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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驻英大使傅莹:“时尚”外交展现独特魅力（图）
山西晚报网-- 20:13
<FONT face=楷体_GB年4月6日，英国伦敦，傅莹传递奥运火炬。东方IC供图■人物介绍傅莹，1953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69年“上山下乡”，去内蒙古一个农场劳动。1977年，傅莹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2004年3月，傅莹出任中国第十任驻澳大利亚大使。2007年4月，傅莹出任驻英国大使。2010年1月，傅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她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照本宣科，有的只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和风细雨的讲述，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她优雅、美丽、幽默、睿智，再硬的坚冰在她面前都可能融化成水。时尚高雅的女大使和傅莹有过接触的人说起这位女外交官，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时尚高雅”这个词。“大使的发型总是保持得那么好，头发微白，短卷发，总给人神采奕奕的感觉”；“大使衣着讲究，小饰物也同样考究，有时看见大使在食指上戴着一个非常时尚的大戒指，有时她也会穿一双小皮靴，这种年轻的心态让她与年轻人也自然而然地相处融洽”；“大使工作敬业，很干练，但又不失女性柔和的一面，经常谈笑风生。”与这种时尚大方的生活品位相关的是傅莹在外交中擅长发挥女性优势，经常以自己细腻丰富的感性体验，缓和在外交辞令中可能出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成就“危机大使”美誉2008年4月，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受阻后，傅莹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在文章的开头，傅莹这样写道：“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文中她讲述了同行的中国志愿者的委屈，讲述了自己女儿对整个事件的不解。傅莹对西方部分民众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误解深表遗憾，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中国正处于发展之中，虽然有许多问题，但期待两国人民可以消除障碍增进了解。同样的外交风格也体现在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她在英国《卫报》上发表了文章《新疆是个好地方》。谈到民族矛盾时，傅莹采用了一贯的比拟性表述方式：“就像在其他大家庭和多民族地区一样，民族之间有时难免会有误解和摩擦。在中国，我们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歌《我们新疆好地方》。歌词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葡萄瓜果甜又甜……”傅莹也非常善于结合运用西方媒体看重的数据分析来说明问题，以达到最有效的沟通目的。人文和数据，这两个西方媒体最为看重的要素在她的外交活动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她在《卫报》上发表了《中国60年：乡愁与发展》。文章开始笼罩在一种淡淡的乡愁中，她回忆了小时候她的母亲用一块手帕包裹着粮票交给她，并由此引出了中国曾经的定量配给年代，那段贫穷饥饿的日子。紧接着便是详实的数据描述：“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180亿美元，人均GDP只有50多美元，而2008年GDP总量达到了4.3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263美元。过去30年，两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目前共有近2000种报纸、9000多种杂志、287家电视台，还有7亿手机用户、3亿网民和1.8亿博客。毫不奇怪，中国人是世界上发短信、写博客和上网最活跃的国家”。由此得出中国建国60年以来取得的经济增长成绩，社会的发展，法制和民主建设。由于傅莹在担任驻英大使期间，成功应对了多起外交突发事件，不少国内媒体给予了她“危机大使”的美誉。自称选秀节目粉丝在英国媒体误报中国驻英使馆投诉英电视选秀节目《X元素》扰民一事后，她曾在英国发行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报纸《太阳报》发表公开信，表明自己也为《X元素》着迷。在这封平实亲切的公开信中，傅莹对《X元素》选手如数家珍，之后，她又将文字自然过渡到对中国《超级女声》、《快乐女声》的介绍，说明这种融合了真人秀和比赛的娱乐节目在中国也是大受欢迎。这别具一格的外交手法，迅速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关注，英国的老牌报纸《卫报》也发表评论赞扬傅莹的外交艺术，“以丘吉尔、斯大林为代表的历史上传统野蛮的治国本领，将被一种新的外交艺术，‘软实力’的应变能力所取代。”“有竞争性的高尔夫球手”翻看傅莹的简历，在爱好一栏，除了阅读和艺术外，还有高尔夫和网球。“傅大使的高尔夫球打得很好，但这绝不仅是一项娱乐，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交际的必需。”一位曾与傅莹共事的驻外人员告诉记者。在任驻英大使前，傅莹曾担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在其离任赴英之际，澳洲外长唐纳就曾赞美她：“傅莹女士是最有魅力的外交官，她是中国利益的有效倡导者以及一名很具有竞争性的高尔夫球手。”而对于自己的外交策略，傅莹的自述是：“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据《中国经济周刊》优雅得体的着装，银色的卷发，温文尔雅的谈吐……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总是以最佳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今年57岁的傅莹，是中国第二位女性副外长。在担任驻外使节期间，其独特的女性魅力和“时尚”的外交风格赢得了外界的交口称赞。现任驻印尼大使章启月：曾被当做“大使秘书”章启月说，作为外交官，光荣的背后，其实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章启月，1959年10月生于北京，父亲章曙曾出任过驻比利时、日本大使以及中国驻联合国政务参赞。1974年，章启月与其他四名中学生被选中，公派到美国学习英语。1977年，章启月回国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并于1982年毕业。后曾先后在联合国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以及外交部国际司任职。1998年至2004年间，出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是中国第三位外交部女发言人。2004年被委任为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大使。2008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记者：聊聊你担任驻外大使的经历吧？章启月：故事很多啊。比如，2005年2月，我刚刚出任中国驻比利时首任大使。当时我召开了一个面向欧盟各界的招待会，请了有四五百人，结果我发现，招待会上和我握手的嘉宾却有近千人。因为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我知道很多人前面已经和我握过手，但后来又排队过来和我第二次握手。记者：呵呵，这是怎么回事？章启月：后来一对夫妇在过来和我第二次握手时告诉我，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就和我握过手了，但当时以为我是大使秘书，所以当时是和“大使秘书”握手，后来才知道我是大使，所以就再次排队过来和大使握手。这说明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落后，他们根本没想到中国会派一个女人来做大使。记者：看来当驻外大使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松。章启月：外交官，过去是说像“文装解放军”，国家需要你去哪就去哪。所以这种工作性质，有点像站岗放哨。记者：个人和家庭生活是不是也非常受影响？章启月：对，如果全家都能搬迁那最好，但是我都是自己来的。记者：你的家人都还在国内？章启月：家人还在国内。像我们外交系统许多人没办法都把家人带在身边，个人和家庭生活因工作受到影响或牺牲、付出的例子很多。记者：在驻外使馆工作每年都可以回国探亲吧？章启月：不一定，像我们这些驻外大使级官员一年可以回国一次，述职兼探亲，一个月时间。其他外交官两年才有一次。据《南方都市报》新任驻英大使刘晓明：“科班”外交官前任驻朝鲜大使刘晓明接替已升任副外长的傅莹，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现年54岁，广东揭阳人，国际关系硕士，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外交官。1974年刘晓明从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曾先后在外交部北郊五·七干校、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充电”学习。他从事外交工作30余年，从基层做起，履历丰富。1975年至1982年的七年间，他先后任中国驻赞比亚使馆职员，外交部美大司科员。此后历任美大司副处长、处长、参赞、副司长、外交部大使，以及中国驻美使馆一秘、公使，驻埃及大使，驻朝鲜大使等职。中新■相关链接学习礼仪外交官的必修课外交官衣冠楚楚，彬彬有礼，难道他们也要学习礼仪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外交部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上的“非礼”现象也会在这里发生。外交部办公厅曾经发出这样的通知：上班时不准穿裤衩、背心，不准穿拖鞋，不准留胡子，不准染彩发等。为了加强礼宾礼仪教育，外交部规定，青年干部必须经过礼宾知识考试合格才能晋升。2000年至2005年，大体上隔月举办一次出国干部礼宾、领事业务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学员在礼宾、领事业务考试合格后才可出国。学员多数是外交部的干部，也有从部外借调的。礼宾业务学习的内容有国际礼仪、交际礼节、外交文书、外交特权与豁免等。事实上，外交部干部学习礼宾是有传统的。最早的培训班创办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外交部开始运转。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挑选了袁仲贤、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彭明治、谭希林、倪志亮、曹祥仁、冯铉等11位将军作为“将军大使”。将军们缺乏外交知识，更不熟悉外交礼仪。于是周恩来指示，上岗前必须进行培训。培训班上学员约40人，除大使外，还有部分总领事、参赞、武官。请来了国内知名学者、专家以及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驻华大使讲课，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则专门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培训班还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做客，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交谊舞，专门到北京饭店西餐厅学习西餐餐桌布置，使用刀叉，安排主人、客人的座位，并实际学习吃西餐。现在的人们也许想象不到，当初“将军大使”们就是这样学习礼仪的。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驻英大使趣谈英朝中三国共同点：都喜爱红色――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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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英大使趣谈英朝中三国共同点：都喜爱红色
　　中新社伦敦3月23日电(记者魏群)“我抵达伦敦后，确实发现英国和朝鲜之间‘鲜明’的相似，这就是对红色的喜爱。”前中国驻朝鲜大使，刚刚履新中国驻英大使三周的刘晓明，23日在英中贸易协会举办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时，趣谈朝鲜、英国和中国的共同之处。
　　刘晓明说，他临来英国之前，听说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好奇地问中国外长杨洁篪，中国为什么派一位驻朝鲜大使转任英国大使？“显然，他想知道英国和朝鲜有什么相同点。”
　　刘晓明说，从表面看，英国和朝鲜可能截然不同：朝鲜在亚洲，英国属欧洲；朝鲜四季分明，英国的天气有点“独特”。但他抵达伦敦后，确实发现英国和朝鲜“鲜明”的相似，这就是对红色的喜爱。“朝鲜就不必说了，红色在英国也随处可见。红色的公共汽车、电话亭和邮筒，这是伦敦的标志物；阿森纳、曼联、利物浦足球队是红色的；汇丰银行、特易购、沃达丰等企业标志是红色的；我刚去拜会了上院议长，发现英国上院也是红色的。当然我们不该忘了今天活动的主办者――英中贸协的徽标也是红色的。看来，红色使英国和朝鲜找到了共同点。”
　　刘晓明话题转到中国，他说，中国人也非常喜爱红色，将红色视作幸运、幸福和繁荣的象征。
【编辑:朱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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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驻外大使和他们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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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之初，年轻的共和国急需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关系，一批经受战争洗礼和革命斗争考验的党政军干部，受中央的委派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肩负起开拓、发展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任。在这些外交官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那就是外交官的夫人们。她们热爱祖国，忠诚事业，支持丈夫工作，同样发挥了卓越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批外交官和他们的夫人，工作中是同志，生活中是夫妇，事业上是代表国家尊严和形象的黄金搭档。他们朴实而珍贵的外交情缘，至今仍是那样让人感动和钦佩。 中国论文网 /1/view-286614.htm　　 　　将军大使耿飙和夫人赵兰香 　　 　　耿飚，湖南醴陵人，16岁参加革命，后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7月受命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中国驻瑞典大使，成为我国第一个出使西方国家的将军大使。 　　赵兰香，甘肃庆阳县人，家境清贫。父母虽然也生育过几个儿女，但最后活下来的就只有赵兰香一个人，她成了父母惟一的依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经校长牵线她认识了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的耿飚。一天他们在学校相见，耿飚穿一身已经洗得发白的军装，显得英姿勃发。他和蔼、亲切地和兰香拉家常，让她感到十分亲切，留下很好的印象。于是两人一见钟情，订下秦晋之好。日他们在学校举办了婚礼，互许将革命进行到底。婚礼虽热闹，但却简单、朴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心心相印，对革命事业满怀坚定和忠诚。这一年耿飚30岁，赵兰香19岁。 　　1944年，耿飚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一天，他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临行前周恩来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要他把一个美军观察组带到晋察冀去。一路上耿飚小心保护美军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终于安全地把美军观察组带到了晋察冀，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和各方的努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国共谈判。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决议》。美国政府出于国际政局和本身利益的考虑，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两国三方各派一名委员组成调停执行部。耿飚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任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谈判中他不卑不亢，认真细致地处理具体事务，显现了他在对外活动中的出色才能。 　　也正是这两次短暂的外事活动，成为他四年后正式从事外交工作的主要因素。 　　1950年8月，耿飚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驻瑞典大使，兼任驻丹麦王国公使，赵兰香作为大使夫人随行前往。然而，对于这位出身贫寒、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而言，从军营转到使馆的工作让她感到不习惯。更令她难以接受的还是“大使夫人”的生活，在她看来“大使夫人”就是官太太，还要化妆、打扮、衣着讲究，和外国人打交道，比带兵打仗困难得多。后经周恩来、邓颖超屡次做思想工作，指出这同样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后，赵兰香，以及与她一样将要出任“大使夫人”的同志才打消了顾虑。但放下思想包袱是一回事，真正出任“大使夫人”却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为此，周恩来专门请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胡济邦负责教这些“大使夫人”外交礼仪。他们从最基本的穿着、仪容开始学起。赵兰香印象最深的是，大使和夫人们还进行过一次关于吃西餐的彩排，内容包括安排主客座位，如何正确吃西餐等具体细节。几经演练，赵兰香顺利过关，走上了“大使夫人”岗位。 　　1950年9月他们到了瑞典，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耿飚夫妇自费找人学英语，休息时两人又常常在一起练习口语，相互纠正发音。凭着拼命学、拼命记的毅力，两人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基本对话，可以适应外交场合的交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那天，大使馆第一次举办国庆招待会，邀请了500多位贵宾。大使夫人赵兰香身着绣有牡丹图案的中国传统丝绸旗袍，加上淡雅的妆容，举止大方，让众多贵宾眼前一亮，为招待会增色不少。赵兰香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事活动中成熟起来，能自如地和各国大使、首脑交谈，与不少国家的首脑夫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耿飚夫妇庄重而亲切的笑容，也给各国政要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扩大了影响。当地报纸和电台盛赞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盛况空前”。 　　1969年耿飚又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这也是继“九大”后中共派出的第一位大使。在抵达阿尔巴尼亚以后，耿飚夫妇积极开展与兄弟党的友好工作，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一些问题：我国援阿物资中，属国内紧缺的钢材、水泥，阿尔巴尼亚并没有用来搞经济建设，而是热衷于到处修纪念碑；援助的化肥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根本不用。这些状况令人心痛。耿飚如实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为此专门调整了援阿政策。 　　耿飚是毛泽东的老乡，毛泽东曾热情地鼓励他说，“将军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要他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克服困难，发挥军人的优势，为重建新中国的外交关系作出新的努力。耿飚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兼任驻丹麦公使，次年又兼任驻芬兰共和国公使，以后还出使过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等国，多次出色完成外交任务，深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赞许。 　　从事了20年的驻外大使工作，1970年耿飚回国，又先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夫人赵兰香则调回了外交部。夫妇俩还多次陪同周恩来出访。赵兰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到外语学院进修，不断提高丰富自己。 　　 　　夫妇大使凌青和张联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外交部。此时出任外交部美澳司美国科科长的凌青刚过26岁。他原籍福建，1923年生于北平，其父林步随系林则徐第三子林拱枢之孙，曾考中晚清最后一代翰林，是清政府公派的赴美留学生，辛亥革命时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兼诠叙局局长。凌青考入燕京大学后，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很快加入了地下党。1942年7月被派往八路军晋察冀边区；1944年初夏，凌青奉调延安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事组，负责与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与接待工作。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凌青担任翻译队队长，不但需要和美国人打交道，还要和印度、波兰、瑞典、瑞士、捷克等中立国家保持联系。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需要大批英语翻译，外交部决定从全国抽调英语人才配备部队。正是这个契机，使到北京外交部办事的凌青，与从满洲里到北京出差的张联，竟然在外交部招待所旁的小饭店里不期而遇，并由此相识、相知，收获爱情。 　　张联，1930年出生于吉林九台县，家境贫寒，父亲早逝，靠堂姐帮助读完初中后，考上吉林女子师范学校。1948年3月吉林解放，她考上了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驻满洲里联络处工作，开始了她的外交生涯。 　　正是到外交部出差的邂逅，成全了凌青、张联一段美好的外交情缘。在凌青眼里，23岁的张联充满青春活力，她明目皓齿，两条又粗又黑的辫子和双排扣列宁装给人朴素的美；而张联印象中的凌青，显得比较成熟，知识丰富，与别人不大一样。 　　1954年他们结婚了。他们买了些糖果，请了单位的同事、朋友，伍修权、黄华、乔冠华、王炳南都来了。已经是副专员的凌青，结婚时只分到一间没有厨房的大房间，算是他们的家。新婚不久，凌青夫妇即调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凌青任一等秘书，张联任使馆俄语翻译。三年后，两人又一起调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1961年，凌青、张联先后回国，凌青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国际条法司司长，张联则出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四处处长，一同致力于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准备工作。
　　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9月，凌青成为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第一个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4年6月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委内瑞拉召开，凌青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与委内瑞拉进行建交谈判，签署两国政府建交联合公报，成为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1980年5月，凌青成为继黄华、陈楚之后第三个出任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张联任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参赞。他们熟悉外交事务，阅历丰富，谈吐举止优雅，能清楚、直接地用英语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受到各国的广泛理解和尊重，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驻联合国任期结束后，凌青回国出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张联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主管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外交事务。 　　1991年9月，张联出任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同时兼任驻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大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同时兼任两国大使的第一位女大使。她精明强干，积极拓展外交局面，赢得了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支持。最让人难以忘记的莫过于在斯里兰卡张联离任回国时，大病初愈的斑达拉奈克夫人专门在国会举行宴会给她送行，宴会上斑达拉奈克夫人激动地表示真舍不得她走，说着说着便掉下了眼泪。 　　1997年，凌青夫妇经历了中国外交史上那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香港回归”后，携手重访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身为林则徐五代孙的凌青即兴赋诗以表心迹：“粤海硝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国耻家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又腾飞。” 　　大使夫妇凌青和张联，因共同的外交事业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的“外交情缘”至今仍然光彩依旧！ 　　 　　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风雨同舟 　　 　　1982年9月，曾随黄镇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印尼、法国、美国大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的大使夫人朱霖，应邀走上了北京外交学院的讲台，讲述“我怎样作大使夫人”的特别经历。她忠诚敬业、努力奋斗的精神，并非全是鲜花和掌声的非常经历，以及在战火纷飞年月与丈夫黄镇携手并肩的爱情，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黄镇、朱霖，也是在战争年代恋爱、结婚的，只是与其他人的“一见钟情”和“一拍即合”不同，他们的结婚事先是有“条件”的。 　　1938年，在晋察冀军区当政委的黄镇，与在地方工作的朱霖，通过石玉英的介绍相互认识。起初，石玉英向黄镇介绍朱霖能说会道、吃苦耐劳、办事果断、性格倔强，使黄镇很想立即与朱霖见面。但当石玉英向朱霖介绍黄镇时，朱霖不管什么“黄主任”、“黄政委”便一口回绝了。此后，赖际发等人又做工作，朱霖才勉强同意见上一面。经过几次接触，黄镇认为朱霖有个性、有主张、有追求、不图官，是个能革命到底的好战友；朱霖对黄镇的看法也开始有了改变。 　　1939年秋太行区召开党代会，黄镇和朱霖又见面了。当黄提出要与朱结婚时，朱霖明确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结过婚的不要，对于高干，她信不过；二是婚后要坚持工作，决不作首长老婆闲在家里；三是不愿生孩子，怕影响工作。黄镇表示，一定以无产阶级的道德，和共产党员的人格对待她。于是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新房是老乡的一间土屋，土坑上铺着席子，垫着自带的马搭子，外加一床被子。结婚那天，军区的领导、同志，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都来了。婚礼上，他们发誓相伴革命到底，一生一世不变心。 　　婚后不久，他们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1941年朱霖奉调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处干部科任营级组织干事，黄镇任政治部副主任，他让妻子住到组织部，避免与他同进同出。他对朱霖说：“部队结婚的人很少，要注意影响。”黄镇经常外出打仗、或下部队基层，只偶尔回来看看妻子，每次都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低调。 　　1942年5月，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对冀中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进行铁壁合围，烧杀抢掠，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5月19日，日军分九路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部合围。黄镇被派往六分区协助领导开展反“扫荡”斗争，牵制围攻中心区的敌人。但是敌人以大于我军20多倍的兵力，对我军实行层层包围。八路军总部机关撤离上山后利用险要地形与敌血战，组织突围。彭德怀、罗瑞卿杀出血路突围成功，左权副参谋长坚持留下，继续组织突围。但终因敌众我寡，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黄镇也无音讯。几天后李达参谋长找朱霖谈话，说黄镇这次激战不死即伤，要她做好思想准备。朱霖镇静地回答：“革命总会有牺牲，我能经得住考验，请首长放心。”又过了好多天，黄镇安全回来了，喜悦和考验融合成他俩对革命的坚定。 　　1946年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黄镇作为我方少将首席代表被派到新乡第十执行小组。国民党不断撕毁破坏协定，小组内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借我方司机误伤对方翻译致死的所谓“郭子祺事件”迫害我代表团，监禁黄镇达半年之久。我军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多方设法营救未果。黄镇则誓死和对方斗争到底。他给朱霖写信说：“我今天只不过是自由和行动受到限制和威胁，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共产党员头可断，使命不可辱。”11月黄镇终于和新乡小组其他同志由美国代表护送乘飞机回到邯郸。黄镇、朱霖的爱情，再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1950年7月，黄镇出任驻匈牙利大使，朱霖任二秘，负责大使馆的行政工作。刚到之初，使馆条件简陋，他们就亲自动手。黄镇擅长美术设计就布置使馆，朱霖脱去鞋袜挖地、打扫、整理使馆大院。不懂匈牙利文，他们就抓紧学习。1952年冬，宋庆龄副主席途经布达佩斯，匈牙利总书记拉克西在欢迎会上向宋副主席敬酒，专门要朱霖作翻译；1953年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拉克西应邀出席时，为朱霖的匈牙利语说得特别好而大加赞赏。 　　1954年，黄镇和朱霖在匈牙利工作四年后，分别转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二秘。当时印尼形势很不稳定，使馆经常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尤其是特务和地方动乱。亚非会议时，大使馆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国际反华势力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我国代表团11位赴会工作人员、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于4月16日下午取道仰光飞雅加达。总理一下飞机，黄镇便抢先一步站到总理前面，公安部副部长扬奇清也立即跟上，其他同志和使馆参赞、秘书、领事全部簇拥在总理周围，组成人墙保护总理。到了迎接车队前，黄镇挥手让朱霖上第一辆车，朱霖和翻译会意立即上了挂着国旗、拉上窗帘的第一辆车；黄镇、扬奇清则一起把总理送上第二辆车，安全地把总理接到使馆。 　　1964年黄镇出任驻法国大使，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引为美谈，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家的风格。在法国，戴高乐是法兰西的国父，戴高乐夫人也有很高的地位。黄镇夫妇到法国后，便与戴高乐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戴高乐夫人还专门到中国大使馆回访朱霖，成为当时法国外交界前所未有的新闻。自此之后，能被中国大使馆邀请做客，成了巴黎社交界的殊荣。日，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参加了戴高乐总统和夫人举行的国宴，宾主共祝中、法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同时也感谢法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戴高乐夫人还一再表示要到中国看看，可惜的是1969年戴高乐竞选总统失败而未能如愿。 　　1973年3月黄镇夫妇离任回国，5月黄镇被派往华盛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工作。在美国五年，他们认识了尼克松、卡特、福特以及老布什总统夫妇。到任后不久，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就请他们去白宫做客，安排总统专机接送。当直升飞机到达白宫草坪，基辛格已等在那里。聚会中，尼克松夫人深情地说，“如果太平洋上架起一座桥，美中两国人民不就联系起来了吗？”朱霖说：“夫人指的是人桥吧，那我们就共同建立起太平洋上这座人桥吧。”总统夫人描述了尼克松1972年著名的访华演讲内容，希望能在中、美之间架起一座大桥，推动两国人民创造新型的国际关系，开创人类和平的新时代。黄镇夫妇最后一次见到尼克松总统是水门事件后，尼克松仍以能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而引为骄傲，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临别前总统夫人还送给朱霖一个腊梅喜鹊瓷雕作永久纪念。 　　后来他们又认识了老布什总统和巴巴拉夫人。在一次共进晚餐后，布什要与黄镇谈政治问题，告诉巴巴拉夫人到别的房间去，而要朱霖留下，他说：“因为朱霖是外交官。”当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时，还特意询问：“朱霖夫人，你以为如何？”会谈气氛十分友好。中美关系走过很长的弯路，但尼克松、卡特、福特、老布什，都能以战略眼光考虑改善中美关系。 　　黄镇回国后先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朱霖则仍留在外交部工作。1982年朱霖正式离休。年已70的朱霖不无感慨地说：那么多年来，我对黄镇、对孩子们“亏欠”得太多，我要作好“家庭政治协理员”，在晚年对他们好好弥补“亏欠”，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从心底流淌出的语言，真真切切地体现了他们那份朴实的爱！○ 　　责任编辑 钟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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