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土匪是以“不正当的职业过活”的人群。在旧中国的游民无产者中，有伸手要饭的乞丐，有坑蒙拐骗的流氓，有青楼卖笑的娼妓，有算卦测字的迷信职业家，那么，作为游民无产者的土匪，他们依靠什么手段生存呢？
一、绑票拉肥猪，勒索不义之财
绑票是土匪的重要活动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这是维系匪团生存的重要财源之一。“票”一词，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兔子不吃窝边草”，绺子队对营寨周围的村屯乡镇一般不予骚扰，因为他们要靠这里的人们通风报信，掩护自己，所以尽量和这里的士绅及地方实力派搞好关系，甚至礼尚往来，和睦相处。绑票要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的地域去。绑票，自然要绑油水大的票，但是绑这样的票绝非易事。清末民初以来，东北地方一直不静，大户人家都养有看家护院的炮手，老东家不轻易出门，出门有保镖护卫，其子女往返上学也有保镖跟随。绑得不好，万一被反咬一口，鸡飞蛋打，得不偿失，因此一般绺子不敢轻易绑大户人家。尤其是一些小绺子，人马少，实力弱，绑大户，怕惊动官府，惹来灭顶之灾。这样，中、小户人家便成为匪队绑票的主要对象。一些小买卖家、小地主、小手工业者，手里有几个“土鳖”钱，却没有实力保护自己，遭秧的大都是他们。
绑票的方法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归结起来分为武绑、文绑两类。武绑就是动刀动枪，大抵是在夜间或偏僻地方下手，既不惊动官府，又能迅速转移。文绑的招术就多了。有的化装成大老板、大富商，和肉票谈生意，骗到某地后下手；有的扮成乞丐、小商贩，混进肉票家中见机行事。传说中还有一种“拍花”，专门对付孩子，说孩子只要被人在头顶上一拍，就会乖乖地跟着人家走。以至今天有些老人为了不让孩子乱跑，还这样吓唬孩子说：“当心，别让拍花的拍去！”拍花者确实存在，想是拍花者手里藏着蒙汗药之类的毒品，将孩子麻翻，然后劫走。
据长春文史资料记载，民国24年，有一股叫“三江好”的绺子队，一直想绑吉林九台桦树沟大地主姜老抠的票。这个姜老抠一贯深居简出，大院套四周筑有炮台，雇有12名炮手护院，动武可没门。“三江好”苦苦思索数日，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一天，他率领一伙弟兄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老坟，连哭带喊，挖坑出殡。姜老抠一见火冒三丈，骂骂咧咧走出围子找这帮人算帐，正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被“三江好”及众弟兄逮个老实的，就地塞进空棺材里，顺顺当当绑了一头“肥猪”。
民国年间，活跃在吉林地面有一股大绺，大当家报号“穿山甲”，一直计谋绑吉林市一家大户的肉票。这家大户姓王，是吉林市屈指可数的富绅之一。然而，要想在当时的省会吉林市绑出肉票，可谓比登天还难。这里除设有省督军公署、警察署外，还驻有大批军队，警察分署与派出所林立，军警人员如蚁。穿山甲绞尽脑汁，吩咐手下把一名机灵的弟兄找来，如此这般吩咐一番。
第二天，此人扮作一名修鞋匠潜入吉林，在王富户宅院外面支起鞋摊，招揽生意。王宅的下人不以为疑，找出一些旧鞋来修，修鞋匠故意少收费用，修起鞋来也特别卖力。一来二去，便与王宅的下人们混熟了。一天，一位下人拿来一双皮鞋，“修鞋匠”一见心知非下人穿的，便故作惊讶道：“哎呀，这双鞋质地上等，样式新颖，在咱吉林定然卖不到此物。”下人听了此言微微一笑：“你还真有眼力，这是俺家大少爷从奉天城卖来的，花了整整十二两银子哩！”
“十二两？啧啧，咱修了大半辈子鞋，还真没遇见这么金贵的鞋哩！”
“这算啥。”下人在修鞋匠面前有心摆阔，一撇嘴说道，“俺家大少爷手上戴的戒指，鼻梁上架的眼镜，怀里揣的怀表都是足赤足份量的金货，光这三样就值几千两银子！”
“修鞋匠”终于把王大少爷的底儿摸个一清二楚，甚至连大少爷好女人、喜赌博的脾气也从下人的嘴里掏出来。
几天以后，吉林市的高级妓院永春堂出现三位阔少扮相的嫖客，这些人怀抱花枝招展的妓女，聚在一起呷酒打牌，老鸨和妓女们围着仨人团团乱转，只听到陋壁房间吆五喊六，赌得正酣，也便凑到这边看热闹。三位阔少见王大少爷前来，起身打拱，互报名姓，然后请王大少爷就座开局，王大少爷是赌场老手，这日“手气”特兴，一连赢了若干盘，最后一位阔少竟输个囊空如洗，面呈赧色道：“小弟现下两手空空，诸位可否稍待，我去附近银行取些款再耍如何？”另两位阔少一致赞同，并怂恿王大少爷索性一同去银行走走，以解久战之疲。王大少爷应允，4个人出了永春堂，进了一家银行，那位阔少果然从银行取出银两若干，王大少爷不疑。于是，4个人重返永春堂又战。末了，又相约明日再来永春堂一战。
第二天，各人相继到场，直赌到太阳落山，王大少爷还是独占鳌头，大家相约同去饭馆饮酒。王大少爷赢得高兴，拍胸脯请客。来到饭馆，王大少爷架不住三位阔少轮番劝酒，喝个酩酊大醉，伏案不省。三位阔少不慌不忙，出门找来一辆马车，将王大少爷抬到车上回府。只听得马车夫一声响鞭，马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等到王大少爷醒来，见自己来到一个陌生之地，周围是一群背刀挎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方知自己落入匪巢，悔之已经晚矣。
原来，穿山甲通过“修鞋匠”了解到王大少爷的行踪和喜好以后，选派手下三位精灵的弟兄丰林、斗魁、吴山化装成阔少进城。就这样，穿山甲经过数月策划和周密安排，终于把大财神绑到手，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赎金。
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票到手后按肉票的家境分成几等。一等是大户有钱人家，二等次之，三等再次。肉票等级事先绺子早有调查，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然后开价由花舌子送叶子。开价码很有说道：“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队前前后后的心思、功夫都算白搭；对票主家的底细估计不足，价码过低，捞不到大油水，也是一件窝囊的事。所以，大凡匪队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不撒手的。小户人家自不待言，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落个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
绑来肉票后关在秧子房，这就要看秧子房掌柜的本事了。首要是看牢看严，不能让肉票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家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其刑罚各种各样，残酷至极，名曰“拷秧子”。如：
戴眼镜：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残废。
鸭子凫水：将肉票四肢用细麻绳捆住，“飞行式”吊起来，背上再加以重物。
马掌钉：为防止肉票逃跑，用长钉或竹签将肉票的手脚钉在地上或木板墙上。
吊乳房：将花票（女票）的乳房用细麻绳捆住，吊在梁上。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据载，有些匪队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赤裸裸躺在地上，土匪们围坐一圈，在其肚皮上打牌赌搏取乐。还有一种“熬鹰”，让肉票围坐在火堆前，轮流传递一种东西或者摇铃，谁如果耽搁了时间就遭受毒打，肉票只得强打精神按土匪的吩咐办，整天整宿不得睡觉，有人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便跌进火堆里烧死或烧伤。
命运最惨的是家里掏不出钱来，或者赎票期限已过的票主。土匪们必定施淫威，直到将肉票折磨死为止，干脆一点的是砍头活埋枪决，称之为“撕票”。
肉票被绑进土匪窝后，无异于进入魔窟，精神受到蹂躏，肉体遭受摧残。即使被赎回家，也常常落下重疾，不久便悲惨地死去。
绑票之所以被旧中国各地土匪视为谋财的主要手段，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绑票勒索钱财要比暴力抢劫钱财容易得多，不需要事先了解财主钱物的藏所情况。其二，绑票不需要出动大队人马，只须三四人便可施行，也不容易造成匪队的损失。
由于财主富户有能力替他们的公子闺女付出大量的赎金，所以绑票活动开始时直接对准着这些人。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女子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否则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绑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时报》也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三家六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山东土匪的抢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河南土匪架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1927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了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
在民国时期，连政府官僚、外国人也变成了绑架勒赎的目标。1925年，土匪架走河南杞县知事，就是前所未闻的事。但最大胆惊人的事例，要算是1923年5月发生的临城劫车国际事件。以孙美瑶为首的上千名武装土匪，集合在鲁南津浦线上的临清车站，袭击由浦口向北开行的特别快车，绑架300名旅客，其中有30个外国人，均为人质。临城劫车案之后，在湖北、绥远等地仍有土匪绑架袭击外国传教士的案件发生。
土匪绑票的目的在于待赎，因此土匪在架票之初，必以各种方式通知票客，或张贴招告，或命被架者写亲笔信（不能作书者可由匪中白扇代写）寄予家人，说明被架情形，并要求带款若干往赎，否则不能原谅等语。例如，江西石城秋溪乡人赖配高，解送钱粮赴县，行至半岭，突被土匪捉去，掠走随带现洋500元，中银钞洋1200元，金镯一对，该匪还张贴招告：“为招告事：今有赖配高押于寨内，欲赎者须交现洋八千元，否则头挂树上。”又如，广州九江人黄万岩之子宗海，赴省城读书，被匪掳去，至书其父，勒索20万元，原函云：“兹特字到来，昨十八日黄宗海被掳，我兄弟要帮使用西纸二十万元正。先要缴礼物为证，先要缴八九大金二十枚，薯莨桂巾纱二匹，薯莨纱绸二匹，内要上上妙品，限一星期答复，如不答，勿怪无情。但着人来讲，必要带原信为据。父亲大人膝下，二月十九日，男宗海字。”土匪贴招告寄函，如一次无效，则两次，两次无效则三次四次，过半年不赎者，土匪以为票家已无意去赎，视为“弃票”，于是对肉票施加种种酷刑，并割下耳鼻，斩断指臂，寄归票家，恫吓来赎。如再无音讯，即下毒手撕票（处死）。但当土匪进行大规模架票时，已不再反复函催等待赎票，大多立即对肉票施以暴行。据报导，河南邓县“杆匪行动，照常跟带肉票五六百人，舍计窝藏之肉票，时赎时添，恒不下千余人。其所跟随之票，白昼系之以绳，如索牛马；夜则束其手足，以防逃跑。稍有不遵，立即枪毙。故肉票虽多，无不俯首听命，哀求免死。此土匪对待男之情形。至于所拉女票，尤为惨酷，口不忍言。刻闻程某杆带所拉许多女票，晚间宿一村中，杆首于广阔之场，摊床一圈，各设烟灯，乘凉过瘾，迫令女票，尽行脱去衣服，陪吸洋烟，以供娱乐。传闻有一妇女，坚不脱衣，立时殒命，闻之令人发指。此对待女票之情形。”又据报导，河南太康土匪，“所拉之票，必先拷问一次，谓之掳票。掳票时巨板压其首，以皮鞭鞭之，必尽得其家户之真相而后已。有稍拂其意及无力回赎者，或剁手，或割耳，甚则枪毙，故票之被杀者，日必数十起，即幸获赎出者，亦皆皮开肉烂。”
二、砸窑破围子，土匪的攻坚战
土匪攻打抢劫大户人家的宅院称“砸窑”。“窑”分三类，即软窑、硬窑、响窑。
软窑：这类宅院的人家不算富裕，宅院四周用柳条子、木板子、秫秸等软物围起来，四周不设炮台，防守能力很弱。可能在猪圈、牲口房、屋墙角等处，设有暗枪、暗器自卫。
硬窑：这类宅院的人家比较富裕，宅院四周用砖或夯土垒砌围墙，墙的四角设有炮台，安置枪眼，有专门护院的人员，对匪徒有一定的抵抗力量。
响窑：乡镇大富户、店商铺号、油坊、烧锅、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较坚固的高墙大院，四周围墙安设炮台、枪眼，雇佣职业武装人员（称炮手、炮勇）自卫。有的地方这类大院常常升起一面小红旗，标示威力和影响，所以又称红窑。对这些响窑一般小股胡匪不敢砸，首先它有一定的自卫力量，难以砸开；再则这类大户常常是地方豪强、士绅，其人或子弟往往与军方或官署有联系或有某种关系；这些宅院大户甚至用财力买通了某股巨匪，所以一般胡匪往往不敢触动响窑。
土匪砸“框子”（即集镇）、砸“圈子”（即县城）亦称砸窑，但它不属于“软”、“硬”、“响”窑三类。砸框子、砸圈子时，都是多股胡匪会合共同进行，抢劫之后一哄而散。砸开窑，土匪们便大吃大喝，大肆抢劫，奸淫妇女，甚至为了争女人抢财宝而互相撕打。1924年女巨匪驼龙攻进一个村子，公开告诉崽子：“进村自个找老丈人家”，鼓励土匪去奸污妇女。
如果窑久攻不下，一般是退走以防官兵来攻，但油水大者也要强攻。如1914年冬，巨匪小白龙攻打佳木斯镇，执意强攻，用爬犁当活动战车，上竖起草耙子，浇上水结成冰，人躲在后面，向前滑动射击。1923年秋，洮安巨匪天照应攻打大安城，用牛粪火烤化土围墙底，打洞钻进去，将窑砸下来。
抢劫一般家室，称砸黑窑或掏窑。砸黑窑者大多是散匪，诸如：“砸孤丁”、“地崩子”、“打杠子”、“别两子”之类。这些胡匪枪枝很少，甚至没有枪，往往以棒子、刀子、假枪做行凶工具，进宅首先伤人、杀人，运用一切暴力手段抢劫财物，见什么抢什么，货币、马匹、衣物，甚至袜子也抢。巨匪称他们是“捅鸡蛋的”、“胡子的小舅子”。这类胡匪，哨聚砸窑，分赃即散，与大股绺子无内在联系。例如，蛟河县大青背地方大粮户王荫东家，于1918年3月7日半夜，突有胡匪4人，手持木棒，“面涂鬼脸”，闯入屋内行抢，抢去白布8尺，衣服6套、官帖620吊，夺门而去。吉林县十区土城子地方，于1921年9月12日夜，步匪七、八名“手持木棒，头戴骆驼绒遮脸便帽，只露两眼，不出声”，闯进屋抢劫，临走时威吓说：“不准报案，如去报案，再来重抢，惨杀汝命。”
还有一些小股式单个胡匪，专门干劫道的勾当，抢往来行旅者。称这类抢劫活动叫“打闷棍”或“棒子手”。
胡匪砸窑的目的是为了敛财，无外乎是通过烧、杀、抢、纵、勒、绑等手段，达到目的后即行逃窜。烧：烧官署、民房、商铺、文籍册档、民宅等等，熊熊烈火造成民众的极大恐怖感，张扬胡匪的阴威，顺利地进行劫掠。例如胡匪小傻子，每次行抢必烧民房。1922年10月抢劫马家屯时，萧全生家有土墙和炮台，砸开后烧房15间，萧家房宅变成一片废墟。同时烧该屯黄寡妇家房3间、刘忠文家5间、钟廷盛家5间。烧民宅匪语是“烧狗窝”。1920年11月26日，匪托天、闯王、占东等伙，占据依兰县五区刁翎街，“焚掠民房百余所，杂粮被焚。”杀：杀抗匪者，杀无辜平民，杀官兵剿匪者。抢：抢银两、银元、纸币、金银首饰、马匹、衣服、被褥、烟土等等。纵：纵放狱囚，例如依兰县匪东边、荒子、青山、老三哥等7股绺子约400余人，于1920年8月21日攻入依兰县城，直入依兰道署，烧房20余间，烧县狱看守所，放出全部囚犯。逃走时绑票道尹之子8岁儿童一名。捐：勒捐钱、粮、物等。绑：捆绑人票做人质。
为了砸窑，特别是为了砸开硬窑和响窑，事先必须做好地线。胡匪内部专司侦察、情报事情的人称“地线”，又称“法线”。由于从事情报内容，对象不同，又分“照局的”、“插千的”、“拉线的”和“走头子”四类。
照局的：在绺子的外部，隐居在一般村屯和住户中间，专门从事打探通报官兵剿匪行踪信息。设法安置受伤土匪及其治疗。尽力为土匪购买枪械子弹等。
插千（签）的：插千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绺子收买的内线，这种人或是窑内的某个成员，或是村屯中的某种人，为匪绺提供详细的砸窑、绑票情报，包括抢谁家、绑某个人，行走、逃走线路，秧子房、伙食、歇脚等设在何处等。这种行动前的细致情报称“插了千”。为匪插千者，多是为了得到土匪的报酬而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得到报酬，最高者可得抢劫总数30%左右。扶余县西街路南有座万有栈，是一家客栈，栈内有运客的汽车，往来于扶余——陶赖昭——五家站之间。栈老板杜国华，经常向胡匪提供抢劫对象。1929年9月某天，行车途中被匪徒劫车（未遂）。又一次，扶余东街合记号，派人往长春送汇款一麻袋和一条包，内装吉帖200余万吊。坐该号汽车到五家站时，中途两人要求搭车而上，行至中途上车者持枪劫款，之后下车而逃。后来确知作案者是巨匪老来好绺子，杜老板与匪暗中勾结当插千的。
胡匪寻找这种插千人（又称内盘），往往是收买该窑内的某些人做匪人的“内盘”，如该窑的伙计、奴婢、佣人、姨太太等人，向匪密报窑内防御的具体情况，包括匪的行动路线、抢劫时间、财物存放地点等等。绺子根据内盘的指点，争取一举砸破。1915年长岭县匪首老二哥，打当地大户马家，知道马家大老婆与姨太太之间有矛盾，便收买了姨太太做内盘，砸窑时，这个女人用洋炮打死马家事主，砸窑毫不费力得手。另一种插千的人是从绺子中派出的崽子，他们扮装货郎子、小商贩、剃头的、挑五股线的、乞丐、僧人等等，走屯串院，详细侦察，暗留标记，向大柜提供抢劫具体情报，砸窑时前头带路，逃走时在前引路。
拉线的：又称“线头子”，绺子外的人，绺子过屯或过路时，由其带路，避开关卡、驻兵点，敏捷、安全、准时地到达地点。胡匪视其带路当向导的程度，在抢劫的总量中抽20%左右予以酬答。
走头子：为胡匪销赃者。胡匪抢到一些实物，如首饰、衣服、物品等等，不能在当地销赃，也不能由胡匪自身去销赃。使这些财物由甲地送到乙地销出，换成现款，由走头子去干，胡匪给一定的提成。
当土匪的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不再满足于砸一些乡村的窑了，而是把目光集到了城镇，采取攻城的办法，去掠夺更多的财物。三十年代胡匪两次洗劫伊通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九·一八事变前，伊通县的南山皮和北山皮就经常有胡匪出没。所说的南山皮是指伊通的南部和东南部的半山区，包括苇子沟、营城子、老地局子、板石庙等地。北山皮是伊通北部和西北部的半山区，包括马鞍山、靠山、莫里青山、景家台、五台子等地。这些地方的胡匪大绺子有七八十人，小股也有二三十人。尤其是北山皮的胡匪闹得更凶。他们有时啸聚山林，独霸一方；有时占据响窑，建立据点。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打响窑，砸孤丁，绑人票，无所不为。闹的这一带人心惶惶，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1930年10月，县城的驻军第三十三团二营协同县保卫总队第五队去莫里青围剿天恩绺子时，在王八盖子山、石棺山发生激战，该部第六连连长孟广顺、连副刘鸿柱同时阵亡。县公安局长刘汉卿虽督饬县保卫团总队长封绍先，率队到匪患严重的小孤山、靠山、赫尔苏等地多次去追剿，但无济于事。匪患有增无减，匪势日益猖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县城驻军第五和第八连突然于9月24日哗变。这使伊通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五、八连过去曾多次去北山皮剿匪，部分官兵即与胡匪有了默契和勾结。官军还未进山，胡匪那边有人通风报信，就挪“窑子”。五、八连对胡匪也很关照，凡是“采响”的地方不去。所以胡匪越来越猖獗，有名的绺子就有几十股，北山皮简直成了他们的天下。五、八连拉出去后，先后都被在北山皮活动多年的有名绺子赵全胜接去了。兵匪一家，同流合污，这就更助长了北山皮胡匪的嚣张气焰，声势越来越大，时刻威胁着县城的安全。
不久，北山皮的“赵全胜”、“靠山好”、“天恩”、“西恩厚”、“孙傻子”“草上飞”等绺子要进攻县城。县长白鸿逵得知后，对县城的防务作了一番部署，命省警察队60多名警察防守正东、东南两门及东面的壕线；县公安局的100多名警察防守正北、正南、正西及西北、西南5门及南、北、西3面壕线；商团40人补充北面；民团120人补充南、西两面；自卫团补充各方面壕线。五、八连哗变后，县城兵力空虚，只有一个六连驻守，团长杨崇武将驻防在双阳县的第三营第十连调到伊通县城，布防在西门的南侧；又从驻营城子的七连调进两个排，由连长傅泽民率领，扼守在西北门一带，加强了对县城西侧的防守。此时，县城气氛紧张，城门关闭，店铺关板，街道冷落，行人匆匆。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商团、民团都进入了阵地，严阵以待。县城的居民都提心吊胆，苦度时光。
到了11月3日下午，西门外传来匪警，北山皮的胡匪和哗变的士兵逐渐向县城逼近。傍晚，西门外突然枪声骤起，人们以为胡匪开始攻城了，大惊失色。其实是县保卫团总队部下令叫驻守在外区镇的保卫团小队增援县城，守军以为是胡匪，开枪射击。经联系后，保卫团小队被接进县城。人们惊魂未定，德裕长店铺附近又有人纵火焚烧房屋，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原来在前几天就有10多名胡匪，身着便衣，腰藏短枪，潜伏在同胡匪有交往的德裕长店铺里。他们听见枪声，以为胡匪开始攻城了，就举火为号，作为内应。人们扑灭了大火，而那些匪徒仍潜伏待机。
11月4日拂晓（旧历九月二十五日），北山皮的几十股胡匪和哗变的士兵共七八百人，从西南、正西、西北三面开始攻城了，一时枪声大作，子弹呼啸，硝烟弥漫。三八枪、自来得、套筒枪、洋炮、抬杆子等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守城的军民同胡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激战不久，守卫在西门南侧壕线上的十连长在战斗中负伤，全连无人指挥，遂撤出阵地，往县城西南姜家屯方向撤去。
十连撤出阵地后，从西门到南壕线上的一段防务成了最薄弱的环节。民团、商团解体，只有部分警察在坚持战斗。胡匪见有隙可乘，就把这里作为突破口，进攻县城。他们冲过了西壕线，警察没有发现，还在城壕上向外射击，两名阵亡，一名负伤。胡匪控制了这段阵地之后，陆续攻入县城。
守卫在西门和西北门的七连两个排和警察队，见侧翼阵地失守，有被胡匪包抄的危险，无法坚持战斗，就纷纷撤下来。七连长傅泽民带领一名马弁到炮楼上探望，见胡匪毫无阻挡地大摇大摆往县城走，非常气愤，把马弁的三八大盖拿过来，压上3粒子弹，连开3枪，打倒3名匪徒。他又向马弁要子弹准备继续射击时，马弁央求道：“连长，兄弟们都撤到团部去了，这么多胡匪打不了，再不撤就走不了啦。”傅连长无奈下炮楼回到团部。至此，西门完全失守，大股胡匪涌进了县城。
胡匪入城后，大部分去围攻县政府。县政府院内东侧是保卫团总队部，西侧是公安局，全院由保卫团总部抽调的120多名保卫队员守卫，公安局由军警和消防队四五十人保卫。凌晨4时许胡匪向公安局发动攻势，守卫的军警奋勇迎战，两挺手提式机枪和各种步枪一齐开火，胡匪也猛烈攻击。围攻县政府和保卫团总部的胡匪，遭到保卫队和消防队的迎头痛击，至8时许，只得撤退。
胡匪见攻不下县政府，就从各绺子“拔马”一大批胡匪，协同哗变的士兵去攻打三十三团的团部。他们攻打团部的主要原因是想把二营长关德彬救出来。关营长因五、八连哗变被撤职查办，软禁在团部里。团部四周无围墙，只有六连和七连撤下的两个排守卫着，形势紧张。团长杨崇武让士兵将团部房屋墙壁掏成枪眼，严阵以待。胡匪从北面开始进攻，三十三团的准备好，清一色的三八盖子枪，不少老兵枪法准，匪徒难以接近。打了一个时辰，胡匪在老爷庙那里留下了3具尸体，才停止了攻击。如果胡匪再继续进攻，杨团长就要下令处决关营长，使胡匪和哗变士兵的阴谋不能得逞。胡匪没有攻下团部，占据了西烧锅天兴源，同三十三团对峙。
下午6时许，大股胡匪又复攻县政府，鏖战到晚10时，守卫的军警子弹告罄，县政府失守。县长白鸿逵在公安局长和保卫总队的保护下，携带着印信逃到了郑家大院避难。至此，伊通县城陷入胡匪手中。
胡匪攻入县政府后，开放狱，有40多人犯逃窜。随之纵火焚烧县政府，一时烟云弥漫，烈火腾腾。县政府一部分房屋被烧毁，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已经编篡完稿的伊通县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堆之一炬。
就在胡匪攻打县政府和三十三团部的同时，另一股胡匪拥到市街上大肆抢掠。他们首先闯进了伊通电报支局，割断了电话线，捣毁电话总机和话匣子，切断县城同外界的电话联系；随后把支局主任江厚德等人的獭皮大衣、驼绒袍子、俄国毯子、夹金表等衣物抢掠一空。他们洗劫了永衡官银分号和水衡当，并纵火焚毁部分房屋。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被他们抢劫去的各种贵重物资和金银首饰难以数计，还绑去了一大批人票，有的人票被他们带出县城后，折磨得致残、致死。
城内箭亭子却没有遭受严重的匪患。当时伊通有“10个营城子不如一个箭亭子”之说。箭亭子在县城的东南部，住的都是伊通的首富，财势显赫。胡匪的魔爪还没来得及伸到这里，就被十连打跑了，箭亭子才幸免遭难。
十连因连长负伤撤到纸房屯后，于5日转移到二道。他们用电话同团部联系不上，就给驻防在双阳县的三营部打电话。三营长周瑞武听说伊通失守，十连撤出阵地，认为事态严重，要十连打回伊通，驱除匪贼，将功补过。十连官兵听从了周营长的命令，于傍晚赶回伊通县城，从东门冲了进来。胡匪以为是从双阳和磐石来了援军，边打边撤。在城内的六连和七连听到了消息，由傅连长率队冲出了团部，在官军的夹击下，土匪于5日夜间到6日晨陆续撤出了县城，盘踞在县城西北干沟、七家半一带。
仅仅两天时光，昔日县城的繁荣景象一扫而光，到处是断垣残壁，几处废墟还冒着缕缕青烟，店铺的门窗被砸得七零八落，货架子东倒西斜，各种货物抢掠一空，好端端的一座县城被他们糟蹋得千疮百孔。
胡匪逃跑后，6日上午县长白鸿逵同公安局长等县政府人员从郑家大院回到县政府。他一见部分房屋被焚，几千件档案荡然无存，监狱被砸，罪犯逃走，惊得呆若木鸡，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他4月20日上任以来，不到半年时间，县城就遭此惨祸，人民受到涂炭，这使他痛心疾首。他料理的第一件公案就是传讯德裕长掌柜的单某。单很早以前就同北山皮的土匪有勾结，县城的买卖铺商去公主岭办货时，他给胡匪通风报信，使货车多次受劫。他的店铺有地窑，窝藏赃物。这次他又帮助胡匪潜伏下来，举火为号，里应外合。经过审讯，单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就地处决。
白鸿逵在上任时就许诺，要整顿好伊通县的治安，肃清胡匪。可他没有料到，五、八连哗变，胡匪破城，使他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所以群众讥讽他，管他叫“白来一趟”。他自己也承认，造成此空前惨祸皆他一人调度无方所致，咎无可辞，要求从严处分。11月8日他被免去县长职务。驻军三十三团长杨崇武也被撤职，调回长春。擢升三营长周瑞武为团长，二营七连长傅泽民为二营长。
1932年夏初，南山皮和北山皮的绺子又活跃起来，他们南北呼应，匪警频传，匪势逼人。7月26日在北山皮活动的“九江”、“太平”、“四季好”、“占中林”、“东边好”、“天缘”、“二德”等20余股绺子，约数千人，攻破了营城子，尔后又北上，攻破了伊丹乡，时刻威胁着伊通的安全。盘踞在北山皮的“全胜”、“靠山好”、“双胜”、“草上飞”、“傻子”、“老东山”、“火车头”、“金龙”、“大、小海蛟子”等绺子也虎视眈眈想再次荼毒县城。县城的形势异常紧张，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新上任几个月的县长张柳桥和驻军团长周瑞武及伊通著名的绅商人士，几度商讨城防计划。他们唯恐上次破城的悲剧重演，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部署防卫力量，动员全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县城。因为县城兵力空虚，首先缩短了西侧防线，由新西门退守到老西门，加强了老西门西侧的防御，从老西门微南修了一段城墙，同南壕线的西南门衔接。因为上次胡匪是从这里攻入县城的，所以加强这段城防。县政府将筑墙工程包给了回族居民。回民们日夜抢修，挥汗如雨，按期完工，使这里“深沟高垒，御侮折冲”。
这时原三十三团已改编为警备第五旅第十三团，旅长是朱力罕，团长周瑞武，二营长是傅泽民。土匪第一次破城后，十三团召了一批新兵，补充了缺额。驻营城子七连士兵也被调进了县城。周瑞武深感兵力不足，又从双阳调来了他的嫡系第十连守团部。十三团守卫县城的兵力充其量只有4个半连。地方武装组织省警察队有五六十名警察马队，带兵的绰号叫齐大土豆子。县保卫团总队部有40多骑兵，由总队长郑秀峰指挥。县公安局有60多公安兵，带兵的是八大绅士之一的杜玉衡。该人罗圈腿，人称玉蛤蟆，群众说他们是玉蛤蟆挎洋刀——“邋遢兵”。
偌大一座县城，这么少的兵力是难以支撑的，于是县政府又重新整顿和组织了民团和商团。民团150人，团长张景贤。其实这民团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成立了，他们平素不集中，到了夏季蔬菜下来时才执行守城任务，所以群众称他们是“茄子队”。商团是由商务会组建的，有四五十人，队长叫王义，好刁难商人，谁遇见他就要倒霉，所以群众说“时运不济碰见王义”。
这样全县城有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共七八百人，分别布防在县城的四周壕线上。如果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胡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他们除了少数是老兵外，不是新招的士兵，就是“邋遢兵”、“茄子队”，怎么能旷日持久地同骠悍的胡匪对峙呢？
到了9月初形势险恶了。南、北山皮的绺子向县城逼近，城里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军警民团等进入了临战状态，7座城门完全封死，有警察防守。十三团还从磐石调来一个迫击炮连，带有两门山炮住在天兴源院内。县长张柳桥和团长周瑞武、保卫总队队长、民团团长经常骑着马到壕线上巡视。
县长陈柳桥认为守城的兵力薄弱，就叫各甲动员青壮年参加守城。上次破城时居民受尽了蹂躏，对胡匪有切肤之恨，所以经过动员，居民们都积极参加守城。武器不足，县城的各铁炉昼夜升火，赶造扎枪，有些青年动员家长将自家藏匿多年的枪枝弹药拿出来。
9月7日傍晚，麋集在县城周围的好几千名胡匪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
突然，枪声四起，胡匪开始攻城了。顿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在密集的枪声和震耳欲聋的土炮声中，夹杂着人们的叫骂声和马的嘶鸣声。城门上、城墙上、壕线上，趴满了守城的军民。他们手握着盖子枪、套筒枪、自来得、连珠枪、单出子、洋炮、抬杆子、扎枪等武器，同仇敌忾地迎战着数倍于己的胡匪。天兴源的炮手们索性也走出炮台，把抬枪架在炮台顶上，轮番地向匪群轰击。这时，壕线上的灯笼火把一齐点燃，像一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城壕的支架上挂着煤油浸透的砖头和棉花团，点燃后成了团团烈火，发出耀眼光芒。这火焰照亮了城墙和城壕，也照亮了匪贼鬼蜮般的身影。他们一旦暴露在火光之下，一颗颗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向他们飞去。他们有的中弹丧生，有的抱头鼠窜，没能越雷池一步。守城的军民不分昼夜，坚守阵地，一次次打退了胡匪的疯狂进攻。县政府组织各商号和居民，支援守城的军民，送来了白面、猪肉、粉条、蔬菜等物资。
几十股绺子，数千名胡匪，一连进攻了几昼夜，见县城攻不动就有撤退之意，9月13日，有的绺子已经开始撤走。县城的保卫战已经胜利在望。正在这紧急关头，十三团的周团长起了不良之心，策划率部潜逃。
周瑞武从双阳调到伊通任职后，就同县长张柳桥结为亲属。他将自己小姨子，介绍给张县长做姨太太。在这次土匪攻城前，他们就做了安排，将家属和金银细软之物都转移到二十家子，张县长只将他的小老婆留在县城。就在胡匪激烈攻城之时，从外面传来了消息，说十三团的一营在磐石反正，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又说旅长朱力罕在取柴河叫老殿臣缴械了。这使周瑞武军心动摇，决定弃城而逃。
14日下午，一次决定县城命运的会议在老爷庙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伊通的八大绅士、商务会长和天兴源、公发祥、铭记号、增兴玉、永盛会、福兴源、永衡当等大商号的经理，以及各买卖铺商的代表。
伊通的八大绅士，指的是住在县城的丁、宗、宝、玉、任、苟、刘、洪八大家。这八家在清末民初是伊通的豪富，财势显赫。他们有的是陌连千顷的大地主，有的是官宦门第，有的是清朝遣老和奉系军阀亲属。他们或联姻，或至交，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清末到民国的历任知州、知县、县长到任时都得登门拜访，一些重大决策也得请他们商议，不然，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危险。过去胡匪“小傻子”破县城时，知县朱约之守城不力，就被他们告倒。张县长和周团长深知这些人的厉害，所以特邀他们参加会议。
张县长在会上介绍了县城的危急形势，对军民坚守县城，拒匪贼于城门之外，表达了感激之情。周团长讲述一营参加抗日和旅部瓦解的情况后，话锋一转：“诸位，我实无良谋，孤掌难鸣，只有退路一条，将兵带走，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有负重望，希诸位谅解。”大家以为召开会议是研究城防事宜，没想到在县城危亡的关头周团长要撤军了。丁华甫是八大绅士的首富，他见大家面面相觑，便双手抱拳道：“周团长，县城危在旦夕，系存亡于团长一身，在此危难之际，我们本应同舟共济，十三团岂能釜底抽薪呢？”大家异口同声地哀求道：“周团长不能撤啊！”有的甚至跪在关老爷像前焚香祷告，祈求关老爷保佑，请求周团长保护。
张县长见这场面，斟酌半天道：“诸位老亲有如此诚意，感人肺腑。不过周团长也有难言之隐，团部军需官去吉林领饷携款潜逃，守城的官兵无法开饷，何以安定军心？”周团长迫不及待地接着道：“诸位，如果能帮助我筹措军饷，贡献了2万发子弹解燃眉之急，我和张县长愿同县城共存亡。”
张县长和周团长这一唱一和，完全是给大家演的双簧，其实周团长早就将他贪污的一大笔军饷叫他妻子带走。他见县城攻不破怕事情败露，受到惩处，一旦县城陷落，他就可乘机将水搅混，为自己开脱罪责。驻军饷银一向由军方供给，军需物资由地方供给，历任团长都没提出异议。如今周团长要地方筹措军饷，大家愕然。张县长出面打圆场道：“诸位乡亲，现在是多事之秋，匪警、匪患遍地，伊通尤烈。一旦县城失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希望诸位还是以大局为重，为守城官兵筹集军饷为上策。”丁华甫反唇相讥道：“张县长，你是伊通的父母官，距上次破县城不到一载，民户有没有钱你还不知么？”丁华甫一句话把张柳桥顶得哑口无言。其实，丁华甫说无钱筹措军饷也不尽然。就光他们八大绅士，不用说给守城的官兵筹饷，就是给全团开饷也不在话下。可他们都惜金如命，岂能花这冤枉钱。周团长见大家议而不决就亮出了底牌：“诸位休要争执，筹措不了军饷，拿不出子弹我只好下令撤军了。”丁华甫见周团长步步紧逼，就面红耳赤道：“周团长请便。你实在要撤军，我们就自卫。”说完拂袖而去。
老爷庙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老爷庙会议一结束，周团长就下令叫县保卫总队长郭连长集结县城内的所有车辆，准备载运物资外逃。早在胡匪攻城之前，城外乡镇的一些大户人家怕胡匪抢掠，就用车辆将一些细软之物运进了县城，寄存在亲属家中。逃难的人群也集中在县城。郭连长领着十连的士兵，在城内抓了很多车辆，装上周团长和团部的物资。县城的居民听到十三团要撤军的消息，都惊慌失措，哭天喊地，乱成一团。一些有财势的人家和商绅，也准备了车辆，将细软之物装在车上，准备随军逃难。
9月15日（旧历八月十五日）晨，十三团团长周瑞武率部与张县长及县政府一些军员和省警察队、县保卫队等向东街撤走。在车队的后面跟着几百辆小车和花轮车，装载着满满的物资，争先恐后地出逃。那些担担的，挑挑的，背包的，携儿带女的，都挤入了这逃难的人流之中。
周团长率队到东门，士兵撤开堵城门沙袋子。城门一打开，在外面围攻的胡匪以为军队要往外冲，一排密集的子弹射来，周团长肩负轻伤，随同逃难的十二校的校长张聘之中弹身亡。张聘之、唐绥之、范敬之都是伊通教育界的名流，素有“三之”之称，受人尊重。这次张聘之死于匪贼的乱枪之下，扔下孤儿寡母，凄凄惨惨。
周团长见东门出不去，便转道南门。当他们从东街往回走时，老百姓都聚拢过来，黑压压一片跪在周团长马前，苦苦哀求，请他收回成命，保卫县城。周团长原计划从东门撤出，可没想到在东门受阻，又被老百姓缠住不放，万般无奈，他只得下令各连队返回自己的防地，坚守城池。
但是，十三团要撤军的消息，胡匪已有耳闻。军队刚一撤走，他们就发动攻势。那些“邋遢兵”、“茄子队”同胡匪刚一接触就败下来，溃不成军，四处潜逃。等到十三团的部分士兵返回阵地时，为时过晚，全防线处在崩溃之中，一部分胡匪从西壕线攻入。有30多名返回西门的士兵，见阵地失守，就占了在兴源的西南炮台，一阵激烈的射击，将进城的胡匪又打出西门。胡匪见官军火力猛，就从西南门的城墙和南壕线的衔接处攻了上来。士兵们见胡匪众多，阵地已失，无险可守，就从炮台上撤了下来。
在南壕线上守卫的保卫队、民团和商团同南山皮的胡匪和大刀会展开了激战。大刀会上阵后，身披红布，头缠红巾，手执大刀、长矛（就是把锄头钩打直，磨出尖来，当矛使用）、扎枪轮番进攻。当他们被排子枪压下去之后，大法师一声吆喝，他们就像着了魔一样，又跳跃而起，舞着大刀、长矛蜂拥而至。保卫队和民团、商团被吓呆了，无法应战，纷纷败退下来。
15日中午，伊通复又陷入魔掌。
正当胡匪和大刀会攻破县城之际，周团长和曹副官率嫡系十连逃到河东张鸣九家后去双阳。以后，逃到北平，被伊通八大绅士之一的荫化南（荫荀堂）发现，敲了他的竹杠。这荫化南于北平大学毕业，是热河督军汤玉麟的门婿，有财有势。周瑞武怕他揭露贪污军饷弃城而逃的罪行，就在他贪污的一万多元军饷中，拿出数千元拱手献给荫化南，才算免去了一场官司。
县长张柳桥则率领政府官员和保卫队及逃难的居民，逃到了八大绅士之一的宗大人院内。宗大人是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门达（传达外的官员），颇受依将军的信任。他离职后，迁到了依将军的故里伊通。他家四周是青砖院墙，筑有炮台，易守难攻。张县长见逃难的人太多，就叫省警察马队和保卫队的士兵在左胳膊上扎上毛巾，作为联络信号，从南壕线往外冲。从南壕冲出后，直奔邵家甸子秦家大院。秦家大院是著名大地主秦墨的住宅，两个大院相邻，有围墙和炮台，是个大响窑。秦墨曾担任过伊通县的农务会长，他见县长来避难，开门迎进去后，大门立即落锁。省警察马队和保卫队分别登上炮台，以防胡匪进攻。
中午1时许，南山皮的“太平”绺子来了。太平是营城子人，叫刘文波，他原是菪城子庆泰祥商号的股东，只入了二厘五分的股，人们称他是二厘五掌柜的。九·一八事变后为匪，报号“太平”。这次进攻县城时，他在西烧锅被乱枪打死。太平绺子在外面喊话，要张县长跟他们走，保护县长安全，否则就要进攻。形势紧张，张柳桥六神无主，坐卧不宁。沈科长对张县长说：“县城失守已铸成大错，如若再同南太平同流合污，那将成为历史罪人，说什么不能跟他们走。”张县长也不愿铤而走险，委托沈科长同南太平交涉。沈科长趴墙头上对南太平绺子喊道：“你们要保护张县长，此是‘义举’。可是县城刚破，南、北山皮的绺子云集，现在要跟你们出城恐有不测，等到夜间12时，我们一定随你们出城。”南太平绺子信以为真，都策马而去。其实这是沈科长一个缓兵之计，他计划在夜间保护张县长逃往公主岭。
南太平绺子走后不久，北山皮的赵全胜、孙傻子、草上飞、老头好等绺子也来了，声称要保护张县长去公主岭。赵全胜此举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沈科长一听计上心来，对他们说：“南太平12点要来劫持县长，如果你们有诚意，将南太平打退，保证县长的安全，我们就跟你们走。”孙傻子骂咧咧道：“南太平算个屁，几条破枪，百八十号人，还能保护县长，我们收拾他们。”当下议定晚饭后去公主岭。
刚吃完晚饭，南太平绺子得到赵全胜绺子要抢县长去公主岭的消息，就率领大群匪徒赶到了秦家大院。赵全胜的绺子此时也赶到了。这两股胡匪话不投机，就在秦家大院门前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北山皮的绺子素以凶悍著称，把南山皮的绺子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晚10时许，张县长及政府的一些官员，在保卫总队、省警察马队的保护下，由赵全胜绺子开路，逃往大孤山张庆麟家里，以后逃往二十家子和公主岭。
在周瑞武率十连逃出县城后，十三团二营的五、六、七、八3个半连队，没有随他出逃，占据几家深宅大院固守。这几家围墙坚固，易守难攻。院内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军队占据后更增加了防卫力量。
胡匪攻入县城后，抢占了一些大商号作为据点。有的绺子在驻地还扯起了大红旗，旗上写着“天下第一团，是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得还”，落款是某某大局。大刀会的驻地遍插着牙旗，“仁义军”骑着白马打着白旗，以区别于其他胡匪。
此时的县城，形成了兵匪割据的局面。十三团二营的各连队放出流动哨，胡匪也派出了水的。但兵不打匪，匪亦不惹兵，好像他们之间有某种默契，和平共处，真正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胡匪入城后纵火焚烧驻军团部和县政府。顷刻间，这两处火光冲开，烈焰腾腾，烟云蔽日。县政府是伊通建州后，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经第一任知州彭明道修建的州衙。共修建大堂、二堂、仪门及其附属设施69间，耗银5200余两。1931年破县城时，只烧了卷房、厢房等少部分房间，这次除了警察所的3间房和一个胡仙堂外，都化为一片焦土。福兴顺及其附近的店铺也被焚毁。
与此同时，各胡匪绺子都如狼似虎地闯入了公发祥、铭记号、增兴玉、永盛会等商号和银匠铺、糕点铺、杂货铺、当铺、布店、钱庄等店铺，大肆抢掠，各种贵重的货物被他们洗劫一空。福兴源、福兴长、福兴泰、福兴堂等“福”字号的买卖无一幸免。这福字号的买卖是由当地有名绅士何闽臣开办的。他的父亲是清末福州副都统，家财豪富。这次遭劫使何闽臣濒临破产，从此一蹶不振。西烧锅天兴源是清朝嘉庆九年（1804年）开办的，所产白酒远销黑龙江省的呼玛和奉天的盛京（沈阳），是久负盛名的大烧锅，这次也被他们糟踏得一塌糊涂。
街道的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胡匪抢掠的对象。胡匪翻箱倒柜，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尽数掠夺。翻不出东西来，就用马鞭子、马缰绳和棍棒毒打，惨叫声四起，不绝于耳。大刀会用长矛、扎枪穿屋破地，把地下埋藏之物搜刮一空。
这股绺子刚刚离去，另一伙闯进家门，再次掠抢。有些人本来不是胡匪，可他们利欲熏心，趁县城攻破之机，也戴上白胳膊箍，装扮成胡匪模样，走到哪里抢到哪里。老百姓称他们是“二茬胡子”。那些拣“洋落”的更凶，手持棍棒进屋就打，见东西就抢，尽饱私囊后，便扬长而去。这就是“三茬胡子”。
胡匪不但抢掠财物，还大肆“绑票”。有财有势人家的秧子他们绑，买卖铺商掌柜的他们抓，就连做小买卖的，摊煎饼的，他们也不放过。每伙绺子都抓去几名或十几名人票，押到他们的据点严刑拷打，索要财物。此时县城是十室九空，多数男人都弃家而逃，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妇女儿童了。
这些匪徒大逞淫威，抢掠一些俊美的年轻女子为他们做妻当妾。在天增厚鲜货店里，一名满脸胡须40岁的匪徒，手持短枪，逼迫一个20来岁的姑娘同他成亲。像这样被他们糟蹋的妇女不知有多少。
逃到二营各连队驻地的难民们，也受到了军队的欺辱。五、八连那些新招的士兵，军纪败坏，趁火打劫，掠夺难民的财物。老百姓有苦无处诉，敢怒不敢言。
城镇被土匪“砸响”，给百姓带来的祸殃将是非常惨烈。守城军民的反抗因此十分顽强，而土匪在攻城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也较大，所以，一般的土匪不愿采取这种大规模的行动。
三、吃票设卡子，坐等肥鱼上钩
吃票的绺子，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靠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必经的河口、山门等地方设置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提成（现款），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崽子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难者、报官者其命运难卜。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猪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等等多得很。匪绺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江沿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下山的人、运货的人、提款的人等等，必须接受吃票，一般而言，吃票最高三成，少则一成。也有临时设卡的，如吉林县匪首海龙，于1921年7月31日在苇子沟设卡堵劫过往赶集行人。苇子沟是当地商业集镇，每逢集市往来商客和办货的人比较多，小康之户也较集中。每次集市胡匪设卡劫案达20余起。
吃票的对象有时也包括一些小股绺子。那些势单力薄的小股绺子，在掠夺了财物之后，要拿出一部分向当地的大绺子“进贡”，这也叫“吃票”。
人们常说，关东山好混穷，到山上弄点啥都值俩钱。就因为大山里太富了，于是大量的人涌进了长白山。特别是清咸丰年间，朝廷对祖地开禁，大批开荒的、放山的、打猎的、捕鱼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干啥的都有；山里小镇的杂货店、铁匠炉、烧锅、油坊、毡坊、皮坊、山货桩、成衣店、药店、粉店、车店、客栈、木铺、染房、银匠铺、面铺、妓院等，都随之兴旺红火起来。由于各行的性质不同，派生出各类的“人物”。
一时间，人参也有人造假，用树根子冒充假参卖了大价钱。民国三年，甸子街（今抚松县）成立了“参会”，专门负责处理人参采和卖的业务，并经由县公堂给予设法立案。各行又有了“烟会”、“木会”，可事故还不断出现，其中绺子“吃票”设下的暗卡、“底线”、“坐线”、“探事”（过去通过土匪干事的人）打进这些行业里去就是原因之一。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关东山的被开发，各类大小土匪不断诞生。每到山货下山的季节，下山的老客都格外提防着各类人物巧夺不义之财。
下边就说说放排季节吃排饭的那伙人吧。
长白山盛产上等的红松、白桦、水曲柳、黄婆萝等贵重树木。可是当年交通不便，运输全靠鸭绿江、松花江、浑江等大小江河放排运输，从上游漂运到船厂（吉林市上游）或丹东，然后再由各类木材老客从这装车外运。早春，是放排木帮们最繁忙的季节。
放排的头几天，本营掌柜的要给“头棹”（放排的领头人）、“二棹”和“三棹”杀猪送行，仿佛这是一场生死离别。
江水全化了，开排的日子到了，只听一阵雷鸣般的巨响。排从上游的高处飞冲而下，排上的人“嗷！——”叫着。起排时，如有人技术不高，江水带排进到河道的一瞬间，就能把人砸碎，转眼间江水中飘出几块碎骨。下游的哨口一个接一个。据说从临江到丹东就有九九八十一个危险的哨口，而每一个哨口都足以要放排木帮们的命。他们最怕的是“起垛”（就是正流送的木排被礁石卡住，突然堆起来，借着江水的推力，越起越高，有时可能堆成几层楼高，卡住江道）。每当流排“起垛”，“头棹”就要找人开更，也叫“挑垛”，排除这种障碍。挑垛的人，在流排的日子里遍布大江沿岸的各个危险哨口，有的骑着马或驴。在岸上跟着排，专等出事，“吃排饭”。
这些“吃排饭”的，往往要到管这个地段的绺子掌柜那去“报号”，取得他们的认可，叫“考票”。实际是拜见“吃票”的头子，也是去寻找“靠人”（靠山）。
其实，土匪也是靠“吃排饭”的这帮人物养着。“吃排饭”的闯进绺子，抱拳在左肩，施礼道：“西北连山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
大掌柜的说：“从哪来相府？”
来人说：“称不起相府，抱老把头瓢把子，吃排饿的。”（老把头据说是放山人供的神灵，山里人都信他）。
还有的报“挑山肯”（卖假人参）的或“牵点”的（引人上当的）或是“背大叶”的（倒卖土特产的），等等。
这时掌柜的说：“给这兄弟倒酒上烟。”
这人说：“等一挑下来，我恭敬弟兄们和大掌柜的……”
大伙就说：“放胆挑吧！”算是认可了。
其实，在起垛的千万根木头中，只有一根卡住。“开更”挑垛的老手要从这数不清的木头中，一眼分清是哪根卡住，然后手提一根三米多长的铁棒，从岸上跳到排上，一跳一跳前进，脚踩在翻滚的原木上像走平地，来到垛前轻轻一点，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木垛落了，排又正常流放了。可是，如果技术不精就会被挤进原木中去，这叫“对缝”了，转眼间就成了肉饼，丧了性命。
吃排饭的人也要有个先来后到。每到这样的季节岸上坐着千奇百怪的“吃排饭”的。他们往往“看价”而动。
排一“起垛”，头棹征得本营掌柜的同意，就要出价请人“开更”，这一类是本营出钱讲价；还一类是头子已包下了流送活计，这“开更”的价钱就要他自己讲。往往请一个“开更”的，他们这次流送就白干了。一看垛越堆越高，头子喊：“三百大洋啦！”
岸上吃排饭的不动声色。
头子又喊：“四百啦！”
没人吱声。
“五百啦呀！——”
周围，已有人跃跃欲试。有的为了争开这次更，动了刀，说：“你是哪个山头的？”另一个恶狠狠地说：“吃东山马二爷的饭，你搅得了吗？”另一个也不让份，说：“你吃肉，也得让咱哥们喝点汤……”“靠人”吃“排饭”的，除了叫土匪“吃票”外，还有的靠官兵、大爷、军阀和地痞无赖之类的。开更人挑开垛，就回到绺子，打开钱褡子，说：“大掌柜的和兄弟们分吧！”
这时，土匪们也乐了。按要求命粮台拿出一部分，然后说：“爷们都是自家人，你留着花吧！”
“谢大掌柜的啦！”
吃票的费用一般是在三成，后来越来越少，也可能只吃一成，但对不肯来靠绺子的吃排饭的主儿，土匪们也轻易不敢动，要打听好了是吃谁的“靠”，不然往往会惹出麻烦，两败俱伤。
四、靠窑投大绺，背靠大树好乘凉
对于小股绺子来说，他们的生存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一方面，他们要面对官兵的清剿；另一方面，他们要防备百姓的报复；再一方面，他们还要随时当心被更大的绺子吞并。以往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往往把土匪的生活描写得十分逍遥自在，是“占山为王，坐地分赃，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天天过年，夜夜新婚”的生活，这是片面的。20年代，盗匪问题专家何西亚，对盗匪生活之状况作过这样的概括：“土匪之生活，杀人放火之生活也；奸淫掳掠之生活也；吃惊受吓，朝不保夕之生活也；饿死饱死，忽苦忽乐之生活也；东奔西窜，飘忽靡常之生活也；见弃社会，不齿人类之生活也；只图利己，不顾他人之生活也；虽生存于现社会，而不与社会合作之生活也；简言之，即与人类共存原则极端背驰之生活也。”
在这种生活状况下，小股绺子的出路之一，就是“靠窑”，即反向更大的绺子，以求得生存条件的改善。而大股绺子，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积极地开展“说降”活动。
这里有一个“靠窑”的故事。
在早，老白山里蚂蚁河子下梢的八道梁子是个屁大的地方，人烟稀少，买卖和烧锅也不在这里开。谁想到民国初年，直奉两军连年开仗，这个地处吉奉交界的八道梁子一下子红火热闹起来。正式的官兵不往这里开，倒是什么“龙团”、“虎团”、“马团”、“徐团”乱七八糟的队伍来一股又一股。他们有的在当地称霸，招兵买刀；有的光吃“张作霖”的大饷，就是不开拔；有的干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在当地开局设赌，当上了八道梁子一带的“爷台”。这一下子，可激怒了一个人，就是离八道梁子二十四里一个沟里的“天龙”绺子掌柜的。
这“天龙”，早年占山为王，立局建绺，真也自在了几年，可后来，日俄战争一爆发，战火攻到脚下来了。接着是军阀混战，特别是小日本动不动就想用武力来干涉别国的“内政”。他“天龙”也算是个有良心的男子汉。无奈他手下就千八百人，要想扩大队伍、随时准备应付意外，就得“滑”（招揽）人。眼下，八道梁子一下子驻进了七八股武装，这些人明合暗不合，互相争名利夺地盘，甚至公开动“青子”（刀）。“天龙”看出这里有一步“活棋”，可是，派谁去“说降”呢？
这天下晚“啃富”（吃饭）的时候，“天龙”一下子把酒壶摔个粉碎，四梁八柱和崽子们都惊愣了。大炮头“独眼龙”沉不住气了，说：“大哥，你是心里有事呀！跟弟兄们说说！”
“别闷在心里！”大伙也劝。
天龙又呷了一口酒，打了个唉声，说：“我他妈自愧无能！咱们绺子里几百上千号弟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都是一个顶十个！可眼下，找个说客，就挑不出来！”
“大哥，你咋不派我？”
话音刚落，门帘一挑，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此人个头不高长得又瘦又小，两条罗圈小腿，一对小眼睛，十分精灵。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天龙一看，原来是“粮台”（绺子里管吃管喝的四梁）——“古楼子”。此人本来姓顾，早年在马屁股山一带开着一个剃头铺。日俄大战一起，遍地兵荒马乱，买卖干不下去了，他便扔掉剃头刀来到天龙局吃饭。因他平时办事精明过人，令人捉摸不透，他伙子们送他外号“古楼子”——令人难以捉摸的寺院。
天龙一看古楼子毛遂自荐，起初有点信不实，可是四梁八柱一个个却连连叫绝！
有的还说：“他妈的，古楼子一走，谁给咱哥们‘推毛’（剃头）？”
天龙又问：“有把握吗？”
古楼子呵呵一笑，走上前去，伏在天龙耳边把自己的打算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又加了一句：
“大哥，兄弟我保你当这一带的总局头！”
于是第二天，古楼子化妆成一个“搓单”（一个人跑外）剃头的，直奔蚂蚁河下梢的八道梁子而去。
那时节，八道梁子已变得十分红火繁华了，大小烧锅不下二十处，饭馆子酒楼，光挂四个幌的就有十九家，甚至还开起三处妓院，“海台子”（暗娼）就数不胜数了。古楼子来到这样繁华的地带，就如蛟龙入海，虎入山林。他瞪着一对明亮的小贼眼睛，在小镇子里扫来扫去。只见镇十字街口北侧有一个剃头铺，幌子高高地挑在那里，门上还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进门黑面老者；下联是：出门白面书生。门口车水马龙，出出进进都是达官显贵。古楼子一眼就盯上这家剃头铺了。
这家剃头铺是镇子里唯一的一家大铺子，来此剃头的都是“家伙别在腰后头”的手，说大，官大到镇头、保长；说小，也小到手头上百十号人的“关东马贼”头子。在这个棚子里侍候人的都不光要有精绝的手艺，嘴皮子顶硬，还要懂得镇上的规矩和这一带各类“人物”的习惯。否则，休想在此站住脚。
剃头铺掌柜的姓胡，叫胡亮。
这人四十开外，十分精干奸诈，虽然干的是“下九流”，可他自己却成天抽大烟，下妓馆，地方上也把他看成个“人物”。
每天，一有什么“司令”、“老帅”、响马头子、土匪局管之类的来剃头，都点姓点名喊：“叫你们掌柜的胡亮来！”平时胡亮对下人那是非打即骂，但对付这些“靠山”，他是满脸堆笑。一般初出茅芦的“手”都不敢到胡亮的铺子里来照量照量，都怕“砸锅”，可这古楼子却满不在乎。
在入绺之前，古楼子耍手艺长了，学会了见啥人说啥话的本领，一开口准保暖人心，能把对方答对得乐乐呵呵的。剃头铺的规矩讲究什么“早瞎子”、“晚秃子”，古楼子早已精通，便直奔这家而去。
胡亮的大铺子里一溜八个座位，座前齐刷刷挂着八面明晃晃的大镜子。大围巾据说是专在宽城子王家袋子房订做的；剃头刀是派人专在北京王麻子家订做的；而蚁毛刷子据说是去京城给皇上送鲤鱼的贡车，在路过“天津卫”时，在侯家马刷铺订做的……
剃头匠都是辛苦人，日出卯时就干，两条腿和四条腿扌票，刀尖子拌饭，肉皮子上取钱，打心眼里想要旁人恭敬他。这天一早大门一转，古楼子推门进了剃头铺。
他摘下破帽子叫道：“各位师傅，辛苦！辛苦！”
门口的干杂活小打回话：“你辛苦！师傅，在哪过来？”
“称不起师傅，在船厂（吉林）过来。”
小打见古楼子把手里的包袱一托，就什么都明白了，一门用眼睛瞅胡亮。
在一旁吱吱抽大烟一声不发的胡亮，这时给小打递了个眼色。于是小打说：
“是常站？还是路过？”
古楼子早已看出胡亮是掌柜的，又施了个大礼说：“从船厂到凤凰城子，走到这儿。马高了，镫短了，给碗饭吃。想常站！”
小打说：“请坐。”
又给倒了一碗水，问：“贵姓？”
“姓师傅！”
胡亮一下子叫古楼子的机灵和会说话给逗笑了。吐了一口唾沫，说：“狗挑门帘子——嘴上的功夫不大离！”
古楼子忙说：“掌柜的没别的，用人不？”
胡亮说：“人是够用。等我给你查对查对还缺不缺人手！”
“好吧。”
其实查对个屁，古楼子早已探听好胡亮手下的一个徒弟私留小柜，掌柜的要撤。“好，你明个来吧！”胡亮把古楼子打发走了。
这一晚，古楼子宿在镇上的一家旅店里。天眼擦黑，他买了几只烧鸡、两瓶白干儿，跑去和铺里的小伙计们乐呵乐呵。第三天头上，正赶上胡亮裁人，就对古楼子说：“不用往别处去了，你行李放哪了？”
“马家小店。”
“咱柜上就用人，用你了！”
“谢掌柜的！”
“套车！跟人取行李去！”
小打一听，和几个闲着的小伙计乐颠颠地去了。
古楼子打开包袱开始磨刀。古楼子也真鬼，把他爹那辈传下的杭州张小泉的，北京王麻子的，宽城子郑发的家伙，都抖露出来啦。胡亮看得眼花缭乱，心里激冷一下子，这才觉得来者不善，但他不动声色。伙计们也都帮着古楼子磨刀。
收拾完了，胡亮说：“看戏去吧！上街溜达溜达走一走，熟悉熟悉买卖人家。”到此，古楼子算是迈进了剃头铺掌柜的门坎。
过去投师干活，头三天光干，不兴讲价钱。第二天早上，小打起来，你就要跟着起来。小打把水盆子端来，你要快干，先打扮自己，然后上桌前坐等着。
古楼子把这些穷规矩记得烂熟。果然，大门一转，进来的是三位客人。古楼子麻溜地拉住第一位说：“先生那边洗头！”
小打带客人洗头去了，古楼子这边运好了气，不一会儿，客人坐在古楼子的椅子上，胡亮站在一旁，不错眼珠盯上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打鼓的瞒不住敲锣的。胡亮一心想在鸡蛋里挑骨头。古楼子心里想：决不能栽在这个场上。
偏巧，今天这头一位来剃头的是丁县长的老太爷，他还留着前清年间的大辫子。剃这种头，一要看手艺人的“刀”功；二要看手艺人的“编”功；前额头要刮得铮亮，小辫要编得均匀才行。古楼子多年不剃这种头了，心中未免有点打怵。可他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刷刷几下子，就把老太爷的前额头刮得溜平锃亮。然后问：“先生，小辫编几股？”
老太爷眯上眼，问：“你会编几股？”
“九股、十二股，都行。”
“看不出！编九股吧。”
“好罗！您稍候。”
活要做得有根有铺，这才叫活。古楼子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儿就把老太爷的头发编完了，把老人的衣领往起一叠，帽子头递了过去。
谁知，这老爷子瞪了古楼子一眼，不去接自个小帽头，却从兜里掏出一团纱布，轻轻地在头皮上揉了一下。他这是想试试头茬子刮得净不净。揣起纱布，他又从兜里摸出个晶莹发亮的小珠子来，一把拖过身后的大辫子，把小珠子放在辫子中间的小沟沟里。只见那小珠子一直稳稳当当地滚到辫稍。他这是想试试辫子编得匀不匀。老爷子脸上露出了笑容，把小帽头接过去，戴上了，问：
“多少钱？”
“三万元。”（旧东北币）
“给五万元！”
胡亮见老爷子满意地走出去了，又急忙寻摸古楼子的手底下，脚底下，看看干不干净，利不利索。
一晃三天过去了。
这天晚上，胡亮把古楼子叫到他自个的屋里。古楼子进去了一看，桌上炒了四个菜，摆了一壶酒。胡亮说：“兄弟，你到底是干啥的？”
“就是干这个的。”
“我总看你像个干事的。”
“像‘兰干’（土匪）？”
“兄弟，可别开这玩笑！兄弟，没别的，咱这儿最大的劳金一个月三百万，给你二百五十万！”
“那就靠师傅洪福啦！”古楼子得意地笑了。
转眼春暖花开，时日来到五月端阳，家家买砂糖包粽子。暖洋洋的风里弥漫着馋人的煮粽子和茶蛋的香味。
街头卖节令物的小买卖多起来。
小笤帚，小风车，大葫芦、小葫芦、葫芦纽，带艾蒿的小盖帘，春风一吹，“哗啦啦”直响……
剃头的人勤了。
这天，剃头铺门帘一挑，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古楼子一看，大塔子个，浓眉，后边跟两个勤务（崽子），正是“西顺”（周太平），古楼子等他两个来月了。西顺在这一带还算吃得开，但周围几个绺局的“合意”、“东顺”、“亚路军”看不起他，总想收拾他。他心里闷股火，可又支巴不过他们。“天龙”就选准这样的目标下笊篱。
胡亮一看西顺走进来，急忙从嘴里拔出烟枪，说：“周老帅来了！快，这边候着！”说完，小打早把大椅子擦了一遍，一转身，胡亮溜出去，给西顺去买沙糖粽子鲜茶蛋去了。可西顺这小子，离了胡亮不剃。
西顺穿着山儿皮大氅，瓜皮毡帽头，大春头子他还捂着冬装。古楼子主动上前把他的大衣接过，放在衣服架上了，又让他摘了帽子，把他让到大皮椅子上，摆开要剃的架式。
西顺却说：“不忙！不忙，我等一会胡师傅。”
这时节，屋里的几张椅子都空着等人，可西顺坐那又不剃头。古楼子一心巴火想上手，对方又信不实他，把古楼子“闪”得不轻。他往条案上一靠，眼对眼看着西顺，没招儿。
古楼这人，越着急鬼点子越多。这也是古语说的：别交刽子手，别交剃头的。这古楼子眼对眼看着对方的当儿，早把他的头上都相整好了：小分头，长得四四正正的……
古楼子说：“先生，师傅买沙糖去了。我不会剃，先把手巾给您围上。他回来剃！”
“行！”
手巾是围好了，还是干坐着。
古楼子又说：“按着你老人家这身份，剃平头正对路子。”
“对路子？”
“嗯哪。”
“你会剃？”瞎话！剃头铺的人能不会剃？只不过他信不实。大概西顺也有点寂寞了，难得有人唠唠喀。
“剃好了你给钱。”古楼子说：“剃不好，你包涵着点。你这人能包涵人……”
“真会？”
“剃过，手底下边差点！”
“行！剃吧。”
古楼子把小推子烤了烤，在对方头上利落地足堂了一遍，又用大剪子一滚，干净的打上水刷一刷，说：“这边洗头！”
西顺乐了，说：“过去在哪儿吃饭？”
“漂河口！”
“咱们是老乡！”
说着话，梳洗完了。西顺问：
“贵姓？”
“姓顾。”
“晚上出门不？”
“不出。”
“我来找你，有事。”
说完，西顺顺兜掏出五百万“啪”一声扔在小案子上，正赶上胡亮兜着一下子沙糖粽子进来，一看这景，惊得把东西撒了一地，傻呆呆地站在那儿……
下晚，西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了。驮着一个四幅宽的麻花被包袱。
二人进了屋，他把包袱放在炕上了。
西顺说：“我托你点事。”
“啥事？”
“我这是五百两‘海姜子’（大烟），你不用剃头了，你出去给我卖了。卖完了，给我个信。在哪犯了事，你就说是我的‘海盆子’！”
第二天，古楼子告别了剃头铺掌柜的胡亮，给西顺跑买卖去了，胡亮更对古楼子高看一眼，因他成了西顺的红人。古楼子连夜赶回天龙绺子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天龙立刻让人把这五百两烟土换成金豆子，让古楼带给西顺。古楼子在西顺的绺子里一呆呆了两个月，上船厂、蛟河、苇塘子一带探了几回事都很成功，西顺任命古楼子为“里四梁”里的重要角色“秧子房掌柜”的，一来二去的，成了西顺的贴己。
一天，西顺又喝了个大醉，他借酒浇愁，大骂自己没有用武之地，古楼子一看时机已成熟，说：“大哥，你靠窑吧？”
“靠谁的窑？”
“天龙。”
“他给我啥好处？”
“合局大掌柜的。”
“真吗？”
“真。”
古楼子顺兜掏出一张协议书，在上边指指点点，“在这儿押上印纹！”西顺按完了印，猛然问道：“你是谁？”
古楼子说：“我是我。”
西顺顺手拔出牛耳尖刀说：“你玩我？”古楼子也抽出尖刀，唰啦一下挑开单裤，露出右腿的根部，西顺一看，上面刻着一条飞腾的天龙……
西顺大吃一惊：“你是天龙的人？”
古楼子不动声色，把自己如何受天龙之托，装扮成剃头匠接近他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又加了一句：“大哥，眼下兵荒马乱，如不相机联合建绺，就有可能被人吃掉。有良心之士，不可失掉天龙邀你的机会。真心假心，你可以走一趟去看看！”
秋八月十五，古楼子和西顺一同来到了天龙的绺局，离老远，就见山口上插着天龙的大旗，一帮崽子手持大刀，威武地站在路口，摆成“刀阵”迎接西顺。酒桌上，天龙说出了自己联合西顺，准备防备日本人和一些“邪绺子”吞并的打算，并一再推举西顺为大掌柜的。西顺终于被天龙的诚意打动了，于第二日，带领他的几百人靠了“天龙”的窑，这样一来，他们的力量壮大了，在此一带的“金山”“双军”“合意”“东顺”等杂绺，再也不敢欺负他们了。他们挑起抗日的大旗，并于一九三五年冬在桦甸夹皮沟一带，给日本侵华军以重创。每当回想古楼子装成剃头的去说合西顺靠天龙的窑这段事时，西顺和天龙都禁不住哈哈笑说：
“西北悬天一块云，
谁为君来谁为臣？
不是你来不是我，
是古楼子这活神。”
五、拉片子猫冬，
土匪的分赃和季节性歇业
土匪帮绺终年打家劫舍，除了特殊的目的以外（如报复），到头来还是为了钱财二字，否则便不会有人铤而走险，去干这样玩命的勾当。匪队内分赃称作“拉片子”。素有定规，计分“人份”、“枪份”两种。“人份”按土匪在绺子队内的地位和作用而定。一般说来，大当家、二当家可分5～6人份，炮头、水香、军师、粮台、秧子房掌柜等四梁八柱分3～4份，棚头分1.5～2人分，一般成员1人份，新插边的成员或“崽子”分0.5～0.8人分。此外还有枪份，入伙者带来几条枪分几个枪份，没有枪者无枪份，倘若借用他人的枪枝使用，需向枪主缴纳4成左右的租借金。匪团每次行抢获来的钱财统一交由粮台保管，任何人不得私瞒，违者严惩不饶。每至秋后时节，匪队便开始分赃，扣除一年的消耗及来年的备用，剩余部分根据个人的份数全部分掉，或银元货币，或衣物首饰，然后下山过年，来年发春时再上山聚伙。
由此可见，匪队内的分赃并非像匪队内宣传的那样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而是苦乐不均。新入伙的无枪成员，一年到头，分到手中的财物寥寥无几，直至熬上个小头目，或者搞到属于自己所有的枪械，或许才能摆脱窘状。然而，这种境遇的改善，却需要用生命来投注。
吉林省敦化县境有一支报号“天好”的绺子队，队内有一位新队员名叫朱鲜，入伙三四年，没搞到一枝枪，匪队行动时只好拎条棒子之类的武器跟着助威，因此，在分赃时，只能分到0.8人份。加之朱鲜这个字同土匪黑话“红香”相谐，“红香”者，在土匪黑话中指妇女的月经而言，伙伴们都嫌朱鲜的名字不吉利，因此，常常拿他当作取乐的对象。有一天，他和十几名队员受命看押肉票，伙伴们山南海北闲拉起来，朱鲜忍不往插上嘴说：“天和这小子，总叫我红香红香的，真是莫名其妙。”
朱鲜的话音未落，伙伴们哄堂大笑起来，朱鲜不解其中缘故，纳闷地瞅瞅这个，望望那个。一位伙伴说：“我说朱鲜哪，你干脆改名叫红香好啦，这个名字多赫亮！”随即又引出一阵揶揄的笑声。
朱鲜越发不解，脸胀得通红。又有人指着他的脸蛋说：“对，就你这样子和红香一样不差，就叫红香吧！”
“哈哈哈……”
打那以后，奇怪的是无论吃饭、睡觉，伙伴们谁也不挨着他，朱鲜百思不得其解，终日郁郁不乐，被大当家天好发觉，训斥了他一番。朱鲜心里委屈，述说自己投入绺子以来三四年之久，至今还拿八成的人份，连个枪份都拿不到，伙伴们又异样待他，怎能不让他心里忧郁。天好一听瞪起眼珠，呵斥道：“没出息的东西，男子汉大丈夫闯荡江湖要拿出骨气，像你这样窝窝囊囊，拐子（枪）能从天上掉下来？有本事自己去夺给弟兄们瞧瞧！”
朱鲜听了这番话，暗暗记在心上，发恨要做出个样子给弟兄们瞧瞧。几天后的一天夜里，他独自一人悄悄下了山，钻进敦化县城，一直摸到县知事公署的门前，只见两名步哨抱着大枪半昏半睡，便按捺不住砰然跳动的心，悄悄摸到一名步哨的背后，猛地把一柄匕首插进步哨的后心，然后掠过大枪，一溜烟消失在夜幕之中……
朱鲜徒手夺回一条大枪，受到首领们的称赞，伙伴们也不再说三道四。朱鲜从此挺起腰杆，胆子越来越大，跟着匪队抢东劫西，分赃时也由八成人份涨到枪份、人份各一。后来朱鲜在跟随匪队行抢额穆县搭拉站烧锅屯时，被当地的保卫团兵击毙。事后有人议论说，朱鲜倘若不为挣那一份枪份去徒手夺枪，兴许不会一命归西。
胡匪所暴敛的财富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抢劫所得；二是绑人票赎金所得；三是向工商团体，大户人家“勒捐”所得；四是保镖所得的酬金。其中主要来源于第一、第二两项。抢：主要抢本活动区域外的富有者、商铺、官署、金库等，以抢劫货币、金银首饰为主，所抢实物如马匹、衣物等，用于匪绺马匹更换，季节穿用，一般不变钱，销赃变款容易被发现，抢枪和子弹用于本绺。绑：主要是绑普通家庭人票、汉商铺、富有者家庭人口为主，官员及其子弟为次，绑的目的为了勒要赎金。勒：向村镇大户、店铺、农商会摊派款额，限定日期交出，以绑票为质或以杀人烧房相逼胁，限期交款。勒要的内容有三：一是钱，二是物（衣服等），三是枪枝弹药。例如，匪四海，于1919年7月26日，在蛟河县某地压下时，派匪徒向各家送红纸帖，上写勒捐数，最少七八百元。又如匪长占、金龙等十余名，于1921年在宁安县五林河地方“开捐”，要求老梅家捐钱1.9万吊，老夏家1万吊，五林河岭前老梅家草鞋3双、小夹袄5件，八大沟老郑家钱3万吊，姚广才家2万吊。以上五家，“限于旧历二月三十日上项”。又如匪九胜、绿林好等200余人，于1922年1月13日，在依兰县七虎力达莲泡地方，打败了自卫团，抢去枪11杆，将团丁张福生用铡刀铡首。掳走团丁9名，放回一名传信，勒要枪4杆，子弹1万粒，三日交齐赎团丁8名（其中有牌长1名），若不赎用杀张福生办法铡首。五常县巨匪滚地雷，身穿陆军衣裤。26岁，在沙河子、杉松岭一带行劫、勒捐。勒李春生家一万吊、奸其妻。勒张姓、李姓两家合0.5万吊。保镖：由匪保送钱款、货物、人客，安全地到达指定地点，从中得到报酬，一般从中提取货值的一至二成。东北地区以此为生涯的胡匪极少。
胡匪分赃时，大多数情况下，将全部所劫兑换成现款。掠抢很多时，随时分酬；掠抢较少时，积储到一定时刻分赃。
各绺子分赃办法五花八门，有的按人头分，有的按枪股分。采用何种办法，在于铺局和挂柱时确定下来。
分赃时，首先扣除留给大柜部分，这部分不是给大柜个人，而是留给绺子集团开销各种费用，如买枪、买子弹，与外界交往，用于伙食等等，由粮台管理。下余部分，按在绺子里的身份，差额分给。分酬总量的20%至30%给大柜。另一种办法是，先计算出每个人应得份额，大柜取10人的份额。二柜取5至6人份额，炮头取3至4人份额，水香、搬舵取3人份额，粮台取2至2.5人份额，字匠取2人份额，棚头取1.5至2人份额。崽子1人份额，新入伙的取0.8人的份额。
呼兰河畔杨传宝匪伙，1918年10月下旬至11月分赃后猫冬，每个匪徒高者分700元，低者300元。樊云章，舒兰县法特哈门人，49岁，农民，1920年阴历七月加入双合匪绺，报字大闯王，发给枪1杆子弹23粒，同伙匪徒10人。先后在榆树县张家烧锅、于家套等地方，持枪强抢商旅；在德惠县压口子地方，抢劫3次，8天劈分赃款3千吊。上两则事例可见，匪伙劈分赃款说是年终，但大多是随抢随分，抢多多分，抢少少分，要想多分，必须增加抢劫、绑票次数。
分赃之后，出生入死、提心吊胆一年了的匪众们，大多下山过年，而匪首们则潜入城市，寻欢作乐，进赌场、逛妓院，狐裘车马，饱醉终日，任意挥霍。
在东北，这种匪伙的季节性“歇业”，被称为“猫冬”。
在平原上活动的绺子，一到秋风起、树叶黄的时节，天上的大雁嘎嘎叫着向南飞去，他们也到了猫冬的时候了。大掌柜的把全体人马集合起来，按财产多少，每人分了“红柜”（钱），藏起长枪，带着短枪。掌柜的说：“天冷了，咱们拉帐分开了。有家的回家，没家的上亲戚那！没亲戚的上朋友那！没朋友的上庙上、到租界地去都行。来年的四月十八老地方码人（集合）！”于是，大伙又发誓打赌地重复一遍纪律，就东西南北地走了。有家有口的回去都说做买卖回来过年。也有的三五一伙上山，到木把的木营（木场）子里去过冬。因山场官兵警察少，呆起来消停。还有的到好朋友家去。过去有句俗话，“谁还没个三亲六故的”，他们都能找到安身的地方。
猫冬，对土匪来说，也是享受的季节。腰里有钱，他们不用出生入死去打仗、去砸窑了。有的光棍去找相好的女人，这类女人也叫“靠人的”。她们一般都有丈夫，往往是小买卖人，隔三差五的不回来；也有的好耍钱弄鬼，跳大神，唱小戏，打哈拉巴要饭的，老婆和土匪勾搭他们也不在乎；还有的去找“海台子”（暗娼），还有的去“拉帮套”。
“拉帮套”，就是一个女人两个丈夫，一个公开的，另一个没有手续，但村里和女人都认可，连她的合法丈夫也认可。土匪猫冬时去拉帮套，这在本世纪初的东北是屡见不鲜的。拉帮套女人的前一个丈夫，往往腿脚不好，也有的干脆是个残疾人。有时两个丈夫住在同一个炕上，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有的住在别处，晚上来。这时，拉帮套的往往先敲敲窗户，说：“上灯花来了（说好晚上来）！”
女人对自己的丈夫说：“里码人。”
丈夫往往说：“何若呢！挺吊累的！”
女人这时去开门。
一般的情况下是住在一块，每天帮干活。
第二年春天，绺子快“落局”（返回）了。女人像打发出远门的丈夫似的，给他收拾好穿戴，倚在门口，送他远行，说：“天一杀冷，你麻溜回来！”
猫冬的土匪，还有专门组织赌局的，也有放赌抽红的，在东北的民间叫“押会”。“押会”是东北民间规模最大的赌博。也有看小牌的，玩一冬天。也有的土匪在猫冬时“掉了脚”（被警察局查出，抓起来了）。掉脚的土匪多是有人告密，也有的是酒后失言，落于官兵之手。
那些无家可归也无相好处可去的土匪，在猫冬期间往往在“车店”落脚。
车店在东北星罗棋布，这些店是展示东北民间文化的窗口。而车店与土匪、马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所说的店，就是收留过往行人的旅店、客店。当年，中国北方的店在两种地域最多最盛。一种是人家密集的小镇，人口繁杂，交通方便，各方面人经常来做买卖的地方；一种是人烟稀少，但又是车马必经的交通要道口。这两类店，马贼是经常出入的，因为“店”是马贼维系经济生活之地。
从前，东北民间最多的就是江湖小店。这些小店收容走南闯北的生意人。每当生意人一来，小店负责给他们介绍“买主”。你是说书的，店里给你介绍演出场地，少伴奏的还给你找吹鼓手；你是卖药的，店里给你拉有病的；你要打官司告状，还有人给你代书起草“呈子”。真是应有尽有，要啥来啥，于是散员人客喜欢到此地投宿。而马贼和土匪往往看中这样的江湖小店。
马贼来这样的小店，往往是“扎扎眼”（探听一下财路），来的人往往是探子。这样的人能说会道，而且啥手艺都会，店主问也不出漏洞。
如一九二六年初，东山里土匪天龙的军师派他的探子“古楼子”下山，探听老二哥的去向，古楼子就是装作剃头的手艺人，混进蚂蚁河子镇“悦来客栈”的。掌柜的看不出他的来历。剃头铺掌柜的也不知他的来头。于是，他硬是从南来北往的杂人散客中探出了老二哥的地址，摸清了他的活动规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率领人马，摸进老二哥的秘密住处。
一进屋，老二哥还在发愣，说：“你不是刘海剃头铺的伙计吗？”
古楼子说：“你再好好看看！”
老二哥一看，他腰上露出枪尾的红缨，说：“你是谁？”
古楼子说：“我是我！”
老二哥一听，这是盘行语，就是：“压着腕！”
古楼子说：“闭着火！”
于是，古楼子哈哈大笑。一摆手，天龙带着人马闯了进来，活活地把老二哥给生擒了。
这样的事，相当多。都是通过小店作隐蔽，才完成使命的。还有的专门偷听老客谈论各大户人家的私财，以便绑票要价。
在这样的店里混迹、安全可靠。有时兵和警来搜，也问不出破绽来，而且，店主不知身份，也往往出面保护他们。即使出了事，因这类店处于人多交通方便之地，转身便可以溜掉。
第二类店，就是交通不方便之地的店，常常也是马贼们的栖身之所。
这类店，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往往一到年节临近，来往的人客少了，车和马队也断迹了，于是“猫冬”的土匪们就来了。
马贼和土匪们在这样的店里栖身是十分安心的。因这样的店的掌柜往往神通广大，如果没有“靠人”的（背后有亲戚朋友是干事的）他也不敢在没人的地方开这种店。所以一入冬，一来这样的人，他也就知道他们是干啥买卖的。
这样人一来，掌柜的打眼一看，就知道。于是问：“来了？”
对方说：“来了！在你这儿过年。”
掌柜的忙说：“炕头给你老留着！走！来枝草卷，台上拐着！”
对方也乐了，连喊够交。
东北天寒地冻，山高路远，人烟稀少，有许多店一入冬，就是老太太的奶子——干闲了。所以，开店的不管你是干啥的，一律收留。只要一听是来过年来了，就啥都明白了。
入冬来这样店里的土匪马贼，往往真是那种平原地带的绺子，冬秋青沙帐倒了，伙子先散了，只好找这样的小店，猫上一冬，来年春起再集绺码人。
土匪和这些店，好得像一家人。
店掌柜的为了收留住他们，往往也拿他们当自家人待，吃饭就和掌柜的一家人上一张桌子，不给他单炒另做。如果来生人遇上盘问，就说这是孩子他老舅。
把土匪马贼说成是孩子他老舅，也是为了稳住这些贼人。因老冬漫长，土匪马贼在店里呆烦了，就想找个女相好的，往往对店家的女人或掌柜的姑娘起歹心。这时，掌柜的往往劝他“他老舅，你能下得去手吗？”
有时就劝住了土匪们。
但有时，土匪们不干，非得要“压红窑”（找个女人陪着），有的干脆管掌柜的叫“老丈人”，硬性成婚。
当然，也有的店家顺水推舟，成全好事，其实是图希马贼们身上的金银财宝。
土匪马贼们住这类店，他们自己称为“住花店”“猫花冬”，他们把住这种店当成是一种消遣。因为他们走南闯北，南征北战了一春一夏，怀里揣了大把的钱，就等着冬天来住这样的店，过上一过人的日子，享受一下人间的婚爱生活。
有许多动人浪漫的故事和传说就产生在东北的车店里，这往往是他们和店家女结了良缘，过了一冬的美妙生活。开春一走，难舍难分。于是，就有店家女和马贼一起出走，投奔山绺的。
土匪和马贼，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同东北的店铺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到开春一走了之，扔下孩子老婆，到冬天再回来，形成了北方的一种独特的婚姻形态——季节婚。
季节婚是典当婚的变种，往往是这个土匪马贼走了，到冬天那个人又来了，还找这个女人。一来二去，这一个女人属于众多的男人，而且是土匪马贼们的人。到这些人一走，女人就开始守活寡，守不住的，就当了暗娼。因此几乎人人知道，关东地面上的店家女人，很少有人不是“季节婚”的。
除此而外，这类小店，往往也干花柳买卖，给来猫冬的土匪马贼拉皮条。东北的山林老狱，正经本分的乡下人谁也不干这勾当，可是穷困，也使一些地方有了“笑贫不笑娼”的习俗。于是，一些过不下去日子的人家，特别是那些家里的男人岁数大，或没手艺，光靠种地养活不了家小的人家，或者男人有残疾，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在女人的肩上的人家，店主看准了这样的居户，每当土匪和马贼来到这样的小店，他们往往给穿针引线，使她们喜结红缘，这又形成了一对一对的“季节婚”，店主从中渔利。
东北的车客店，就这样与土匪马贼不可分割，所以在匪规中规定，车客店不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