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二女儿现在多少岁了

王桂峰饰演的青年焦裕禄

凤凰网娱乐讯 王桂峰在参加焦裕禄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幸见到了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令王桂峰没有想到的是焦守云阿姨见到王桂峰的第一句话是说“刘北上”,后来才得知焦守云阿姨是看过了电视剧后被王桂峰所扮演的刘北上一角所打动,同意由王桂峰来饰演青年时期的焦裕禄,王桂峰表示一定不辜负焦守云阿姨的希望把最苦难青年时期的焦裕禄出色的完成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时,提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并要求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镜子照照自己。

  焦裕禄的家风,是焦裕禄精神在家庭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

  一碗饭、一壶水也不能忽视

  在日常生活中,焦裕禄对妻子和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对妻子说,不能收受别人的任何东西,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焦家子女多,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也很紧张,焦家午饭几乎固定是一锅普普通通的面条,加上窝窝头或红薯。有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妻子给他端来一碗大米饭,上面还拌了点儿红糖,亮晶晶的大米饭很是诱人。当时兰考不产大米,粮食供应中70%是粗粮,剩下的给一点儿白面,哪里会有大米啊?他问妻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

  焦裕禄给每个孩子的碗里拨了一筷子米饭,端着还剩下大半碗米的碗,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泡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

  焦裕禄不仅自己不搞特殊,还时常通过生活上的小事教育家人起到带头作用。刚到兰考工作时,焦裕禄的妻子和儿女都跟着他住在县委大院。有一次,他看到妻子到县委食堂提了一壶开水,就把妻子严肃地批评了一顿。焦裕禄说:“这个开水,你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但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一壶开水事小,但这使他意识到,干部家属住在县委大院可能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经他提议,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了出去。

  “看白戏”看出的“十不准”

  焦裕禄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焦国庆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咚锵响,他好奇地赶过去,很想进去看戏。可是,焦国庆没有钱买票,只好在门口探个小脑袋挤来挤去,检票员看到他磨磨蹭蹭不走,问他是谁,当检票员得知他是焦裕禄的孩子,就放他进去白看了一场戏。看完戏回到家,焦裕禄问儿子:“别的孩子都早早睡了,你那么晚回来,干吗去了?”焦国庆承认看戏去了。“那你哪来钱买的票?”“没买票。”“没买票怎么进去了?”当焦国庆把经过复述完,焦裕禄大为生气,对儿子说道:“你不买票去看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是乱了套?”

  焦裕禄第二天带着焦国庆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这一去,焦裕禄发现了新问题,原来剧场一直把前三排的座位空着不卖票,说是留给县里领导的,其中第三排最中间的位置就是留给他的。这件事让焦裕禄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就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制定了《干部十不准》,包括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赌博;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等等。

  《干部十不准》中的每一个“不准”,都是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的约束和批评。焦裕禄从匡正家风,到带领干部树立良好的工作、生活作风,处处体现着他对党的宗旨的切实践行。

  书记的女儿也不能高人一等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成了待业青年。县委书记的女儿在家待业,自然引起了一些单位的关注。那时候教育普及程度低,初中毕业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这些单位提供的岗位从县委干事到学校老师,从打字员到话务员,都是很体面的工作,焦守凤觉得这些单位都挺好,但父亲却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干部子女不能去好单位,这是他当了县委书记后给县里干部定的规矩,自己必须带头遵守。结果,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县食品厂,这个食品厂实际就是个酱菜厂。焦裕禄亲自送女儿到厂里报到,不是为了让厂领导照顾自己的女儿,而是为了叮嘱厂领导:“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给她安排轻便活,要和其他进厂的工人一样对待。”

  食品厂的一个重头产品是腌咸菜。秋天萝卜上市的时候,焦守凤一天要切上一千多斤萝卜,到下班时,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比切萝卜更难受的是切辣椒,刚开始,她一天切几百斤辣椒,手上都会被辣椒汁烧出泡来,晚上疼得难以入睡,就打一盆冷水,把手放里面浸上一会,才能缓解一点痛感。那时候,焦守凤的心中对父亲很有意见,觉得父亲对自己不公平。焦裕禄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啊!”

  腌咸菜还不是最难的,最让焦守凤难以接受的是卖酱菜。厂里的酱菜都是要工人自己挑着挑子走街串巷吆喝着卖的,一个刚出校门的十几岁小姑娘,挑着个咸菜挑子沿街叫卖,确实难以开口,更何况时不时还会遇到同学、朋友等熟人,更觉得难为情。有一天,焦裕禄对女儿说:“今天爸爸事不多,带你去卖酱菜吧。”他带着女儿,挑着酱菜挑子,沿着街巷,边走边吆喝,还教女儿怎么挑挑子不磨肩,怎么吆喝才能吸引顾客注意,好把货快点卖出去。就这样边走边说,女儿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一个小工人,什么都不是,还这么爱面子,爸爸是一个县委书记,他就没有面子了?他怎么能吆喝起来呀?这样一想,她就对爸爸说:“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闹了,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焦裕禄病重住院后,焦守凤去郑州的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手表交给她,有些歉疚地说:“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焦裕禄病逝后遗体运回兰考安葬。那天,整个兰考县城万人空巷,街道两边挂满挽联,兰考人民无限悲痛,自发为他送葬,争着要再看焦书记一眼,从火车站到墓地不到1500米,运棺木的车子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焦守凤,她最终明白了为什么兰考人民对父亲有这么深厚的感情,那是因为父亲一生清廉,从来不搞特权,始终和兰考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那以后,父亲当年对她说的那句话——“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时时回荡在她的耳边,成为她一直坚守的家规。

  50多年来,焦守凤一次也没利用父亲的名头搞过特殊,单位两次分房子,她都态度鲜明地表示不要。她说:“晚上回来能有张床睡觉,那就是好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条件。”当待业的女儿希望母亲帮自己托关系找工作,她像父亲当年一样断然拒绝。

  焦裕禄共有6个子女,他们遵照父亲遗嘱,“任何时候都不向政府要补助、要照顾,不搞特殊化”。长女焦守凤、长子焦国庆、次女焦守云分别从开封市总工会、开封市地税局和郑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退休;三女焦守军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两次参战,多次荣立战功;次子焦跃进当过知青,一步步从基层做起,现在是开封市政协主席;三子焦保钢因工作积劳成疾而去世。他的孩子们说:“爸爸既是精神财富,也是一种压力在鞭策,决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虽然离开我们50年了,但他的事迹永远为人们传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调研时深情指出,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编者按:家风关系党风、连着政风、影响民风。为持续深化家风建设,擦亮“淄博好家风”品牌,市纪委监委会同市妇联在网站、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发布“打卡家风馆”短片以及我市部分党员干部优秀家风故事和廉洁家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家风建设,树牢“廉洁从家出发”理念,带头育家风、倡廉风、树新风,以勤廉家风推动党风政风社风向上向善。

父亲焦裕禄留给我们的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父亲焦裕禄留下的家风非常赞赏。2014年他到兰考考察的时候,连我们家过去的家风小故事都能娓娓道来。

我向总书记汇报说,请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父亲留下的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总书记不断地点头,重复了两遍“家风”、“家风”。

县委书记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一向反对不劳而获。所以,他留给我们的家风主要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靠自己的能力活着,有力气就靠力气活着,有才艺就靠才艺活着,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离开尉氏县到兰考报到的时候,还欠尉氏县137元钱。当时他还不上,到了兰考后才从自己的工资里攒够了还给尉氏县。可以想象,我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多么拮据。

父亲到兰考一个月以后,县委出了一个福利救济名单,上面有他的名字。可能这是多年来的惯例,县里的领导同志都要享受一下这一福利。父亲打破了这种惯例,他找到机关党支部书记,问享受国家救济的条件是什么?书记答:有三条,家住在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父亲说,我家不在灾区,本人也没有申请,为什么我在名单里?他表示,给我的救济款,我一分钱也不要。他这样一说,县委机关有十名干部当场也表示,不要救济款。他不要救济款可以,但组织上知道我们家孩子多,冬天正是棉花紧缺的时候,就分给了我们家3斤棉花票。母亲徐俊雅拿到棉花票很欢喜,都在心里做好了打算:给大的做件棉袄,给老二做件棉裤,我们家的被子也烂了个窟窿,又想套一床棉被。如果能剩下一两半两棉花,就纺线给父亲织一双棉袜子。而父亲回到家里就问起了棉花票的事情,让母亲将棉花票立即退了回去。

父亲接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母亲的哥哥、嫂子和她说了好几次,想让父亲给他们的儿子新太在县委谋个通信员的工作。因为新太有文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一直不敢向父亲提起,直到哥哥、嫂子催得急了,才找了一个机会委婉地向父亲说起此事。父亲不等母亲说完,就回绝了,他说:“我是县委书记,不能违反国家政策,随便安排人。”

我大姐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母亲想让她在县委大院当个打字员,但父亲不同意。听说县委书记的女儿初中毕业了要找工作,学校想请大姐当老师,邮电局长说局里缺个话务员……各种好消息都有,但都被父亲拒绝了。他认为大姐如果干这些工作,会沾染上厌恶劳动的不良思想,便让她在县里的食品加工厂当了临时工。父亲还对厂长说:“要把她分配到酱菜组,这对于改掉她怕脏、怕累的毛病有好处。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对她要求不严了。”为此大姐哭过闹过罢工过。有一天,父亲对她说:“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卖酱油吧。我爷爷开过油坊,我小的时候,也走街串巷卖过油,我来告诉你怎么喊能把酱油更快卖出去,怎么挑担子更省劲。”刚开始,大姐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可后来,她觉得父亲是县委书记,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就说:“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闹了。”

父亲是一个吃过各种苦头的人,他认为所有吃过的苦都没有白吃。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一个优秀的人。再则,大姐是家里的长女,也希望她能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

父亲去世后,大姐在《我的爸爸焦裕禄》一文中曾写道:我在上学期间,爸爸除了给我伙食费以外,几乎不给我一点零花钱。1963年,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啦,冬天还穿着我9岁上小学时家里给我做的一件花布大衣。刚做的时候长得拖到了脚跟,穿到我上初三,就只够半腰了,那上面已经补上了好多补丁。有个同学说我:“你爸爸还是县委书记哩,也不给你做件新衣裳。”我想,也是。春节放假,我就找爸爸要求说:“人家都说你是县委书记哩,还叫我穿这件破大衣。你也不怕丢人。”爸爸笑了笑,指着他身上的补丁衣服对我说:“你看我这县委书记穿的是啥衣服?这丢啥人!”爸爸看我低下头不吭声,就进一步开导我:“你知道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丢人呢!艰苦朴素,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他还说,“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穿得再好,不劳动就不好”。听了爸爸的话,我就把那件大衣改成了小棉袄。后来袄袖破得实在不能穿了,我又换了两个袖子继续穿。

灾荒之年,即使是县委书记的家里,全年也吃不上纯白面的馒头。一次,父亲发现我们不想吃粗粮馍馍,而扔在地上,就抱着我们边在火炉旁烤火,边给我们讲乡村百姓吃了红薯干吃野菜,根本吃不上粗粮,并将扔到地上的粗粮馍馍烤热,和我们一起分着吃了。一边吃,一边教我们唱:“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

父亲爱我们,他经常胳膊上抱一个,背上背一个,在院里和我们玩游戏。但他既是慈父又是严父。

父亲逝世后家里常常陷入窘境

对自己的疾病,父亲像是有预感一样。1964年春节,多年不回老家的他,请假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山东博山县北崮山老家,带着六个孩子给爷爷上坟,那天正好下大雪。

他还骑着自行车在村庄的周围转了一大圈,似乎是向自己的故乡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春节过后,他回到兰考没有多久,便病倒了。

有一天,父亲清醒过来,给正在难过的母亲留了遗言:“万一我有啥事,你的担子很重啊。你不能倒下去,家里还有孩子,还有两个老人。你要教育好孩子……”

埋葬父亲的时候,母亲肝胆欲碎,几次往父亲的棺木上撞,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过后,母亲对我们说:“要不是为了你爸的临终嘱托,我就随他去了。”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六个孩子,日子便不好过了。那些年,我看到母亲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父亲的遗像流眼泪。

小时候,我们都捡过煤核,在外面看到柴火也捡回家烧。我哥我姐放假了没事,就去帮人家铲煤。哥哥那时13岁,个子高,铲煤一天挣几毛钱拿回家都交给母亲。

有一次,母亲上街去买鸡蛋,付了10元钱,卖鸡蛋的让她看着篮子,说是去旁边的商店换零钱,然后再找给她,谁知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母亲为此哭了几回。10元钱,在当时可是我们全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父亲去世以后的头几年,母亲没有给我们添过一件新衣裳。哥哥焦国庆长得快,母亲就将父亲的衣裳改了给他穿。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的时候,我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衣裳。

我的母亲徐俊雅是焦家家风最重要的传承人。父亲去世时,她才三十几岁,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六人抚养成人。实际上,母亲是替父亲在活着。对几个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她告诫我们,可以不给焦裕禄这个名字争光,但不能抹黑。

母亲也是做过县政府领导的人,但她说,不能因为是焦裕禄的爱人而为自己谋半点私利。我们兄妹几个人的工作,她都没有动用过关系,她唯一过问工作的只有张继焦。张继焦是被父亲救活的农民的儿子,母亲对他的感情很朴素,就是觉得,父亲走后,抚养教育这孩子就是她的责任。母亲临终前专门留了遗嘱:自己的积蓄一共几万元钱,分成七份,六个孩子一人一份。张继焦这个老七,也分到相同的一份。

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父亲如高山,他高尚的情操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进取;母亲如大海,她无私的母爱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岁月。

我们想念您,亲爱的父亲

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力争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老大焦守凤从开封市总工会退休,有三个子女,大儿子早逝,另外一子一女在开封市从事普通工作,其中儿子和女儿都曾下岗待业多年;老二焦国庆从开封市地税局退休,女儿焦楠在开封市某区审计局工作;老三焦守云从郑州科技情报研究所退休,儿子余音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老四焦守军从成都军区档案馆退休,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老五焦跃进现任开封市政协主席,有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北京、上海打工;老六焦保钢于2013年病逝,儿子焦威在郑州市公安局工作,女儿焦力在部队当兵。

2014年5月14日是父亲逝世50周年的祭日,我代表焦家的儿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如今的焦家已经四世同堂,是一个27人的大家庭,这个家庭温暖幸福。您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您的儿女们是多么想念您啊!

母亲2005年带着劳累走了,我们没有挽留住她去寻找您的脚步。您去世的时候母亲还那么年轻,40年的辛苦和劳累伴随了她大半辈子。我们六个子女让她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累,长大后的我们却怎么也弥补不了她对我们的付出。

您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我们最怕过春节,也最怕清明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母亲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大年初一给我们下完饺子后,她却不吃不喝地躺上一整天。我们心里清楚,母亲是在想念您啊!每到清明节,母亲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您扫墓,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您的墓前,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

您去世后,我们一直记得您临终前的嘱托,日子再苦再难也没有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您的六个孩子,如今最小的也人到中年了。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记住您的教诲,靠自己本事生活。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可以无愧地对您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今天,是您的50周年祭日,这50年来,我们对您的追思常常泪湿衣衫。每每回想起童年记忆中的您,以及您和母亲之间的那种挚爱深情,总会在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

如果您活着,您也一定对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喜不自禁,酷爱唱歌的您一定会指挥我们一家近30口人一起高唱《黄河大合唱》。我们也会把工作生活的事情常说给您听听。

如果您活着,您也会为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关心而倍感欣慰。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兰考,参观了您生活、工作的地方,还与我们围坐在一起,亲切地询问着我们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总书记说,见到我们很高兴、很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家里人一样。

如果您活着,您一定不会离开兰考。您太爱兰考这片土地了,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您都用脚丈量过。现在您所牵挂的这片土地也变得富饶美丽,您爱兰考的乡亲,他们一定会像走亲戚一样来看您……

可是您走了,已经走了很久了。但我们知道您没有走远,没有走出兰考。或许您太累了,躺在兰考温暖而柔软的沙丘上歇息。白色的大理石棺柩没有隔断我们,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您的影子。

我们想念您,亲爱的父亲!

父亲去世50多年来,所有普通人家遇到的生活难题,我们都遇到了。但是,无论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要守护好父亲的英名,这既是焦家家风的要求,也是我们焦家儿女必须恪守的底线。

(焦守云为焦裕禄二女儿,本文由赵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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