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是地主 影响后代子孙发展吗_百度知道
老辈是地主 影响后代子孙发展吗
俗话说“龙生龙 凤生凤” 老辈是地主 是因为他们省吃俭用 懂得经营生活和生意，懂得如何感恩天地，才能得到财富的积累，不会像有些穷人 为什么穷 因为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节省 一旦有了钱 全凑糟害了 啥也攒不住， 所以 要秉承家里老辈的传统
知道如何经营生活和生意
另外对于我们在学校学的那些关于思想灌输的内容
最好不要记住，因为某些原因，那些是不对的。总之一句话，老辈是地主 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发展
就是永远牢记 地主是光荣的 不是那些人说的可耻的 ！真正可耻的是那些批斗地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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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的是成分问题，以前有影响，现在没有，但能做地主的，还是有些好品质的，遗传给后人的几率也大，中国的土地主，大多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出来的，生意头脑灵活，后人也有点受影响
放在文革，确实有。现在没什么影响了。除非做的坏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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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土地养老不现实。老农民身边没一个人，子女都在城市里，如何养老。专家不懂养老问题，出的是瞎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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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将解放前的地主和现在的老板，农民和现在的打工者进行一下类比。将穷国和富国的情况进行对比。进步在什么地方，退步在什么地方。结合自己的实际，每个人都有自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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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也是人，只要是人，自然是有好有坏。因为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人性始终是不变的。旧时的地主与今日的老板，共同点就是都是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今天的老板们什么样，从前的地主就是什么样。老板有拼命压榨员工的，也有人性化管理的。那么地主亦然。有让农民饿得无米下锅的，也有发白面馒头的。有的老板有了钱就做慈善，有的老板有了钱，就玩别人的老婆，为非作歹。地主亦然，有仗义疏财的，也有喜欢抢人家女儿给自己智障儿子做媳妇的。其实地主与佃农的生产关系，就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提供生产资料，一方出卖劳动力。不过与今时不同，古代失地的农民除了被地主压榨，别无选择。而今天的打工者们，则有更多的选择。这样的转变，都要归功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在古代所有的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其它生产资料都可有可无，唯有土地不可或缺。生产力低下且重农抑商的的年代，对于大部分古人来说除了从仕，不种地就会饿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有限的土地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始终是短缺的，这种短缺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成为触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今天的生产资料非常丰富，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被垄断，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取电脑、汽车、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社会里每个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提高，产出也大幅增加，从而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大大增加。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化肥和机械化耕作的应用，让大量的人口从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更高效率的工业化生产。建筑业的发展，让人类的活动从平面走向立体，缓解了人口增长与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综上所述，为什么旧时地主与农民的特别容易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根本原因还是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古代失地的农民不租种地主老财的地，就会饿死。九州之内不管跑到哪里，只要没有自己的地，就会在饿死的边缘。而今天的打工者们，干得不爽，可以炒老板鱿鱼跳槽，或者干脆去搞移动互联网创业了呢。
分析得很全面了，地主这个群体的道德属性范围是很宽的，同样的时代，有开明仁慈的地主，也有顽固凶残的地主其实要纠正一下楼主的思维方式的错误：“好”与“坏”这种道德判断只对个人有意义，对集体和阶级意义不大，任何一个集体里都有道德较好和较坏的存在，而一个阶级本身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其实和它成员的道德属性没有关系。。。道德上看，农业时代地主其实比你现在的老板（资本家）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儒家社会那种意识形态在规范统治阶级行为上有独到之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代表了更进步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地主必须被消灭。。。进步取代落后是历史的主旋律，而好人坏人游戏不是。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旧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地主士绅是一个阶级，我们从来都不会说：农民都是好人，或者农民都是坏人；皇帝都是好人，或者皇帝都是坏人；有这样一个阶级的存在，就说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定位，以及社会作用。推荐补充阅读《白鹿原》
左手民主自由，右手乡绅统治，如此分裂的社会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灯塔印度才能满足某些朋友的要求了。我祖辈就是起码不错的地主，抗日前修炮楼对付土匪，抗日后带着几百人跑反散尽家财。但是作为一个当时被西方列强压得半死需要靠把大量农民压到讨饭求生的阶级，实在是没有为之洗地的必要。一些朋友会为末代沙皇的小公主小王子留下同情的眼泪，而冻饿致死的千万士兵和百姓太过于低俗、丑陋、自私、邪恶了，死了就死了吧。
我想起了以前天涯上的超长帖子,主题是问大家祖上在民国时是做什么的.然后下面回帖的都是些祖上是开明地主,进步商人之家.什么家里的地占了XX府的三分之一,在上海滩置办的产业有半条XX路云云.而且个个都是起早贪黑,辛苦打拼出了一分家业.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是什么黄浦、辅仁、燕京、圣约翰,出去留洋的也是大把大把.再后来共产党来了就是地主被分了田地阿,家里的老宅被原来村里游手好闲的无赖给占了阿.城里的家业被公私合营了,原来的房子被充公成了XX部门大楼..种种不一而足..再后来有个穷极无聊的哥们,把回帖里所有的回复都统计了一遍,结果发现帖子里自称是黄浦军校毕业做到国民党将军的祖宗比历史上国民党军将领的人数还多...上海滩所有的地皮房产加起来还不够众人祖上分的..至于一个地方有七八户占了本地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田地的大地主更是满地都是.最后想了想就一句话：人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时是真TM的能吹阿...
地主，不信现在的书、不信共产党人的报告。那我们看国民党的书好不好？《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民国十五年至民国二十一年由李景汉等人调查编著，李老先生从1924年开始准备，1926年确定定县为样本，1928年正式开始调查直至1935年，1936年调查报告开始出版。时间上，传说中的“黄金十年”嘛，日本人也没打进来，在民国时代，这真是条件放宽到好到不能再好了吧。而且放心，连共产党的屁事都不关一点。看看老先生怎么讲：首先，从自有田产者的比例来判断。1931年全县7000余户，有6400余户为有田者，占总户数的92％，如果把其中的非农业者剔除，有田者可占总种地户的95％。也正因为此，李景汉认为，“大多数的农家是耕者有其田的”。将区域扩大到河北其他县份，也是如此。1930年河北43县2.5万农户的调查显示，有地者占总农户的90%。先不论农户占地的实际数量，至少传统革命斗争话语所谓农民贫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是不多见的。从自耕农的比例来判断。自耕农占优势，是定县土地分配关系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所谓自耕农，是从占田和耕种角度而言的，即只耕种自有田产、不出租、也不租种的农户。自耕农比例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别，但就全县而言，占农村总户数的63%强。佃户仅占4%多，雇农更少，仅占1%强，完全出租地主才占0.5%。这一统计，与整个华北农村是一致的，1930年代初自耕农约占华北地区总户数的68%。李景汉对定县农民的调查就显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农民的意见，这一带地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渐增，而佃农渐少。”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表明，定县自耕农在1933年占总户数的50％，到1934年增至59.2％，佃农却由原来的14.7％降至8.8％。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报告，河北省111个县，自耕农百分率，1912年为67％，到1934年增至68％，1936年更增至72％。也反映了自耕农有所增加的态势，可作为定县地权关系变化的佐证。好你个共产党！欺骗人民！哪有什么阶级矛盾，农村一片祥和之气嘛！才怪如上所述，定县地权分配并非呈现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种恶性局面，而是处于相对分散状态。不过，虽然没有如此恶性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土地分配关系就是均衡的、合理的。重要的是，土地占有不均到达何种程度？从人均或户均土地不难看出，富有阶层占地比普通农民高得多。先看阶级占有状况。本段资料整理自：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9—663页；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在土地总数中，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虽不占优势，但人均占有土地却大大超出中农和贫雇农。在翟城村的统计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均耕地的不均状况已有体现，分别为21.3、9.1、3.15、1.47亩。又如土厚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均耕地分别为21.2亩、14.8亩、2.39亩、2.48亩。其他村落也是如此，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人均耕地，在清风店分别为9.28亩、2.48亩、0.82亩。在王庄村，分别为13.7亩、3.16亩、0.56亩；在北支合，分别为13.9亩、4.19亩、1.60亩。在宿家佐，分别为16.8亩、0.64亩、2.98亩。在陈家佐，分别为8.54亩、4.93亩、0.71亩。在南合小学区各村，分别为16.1亩、2.86亩、0.76亩。1930年代初，全县人均耕地3.5亩左右。与之比较，上述大多数村庄中农、贫雇农的土地不能乃至远不能达不到平均水平。根据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研究农民生活水平，认为人均2.53亩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粮食消费，人均3.8亩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包括粮食消费及其他各种开支）。看清楚没？以此标准衡量，中农尤其是贫雇农所拥有的土地明显不足，自耕农比例高又有什么意义，自耕只是代表了他们的劳作方式，并不能表明他们真的是能自给自足的。这也正可解释，全县人均耕地本来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粮食消费，距离最低生活消费也不算太远，但许多农民为什么仍然贫困呢？除了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以外，耕地不足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在土地总量中的比例，在有的村庄，地主富农也大大超出中农和贫雇农，反映了同一区域之内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衡性。如东亭村，地主富农占地5000多亩，为全村土地的60%以上；官道庄村，地主富农有地1000亩，占总土地的62.5%；油味村，有地1.3万亩，地主占2/3；辛庄村，地主有地3600亩，也占全村土地的2/3；南支合村，地主富农有地2800亩，为总土地的70%；太平庄村更甚，地主富农占地2400亩，为总土地的99.5%。更有少量地主，占有土地数量与普通农民相差十分悬殊。1931年全县453村调查显示，19％的村有占地300亩以上者，共有119家，土地49266亩，平均每户414亩。还有1个村有占地1000亩以上者。城关地主的占地规模更大，300亩以上者有13家，共有土地12317亩，平均每户934亩，最多的一户达到3950亩。这些地主一般兼营工商业，财力相对雄厚，土地购买力较强。尽管以上情况属于少数，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分配的失衡。从全县而言，大多数的小田产所有者拥有不到1/3的田产，而占1/8的大田产所有者却拥有将近半数的田产。没有土地的农户，占总户数的7%以上。而且，越是靠近城关，经济越是相对发达的地区，无地户比例越大。第一区就是如此，无地户占当地总户数的15.65%，为其他5个区的两三倍。占地25亩以下的农家，约占总户数的67%％左右。调查占地最低的一组划为25亩以下，其实，在25亩以下的农户中，占地10亩以下者占大多数。据张折桂对定县1368家的调查，47.5％的农户占地10亩以下。1930年代初，平均每户占地20亩左右，以此推断，大部分农家的土地达不到平均水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占地较多者，大地主比较少见，更多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地主占地质量相对较高。水浇地与占地数量成正比。如果说占地20亩以下者，水浇地占65%左右，而占地50亩以上者，水浇地增至90%左右。土地质量的不同，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土地分配的集中。论如何，土地占有的较为集中，就使得前述自耕农占优势（大多数农民无须租地，而是种植自己的土地），就带有一定程度的假象了。这一现象，与华北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关，其生产能力不及水田区域，所须劳动力较水田少，每一农家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占地较多者往往自己经营而不出租，于是一些自耕农不一定不想租用土地，而是想租而租不到土地。还是那句话，庸俗的中国的经济学者都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于事实的见解，在黄河及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当时的社会学研究者，如陈翰笙、孙晓村等，都认为名义上华北一带，大都为自耕农，土地分配根本不成问题；可是在实际上，华北的自耕农，很少有自给自足的意义，大多数和贫农一样。注意，千万注意，还记得前面说的定县人均土地状况吗？全县人均耕地3.5亩左右，与学者研究得出的“人均3.8亩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看上去相差无几，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民为什么依旧赤贫？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当年在河北清苑县的调查结果，实际上，经营地主，也是就大地主的粮食是出售给了城市换回其他工业品，或是进入了自家经营的油坊、酒坊、粉坊等粮食加工业，他们追求的是货币收入。显然这些粮食根本不是面向本地农民的口粮市场，而是城镇的食品加工、商品粮出口，而且他们的土地也有大量种植着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当年在河北清苑县的调查结果，实际上，经营地主，也是就大地主的粮食是出售给了城市换回其他工业品，或是进入了自家经营的油坊、酒坊、粉坊等粮食加工业，他们追求的是货币收入。显然这些粮食根本不是面向本地农民的口粮市场，而是城镇的食品加工、商品粮出口，而且他们的土地也有大量种植着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自耕农很多、土地也足够，可是除了地主富农之外，中农以下在那个朝代里的最好的短暂时光里，依然是饥肠辘辘。就定县而言，如果平分土地，就可以使10%的无地农户乃至50%左右占地不足平均数的农户获得人均3.5亩、户均20亩左右的土地，由此不仅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粮食消费，也可基本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农产品出售的户数比例与农产品的商品率，经营地主均远高出于其他各阶层。张培刚先生在清苑的调查发现，有12户经营地主，其中只有一户完全没有农作物出售。也就是说，农村生产出来的大多数粮食，根本就没有在农村消费。贫下中农——共产党得出的根本结论有错吗？这些人挨饿困顿真的是因为他们懒吗？土地问题，主持调查的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老先生自己又是怎么总结的呢：定县虽自耕农比例最大……其离平均的程度尚远，……土地分配的不均状态也是很显然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综上，所谓土地分散更多是针对传统观点的一种反正，仅具相对意义，意在说明土地分配不象以往所说的那样恶性集中。大约国内也就是秦晖同志老捏着“关中无地主”这条社会学界的共识来论证全国范围土地政策的错误性。拜托，本人， 因为认同大跃进造成3000万非正常死亡，就能改变某些人眼里的“五毛”属性吗？所以逻辑还是捡起来好不好？“关中无地主”也好，“华北无地主”也罢，从根本上掩盖不了土地、粮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高度集中的历史事实，掩盖不了当年共产党通过农村土改在真正让绝大多数人吃饱穿暖的历史事实。地主里有好人——就算地主里所有人都是好人——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整个农村溃烂之上的事实。地主们形象好不好，一点都不重要，这不就是很多人赞同的——平庸之恶麽？末了，我还附送一个下载链接：———————————————————————————————————————————在这里按本人惯例，我还是要说一些私货，不喜勿看：看民国穿越，多的是看张爱玲、章诒和，人家是天潢贵胄、进步人士，对人家而言，想想自己在民国时的倾城之恋……唉，往事并不如烟喏……皇帝换了又怎样，我们这些蓝血理当继续人上人。而你们自己呢，翻翻《定县报告》，看看里面的出生率、识字率、死亡率，在这样一个就在紧挨着中国最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近郊县城里，连自耕农都吃不饱穿不暖，你们的投胎技术又能有多好？个人经验在赤裸裸冷冰冰的历史数据面前，与骷髅画皮无异。———————————————————————————————————————————恩，有人认为这体现不出来什么形象嘛，是跑题了。我的意思还不明白么？什么形象一点都不重要——没有你很重要。不过看官们不满意了，那我就还是描绘一个地主形象吧，这是李景汉先生在定县调查时遭遇的亲身经历，再放送一段给大家正正三观，看看当年的地主乡绅们是个什么“形象”：年代，我国教育平权运动的伟大先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发起了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而李景汉先生的这次社会调查，就是这次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前所述，他也是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定县乡村建设实验进行到1933年，定县士绅中突然有人大肆造谣，污蔑平教会及平校毕业同学会，要求废止县政实验，撤换县长霍六丁。他们制造舆论，骂平教会人士是共产党、第三党，往平教会身上“泼脏水”；对到定县参访乡村建设的人士进行反宣传，把平校识字课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歌谣（语出《水浒传》白胜语）诬为平教会所作，是宣传阶级斗争之歌；污蔑平教会把定县原有的地方自治成绩冒为己有；说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导致定县人民的生活奢侈化，并以1万名平教会员统制30多万定县民众。与此同时，他们也把矛头对准毕业同学会，指责“同学会干涉村政，争权夺利，恶劣分子则乘机肆虐，鱼肉乡里”（李明镜，1933，《＜平教会与定县＞（通信）》，《独立评论》79号）。这些人尽管绝对数量较少，但是活动能量很大。他们为诋毁平教会，在外间进行了相当的工作，鼓动一些同情他们的学者、政要为之出头说话。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首先发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讥评邹平、定县的乡村建设于国事无补，靡费国帑。清华大学教授燕树棠（定县人）也撰文抨击平教会制造阶级斗争和社会恐慌。这些言论经媒体、舆论渲染后，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一时间人们对定县实验，乃至整个乡村建设运动。实质上呢，蒋廷黻先生一语道破：“总而言之，就是定县现在统治阶级换人了。换句话说，平教会无形中在定县执行了一个大革命。那些原来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人自然不满意平教会”（蒋廷黻，1933，《跋燕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74号）。难道蒋廷黻晏阳初这些当年跑到台湾的人也是共产党？要是他们都是共党的话，你确定地主里面真的还能有好人吗？呵呵PS:，我说这位清华大学的燕树棠教授的名字怎么这么熟，终于想起来在贵校的校史里看到过。这位先生在抗战后跑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后来因为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周恩来把他劝留在了大陆，可是共军一进入武大接收，头一批解聘的三位教授里就有这位燕先生。是韩德培向当年的军管组组长、新华社第一任社长、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求情，在做过检讨之后特别“开恩”留在武大法律系编译室工作，后来又调到图书馆编资料。共产党这么讨厌他……说不定，是共党这边的人把他当年在定县的发言都记在小黑本本上了吧，连这种最温和的改良你都看不惯，你到底内心是有多反动？啊呀又找到了一发贵校的黑历史，真的是好开心
晚清时代，中国地主的收入并不仅仅是土地收入。他们往往还经营着本地的手工作坊。农民在农闲时期，往往以手工业补充家庭收入。到民国初年，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农村手工业产品大量被外国商品或本国新兴工厂的商品打垮，于是农村手工业经济基本全军覆没。如此一来，地主和农民的收入相比于晚清，都有了实质性的降低。另一方面军阀割据和战乱，使得税收、摊派极其混乱，军队和政治组织横征暴敛，这又加重了地主和农民的负担。在当时，绝大多数地主其实也是处在贫困的边缘。地主只能把重压转移给农民，而农民因此就完全活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这样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把别人逼上绝路的必要的。从人性来说，绝大多数人不会从压榨别人（甚至导致他人死亡）的过程中获得快感。地主对农民广泛的压榨和逼迫，并不是地主乐于此道，而是很多地主本身生活拮据，都快活不下去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民国时期地主-农民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农村不但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田园牧歌，大量地区已经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农村生活和生产关系的崩溃，导致了大量地主子女对国府期望的幻灭，纷纷投共。他们的父母压榨着农民，而他们不能认同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明白父母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因此才致力于打翻当时的政府。还有很多小地主，自己辛辛苦苦，却都要破产了，那就直接假如革命了。这种小地主，往往还是中共基层的骨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越穷的地区，中共越容易发展，而越富庶的地区就越难。在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于产出较高，农民还没有达到活不下去的程度，而地主也没有必要去过分压榨平民。因此，矛盾就不大。那些地区的农民往往就不觉得有舍命抗争的必要。中共发展也就不容易。因此，“地主到底坏不坏”这个问题，是要看地域的。越穷困的地区，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就越厉害，而越富庶的地区就越轻微。我们今天听说的很多好地主的故事往往出自南方富庶地区。当然这其中必然存在反例，在贫困的地区大概也有仁慈的地主，而在富庶地区也有心狠手辣的。东北抗联里还颇有几个地主，和日本人以命相搏。但总体上的规律应该不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旧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给侵华日军洗地是洗不干净的，但是某些极个别的日本人可以拿出来说一下给纳粹洗地也是洗不干净的，但像保护了大量中国人的拉贝是值得尊重的地主阶级是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连纳粹这种恐怖机器都有好人，支撑了中国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如果没有一两种正面的特质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地主阶级的形象其实TG怎么污蔑也不会太难堪，但地主阶级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要不也不会被扫进垃圾堆了。请某些怀念地主阶级光辉形象的同胞们节哀，不过虽然TG毁灭了你们心目中的乌托邦，这世界第一大民主国家印度和亚洲最美国的民主国家菲律宾据说还有很多地主已经用事实打脸TG，谁说地主阶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家不也安居乐业吗？诚然，有些地主其实人不坏，甚至很好，也不应该被不公正的对待，但地主阶级的整体形象显然不是
答案中那样高富帅的形象，主动响应平均地权的号召分地契给
，也未必全都是 黄世仁 这种欺男霸女的恶棍。当然还有地主阶级的背叛者如@孙中山这种要求平均地权的，如@毛泽东这种倒打一耙的看到这个问题居然发现了好多地主后裔在怀念祖辈的产业，正如
所言，请先让我大笑三百声，因为实在是不得不回忆起钱钟书在《围城》里那段话：“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中国旧社会是地主多还是贫农多，竟然有那么多善良的地主后裔在先辈大寿之时给“家奴”分田地，不得不说真是善良的主子啊，脑子中也自然而然浮现起奴才们跪下磕头时脸上感激的表情。这种古装戏里皇帝和太监、少爷和随从、小姐和丫鬟的主仆情深竟然真的发生过也。。。而且尤其让我再笑三百声的是不少声称祖上修桥补路、兴办教育、造福乡邻、、、这种典型，我只想问修路的钱和办学校的钱有哪一毛是你太爷爷的用双手和智慧创造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要羊跪下谢恩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谢你妹！看我这个不说都不知道是个姓氏的姓就知道，我们家祖上没出过什么忠臣良将，但也没出过什么十恶不赦的败类，所以我觉得我的例子可能更具有代表性。我们家按姓氏在当地也算是大户，但我爷爷在土改时的成分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我爷爷的父亲很穷（类似红楼梦中贾芸和贾家的关系），三十出头就病死了，还没活到民国黄金十年的人均寿命，我爷爷的母亲把我爷爷的姐姐和我爷爷以及他弟弟三个孩子拉扯大，我爷爷的姐姐因为被人看到和自己的表哥在河边散步（其实就是她去河边洗衣服回来看到了然后说了两句话）造谣他们有伤风化，竟被家族里的几个有脸面的人把我爷爷的姐姐执行家法杀死了（死的过程莫名其妙，连原因都很少有人提，更别提伸张正义了），死的时候只有不到18岁。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件小事，管中窥豹，窥测一下地主们的处事风格。不要看什么修桥补路、兴办教育这种事情，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看，这些事就是地主的义务好不好。旧社会地主本身就是兼职当地保长甲长之类的职务的。但是地主看上谁家的姑娘了，看上谁家还有块良田，请问对方有什么资本来抵抗吗？家里的孩子不小心和地主的孩子打起来了碰上个心胸狭隘的就是全家遭殃。作为一个黄世仁一样的阔少爷，是选择当一个纨绔子弟风流少年容易还是去当一个知书达理造福四邻的好乡绅容易？我母亲的爷爷当年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各种营生就为了省钱多置办几亩土地。类似《1942》张国立那种，知道怎么能当上地主的，在农村算是比较能的人，兼职保长。赶上土改了，又把土地还给别人了，自己还落个富农的成分背了几十年，我大姥爷、四姥爷、我姥爷兄弟三人不过就是重新沦为普通农民罢了，生活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什么嗡嗡嗡的迫害，你们都想多了。我外婆说那时候最不好做人的事情就是给别人家派壮丁，身不由己得罪人的事儿做了不少，其实也都是迫不得已。后来被同村的人记仇，但也没遭到清算。其实在我看来，没当上大地主也许是他们的幸运。我看过《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也看过《飘》即使是《飘》中，黑奴的地位和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平均形象，倘若按照古代农民的那种任劳任怨、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平均性格来看，应该还能相处的下去，要不也不会存在了那么久。但是按照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和标准来看，他们的整体平均形象恐怕不会太好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地主，吕思勉先生的评价非常到位：“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如果乡村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建立是依靠某个阶层的良知好品德，那通常是靠不住的。传统乡绅阶层的垮掉并不是49年之后的事情，而是起源于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导致了乡村有产阶层的劣绅化。毛的寻乌调查里面列举了当地地主的出身情况，可以看到勤劳致富的才占多大的比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回忆当年情况的往往都是地主有产者的后代，很少看到贫下中农的后代讲述解放前的和谐生活的，这个取样就有问题的。（其实看看这个问题下面的答案就清楚了，多少人说自己是地主后代，多少人说自己是佃农后代）另外，现在能够让这种地主翻案说流传，背后的目的也不是让那些当年的地主后代重新上位，而是新权贵分赃需要找点合理性。******************更新***************************关于解放前中国农村状况，费孝通先生的调查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费先生写《江村经济》的时候可是和共党没啥关系“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　　由于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正如我已说明的，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甚至于这些也还是不够的。农村企业组织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目前的分析对那些低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改革者来说，是一个警告。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他们将失望地放弃传统的收入来源，正如纺织工业已经发生的那样。如果从衰败的家庭手工业解除出来的劳动力能用于其他活动，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必须认识到工业发展中，某些工业并不一定适合留在农村。但就目前来说，尚无新的职业代替旧职业，劳力的浪费将意味着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当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得紧缩开支。关于中国农民的开支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已经尽可能地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甚至必要时将储备的粮食出售。看来，农民的开支中最严峻的一种是最后一种。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借着这个话题，说下自己的家史。家住内地，比较保守传统的一个农村。所以这里的地主大都停留在旧时代，基本没有涉足商业之类的活动，纯粹搞农业。基于当时的农业生产率，所以就显得有几个可能与一般人印象不同的特点：1.大部分地主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因为农业生产率低，中原地带人口多，大地主还是很少的。拥有几十亩地已经算不错的地主了，但是这点地在许多时候不足以保证地主完全脱离劳动。2.顿顿吃白面也是地主的理想。原因同上，除非灾年，地主顿顿吃饱是没问题的，但顿顿白面是别想的。建国前小麦的亩产量一般也就百余斤，根本不足以保证人口的消费，所以必须靠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搭配，而红薯面、玉米面就也是重要的粮食了。3.长工的待遇基本相当于地主的家人。因为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就是无法恰当考核，农夫干活好点坏点是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检测的（后来大集体时代靠记工分农业产量差的原因就在此）。既然干活很大程度得凭自觉，所以和长工的关系维持就重要了。一般情况下，长工吃饭是上桌的，也就是说地主吃啥菜，长工也吃啥，想加馍加汤和地主家人一样。长工在地主家有归属感，自然干活卖力。当然，人是有感情的，长期这么相处，确实关系是很亲密的。遇到兵荒马乱，长工和地主一般都是共进退；直到后来土改、镇反时候，很多长工还是心里维护地主的。而对于短工，就视情况而定了。尤其长工和短工发生矛盾的时候，地主是绝对偏袒长工的。4.地主阶层是流动性的。虽然可能比起商人，地主流动性差，但依然有流动性。当时有说法，两代努力就能从贫农变地主，一代胡搞就能地主变农民。我家成为地主是我曾祖父的爷爷时代，因为勤劳吃苦又有经营头脑，从普通农民成为地主了。同样，地主败家也比比皆是，原因无外乎吸大烟和赌钱。当然，兵荒马乱和河水改道也是造成一部分地主破产的原因。5.地主中的士绅往往兼管基层的行政工作。那时候政府官员到县长一级，一度也到乡。但是乡之下，从来是自治模式。而地主中又具备文化的一部分人（那时候文化很金贵，很多地主也未必识多少字）往往是地方上名望最高的人，所以兼任里长职务，负责村里的各种关系调理。因为中国农村传统是家族式的，所以村内不管贫富多少都沾亲带故，且那时候儒家传统浓厚，更是在较为封闭的生活圈子内，大家不管地主农民，一般做事都是按儒家礼仪做的。否则一旦在道德上被全村鄙视，那就没法过了。上面的背景说完了，下面讲讲家里的故事了。主要是我高祖父和曾祖父时代的故事。高祖父是个聪明、能干且处事较为圆滑的人，所以家业到了他这辈，算是达到顶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本人也是里长，能喝酒，不抽大烟，但别人抽他也拦，家里经营颇为不错。那时候已经进入晚清民国时代，政局动荡，我家作为三省交界处，土匪开始出现。家族的祸患开始初显。土匪干事主要两种方式，一是绑票，趁人在外面时候绑了管家里要钱；二是袭击，夜里闯进村子里截货，顺带也会绑人。高祖早年时候一次外出去另一乡办事，被绑过一次。那次后来家里人都去找寻，被绑所在乡也找。当时土匪将其绑在一个小屋子里，蒙上眼睛，留一个小喽啰看管，其余出去了。这时高祖听声音似乎没有多少看管人，就自己慢慢把手从绳子里弄出来，又揭开蒙眼布，这时候小喽啰才发现（真挫）。高祖一看就一个看管的，对他说：不许动，不许报信，否则我杀了你。那小喽啰害怕，就真的不动不报信，由着我高祖跑掉了（看来那时候土匪战斗力还不行）。到了后来，时局越来越动荡，土匪开始规模增大，于是袭击模式频繁开启。为防止村子被袭击，高祖组织村民在寨河上拉网，严峻时候男丁们轮流值夜。至于我家那时候，还有几支土枪和一门土炮，屋顶上还屯了许多石头，来作为防护。这个时期，家业的危机初步来到。最终，家里的第一次打击还是来了。因为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局势的发展，对于老百姓来说，比土匪更恐怖的一个事务出现了——军阀。现在说起军阀想到的都是直系奉系这样高大上的，实际上当时可谓遍地小军阀。有个百十人二三十条枪就称司令。其规模也就比土匪强一点，但不同在于土匪是暗里打劫，军阀是明着控制。到了这个地步，都是明确划分自己地盘，在地盘上公开收钱。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地主士绅就必须和控制地的军阀合作。但问题是，军阀不是稳定了，相互攻打争夺地盘。今天还是司令，明天可能就是无头鬼了。当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两路军阀打仗，结果我家所在地的军阀惨败覆没了。新军阀进入，于是我家只能跑路。估计到这里会有人问，为何不能再和新来军阀合作呢？因为前面说了，这是小军阀。大军阀争的是天下，至少也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所以对占领地的发展是持续的，因为自己还要以此为本钱开拓呢；但小军阀其实就是升级版土匪，他们没有那样大的目标，就是能爽一天是一天，所以往往是蝗虫式的占领，占据哪个地方，先尽可能的吃饱喝足抢光。这种情况下，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所以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啊。我家是当地大户，新军阀来了必然要杀人截货，所以就跑路了，家里存的钱带一部分，另一部分埋到地下，让一远房亲戚看守（金属货币的缺点体现了）。结果，这个亲戚谨小慎微，每天忍不住都到埋东西的地方看看……结果，被人发现了，于是埋的钱都挖出来了！这算是家族第一个劫难。后来形势平稳，一大家子又回来了。钱没了，地还在，只要人肯干，这都不怕。但家里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就是经此折腾，家族里许多老年人都去世了。上文说过，那时候的农村儒家气息极浓厚，所以老人死，葬礼很看重，我高祖又是孝顺人，所以都努力厚葬。若是在平时倒也罢了。关键当时刚刚大折腾过，元气大伤，家里流动资金又不足，勉强连续厚葬老人，使得家庭雪上加霜。后来不久，高祖父就去世了。高祖父一生，大部分时间里是家族最兴旺时候，当时经营有方，为人得到，有前后还出资修桥铺路，土匪来了带领大家协防有方，在当地口碑极佳，本人也做了半生里长；奈何人力难违天命，到了晚年，终究随着国家大局势的变化而越来越对家族的未来有心无力。虽然后来的折腾大大影响了他的健康，但高祖去世时候69岁，在当时已经算高寿了。不管怎样，也算是在家族尚可情况下寿终正寝的。到了曾祖父当家的时代了。我高祖父有五个儿子，曾祖排行老大，曾祖也头脑聪明，勤劳吃苦，讲义气，重孝弟。但是，曾祖脾气火爆，性格耿直，做事一旦认准理，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种性格又在那个时代里，所以显得格外鲜明，也让曾祖父一生伴随更多传奇色彩。当时娱乐地方不多，每个村，最大的娱乐场所就是茶馆。茶馆里面就是吹牛闲聊加赌钱的地方。所以，当时都认为正经踏实的人不该去那里。但是，在我曾祖年轻时候，高祖就给他钱，让他天天去一会儿茶馆。其实就因为知子莫若父，高祖知道他正派，去那里也不会学坏；但是变通不足，所以也多见识见识市井气息，多交点江湖朋友。虽然后来曾祖一生依旧变通不足，但这个经历倒是让他愿意交往这些江湖朋友，这点倒是后来帮了他大忙。曾祖不抽烟，尤其不抽大烟，而且极其反感有人抽大烟，对家族的人三令五申。但讽刺的是，高祖那时候对别人看似管的松，反而家族内基本禁烟状态；曾祖管的严，却先后两个弟弟成为烟鬼。这也算曾祖治家之道不足。早年曾祖也喝酒。但一次醉酒后带着家族人打了另一家族，醒酒后觉得做得很不对，于是发誓以后不喝酒了。此后几十年，果然做到滴酒不沾。待曾祖成年，正是家道进入衰落时候。当初跑路刚刚回来，家里还比较混乱时候。一天夜里，一伙土匪潜入我家。当时高祖在里屋休息，曾祖和俩兄弟在院子里。土匪闯进来后，就问：谁是当家的？一看就是绑票的意思。曾祖就说：我是当家的，带我走吧。于是被土匪绑票，跟着走了，暂时保住家人。也算命好，走到快天明时候，前方突然遇到官军，于是混战，曾祖趁机跳入青纱帐逃脱。曾祖风格可见一斑。当时接管了家族后，外部环境一天恶化于一天，曾祖勉强维持。同时，他也当了里长，负责村里行政，还兼营教书。后来，因为本人名声确实好，被县里重视，于是委派另外某乡当乡长——这算是解放前我家出的最大的官了。不过，初任乡长，曾祖就挑战潜规则，去审计前任的账，结果漏洞颇大，一怒之下就往上揭发，前任乡长讲和也不接受，威胁也不怕，结果一个月时间，把前任告进大牢。但是，许多规则不能乱挑战的，否则自己也玩不成，这点曾祖也知道，于是，在告倒前任贪污后，自己也直接辞职了。这个乡长只当了38天！乡长不当了，鉴于当时家庭状况逐渐下滑，所以曾祖将田地交由家里维持，自己又到新学校里当老师。那是二十年代，老师工资还是不错的，一年下来当个小地主了。曾祖父文化高，所以就这么去吃点技术饭了。在这期间与曾祖父有关发生过几件事情，对以后整个家族的发展有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一是他在教书时候，一次一个老家人过来找他。那个人混的非常落魄，当时饿得很，又不好意思进学校找。因为那时候学校是所有人眼中神圣的地方，到了这里混的太差的人会自惭形秽，于是在校门口徘徊。结果曾祖看到了，知道他落魄的很，于是拉他到校食堂吃饭，还给了几个零钱。那个人非常感动。后来，有一次，曾祖在外乡遇到了土匪跟踪。当时是白天又在大路了，那些土匪就一路跟着等着天晚了下手。曾祖一路跑，天已暮色，眼看危险将近，刚好附近有一茶馆，就赶紧进茶馆里（毕竟人多）。结果遇到了先前接济那个人，那个人后来也做了土匪，看到曾祖，又看到后面跟来那俩人，就知道咋回事了。于是，直接到曾祖面前喊：四爷，你咋过来了，咱一会儿一起回家吧。后面跟的土匪一看，有一条道上的人明着保护。也就罢手了。曾祖算是逃过一劫。二是有一次，本家有个远枝犯了罪，要被杀头。那时候允许保人，即有名望的士绅，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保某人无罪或轻罪。于是要被杀那人的儿子就来找曾祖，希望救他父亲一命。曾祖一听，就立刻往刑场跑，路上鞋子都跑掉了，终于赶上刀下留人，救了那人一命。他儿子很是感激。后来，解放了，那人的儿子成了土改队队长。当时镇反时候很是残酷，可谓血流成河。曾祖当时都觉得可能逃不过去了，结果土改队来了之后，队长念曾祖救过自己父亲的恩情，所以不但不杀不斗（要知道，曾祖当里长时候的副里长都被杀了，还他还小的地主都被斗的更重），还在划成分时候把曾祖划成了小土地出租者，归为中农，这么一来，就成了团结对象了，我家逃过一劫。不过此刻能划为中农，也有个客观原因，就是我家已经不是大地主了，这个时候，仅仅是介于小地主和富农之间的档次。导致我家档次下滑这么大的原因，就是下面说的第三件事了。我曾祖父兄弟五个，他是老大。曾祖讲究孝弟，所以一直不愿分家。后来虽然分家，依然把兄弟们的事情当自己的事管，什么账都算在一起。偏偏四个弟弟中，两个沾染了鸦片，一个体弱多病。吸了大烟，那就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不够填了。曾祖纵然努力，要供养两杆烟枪和一个药罐子，也实在吃力。于是，家里的田地逐渐变卖，从大地主开始向小地主滑落。再一个就是我曾祖好义气。义气到啥程度呢？有个朋友吃了官司，他硬是资助朋友打官司！自古有云：冤死不告官。这话很有道理。一旦打官司，也是无底洞。但曾祖坚持认为朋友有理，于是坚持资助，乃至卖地资助……每每想起这事，一向自诩义气的我都觉得汗颜——若有一天为帮助朋友，我会卖房都支持么？估计是不会的。曾祖这个行为确实算义薄云天了，不过做好人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家境进一步下滑，连小地主都不太算了。祖父这几个行为在当时看都是很傻很实心眼。不过也算好人好报，最终在家境下滑后，解放了。于是，我家本身就不算大富了，加上土改队长的帮助，就成了中农。如果本身家境没有如此大的下滑，估计队长也难明着帮忙，那么那时候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也算曾祖一生正直，遂有天佑，安然度过了土改与镇反，地主身份除了让他不能再教书外，带来的问题很少。一直到1960年，在那个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离世。不过大饥荒时期，农村的人们无论老幼贫富，几乎都难逃过此劫，所以这也与先前成分没啥关系了。何况曾祖去世时候也69了，虽非善终，在当时也算高寿，后来祖父能被摘帽，又安然度过文革，父亲也等到文革结束能去高考，也算是积阴德福泽子孙了。好了，历史基本说到这里，然后想评一下自己认为的解放前地主的情况及后来处理的问题。个人观点按次序依次说下：1.随着传统农业的末路，地主阶层已经注定作为一个集体逐步走向破产。诚然，我家的由盛转衰看似种种原因导致的。但是，这些看似偶然的一系列原因背后有两个本质因素：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严重和时代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迈进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导致原有的社会体系已经无法维持。而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基石的地主阶层也注定随着这个过程走向破产。从这个角度上讲，后来的土改对于传统地主阶级的消失来说，不过是一个加速过程而不是决定因素。2.地主阶层走向破产的过程中，对于文化传承是一个大考验。地主阶层可能是传统文化最优秀的传承者，他们有文化，有传统环境，对文化不仅信奉而且有传承的能力。当他们走向衰落时候，文化怎么处理其实已经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有需要秉承的内核精神。如果能随着自然规律发展的趋势，像日本那样由新生的工商业阶层接手传统，既改良其中落伍的地方，有保留其中的精髓，那是最好。但是，中国没有这个运气，激烈的社会变革，使得传统文化和地主阶层一样，被短时间内迅速抛弃，彻底粉碎，使得中国在短时间亢奋后，最终走向精神破产的时代。3.地主阶层的消亡给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地主阶层消亡了，意味着广大农村面临着两千多年来最大幅度的调整，这种情况显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在于：失去地主意味着众多束缚于土地上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借此机会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更为现实，同时，经过竞争后能够幸存下的新地主也有成为新型农场主的能力，从而推进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挑战在于：这个过程怎么操作并不容易，失去地主后农村权力真空和经济分散既可能导致农业发展脱离经济轨道从而劳动力并非大量转为工业化白白浪费掉，也可能导致小农经济更为分散严重。遗憾的是，中国后来的道路恰恰是没有利用好机遇却将挑战变成了问题，两个可能不好的结果中国分别在七十年代前和八十年代后先后经历了一番，至今还得回到原点（甚至还不如原点容易）从头调整。4.地主阶层的消亡让农村权力面对从未有过的问题。前文说过，除了短暂的秦朝外，中国的政权力量从不下县，农村一直是一块官府影响力与当地士绅具体管理并存的局面。这种自治状态随着地主阶层的消亡而必须面临改变。当士绅没有之后，是深化自治，还是中央权力从此深入到乡村这个最底层？是要面临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问题。当然，后来的结果不必说了，中国完成了以前从未稳定做到过的事情，将权力彻底深入到最底层，至于功过，就不细说了。总之，到了上世纪初，地主阶层的整体破产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必然规律，大部分的消亡和小部分的现代化改进是应有结果，而作为政府，对这个结果予以推动是应该的，把握好推动后带来的机会，并且做好文化上的传承，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激进的地主消灭政策及其他相关工农业政策，使得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反正走了一大圈绕弯路，并很可能永远失去了文化的精神。所以，总结上世纪初的地主阶层，只能说：在存在时候，他们很艰难的挣扎，但无法对抗历史的脚步；在消亡的时候，他们很悲惨，却未能真正提供发展的正路。他们肩负的文化随之消亡，他们禁锢的劳动力依旧禁锢，他们本与之矛盾的工业化依旧和农村二元存在，他们可能直接转化的土地集中发展一梦六十年。他们是那个时代必然的失败者，但他们的失败却没有催生应有的成功者——或许，这也是他们真正的悲剧所在。
我的太爷爷是湖南的一名地主。当时他负责了村里的祠堂，和小学校的修建。他属于当时地主中脑筋比较活的一类的一类，除了种地外，他还购买，开恳了几座荒山种树，并且经营了湘江上的木材运输生意和一个银号。然后用赚到的钱在当地县城中建了一个小型的电厂。当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抗战开始后，城市的生意变得非常艰难，家中的生意都开始亏损。他将经历主要放在了农村里，主要还是种地和伐木生意。太爷爷将长子留在家中，照顾生意，其余的6个儿子，全部送出去读书。我爷爷是次子，他读完大学后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当时国民政府的状态，加上我爷爷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我的太爷爷在思想上倾向共产党。他不但对农民减租，而且还给同村农民提供贷款，农民逾期后可以欠着或者减息，如果是家里的长工还不上，有时他就直接把借据撕了。他从来没有逼过债。1949年解放前，太爷爷去世，家中由我的太奶奶和我的伯祖打理。我爷爷也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参与了解放家乡的战斗，后来在粮食部门任职。至此为止，太爷爷完全是共产党统一战线中的开明士绅形象。直到1951年镇反开始。在镇反前，风声已经很紧，太奶奶将家中的积蓄全部散发给同村的人。邻村也有一名地主，靠围堰养鱼赚了不少钱的。他甚至将自己家的房子都送给了同村的贫民，自己带着家人住棚子。这一切导致了镇反中的“气焰嚣张”。当斗争开始时，农民都在上台说地主的好话，说他们是大善人。这些伎俩逃不过我党的法眼。当时负责工作的一名南下干部，从其他县里组织了一批农民，来这边“发动群众”，邻村那名住棚子的地主，在斗争会上被扁担打死（共产党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不是比喻，而是确确实实教农民这么去做的。据我的一个堂叔说，当时每个人都上去“踏上一只脚”），“地主婆”被拉出去游街，之后疯掉了。我的太奶奶知道此事之后自杀。这件事情被党认为说明家中有所隐瞒，我的伯祖被抓起来，后来不明不白的死掉了。当时，江南的大部分农村不同于北方，并未久经战火，农民和地主关系比较好。我党当时动用了大量出身于北方的干部（就是所谓的”南下干部“）介入土改，而本地的干部很少。这样避免了面对父老乡亲的情面问题。我爷爷一开始试图干涉此事，因为他当时负责粮食征调问题，他调出了之前的征调记录，证明了解放军南下时，我们家将所有的余粮给了解放军，并且还获得了当时部队领导的感谢。他向他的粮食部门领导反馈此事，该领导扣住了此信，并且告知其不要犯政治错误。爷爷得到的结果是：1956年反右时，其领导被政敌罗织罪状时，该信被查出，领导和爷爷都成了右派。爷爷在1981年平反，其领导死在1977年，死时是”摘帽右派“。爷爷后来告诉我，他读书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Update------关于有些人说为地主说好话的没有佃农的后代，我正好有发言权。我的外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佃农，我也可以把他的故事讲讲，权当参考。我外公父母是安徽的佃户，十岁父母全死了，活下来的子女只有他和一个姐姐，1928年出嫁到别的村一个自耕农家里。1931年发大水，安徽遭灾，家里没有吃的。我的外公说靠着她姐姐和姐夫带食物扛过了饥荒，后来，他的姐姐自身也难保，因为带食物会在路上被抢劫。他没有办法了，带着同村的几个半大小子把地主的脑袋割了，据他说一共杀了四口人，包括地主和他的老婆，他们的次子，和一个和地主关系最好的长工。地主的长子被砍了一刀，逃跑了。他们把地主家抄了，然后连夜找红军。那年，外公16岁。外公后来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打仗非常厉害，建国后成为了开国将军。1952年，他回到家乡，想找自己的姐姐。无意中碰到了那个没被他砍死的地主儿子。当时，据他说，地主的儿子跪在他面前。跟他说，家里有几只鸡，问我外公要不一起吃点鸡。我外公没搭理他，几天之后，这个地主儿子被当地的法院当反革命抓起来，枪毙了。----update -----搬运评论解放后发生在旧地主身上这样的事的确不少，解放前发生在贫农身上的悲剧现在倒没人提了？贫农的苦难是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近代以来几亿的非正常死亡必须有人出来负责。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必须消灭。 脱离时代看问题总是局限的。当时的地主阶级确实是社会矛盾的根源。然而消灭地主阶级即使在共党的逻辑里也不是因为它的“恶”，而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这方面，请仔细阅读毛选中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 我爷爷现在还健在，他也谈到土地再分配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地主应当被改造。因为与历朝历代一样，土地的兼并成为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在当时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土改，这也容易取得众人的理解，国党在台湾一样最后做了土改。政治家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报仇。我们的问题是，共产党的土改是粗暴的，他通过肉体消灭来消灭阶级，这会令整个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共产党通过不断的运动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不断的加深社会矛盾，这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给我们带来的伤痕。我想说的是，到了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用仇恨思维解决政治问题有多么愚蠢。邓的时代，上面的王张江姚不杀，下面的蒯大富聂元梓不杀，再到后面的wang丹，吾尔kaixi不杀，就算邓做了多少错事，他在踏实的解决社会矛盾，消弭仇恨，重建社会体系，国家才能走上正轨。这样的人是伟人。
呵呵，地主是一个阶级，中国人口众多，几亿人里面，几百万个地主总还是拿的出来吧。你现在要让别人用几个字 几句话来形容几百万人？地主阶级的瓦解并非TG，而是时代使然，自然经济的瓦解，也就不需要地主了，就像了奴隶时代之后不再需要奴隶主一样，而TG只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罢了。说真的，现代人怎么可能会理解地主，城里的人会理解乡下人？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三年一个代沟，百年了，我们早和他们不是一个环境里的了。地主往往是和宗族势力一体的，有没有听说过皇权不下乡的说法？呵呵，古代地主乡绅支持乡学、支持修路修桥，修庙，捐助等。呵呵，现今的贪官，也有修庙的，而且比起平常人似乎要虔诚百倍。请记住：地主，已经是国家的统治阶层。和自然小农经济牢牢的捆绑在了一起。当基础被外来的风风雨雨吹打飘摇的时候，上面的蛋也就自然不保了。单独谈个体的好坏对于群体没有意义。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下，个体的作用微乎其微。
一句话就明白了，如果解放前地主真的不剥削不压迫，为什么共产党能靠土改翻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原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改革开放的意义何在?为何开国那会搞三大改造全民公有制，78年又开放私有制经济?
回答里不断有人讲述“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钱买地结果解放后成了地主遭遇悲惨”的故事。然后往往还搭配一个“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败光家产结果解放后被划为贫农”的故事。其实这种故事和土改故事里的“恶霸地主压榨农民”没有本质区别，虽然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事，但都是简单粗暴到了某种程度的童话故事而已。耕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还真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一般来说农村里很少有需要花钱的时候，“省吃俭用”攒下钱来的也未必找得到地来买。一定要买，那必然得是出价很高，但那样并不划算。当时农村也没有那么多“游手好闲”的人，农村里所谓的“二流子”可不是真的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干，那样早就饿死了，最多是阿Q这种，没房没地，靠打零工混日子，没收入的时候小偷小摸的。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的常见现象，但一般来说，不是因为“游手好闲”和“省吃俭用”，而是因为灾荒。古代农业生产力低下抵御风险能力不高。遇到灾荒年，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很容易过不下去，所以他们只能面对两条路：一、把土地卖掉或者抵押掉换点粮食过下去，二、苦捱下去，面临饿死的命运。而如果你在灾荒年比较幸运，还有余粮和余钱，那么就可以趁灾年低价收购耕地，然后变成地主。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地主家才有余粮，所以土地兼并的结果往往是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沦为佃户。从道德层面来说，这基本上算是一种趁火打劫。当然经济现象用道德指控和好人坏人划分之类的相当无聊另外跟大家普及一下土改成分划分的相关知识：你们说的那种家里地不多，自己也干活，也雇人和自己一起劳动的，那种叫富农地主的划分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主要靠剥削为主的（出租土地、放债、雇工等）。
首先答主要推荐一个在我国曾经路人皆知的例子：周扒皮。高玉宝笔下那个半夜偷鸡抠门入骨的周扒皮形象不知道曾经出现在多少人童年的故事里，通过高玉宝的小说大家看到了典型的＂地主老财＂的丑恶嘴脸，对一切长短工毫无人性的盘剥、爱财如命、卖国求荣。而事实是怎么样的？让答主援引一下我找到的资料来尝试着进行猜测。1、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2、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3、“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引自文章＜＜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通过上述回忆不难看出，周春富对于长工并不是只有所谓的狠、盘剥，至少长工在为其工作时是确实得到了应有的报酬的，甚至生活状况还要优于没有了地主土改后的时期。而根据相关资料，周春富一家也曾是普通农民，通过闯关东落地生根于和平村后，凭借周春富自己善于经营并且勤俭持家的努力满满壮大了家业。当然，在一份对于高玉宝的2008年的采访当中，高玉宝依然坚持认定周春富是一个冷血、灭绝人性的土鳖地主。依然坚定的将周春富与吝啬、凶残等等评价绑在一起，这之中谁是谁非答主无法判断及肯定，毕竟能够用于参考的资料太少，除了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后辈的评价，再无其他记述，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主要在这里说一个小故事，答主的外公是河南人，在知青时代到了云南而就此定居开枝散叶。每每聊到过去老家的事，外公总会缄默不语，闷着头不停的喝酒。小时候答主很难了解自己的老家，家里任何人说起外公都会不快，直到慢慢长大了，外公去世后和母亲的一次闲聊才让我窥得一二。外公家原本是河南一个地主家庭，居于沈楼，外公姓沈，这个村子就是由于沈家这一当地大姓而得名。沈家一直是一户普普通通的地主，主要经济来源也无非名下的土地，而且村内在上世纪初主要也是沈氏宗族内的人，外姓是少数，大家相处的也算和和气气。沈家也雇了不少长短工帮忙，或许也是受血缘影响，该给的一分不少，逢年过节还要摆席发粮给来家里帮过忙的人家。与周春富这样高玉宝口中的＂土鳖地主＂不同，沈家很重视教育，建学堂等公事也算是努力支持，家里出过国军军人，对后辈也都是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学有所成。也幸亏这一点，我外公才能有些知识水平，家破了以后靠着良好的改造态度和能力被安排到了云南。原本沈家过的是自得其乐安心的小日子，村外怎么风云变色，都没有那么巨大的影响。但土改来了、批斗来了，突然一切都变了，大宅被抄了土地被收了，一大家子人被赶进了一间小小的柴房。没有土地也就没了来源，没了生路，三天两头还要被一堆外姓人组织的村委拉出去检讨思想改正错误，这么一来二去的折腾，一家老小又饿又累。病的病，伤的伤。村委会对待犯人的态度给的吃食也根本不够这一家子吃，幸好，一是以前待人亲切结了善缘，一是毕竟同宗同祖，以前的长短工常常趁着晚上偷偷的送粮送水，这一家子总算熬到了村里批斗浪潮渐渐平静。再后来，家里的小辈都找准机会外出闯荡，沈楼沈家也就差不多算是散了。再后来，外公只回去过几次，偶尔也有亲戚来云南看过我们，但外公从未提过让我们这一代回去看看。那个时代疯狂的潮流是多少老辈人心里的阴影？我还记得，曾经有次全家人吃饭的时候，表姐无意提起了学校里老师交给她的＂正确的历史＂，外公不发一语喝着酒，原本伟岸的身影，看起来有些落寞有些孤独。
答案可以统称为：回忆我太爷爷的二三事。
只知道一个地主，口口相传，村里的，我本家。也真是个人物，16岁分家单过的时候，一共八亩地，四十年经营，名下只算地，三千四百亩。老人们回忆，这位地主兄，日子过得极其抠，不过三节不吃肉，过个生日吃个韭菜炒鸡蛋心疼半个月；眼光准，下手稳，该兼并的时候不犹豫；还是个好木匠，村里的婚嫁家具基本都是他干的。我爸这么说的，“嘴里不吃，腚里不拉，攒下这么大一份家业”。是个好人吗？半个村的人恨他恨得牙痒痒，尤其以我家为甚。为人霸道，不听别人二话，得罪他让他弄得家破人亡的有两家。我们当时宗族制还是很严格的，大家族，他在族里说话分量很重，东边的县政府，西边的土匪，族里都有人在，他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还是又不小的能量的。我们家跟他的梁子出在我太爷爷头上，我太爷爷是让他害死的。我太爷爷也不是什么老实本分的人，还当过保长，1948年春天，去地主家喝酒，席间斗殴，被他打得人事不省，扔在路上，再也没醒过来。那年我爷爷七岁，我大爷爷十三岁，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大爷爷就去投了解放军。桥段老吧，艺术可真的是源于生活的。大爷爷土改回村，开始报复，直到唐山地震，华北人心惶惶的时候，他跑了。冤冤相报的桥段没延续下来，因为地主没孩子。当然延续下来也不是啥好事。地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也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比照物，好与不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就是段历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