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必报落难公子重耳当上国君之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一丝不苟。看来，对落难的人就算不愿相助，至少也不必落井下石，因为这只会让你增加敌人。　　晋文公重耳在即位之前，曾在国外流浪了十九年。在流亡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对这位落难公子十分冷淡，甚至还无礼羞辱。　　重耳在曹国的时候，曹国国君听说他天生具有异相，胸前的肋骨连成一块，便好奇地在重耳沐浴之时偷偷窥视，然后大笑而去。重耳甚感羞怒，立刻率从臣离开曹国。曹国的大夫僖负羁知道了这事，连忙追上重耳一行，为国君的失礼请罪。僖负羁恭敬地送重耳出境，临别之际，并奉赠美玉为礼。虽然重耳婉拒了僖负羁的礼物，但对他的殷勤礼敬却是铭记在心。　　又有一次，重耳等人想经过郑国前往秦国。晋国的君主惠公担心重耳会得到外国援助，回来夺取君位，因此传书各国，警告不得接纳重耳。郑国国君不想得罪大国，便拒绝重耳入境。　　这时上卿叔詹谏说：　　“公子重耳出亡，不少晋国世家子弟委身相从，随之颠沛流离而毫无怨言，可见此人具有过人之处，日后必将成就大业，国君为何不趁现在结好于他呢？”　　无奈郑君并不听从，依然不许重耳入关。叔詹又说：　　“郑国若不礼遇重耳，必因此结生仇怨，若他日重耳登基为君，定会起兵报复，不如及早诱人国中杀之，以绝后患。”　　可是郑君怕事，不采纳这个建议。然而叔詹却私底下派人去杀害重耳，希冀免除郑国日后的灾难。但暗杀没有成功，重耳反从刺客口中知道了叔詹的阴谋。　　后来重耳到了秦国，借由秦穆公出兵相助，取得了晋国君位。不久后他起兵攻破曹都，俘虏曹国君臣，惟独特赦僖负羁，以报答往日相敬之德；晋军后来又围困郑都，郑君惧而求和，晋文公请杀叔詹而后许之。在成就霸业的同时，晋文公也对其他过去礼敬相助，或侮辱迫害他的人，一一进行了报恩和报仇。　　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绝佳的演绎。邓蒂斯受人陷害入狱，出狱后就开始逐一地报仇或报恩，长久的屈辱在他心中积蓄的力量是可怕的。这也给我们警醒，对落难的人就算不愿相助，至少也不要落井下石，因为这只会让你增加敌人。　　先知往往是寂寞的李白有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先知的远见卓识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所以他们往往不被大众理解。　　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有一次他路经蔡国，蔡桓侯知道后，便派人以宾客之礼接待他。　　一见到桓侯，扁鹊立即对他说：　　“据我的观察，您已经生病了，不过好在病症只起于皮肉交会之间，若能及早医治，就不会有危险。”　　可是桓侯笑了笑说：　　“我没有疾病。”　　等扁鹊离开后，他还对左右说：“没想到扁鹊这个名医，竟为了想谋利，而诬指一个健康的人有病。”　　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请见，向桓侯说：　　“您的疾病已蔓延到了血脉，如不医治，会十分严重。”　　但桓侯不信，还是回说他没有病。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度向桓侯说：　　“您的病变已经侵入内脏了，若再不医治，恐怕将十分危险。”　　这时桓侯有点不高兴了，认为扁鹊又来危言耸听，于是不理睬他。　　再过五天之后，扁鹊前去求见桓侯，一见到他，扁鹊一句也不多说，急忙告退。桓侯觉得很纳闷，便派人去询问扁鹊退走的的原因。　　扁鹊说：　　“病情在皮肉之间时，用推拿就可以治好；病情在血脉之中时，用针砭就可以治好；若病情进入脏腑之内，用药方慢慢调理，也可以治好。但如今桓侯的病情已深入骨髓里，就是连掌管生命的神，也要束手无策，又何况是我呢？因此索性也不劝他再做医疗了。”　　果然五天后，桓侯卧病在床，使人赶快去请扁鹊来救治时，扁鹊已经离开了蔡国。最后桓侯就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了。　　真正有功力的中医，从一个人的气色、声音、眼神、动作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可是真正高明的医生很少，因此人们一旦遇到了，对医生的“危言耸听”往往不能相信，因为我们已习惯与一般的医生或平庸的医生互动，而这种医生有的缺乏功力，只能见病医病，甚至还医不了病或医死人！有的好一些，还能察知一些隐藏的身体危机，但却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他怕病人不能接受；也不愿意先行用药或做其他方式的治疗，宁可见病再医，因为不如此不能显现他的“医术”。　　扁鹊真是神医，只是蔡桓侯是个平庸的病人，无法相信扁鹊所言。其实不只蔡桓侯，其他一般人有几个能接受扁鹊的说法呢？扁鹊好比先知，好比是个有远见的人，这种人在很多时候注定是个寂寞者，因为他所见人皆未见，所言因而成了一派胡言！　　保护自己的谋略小人很善于保护自己，他们会因人而异地采取一些与其本心相违的方法行事。小人的这种复杂性和欺骗性，人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才可拨云见日，令小人无可遁形。　　上官安是汉武帝重臣上官桀之子，他本是个骄纵浮乱之徒，做事也不知忌讳，上官桀便多次教导他说：　　“欲成大事，必欲克已有惧。似你任性胡为，恶名远播，又怎能让人拥戴以增人望呢？这是每个成事者的大忌啊。”　　上官安虽是顽劣，人却极为聪明，从此他换了一副面孔，极力和有贤名的人交结，对人也客气多了，故意干些扶贫济困的事。　　上官安的名望日增，上官桀便撮合他娶了霍光之女为妻，两家联姻。上官安先是不愿，上官桀就教训他说：　　“我和霍光同为重臣，你娶了他的女儿，我们上官家的富贵就多了一层保障，起码也不会和他闹翻了，对你更有天大的好处。”　　上官安心领神会，不仅马上答应成亲，婚后他更百般讨好妻子。汉昭帝即位时年仅8岁，他的姐姐盖长公主留居宫中，照料昭帝。盖长公主年轻寡居，私下和他儿子的朋友丁外人相好。上官安知道这件事后，于是全力和丁外人结交，不惜重金陪丁外人寻欢作乐。上官安的心腹手下日久看不下去，便对上官安说：　　“大人一家权贵无比，为何对一个丁外人如此恭维呢？”上官安说：　　“正因我家势力显赫，我才要处处小心，多结善缘啊。丁外人受公主私幸，人又聪明过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只能增长见识，受益非小，这不是一般人所能预见的。”　　上官安女儿6岁时，他为了能让女儿当上皇后，遂求请霍光促成此事。霍光认为外孙女年纪幼小，没有答应。上官安并不气馁，他找到丁外人，讲了自己的愿望；为了让他全力相助，他还颇为诱惑地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人若是相助我女当上皇后，我们父子在朝执政，再倚重皇后权位，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你深得公主欢心，到时我们父子再提议封你为侯，汉朝有个惯例，列侯可以娶公主为妻，你的心愿不也会达到？你是个聪明人，自知此事对你我都大有好处。”　　丁外人心中大喜，便多次在盖长公主面前提及此事，他还故作忧心之状说：　　“上官桀父子同为重臣，此事若不应允，就会因此而得罪了他们，结下仇怨。我们固然不怕他们，可对我们终无半点好处，弄不好我们的事就再无结合的希望，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啊。”　　盖长公主一心想和丁外人早日结成夫妻，她也怕上官桀父子从中作梗，无端生事，一想到此事对自己并无害处，她便自作主张召上官安之女人宫为婕妤，一个月之后又册封她为皇后。　　上官安心愿得偿，又被封为桑乐侯，升任车骑将军，一时自认为无需伪装，便开始恢复本相，放纵胡为起来。他受到皇帝的赏赐，出宫后就向门客吹嘘不止；酒后裸体闹事，与他父亲的姬妾也敢打情骂俏。　　上官安的这番举动被霍光得知，他怒不可遏地把他召来，当面训斥他说：“你一日富贵，就荒淫至此，这是败家灭身的前兆啊，如何不慎呢？从前我看你是个君子模样，这才将女儿嫁给你，莫非你本性难移，这会就无所顾忌了吗？”　　上官安表面认错，心中是十分怨恨。他不思己过，却是暗中唆使燕王告发霍光。此计不成后，上官桀父子又阴谋造反，拥立上官桀为帝。事情败露，上官安并不有悔，他反是遗憾地说：　　“怪只怪我操之过急了，我若再忍耐一时，也许大事必成。”因此事牵连，盖长公主、燕王都自杀身死，上官宗族也被诛灭。　　知人堪难王莽为了篡汉，可谓处心积虑，一开始他还真蒙蔽了大众的眼睛。看来，一个人的言行和本质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放言》诗，其中说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考察一个人的是非善恶，不能看一时一事，至少要用七年时间。这里以王莽为例，说明知人之难。　　古人囿于封建正统观念，对于篡汉自立的王莽一笔抹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但是，王莽为了篡权的需要，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有迷惑世人之处。我们体察《放言》一诗本意，借此说明知人论世之难。　　王莽（前45-公元23年）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氏家族显贵。因为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未及封侯，王莽在王氏子弟中算是比较寒微的一个：“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给人以恭敬、笃慎、勤恳的印象。大司马王凤（王莽的伯父）病重，王氏子弟只知享乐宴游，惟独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蓬面，不解衣带连月。”因此，王凤对他很有好感，有名望的大臣也纷纷上书称扬王莽。汉成帝顺水推舟，封王莽为新都侯。王莽参与朝政后，待人更加谦躬，处事更加谨慎，不久，升为大司马尚书事，总揽朝政。　　王莽秉政期间，做过一些好事，使他的声名大噪。一是搜罗人才。他征集天下通晓古今文经及天文、历算、文字、兵法、方术、本草的士人到京师，分别任用；又扩展大学规模，学舍可容万人，博得天下士人的拥护。二是推让爵禄。由于王莽甚得人心，当时有48万吏民联名请求太皇太后重赏王莽的功德，王莽坚辞。太皇太后封以“安汉公”，王莽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甚至请了病假，极力推让。太后不肯收回成命，王公大臣又劝王莽接受。王莽不得已接受封号，但坚持把封地辞退掉。三是严惩亲子。王莽的儿子王获无辜杀死奴婢，王莽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原则，责令王获自杀。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奴隶供人驱使，过着非人的生活。王莽以人道为名，令子自杀，显然博取了奴婢和贫民的好感。四是，示俭助贫。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原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建议减税节支，要公府节省衣食，王莽全家带头吃素，又献钱100万、田30顷赈济灾民；官员富民也纷纷效法，有230人捐献田宅。王莽又废除皇家苑囿，设置安民县（今甘肃华亭县），募贫民迁居新县给予安置，还免费提供饮食。同时在长安城内建造住宅，以安置贫民。　　王莽的上述行动，不但得到统治阶层的赞扬，也博取了民众的好评，甚至被誉有尧舜之德与圣人之行。尽管王莽已露出沽名钓誉、笼络人心的端倪，但人们并没有怀疑他、指责他。　　王莽的矫作伪饰是在篡权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他为了进一步操纵平帝，将自己未成年的女儿纳入后宫，立为皇后，同时杀死平帝生母卫姬一家。他诱逼平帝喝了毒酒，却又模仿周公的故事，向天祈祷保护皇帝平安，还将自己愿以身代的祷文密封匣藏，告诫大臣不要传扬。平帝不久病死，王莽号啕大哭，通令天下官吏600石以上皆守孝3年。他拥立年幼的孺子婴即位，却恶毒地指令保傅不得与孺子婴说话，将孺子婴终日禁闭屋内。他做了摄皇帝后，刘氏宗室起兵反对，王莽为了安抚人心，指天发誓要将政权还给孺子婴，但起兵失败后，又食言自肥，终于篡汉自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能以篡汉自立将王莽一棍子打死，至于王莽改制的失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但王莽个人品质遭人非议的确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按照白居易的说法：“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如果王莽在刚刚成名、众望所归的时候死去，人们就永远会将他作为圣贤敬仰。这说明，一个人的言行和本质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从实践的观点看，王莽并非自始就是野心家和小人。换一个社会环境，在另外一种历史条件下，王莽亦有可能扮演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和开国君主的角色。《汉书？王莽传》评论说：“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盗之祸。推世言之，亦天时、非人力致矣。”　　败坏风气的往往是“大人物”　　小人决不仅仅是“小人物”的代名词，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能看他的基本德性。实际上，一些“大人物”的小人习性、小人意识、小人行为，有时一点也不比平民百姓少，甚至更多。封建专制下的居高位者，由于其升迁和依据并非品德好坏，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谋取了高位，多是凭着媚上功夫所得，这就决定了世风的败坏，带头的正是这些“大人物”。　　东汉末年，孔融被征召到司徒杨赐府上，秘密核查百官中有贪污行为的人。杨赐对孔融说：“纠查百官，这是我的职责，既为荣耀，也会招来祸事。你不要过于认真，只将一些小官小吏的丑行报上即可。”　　孔融为当时名士，他对杨赐的话语十分不屑，他故作一笑说：　　“若是这样，岂不失去了整治贪污的根本？小官小吏故然该惩，可他们毕竟是为恶不多，惩之也不足以警天下。那些高官重吏就不同了，只有惩治了他们中的不法者，才能显示朝廷的肃贪之心，亦可昭示王法的威严，他们怎么能放过呢？”　　杨赐苦苦一笑，不耐烦道：“你乃一介书生，怎知此中学问？你只管照我的吩咐做便可，否则，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聪明人是不会做的。”　　孔融接下差使，心中郁闷。他对他的朋友抱怨说：“我先前敬佩杨赐的为人，本指望他能干些惊天动地的事。不想他欺软怕硬，毫无君子气节。”　　朋友听了孔融的描述，忙道：“你为天下名士，连这个你也看不透吗？官场向来不容气节高贵之人，否则似杨赐等人也爬不上如此高位了。何况地位愈高之人，他们所有的顾虑也就愈多，为了升官保身，他们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犹恐不及，气节自然无存。和他们谈论气节，你真是大错特错了。”　　孔融失望之极，许久方道：“纵是这样，我也愿尽微薄之力，以整乾坤。”　　孔融明察暗访，重点调查了朝廷高官和当时极有权势的宦官的亲戚族人，结果他们无一例外都贪污受贿，且是数额巨大。孔融面对事实，哀叹说：　　“这些人都位居显位，竟全是宵小之徒，贪心之辈，国家怎会有希望呢？小民小偷小摸尚要惩罚，和小民相比，这些窃国大盗若是逍遥法外，天理何在？”　　孔融开列了他们的罪证清单，拟上报给杨赐。他的朋友知道后，连夜上门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且苦口婆心地说：　　“杨赐都不敢干的事，你又何必较真呢？那些人个个位高权重，又有宦官撑腰，纵是事实俱在，谁又能奈何了他们？再说他们品性极差，仇隙必报，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你千万不要引火烧身了。”　　孔融镇静地说：　　“我是孔子的后代，幸有一些虚名，如你所说，我岂不是辱没了圣人的名声？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孔融的朋友叹道：　　“你不识时务，违逆世情，这不会给你带来幸运，你好自为之吧。”孔融的检举令杨赐惊恐，他召来孔融责怪不止，还附声说：　　“宦官势大，连他们的亲族你也敢招惹，此事若是传出，你我都要获罪。好在现在别人不知，你就不要再言了。”　　孔融据理力争，杨赐仍是不肯上报，他撕毁孔融的清单，愤愤说：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容得你胡为呢？你是说的没错，可这才是你的大错，你还不知吗？”　　孔融至此对杨赐更是失望，心中不禁对他十分鄙视。后来河南尹何进升为大将军，杨赐派孔融带着名片向何进祝贺，孔融不耻杨赐的媚上之举，对他彻底地绝望了。他以何进的手下不给按时通报为由，没有进见何进，仅是递上自劾罪状的辞呈，离开了杨府。　　所以说，带头败坏世风且影响最烈的，往往是那些“大人物”。贫贱之人由于生活所迫，自身难保，他们虽也会使出小人行径，但和“大人物”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迷惑世人的王衍在历史上，西晋的王衍以清淡著名。他屡居要职，善于惺惺作态。迷惑了当时的朝野上下，人们对他无不敬慕，称他为“一世龙门”，纷纷效仿他。其实，他清谈误国，枉称君子，最后被石勒压死于墙下。　　封建官场中的显达者，一个重要的戒律便是要有上司的宠信，不能让上司怀疑自己的忠心。这不仅是保官之道，也是常胜不衰的要诀。与此相对立的是，若要做到这一点，难免要干些谄媚违心的勾当，有时甚至还要伤天害理，背亲卖友，不仁不义。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抉择，也正是封建官场泯灭人性，黑暗凶险的一个突出表现，过不了这个关口，纵是荣耀一时，也难保长久。俗话说“为富不仁”，显达者也是如此，这是由封建官场的腐朽本质所决定的，透过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人们总能找到他们的斑斑劣迹和见不得人的东西。　　在历史上，西晋的王衍以清淡著名。他屡居要职，善于惺惺作态。迷惑了当时的朝野上下，人们对他无不敬慕，称他为“一世龙门”，纷纷效仿他。　　王衍有此声望，仕途又是极为通畅，有人便向他求教此中的诀窍，王衍告诉他说：　　“做官和做学问是不同的事，学问可以空谈，海阔天空，做官却要脚踏实地，不能丝毫马虎了。”　　他回答得模模糊糊，却是绝不提及做官的真谛。私下，王衍只对自己的独生子说：　　“心善和坚持主见的人是当不了官的，不会见风使舵和爱惜名声的人也不会荣耀长久。你不要相信我对别人说的话。”　　王衍的“君子”之名愈加响亮，他就愈加极力卖弄。他自号不爱金钱，从不言及“钱”字。一次他的夫人郭氏故意让婢女用钱串子把床绕起来，使他走不开。王衍早上起来看见钱，反是微微一笑说：　　“把这东西拿掉吧。”　　王衍的女儿嫁愍怀太子为妃。王衍每以此事引为自己的最大快事。后来太子遭到继母贾后的诬陷，王衍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他惶恐地对夫人郭氏说：　　“惟今之计，保命紧要，我要让女儿和太子离婚。”　　郭氏哭着说：　　“贾后生性残忍，这样她就会放过女儿吗？再说，你英明一世，若是做下这等事来，天下人又会怎样看你呢？”　　王衍急道：　　“我们为官的，最重要的是要能赢取主子的欢心，这才是我们的立身之基，别的还算什么呢？顾不了许多了，我就上书奏请此事，迟则大祸临头。”　　王衍用这种手段逃过一劫，心有余悸，从此他更专营自保之计，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了。　　八王之乱时，王衍胆战心惊，不是装疯卖傻，就是畏敌如虎，有人提出让他整顿朝纳，他竟吓得闭门不出，且说：　　“虚名害人啊，他们把我举出来，不是成心要害死我吗？”　　为了讨好诸王，王衍还向东海王司马越献计说：　　“国家蒙难，乱象迭出，王爷应当依靠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做支柱，且要选用文武兼备者。”　　他还推荐自己的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做青州刺史。司马越闻言一愣，随即阴声说：　　“他们都是你的兄弟，你就不怕损及你的清名？这似乎不像你之所为吧。”　　王衍忙陪笑道：　　“我们王家对王爷忠心，于此可见啊。别人我怕坏了王爷的大事，这才让我的两位兄弟为王爷独挡一面，誓死效力。”　　王衍如此安排，更多的还是出于他自保的私心。他事后对王澄、王敦说：　　“荆州有长江汉水环绕，地势险固，青州背负大海，实为要地，我在朝中，你们二人在外，遇事时可相互策应，这足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　　后来，王衍被石勒所俘，王衍为了开罪脱身他竞对石勒说：“我无心为官，年轻时就不参与政事，晋室的败亡当是天意吧。”　　石勒气愤地说：　　“枉你人称君子，怎可至此还敢胡说？你名盖四海身肩重任，少壮时就登上朝堂，到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可你竟说不参与政事，岂不可笑！破坏天下的，正是你的罪过。”　　石勒命人推墙把王衍压死，石勒还以王衍为例对部下说：　　“晋之所谓君子，无过王衍了，他的德行若不亲见，谁会相信他实为小人之辈。我们消灭晋室，大功必成了。”　　奸诈过人的李林甫在错综复杂、陷阱遍布的社会里，如果认不清好人坏人，甚至把坏人误为亲人，那么一切祸患便由此而生了，何谈事业的成功和改变命运呢？小人对人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和体察，由此对症下药，个个击破，也就成了小人们最有杀伤力的利器。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为相共十九年，至死都受到玄宗的宠信。考察李林甫得宠的秘诀，他的奸诈之术和识人之能是不容忽视的。　　李林甫在担任刑部侍郎时，他见玄宗特别宠幸武惠妃，便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示，愿意协助武惠妃之子寿王当上皇太子。李林甫的密友源絮对此不解，他对李林甫劝告说；“你太短见了，我知道你是想讨好武惠妃，可这么一来，你却得罪了皇太子，不得不偿失？有朝一日皇太子即位，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李林甫蔑然一笑，冷静地分析说：　　“皇太子为人忠厚，皇上又不喜欢他，再加上朝中大臣意见不一，我料定他前程凶险。与其取悦这样一个无用之人，还不如另寻他路，以为依靠。”　　源絮摇头，难以置信地说：　　“此乃国家大事，哪是你我所能测度的？你要知道这关系重大，走错了一步便悔之晚矣，不可不慎啊。”　　李林甫认定自己所见无失，他连番多次向武惠妃进言。武惠妃当时正愁无人相助自己，李林甫的毛遂自荐顿时令她心花怒放，她兴奋地对身边人说：　　“天下能知我心意的人，除了李林甫，还会有别人吗？这个人有如此之能，绝非简单人物，我该扶植与他，好为我用。”　　武惠妃对李林甫心有感激，于是多次向玄宗皇帝推荐李林甫。不久，李林甫便升迁为礼部尚书，后来终于做了百官之首。　　李林甫当了宰相之后，便把全部心思用在玄宗皇帝之上。一次李林甫退朝之后闷闷不乐，源絮陪他饮酒时有意相询，李林甫便苦声说了他的烦恼：　　“张九龄每每和我做对，这总不是一件好事，也许皇上会因此疏远我。”　　源絮谄媚地献计说：　　“大人料事如神，又怎会束手无策呢？以我愚见，大人如今有权有势，大可和他真刀真枪地干了，不必如此费心。”　　李林甫斜视了他一眼，鼻子一哼道：　　“你了解张九龄这个人吗？如此一来，吃亏的一定是我。他素有忠正之名，朝野皆知，皇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方让他高居相位。我若和他表面上都水火不容，撕破脸皮，皇上和群臣一定会说我心胸狭窄，不能容人。这只能让张九龄捡到便宜，我怎会这样做呢？你太无知了。”　　玄宗一次要给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听闻这个消息，张九龄对李林甫说：　　“只有为朝廷立过大功的名臣才能有此封赏，牛仙客平庸无奇，一个边关将领而已，根本无此资格，我要据理力争。”　　李林甫心头一亮，便积极鼓动了张九龄速奏此议，他故作气愤之状说：　　“大人为国为民，所言极是啊。如果此风日长，岂不坏了朝廷制度？”　　张九龄见他没有异议，信心又增加了不少，他拍着李林甫的肩膀说：　　“我们同为宰相，为国分忧，为皇上尽忠，关键只要同心同德。你能有此高见，我还担心什么呢？”　　他们一同面见玄宗皇帝，张九龄引经据典，力谏不可：李林甫却冷眼旁观，不发一言。事后，李林甫还对群臣散布说：　　“张九龄也管的太多了，皇上行事自有玄机，有什么不可以的？我真为皇上感到不公啊，张九龄莫非也想当皇上不成？”　　此言传到玄宗的耳朵里，玄宗更恨张九龄的直言上谏了。他恨恨地道：　　“张九龄说三道四，朕一忍再忍，谁知还是李林甫深察我心。这个张九龄，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不久，张九龄便被罢免宰相职务，朝廷大权遂落人李林甫一人之手。　　在错综复杂、陷阱遍布的社会里，如果认不清好人坏人，甚至把坏人误为亲人，那么一切祸患便由此而生了，何谈事业的成功和改变命运呢？小人在此的敏感和技能是令人不可小视的，他们对人的了解和研究尽管出于绝对的自私，但他们的良苦用心也使他们比别人多了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由此对症下药，个个击破，也就成了小人们最有杀伤力的利器，成就了他们的功名富贵。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做事要留有余地小人做事往往不留余地，极度张狂。恶语道尽的他们常常得意忘形，既使对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刻薄寡恩，颐指气使。这样做难免天怒人怨，一旦小人身边的人有了反心，小人的危险才是最致命的。　　759年，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史思明将杀父自立的安庆绪杀死，自称应天皇帝。第二年。史思明率大军西进，其子史朝义进攻陕州失败，退守永宁。　　大败之后的史朝义忧心忡忡，他惟恐遭到父亲的责罚，一时彷徨无计。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许季常等人深知史思明治军严厉，他们也是十分害怕。他们聚在一起，骆悦便对史朝义说：　　“我军一时失利，原不足为怪。将军乃是皇上的亲子。只要将军求情，我们或可活命，万望将军美言。”　　史朝义苦道：　　“我亦知皇上性格，他决不会轻饶我们。不过眼下用人之际，我想皇上还不至于斩杀你们，你们就放宽心吧。”　　史思明听闻败讯，果然咆哮如雷，震怒之下，他召来史朝义及其部将，连声痛骂之后，竟命将他们推出斩首。史朝义不料至此，他哭着说：　　“我等力战，已然尽力，部卒人人奋勇，其败本不当怪。父亲不念亲情，不恤将士，竟言斩杀，儿死不瞑目。”　　史思明左右苦劝不止，有人更直言说：　　“安禄山父子相残，遂致败亡，此事不远，陛下当鉴。”　　史思明闻言一颤，勉强放了他们。他当即宣布任用幼子史朝清做了他的副手，实际上已将史朝义排除在接班人之外。史思明的一位谋士惟恐有变，私下进言说：　　“大敌当前，陛下当隐忍施恩，不计小过。纵是有心惩戒，也要有所保留，不把话言明说尽。现在军心不稳，将领皆怀惧心，又何况朝义乃一员虎将，又是陛下长子，不该把他责罚太过了。”　　史思明一听即怒，不屑道：　　“无知小辈，他们还敢造反不成？一群胆小鬼，我真恨不得杀了他们。”　　史思明怒气不减，遂命史朝义修造土缄以备储粮，且要求天黑前完工。史朝义忍气吞声，天还未黑便见史思明前来视察，史朝义惶恐请求说：　　“时间太紧，士卒们又太疲乏了，恳请父亲宽限时日。”史思明开口便骂：　　“你爱惜手下，自充好人，就不服从我的命令了吗？”　　史思明又骂了一通骆悦等人。亲自监督兵士们筑城。天黑之后，史思明离开之际又骂史朝义说：　　“明早攻不下陕州，晚上我定杀你这个逆贼！”　　史朝义的部将骆悦等人一待史思明走远，就愤愤地来到史朝义的帐中，骆悦当先说：　　“将军贵为皇子，尚且为陛下不容，苦苦相逼，何况我们呢？陛下这般无情，出语恶毒，相信将军的性命早晚不保，将军可要早作打算啊。”　　史朝义一时无语，骆悦等人就进一步进言说：　　“皇上喜爱幼子，将军纵是立有大功，也是徒劳。若是明日再败，将军更必死无疑了。将军不忍，我等只好改投唐军，以保活命。”　　史朝义心知他们所言非虚，于是点头应允。　　夜深，骆悦等人率众杀人史思明的住处，骑马欲逃的史思明中箭落马，被生捉活擒。他问何人造反，骆悦等人便说是史朝义，史思明立时醒悟，遂颤声说：　　“我白天讲的话太重了，请他不要见怪。我只是说说而已，怎会真的杀他？”　　骆悦等人只是冷笑。他们先把史思明关在柳泉传舍，向史朝义复命，接着便把史思明缢死，拥立史朝义当了皇帝。　　安史叛军是乌合之众，是一群豺狼，处在这样一个道德薄弱的圈子里，每一个人都是危险的。　　小人的本质看不清小人本质的人，总是陶醉在自己一帆风顺时他们的巴结谄媚上，甚至轻信小人的信誓旦旦和所谓“良心”，一旦自己遭殃，他们的面目彻底暴露，悔恨，已然不及，其中的痛处又添小人的落井下石，尤难忍受。在这方面，不能对小人抱有任何幻想，小人爬上高位、赚取利益，靠的就是这种卑鄙伎俩。　　寇准做宰相时，他手下的丁谓对他毕恭毕敬，做事也十分勤劳。寇准对他印象不错，时有赞誉之词。　　一次，寇准又提到丁谓，朝中的另一位重臣李迪就对他说：　　“大人如此嘉许丁谓，可有何根据？”　　寇准一一列举丁谓的表现，他还特别强调说：　　“丁谓敬畏长官，言语谨慎，惟命是从，从未有失当之处。”　　李迪微微一笑说：　　“你贵为宰相，谁敢逆你之意呢？丁谓身为下属，做到此节应是当然，大人何必独对他看重？”　　寇准哈哈一笑说：　　“丁谓深知我心，才堪大用，难得他又进退知趣，这可不是不深敬我的人可以做到的，我能不喜欢他吗？”　　李迪脸色凝重起来，只道：　　“察人当察心啊，大人看人还是慎重为好，不要轻下断言。”　　寇准有些不快。李迪事后对家人说：　　“寇准忠正无私，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他虽说不喜谄媚，内心还是喜欢让别人感激他，让别人惧怕他的权势。我看丁谓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抓住了寇准的弱点了。”　　家人向李迪说：　　“大人既是看出此节，为何不直接对寇准说呢？你们交情不错，你应该提醒他啊。”　　李迪为难道：　　“寇准为其迷惑，丁谓的为人也没有暴露，此事留待他日吧。”　　寇准有意提拔丁谓做参知政事，李迪知道后，他于夜间拜见寇准，直言劝他说：　　“丁谓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大人不该重用于他。如此之人倘若掌握权柄，定会干下忘恩负义之事，大人到时悔恨是小，只怕反受其害啊。”　　寇准眉头紧皱，目光闪烁不定，最后，他仍是自信地说：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依我看来，丁谓决不致此啊。再说我身为百官之首，他终是我的部属，量他也不敢胡为。”　　丁谓当了参知政事之后，对寇准事若父母，更为恭敬小心。一次在政事堂的宴会上，丁谓不小心把菜汤溅到寇准的胡须上，丁谓不避众人，急忙起身为寇准擦拭，寇准亦觉不妥，遂笑着说：　　“你是国家大臣，不该为官长擦拭胡须。”　　丁谓嘴上称是，心里却恨寇准让他难堪。李迪又以此事劝寇准防备丁谓，他重声说：“丁谓此举，分明是小人行径，大人不可再轻信他了。”寇准听之一笑，轻轻摆手说：“他也是好心，只是行为不雅，我已提醒他了，还能怎样？”　　澶渊会盟之后，因王钦若进谗，寇准被宋真宗解除了宰相之职。面对失势的寇准，丁谓全没有了伪装，公开上奏书弹劾他，以至让寇准一贬再贬。　　乾兴元年（1022年），寇准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不久之后，丁谓也获罪被流放南方。丁谓经过雷州时，寇准派人把一只蒸熟的羊放在他途经的边界上，说是给丁谓吃。寇准的家中仆人却愤愤地说：“丁谓狼子野心，害大人如此，大人应该报仇雪恨，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呢？我们不服啊！”　　寇准眼里含泪说：“我悔不该重用此人，不听人劝。丁谓小人一个，又遭如此报应，真是苍天有眼，我哪里会和他一般计较呢？”　　不可自暴自弃受过小人伤害和打击的人，如果心志不坚定的话，也极易沦为小人。清楚了这一点，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小人的认识。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国册封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刘豫是怎样由宋王朝的高官而沧为金国的走狗的呢？让我们看看他的经历吧。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他被任命为殿事侍御史，执掌仪法，纠举百官违失。刘豫少年时品德不佳，曾经偷窃同学的白金孟和纱衣。后来刘豫虽是悔改，可攻击他的人还是揪住这件事不放，一再向皇上弹劾他。　　刘豫十分气愤，他直接找到皇上说：“少年愚劣，以致干下错事。这些年我每思前事，痛悔难已。现在朝臣以此攻击我，我除了伤心之外，更觉他们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啊。谁没犯过错呢？他们为何抓住我不放？分明是我在其位，多有得罪他们，他们要将我赶下台。”　　宋徽宗听之一笑，安慰他说：“你的那点错处，不提也罢。这件事我知道了。”　　刘豫走后，宋徽宗暗笑不止，他对自己的妃子说：“刘豫原是小贼，群臣不说，我哪里知道呢？”　　妃子亦笑，口说：“陛下还想重用他吗？”　　宋徽宗收敛了笑容，良久方道：“重用此人，岂不招天下耻笑？他的丑事虽不为大，可一旦人人知晓，就另当别论了，我不能落个重用贼人的名声。”　　刘豫自觉有了皇上的支持，对那些弹劾他的大臣便寻找他们的错处，那些大臣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只说：“凭你一个小贼出身，皇上会相信你吗？我们个个都出身高贵，断不能受你的侮辱。”　　两者较量，刘豫总是败下阵来，反遭皇上屡屡指责。刘豫心中更恨，他对家人诉苦说：“我本不是个君子，现在我更知做小人的好了。他们道貌岸然，哪个干的坏事不比我年少时的劣迹要坏上千倍呢？皇上却偏袒他们，可见为恶须为大，恶小反是殃啊。”　　不久，刘豫上书谈论礼制问题，宋徽宗一见便怒，口说：“一个小贼出身的河北老头儿，也敢妄谈礼仪制度，可是笑我朝廷无人吗？”　　他不容刘豫分辩，就将他贬为两浙察访使，后又被贬为河北提刑。　　刘豫连遭打击，小人性情渐渐暴长，他总是怨恨皇上和群臣对己不公，他甚至说出大逆不道的话来。　　金国南犯之时，刘豫不恨反喜，他闻讯饮酒不止，且快活地说：“报应！这是上天的报应啊！皇上昏庸，群臣奸小，这样的王朝怎会有好下场呢？”　　刘豫的狐朋狗党于是在旁附合说：“大人久受压抑，时下当是大展鸿图之日，朝廷不仁，大人自没有理由尽忠报国，我们该好好地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啊。”　　建炎二年（1128年）冬天，金军围攻济南。金人派人劝降，对刘豫百般引诱。刘豫犹豫之际，他的死党张浃便对他说：“大人忘了昨日之辱了吗？你屡遭贬斥，群小仍不放过你，你若不另寻他路，只怕日后祸事更大。”　　刘豫脸上铁青，怯声道：“我非恋主，只因此事关系太大，故难决断。”　　张浃阴声一笑，低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只要大人位尊权重，天下人还敢胡言乱语？”　　刘豫主意定下，于是决定谋反。他杀了将领关胜，欲带全城百姓投降金国，只因百姓皆不听命，他才只好自己亲自援绳索缒下城来和金人缔结和议。金人十分赏识他的奴才相，于是让他当了伪皇帝。　　人性的堕落事实上，封建官场的君子少之又少，固是与君子的不仕有关，也与官场的不容和排挤密不可分。官场的“染缸”作用更不可低估，许多人正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和怀着善良的心理而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甚至丧失了人性。犯下滔天罪行。　　封建时代的为官者，不乏满怀壮志雄心之人，他们为民请命、忠心为国，其结果却往往志不得伸，有的还被奸人所害，背上种种罪名。有鉴于此，认清封建官场黑暗的君子才会拒不入仕、辞官不做、隐居修身。在他们看来，当官不仅会败坏他们的清名，更会腐蚀他们的思想，动摇他们的意志，这与他们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官场的君子少之又少，固是与君子的不仕有关，也与官场的不容和排挤密不可分。封建官场的“染缸”作用更不可低估，许多人正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和怀着善良的心理而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甚至丧失了人性，犯下滔天罪行。　　阮大铖是明末的大奸臣，他迫害忠良，依附魏忠贤，干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探究阮大铖的发迹史，初入仕时的一次经历，令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变。　　天启初年，阮大铖在京为官，在其居丧归家期间，他仍和同乡人御史左光斗多有书信来往，互相唱和。一天晚上，魏忠贤的死党上门求见阮大铖，对他神秘地说：　　“左光斗乃魏公公的死敌，听闻你与他素来友善，特来规劝。”　　阮大铖此时一脸正气地说：　　“左御史为人光明磊落，堪称仁人君子，和这样的人交结，阮某一直引以为幸，倒不知此事与魏公公何干？”　　那人冷冷一笑说：　　“你文才卓著，想不到也是这般愚钝。魏公公能看上你，自是希望你能和他联手，共同对付左光斗等人，这对你的前程大有好处。”　　阮大铖亦是一笑道：　　“大丈夫焉能干出卖友求荣的勾当呢？我们君子之交，绝非你等所能想象的，我劝你就别废口舌了。”那人却不生气，只道：“你入仕为官，可是为何？”阮大铖冷眼相对，却不回话。那人接着长声说：“你素有抱负，想必要博得声名卓著，可你现在身在官场，当是大错特错了。官者重利不重名，重亲不重贤，这是千年不变的事，你能改变它吗？再说，若是你站错了方位，跟错了人，你的命都将不保，又何来声名呢？”　　阮大铖愤然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阮某一心向善，最重刚义，焉能和你们同流合污？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若是让我不仁不义，却是万难。”　　那人气极色变，恨声道：　　“如此说来，我这就告辞了。”　　他怒冲冲地离去，阮大铖仍是心潮血涌，连道无耻。　　天启四年春季，吏部都给事中空缺，阮大铖依次应当迁任，左光斗便招他回朝。二人相见甚欢，畅饮夜深方散。　　当时，朝中掌握荐举大权的是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他们素有君子之名，都和左光斗十分友善。令阮大铖想不到的是，赵南星等人对他并无好感，他们想要任用魏大中，便把他补任于工部。　　阮大铖探知此中来由，十分愤恨。他上门去找左光斗求助，左光斗便劝他说：　　“此事我亦不知，不过事己既此，你就暂且宽心吧。朝廷有朝廷的法度，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我怎好出面周旋呢？只要为朝廷尽忠，相信你不会过多计较。”　　阮大铖悻悻而归，其家人见他长叹不止，阮大铖便苦声说：　　“我原指望左光斗为我说句公道话，却不想他也推三阻四。赵南星等人都是他的密友，此事他能不知？君子之名，原竟如此吗？”　　其家人在旁道：　　“官场本来这样，只怪你单纯幼稚啊。你是做官的，就不该要什么虚名。你前时拒绝了魏公公的美意，如今只有他能帮你。”阮大铖似被点醒，却又一叹说：“和那些小人交结，终非我之所愿。”他一夜未寐，第二天仍在犹豫。三天过后，他对家人说：“我想通了，没有了官做，我还有什么呢？非我不仁不义怎奈身不由己呀。”　　他亲自上门拜见魏忠贤，卖身投靠。魏忠贤大喜过望，遂命太监搁置任用魏大中的奏疏。在魏忠贤的运作下，阮大铖得偿所愿，进入了吏部。从此，阮大铖依附于魏忠贤，成了他的死党。　　屡受挫辱的韦昌辉小人的忍耐和君子的忍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暂时屈从只是为了他日的报复，他们的谄媚也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心中的仇恨。这一点，纵然许多奸诈之辈也被瞒过，可见他们不仅演技高超，而且心计亦毒，正人君子更要认真识别，严肃对待了。　　韦昌辉是太平军的北王，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战死后，他成了仅次于东王杨秀清的实权人物。在天京事变中，他嗜杀成性，致使天京血流成河，最后祸及自身，落得身首异处。　　韦昌辉的凶残，是他长期忍辱之后内心仇恨的总爆发。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初，韦昌辉主管军事，立下不少战功。杨秀清见其功大，惟恐难以驯服，于是将军事指挥权转交给了翼王石达开，为此韦昌辉深恨东王。　　韦昌辉的手下曾劝他找天王理论，韦昌辉总是大声喝斥他们，严加阻止；有人为他鸣不平，他也是从不支持。且说：　　“东王知人善任，非凡人可比。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天国的大业，我拥护还来不及，又有何不平呢？”　　杨秀清曾因追查北王失职之事，将韦昌辉杖责数百，令他几天都不能起床。他的心腹手下气之不过，泣泪说：　　“东王假公济私，欺人太甚，王爷甘心受辱，我们也蒙羞啊。只要王爷说一句话出来，我等愿为王爷赴死。”　　韦昌辉奸险过人，他自知东王势大，此时若是不做忍耐，只有凶多吉少。他咬紧牙关，不仅不做任何抗辩，还处处对杨秀清表示恭顺，装出十分惧怕的样子。每见杨秀清的轿子一到，韦昌辉总是第一个抢先上前，扶轿迎接，陪笑垂首。杨秀清无论说了什么，他都是跪下谢恩，口道：　　“四兄言语高妙，启人心智，小弟愚钝无知，听之何幸！还望四兄严加教诲。”　　一次，韦昌辉的兄长为房屋之事，和杨秀清的妻兄发生争执。韦昌辉得知此事，忙教兄长给人赔礼，他还十分惊慌地说：　　“东王势力熏天，为人严厉，他若生气怪罪，连我都要遭殃。和身家性命相比，区区房产又何必计较呢？”　　他的兄长不服，争辩说：　　“你身居北王高位，却如同东王的奴仆，这点小事你也怕成这样，我真为你感到羞耻啊。我没有理亏之处，自不会向他认错。”　　杨秀清想杀韦昌辉的兄长，韦昌辉一句争辩之词也没有说出。杨秀清让他亲自给他哥哥治罪，韦昌辉恨得牙根直咬，嘴上却说：　　“如此小人，杀之也不足以泄愤。他罪恶滔天，合该五马分尸，只怕这样也不能警示众人呐。”　　韦昌辉的表现，杨秀清十分满意，他自以为韦昌辉完全被自己压服了，对他便放松了警惕。　　曾有人劝杨秀清不可轻视北王，还分析他的用意说：　　“以北王的个性，他决不会如此真心乖巧的，北王向来奸险，这其中必有图谋。”　　杨秀清蔑然一笑，自负道：　　“算他知趣，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啊。他若有异，焉能骗过我的眼睛？”　　韦昌辉迷惑住了杨秀清，更不忘在天王洪秀全面前以表忠心。杨秀清借“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时，韦昌辉嚎啕痛哭，乞求“天父”让自己代受刑罚。洪秀全向“天父”认错，韦昌辉抢先说：　　“二兄何错之有？都是我们做弟弟的错啊。我们自知错处太多，请天父重罚。”　　洪秀全也认为他忠诚可靠了。　　咸丰六年六月，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表面赞成，背后却对洪秀全说：　　“东逆目无天王，妄自尊大，狼子野心已然昭昭，此贼不除，天国必毁其手。二兄若能颁下诏旨，臣弟定能诛杀之。”　　洪秀全没有立即应允。后来韦昌辉被东王派往江西，他接到天王密诏回京救驾时，韦昌辉多年的积怨不可遏制，他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残忍好杀的本性，不仅把东王杨秀清全家杀光，而且还残杀了两万多无辜将士。洪秀全意识到韦昌辉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全体天京军民也认清了韦昌辉的凶恶面目，在洪秀全的带领下，韦昌辉终被铲除，他的尸体被分割成碎块，挂在天京城内示众。　　小人的忍耐和君子的忍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暂时屈从只是为了他日的报复，他们的谄媚也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心中的仇恨。这一点，纵然许多奸诈之辈也被瞒过，可见他们不仅演技高超，而且心计亦毒，正人君子更要认真识别，严肃对待了。　　求人不如求己曾国藩给受太平军围困的弟弟写信说：“危急之际，惟有专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总之，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　　曾国藩曾经教导部下说：“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本事，却千方百计让别人以为自己有本事，只能反受其害。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从自身出发，靠自己的本事打天下。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帮助和扶持上。曾国藩自己虽然强调人多好办事，曾说大事要多得帮手，但他主张关键之处还在于自己。因为自己立得住，别人自然而然就来帮助，如果自己不成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是无济于事。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很难想象谁会一辈子跟定你，为你甘心付出，不求回报。在宦海浮沉的一生中曾国藩也饱尝了人情冷暖。他与左宗棠、沈葆桢都由挚友而变成竞争对手，互相攻击，形同陌路。即使是对他铁心不二的李元度，兵败后也背离他投奔王有龄。饱经世态炎凉，曾国藩也越来越明智。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一天晚上，他与好友冯树堂在一起谈论人际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夜与树堂谈人情世态，言送人银钱，随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轻重，父不能以代子谋，兄不能以代弟谋，譬如饮水，冷暖自知而已。”在危急的时刻，不仅亲朋无法真正帮助自己，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不能代替自己，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在曾国藩经历的事情中，有一件事让他对此领会最深。　　同治元年（1862），曾国荃孤军进驻雨花台，打算围困天京，夺得头功。但他手下仅有两万人，要夺取这座坚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不久，李秀成奉命率30万大军来到城下，将曾国荃团团包围，血战四十多天。以两万人对十几倍的对手，眼见要遭受灭顶之灾。曾国荃一天发十几封信，四处求救。曾国藩见亲弟弟马上就要被吃掉，心中忧急万分，急令鲍超、多隆阿等部速来救援。但鲍超被杨辅清阻在宁国一带，正在激战之中，自身难保。多隆阿则对曾氏兄弟久怀不满，拒绝赴援。湖广总督官文正准备让多隆阿入陕平定另一股农民军。曾国藩闻讯急得直跺脚，他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说入陕之敌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足矣，天京之敌比陕西何止百倍，请其将多隆阿追回。官文却置之不理。　　曾国藩虽贵为统帅，却也莫之奈何，只好写信给自己的兄弟，让他顶住。九月一日，他在信中说：“军事呼吸之际，父子兄弟不能相顾，全靠一己耳。”九月十三日，他又写信说：“危急之际，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仅隔十余日，又写信重申了两遍：“危急之际，惟有专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总之，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　　从其急切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无可奈何的情态。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也只有真正面对、承认这样的事实，才有可为。在他的激励下，曾国荃发了狠劲，硬是顶住了李秀成的猛攻，激战四十多天，最终迫使李秀成撤兵。当太平军撤退时，曾国荃转守为攻，尾随追击，大获全胜。曾国荃因为顽强，被太平军称为“曾铁桶”。他一战成名，从此飞黄腾达，势不可遏，终于把天京城攻了下来。　　经过这件事，曾国藩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之所以不敢自立称帝，除了忠心之外，对部下的反复有疑虑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不过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求人不如求己，的确是人生的铁则。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引用郑板桥的题画诗说：“还将竹作篱笆，求人不如求己”，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其实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世人多不足信，凡事要靠自己。”自己的命运不可寄托在别人身上，如果你自己是软泥，没人能把你扶上墙。想做成不一般的事业，就要有不一般的意志，要比一般人更坚强。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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