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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少年中国梦”
&1897年出版的严复译著《天演论》，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解释了为什么会挨打，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这在思想界产生广泛的影响，知识分子争阅《天演论》，以寻求救亡图存的“武器”，给中国设计一条复兴之路来。
&&&&康有为认为不改变王朝旧制，断无救亡富强之可能，强调“大变则存，小变仍亡”，在一百零三天的中，奏议上百本，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到街道整顿、西法种田等等，反映了康有为变法之急迫心情。图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梁启超的“中国”口号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实践。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刊《少年中国》刊载救国理论和社会思潮，由李大钊任主编。图为《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
&&&&孙中山不仅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也提倡“振我民气”，不难看出孙中山民族复兴梦的兴国与新民之指向。图为1906年孙中山为同盟会云南支部刊物《云南》的题词“振我民气”。
&&&&此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行的《爱国三字书》的影印（局部）。这是一本在“危局太迫”的情势下推出的读本。内容如“我国民，要相为”、“我同胞，宜勉哉”等与时局密切相关，契合了国人救亡图存的心态。尽管此书有些封建性内容，但力求达到“黄口小儿遽与之言”普及效果，有其合理处。
&&&&［上篇：综论］
&&&&近代中国人有一个“少年中国”梦。这个梦，是在戊戌变法寻求王朝维新失败后，并最终丧失对清末新政所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为寻求民族自强而展开的全新探索之路。“少年中国”体现了重塑千年家国关系，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终结千年帝制的时代指向，使现代爱国主义成为自觉的社会意识，使中华民族经由伟大的辛亥革命，焕发出面向未来创造历史新纪元的无限生机与力量。
&&&&■“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西方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康有为看到，文艺复兴之后，“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而中国，不改变王朝旧制，断无救亡富强之可能。
&&&&1895年4月，康、梁联络在京赶考士子千余人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以光绪帝为首，康、梁等人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主旨，是改变王朝旧制，以与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相统一。改变旧制，首先要改变“君－民”关系，形成一种“合群”的民族生态。严复、康有为等人主张“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群固本，实现“保国、保教、保种”之目标。梁启超指出，国家是“合群”的产物，“以独术治群”，会使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虽有四万万之众，却一盘散沙；“以群术治群”，君民同群，则会“使其群合而不离”，使国人超越个体，以群体共同利益为重，达成万众一心之民族凝聚力。这显然超出了王朝臣民旧观念，萌生了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
&&&&基于上述新观念，戊戌变法提出经济上设农工商、路矿局，倡办实业，修铁路，开矿藏，组商会，变财政；政治上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国事；军事上建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奖励著作和发明等革新措施，旨在变革封建政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民族救亡自强。
&&&&变法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但也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阻挠。当新政与旧制稍有冲触，守旧官僚、文人一拥而上，痛斥康、梁为“保中华、不保大清”的“乱臣贼子”；他们认为中国主要危险不在经济技术落后，不在专制制度衰朽，而在“圣道”沦亡和“以洋为师”；他们鼓动独掌军政大权的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废止新政。康、梁外逃，戊戌“六君子”被杀,变法失败。
&&&&变法失败，充分暴露了传统王朝观念的极度反动与保守。在那种政治生态下，康、梁等维新派敢于对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提出挑战，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和勇敢。这必将推动后人诉诸全新的政治和文化选择，以全新的国家观再造国魂，以全新的爱国主义引领民族救亡自强。
&&&&■帝制新生之梦的破灭与“少年中国”梦的呼唤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发生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完全丧失国家主权，4.5亿两白银巨额赔款使其财政陷入全面危机。由此，清政府被迫于1901年至1911年再行“新政”，企图挽大厦于倾倒，通过改良实现帝制新生。
&&&&尽管新政在深度及广度上均比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舆论却斥之为“闹剧”、“假新政”。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清廷对设立责任内阁、召开议会等新政的关键环节一再拖延，或改头换面，大搞“皇族内阁”，致使汉族官僚军阀集团开始“离心”，一些原本支持新政的立宪党人开始认同革命党推翻帝制的主张。同时，加税于民，造成民变四起，各省混乱，局势失控。
&&&&当仁人志士丧失了对新政的任何幻想之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老大帝国”已无可救药，要救亡自强，必须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
&&&&继严复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之后，梁启超超越同代人单纯“排满”的狭隘汉族主义，展现了“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实。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论为依据颠覆传统王朝观，用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诠释国家，建构了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使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涌出了中国地平线。由此，“祖国－中国”意识全面觉醒，“民族精神”、“祖国主义”、“爱国主义”、“国魂”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爱国主义精神。
&&&&1900年2月，梁启超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少年中国“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所以“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蔡元培、李伯元把中国比作欲来的日出和风雨：“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现在的光景“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少年中国”一扫“老大帝国”的朽态，展现了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
&■“中国”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启动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进军
&&&&1911年，“少年”这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梦想，迎来了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的新阶段。
&&&&10月10日，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11日，武昌城内遍插革命旗帜，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并立即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大多数省份先后宣告独立，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11月24日，在欧美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日，承载着国人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2月12日，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终结。
&&&&武昌起义后，西方列强敌视中国革命，不断向革命派施压，加紧扶植袁世凯。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危及自身利益，也希望拥有北洋武装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其伟大功绩不可磨灭。它完全终结了帝制，沉重打击了专制势力，使国民思想获得巨大解放。从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谁要与此背离，就注定被人民抛弃。同时，中国沿着新型现代民族国家轨迹，启动了解放以往被王朝专制禁锢下的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历史进程。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曾几何时，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振兴中华的理想并未得到落实，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梦想依然艰辛曲折，但是，中国人民迈向民族独立自强的脚步已不可阻挡。
&&&&［下篇：人物］
&&&&19世纪末，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国早已远离太平盛世，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深渊，志士仁人们不甘沉沦，步履维艰，前仆后继地编织着救亡图存的“中国梦”。
&&&&■梁启超的“新民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头两年他心情很不好，晚上常被清兵追捕的噩梦惊醒，想想原本可为的维新事业和谭嗣同等流血牺牲的战友，他感到悲哀和迷茫，写文章常用“哀时客”的笔名。待他读了几年西书，知识阅览丰富起来，之道渐渐清晰，心情豁然开朗，发表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描绘了梁启超心中一个新的中国梦：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梁启超在文末宣布，他以后不再用“哀时客”这个笔名了，代之以“少年中国之少年”。那么，梁心中的救国之道是什么呢？是“新民”，即要让中国民众觉悟，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一旦能够如此，中国就将崛起于东方。
&&&&在随后的一些年，梁启超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国人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说要使人民爱国，有公德心，就要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要使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就要让他们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并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人民只有享权利，才会对国家尽义务；每个国民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这样的群治、公德才是自觉的、有力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战无不胜的。梁的杰出宣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称为“启蒙”。
&&&&■丁文江的“梦”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近代科学，同其政治学说一道，吸引了无数中国读书人。在他们看来，理性精神是西学的精髓，而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其差距就在于不科学。因此科学梦，不仅是救国梦，更是强国梦。当年的“海归”人士丁文江就以自己的一生，追求和实践了这个梦想。
&&&&丁文江15岁出国留学，先赴日本，再转英国，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学成归国，投身于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事业。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人生观”问题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的观点。丁文江与张君劢是朋友，但他毅然挺身为捍卫科学思想而与张展开论战，他在著名文章《玄学与科学――评君劢的〈人生观〉》中强调，所谓欧洲文化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丁文江引用与他观点相同的胡适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还认为，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有契合之处的。
&&&&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玄科之争”，在今天看来，双方观点都有一定偏颇，但丁文江等所坚持的用科学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虽不无简单之处，却表现出对现代化更为积极的态度。
■马相伯的“教育梦”
&&&&马相伯的名字和一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即复旦大学，其代表了民间志士“教育救国”的梦想。
&&&&马相伯早年做过外交官，曾游历欧美，深感中国教育落后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于是“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1903年，他将家族遗产三千亩田地作为基金，又拿出几乎全部家资（八处地产和四万元现洋），创办了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称谓，有“日出东方”之意，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式民办大学。马相伯自任校长，他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马相伯对他的学生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学习，须遵循道德和专业内容，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治校中，马校长特别强调：“学术之根，自由为本”，他认为教育自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又主张办学“面向所有学生，无论其思想派别有何不同都任其自由发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马相伯已是90高龄，他奔走呼号，鼓吹抗日救国，感动了各界人士。1939年，在抗战转移中，这位可敬的百岁老人病倒在途中，临终他说道：“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张謇的“实业救国梦”
&&&&近代走“实业救国”之路的人物不少，第一人当数张謇。张是甲午（1894）年科举殿试一甲头名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中状元者，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如仕途顺遂，亦不难爬到宰相之位。而张謇却矢志走另一条路：经商办厂。这在当时虽合强国富民的新思潮，然于士大夫阶层，则非有极大的梦想而不能为之。
&&&&张謇的这条为梦想牵引的路，走得十分艰辛，成绩亦相当可观。1895年他在家乡南通发起筹建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进入经营的黄金时代，其时在上海上市的大生股票极为抢手。
&&&&在大生纱厂经营成功的基础上，张謇开始推行他的以工商带动地方自治，把南通建设成“新世界之雏形”的理想。他相继又办了一大批公司，其中有垦殖、发电、轮船、面粉、榨油、酿造、盐业、食品、肥皂等工厂。同时大力兴办教育，他认定“实业为父，教育为母”。应该说，张謇建设地方、改造社会的梦想，实现了很多。可惜当时家国动乱频仍，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整体环境不佳，张謇的工商事业后来也遇到不小的失败，但还是有许多成果保留了下来。
&&&&从一个读圣贤书的状元郎，转变成杰出的工商实业家、地方自治建设的带头人，张謇实现梦想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时俱进、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接轨的。（郭凤海 王也扬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之探求
&&&&梁启超的《少年说》为未来中国勾画了一幅“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崭新图景，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感染力，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就以“少年中国”为主题，展开了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想象。
&&&&李伯元：新世纪的中国，“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楔子里，把新世纪的“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并进而解释说：“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王光祈：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王光祈1919年在《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
&&&&王光祈还将他的“少年中国”理想付诸实践，他提倡的“菜园新村”，集劳动、读书、娱乐于一体，构成较完整的半工半读体系。他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王光祈还主张音乐，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自序中，王光祈写道：“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李大钊：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李大钊为了阐明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于1919年发表了题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开宗明义写道：“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如何去创造和实现这一理想的“少年中国”？李大钊提出了一个“少年运动”方案：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物质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
&&&&宗白华：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团体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1919年在《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中描绘了“少年中国”的形象。他说：“跳出这个腐败的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善良的新社会，然后再用这新社会的精神与能力，来改造旧社会……”他还提出了一个创造“山林社会”的大胆构想，指出“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团体，从合力工作，造成我们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完全脱去旧社会的恶势力圈。我们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新社会”。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郭凤海、王也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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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学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经过张謇等所开辟的这条通商道路传来
练习题及答案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经过张謇等所开辟的这条通商道路传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汉武帝所喜爱的大宛马自不必说，还有地毯、毛织物、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另外，中国产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也都传到了西方。
——摘自丝博网
材料二：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摘自《魏书》
（1）材料一中的”这条通商道路“后来被称做什么？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它的开辟有什么积极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民族大融合，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形式，材料二中的“诏”是谁下达的？这一改革措施的目的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改革后，生活在北魏的鲜卑族人可能经历_______________①学汉语②穿戴汉族服饰③改汉姓④与汉族通婚A、①②③B、①③④C、②③④D、①②③④（4）民族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这一时期与春秋战国相比，在政治上有何相似之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型：材料题难度：偏难来源：0127
所属题型：材料题
试题难度系数：偏难
答案（找答案上）
（1）丝绸之路，影响：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2）北魏孝文帝；为了革除鲜卑旧俗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巩固北魏的统治。（3）D（4）都呈现出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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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一年级历史试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经过张謇等所开辟的这条通商道路传来”旨在考查同学们对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丝绸之路、
北方民族大融合、
……等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关于历史的核心考点解析如下：
此练习题为精华试题，现在没时间做？，以后再看。
根据试题考点，只列出了部分最相关的知识点，更多知识点请访问。
考点名称：
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了解决由于鲜卑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以及引发人民的反抗起义，北魏孝文帝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是484-486年，主要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第二次是在494年迁都洛阳后，着重改革鲜卑人的生活习惯，实行汉化。均田制：北魏时期推行的土地政策和赋役制度。485年，北魏政府采纳汉族地主的建议，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有：1、丁男（15岁以上）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或麻田10亩，妇女受露田20亩、麻田5亩。实际授田时，露田加倍。2、奴婢和平民授田数目相同。耕牛每头受露田30亩，限4头。3、狭乡之民可以迁往宽乡授田，宽乡之民耕垦不受限制。4、地方官吏岁官府所在地就近授田。均田制使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小块土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大族对土地的兼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均田制为隋唐所沿用。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的实质：是北魏一次自上而下的以学习汉族先进政治、经济、文化为主的以维护鲜卑族封建统治的改革。曹魏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的对比: 北魏孝文帝改革第一期的措施：1、政治上：（1）整顿吏治：地方长官的任期按政绩好坏觉定，不固定年限；官吏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许自筹，并加大反贪污力度，树立御史台的权威。（2）下令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以邻长，武邻为一里长，五里为一党长。长官均由办事能力强和谨守法令的人担当，负责管理农民、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北魏的基层机构更加完善。2、经济上：发布均田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赋税收入和徭役的征发。北魏孝文帝第二次改革措施：1、迁都洛阳。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494年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2、学习汉族文化。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仿照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提倡汉人说汉话，以消除民族间交往的语言障碍；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禁止穿领小袖的胡服，仿南朝的服装制订官吏，妇女的冠服；提倡与汉族通婚。北魏孝文帝： 如何评价孝文帝及其改革：孝文帝改制是西、北各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斗争、融合的一次总结。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融合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和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孝文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放弃自己民族的旧风俗，冲破重重阻碍，毅然进行改革，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将已腐朽的门阀制度引入北朝，并加以强化，则带来了以后北魏统治者腐败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考点名称：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路西段涉及范围较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大体可分为南、中、北3道： 　　
①南道由葱岭西行，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后分两路，一西行至赫拉特，与经兰氏城而来的中道相会，再西行穿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西顿或贝鲁特，由海路转至罗马；另一线从白沙瓦南下抵南亚。 　　
②中道（汉北道）越葱岭至兰氏城西北行，一条与南道会，一条过德黑兰与南道会。 　　
③北新道也分两支，一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今撒马尔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与中道会西行；一经怛罗斯，沿锡尔河西北行，绕过咸海、里海北岸，至亚速海东岸的塔那，由水路转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 　　
①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 　　
②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 　
③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丝绸之路产生的实质：
丝绸之路是西汉政府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汉朝的丝、丝织品大量运到西域后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之后的民间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丝绸之路线路图：
考点名称：
北方民族大融合：东汉末年以后不断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四百年左右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生产互补，到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那时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实质上是促进了他们的封建化。封建化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民族融合的实现，为隋唐时期的统一繁荣准备了条件。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质：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杂居，生产互补，学习汉文化，实质是促进他们封建化的过程。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是指几个民族在共同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上相互影响，是多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密切联系交往的结果。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同化形式，一种是强制同化，一种是自然同化。在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过程，一般是指少数民族的封建化的过程，或是少数民族由逐水草而居走向农业定居的过程。因此民族融合是历史的进步，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民族融合的一次高潮，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一大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两大方向的民族迁徙：五胡内迁和北民南迁。2、三个阶段的民族融合：东汉末至西晋初，五胡内迁后，长城沿线出现了民族融合局面；东晋十六国时期，融合步伐加快。北魏时期，民族融合出现高潮。3、四种融合方式：民族迁徙、友好交往、联合斗争、少数民族政权改革。 南北朝的民族融合的发展成果：到南北朝末期，各族人民在经济生活、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已经和汉族基本一样了。东魏权臣高欢的部下包括鲜卑人、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他对军士讲话，时而用鲜卑语，时而用汉语，说明当时各族人民都懂的这两种语言。当时鲜卑没有文字，诏令文书都用汉字，因此各级官吏都必须会写汉字，尤其是鲜卑的上层贵族，孝文帝改革时，将自己姓氏拓跋改成元姓，并与汉族的上层地主通婚。这一时期，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是各族人民也与汉族民族融合时，也带来了他们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床、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夷汉观念淡化等。为汉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也促进了隋唐时期女权意识的觉醒和开明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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