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物质越来越发达,人类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越来越不幸福?

原标题:幸福,为何成了现代人的稀缺品《幸福地理学∶ 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美]埃里克·韦纳

田亚曼



商务印书馆出版《非物∶ 生活世界的变革》[德]韩炳哲

谢晓川
译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幻象》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

符夏怡
译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共情时代》 [荷]弗朗斯·德瓦尔

刘旸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幸福与德性∶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十讲》
陈斯一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残酷的乐观主义》[美]劳伦·贝兰特

吴昊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幸福地理学∶ 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美]埃里克·韦纳 著 田亚曼 孙 玮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上哪里最幸福?”面对这样的提问,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提问的人疯了,要么是灌多了鸡汤。首先,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认识不同,很难求得最大公约数。如果连幸福是什么都说不清,你究竟在找啥?其次,幸福能衡量吗?“4大于3”意味着4包含着3,可我们能说“我的幸福大于你的幸福”吗?“我的幸福”能包含“你的幸福”吗?然而,即使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他们也都思考过幸福,都在用幸福指引生活。幸福是无法回避的议题,注定与你相关。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相比于前人,现代人更富裕了,却为什么觉得更不幸福了?世上真有幸福吗?是传说,还是一种可能?埃里克·韦纳就是问出“世界上哪里最幸福”的那个人,他为此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旅行,《幸福地理学》便是他的旅行日记,其中所呈现出的幸福的多样性,如万花筒般绚烂。对荷兰人来说,幸福就是宽容。荷兰屡破禁忌,大麻、安乐死、赌博业等,均在荷兰最早合法化,而荷兰的犯罪率又奇低——荷兰人似乎相信,经历一切,幸福自明。可埃里克·韦纳却发现:“宽容很容易让人变得冷漠,一点都不好玩儿。”瑞士人的幸福指数全球排名最高,但他们更乏味,瑞士人不关心邻居是谁,只相信制度,遇到问题便开会,对规则略作修改,便心安理得……难怪瑞士长期和平,瑞士人能把战争也变得无聊。贫穷的国家不丹以国民幸福指数(GNH)而闻名,但见过世面的不丹人激烈批评现状,认为大多数不丹人并不幸福,而是无知——他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生活。埃里克·韦纳反问道:也许,不会操控飞机,我们才觉得它安全——这不是好事吗?在世界最富裕的卡塔尔,男人一结婚,政府便会给他一块土地和一笔无息贷款,每月另有7000美元津贴。在卡塔尔,所有不方便和烦恼的可能都被消除了,可卡塔尔人却觉得,世上压根没有幸福这回事。迅速富裕让卡塔尔人有了奇怪的自尊和焦虑,他们建起无数地标建筑,却无超市、商场、小卖店。卡塔尔人都有仆人,买东西是仆人的事,没人在乎他们是否方便。至于摩尔多瓦,这个从前苏联分出来的小国是欧洲最穷国,人人都觉得自己不幸福,最流行的口头禅是“不是我的问题”。摩尔多瓦缺乏共同的方向、历史、传统和美食,独立后反而陷入迷茫中。埃里克·韦纳邂逅了一位前苏联老太太,一杯劣质伏特加就让她幸福,她兴奋地说“feevty-feevty”(五五开,老人的英语有口音),她以此评价一切。离开摩尔多瓦很久,一次埃里克·韦纳在解释什么是幸福时,竟冲口而出:“feevty-feevty。”书中还精描了泰国人、印度人、英国人、美国人、冰岛人的幸福观,作者呈现了巨大的悲悯:幸福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一片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但人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建构它。也许,能否幸福是伪问题,不同的人们如何编造幸福,才是真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而为人,我们注定破解不了幸福之谜,但看尽人间风景,拍遍异域栏杆,也是一种幸福。以《幸福地理学》为接引,知天地之大;以《幸福地理学》为导游图,知精神世界之辽阔。“非物”夺走了我们的幸福感与古人相比,现代人更富裕了,却觉得更不幸福了。问题出在哪里?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非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正在崩溃。古往今来,物质都是冰冷的、确定的,它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参照系。通过物质的变旧,我们有了时间感。老箱子、旧工具、故居等,让我们依恋。然而,消费时代来了,老物件不等变旧,已被淘汰出局。记不起几年前买的衣服,想不起前年用的手机款式……物质不再坚固,它们已被信息化,我们更多关注它的品牌、款式、造型、功能参数,而非本身,如今物质已成了“非物”。在此影响下,现代人越来越不善于和物质打交道,不善于从物质中获得启迪。100年前,环境描写、景物描写等是严肃文学的必修课,物质在写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可在今天,已少有小说家再这么写。物质被模糊处理了,人成了主角,细微的心理变化成了审美主角,相同的人类变得天差地别,共情越来越难。于是,不再有普遍人性,不再有永恒真理。英雄主义、高尚、肉身成圣之类,都被扔进文学的垃圾堆。随着“超越界”的一切都被视为谎言,幸福也丧失了立身根本。毕竟,谁也拿不出幸福的证据,那么,幸福也就不存在。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最大的借口不就是为了幸福吗?我们正被自己创造的一切所否定。跋涉之后,地图已丢失——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无奈地看着我们的灵魂,日渐被“非物”所蚕食。像许多后现代批评一样,本书振聋发聩,却无解决方案。也许在韩炳哲看来,解决方案本身就是“非物”,但如何让批评不变成高级牢骚?本书无答案。警惕“伪事件”的侵袭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幻象》从另一个角度破解“幸福感为何消失”之问,本书作为传播学名著,似应更早引入。《幻象》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困境:“伪事件”泛滥。布尔斯廷用一个案例来解释“伪事件”。一家旅馆经营不善,是该降价呢,还是该提高服务质量?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办旅馆成立30周年庆。其实,这家旅馆可能还不到30周年,且口碑一直不佳,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编造的新闻,吸引用户的关注,达到宣传自己、扭转业绩的目标。这被美称为“策划”。现代人对新闻的需求太大,可哪有那么多新闻发生?于是,“策划”成了传媒的基本功。在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就是标准的“伪事件”——它与生活不直接相关,结果可操控,只是一次集体表演……可所有媒体都煞有介事,将它渲染得充满悬念,还搞出各种“科学”的民调。本书指出,这些民调可怕的地方不是偶尔不准,而是经常准确,这证明了,人类的观念、认知、情感可以被操控,伪科学足以绑架我们。“伪事件”不只在传媒,它已深入生活。比如现代旅行,即是标准的“伪事件”,不用尝试跋涉之苦,体验来自付费购买,我们却误以为有了新收获。再如职业体育比赛,狂欢之后,谁会真的参与运动?“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却以为它们是真实的,于是,现代人不再追求幸福,而是向往快乐;不再追寻名望,转去修饰形象……可生活在虚假中,怎会有幸福感?当我们感到不幸福时,是不是也该自问:你眼前的这一切,是否真实?进化论证明,人人可得幸福弗朗斯·德瓦尔是一位生物学家,《共情时代》关注的却是社会议题。曾几何时,我们已接受了这样的“常识”:人是自私的,应毫无顾忌地为个人利益去奋斗,确保自己在竞争中胜出,这有利于人类整体进化。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曾说:节约是个人美德,却对整个星球无益。康德也认为,怜悯之情固然美好,却与道德生活无关。安·兰德则更极端地表述为:你生命中道德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幸福。种种说法,都披上进化论的外衣,却无实证,只是想当然。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所有这些论点都建立在自己编造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本身漏洞百出。本书罗列了大量观察报告,证明即使在充满暴力的黑猩猩世界中,合作、分享等都是常态,在进化中,竞争与合作都在发挥作用,只是人们只强调前者。这是因为,500年前,贵族不会因他与平民的身份不平等而焦虑,他的贵族血缘给了他合法性。资本崛起后,一批富人成了“新贵族”,他们没有血缘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强调世界本质是“弱肉强食”,这样就不用对穷人的苦难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是竞争中的胜者,理应享受奢侈生活。然而,被富人们改造的进化论是典型的伪科学,从进化角度看,人类离不开交流与合作。一个极端例证是,罗马尼亚曾将上千名婴儿送进“情感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单独成长,不会被温情所“腐蚀”。当人们重新关注这些孩子时,发现他们不会哭笑,终日像胎儿那样缩成一团,他们也不会玩耍,给他们新玩具,他们会猛地向墙边掷去……事实证明,共情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它比理性、思考等更能决定人之为人,我们生来就不自私和暴力。这意味着,作为心存善念、喜欢沟通的物种,人人都能获得幸福,这是进化赐予我们的礼物。(读者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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