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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事类》辨疑白建忠内容提要 “事类”与“典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实这一层含义。因此，把“事类”等同于“典故”或者说“事类”的范围比“典故”大得多的观点都是不甚恰当的。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比“事类”的范围要宽泛得多，笔者认为“事类”大致相当于“引用”这一修辞方法。六朝时候，“事类”与“事义”既可通用，但有时它们的含义又不一致。
关键词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典故；引用；事义&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主要论述“事类”的运用，本篇研究中的主要歧疑，笔者认为是对“事类”概念的不同理解与阐释。王志彬先生就“事类”与“事义”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辨解〔1〕（P210），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龙学界对“事类”概念所持的几种不同的观点，这对于更深入理解《事类》篇的主旨以及探讨六朝文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事类”与“典故”
　　现代龙学家在注释《事类》篇时，大多用“事类”与“典故”或“用典”作对比，其中有两种观点颇为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事类”就是“典故”或“用典”〔2〕；另一种观点认为，“事类”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大得多〔3〕。
　　刘勰《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4〕刘勰所谓的“事类”，其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略举人事”，一为“全引成辞”，“人事”，刘勰也称之为“古事”，“成辞”，刘勰亦谓之为“旧辞”。由此足见，刘勰所说的“事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引用古代的“人事”，并且所引用的“人事”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虚构的故事不能算作“事类”；其二，引用古书、古人的言辞，并且确有其书、实有其人，任何虚构古书或权威人物的言辞也不能称为“事类”。对“事类”这两方面内容的概括，龙学家基本都能明确地指出〔5〕，只是在和“典故”作对比时，出现了差异。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典故”的含义，对“典故”定义的界定比较复杂，吴直雄先生经过大致的梳理，把“典故”的定义概括为七种类型、九种意见，最后吴先生认为《辞海》“典故”条中“典故”的定义可以为我们所遵循〔6〕。《辞海》定义“典故”为：①典制和掌故。②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这一定义也被《汉语大词典》所采纳。在古代，“典故”有“典制”之义，即典章制度的意思，如《汉语大词典》“典故”条所举《北史?高隆之传》：“隆之性好小巧，至于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典故，时论非之。”而刘勰所论述的“事类”并没有此义。此外，《辞海》中“典故”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而刘勰所言“事类”的另一层含义是“全引成辞”，其中所举的两个例子是“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7〕，不管是“政典之训”，还是“迟任之言”，都是完整的一句话，它们也有出处，但很明显与“有来历出处的词语”不一样。朱星《文心雕龙的修辞论》认为刘勰《事类》篇所引箕子高宗之事以及《书经》上的古语，实在都算不得典故，他说：“主要是在组织上语气上，成为典故必须是压缩的一个词或短语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种代言体的口气说出”。〔8〕（P1409）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出，“事类”与“典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实这一层含义。因此，把“事类”等同于“典故”或者说“事类”比“典故”的范围大得多的观点都是不甚恰当的。
　　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将“典故”的使用分得极为细致，其云：“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义。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援古事以证今情之类，约有四端：一曰直用，二曰浑用，三曰综合，四曰假设。用成辞以明今义之类，亦约分四项：一曰全句，二曰a括，三曰引证，四曰借字。”〔9〕（P146）刘永济先生也主张“事类”即是“典故”，他在刘勰《事类》篇的基础上，将“事类”的种类及其应用论述得更为详尽，其中如“用古事”中的“综合”、“假设”两端，“用成辞”中的“a括”、“借字”两项，刘勰《事类》篇只字未提。刘永济先生的这种归纳为后人研究“事类”以及“典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对丰富我们的认识与开拓我们的视野有重要的意义。
二、“事类”与“引用”
　　龙学研究界中，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把“事类”等同于修辞学上的“引用”〔10〕。“引用”这一修辞现象的产生由来已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其内涵与外延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认为“引用”约有两个方式：分别为“明引法”与“暗用法”，他说：“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引用辞”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外，陈望道先生认为还有一类滑稽的用法，即“割截成文，以资谈笑”，如“回也不改”割截自《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1〕（P107）可见，陈望道先生所言的“引用”与刘勰所谈的“事类”有极大的相似性。与陈望道先生对“引用”的解释相比，当代学者对“引用”的理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王德春主编的《修辞学辞典》认为“引用别人的话语或成语、谚语、格言等”都算作“引用”，该书按引用内容的不同把其分为四类：“引经”、“稽古”、“出新”和“反用”，〔12〕（P195）“引经”可以类比为“事类”中的引成辞，但是要比引成辞的范围大得多，凡是格言、名句都是“引经”，“稽古”可以等同为“事类”中的用古事，其中“出新”与“反用”，刘勰《事类》篇未曾论及。《汉语大词典》定义“引用”为：“用他人的事例或言词作为根据。”《汉语大词典》所释“引用”的定义基本上可以代表我们今人一种普遍的看法。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所指涉的对象极为宽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言词，包括谚语、俗语、成语、儿歌、童谣、数据、格言、语录、警策、歇后语、圣贤言辞、名人言论、诗词散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凡是被摘录出作为根据的皆可称之为“引用”。在《事类》篇中“引”字共出现了八次〔13〕，把这八处“引”字翻译成“引用”也是可以的，而且刘勰也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但是由此出发，把“事类”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是不太贴切的。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比“事类”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笔者认为“事类”大致相当于“引用”这一修辞方法〔14〕。
三、“事类”与“事义”
　　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事类”与“事义”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参考刘勰以前或当时的其他有关论著，辨析这两个概念的同异之处，对于明确刘勰的文学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事类”的称谓很早就出现了。〔15〕六朝时候，“事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事类”，有的称“事义”，有的则称“用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16〕（P191）这里的“事类”就是指引古事或成辞。锺嵘《诗品序》云：“近任P、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17〕（P4）这个“事义”与“事类”的含义相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18〕（P174）这里“事义”与“用事”的含义所指一样，就是运用古代典实之义。《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19〕（P908）“全借古语”、“唯睹事例”也与“事类”的含义相同。萧统《文选序》云：“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20〕萧统所言的“事”与“义”大致与事类之义相同。
　　刘勰也曾几次用到“事义”一词，其含义与“事类”相同。如《体性》篇：“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知音》篇：“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此二篇中的“事义”与“事类”的含义相仿。即使在《事类》篇中，也存在“事类”与“事义”通用的情况，如“学贫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综上所述，六朝时候，“事类”的称谓虽然不一，但它已渐渐地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了。
　　在中国古代用古事、引成辞的现象出现得很早，并且逐渐地演变成一种特定的修辞手段，被文人学者大量地使用。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云：“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21〕（P188）祖保泉先生《文心雕龙解说》认为在文章中“事类”运用不当，就会纰缪丛生，“刘勰注意到了这个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试图加以解决，便撰写《事类》篇。”〔22〕（P741）祖保泉先生的这种解释非常中肯，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因此，联系黄侃先生所论，我们明白刘勰《事类》篇主要是针对当时文风而写的。同时，“事类”的使用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在这个时候刘勰加以适当地总结也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一种情况需加以辨析。刘勰《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ふ窠鹩瘢卓商娣瘢圆秘手校核棺核贾闶病！贝舜Α笆乱濉钡暮逑匀徊皇恰笆吕唷币淮仕芎堑模魑黄恼碌墓撬瑁饫锏摹笆乱濉敝饕侵钢С湃牟牧嫌胧率怠
　　以上分三部分辨析了“事类”与“典故”、“引用”、“事义”的同异之处。笔者认为，“事类”是中国古代修辞学上的一个专门术语，与现代意义上的“引用”大致类似，但比“引用”的范围要小得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古事，一是引成辞。
参考文献：
〔1〕参见林杉.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
〔2〕参阅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第14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张长青、张会恩《文心雕龙诠释》〔M〕第25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M〕第318页，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向长青《文心雕龙浅释》〔M〕第3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M〕第25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第3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第45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书。
〔3〕参见詹A《刘勰与文心雕龙》〔M〕第8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詹A先生将事类分为两类，一类是古人的事迹，另一类是典故、成语、格言。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第458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等书。
〔4〕文中所引刘勰《文心雕龙》语，如不作说明，皆引自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比如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认为事类是指古人传下来的言论、事迹；张长青、张会恩《文心雕龙诠释》认为事类是指引用古人的事迹来证明所要表达的意义，引用古人的格言、成语来说明道理；向长青《文心雕龙浅释》认为事类是指举出古代的人事为例证，为了说明道理而引用现成的话；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认为“事”就是典故，包括“古事”和“旧辞”。
〔6〕参阅吴直雄.界定典故多歧义辞海定义应遵循――论典故的定义〔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7〕引用《政典》：“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引用迟任之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8〕引自詹A.文心雕龙义证（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第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詹A《刘勰与文心雕龙》〔M〕第8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12〕王德春主编.修辞学辞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13〕《事类》篇“引”字共出现八次：“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
〔14〕林杉先生《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说事类：“大致上与现代修辞学中所谓的‘引用’相类”，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15〕如《韩非子?显学》：“夫祸知盘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后汉书?陈宠传》：“宠为昱（指鲍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此两处“事类”的含义是指同类的事。
〔16〕见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庄明辉、章义和.颜氏家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9〕(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0〕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原载：《语文学刊》200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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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将表达的内容说得生动具体形象，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根据事物的相似点,用具体、浅显、常见的事物对深奥生疏的事物解说，即打比方，帮助人深入理解。
比喻的三种类型：明喻、暗喻和借喻：
类别｜ 特点 ｜ 本体 ｜ 比喻词 ｜喻体｜ 例句
明喻｜甲像乙｜ 出现 ｜像、似的、好像、如、宛如、好比、犹如｜出现｜那小姑娘好像一朵花一样。
暗喻｜甲是乙｜ 出现 ｜ 是、成为 ｜出现｜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就是一幅青山绿水画。
借喻｜甲代乙｜不出现｜ 无 ｜出现｜地上射起无数的箭头，房顶上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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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心雕龙》,聆听大师的教诲
10:26:51 | By: 13武长敏 ]
读《文心雕龙》,聆听大师的教诲
徐州市侯集中学& 武长敏
&465——520 《文心雕龙》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与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他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读《文心雕龙》感到自己在修辞方面收获多多，尤其是对丽辞的理解。
《文心雕龙》既是一本文艺理论的不朽著作，又是一本修辞学的力作。书中几乎篇篇论及修辞，个别章节甚至通篇论述修辞。本文仅对丽辞篇章进行分析和探讨。《丽辞》篇讲的是对偶。为何说丽辞就是对偶呢？字面理解，“丽辞”便是“华丽的辞藻”，但这并非全部含义，“丽辞”中的“丽”还指语言上的骈俪。从作者的生存年代来看，丽辞，作为六朝时期盛行的一种写作艺术手段，一方面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助长了浮靡诡谧的文风。刘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述丽辞问题的。他既要肯定、倡导丽辞之用，又要纠正、防止丽辞运用中的缺陷和弊端。南北朝盛行的文章非常讲究俳偶，也就是“骈文”。作者在《文心雕龙·丽辞》开篇就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醒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自然赋予人们的形体，上下肢必然都是成双成对的，象鸟的翅膀，人的四肢，这些都是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事不孤立”说的是由于神理的作用，任何事物不是孤立的。心灵动而文辞生，运思剪裁反复考虑，高低上下相互配合，自然构成了对偶。这种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所以事不孤立也是自然的。人们写文章的时候，也会多方面考虑，不会只想一点或一方面，通常会从对立面考虑，这样就很自然的形成对偶。作者强调对偶不是苦心运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完全形成与“自然”的。作者举《尚书》中的例子：“唐虞之世，辞未及文，而皋陶赞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告诉我们唐尧虞舜时代，言辞没有追求文采，益陈述谋略说“自满招致损害，谦虚受到益处。”并非刻意经营偶句，只是任其自然成对而已。作者认为上古时的文辞应该是非常朴素的，而对偶的出现并非是刻意营出来的，而是顺从自然不经意间成为对偶罢了。而对于《诗经》中偶句与非偶句交替出现，都是为了贴切地表达文章的气势，也不是刻意营造的。作者认为自从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开始，人们在文章中有意地刻造“丽辞”，虽是营造的却模仿的极其精妙，并非生搬硬套，刻意追求形式。可以说是仍然遵循自然原则。“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到了魏晋时代，偶句更加盛行，文人对偶句的剖析更加深入，细致。结构更加严紧，对仗更加工整。作者继续评析到：“然契机者人巧，浮假者无功。”作者看到对偶从最开始的自然，已经一步步走向了人为的刻意雕工。雕造的偶句中有的能得“契机”，有的不得。关键在于是否“自然”。若从自然之道，便能得“契机”，否则非但不能成功，反而会得到适得其反的功效。可见作者认为对偶的基本原则便是“自然”。刘勰还把“丽辞”大致分为四类：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并依次下了定义，举例证明。还论述了各对的优缺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同者也。”
同时，刘勰在这种情况下既肯定乃至倡导丽辞之用，又要纠正、防止丽辞运用中的缺陷和弊端。论述了丽辞的“贵”与“忌”。即一贵“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意谓高低上下要互相配合、关顾，自然而然构成对偶；二贵“忌营丽辞，率然对尔”。意思是不必刻意经营偶句而以任其自然为上；三贵“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意思用奇句或偶句，都要适应情势的变化，而无须劳神去钻砺；四贵“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意思是交错的兼用奇句和偶句，像有节制地佩戴各种玉石饰品。他的“四贵”即“礼圆事密”，意思是说理要圆通，用事要贴切，注重内容的表述。
所谓忌，一忌“句之骈枝”，即对偶中不能有累赘多余、一意两出的骈拇指枝；二忌“两是相配，而优劣不均”，对偶中互相配合的两件事，不能一优一劣；三忌“事或孤立，莫与相偶”，对偶中的用事不能与之相配成双；四忌“气无奇类，文乏异采”，对偶中的内容气势不能平庸无奇。整部《文心雕龙》通篇使用对偶句，可见作者对“丽辞”偏爱有加。读完《文心雕龙·丽辞》，刘勰自己在自然地运用对偶，毫无雕琢的痕迹，他对丽辞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后人即使去学习他的方法也很难达到他的程度，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感到自己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对偶知识，更明白了运用对偶修辞手法时的贵与忌，这是我在现代汉语里学不到的，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真理。时刻不忘充电，才能不被时代抛弃。
总之，刘勰在《丽辞》中总结了历史上以及其所处时代的丽辞运用的情况，对历次的源流作了概括的阐述，并对丽辞的类型做了最初的划分，特别是从写作实践出发，提出了运用丽辞旳贵与忌，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较之他同时代的有关论述，是技高一筹的。也让我明白了对偶的来源和运用是自然的，不是自己生雕硬刻出来的，是知识积淀、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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