本。一 是柯灵先生的改编本，还有一本署名宋约改编。前者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由上 海开明书店出版。一九四八年二月再版。后者一九四五年六月，由北京文章 书房出版，时当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前夕。其实宋约即柯灵的笔名，《词典》 编者不察，分列成两位作者两个条目了。　　以宋约署名出版的《恨海》，柯灵事先并不知道。出书的时候，也正是 他第二次被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之时。他在狱中吃够了苦头。出狱不久， 柯灵便与黄佐临潜离上海，准备进入内地。刚到杭州，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八月下旬又回到了上海。　　《恨海》原是一部近代文学名著，作者吴趼人。早在二十年代，郑正秋 曾把这部小说拍成默片，欧阳予倩亦曾把它改编为文明戏，并扮演了女主人 公张棣华。柯灵的改编本忠实于原著，主要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的闺秀张棣 华，陪衬她的则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夫陈伯和，后来堕落成一个鸦片烟鬼。这 是个流行一时的社会悲剧。一九四四年柯灵改编此剧，仍以庚子之乱为背景， 却影射日寇的侵略。观众不难从历史上的外国侵略者联想到眼前的日本侵略 者。当然，限于当时是在敌人的刺刀下写戏，只能是曲折的弦外之音。　　北京文章书房的《恨海》，是由当时的作家林榕和剧人李邦佐联手推出 的。林榕为这家书店编有“文学新刊”丛书，仅出两种便因抗战胜利而结束。 一本是他本人的文学评论集《夜书》，另一本便是《恨海》。当年他为《恨 海》写了一则书刊广告，其中也暗示了宋约即柯灵。他说：“宋约先生是上 海著名的剧作家，他所改编的《乱世佳人》、《夜店》都曾风行一时。最近 更将吴沃尧的小说名著《恨海》改编为舞台剧，四幕五场，外序幕及尾声。 前由大中剧团在沪连演多月，成绩极佳。最近南艺剧团亦准备公演，书前有 李邦佐先生序文。可说是北方戏剧出版界的珍贵收获。”李氏当时执导于北 方舞台，南行上海，在新光大戏院看了朱端钧先生执导的《恨海》。他特别 偏爱第二幕兵荒马乱中小旅店的那场戏，以及第四幕和尾声，“心底如同压 了一块沉重的铅铁”。他很理解作者，“尤其是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在乱世 中长大的，看了有一种切肤的感觉。‘天地不仁，万物刍狗’，我默念这两 句话，更不觉怆然泪下??”他从剧团取得了台本，北返后即由南艺剧团搬 上舞台。印成书公开出版，却“在没有得到宋约兄的面许之前就冒昧地代为 答应了”。应该说这只是个舞台演出本，并非作者最后的定本。对照两个版本，整个框架虽然没有变化，但开明书店本有改动，甚至在第三幕还增加了剧中人物。尽管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一个小贩，却渲染了 逃难的生活气氛，表现了普通人的善良、机智，为一幅感伤的流民图增添了 起伏和一点亮色。此外，还有时间的改动，如尾声与前场的间隔时间便推迟 了十几天，同时台词也有改动，都是为了使剧情更加合理而生动。剧本定稿 出版时，日伪已经倒台了，国民党反动派又向人民亮出了屠刀。这在作者的 笔下，不可能不留下印迹，台词语意双关，有的是原剧本中没有的，如：“?? 几十年来，外患接着内乱，而我们当朝的衮衮诸公，就知道对外敷衍，对内 压制，到了今日积重难返，就造成了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弄到官而不廉， 军而不忠，士而无行，真是衣冠涂炭，气节沦亡??一遇到战乱，干戈遍地， 人欲横流，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作者的这种改动可以理 解，当然也为研究者互较短长提供了资料。袁犀与《粮》　　作家袁犀，一九七九年五月猝死于创作案头，那时他正在写长篇《历史 的回声》。　　三十年代他是一位东北作家，二十一岁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泥沼》。 北平沦陷期间他活跃在华北文坛，先后出版了小说集《森林的寂寞》、《时 间》、《贝壳》、《面纱》等。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的文学活动，主要是 办了一本文艺刊物《粮》，仅仅出版了一期便告终。它创刊于一九四五年十　　月二十日，是抗战胜利后北平出版的第一份严肃的文学期刊。前些年沈阳春 风文艺出版社重印袁犀的《贝壳》、《面纱》合集时，在作家简介里说：“一 九四五年春地下党委托他办文艺刊物《粮》??”显然时间有误，应该改“春” 为“秋”。刊物出版不久袁犀便离开北平，辗转进入了东北解放区。　　《粮》的封面标以“纯文艺半月刊”，由群力社出版，这个群力社还公 开征求学生文艺作品，希望青年学生们在驱走了日本法西斯以后，动笔写出 八年来的迫害和屈辱，反抗和痛苦。这自然是个有远见的建议。袁犀在刊物 上发表了《编辑者日记抄》，公布了《粮》的同人还有山丁、南星、毕基初、 王梦白、张漫云、白桦。创刊号除了有张漫云的文艺短论《文学的反磕头主 义》，王梦白的散文《秋灯漫笔》，山丁的《创作手记》以外，主要是三个 短篇一个中篇连载。白桦（田琅）的中篇是《第二二○九号旅行证》，短篇 是姚静纯的《生之喜悦》、谷寥的《祭礼》、毕基初的《永定河边的射手》。 这个刊物如能继续出下去，一定会给寂寞的国统区华北文坛带来生机，因为 尽管它的篇幅不大，作品的分量还是不轻。几位同人也多为读者所熟悉。毕 基初是北京一位很有才气的作家。他的《永定河边的射手》，写了一位狱中 的游击队员之死，充满了诗人的激情，文字也很简练。姚静纯原是辅仁大学 的学生，她的小说《生之喜悦》，是以兄长的监狱生活为背景写的。因给《粮》 投稿而结识了袁犀，解放后与袁结婚，名姚锦。关于袁犀的小说，战前曾经在北平艺文中学教过他的老师常风先生说：“《泥沼》放在事变前的创作集中毫无愧色。比方说，印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中一定会得到很高的评价。”（见常风：《〈面纱〉后记》） 常风先生又说：“实在我是在《泥沼》中发现袁犀的整个宇宙，他的精神生 活，他的忧郁，他的热情，在一个剧烈的大变动时代中青年的向上的不安定 的灵魂。”袁犀酷爱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爱国 青年的激愤，在艺术上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南星先生在《回忆袁犀》（见《文艺时代》第五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里也说，袁犀的“抑郁，苦闷，矛盾，迷惘，是别人很难想像得到的。?? 在筋疲力尽的挣扎之后，他辗转在恶梦跟清醒的交替中，几乎成了一个神经 病患者。然而他终于没成了神经病患者，因为他始终怀抱着一个大希望，坚 毅不屈地储蓄着自己的力量??”关于《粮》的创刊，南星也有记述，他说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初，“北平充满胜利后的混杂的空气而文艺界也同样地令 人摸不着头脑的时候，除了一些无聊的报纸副刊以外，没有一本纯文艺杂志， 袁犀病得不能起来。有一夜他彻夜不眠，天亮后才微睡一会，又被他的夫人 叫醒了，因为屋里已经有了好几个来客，他们后来都成了《粮》的同人。” 南星还提供，袁犀已经为同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第二期《粮》写好一篇小说， 是写一个曾经向敌人出卖过他的所谓“青年小说家”，但是后来原稿无着， 版也拆了。据南星先生说，那时“饥饿也伸出手来逼迫他。他们一家三个人， 没有食粮，只剩下一堆乱书，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梅里美全集，生活周报、 星期六晚报。??”袁犀给读者留下了一本《粮》匆匆上路了，从此袁犀的 名字便在文坛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李克异。南星与《文艺时代》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出现了一本大型文艺刊物《文艺时代》。一九四六年六月创刊，年底结束，共出六期。它是战后北方文坛唯一的一本大型文学 刊物。事隔四十余年，我才知道是诗人南星主编。南星先生早在三十年代便 活跃诗坛，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主编过文学刊物《绿洲》，那时用的名字是杜 纹呈。　　《文艺时代》一问世，即引起南方读书界的注意。作家刘北汜当时在上 海《大公报》上如此评价它：“这刊物落到手里的第一个感觉是沉重。说明 了它的分量，说明了支持它的人所具有的大决心，而内容正如它的篇幅，也 是沉重的。”编者在《创刊致辞》中主张，文艺作品应该反映一个国家民族 的萌发、滋长、受难和奋斗，更重要的是“预言它的命运并指示它的方向”。 又指出当时人们仍处于水深火热的黑暗时代，文艺界也仍然在寒冻期间，离 花期尚远。　　老作家朱光潜、冯至、谢冰莹、徐祖正、常风、刘荣恩、毕免午、杨丙 辰、沈宝基等都发表了作品。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北方作家如吴兴华、李道静、 毕基初、李瑛、张守常等人也有作品发表。朱光潜先生发表了《论灵感》、 谢冰莹发表了《咏芬的死》、《一个女游击队员》等散文。那时冰莹刚从大 后方到北平不久，计划写一部《伟大的女性》。据她说早在抗战期间，她在 西安编《黄河》杂志的时候就想写这部书了，借以纪念为国献身的姐妹们。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这些无名女英雄的忠骨不知埋葬在何方，我虽没有力 量去替她们立碑扫墓，但就我所深知的十几位女性，我一定要把她们介绍给 社会??”《咏芬的死》中的张咏芬，是一个战地护士，单纯可爱，在日寇 第二次进攻台儿庄时，因突围不成功而自杀。我不知道冰莹女士最后是否完 成了这一写作计划。北京沦陷期间的青年作家毕基初，在《文艺时代》上先后发表了小说《没有枪的两个》、《永定河边的射手》、《奸细》、《谷熟镰刀响》。当时他 正在北京艺文中学执教。解放后偶有所作，后在北京市朝阳区文教局任职， “文革”中故去。吴兴华是燕园诗人，诗富哲理，又精译诗，已故去。还有 当时刚刚离开燕京、正走向舞台的孙道临，发表了《春天向我们的心上落雨》 等三首抒情诗。李瑛、张守常、李道静是沙滩北京大学的诗人、散文家。李道静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多忧郁之作，后来到天津去教中学，已故。张守常现在是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他在《文艺时代》连载了五幕话剧《生死路》。 剧本描写了抗战中鲁西北一个小县城的生活，那是发生在他故乡的真实故 事，人物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南星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也发表了诗与散文。还有署名“中行”的散文， 当是张中行先生。他与南星是北大的老同学，多年来彼此没有中断往来。《文 艺时代》的停刊，主要限于经济条件。张中行先生说，南星先生近年已由远 郊县迁回城内，因为老房子要拆迁。但，张先生并没有提起南星先生创作或 翻译的近事，我们却愿意听到他重新握笔的消息。荒煤与《北方杂志》　　1946 年 6 月 15 日在河北邯郸创办的《北方杂志》，以晋冀鲁豫边区文 联编辑的名义问世。编者声明，人民大众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获得解 放以后，必然会产生群众歌颂自己翻身的文艺作品，因此刊物连续征集“民　　间艺术作品”、“群众翻身的艺术作品”，以及“边区抗战一日”等征文活 动。创刊号发表了陈荒煤同志的《关于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商榷》，既谈了 当时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领导问题，也谈到如何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进 军。他反对那种认为进入大城市后，秧歌舞便失去生命力的说法。文章写于1946 年 5 月的邯郸，那时他已经由延安到了晋冀鲁豫边区。　　《北方杂志》号称“综合性的文化刊物”，但编者也承认内容仍偏重于 文艺。1946 年 8 月 15 日出版了第 3 期，改署荒煤主编。编委成员还有王春、 朱穆之、任白戈、范文澜、黑丁、张香山、袁勃等十一人。解放区作家的小 说创作占了刊物很大的比重，同时更注重来自战争前线的报告文学，设有“前 线报告集”的专栏。对于解放区文艺作品的评论，1 卷 4 期发表了周扬的《论 赵树理的创作》。荒煤在文前还加了附记：“《北方杂志》出版后，我曾给 周扬同志去信，希望他能寄点稿子来，月初他寄来了这篇文章，并且在信上 说：‘我论赵树理同志创作的文章，希望你及你们那里的同志多提意见。’” 与此同时，编者还刊出郭沫若在上海写的谈解放区文艺的文章和通信，称赞 了《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其中的一封信是写给张香山同志的， 信中说：“你们是在天堂里吃苦，我们是在地狱享受。大好时光，在焦燥与 百无聊赖中度过，真是没有一天真正地快活过。”他对解放区的作品，“佩 服得五体投地??解放区里这样可歌可泣的新事件，新人物，应该是非常丰 富的，有笔在手里的人，应该分出一部分时间来记录。照实记录已是好文章 了。材料记录下来，留待以后更有余暇的作者来集大成，必然会有划时代的 大作品出现。可惜我始终被羁留在外边，常见黑暗，眼睛都快要睁光瞎 了。??”这封热情的信，表达了国统区作家对解放区的向往。《北方杂志》创刊之际，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刊物不得不先后移至武安、潞城、冶陶等地出版。经历了战争和被封锁的困 难，刊物一直维持到 1947 年 3 月出版了第 7、8 期合刊，即第 2 卷 1、2 期合 刊后即停刊，共出八期。值得提出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1946 年 10月 19 日《北方杂志》还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即第 1 卷第 5 期。这是一个大型的纪念专号，发表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以 及范文澜、任白戈、黑丁、荒煤、胡征等人共十几篇纪念文字。封面由王曼 恬设计，并邹雅创作的鲁迅木刻肖像。这样有文献价值的史实，可惜在有关 鲁迅研究的资料编目中未见收录。《古城儿女》　　人生际遇难以预卜，如果不是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作家蹇先艾也许 不会南归，仍然会生活在古老的北平。　　他是在 1920 年 14 岁时来到北京的。有趣的是他在北京师大附中与李健 吾是同班同学。彼此兴趣相投，还是学习上竞争的对手，并一起组织过文学 社团曦社、出版过刊物《爝火》。后经王统照先生的介绍，蹇先艾在北京加 入了文学研究会。“七七”事变不久，他便逃出虎口，离别了生活 17 年之久 的古城，回到了故乡贵州。不想再也离不开他所热爱的故土了。　　我读过蹇先生的散文《平津道上》，那是北平沦陷后他仓皇出京时的写 照。当时仅仅因为怀中的一个小笔记本上记有通讯地址，便在前门火车站受 到日本宪兵的刁难和拘留。不要忘了这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土上的事。所以　　蹇先生说，这次旅行在他毕生都是难忘的。远在大后方，他怀恋北京，思念 蹇先艾向来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间写散文。到全国解放前已完成小说 近百篇，散文集多部，长篇小说却仅有一部，名为《古城儿女》。这是他献给第二故乡北京的，当然也是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　　《古城儿女》，1946 年 10 月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编入钱君匋设计的 “万叶文艺新辑”丛书中。由于编书时的疏忽，本书写作年月失记，而且书 中又无序跋，读者难以了解它的诞生背景。其实这部小说的出版与巴金先生 也有关系，现将近日蹇先生答复我的信件做些摘录，可以略见作者创作、发 表和出版此书的经过，并为万叶的版本作一补注。蹇先生介绍，这部长篇是： “??1941 年 7 月在我省修文县应贵阳一家报纸之约而写的，取材于北平当 年沦于日寇最初两月我的所见所闻，人物都没有用真姓名（我是 9 月才离开 北平的），曾在该报副刊连载，原名《冲破黑暗》，排印有些错落。两年以 后，无意中找到我的日记，修改了小说某些地方，改名《古城记事》。在另 一日报上抽发了《蒙森的日记》一章。1945 年，得巴老从上海来信，谈到钱 君匋办起了万叶书店，正向各处征稿。我便把小说的名字改为《古城儿女》 寄给巴老，托他介绍给万叶书店，于 1946 年 10 月出版。在原稿上却忘了落 写作年月，也没有来得及写序和跋，只在扉页上录了杜甫的两句诗：幽蓟余 蛇豕，乾坤尚虎狼。一般评论者或有些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谈的是我的短篇 小说和散文??”。当年《古城儿女》的印数不多，以后又不曾重印过，难 怪连文学史家也不知其详了。小说着重描写了日军侵占北平最初两个月市民的心态及整个城市的不安和惶恐，特别是反映了不甘奴役的普通北京人的苦闷和抗争。小说的开头正 是以几个知识青年急于冲出敌人占领的古城开始的，其中以蒙森、岑昌为主， 还有一个与当汉奸的父亲决裂的女学生挹芬。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南下，有的 留下坚持斗争，有的壮烈牺牲了，有的竟悲愤自杀，有的又参加了京西的抗 日游击队。当然也有人自私、动摇、不问世事，甚至堕落了。蹇先艾是位坚 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他的《古城儿女》保持了严谨的创作风格，忠实生 活，忠实历史。小说没有过多的情节起伏，也没有戏剧性的渲染，也许正因 为如此才显出作品的可信性。作家写了他所熟悉的生活，尽管是局部地反映 了古城沦陷后的片断场景，有的人物形象亦欠丰满，但是历史感很强，作为 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理应得到我们的珍视。《秋翁杂忆》　　秋翁者鸳鸯蝴蝶派作家平襟亚之别号也。他是长篇说部《人海潮》的作 者，后在上海办了中央书店。最有影响的是他倡办发行了《万象》杂志，先 后请陈蝶衣、柯灵主编。1948 年 12 月，中央书店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秋翁 杂忆》，共收作品十二篇，半是儿时回忆，半是文坛旧事。前者重抒情，后 者为记事，如《文抄公》揭出李定夷抄袭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书城猎 奇》为访书见闻录；《敌宪兵队二十八天》是他狱中生活的回忆。　　我很少见到鸳鸯蝴蝶派作家自己承认是这一派的。因为这个称呼绝非美 誉，“五四”以来早被新文学家们贬得一无是处。现在虽然不这么叫了，以 民国旧派作家或通俗文学作家来代替，但旧说依然留在文学史上和人们的记 忆里。历史无法回避。当然，人们已不像过去那样对它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了。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没想到平襟亚在书中的《自谳》里，坦白已往的作品多 以盈利为准，粗制滥造，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简直是鬼画符，骗书贾和 读者的钱。”他甚至害怕别人提他的旧作，“简直是在揭我的疮疤，翻我二 十年前所犯欺诈取财的罪案”。他分析个人“犯案动机”，一半困于生活， 一半出于书商的嗾使。如当年坊间流行《清代四十八女侠》，书商便来约写《清朝九十六女侠传》，十万字以上，三天后交稿，立付定金百元。他三天 后果然交了稿，办法是先示范性的写一篇《吕四娘替父报仇》，请在上海爱 国女中任教的朋友帮忙，在作文课上发给学生，让每人拟作一篇女义侠的悲 壮故事。最后由他选定九十五篇圈点增删，草草凑成一本书。二十年后他自 省：“自己清夜扪心想想，像这样的东西，也好算是著作吗？然而在市上坊 间，汗牛充栋者皆是也。”此文作于 1945 年，悲哀的是，五十年前为鸳鸯蝴 蝶派作家所抛弃的东西，今天的书商和骗财作家们重又拾起，而且花样翻新， 名堂更唬人。他们又哪有半点负罪和犯案之感！　　《敌宪兵队二十八天》，如同沦陷区的某些作家们写的狱中纪实一样， 不仅是揭露敌人的凶恶残暴，也写了人民的抗争。无论当事者是怎样的身份， 只要如实地记下自己和难友们的受难经历，对读者来说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因为绝大多数人在侵略者面前都保持了民族的尊严，不愧为炎黄儿女。如平 襟亚所见的狱友，有为苏北解放区偷运武器者，有因暗杀汉奸被捕并判为死 刑者，还有作者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因不忍日本宪兵审问时的兽性污辱而当 场跳楼自杀??这一切都教育了平襟亚。他的被捕则因他的书店战前出版了 一本张正宇编的《漫画名作选》，其中两幅漫画得罪了日本侵略者。一幅《龙 灯图》，画了日人正在耍龙灯，龙灯是溥仪。另一幅《膝下图》，画一日人 抱着中国孩子，孩子是溥仪。日本宪兵逼他承认抱溥仪的是日本天皇。毒打 之下他被迫承认了，事后又推翻，并称日方搜查出来的那几本书有破损，是 战前北方书局所退还者，原书早已绝版。我读过从日本监狱中出来的许广平、 柯灵、邓之诚、赵紫宸诸先生写的狱中文字，平襟亚这篇《敌宪兵队二十八 天》同样是一篇沉甸甸的严肃文章。历史不容歪曲，更不容忘记。所有受难 者的回忆都可为历史作证，后人应该记取。读郑逸梅的小品，知道平襟亚在抗战胜利后，曾经腾出家中的居室专为文艺界进步人士开会用。时常出入那里的有郭沫若、田汉、洪深、袁雪芬等 人，一度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上海解放前夕，平襟亚没有投奔在海外的子女， 留在上海，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年逾八十而终。有人说他的儿子在台湾 继承父业，亦经营一家书店，并专门出版妻子琼瑶的小说。《京师地名对》对京城大都地名感兴趣者，何止今人，又何独男士？清光绪丁酉年（1897）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郁郁而终，她是蒙古族的巴哩克杏芬女士。她 的父亲在京城为官，女儿娇生惯养，临终与父亲告别时说，我愿时时于梦中 与父相见，但恐非儿能自主矣。直到这时候做父亲的才深自谴责平时择婿过 苛，贻害了女儿的青春。为了怀念千金，后由家人协助，把女儿独处闺中自 撰的一本民俗小书《京师地名对》雕版成书，时在辛丑（1901），那时杏芬 小姐故去已四年了。聪明的杏芬姑娘，发现京城的坊巷地名各有掌故，新奇有趣，富有文学意味，因按韵编类，戏为比俪，日久天长，积成一帙，名为《京师地名对》。 借此她打发掉一部分枯寂的闺中生活。全书分两册装订，共 20 个类别，每类 次序均依诗韵编成，共五百余条。有的条目还加了注文，如“天地类”中， 天妃宫对地安门，注文写道：“天妃宫，东四牌楼北马大人胡同；又朝阳门 外沿河往南。地安门，皇城正北门，俗称后门。在“天文时令类”中，雹子 胡同对冰窖胡同，注文称：“雹子胡同，西四牌楼北，明汉经外厂也。正红 旗官学在北。冰窖，东华门外，南池子。景山西雪池，地安门外，什刹海， 其余城外甚多。”这些当然都是百年以前的京城景观了。又京西的“雪洞” 对东城灯市口迤南的“甘雨”胡同，注内称：“甘雨胡同，镶白旗蒙古都统 署在焉，又作干鱼。”这些坊巷掌故，对研究地名变迁的人来说自然有用， 对于一般读者亦未必不感兴趣。此书并非为了实用，主要还在于它的欣赏趣 味，读者可以从丰富巧妙的文学语言中，得到不少知识，了解京城的街巷布 局和里巷风俗，甚至联想到北京人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很多地名对虽然没有 注文，读来却朗朗上口，如柳巷对草厂，甜水井苦水井对大石桥小石桥，碧 云寺对清风巷等。　　在“鸟兽昆虫类”也有不少巧对，如燕儿对蚕儿，石虎对喜鹊，鲜鱼巷 对蜘蛛塔，鹁鸽市对羊坊店等。在“服饰用物类”则有帘子对绳匠，钩儿对 碾儿，笔管对绒线，手帕对喇叭，方巾巷对靴皮作等。在“珍宝类”中有铜 钟对石碑，银狮对金鱼、玉带对银碗，宝钞对珠市等。在“茶食类”中更多 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地名，如菜帮对醋儿，炒豆对粥厂，烟儿对粉丝，擀面 杖对米粮库等。也许只有在中国，或只有在北京这样古代的大都才能以如此 丰富的里巷地名，显示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魅力。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 城市建设的发展，如今有些里巷地名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书面上追忆遐 想了。如 50 年代中期我所居的建国门内的贡院东街，即与诗人臧克家所居 的笔管胡同相邻，彼此联系极为方便。清晨及黄昏，我经常可以看到诗人到 城外去散步。那时仍有城墙和护城河，以及铁道，现在俱已变成现代化的立 交桥了。当年夏日的夜晚，在城墙外边的旷野里，露天演电影《天仙配》， 我还站在那儿看了半场。因此读了这本反映百年前里巷春秋的《京师地名 对》，倍感亲切，引起我不少联想。关于《杨翠喜》　　偶从旧书店购得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天津新小说社刊行的《杨翠 喜》一书，署名西泠山人编辑。当年此女涉及轰动朝野的一大丑闻。杨翠喜一向在天津天仙茶园等处唱戏，拿手的是《拾玉镯》、《卖胭脂》、《青云下书》等花旦戏。那时的女演员地位卑贱，杨翠喜自然也逃脱不掉卖 艺兼卖色的命运，不仅流氓、富商包围着她，还有天津直隶候补道北洋陆军 统制段芝贵也是她的相好。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庆亲王奕劻的儿子 载振来天津办事，这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是光绪的远房弟兄，父亲又 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因此仰仗权势也当上了商部尚书、御前大臣。段芝贵设 宴招待这位京城来的贵公子，他看上了陪酒的杨翠喜，于是段就顺手推舟地 以高价买下杨翠喜，于一九○七年三月送往北京，献与振贝子。段芝贵马上 就被提拔为黑龙江省巡抚。事情风传在外，御史赵启霖奏秉皇上弹劾段芝贵。清廷不得不下诏书撤去段的官职，并派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调查此案。既然事 情牵连到奕劻父子，内线人物早就暗中通风报信，结果由天津盐商王某出面， 造了假字据，承担了买杨翠喜为使女之名，掩护了皇室弟子和重臣权贵们过 关。尽管载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暂时辞去尚书的职务，而举报人赵 启霖还是受到罢官革职的处分。段芝贵则不了了之。辛亥以后，段因袁世凯 的关系，官运亨通，在北京政府当了拱卫军总司令，还先后担任过察哈尔和 湖北两省的都督。　　光绪皇帝诏书中给赵启霖定的罪名是诬告皇族，所受革职处分是“咎有 应得”。皇帝又借此诏示天下：“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 明，定予从严惩办。”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件就这样告终了。　　但是，街头巷尾，舆论大哗。当时不仅各报发表新闻和评论，连外国人 办的报纸也纷纷译载此案的经过。“新小说社”刊行的《杨翠喜》一书，多 少表现了社会上的这种不满。我不知道这个“新小说社”，是否即梁启超主 办的《新小说》月刊社，按说《新小说》月刊在头一年已经停刊了。　　《杨翠喜》于六月份再版。我藏的就是这个版本。书的最前面是光绪皇 帝的《上谕》，接着是载沣、孙家鼐的《奏摺》，即调查天津杨翠喜案的报 告。“奏摺”中说，北京派去调查的人（住在天津租界外国人开的高级饭店）， 在天津见到了杨翠喜和盐商王某等人，全都否认举报人揭发的事实，而在当 时商人是可以随意买卖歌女和妓妾的，所以也定不成罪。其后收录的是《供 词》，包括杨翠喜及她养父母等人口述的记录。据“供词”说，杨的养父母 以三千五百元把她卖与盐商。又有杨的小传，说明杨原为河北通州人，案发 时才十九岁。十二岁时因家贫被家人带到天津，开始学戏。十四岁时在侯家 后协盛茶园初次登台，又在北马路大观茶园、北大关福仙戏园、北门里景春 戏园等处演出。唱红后为盐商王某和道员大人段芝贵所宠。书中还收有关于 杨案的小说、杂文、诗词、评论等文章。有人以杂文笔法写道：“杨翠喜以 妓女而使段芝贵革职，赵启霖革职，振贝子辞职，其势力为一般清议所不及， 为台谏所不及，为各大员所不及，为政府所不及，欲清中国官界之污浊，安 得有彼千百杨翠喜来。”又有人指出段买妓而由盐商出面，在天津俗语中这 叫“倒口袋”。“盖官场中人购置妾媵，恐为上官所知，有干例禁，乃使别 人冒名，以掩局外之耳目，亦官场中之习技。”又说段已派人送杨到北京， 案发后，又急忙将杨接回，当时不敢坐火车，由通州乘船回津。可见到一九○七年，京津两地尚通水路。　　杨翠喜，区区一个被人买卖过三次的十九岁少女，尽管她卷入了这场肮 脏的政治交易中，说穿了不过是权贵们的玩物，政客土棍们的工具，封建制 度下的牺牲品而已。据丰子恺编的弘一法师遗著《前尘影事集》，其中收有作者给杨翠喜的《菩萨蛮·忆杨翠喜》两阕。那时的李叔同还是一位常与坤伶名妓往来的少 年公子。词如后：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 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晓风无力垂杨嫩，情长忘 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 阴，朝朝香梦沉。”当然，这是 1905 年李叔同去日本以前发生的事了。恍如梦境忆北京　　关于清代写北京的竹枝词一类的书，我原来以为或许已被近人搜集殆 尽。不想近来又发现一百年前刻印的一部专写北京的《泥雪录》。这是光绪 三十年（1887 年）于杭州刊刻的。作者何兆瀛，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 年）， 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即《泥雪录》行世后二年。 他是江苏江宁人，少年时随父移家京师，一住就是五十年。近六十岁时，本 人又出京到广东省为吏，官至两广盐运使，后来退出了宦海，到西湖边上养 老。“养疴武林，回忆前尘，恍如梦境，拉杂成咏，得诗百首。识大识小， 聊以记爪痕而已。”（作者自序）从他这本怀念京都生活的诗集里，我们可 以看到从古到今，北京这地方对于人们究竟有多少吸引力。这个题材从来不 曾被诗人和作家们放弃过。　　作者出身宦家，自己也为官多年，熟悉的当然是官场生活。虽然他写的 是京城民间风俗，其中也有自己生活的投影。如咸丰初年，他恭遇皇帝的经 筵，在文华殿槛外担任过纠仪，诗里便有记载：“谏臣得侍文华殿，鹄立亲 闻御论来。”这样的隆遇，怎能不记上一笔。又有也是他亲历的，如皇上临 幸万寿山行宫，各部院的奏事、递事官和僚属们随行。有诗为记，我们可以 从中领略官员们从政的日常生活。如：“每因问夜陈封事，万寿山前候早朝。 退向昆明湖外立，一轮红日绣漪桥。”属于官员们生活习惯和待遇的，如斗蟋蟀和闻鼻烟等，其中的讲究却也不少，这里不赘述。待遇方面的如领冰票的制度以前未闻，“凡官曹郎者， 例许向工部领冰票一纸。冰窖官即日送冰一方。”诗曰：“宣窑老翁种莲花， 凉式卢仝七碗茶。日日凌人颁玉鉴，风流不愧伐冰家。”清朝官员的供给制 度于此可见点滴。从《泥雪录》里也能找到作者的某些感慨，当以闲愁私怨多。如：“臣家门径本清寒，消受闲官一味闲。画诺归来读书暇，又看驴背蓟门山。”注 曰：“京官三十年，所得者仅此而已。”这显然有点牢骚，却也让我们看到 京官们平时政事无多，每天只是签了到便读闲书和游山罢了。偶然也有为世 道而忧的篇什，如讲到作者先人在嘉庆间“官水曹，寓西城帅府胡同，与某 部郎比户居，门庭犹寒素也。部郎间日朋酒高会，丝管之声隔墙，颇苦其扰。 其时京宦处境率与先公同。迨道光壬午癸未以后，虽寒素为京宦者，亦太半 有部郎风。君子辄为世道忧焉。”诗曰：“晨炊一饱腐儒餐，走马兰台本分 官。却忆东邻尝曲宴，党家羔酒夜漫漫。”地方干部和中央一级的干部彼此 一个样，都是日日朋酒高会，丝管齐鸣，形成一种奢侈腐败的风气。除了《泥雪录》以外，作者还于同治十二年自刻《心庵诗存》十二卷、《诗外》一卷。后来又续刻《诗存》一卷、《老学后庵自订诗二集》六卷。 估计在那当中也会写到北京的生活，如果下功夫去寻找原书，当有所得，然 而我却没有那兴致和更多的精力去发掘了。《话梦集》及其他　　《话梦集》和《春明梦录》，各两卷，为民国年间刻印的诗集和笔记， 皆记清代宫廷掌故、风俗和人物轶事者。作者何刚德，字肖雅，号平斋，福 建侯官县人，生于清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卒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　　光绪三年考中进士后，曾任吏部司务厅掌印，后升侍郎。历任京曹十九年， 又外任江西建昌及江苏苏州知府。民国初年曾任江西省内务司长、豫章道尹， 一九二二年六月兼代江西省长，同年十月被免职，此后即隐居上海。著作除《话梦集》外，尚有《春明梦录》、《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客座 偶谈》、《家园旧话》五种，总名为《平斋家言》。光绪末年刻有《平斋诗 存》三卷、《平斋诗存续编》三卷；民国间刻《平斋诗存再续编》二卷、《平 斋诗存三续编》一卷。据称何氏民国间的刻本，都是张寿镛先生在上海为他 刻印的。　　《话梦集》刻于乙丑年（一九二五）。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上卷收有《春 明记事》诗，下卷收有《叹旧怀贤》诗，都是作者回忆为官时出入宫廷的见 闻，非道听途说者可比，诚如他自称：“虽仅一鳞半爪，然五十年来世变， 亦可于此存其概已。”　　如同读其他有关北京的风俗杂事诗一样，我并没有忽略作者在诗后的附 笔。《话梦集》几乎每诗必有注，这是一般风俗诗或竹枝词所习见的，读者 并不嫌其累赘。如作者曾经督管皇家建筑的修缮工程，当他在皇帝行婚配礼 用的交泰殿勘工时，发现殿中供有大佛一尊，不知何解。这就给研究故宫史 的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关于承德的避暑山庄，诗中说：“避暑偶寻行 乐地，翠华岁岁幸离宫。”注中不谈皇帝在此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只讲为 了寻乐：“《宫史》藏于宫中，外廷不及见闻。祖训极严，起居饮食，各有 规矩，不容违犯。若驻跸行宫则不拘此例，故热河避暑山庄规模甚壮。后来 移跸圆明园、颐和园及三海，无非苦宫中过于拘束，而托避暑为名也。”这 就比官样文章让人信服。又如写慈禧的六十寿典：“庆典堂皇饰太平，九衢 跸路噤无声。景皇前导诸王退，静看慈舆缓缓行。”注曰：“金辇以百二人 舁之，甲午钦后六旬圣寿，德宗在金辇前步行，诸王公捧如意前引，皆侧身 却行。”如此具体而微地描写宫中礼仪，如见光绪皇帝的神态身影，如果只 看诗而无注何以能如此传神。《叹旧怀贤》诗主要是记人，如有关薛福成的诗注云：“??在京时，与余情意甚殷挚。余欲从之学，公曰：‘洋务亦须有二十年功夫，方能精 到??’又云：‘公尝言将来陆战海战之外，必有云战。今飞机盛行，其言 验矣。’”这些片言只语，都出自朝廷重臣之间的闲话，也许在正史中是不 易见到的。诗中写到的人物，凡与作者结交较密者便感到亲切可信，反之则 显空洞。其中有怀李鸿章、李鸿藻的诗，后者官吏部尚书，正是作者的上司。 作者以为李鸿藻平时工作勤恳，是个老成的典型。写李鸿章曾以直隶总督的 身份随皇上赴东陵，作者也在侧，注中云：“公尝与余言，御史一窍不通， 妄议国是，将来都察院非撤不可。且谓：我此后服膺老子，绝不为天下先。 公时以中东之役异常愤激，言因有发也。”作者出守建昌，过天津时又谒李 中堂：“公谓建昌昔曾驻兵麻姑山，树木极佳，风景依然在目。”这些记载 虽简略，却出自心声，能见人物的性格，读来不无生动之感。此外，作者的 诗中还写到沈葆桢、荣禄、翁同和、张之洞等人物，莫不是近代史上的名流， 史料价值亦高。写张之洞的诗中有一句：“京朝滞迹久知名，商贾城南有颂 声。”借前门外一帽铺的伙计口吻，极口称道张买物不还价，过节不欠账云 云，恰是从市井里巷的角度，用侧面衬托的手法来描画人物，自有其聪明之处。《春明梦录》两卷，早刻于《话梦集》两三年，因是笔记，夹叙夹议，娓娓动听。其中涉及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史事，也涉 及了宫廷典章制度、科场见闻等。由于是回忆前朝之作，落笔时禁忌也少。 如作者写了光绪皇帝召见作者三次的经过，地点都在乾清宫，时值德宗亲政 时。当时君臣之间的问答，一一实录，如临其境。慈禧太后重复临朝时，在 颐和园又召见作者。太后与皇帝隔桌同坐一炕，慈禧先问他福建民教情况， 续问矿务能否发达。旋又问他在江西任职几年，江西各府的情况如何？还有 义和团之乱的情况，地方上如何被扰，又是如何结束的等等。当时慈禧曾经 叹息道：“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导成 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味媚外，又 未免太过了。时事艰难极点，全赖大小臣工苦心对付，无过不及，才能免此 危局。江苏地方事，也不是好办的。??”又问光绪：“皇帝有话说否？” 德宗只说：“汝可下去。”??以上或有为慈禧开脱处，却极富现场感，分 明可以看出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某种矛盾以及两人不同的语气和神态。又一条 记载光绪初亲政时，因畏冷，在殿门装有一片玻璃窗。慈禧太后闻之大怒： “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况祖宗体制极严，若于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 何样子！文宗（咸丰）晚年患咳嗽，亦极畏冷，引见时以貂皮煨膝上，何等 耐苦？”终于还是撤去了殿门的玻璃窗。慈禧太后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真 的是活灵活现了。当然这也是个表现人物性格的戏剧性场面，这样的笔记， 又何止是治近代史者所乐见？《东华琐录》，沈太侔著。多记旧京遗闻掌故，里巷民俗，更加词章雅驯，不失为一部史料及艺文价值俱佳的笔记。由于作者的生活所限，他更注 重民间见闻，如写二闸风光：“都门昆明湖长堤，例禁泛舟，十刹海仅有踏 藕船，小不堪泛，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闸在东便门外，自五月朔至七月 望，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但是，到了本世纪二十 年代末，作家沈从文写《游二闸》时，情境荒凉，河水已臭不可闻，今更无 踪可寻。又写工部的灯景：“旧制六部皆有灯，惟工部最盛。门内灯彩四环， 空其壁以灯填之，假其廊以灯幻之，且灯其门，灯其室，灯其陈设之物，是 通一院皆灯世界。”类似情景，不少都是作者幼时的亲见。轰动一时的振贝 子私纳女演员杨翠喜一案，涉及清朝官府的腐败，当时任商部尚书、御前大 臣的载振被迫向光绪和慈禧具疏乞罢斥。作者引录其疏文，并称：“婉曲微 妙，文词斐然，闻捉刀者，泗州杨杏城士琦也。”这些材料也都是在有关的 著作中不易见到的。当然，书中所记传闻也未必全部如实，这也是旧时一般 笔记中难以避免的。　　沈太侔，广东番禺人。光绪间官礼部祭司，辛亥前后与罗振玉、王国维 等人倡立国粹丛编社，卒于一九二六年。我藏的《东华琐录》为线装铅印本， 一九二八年十月由天津北洋广告公司出版，绝版多年矣。劫后的津、京　　《京津救济善会图说》是一本石印线装小书。光看书名，以为是劝人行 善的宣传品。吸引人处是左图右文，以日记体记事，述说一九○○年八国联 军入侵天津、北京后的某些见闻，用的是通俗的白话，无标点。当然，书的 内容偏重有关救济的事，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则嫌微弱。不过书中留下了当时 的一些实情，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天津、北京遭劫的惨相。作者署名，　　“北平孙乐园编辑”，图共二十八幅，单线勾描，不知绘者何人，也无出版 年月及出版处。从内容来判断，当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即慈禧太 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之后，出版处估计是北京。　　书中记述浙人陆树藩（曾在北京任户部行走），当时在家乡惊闻皇太后 及皇上被迫逃亡西安，为尽臣子之责，先在上海筹款，仿国际红十字会的组 织（当时中国尚无红十字会的机构），北上解救被困京津的被难官商家眷南 返。光绪二十六年旧历的八月二十二日，他搭乘爱仁轮从上海出发，船上还 挂了龙旗和救济会的英文旗子。四天之后，船到大沽口，陆某换乘小轮进塘 沽，所见之处，“一路都挂的各国旗。东炮台挂日本同大英、意大利旗号， 西炮台挂俄、德两国旗号，大沽船坞亦挂俄国旗号。招商局码头挂的美国旗 号，开平矿务局码头挂德国旗号，铁路车站挂俄国旗号。此外，村镇商船， 无不挂一外国旗号。真是人民犹是，城郭已非。??陆先生看此情形，心上 实是难受，回到船上，独自个儿躺在房舱落泪了。”接着，陆树藩到了天津， 在紫竹林见了德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最后交涉在火神庙设立了救济会办事地 点，晚上住在针市街。他可能是在八国联军大屠杀后最早进入天津的外地人， “见一路死尸满地，血气腥人。有剩一个头的，有剩一只手的，有剩半只腿 的，真是可惨。中国人连一个走路的都没有，一出门，洋兵就来拉去做苦力， 将身上带的物件，穿的衣服，都要抢去。有叫抬死尸的，有叫拉洋车的，做 得不好就打就杀??”、“由海大道到东门都成焦土，估衣街亦被焚毁，独 针市街还完全。”这就是九十年前，天津人民被帝国主义迫害的情景。图画中所描绘的还有：难民闻讯后，围在轮船前请求救济；各国抢掠我粮草；天津机器局的枪炮和火药被掠为各国物资；陆某在南门外一带遭洋兵 路劫，弃车逃去，等等。还有他们到都统衙门办事，见到“都统衙门内有大 筐装一女人，被德国兵所伤，可怜可怜！”从画面上可以看出，那妇女裸身， 是受辱致伤的。可是送进衙门又有什么用？那时的天津都统衙门，已经为俄 英美法德日本各都统来管理，中国的民事和天津老百姓的民事，中国无权处 理，一律得由懂中国话的美国人来审断。这幅图画，包括画面上用西历贴出 的那张告示，都具有写实的意义。陆树藩在天津往丁公祠看房子，在那里设立了掩埋局，专门收埋无辜者的尸体。又到紫竹林的北洋医学堂，“此堂由俄兵保护，房屋很糟蹋的可怜”。 到利顺饭店去访外国人，“过紫竹林大街，都成焦土”。又在美国洋行，“洋 人把所得御用物拿出请看”，陆先生目不忍睹，赶紧退出。与行里买办商议， “愿出银十余万两全数买回”。中国皇帝在宫中的宝贝，已经成了美国洋行 的财产。　　一直在等待机会进北京的陆某，到旧历九月二十三日，才得有机会搭伴 美国人的船从水路进北京。当时若无洋人保护，中国人断难外出。第一天， 他们的船在天津东浮桥过夜，以后几日依次住北仓、杨村、河西务、马头、 通州，第六天始乘驴车，“由石路进京”。这位当过京官的陆某这次是旧地 重游，自然感慨万分，“一路只见破墙碎瓦，鸡犬无声”。“沿途行人甚少， 枯尸很多”。在通州，“仓米抢劫一空，城内房屋都被焚毁”。进北京，只 见“沿路房屋都毁，甚觉凄凉。进齐化门，由日本人管守城楼，城门都被炮 伤，暂寓东四牌楼锡庆堂”。被炮击的齐化门，即朝阳门。　　此时京城的洋兵，仍到处胡作非为，如救济会某人，“由化石桥经过， 遇印度兵，抢去风帽戴在头上，大笑而去”。书中的第二十二图即描绘此事。　　又，陆某出城到天坛去见美国提督，整个园林已为美国占有。“天坛房屋都 给改造，有开旁门的，有开窗户的，大有久住的意思”。第二十三图即画着 天坛祈年殿挂上美国的星条旗。这是记录国耻的一幅图画。也是揭露帝国主 义横行霸道的一个罪证。应该说这是清末无名画家的创作，堪称写实性较强 的时事漫画。时间过去了九十年，当我们看到这几十幅图画时，仍然能感受 到画家的不平。　　这位陆先生在北京见到了李鸿章，得到政府的赞助银二千两，并获准由 上海招商局再派两条船来天津，接运被难官商的家眷南返。出京的人员集结 后，又由美国派马队百名，护送陆某带领的三百余辆马车回天津。三天以后 到了天津，登船的人数有数千人，还有死难者的棺木百具。全书着重渲染的 是这位办救济事业的陆树藩，而他的救济对象也仅限于当官和为商的江南家 属，而京津两地的普通老百姓，遭难更惨，几乎无人过问。今天我们也不能 苛求陆树藩了。本书执笔的孙乐园，情况不明。陆树藩更不知是否真名。总 之，在中国尚未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时候，他揭起救济善会的旗子，同 八国联军的首脑人物及清政府的大员接触，并多少做了一些有益的善后救济 事业，恐怕应该给以适当的评价，不过这已不是我的任务，而要求助于研究 近代中国救济史的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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